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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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档案証実:細菌戦是日軍侵略拡張的重大戦略之一」

2016年02月29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news.zynews.com/2014-01/11/content_9022824.htm
http://news.zynews.com/2014-01/11/content_902282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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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zynews.com/2014-01/11/content_9022824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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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zynews.com/2014-01/11/content_9022824_6.htm
http://news.zynews.com/2014-01/11/content_9022824_7.htm
「新华网」  2014-01-11 08:52:46
■“731”档案证实:细菌战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
  新华网长春1月10日电记者从吉林省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最新整理发掘的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中有大量“731”部队的内容,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占领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残酷暴行,证实“731”等18个细菌部队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
  这部分档案形成于1936年到1945年5月,包括81卷、400余件纸质档案和70余盘声像档案。内容包括“731”部队在新京(长春)、农安进行“防疫”(细菌战代称)活动、关东宪兵队向“731”部队实施“特别移送”,以及石井四郎的活动记录。
  根据档案记载,1937年8月9日东安宪兵队司令部在一份报告书中指出,今后凡涉及细菌战的一律用匿称“细防”,即“细菌防疫”。吉林省档案馆“731”等细菌部队课题组负责人高伟表示,使用匿称的做法也解释了近年来在公开的档案中为何很难找到日军细菌战相关资料。
  在另外77卷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中记载,被关东宪兵队申请或指令“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员共计372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苏联、朝鲜等地的被移送人员。高伟介绍,所谓“特别移送”就是日军将“没有利用价值”的犯人交给“731”等细菌部队,用作试验。资料显示,其中多数人被用于细菌研制。
  档案中还记载了当时关东军总动员下达捕鼠指令的情况。据载,当时关东军发放给市民捕鼠笼2万个,捕鼠任务活鼠45万只,受理活鼠9万只,并根据捕鼠的多少给予一定的奖励。日军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石井四郎曾多次参加“防疫”会议。高伟介绍,如此大量捉捕活鼠并非真正“灭鼠”,其真实用途是进行鼠疫研制。
  “我们通过对日军遍布占领区的18个师团、数百个和研制细菌相关部门设置的起始时间研究,发现日军每攻占一个区域便设置一个细菌部队。”高伟介绍,多个档案已经证实,“731”等18个细菌部队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表示,除了这些纸质档案外,原“731”队员和被特移亲属口述为内容的声像档案,也从不同方面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罪行。(记者宗巍、刘硕、刘秀玲)


【相片】这是翻拍的伪满洲国民生部保健司派员参加1940年11月吉林省农安县鼠疫“防疫”活动照片(1月7日摄)。
【相片】这是翻拍的1940年11月吉林省农安县鼠疫“防疫”活动中关东军鼠疫防疫队集合的照片(1月7日摄)。
【相片】这是翻拍的被冠以苏谍罪名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赵成瑞正面像和侧面像(1月7日摄)。
【相片】这是新京宪兵队向“731”“特别移送”苏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1月7日摄)。
【相片】这是1940年“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对策的主要事项(1月7日摄)。
【相片】这是翻拍的1940年11月吉林省农安县鼠疫“防疫”活动照片(1月7日摄)。
【相片】这是翻拍的1940年11月吉林省农安县鼠疫“防疫”活动中鼠疫患者腿部溃烂的照片(1月7日摄)。

  记者从吉林省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最新整理发掘的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中有大量“731”部队的内容,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占领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残酷暴行,证实“731”等18个细菌部队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  新华社记者王昊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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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人员确认1546名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身份」

2016年02月28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15/c_1112095220.htm
「新华网」 2014年8月15日 14:43:41
■我国研究人员确认1546名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身份
  新华网哈尔滨8月15日电(记者王建)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调查,我国研究人员最近确认:日军侵华战争时期,被日本宪兵队输送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1546人的身份,从职业来看有农民、劳工、马车夫等。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这一数据是研究人员在经过大量查阅各地档案馆馆藏日伪档案和相关史料记载后确认的。其中包括23名苏联人和6名朝鲜人。
  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曾供述,1939年至1945年间,每年至少有500人在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本部被用于人体实验而受害。
  据金成民介绍,这些受害者都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间谍名义抓捕的,主要是抗日军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志士。“公布受害者身份的主要目的,一方面表达对受害者的缅怀,一方面收集更多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家属的信息,更好地揭露侵华日军反人道暴行。”金成民说。
  据悉,在这1546名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中,居住在原鸥浦县齐扎街的姜荣泉是唯一成功的逃脱者。金成民说,1941年12月30日,侵华日军孙吴宪兵队押送姜荣泉去哈尔滨,在输送途中由于侵华日军宪兵睡着,姜荣泉得以成功逃脱。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之一,1932年在哈尔滨设立了研究中心,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蒙古战俘和中国平民在这里被用于人体细菌和毒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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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活体实验最直接证据 1463人被“特别移送”残忍杀害」

2016年02月27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special.dbw.cn/system/2005/08/03/050098883.shtml
「东北网」2005-08-03 16:12:34
■“731”活体实验最直接证据 1463人被“特别移送”残忍杀害
  东北网哈尔滨8月2日电 记者从哈尔滨市社科院获悉,“731”问题专家韩晓(已故)、金成民经过近20年的调查寻访,从日文档案中获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特别移送”1463人的直接文件资料,其中318人姓名确凿,资料中包括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受害者至少25人。这是迄今为止能够证实“731”活体实验这一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这些日文档案显示,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包括地下情报工作者、八路军、抗联将士等,他们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坚贞不屈,被认定为“顽固地怀有反日情绪”、“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因此被移送到第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1463人无一生还。
  据“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介绍,“特别移送”满足了第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材料需要,是其进行人体试验的关键环节。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密谋,出台了“特别移送”58号命令。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机密,其相关资料绝大多数被销毁。
  据悉,近二十年来,韩晓、金成民查阅各地档案馆大量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及日伪档案资料,陆续发现了成批及零散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被移送人员姓名、别名、工作名、原籍、出生地、年龄、职业、住址、活动范围路线、搜集情报对象、受教育程度、人事活动经费来源及使用、被捕地点及时间、被移送至第731部队时间。大多数档案资料均附有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特别移送命令书,上面有司令官签字和宪兵队作战课长及宪兵交接印章,个别案件还有被输送人照片及活动地图。
  作为“新发现、新罪证、新控诉”特别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报全面发布受害者名单(见本文后)。即日起,本报与哈市社科院研究专家开始在国内外寻找受害者家属,为组织开展跨国诉讼做准备。

★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人员名单(注:地点为档案原文)
第一部分  被输送对象姓名或人数被捕和特别输送时间、地点及经过
一、前苏联情报人员(嫌)
  35人,1940年10月至1943年3月,兴安北省地方保安局批捕90人并分别按四种办法处理,
 其中送往石井部队的中国人35名,蒙古族5人
  5人,蒙古,同上
  刘某,1942年5月被大肚子川宪兵分队在佛爷沟煤矿抓捕。
  杨某,1943年10月,在西东安采石场做工时被捕。
  王某,1942年11月,东宁宪兵队得知佛爷沟煤矿工人王某向苏提供情况后命令宫泽曹长
 在东宁街头将其速捕。
  姜巴拉江吉男 蒙古族1944年3月,被满洲里宪兵分队逮捕。
  彭志克达西男 蒙古族同上
  1人,1945年7月,被满洲里宪兵队捕获。
  李某,1943年8月,在日军步兵部队做杂役时被捕。

二、反满抗日分子
  25人,1943年3月至1944年10月,被牡丹江警察局以“无业游民”名义抓捕。
  30人,1942年12月至1943年11月被输送。
  70人—80人,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被新京警察厅输送。
  70人—80人,1941年7月,哈尔滨警护队警备科长渡边奉命派人对运往石井部队的军用
 列车进行警备,车厢里押的七八十人当晚被送至七三一部队。
  1人,1941年11月,大连宪兵队特高课宪兵今中俊雄为查找反对北京某报社论的寄信人,
 根据线索将一名中国人逮捕,后经批准送至七三一部队。
  孙殿(将右偏旁改为“宝”字)1941年11月从三岛化学研究所监狱逃跑时被佳木斯保安局
 特谍班长逮捕。
  1人,1942年6月被图门宪兵分队小林曹长在图门车站逮捕。
  1人,1941年初被哈尔滨宪兵思想对策班关庆军曹押送至七三一部队
  1人,1941年1月,被山神府宪兵分队逮捕。
  1人,1944年4月被讷河宪兵分遣队在讷河车站逮捕。
  张某,35岁汉族,1941年9月,被大连宪兵队逮捕后送至七三一部队。
  390人以上,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90人,1942年10月至1944年8月300多人
  1人,32岁汉族,1941年10月,山神府宪兵分队对拘押的一名中国人进行审讯后送至七三一部队。
  4人1944年2月28日被穆棱宪兵分队逮捕。
  4人1942年7月被平阳镇宪兵分遣队逮捕
  11人1942年8月至1943年11月,被东宁宪兵队及其各分遗队逮捕。
  20人1942年8月,80人被鸡宁宪兵队及所辖各分队、分遣队在平阳镇、八面通、绥阳、
 林口等地被捕,其中20人被送往七三一。
  1人1943年5月,被虎头宪兵分队饶河分遣队逮捕。
  7人1945年5月上旬瑷珲国境警察队逮捕74人,其中与抗日有关的七名人员被特别输送。
  1人1941年4月哈尔滨宪兵队奉命到哈站接收牡丹江宪兵队送来的抗日人员1名
  11人1942年8月—1943年11月,东宁宪兵队各分遣队在东宁、大肚子川、老山、石门子
 等地逮捕,后送至石井部队。
  1人1939年3月,海拉尔宪兵分队警务系高见忠夫上等兵,奉命将在海拉尔市内逮捕的一名
 中国男子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1人1939年7月,孙吴宪兵分队长毛利幸三大尉,根据情报命令在孙吴县逮捕一名从苏联回
 来的中国男子,送至石井部队。
  马文焕等13人汉族1939年10月被奉天宪兵队在沈阳逮捕。
  40人汉族1939年12月至1940年11月,被东安、牡丹江等宪兵队输送。
  13人汉族1939年12月至1941年3月,被虎头、东安、宝清、平阳镇分队输送。
  20人汉族1939年10月至1941年6月,分四次输送。
  李某1940年3月,经东安特务机关长田岛中佐批准被东安省保安局防谍股内勤小林正输送。
  10名,同上。
  计某1942年1月,被老山宪兵分队遣队在老鼠山西村国际运输会社逮捕。
  康永昌1942年8月,被老山宪兵分遣队在老山南村发现逮捕。
  金士啧35 1941年8月,嫩江宪兵分队上等兵弘田利光在嫩江中国旅馆检查时,发现期居住
 证明书为仿造,审讯后送往石井部队
  沈得龙1943年10月中旬被大连宪兵队在大连石逮捕,王跃轩等同时被捕。
  李忠春、王跃轩、王学年,同上。

三、抗联战士(八路军,中国军人)
  2人1937年12月25日,被勃利宪兵分队逮捕。
  2人1939年5月和6月,牡丹江宪兵崛口正雄先后逮捕5名潜入东京城的抗日联军成员,拷问后,2人被特别输送石井部队。

  3人1943年11月,被东安宪兵队饶河分遣队逮捕。
  杨某,1943年7月,八路军在青龙县承宪兵队相遇并交战,八路军杨某被捕后送往七三一。
  被俘中国军人,10人左右,1943年6月日军解除欲投靠八路军的齐子修部队武装,其中10人
 左右被送往七三一。
  90人,1939年8月,宪兵教练队平野中佐指挥部下31人,在山海关接收从河北押来的中国人90名并将他们押送至七三一及分部。

四、中共地下党员(工作者)
  稚宪度1944年3月被新京宪兵分队逮捕。
  冯玉祥佳木斯宪兵队于1938年实行大逮捕,3月15日黎明,田野口曹长指挥在集贤镇将冯等
 五人逮捕,四个半月后,送至七三一。
  刘某同上
  3人同上
  2人同上
  1人1939年5月,在兴隆镇被兴隆派遣队逮捕,后用运战俘的列车押送至七三一。
  1人1940年5月,新京宪兵队特高课小美野义利伍长奉命与菊野广军曹共同将一名中共吉林省委
 委员押至哈尔滨火车站,将其交与石井部队。
  3人,1945年4月,被三河宪兵分遣队逮捕。
  25人,1939年6月,集会时被哈尔滨新市街宪兵分队逮捕

五、情报谍报员
  1人,1943年4月,被汪清宪兵分队在金苍逮捕。
  2人,1944年2月15日被捕
  1人,1944年3月,被孙吴宪兵分队在瑷珲县逮捕。
  1人,1944年4月,与一抗联人员联络时被河宪兵分队发现并逮捕。
  蔡凤春,1938年12月4日,被虎林森铁警护队发现持有假居住证明书后被捕。
  孔庆玉,1939年1月5日,欲到佳木斯建立情报点时被发现持假居住证明书后被捕。
  刘喜山,奉天省,1939年1月14日,持假居住证明书在虎林县被捕
  王勤山,据鸡宁宪兵队管内扣押间谍名册记载,共逮捕39人,其中8人送往石井部队。
  马尚文刘维平、王照X、吴春福、唐永全、尹文生、赵新贵同上
  1人,安东省凤城县1943年1月至5月15日,鸡宁宪兵队各分队共逮捕16名谍报工作者,其中
 二人被特别输送。
  周平,山东省泰安县,同上。
  赵福元,奉天市,1943年2月,与另一人被奉天宪兵队在白塔堡逮捕。
  史顺臣,山东省,同上。
  刘某,1944年8月被饶河宪兵分遣队在饶河街照相馆逮捕。
  1人,1945年1月,探查转移日军部队名称时被日军富锦部队逮捕。
  2人,1945年4、5月间,被勃利宪兵分队发现后被捕。
  1人,1945年3月正在工作时被牡丹江宪兵分队逮捕。
  1人1939年初在牡丹江市侦察军情时被捕。
  1人1943年4月被佳木斯宪兵分队在佳木斯市内逮捕。
  1人1941年6月正发报时被哈尔滨宪兵队防谍班班长高野健三准尉逮捕,并搜出电台一部。
  1人1943年,被佳木斯宪兵分队逮捕。
  1人(朝鲜族)1943年10月,被大连宪兵队在大连市石礁逮捕。
  1人1944年10月,哈尔滨宪兵队在哈尔滨新阳区逮捕。
  3人1939年10月至1940年11月,北安宪兵分队长在北鹤线列车上检查身份证时被发现。
  赵展卿1941年3月,北安宪兵分队在北线301列车上发现其携带苏联发居住证,在通化车站被捕。
  聂冠军1941年4月,被北安宪兵队长逮捕。
  1人女 40汉族同上
  1人1940年1月宝清宪兵分队警务系吉田军曹对其刑讯逼供无效后,送至七三一。
  1人1940年10月被穆棱县八面通宪兵分队逮捕。
  刘相征漠河县,1940年9月被嫩江宪兵分队上等兵弘田利光发现,后被跟踪到嫩江站后由孙吴宪兵队逮捕。

六、国际谍报员
  敬恩瑞(敬子和)1942年夏,被牡丹江宪兵队在宁安县五河林镇逮捕。
  张意忠(张文善)1941年7月16日凌晨,刚发完报,被牡丹江宪兵队在牡丹江市六马路逮捕,
 白天又在牡丹江车站将三名情报员逮捕刑讯后,秋季送到七三一。
  朱之盈、孙朝山、吴展兴同上
  姆琴科1939年在诺门罕战场被俘,刑讯拒不招供后送至七三一。
  柯基姆洛夫(苏联人)1944年6月,被哈尔滨宪兵队在马家沟逮捕。
  情报工作者2人(苏联人)1940年6月,被哈尔滨警察局司法科长按哈尔滨宪兵队的电话要求
 送至七三一。
  叶克塞也夫等2人(被俘苏联军人)1941年6月,被哈尔滨宪兵队押送至七三一。
  8人(苏联人)1941年7月,哈尔滨警察厅司法科逮捕2名苏联人,外事科逮捕6名苏联人,均
 被送到七三一。

七、爱国志士
  1人1943年6月,被富锦宪兵队逮捕。
  6人1944年12月被富锦宪兵队逮捕。
  金安东1943年8月,与王华堂及另外一人在沈阳市郊被奉天宪兵队逮捕。
  王华堂,同上。
  2人1943年12月被富锦宪兵分队押送至七三一。
  100人1943年12月被送往七三一。
  2人1943年12月,被送至哈尔滨。
  2人1943年底,被东安省地方保安局押送至七三一。
  7人1944年4月,被大肚子川宪兵分队分两次送往七三一。
  26人1944年5月26日,被鹤岗宪兵分队等先后四次送往七三一。

八、抗日工作者
  李清泉1944年7月被海拉尔宪兵队输送。
  王殿(去右偏旁)模,1944年6月在对煤矿及发电所侦察时与另外一人被海拉尔宪兵队逮捕。
 1945年3月同延安派来的抗日工作者一同被送往七三一。
  乔连奎,1945年3月至4月被海拉尔宪兵分队逮捕。
  5人1944年8月中旬被鹤岗宪兵分队逮捕。
  1人1944年9月被鸡宁宪兵队长逆用时发现提供假情报,后被送至七三一。
  桑元庆等10人1944年11月鸡宁宪兵队逮捕90人,10人被特别输送。
  张玉环(女)1945年2月,被平阳宪兵分队逮捕,后与有关者5人被送交七三一。
  5人同上
  1人1944年11月富锦宪兵分队搜查其住所时,被发现藏有标有日军机场的街图后被捕。
  田某1944年12月在勃利街被勃利宪兵分队逮捕。
  3人1945年4月下旬被鹤岗宪兵分队逮捕。

第二部分:姓名年龄原籍—住所逮捕地点时间
  丁元英36山东莒州县丁家庄—三江省同江县三村头屯1943年9月2日
  于兴飞山东省莱州县平度村—苏联浦盐斯二道后春沟、1943年4月14日
  于金喜山东省—1941年8月30日
  马传钧山东省章邱县—东安省勃力县
  马相田61—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买卖街七七号
  马祥42山东省文昌县马家庄—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宁安区明智通1943年4月10日
  王子明29牡丹江省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1943年3月21日
  王凤玉62山东省文登县西北出贤村—三江省抚远县东安村文登南岗
  王兆臣30山东省海阳县——三江省罗北县镇东村屯五牌1943年10月11日
  王守金30奉天省海城县—三江省罗北县罗北村二屯二十一牌,1942年12月19日
  王忠兴24山东省荷泽县王庄—东宁县城子沟营外酒保劳工宿舍,1943年8月3日
  王宝珍37河北省安平县西关屯—
  王金信56山东省—东宁莱市街,1942年1月28日
  王贵鑫34奉天省辽河县—北安省克山县泰安街1941年7月18日
  王振达35奉天省——1941年4月10日
  王登云39山东省曲阜县磨庄——东宁县佛爷沟,1943年4月1日
  王福35,1941年11月26日
  王怀吉——诸城县附近
  尤长发42三江省同江县—三江省抚远县第四区太平镇太平屯,1941年8月10日
  白永财吉林省双阳县——
  申永祥35奉天省—1941年6月7日
  付良民35奉天省绥滨县绥东村,1943年12月23日
  卢振海25奉天省李树县单家屯窝子屯——1943年9月30日
  田立顺40山东省——1941年8月1日
  石明玉37奉天省柳河县——1941年7月10日在依兰县城北门外捕
  石福廷29山东省济南府临清县——绥阳县三道街,1943年10月6日
  祁凤亭河北省——1942年5月15日
  伊明俊——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安鸿勋42山东省—1941年8月2日
  刘凤山30奉天省——东安省密山县荒岗,1943年
  刘文斗39山东省——1941年7月15日
  刘文秀30山东省——
  刘元杰25,河北省——1941年7月5日
  刘中海,河北省迁安县第三区——临抚昌县第二区
  刘文轩25——迁安县
  刘汉升48山东省——1941年7月20日
  刘存国45山东省平度县——三省省饶河县城内和平区福盛栈1939年3月5日
  刘世杰38吉林省——1941年7月8日
  刘学义52,山东省桑和县十家庄——东宁县石门子马营屯第四牌年11月30日
  刘昆玉62河北省巴县城南——绥阳县西阳街,1943年10月7日
  刘宝湖32山东省——
  刘项河北省仁邱县——1942年2月23日在佳木斯市内捕
  刘荣吉46,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猫子村——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二牌
  刘恩39,山东省——1941年7月14日
  刘荫生,31,遵化县峪庄——
  刘振玉40安东省岫严县——三江省绥滨县集贤村1943年12月23日
  刘振奎52,河北省——东宁县1942年10月2日,东宁
  刘恩起,48山东费县——1943年7月16日
  刘清柱56,山东省东昌府东阿县——绥宾县福兴村同仁屯,1943年
  刘盛37安东省安东县大洞沟三省省——罗北县罗北村三中,1944年
  朱凤21河北省迁安县第二区小高庄——1945年
  朱云彤25奉天省——1941年9月16日
  朱凤洲31山东省——1941年6月7日
  朱喜真41山东省费县城西地房——1943年3月17日
  许春甫26奉城省沈阳城内——1941年7月18日晨鹤立县兴安街东山采煤所附近捕
  孙芳37牡丹江省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东宁县暖泉子沟区1943年3月9日
  孙学君30安东省安东县六道沟——东宁县石门子村大肚子川屯飞鸟组劳工宿舍1943年8月2日
  孙国臣35锦州省义县车房——1941年7月4日在河车站捕
  孙绍36奉天省铁岭县——三江省罗北县铁东村一七一牌1943年12月27日
  孙祥牡丹江省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孙祥37滨江省阿城县阿城街罗北县罗北村三屯
  孙登俊32山东省——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1943年10月6日
  孙福发33河北省——阜宁镇1942年5月20日
  孙日生32牡丹江省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东宁县佛爷沟满炭劳工宿舍1943年2月25日
  孙玉文39山东省平度县店子前寨——珲春县珲奉街第11号间岛岛宪兵队珲春分队
  孙成章49山东省掖县——抚远县海青村里小山屯1943年9月15日
  步清楼32山东省——东宁县,1942年7月23日
  苏介臣41山东省——1941年8月16日
  苏长峰18河北省迁安县——1945年3月5日
  辛培源37关东州金州管内南山毛茔屯——锦州省阜新市太平区太平街
  吴诚齐40山东省——1941年5月17日
  吴天贵26安东省凤城县——1943年1月18日鸡宁
  邹殿章55山东省黄县城西邹家村——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1943年11月25日
  宋永兴27山东省——东宁县
  陈农一20山东省昌邑县北塔——1941年9月23日
  陈文清37山东省滩县——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马家山屯,1943年9月13日
  陈宪46山东省鞠县雪青庄——东满总省东宁县石门子村西南岭,1943年12月26日
  陈传志60山东省平原县——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1943年9月22日于海青村国富屯老登窝被捕
  陈绍夷49山东省黄县——三江省绥滨县绥滨街永平村
  杨九祥50山东省东俄县谢家庄——三江省同江县同江街中央区六牌年12月24日捕
  杨永和33牡丹江省东宁县八家子—东宁县东宁大同区大同街,在东宁县二十八道河子地营屯捕
  杨守业34,山东省莒县福村——吉林省桦甸县大堡子沟森本组
  杨吉田34安东省凤城县马家浦子——密山县北五道岗第七部落1943年6月25日
  杨吉林54山东省——1941年7月9日
  张立山54山东省——1941年
  张生文28山东省——1941年
  张庆,河北省蓟县下营镇——1945年4月6日
  张汝成47,山东省——1941年8月13日
  张坤18河北省蓟县下营镇——1945年4月6日
  张绍文23吉林省伊通县——三江省绥滨县绥东村,1943年12月29日
  张学江山东省——1941年3月20日
  张桂舟22——珲春县崇礼村庙岭屯1943年7月3日
  张海林23河北省——1942年7月18日
  张振起37山东省——1941年8月21日
  张焕26河北省芦龙县第三区大榆树庄——1945
  张鸿珠山东省即墨县——1943年4月9日
  张毓祥35山东省——1941年2月3日
  张君36奉天省海城县——三江省绥滨县集贤村福禄屯1944年9月11日
  李兴田51山东省——1941年7月9日
  李守纯54奉天省海城县——绥滨县莲生村长胜屯1943年12月20日
  李兴35山东省——东宁县1942年4月9日
  李寿山山东省——东安省鸡宁县,1943年4月9日
  李良文43安东省凤城县大汤沟老爷庙堡子——牡丹江省穆棱县福禄村纪盛屯,1943年6月3日
  李金生29河北省富城县小李家沟——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街河沿区万鹿沟满洲第三六二0部队,1942年6月25日
  李学梅39山东省莱州府蓬毛泽——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1943年
  李秉衡34奉天省海城牛屯——牡丹江省东安县高安村,1943年5月25日
  李树春47山东省日照县黄山前村——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街七宝小路
  李洪安54奉天省辽阳县李家庄——三江省绥滨县绥东村
  李厚彬32安东省——1941年8月8日
  李景奎55河北省迁安县新鸡镇——三江省抚顺县海青村国富屯,1943年9月30日
  李殿山28兴安南省通辽县胡子园——兴南南省喜札嘎尔旗白狼,1943年6月4日
  李山39,安东省凤城县——三江省绥滨东村平乐屯,1943年12月21日
  李福35间岛省延吉县土门子——东安省密山县北五道岗大和屯1943年5月21日
  金士贤29,滨江省双城县正蓝旗五屯——呼玛县呼玛街,1941年8月7日
  国恩章32山东省——1941年8月11日
  罗玉萱35,山东省登州府招远县罗字村——1943年11月17日
  周潮28奉天省沈阳县——
  周殿平49山东省济南府泰安县——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阜宁镇向阳街一号1943年3月29日
  闻清29东宁县佛爷沟屯——1943年2月8日
  胡重禄36河北省安国县中阳村——牡丹江省东宁县1942年
  侯文田,53山东省莱州府五子丘——东宁县石门子马营屯第二牌1943年12月18日
  娄清玉49山东楼霞——三江省抚远县奉得利,1943年9月17日
  砂利盛35安东省凤城县会太平山村——三江省抚远县秦得利1943年12月13日
  段凤楼43山东省——1941年7月10日
  姜荣泉40山东省东平县零孤村——河省鸥浦县城齐札街1943年11月18日
  费立林33——东宁县石门子村正南岭屯
  费立30山东省——1942年6月5日
  郝振广54山东省平度县,三江省抚远县海青镇亮子里屯,1943年10月5日
  赵成财1942年7月23日
  赵成忠33山东省——1941年7月9日
  赵成瑞26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汪清县春苍村,1943年5月5日
  赵廷忠60山东省莱州府胶县孙安街——牡丹江省绥阳县绥阳街
  赵忠32热河省建平县菜园子——1943年9月30日
  赵连城38山东省——1941年10月18日
  赵泰松50山东省登州府招远县——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1943年
  赵清章26山东省莱州府胶县南乡王各庄——珲春县崇礼村庙岭屯珲春炭矿庙岭矿业所,1943年7月3日
  原美臻40山东省——1941年8月17日
  贾聘乡39滨江县——
  夏春发42奉天省抚顺县马古山——东满总省鸡宁县城子河二台堡九栋三号
  秦化雕35山东省掖县驿道村——东宁县老山村大平沟屯,1943年2月17日
  顾福先,31山东省掖县——河省乌云县上道干,1941年8月16日
  袁永利,22滨江省双城县双城街——东宁县老山村,1943年2月24日
  徐发廷山东省禹城县——()县兴源村正阳街,1943年10月9日
  高维金34,——延安
  高惠乡36奉天省沈阳县——,1943年8月30日
  高喜文46,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密山县马家岗村承柴河,1943年12月10日
  郭明山,山东省青洲府寿光县郭瞳——三江省佛山县实南村腰站屯1943年12月27日
  郭临喜遵化县提举坞
  郭喜山31滨江省滨县那汁河,三江省富锦县小孔屯,1943年12月23日
  郭汉38,山东省深县——绥阳县全厂,1943年10月9日
  矫吉明44山东省——
  康永昌31山东省——东宁县老山
  盛桂题45——密山县大石桥村1941
  萧振梅39山东省掖县东洲亭——三江省桦川县柳树河子大车组劳工棚1943年10月15日
  隋忠盛40山东省——1941年1月21日在密山县龙王庙被捕
  崔玉山46奉天省海阳县小房身——东安省饶河县饶河街年1943年2月22日
  董殿全55山东省——1941年7月27日
  蒋瑞臣36山东省温城县——东安省鸡宁县鸡宁街,1943年5月31日
  彭凤昌57山东省运城县——三江省抚远县东安村下营屯十四牌,1943年11月17日
  葛成池36山东省——东宁县佛爷沟煤矿劳工棚,1943年3月25日
  葛成垧38——东宁县太平川,1942年
  葛焕清,30北安省绥化县龙家崴子代——河省双河县额穆尔东蒙公司,1941年8月14日
  韩子明35
  韩文忠43——东宁县石门子村正南岭屯
  韩忠举40山东省莱州府——1943年
  甄永书26安东省恒仁县——北安县海伦县城内天民区八甲一牌,1941年7月14日
  翟作元23锦州省锦县石山站——佛山国境警察队佛山中队北门小队1943年12月30日
  蔡明庆46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三江省鹤立县鹤岗煤矿劳工宿舍,1944年1月15日
  藏希如30河北省清源县百城村——东宁县城子沟,1943年8月10日
  薛孟祥山东省——阜宁镇1942年6月5日
  霍万顺38河北省宛平县京北回龙观——三江省佛山县佛山国境警察队吉庆小队,1943年9月30日
  戴文来26河北省芦龙县第二区刘家营堡——()()属()第八区第一连,1945年
  戴好善1941年6月9日
  戴鸿河35山东省安邱县——河省瑷珲县河新兴里三一四号1941年7月23日在河街双利妓馆捕
  ()义盛53奉天市——1943年
  ()振兴——蓟遵兴县第二区穿芳峪自卫军班1944年9月
  ()殿祥33三江省——1943年在饶河县关门嘴子屯捕
  ()()()31山东省——东宁县王八脖子,1942年7月15日
  巴斯洛(女)52前苏联扎巴伊卡尔——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
  李基洙28朝鲜咸镜北道新兴郡东兴面——1941年7月20日在间岛省珲春化村抬马沟捕
  韩成镇30朝鲜感镜北道镜城——间岛省珲春县春化村杜荒子屯第二牌,1943年6月25日
  金圣瑞朝鲜咸镜道北道吉州面——间岛省珲春县镇安村马滴达屯第八牌,1943年7月31日
  高昌律42朝鲜江源道淮阳郡兰谷面,间岛省珲春街大同区第九牌,1941年7月25日
  李长润、李万财、李文刚、张福恒、张普、张玉田、王安岩、王秀贵、冯兴全、冯瑞年、张士君、张广盛、张公举、宋绪俭、宋世志、辛永山、刘发成、田泳、姚万福、王毓荣、王富、王云峰、王守礼、马连发、马青山、马尚文于成海、李湘云、李桂海、李焕普、凌玉忠、袁淑贵、潘玉刚、潘树太、戴宽、郝文臣、于忠、于嘉盛、于传林、马富、李品三、李树民、孔庆有(15)尹文生(37){注共计44人}

二、姓名逮捕地点时间
  尚慎霖1942年
  于进堂1943年11月15日
  王长生41 1941年6月17日
  王和1942年11月28日
  王国财1941年9月11日
  王宝信1944年2月23日饶河县六穗村永乐屯
  孔庆玉35 1939年1月
  牛殿禄1943年11月11日
  石发21 1943年8月9日
  任相臣1943年
  西毓贤1941年
  刘()1941年
  刘义清1942年
  刘元志65 1943年
  刘青山1941年
  刘宝林1943年
  刘宝贵,1942年8月10日
  刘喜山30 1939年1月
  朱云岫23 1941年5月3日
  许长城1943年11月
  许富40 1945年4月6日
  邹启忠1944年3月11日
  杨景云1942年
  张长海1945年
  张天源1945年2月6日
  张传盛1943年1月13日
  张宝清1945年4月15日
  张宇武1942年7月23日
  李长海1945年4月9日
  李宝成36 1943年3月1日
  李明顺1942年12月4日
  ()()(),()()()年4月14日
  ()万祥()8,1943年
  ()元让在虎头南穆棱河口捕
  蔡凤春1938年12月
  韩福1942年
  路柱风19 1941年6月8日
  隋广文1942年7月23日
  崔学瑞1942年
  崔火(右加田)荣1942年
  程茂积1944年3月11日
  赵新贵1943年2月5日
  唐永金1943年1月14日
  徐兆田1944年3月11日
  高福贾1945年
  贺伯珍1941年10月7日
  姚子明1942年7月
  姚振声1942年12月4日
  姚振昌1942年
  李鹏阁1941年7月28日
  宗昌1943年3月11日

           来源: 新晚报     编辑: 朱丹钰
コメント

「譲歴史惊醒未来――“日軍731等部隊反人類罪行档案申遺”刻不容緩」

2016年02月26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6/25/nw.D110000zhdsb_20140625_1-05.htm
『中华读书报』 2014年6月25日  王一方
■让历史惊醒未来――“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刻不容缓
  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为毁灭罪证,下令炸毁区内一切设施,但匆忙之中仍有一些建筑残存下来。现存遗址有:731部队东部大楼、特设监狱、四方楼、冷冻实验室、焚尸炉、菌种地下储存室和兵器库等11处残迹,成为历史见证。
  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纷争,激起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日本必须彻底反省历史罪责的强烈诉求。随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强征慰安妇事实,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偏激狂热情绪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有效反击,在这场事关正义与邪恶,道与堕落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及右翼媒体表现出极大的无赖性,居然要求中方撤销“南京大屠杀档案”及“强征慰安妇档案”申遗,对此,我们应该有针锋相对的应对,以表达我国伸张人类正义,呼唤世界和平的正当性与坚强意志。相对于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与性奴役,日军还有更多更加令人发指的战争罪恶没有得到清算,最残暴的就是以731部队为代表的化学战、细菌战及人体试验,这标志着战争杀戮方式的极端野蛮化,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彻底的背叛。安培视察自卫队,刻意挑选731战机登临作秀,表达了这位战争罪犯后代复兴军国主义的决心,激起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集体愤怒与厌恶,因此,有必要将“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列上议事日程。这项申遗,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进一步认清日本右翼的战争观,以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中“积极”(就是不择手段,竞逐邪恶)的本质,而且通过“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长期被美国军方掩盖的事实,揭示美日军事同盟的失道义性,完全背弃人类普世价值,只图一国一时之私利。

一、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事实
  不同于战场搏击与杀戮,731部队是一群特殊的恶魔,他们是一群披着学术与研究隐身衣的医学家,医学的目的本是救死、疗伤、助残、抚痛,是和平(不伤害)、平等、悲悯、敬畏。日本军医却将医学沦为战争手段,杀戮工具,死亡工厂,苦难渊薮,变成罪孽、残暴、凌辱、傲慢、种族偏见的温床。据《菊与刀》介绍:日军各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合理的战斗力……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给的漠视让人难过,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部队在实施有计划的撤退时,或者是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这完全违背战场自救的基本道义。军医在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日军军医们在谋划着更大的战争罪孽。战争之初,日军大尉军医石井四郎向统帅部献计:“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争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中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中国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中国形成了局部的疫病大流行。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未统计)。
  不像强征慰安妇史实,可以百般抵赖,细菌战与皇权与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在苏联伯力受审的关东军军医中将梶冢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许多皇室成员参与了计划,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三笠宫亲王等皇室成员视察过沈阳、长春、哈尔滨细菌战实验室。天皇表弟竹田恒亲王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握细菌部队经费,并主管审批各支部访问者,发通行证。当关东军司令官参观731实验室时,竹田全程监护。《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载,裕仁天皇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学者,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强烈的兴趣,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培养研究,裕仁相信科学是实用工具,必要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化学战和细菌战。
  “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反映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研发与实施体系十分庞大,组织也十分严密。自1930年始,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机构齐全的细菌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细菌战部队兵力总计达20000多人,其中科学研究人员就达7000至8000名。现有资料显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大体分五个分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拓展了南洋支队。

  1.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即关东军第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对外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731部队是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开始进行的是人体实验。1932年, 石井率部队修建中马城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基地,部队原来定员2000人,1939年10月扩充到3000人。

  2.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100部队,属于731部队的分支,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部队驻地在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孟家屯,负责人高桥隆犊兽医中将。其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1931年在沈阳成立。1933年,病马收容所迁长春。1936年,关东军正式建立了“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研究内容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为主的进攻武器。日本战败前夕,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大部分建筑物被炸毁,所有文字图片资料被烧毁。

  3.华北驻屯军的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1855部队长初为江,后为菊池齐。定员1500人。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731的业务骨干与这支部队共享。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正式命名“北平甲第1855部队”。新修建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番号神秘消失。

  4.华中派遣军荣字第164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大楼里,定员1500人。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该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5.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在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中山大学医学图书馆曾是该部队本部,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部队长初为田中严大佐,后为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定员1200名专业人员,后扩编至1500名,在华中、华南、华北的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主要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

  6.南部派遣军:冈字第9420部队,本部设于新加坡昭南爱华医院。细菌战剂研制所设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并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设有支队分部。定员初为 208人,后发展到600人。这支部队虽设在南洋,但通过滇缅公路向我国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本细菌部队形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和指挥系统,实施的细菌战遍布龙江、吉林、浙江、湖南云南等20个省、自治区的63座城镇。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能力是惊人的,每年可生产300kg乳浆鼠疫杆菌菌液,500~600公斤炭疽杆菌,1000公斤霍乱弧菌和2000kg跳蚤,同时还研制出磁制气雾剂,铜壳榴霰弹等多种生物炸弹,同时配合化学战,1942年有8个专业毒气联队投入中国战场,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同时日军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有时甚至把毒气罐发给每一个步兵。
  除了直接服务于战场决斗之外,日本医生在这些部队营地还进行了许许多多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性的人体实验,如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及孕妇)进行谋杀性人体实验,如摘除器官实验与活体解剖;对健康人注射、吸入细菌或掺杂特殊病菌的食物、水,令其感染恶性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病、霍乱等,通过对这些受感染者进行活体解剖或尸体解剖,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强行将健康人置于含有传染病菌的爆炸现场,令其接触感染源,测试细菌战等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实施人体冷冻实验:迫使健康人长时间忍受零度以下低温环境,造成冻伤或冻死,研究超低温环境下的人体生理与病理反应,检测防冻药物与技术的功效;压力与缺氧、干热、X光照射实验、高压电击,将健康人置于真空、高压、X射线、干热风环境中,致人死亡,研究极端环境致死的极限水准,以及非常死亡状态的生理与病理参数;甚至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等。

二、日军731等部队的反人类罪行形成的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731医生变为恶魔?诚然,731参与人体实验的医生,除少数邪恶成性的职业军医之外,大部分是日本军方临时招募的日本国内一些主要医学院有身份、有教养、有伦理生活的教授和研究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恶行呢?他们心灵堕落的历程是怎样演进的呢?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坚称自己手中没有枪,只有柳叶刀,这样就可以洗刷、减轻罪恶吗?就无须反省醒悟吗?据日本大阪大学哲学系土屋贵志的研究与分析,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种族歧视与反共思潮,深层次的原因有五。

  首先,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盛行,其社会钳制力量极为强大,如今,安倍政府就是要重塑这样的精神旋风,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人性与职业良知被遮蔽,被泯灭,日本医生深信,只要有利于国家和天皇,做什么反人性的、邪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都会被赦免;如果拒绝与军方合作,会被视为叛国者。

  其二,是战时社会扭曲的心理惯性,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军事统治非常残暴,731的医生习惯以征服者的身份与心态粗暴地对待他们眼中下等的中国人;

  其三,是密室放纵心理:这些医学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将人“非人化”(统称“原木”,一种还原论思维),研究人员由此逃避、消解医学伦理的约束与批评;

  其四,是等级顺从,日本的医学院校很讲究权威与等级观念,研究人员如果拒绝执行院长和资深教授的指示,可能会失去工作,而那些教授们为了得到足够的研究设备,与731部队达成协议,答应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去部队。

  其五,是科学价值至上理念,731的实验室当时非常“先进”和“豪华”,731部队的预算相当丰裕,研究者的报酬和待遇也相当可观;同时,这类极端研究的稀缺机会:731的实验室提供了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观察各种病人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机会,这种研究价值被许多人视为不可估量。实验室文化倡导和培育的”冷血”(中性、客观)姿态与冷漠行为的惯性延展。

三、被掩盖和遮蔽的罪行
  令人愤怒的是,“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长期被人为掩盖和遮蔽,与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相比,日本医生所犯下的医学暴行更加令人发指。但是,“那些犯下医学暴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都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恰恰相反,靠着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那些日本医生中大多在战后平步青云。
  战后,作为战争罪犯的731部队骨干荣归故里,石井四郎不仅未受到战争罪行的审判,反而成为美军细菌战研究组织的座上宾,后来自知罪孽深重,念佛吃斋,死于喉癌。许多骨干摇身一变成为医学精英,有案可查的是:田中英雄成为大阪市立大医学部长,田部井和回到京大医学部,所安夫回到东大病理学、帝京大医学部,内藤良一供职防卫研究所,绿十字公司会长,中秀外之成为陆上自卫队医生学校校长,细谷省吾转任防研、东大传染病研究所长,田美保转任防卫大学,湊正男移师京都大学,村田良介转任防研院,后任预研第7代所长,八木沢行正转任抗生物质协会,山口一季转任国立卫生试验所,吉村寿人转任京大航空医学教研室,后出任京都府立医大校长,柳沢谦转任防研院,后出任予研第5代所长,安东洪次出任武田药品顾问,石川太刀雄丸转任金沢大医学部,江岛真平转任国立预防研究所,绪方富雄转任防疫研究所、东大医学部,冈本耕造移师兵库医大、东北大学等,笠原四郎转任北里研究所,春日仲善转任北里研究所,北野政次转任十字公司董事,木村廉转任防研、京大细菌学教室,草味正夫转任昭和药科大,小岛三郎(1644部队)出任预研第2代所长。
  战后,日本医师会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只因日本医师会有浓重的官方背景,二战期间全力协助侵略战争,负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责,1947年8月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解散,11月重建,迫于国际医师协会压力发布宣言:对日本在战争中对敌国的残虐行为公开谴责,另外,对偶然发生的事件、周知的患者的残虐行为加以纠正。表态极其含糊。1995年,医生议员竹内治一呼吁,依照医学伦理,日本医师协会应当学习国发表反省声明,但却以“伦理关系非常复杂,历史见解也不尽相同”予以敷衍,迟迟未见意见表达。不过,日本社会中也有一些正义力量在觉醒,日本民间医学团体15年战争与医学医疗研究会(战医会)与日本全国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保团联)组织医生开展实地走访,个体访谈,参访遗址,举办展览、研讨会,出席国际战争伦理会议,声援诉讼等方式反省战争罪责。在日本,80所(43所参加访谈)医学院校中只有28%进行赫尔辛基宣言教育,只有21%进行战争中医学犯罪的教育(国30所医学院校则分别为83%和92%)。这也应该引起中国医学教育界的反思,首先,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多少兴趣去关注、回味战争伤痛?其次,作为中国医生,我们熟悉赫尔辛基宣言的内容吗?我们知晓日本医生在战争中的医学罪责吗?其三,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跟日本医学界交流,会涉及医学与战争罪责话题吗?
  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至今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是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

四、对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追究及“档案申遗”的意义
  在揭露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方面,美国学者哈里斯及其大作《死亡工厂》(“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为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该书译者王选女士与哈里斯并肩奋斗,她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1995年始,她为108名诉讼原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奔走。该书通过扎实的调研披露了二战后美国为了获取日军细菌战人体试验等方面的绝密资料,与日本的战争罪犯们和日本当局私下达成交易(把细菌战试验资料给美国,日本战犯免于起诉)。这就是为何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日本“731部队”等细菌战的战犯们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
  日本作家青木富贵子也加入声张人类正义的队伍,她的纪实作品《731》揭露“美国早在战时就已经知道日本在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只是出于独吞珍贵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和活体标本的目的而一直未敢公布。战后又对日本细菌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和隐匿,让最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人奇迹般地逃脱了战争审判。我们从美国其后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行径中便可一窥美国的险恶用心。”书中还披露,早在1939年,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在洛克非勒研究所访问时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的资料,并以3000美元收买该所职员盗取疫苗,从而引起了美国陆军参谋部二部的关注。1941年2月25日,菲律宾防卫司令官纳少将截获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消息。1942年4月11日,美国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报告中国外交部和保健部谴责日军于1940年10月27日于宁波使用鼠疫作战,并于1941年11月4日在常故伎重施。1943年起,部分屯驻在“满洲”的日本部队被派往南洋地区作战,其中部分与细菌战相关的部队被美军俘获,泄露日军拥有细菌作战部队的事实。1943年发行的《细菌战的真实》手册,使美国确认日军有实施细菌战的能力。1944年5月,美军终于掌握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决定性证据。在太平洋地区统和情报中心第8438号文件中,曾引用获自日军俘虏的细菌炸弹教育的手册两本,证实了日军制造及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1944年11月4日,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美国怀疑日军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调查之后,更进一步发现了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1644部队)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1945年以后,前苏联公布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细菌战、化学战数据后,美国迫切想独占日军细菌战资料,战后即派出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写成《桑斯报告》。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的秘密。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
  日本畅销书作家森村诚一,以一部《恶魔的饱食》表达了声讨反思军国主义的灵魂自新,20世纪80年代初,《恶魔的饱食》出版。这部报告文学用大量事实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先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300万册一销而空。他本人也受到右翼的威胁。80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第一、二、三集再次修订出版。森村诚一还在书中表达了真诚的忏悔,他写道: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无疑,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战争中日本医生的细菌战、化学战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案例(如今还在许多地方留有伤害的隐患)。这不仅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从历史来看,如果没有当时在日本社会和医学界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石井四郎们的细菌战、化学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为了维护伦理道,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者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与批判。为此,我们必须就“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以唤起、伸张人类的正义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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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重庆大轰炸:5年时间日本军机轰炸203次」

2016年02月25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50527/19751906_all.html
「中华网」 2015-05-27 11:30:06
■抗战时的重庆大轰炸:5年时间日本军机轰炸203次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事例。

★一、重庆大轰炸的起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
  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
  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日机轰炸重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余人,炸伤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又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人、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抗战时期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之伤亡人数,共计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负伤13908人。另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炸伤市民9141人。在这些统计资料中,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分歧较大,从二万人到近四万人不等。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近四万人之说似有夸大,可能是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二万人之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得出,而当时的统计由于多方面原因存在诸多遗漏。因此,我们认为伤亡二万四五千人之说比较可信。但这一伤亡数字中关于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计数字计入的。大隧道惨案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各种资料分歧也很大。当时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992人、重伤入院者151人。而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亲历记》一文中认为“一夜之间因窒息而惨死市民近万人”。这二种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较场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万人,惨死近万人说显系夸大。此案与防空当局玩忽职守有关,审查报告公布的数字当有保留。据当时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说,从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生活》杂志在报道这一空袭下的悲剧时,推测死亡人数为4000人。因此,我们认为这次惨案实际伤亡人数应该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统计的数字多出2000人左右。这样,日机轰炸重庆的伤亡人数就应该在二万六七千人左右。
  在财产损失方面,1948年2月,重庆市政府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估计为近64亿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其中私有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损失情况没有包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企事业方面。事实上,除守卫重庆的空军和高炮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在渝国民政府各直属单位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如第21兵工厂,曾遭受日机14次以上的轰炸,财产损失达800万元左右。日本对重庆轰炸造成的损失远不止此,在残酷的轰炸中,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

★三、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为保卫陪都安全,空军将士和地面防空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为减少轰炸损失,防空当局和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为坚持长期抗战,重庆社会各界一面谴责日军暴行,一面努力工作生产。
  反轰炸斗争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消极防空工作受到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并能年产飞机800架,而中国却不能制造飞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机在协助陆海军及京沪地区的空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后虽经补充,到1939年初,拥有飞机也只有300余架,但实际可用的还不到一半。而此时日本在中国经常保持900架左右,且飞机性能先进。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日本航空部队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空军的绝对优势。1939年春,驻守重庆的空军飞机只有20余架,地面防空火炮也仅有10余连兵力。特别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战以后,守卫重庆的空军再难组织力量升空作战,重庆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难以阻挡日机轰炸。1941年全年,袭渝日机仅有2毁4伤,日机得以肆虐一时,重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由于积极防空能力的有限,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便十分重视消极防空工作。并在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筑防空洞壕,建立庞大的防护服务队伍,严格实行防空警备等。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在主持与组织反轰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庆的防空工作,在反轰炸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挥和协调,包括有防护机构、避难机构和救济服务机构等组成的防空防护体制。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后经多次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的直属机关。在指挥和协调防空情报网络建设、空袭警报传递与发布、防空洞建设与管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抢险救灾,建立了重庆市防护团等机构。该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下辖消防、救护、工务和防护4个直属大队,人数最多时近2万人。为处理善后救济工作,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40年初改组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1941年初再次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办事处下辖空袭服务总队,它是一个官方指导下的民众组织,其成员遍布全市各行业、各单位、各社会团体,在抚慰难胞、发放救济物资、协助收容难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解决市民避难设施,先后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指导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筑。为疏散市区人口和物资器材,成立了重庆市疏散委员会和疏建委员会等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措施。在日军大规模轰炸的3年中,重庆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当然,防空当局在领导和组织反轰炸斗争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一些主管官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当局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反轰炸斗争得到在渝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广泛支持与积极参加,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首先,参加反轰炸斗争的人员广泛、人数众多。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僧侣乃至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了空袭救护救济的服务工作。据1940年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除防空司令部所辖三个正规团外,还有交通工人服务大队、医疗红十字会等单位10700多人,水电工人1200多人,医护委员会所属重伤医院、救济站人员450多人,空袭服务总队5800多人。其次,人民群众在空袭自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抢险救灾中,广大防护团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难。人民灾害,赖以减少,后方元气,多所保全”。广大水电工人为保证生产生活用电用水,每次轰炸后均能很快将损坏的部分修复,使水流电流不致过久中断。广大消防工人除1939年“五·三”“五·四”和1940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由于火势太大而未能有效控制外,其他大多数火灾均能很快扑灭。在修筑防空避难设施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钱出力修建防空洞壕。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全市防空工事容量不到7万人,到1941年底全市防空工事容量已超过46万人,其中私有防空工事容量超过33万多人。基本能够满足市民的避难需要。最后,反轰炸斗争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监督。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积极协助防空当局印制防空影片、宣传图画,举办防空展览。医疗卫生界的仁济、宽仁、红十字等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并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急救伤员。面对轰炸,各级公务人员照常办公,工商金融部门坚持生产营业,教育文化单位坚守工作岗位。为完善防空举措,社会各界还经常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甚至在有关会议、报刊上督促防空当局切实履行职责,改进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挫败了日本的轰炸企图,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虽然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日本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连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指重庆政权)屈服是绝不可能的”。中国的首都始终巍然挺立,国民政府得以较从容地组织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补充抗战、指挥抗战,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第二,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和损失。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81枚,每弹死0.94人,伤0.49人。而日机轰炸最猛烈的1941年平均一次轰炸投弹133枚,每弹死0.32人,伤0.41人,“远较平均数为少”。另据《大公报》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
第三,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强后盾,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许多迁渝复工和新建的工厂,屡次遭受日机轰炸,但广大工人随炸随修,虽在硝烟弥漫之中仍然坚持生产。据统计,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重庆5个兵工厂生产各种炮256门、炮弹609417发、枪支33510枝、枪弹106698880颗、手榴弹45530枚、甲雷38200个、炸药包20000个、曳光弹20120颗(注:据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档案整理。),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日机的野蛮轰炸。
第四,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国际形象。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市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高度评价重庆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的精神。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重庆由战前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名城。

★四、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现实价值
  重庆大轰炸已经过去近60年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的学术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已逐渐被人们遗忘。在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重庆,至今没有一座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念碑或纪念馆,青少年学生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更是一片茫然。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不应被人们忘记。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加深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和热爱,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否则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纵。
  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人民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牺牲,一些幸存者至今仍受到轰炸造成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的折磨,牺牲者的鲜血不应该白流,幸存者的创伤不应该被忽视。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为轰炸的受害者讨回公道。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忠贞爱国,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慷慨捐输、毁家纾难,谱写了一页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同国家、不同党派、不同地域汇集重庆的人,在反轰炸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加强对台、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防必重防空。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强现代防空建设。为了发掘和利用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1998年年初,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孝询教授向重庆市政协提交了《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提案,随即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室。3月,重庆市政协委员牵头又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重庆大轰炸纪念馆》的提案。与此同时,“重回烽火岁月,山城青少年在行动”寻访活动在全市迅速开展起来。5月5日,一册真实纪录重庆大轰炸的老相册被发现,150幅记录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前后日机轰炸重庆的照片首次向世人披露。到5月底,仅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寻访小组就采访大轰炸幸存者和目击人30余名,整理形成了近6万字的资料,10余小时的采访录音,近100幅人证物证图片。寻访活动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新闻媒介的关注。为了推动寻访工作的深入开展,西南师范大学又于7月7日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暑假期间,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再次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开展寻访。100多名寻访团员不畏酷暑,穿街过巷,深入渝中区、南岸区、合川、梁平等9个区县寻访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累计采访500余人次,搜集到了大量的录音和文献资料。帮助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并准备组建“重庆大轰炸见证团”和“重庆大轰炸巡回报告团”,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轰炸的血腥历史。重庆大轰炸寻访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许多幸存者和见证人纷纷来电来函提供资料和线索,“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成立不到2个月,就收到来信30多封。各地派出所、图书馆积极为寻访活动提供方便。当寻访活动面临经费和器材困难时,社会各界慷慨捐赠。一些法律工作者主动表示为大轰炸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重庆大轰炸的寻访活动正方兴未艾,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源也在不断地被发掘和利用,为了昨天,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军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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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 2011年10月24日10:09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重慶轟炸時的大隧道慘案:尸體用20輛卡車運了5天
  高鍵文老人回憶說,他還記得“大隧道慘案”發生后,從洞內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備的薄棺材裝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於死尸太多,剩下的隻好用20輛卡車運到朝天門河邊,再用50隻船運到石子地區掩埋。這項工作花了5天時間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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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戰爭中,重慶作為中國戰時首都和陪都,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的指揮中心,作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政治舞台,遭受了日本軍國主義歷時5年多、近300次的狂轟濫炸。《英雄之城———大轟炸下的重慶》以大量歷史資料,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對重慶進行野蠻轟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在大轟炸下重慶各界所表現出的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書中不少圖片系第一次公布,彌足珍貴。

★重慶大轟炸
  從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遵照日本最高統帥部的指令,為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對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轟炸。重慶大轟炸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歷時5年半,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共出動飛機9513架次,實施轟炸218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在災難歲月中,無數居民在電影院、商店、學校、教堂、寺廟、工廠,以及家中被殺害;在殘酷和溽暑的晝夜裡,在被炸爛的大街和廢墟上顛沛流浪,恐慌度日。
  重慶大轟炸最猛烈的階段集中在1939年、1940年、1941年三個年份。1939年,日本的戰術特征是:針對重慶城市建筑木質結構並密集成片的特點,混合使用爆炸彈和燃燒彈,使之在爆炸之后大面積起火,又在起火之后更猛烈地爆炸,整片的街區化為火海,消防人員無法扑救,城市防御系統陷於癱瘓,失去防御能力。在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轟炸中,僅僅兩天的傷亡總數達6314人之巨,25萬人失去家園和產業、學業、事業、職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化為一無所有的赤貧大軍。
  1940年,日機根本不再考慮區別居民區、商業區、使館區和機關駐地,徑直將城市劃分為A-H區,進行無區別的狂轟濫炸。在9月的一次轟炸中,連續的空襲警報持續9個小時以上,甚至有長達一周以上連續警報的嚴重時期。這對於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極其慘毒的毀滅和破壞。以至后來人們提到重慶,總是忘不了“跑警報”的悲憤歲月。
  1941年,日本對重慶實施“神經轟炸”、“月光轟炸”,及被重慶人民稱為“疲勞轟炸”的連續數小時或晝夜不間斷的空襲戰術。6月5日夜“大隧道窒息慘案”就是“疲勞轟炸”的典型案例。彼時死者枕藉,舉國同悲。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於日機制空權的逐步喪失,日機對重慶的轟炸也接近尾聲。1942年和1943年日機主要對重慶及周邊地區進行空中窺視和偷襲,僅在1943年8月23日對重慶進行了轟炸,這也是日機對重慶的最后一次轟炸。
  日軍的戰略轟炸,不單是對戰時首都重慶,對與重慶相鄰的城市來說,也是一場空前的災難。在此期間,從宜昌到重慶長江、嘉陵江沿岸的大小縣城:奉節、雲陽、萬縣、忠縣、墊江、豐都、長壽、合川、北碚,都無一例外地遭到日本空軍的野蠻轟炸。千裡長江變成一條血腥走廊。
  北碚,陪都遷建區、教育推廣區。這裡風光綺麗,山清水秀,近百位名重一時的教育家、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安居土牆小屋,心系民族安危﹔近千名莘莘學子潛心攻讀,弦誦不輟。因其文化之昌明,風物之優美,被譽為“重慶之后花園”。1938年上海復旦大學輾轉江西廬山、貴州貴陽后,來到這世外桃源般的北碚東陽鎮。
  東陽鎮張世光老人曾在復旦大學任警衛隊隊長,他親歷了1940年5月27日轟炸復旦大學慘案。老人回憶時老淚縱,他說:“真慘啊!死傷120多人,沒有一個全尸,五臟六腑挂在樹上,校園成了屠人場!”
  蔣碧薇,法國留學生、著名畫家徐悲鴻前妻、孫寒冰復旦大學同事。她曾撰文回憶道: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僻處黃桷樹鎮的復旦大學被炸。一時彈片飛,硝煙四起,教授學生死傷狼藉。孫寒冰先生……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肢體破碎,血流如漿,慘狀真是觸目驚心!他死之后,我常有一種幻覺,仿佛他驀然走進來叫我一聲的樣子。這使我不但悼念良友之永逝,而且還有點恐怖。
  《新華日報》發表短評《悼念孫寒冰先生》,稱他是“文化界的戰士、青年的導師”,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重慶各界人士於右任、黃炎培、沈鈞儒等出席了他的追悼會。1941年2月9日,“孫寒冰教授之墓”落成。

★死亡大隧道
  1941年對於重慶市民來說無疑是最痛苦、最悲壯、最慘烈的一年。
  1941年6月22日,納粹國對蘇聯發動閃電戰﹔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與這兩件重大戰事直接相關的是日本對重慶實施的“第三次戰略轟炸”———“102號作戰”。
  “102號作戰”目的十分明確:盡快解決“中國事變”,實行“南進政策”,發動太平洋戰爭,與、意配合,建立法西斯全球霸權。為確保第三次戰略轟炸的成功實施,除侵華飛行第1、第3團和第60戰斗隊外,日本還征調駐扎中國東北對付蘇聯的第12、第89重型轟炸機大隊以及駐防太平洋海域對付美國的第11、第22航空部隊,並且使用了由戰列艦炮彈改制的重達800公斤的重型炸彈、新型凝固汽油彈,及各種類型的定時炸彈,企圖一舉摧毀中國抗戰首都。
  1941年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從5月到9月,共持續了5個月。5月3日、10日、16日,日軍以每天出動30~60架飛機的中等規模對重慶市區、郊區進行轟炸。6月1日和2日,日軍又以少量飛機對重慶市區進行轟炸。6月5日晚,日機24架分三批偷襲重慶,導致震驚中外的校場口大隧道窒息慘案。此后,從6月7日至7月30日,日軍對重慶進行了19次空襲,市區大量房屋被炸或被焚毀。8月8日至14日,日軍的轟炸達到高潮,連續7天7夜以每次間隔約6小時對重慶進行疲勞式轟炸。其間,日機在市內各處投下大批爆炸彈和燃燒彈,街道、商店、民房被焚毀,重要的政府機構亦遭到轟炸,就連坐落在日軍劃定的南岸安全區內的一些外國使館也未能逃脫轟炸。
  在1941年的瘋狂轟炸中,令重慶市民永志不忘的是6月5日晚上發生在重慶校場口的大隧道慘案。
 高鍵文老人回憶說,他還記得“大隧道慘案”發生后,從洞內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備的薄棺材裝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於死尸太多,剩下的隻好用20輛卡車運到朝天門河邊,再用50隻船運到石子地區掩埋。這項工作花了5天時間才完成。
  大隧道是專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設施,長2.5公裡,深入地下10米,高、在2米左右,並在演武廳、石灰市、十八梯三處各開了一個洞口,互相連接,一般容量為5000人。1941年6月5日,“大慘案”發生的當天,天上正飄著毛毛細雨。傍晚時分,從郊區返城的居民和上街購物的人群,熙熙攘攘,使白天空蕩蕩的市區恢復了生機。誰也未料到,此時,突然響起了尖利的防空警,24架日機在夜色的掩護下,悄然飛臨市區上空。街上一片混亂,驚慌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大隧道涌去。校場口這段僅可容納5000人的隧道頓時擠進了上萬人。
  日機從晚上7點鐘開始對市區持續轟炸了三個多小時。午夜11點,待轟炸停止后,人們劈開木閘門,看到尸體重重疊疊堆到了洞頂,而隧道深處的人大都窒息而亡。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抱成一團,其狀慘不忍睹。
  天亮時分,政府當局開始派人清理大隧道裡的尸體。這些遇難者的尸體被拖出來放在大隧道洞口十八梯附近堆集成垛。后因尸體太多,無處可堆,改為一邊清理,一邊用卡車運出城外掩埋。慘案發生后,民怨沸騰,輿論嘩然,舉國同悲。
  高鍵文是這場悲劇的幸存者,他一談起半個世紀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慘案,就像是昨天剛發生的事一樣,歷歷在目。他當時16歲,在瓷器街一家雜貨店做幫工,也參加了空襲防護隊,聽到緊急警報后,他隨市民們從衣服街洞口進入洞內,有人喊“要投毒氣彈啦”,頓時,洞內秩序大亂,洞口的人想往裡面擠,洞裡面的人又想往洞口擠呼吸點新鮮空氣。他在洞內被擠到支洞轉角處就被壓得不能動彈。后來他急中生智,用雙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終於站在防空洞的石凳上,但另一隻腳被卡在人堆裡,再也拔不出來。14小時后,高鍵文被救了出來,但左腿卻從此殘廢:一個遇難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中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小腿。高鍵文老人回憶說,他還記得“大隧道慘案”發生后,從洞內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備的薄棺材裝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於死尸太多,剩下的隻好用20輛卡車運到朝天門河邊,再用50隻船運到石子地區掩埋。這項工作花了5天時間才完成。他自己所在的雜貨店中有5人進入防空洞,可其他4人都再沒回來。從衣服街到木貨街、草藥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條街道上,許多店面都再無人打開……

★無名墓地――石子
  在江波浩蕩,山野蒼翠的長江邊上有一個重慶人聞之黯然的名字:石子。這是一片無名墓地,距主城區10華裡,“大隧道窒息慘案”和大轟炸中無人認領的罹難者,大部分掩埋於此。2001年,重慶市博物館組織專業人員對當年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申純祖(原石子保長):轟炸重慶的遇難者為什麼送石子?因為這兒專門有一個從事慈善的浮尸會。江上漂來死尸,浮尸會負責打撈掩埋,另外,山上還有從事慈善的墳地,專門掩埋死后無人認領的外省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六五”慘案。當時我本人任職重慶市救濟院兒童教養所第三所管理員,收留的流浪兒童約有一二百,供衣食住。遭日本飛機轟炸后,重慶市救濟院第三所和第四所的人員全部搬遷到江北縣白雲山寨子內住下。有一次下午,我回石子時在途中走到江北矛溪橋,聽到防空警報響,此時路上不准行人走動,我就在橋上的石梯坎上坐下,看見日本飛機飛臨重慶上空,轟炸南岸玄壇廟。警報時間延長了很久,因此在重慶較場壩十八梯重慶市防空洞隱蔽的人民,由於人數太多,洞內空氣非常稀少,在未解除警報前,洞門不准打開,洞內的人全部窒息死亡。死者的尸體全部運到朝天門,由石子的木船運到石子黃角灘。一共有18條船,每船裝尸體20—30個,共運了兩次。尸體運上岸,堆放在白沙沱,再由石子力行幫派力行工人運至匡家灣、李子林、大石壩等地安埋,大約有五六百具尸體,因力行幫的人員有限,抬運不及,剩余的尸體,安埋在白沙沱沙壩下面。江水一來,沖得尸骨無存,大轟炸的死者太慘!
  劉吉祥(石子村村民):重慶大轟炸開始時,我10來歲,看見大量的尸體運到我們這兒。寸灘、石子、朝陽河的柏木船都被調到朝天門運死人。死人運到我們下面的黃桷渡碼頭,然后抬上坡,埋在我們社和上面的大石壩社。“五三”、“五四”大轟炸和大隧道慘案后,尸體成百上千的運來。高高的堆在河邊。一群狗跑去噬咬,腸子扯得到處都是。當時,凡是過路人都被抓來抬死尸。但人手還是不夠,天氣熱,尸體腐爛得快,有些人一路上把尸體丟在溝裡,上面洒一層土,一下雨,這些尸體露出來,又被狗咬,慘得很。我們這塊土當時是重慶桐君閣藥廠老板的私地,他讓出來埋死人。我清楚記得挖了四個大坑,每個坑埋了幾十個人,其中一個坑就在我家下面一點,聶美的房子下,他修房子時,挖出的人骨多得很。
  埋了死人的那些地方,一直沒有種庄稼。解放后大煉鋼鐵,搞“打山填平”運動———鏟墳、毀觀音、開荒,那幾塊墳地上才種了糧食。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搞不清楚埋死人的事了。
  胡志成(石子村村長):我在1953年至1955年擔任過石子村的村長,后來長期擔任大石壩隊的隊長。大石壩在大轟炸之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當時屬於真堂的幫會會地。它是由一個有錢人張利元買建的。張利元有了錢想做善事,特地把這塊地買來掩埋重慶城那些無名無姓、沒人關照的死人。他還有條船,專門從朝天門送死尸。大轟炸時死人太多,有的一家一家地死光,政府把那些尸體一船一船地運來,打算全部埋在真堂。但是有幾次尸體運不及,還沒抬上坡頂就埋了,甚至丟在了半路。不過,大石壩還是埋得最多,我的屋前屋后都有尸骨,隨便幾鋤頭下去,就挖出人骨。
  黃樹雲(石子村運尸人):我是當年抬、埋尸體的人。從39年到41年,干了近三年。當時,我們6個人一組,其中三個是從牢獄裡派來的。尸體送到黃桷渡后,我們負責抬上坡,挖坑,掩埋。也不一定是抬,有時背,有時扛。因為有的尸體有幾塊薄板,有的隻裹一床席子,或者有布包一下。沒有薄板的,我們就背、扛。遇到腐爛的,就遭罪了。通常,我們大坑埋十多個,小坑埋幾個人。這周圍山坡上到處是死人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埋的死人太多,我們不敢喝附近井裡的水,每天跑很遠去挑水。解放后我們在坡上種紅苕,紅苕大得很,但好多人都不敢吃。又種甘蔗,甘蔗又粗又大。可見這一片土地肥。我們干活,常常挖到人骨,包括完整的頭骨。豬兒拉肚子,我們就去撿人骨頭回來燒成灰拌在飼料裡,給豬治肚子。
  當年也曾有家屬來哭,但很少。這幾十年根本就沒人理會了。不過你們若要挖人骨頭,容易得很,對面橘子林裡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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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轰炸:多少民众遇难?」

2016年02月24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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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网」 2015-07-27 第371期
■重庆大轰炸:多少民众遇难?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十期《重庆大轰炸》。

★为压迫中国屈服,日军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战争转为持久战。为压迫中国屈服,1938年12月,日本大本 营指示,对中国各地开展战略轰炸,“在压制和扰乱敌人战略及政略中枢的同时,尽力消灭敌人的航空战斗力量”。①依照日军部署,陆军航空兵团主要进攻华中、华北要地,海军则担负对华中、华南的航空作战。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是日军最重要的空袭目标。从1938年2月—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主城及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轰炸。统计显示,日军前后对重庆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②重庆市空袭警报时间,在1938年为16小时35分钟,1941年为219小时18分钟,1938年—1942年平均为114小时。
  对于防空工作,国民政府不可谓不重视,采取了制定《防空法》,建立重庆防空司令部,设立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等一系列举措。具体的防空作战,包括“地对空”与“空对空”。重庆的高射兵器指挥部,负责指挥地面防空部队使用大小口径高射武器,以较为严密的中低层火网,打击日机。因装备数量、质量较差,1938年—1941年,重庆地面防空部队仅击落日机15架、击伤85架。③
  中国方面的空中防空能力与地面一样薄弱。1939年,中国空军已损失殆尽,能部署在重庆及其周边的战机只有三四十架。即使加上入驻重庆的一个苏联战斗机联队,实力依旧与日军有很大差距——主要负责对重庆轰炸的日军汉口空军基地,即有各种战机200余架。1940年6月16日,日军111架飞机空袭重庆,中国37架飞机迎敌,使日军战死8人、去向不明6人、负伤5人,飞机被击落、未返航、重大损坏各1架,22架中弹——这是重庆轰炸期间,中国空军战绩最好的一次。④其后为了保存仅有的空军力量,中国战机不再与日机正面交锋。
  由于防空武器不足,只能更多地依靠防空工事。重庆主要的防空工事有防空隧道与防空壕洞。至1941年,共建成防空隧道7条,每条可容纳约6000人;同年,政府、私人修建有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46个、掩体38个,可容纳约22.3万人。⑤随着重庆防空设施、防空能力的发展,以及大批人员疏散,死伤情况有所减少。1941年,《大公报》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个人。”

     【相片】在防空警报暂时解除后,从防空洞出来透风的重庆市民

★重庆军民损失惨重,其中民众死伤数万,八路军办事处也遭到轰炸
  虽然有以上一系列应对措施,但大轰炸依旧给重庆造成巨大损失。首先,人员伤亡方面,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其中,位于机房街的八路军办事处也遭到轰炸,损失惨重。1941年日军发动所谓“第102号作战”,不分昼夜地轰炸重庆36次。其间6月发生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8月,日军轰炸了蒋介石位于重庆南郊黄山的官邸,卫士被炸死2人、炸伤4人。在日军轰炸重庆的几年间,共有市民11889人被炸死、14100人被炸伤。⑥间接死于空袭,以及沦为灾民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其次,财产损失方面,工业、农业、交通、教育等设施被严重破坏。仅就工矿业来说,1940年5月,第24兵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厂房、船舶等被炸毁, 损失达到1亿多元。从1940年5月—1941年8月,渝鑫钢铁厂被日军轰炸五次,直接损失60余万元,间接损失130余万元。即使是学校,也未能幸免。在集中了大多数内迁学校的重庆沙坪坝、北碚等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均遭轰炸;东方中学、中国中学等34所中学直接损失4亿多元;复兴小学、东山小学等24所小学直接损失6亿多元。由于轰炸,重庆社会财产损失约85亿元,居民财产损失约15亿元。⑦
  在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宣称“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一旦击中外国目标,就视为“误炸”。从1939年起,美、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进邦交,则其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日本则劝告各国驻重庆国民撤离到其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否则“对居留在其他地区而发生的不恻之事态,帝国政府不负有责任”。
  随着轰炸规模的扩大,美、英各国在重庆的利益受损情况日趋严重。尤其1941年6月,美国在安全区中的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炸弹碎片击中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英国驻大使馆也被轰炸。随后,7月25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废铁;7月26日,罗斯福批准,以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⑧
  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不仅没能达到其预定目标——“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⑨反而适得其反,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一方面引起美英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同情;另一方面,加剧了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中国争取援助。重庆军民凭借顽强意志,没有屈服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相片】日军轰炸后的重庆

注释:①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87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35页;②魏励勇:《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航空史研究》1997年第3期;③《民国27年—30年重庆防空司令部高射部队战果统计》,见于《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1994年,第137页;④王建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重庆大轰炸述论》,西北大学;⑤⑥温贤美:《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和重庆的反空袭斗争》,《天府新论》1994年第4期;⑦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⑧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http://www.imastv.com/news/history/2016-1-19/news_content_71417.shtml
「MASTV(澳亞衛視)」 2016/01/19 09:01  來源 / 趣历史
■揭秘:日軍轟炸重慶制造驚天慘案的曆史瞬間

     【相片】抗戰時期的重慶

  侵華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制造了無數震驚中外的血腥慘案,從“9.18事變”到“7.7事變”,再到“8.13事變”;從華北大掃蕩到南京大屠殺,再到重慶大轟炸,真可謂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而日軍對重慶大轟炸時造成5000人傷亡的擠壓踩踏慘案,無疑是曆史上最嚴重擠壓踩踏的驚天慘案。
  重慶大轟炸指的是中國抗戰期間,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軍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時間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這5年時間內,日軍對重慶進行轟炸218次,出動9千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萬多枚以上。重慶大轟炸造成成千上萬中國百姓無辜死亡,成千上萬幢房屋被炸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破壞。2012年9月10日下午,重慶大轟炸15名受害者或其遺屬正式起訴日本政府。
  1937年“7.7事變”後,中國展開對日全面抗戰。11月,國軍在淞滬抗戰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機,國民黨政府于11月20日起遷往重慶作爲戰時首都。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轟炸重慶市區,從1939年1月開始,日機空襲迅速升級,對重慶的轟炸愈來愈猛烈。特別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機對市區長達5個多小時的疲勞轟炸中,終于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接死于轟炸人數最多的壹次慘案,也成爲世界曆史上最嚴重的踩踏慘案,即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擁擠踩踏窒息慘案。
  當時,日軍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先向中國集中力量空襲,發動名爲《102號作戰》的大規模轟炸。在1月至8月,超過3千架次飛機空襲重慶,當中包括夜間空襲。6月5日,從傍晚起至午夜連續對重慶實施多小時轟炸。重慶市內的壹個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風口被炸塌引致洞內通風不足。據幸存者曾婉清說當天有漢奸爲日軍飛機發信號,日軍是有目標地轟炸洞口和通風口的,洞內市民因呼吸困難擠往洞口,造成互相踩踏,以及大量難民因擠壓踩踏窒息死亡。這次慘案的發生主要是日軍殘酷地大轟炸造成的,日軍無疑是罪魁禍首;但是當時的國民黨當局管理混亂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6月5日,日軍對重慶進行大規模的“地毯式”反複轟炸。市中區居民因准備不充分,接到警報後未及時疏散開,于是如潮水般地擁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大隧道內避難人數較往常激壹倍,達到上萬人群,幾近飽和。
  當時,重慶防空警報的發布和解除,都要有國民黨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執行。胡伯翰壹向剛愎自用,有幾次他判斷敵機不會飛臨重慶上空,居然猜中了,爲此他十分自信,誰也不敢和他爭論。這次日軍飛機是采取所謂“疲勞轟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飛機壹隊輪番不斷進入重慶上空。根據這種情況,應該在日軍飛機輪番轟炸的間隙解除壹下警報,讓群衆走出隧道換換空氣。當時大家幾次建議解除警報,但都遭到胡伯翰的反駁和拒絕,終未被采納。大隧道內有人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內空氣不良的電話有4次之多,胡伯翰僅僅下令努力維持秩序,不許群衆亂動。
  最後,群衆因爲空氣稀薄迫不得已爭相向隧道外蜂擁逃跑,胡伯翰這才下令解除緊急警報,但仍保持壹般空襲警報狀態。但爲時已晚,走出隧道的群衆壹接觸新鮮空氣就倒在洞口不能動了,後面的人出來就壓在前面的人身上。這樣越壓越多,洞口又在地平面下10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導致後面的群衆無法出洞。同時外面的救護力量又未組織好,壹再遲誤,終于遭成震驚中外的嚴重慘案。
  當時,國民黨當局也曾組織擔架兵進行救護,可沒想到這些人進到防空洞內首先幹起搜撿死屍身上財物的勾當,大大耽誤了救護時間。當時許多人還處在假死狀態,如果擡出洞及時通風或施以人工呼吸,還可救活壹部分人。而有些人並沒有完全喪失意識,在被搜斂財物時還能掙紮,擔架兵就把這些人掐死滅口。當時,負責指揮搬屍的是衛戍總司令部交通處長姜吟冰和交通科長劉吉龍,當他們發現這是壹個發大財的機會後,馬上下令搜查擔架兵的腰包。壹部分擔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槍斃了壹名抗拒的擔架兵,以示威嚇。這樣,有許多受傷者最後由于沒有收到及時救護而最終死亡。
  據當時特種審查委員會調查公布的《審查報告》認定,這次慘案死亡992人,其中學生151人,受傷4000多人。許多人因踩踏、擠壓、窒息,衣服被撕爛,皮膚變成藍色,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慘案發生後,民怨沸騰,輿論嘩然。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在議長康心如主持下開會決定:“1、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實情況,請市政府速查明,報告本會;2、肇事責任究竟屬誰,應請政府嚴加懲辦;3、請市府嚴加注意,勿使今後再有此事發生;4、善後辦法及死傷者撫恤,請政府從優辦理”。蔣介石與參議員壹起前往慘案發生處視察,看望並慰問了死者家屬。“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對隧道死難家屬中的鳏寡孤獨、無人撫養者發放了赈金。老弱殘廢每人300元,失學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全市共發赈金11萬元。重慶解放後,有關部門對較場口大隧道進行了清理維修。1987年7月6日,爲紀念“7.7事變”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轟炸重慶紀事碑”落成儀式在較場口大隧道舉行;2000年9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將該處列爲重慶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4-07/10/c_126735021.htm
「新華網」 2014-07-10 09:22:52  來源: 重慶日報
■日軍進行重慶大轟炸目的:摧毀中國抗戰意志

     【本報資料圖片】日軍轟炸重慶。

  ●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對一個城市如此長時期固執地進行攻擊,不用説在航空戰爭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隊圍攻城市的歷史包括在內,也是極其罕見的”
  ●日機每次轟炸不僅投下大量爆破彈,而且還投下許多燃燒彈,甚至對密集人群進行低空掃射,具有典型的無差別轟炸特徵
  ●敵勢猖獗時期,重慶每天都要遭受敵人殘忍的轟炸,然而抗戰期間輸財輸力之多,重慶為全國各地之冠
  ●美國總統羅斯福:“余謹代表敝國人民向重慶市敬贈斯軸,以表吾人欽佩該市英勇之男女市民”

  周勇
  中國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30年來,一直致力于重慶大轟炸的研究。2005年來,他又組織重慶的專家學者進行了大規模的檔案整理、文獻搜集、證人尋訪、數據統計等基礎工作,還到臺灣、美國、英國、日本、荷蘭等進行過考察訪問,從而發掘了新史料,擴大了新視野,也産生了新成果。

1問:抗戰時,重慶為什麼會成為日本軍事進攻中國的重要戰略目標?
  周勇: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是中國政府的戰時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企圖通過對重慶的轟炸,造成大後方經濟的破壞,造成人民厭戰情緒的長,並與其政治誘降相配合,從而徹底“摧毀中國的抗戰意志”,達到“迅速結束中國事變”的目的。因此,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軍飛機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長期的無差別轟炸,重慶成為遭受日本野蠻轟炸規模最大、次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為慘重的中國城市,史稱“重慶大轟炸”。
  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稱:“對一個城市如此長時期固執地進行攻擊,不用説在航空戰爭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隊圍攻城市的歷史包括在內,也是極其罕見的”。

2問:中外學術界對重慶大轟炸的研究成果為何相去甚遠?
  周勇:近70年來,中外學術界對重慶大轟炸的研究從未間斷,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卻相去甚遠。以人員傷亡數為例,少的傷亡總數僅為15737人,多的傷亡總數達到了54731人。
  分析原因,這些研究成果之所以有差異,固然有研究資料的局限,研究視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主要原因在于對轟炸區域范圍、時間范圍和損害范圍等主要因素界定不一所致。如轟炸地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轟炸時間有的以1938年至1941年為限,有的以1939年至1943年為限;轟炸損害范圍,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員傷亡和房屋損毀,對各行各業所造成的財産損失研究卻少有涉及。
  我認為,重慶大轟炸指的是1938年至1944年,侵華日軍為摧毀中國抗戰意志而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及其周邊地區實施的政略戰略轟炸。
  至于時間,1938年2月18日,日軍飛機空襲巴縣廣陽壩(今南岸區廣陽壩)機場,這是目前檔案文獻記載日軍飛機第一次對重慶的轟炸。1944年12月19日,日機轟炸梁山(今梁平)、萬縣(今萬州)、開縣。這是目前檔案文獻記載日軍飛機最後一次對今天重慶地域的轟炸。因此,日機轟炸重慶的時間范圍應確定為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共6年零10個月。
  至于日機轟炸重慶造成的傷害范圍,首先應包括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兩大類;其次,這兩大類損失都包括直接和間接損失。第三,在財産損失方面,房屋損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還在于工業、農業、財政、商業、交通、文化、教育、公共事業、人力資源等方面的財産損失。第四,損失既包括重慶市的人員和政府各部門所受到的傷害,也包括中央政府駐渝各部門所受到的傷害,還包括外國人員和機構的傷亡及財産損失。

3問:重慶大轟炸有幾個階段?
  周勇:第一階段,從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主要目的是對重慶進行空中偵察和試探性攻擊,為後來的大規模轟炸做準備。
  第二階段,從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為日機對重慶實施大規模戰略轟炸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中國抗戰處于相持階段,日軍基本上停止了地面的戰略進攻,轉而憑借其強大的空中優勢,先後採用“高密度轟炸”、“疲勞轟炸”、“無限制轟炸”等戰術,對重慶主城及29個周邊區縣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造成了一係列重大慘案,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1941年6月5日震驚中外的“較場口大隧道慘案”都處于這一階段內。
  第三階段,從1941年9月到1944年12月。這一時期,日本的軍事戰略重心發生轉移——著力于發動太平洋戰爭,對華侵略有所減弱;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宣戰,美國空軍援華參戰,從而打破了日軍的空中優勢,對日軍造成直接威脅,因而日機對重慶的轟炸逐漸減少。至1944年年底,大轟炸結束。

4問:重慶大轟炸的顯著特點有哪些?
  周勇:一是中心城區損失嚴重。據檔案文獻資料統計,遭受日機轟炸的區縣有32個,約佔今天重慶全市區縣的80%,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集中于各地區中心城鎮。從被轟炸的區縣比較分析,主城區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最嚴重,佔人員傷亡總數的52.3%、財産損失總數的30%。
  二是因連續轟炸造成的損害較為突出。當時重慶稱為“霧都”,每到冬季濃霧彌漫。為避免霧季影響,日機一般選擇在夏秋兩季對重慶進行轟炸。據統計,日軍有近60天襲渝機數超過50架,有30多天襲渝機數超過90架,最多一天達178架。據四川省政府1941年10月統計: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底,日軍共6213架次飛機空襲重慶達213次,投爆破彈、燃燒彈共21168枚,炸毀、燃燒房屋計27600間,炸死7282人,炸傷6953人。
  三是社會財産損失大于居民財産損失。據統計,財産損失中,社會財産損失約85億元,居民財産損失約15億元,僅佔社會財産損失的17.5%(貨幣單位均為檔案記載原始數據,未作折算。除注明者外,計量單位均為“國幣元”,以下同)。
  四是具有典型的無差別轟炸特徵。遭受日機轟炸的目標,主要有居民住宅區、商業區、文化區等,針對重慶城市多為木質結構建築的特點,日機每次轟炸不僅投下大量爆破彈,而且還投下許多燃燒彈,甚至對密集人群進行低空掃射,具有典型的無差別轟炸特徵。就連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國、荷蘭等國駐渝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也未幸免于難。

5問:日軍狂轟濫炸達到目的了嗎?
  周勇:當然沒有。“重慶大轟炸”歷時之長,范圍之廣,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在二戰期間和整個人類史上創下了戰爭史的新紀錄。重慶大轟炸與七七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細菌戰等重大事件一樣,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慘痛的犧牲和巨大損失。但是,飽受日機轟炸災難的重慶人民,化災難為仇恨,化悲痛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獻金不讓人獨多,成為支援前方抗戰的堅強後盾。
  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前,蔣介石十分感慨地説: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重慶同胞與政府同甘共苦共患難,生死成敗相一致的關係,較之其它各地尤為密切。回想敵勢猖獗時期,重慶每天都要遭受敵人殘忍的轟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財産遭受不測的損失。然而大家為表示對于抗戰的忠誠,在抗戰期間輸財輸力之多,尤為全國其它各地之冠。這種偉大的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
  重慶人民不畏強暴的精神,也贏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敬佩。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專門書贈重慶一幅卷軸,他寫道:“余謹代表敝國人民向重慶市敬贈斯軸,以表吾人欽佩該市英勇之男女市民。當該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襲時,人民堅定鎮靜,不被徵服,足證恐怖主義對于爭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毀滅其精神。此種為爭取自由表現之忠實,將鼓舞來世而不朽。”

6問:加強對重慶大轟炸研究的意義何在?
  周勇:對于日本軍國主義在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戰後在對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中,對南京大屠殺,對在廣州、漢口、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等城市非法殺害中國平民的罪行進行了起訴。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重慶大轟炸的罪行被排除在訴訟之外,因而東京審判沒有對日機轟炸重慶平民的罪行進行起訴,從而使日本在重慶犯下的殘暴的非人道罪行沒有得到任何的清算。
  我們加強對重慶大轟炸的研究,有助于徹底清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揭露日本侵華真相,戳穿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謊言,讓世界人民看清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反動本質,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有助于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實事求是地評價重慶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伸張正義,為重慶大轟炸的受害者討回公道;有助于避免歷史悲劇重演,還歷史一個真實,給世人一個交待。記者 匡麗娜



http://news.qq.com/a/20090422/000384.htm
「腾讯网」 2009年4月22日08:05   华龙网
■重庆挖出日寇航空炸弹 炸药至今未失效(图)

     【相片】专家称,炸弹一旦被引爆,仍具很强杀伤力。 通讯员 刘维 摄

★永川挖出日寇航空炸弹 炸药至今未失效
  华龙网讯 施工过程中竟意外挖出了一枚日本航空炸弹。20日,市公安局的有关爆破专家闻讯到永川城区中央大街的工程施工现场后表示,这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在轰炸重庆的时候留下的一颗日本航空炸弹,内面的干置炸药至今尚未失效,一旦引爆仍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工地发现航空炸弹
  据悉,发现炸弹的工地位于老城区的闹市地段,当笔者到现场时,施工方已经对该地段进行了封锁,并主动停止了施工作业。
  现场施工人员称:“下午,工地旁边的堡坎垮了,显出一个瓶孔形状的东西,挖了一会儿,看到个铁壳壳,形状有点像炸弹。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飞机上的炸弹,非常相似。”随后,施工方立即拨打了110向警方求助。下午5时许,重庆市公安局的有关爆破专家闻讯到现场组织排险。
  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爆破工程师秦大明介绍:“这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在轰炸重庆的时候留下的一颗日本航空炸弹,这类炸弹的重量大概有200公斤,里面装有干置炸药。”
  两名工人在爆破专家的现场指挥下,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这枚炸弹从土堆里挖出来,这也是永川城区首次发现的日本航空炸弹。

★炸药仍有很强杀伤力
  从土堆里顺利挖出航空炸弹,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市公安局爆破专家称,这类航空炸弹内的炸药至今都还没有失效,一旦引爆仍然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爆破专家称,当年这枚炸弹落地时如果爆炸,肯定会造成永川城区很多无辜群众的死伤。
  经测量,永川发现的这枚日本航空炸弹总长为1.5米左右,已经在土堆里埋藏了几十年,经受住了长时间的雨水浸透和腐蚀,现在只要不对它进行高温加热和剧烈敲打,炸弹总体是安全的,不会爆炸。
  秦大明称:虽然炸弹的尾翼弹体已经破了,但是弹头内部装的炸药还没有失效,需要进行妥善保管,再选择销毁场地进行安全销毁。
  近年来,重庆城区和部分区县都曾发现过类似的日本航空炸弹。秦大明介绍,进行销毁时,弹片炸出来的弹坑,直径可达8~10米,安全警戒线需要设置在离销毁点1~2公里外的地方。
コメント

「两岸同胞联手打响涠洲岛抗日反攻战」

2016年02月23日 | 海南島史研究
http://www.bhtv.cc/tv/bhxw/52/5_52997.htm
「北海电视网」 2015-08-25 19:51:19  记者:沈萍 杜滨
■讲述抗战故事:两岸同胞联手打响涠洲岛抗日反攻战
  讲述抗战故事,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海涠洲岛。这座海岛70多年前曾遭遇一场浩劫。1938年农历11月,日军动用海陆空数百人,在两艘航空母舰及数十架战机的掩护下,登陆涠洲岛,进行了长达7年的烧杀掳掠,最后,涠洲岛民不畏日军,在两名台湾籍翻译的帮助下,两岸同胞联手打响了涠洲岛抗日反攻战。
  1938年农历7月,日本海军开着两艘军舰占领了涠洲岛,第一时间建立了司令部、哨所、电台等据点,并修筑公路和飞机场,以便运输弹药和配合其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第三十六军动用超过了一千人的兵力围剿涠洲岛,对岛上进行抢劫、烧杀,对逃亡者痛下杀手,以及使用炮弹去轰炸逃亡的渔船,致使很多渔船沉入海底。
  北海市文史专家——张九皋:(日本人)登陆涠洲岛那一次是三八年,就杀了那些逃亡死淹死的就有八十几人,从早上八点多一直,那些船被他们放火烧啊,放炮弹击中啊,烧掉的渔船就有四百多只。
  日军还在管理上实行保甲制度,在文化上推广奴化教育,强制开办日语小学,村里几百个小学生都得去学日语。而日军的罪行也激发了涠洲岛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转折出现于1945年初,海口日军司令部传来密电,令驻涠洲岛日军杀尽岛民后撤往海南。密电传输过程中,被刚上岛不久的两名台湾籍翻译截获,二人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将该情况告知岛上村民。知道消息后的岛民愤怒不已,准备舍身护岛。经发动后,参加起义的岛民和台湾籍士兵共有60余人。1945年6月19日深夜,抗日人员拿着大刀、鱼叉、禾叉、棍棒、短刀、长枪等武器,在三婆庙聚集,打响了涠洲岛的抗日反攻战。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晚的反攻行动,抗日人员共摧毁敌军司令部、电台等9个据点,歼灭日军19名,缴获汽车两辆,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步枪20多支,电报机等物资一批,而起义军只伤了两人。
  北海市文史专家——张九皋:驻岛日军到了1945年6月的时候,日军知道大势已去,他们就开始撤退,撤退在涠洲岛上只留下了十几个人,其中有20几个人是日本占领台湾征用的台湾兵,当他们的日军,结果这些台湾兵,他们里面的翻译官是我们的中国人,在一个洋翻译的带领下,联合着涠洲岛的岛民,把占领涠洲岛留下来的十几个日本军就把他们杀掉,俘虏了两个,还有两个日本兵逃亡跳到海上,结果就淹死在海上,后来涠洲岛就光复了,所以在9月3号,全北海市市民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http://www.beihai.gov.cn/67/2015_8_27/67_463658_1440605339672.html
「北海市政府门户网」2015-08-27 00:01:12 来源:北海日报 网络编辑:黄胜森 作者:黄 娴
■日军三次入侵涠洲岛 7年共杀害群众1700人
  说起涠洲岛,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其实,涠洲岛素有北部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室获悉,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三次入侵涠洲岛,使之成为日军控制北部湾及沿海城镇的重要之地。
  据史料记载以及市党史部门调查,日军侵占涠洲岛7年时间里(1938年9月至1945年8月),共杀害群众1700人(含过往的外地渔民、商人),烧毁民房84间,烧船400多艘(含外港船只),强奸妇女76人,强迫劳役4300人,抢劫财物不计其数,导致上百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一次入侵:炮击天主教堂
  据悉,1938年9月11日,日军第一次入侵涠洲岛。10日晚,日军“加贺号”航空母舰从万山群驶到涠洲岛南边,停泊在猪仔岭海面后,用探照灯向海面和岛上照射。11日凌晨4时,日军舰派出一架飞机在涠洲岛上空盘旋侦察,同时军舰从猪仔岭海面驶至岛东边横岭角海面抛锚。天刚亮,军舰开始炮击天主教堂,共发射了18发炮弹。7时许,日军从军舰放下登陆艇,200多名日本兵在沟门登陆,然后向沟门村进犯。
  日军沿途用机关枪扫射,进入盛塘村、井仔村,共开枪打死9人,而后又在坑仔村打死3人。日军途经湾仔村,村里一对夫妇因害怕,拼命往海边跑,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下到南湾,在大王公土地庙附近看见一位村民背包袱向山岭上跑,立即开枪将其打死。据统计,日军入侵涠洲第一天就打死15人。
  中秋节后,日军撤离涠洲岛,日军第一次入侵涠洲岛二十多天。

★第二次入侵:火烧400艘渔船
  1938年11月20日,日军第二次入侵涠洲岛。
  时值秋汛,来往渔船均集中到涠洲岛南湾港,渔船以海南岛的居多,还有的来自北海、沙田、营盘、遂溪、江洪、草潭等地,大大小小有数百艘。早上4时许,一些渔船起锚准备出海,一些渔船刚驶出猪仔岭,正好碰上日军两艘舰船驶来,一艘是军舰,一艘是机动渔轮。军舰朝出港的渔船扫了一轮机枪,当场打死一些渔民。这些渔船立即调头回港,其他渔船听见枪响乱作一团,彼此碰撞,无法动弹。离岸较近的渔船忙起锚驶到岸边沙滩搁浅,人跳上岸逃命。
  早上8点,日军封锁了港口,并从军舰上放下两艘登陆艇驶入南湾港,将港内渔船串在一起,拖到港湾西段海滩。登陆艇用水泵向渔船喷射汽油后纵火。顿时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港湾。有的渔民站在湾顶岸上观看,被日军机枪扫射,死了3人。大火一直烧到中午12点,被烧船只达400艘。烧完船后,日军便乘舰船离去。

★第三次入侵:长达7年的法西斯统治
  1939年1月2日,日军第三次入侵涠洲岛。
  当天清晨,日军从涠洲岛哨牙大沙滩登陆,开始7年之久的法西斯统治。入侵涠洲日军蕃号为支那派遣军南支海军部队第十一基地,隶属海南岛海口市日军海军司令部指挥。
  日军占据涠洲岛后,立即驱迫群众修工事、公路、机场、码头,企图把涠洲岛建成侵略华南的军事基地。
  1月13日,日军开始在坎仔背修建机场,全岛不论男女老幼都被抓去做苦工。据参加过修机场的民工吴永、陈文亮、邓程景、江富贵、许卿等人回忆,他们经常被日军用木棍逼着干活,稍慢一些就遭棍棒打。1939年至1941年间,轰炸北部湾沿海的日机大多数是从涠洲机场起飞的。
  日军在岛上打、杀、抢、奸,无恶不作,迫使岛民纷纷逃往大陆。为防止居民外流,日军实行户口制度(保甲制),编民入册,连保治安,一人有事,全家遭殃,一家出事,十户科罪。著名的“机场大点名事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据悉,193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日军驱全岛居民集中于坎仔机场,规定不论青壮老弱病残甚至产妇均须依时到机场登记入册,如有躲藏,一经查出即处决,且全村受株连。湾仔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青壮年都逃往大陆,只剩下行走不便的老人和小孩。日军搜到该村,发现花生藤堆里藏着一名老人,便把他拖到机场,把皮肉都拖烂了。日军离村时,一把火把整个村的茅草房全部烧掉了。南湾街一些人迟到,统统被日军拉到教堂大榕树下,吊起来毒打。在日军的暴力胁迫下,全岛2000名村民集中在机场,按村排队,由日军一一点名,编造户口册,任命维持会长、保长、甲长。大点名折腾了三天三夜,全岛共建立了12个保。建立保甲制度后,若外逃居民回岛须向维持会长及日军报告,如不报告,一经发现人数与户口不符,将杀掉全家。



http://www.ngzb.com.cn/thread-948334-1-1.html
「南国早报网」  2015-7-14 09:43:04   南国早报记者 彭庆 文/图
■两岸同胞联手打响涠洲岛抗日反攻战
 抗战胜利前夕,盘踞在北海涠洲岛的数十名日军欲在离岛前杀光岛民,危急时刻,两名台湾翻译选择了民族大义

  “天空乌云密布,盟军几架轰炸机呼啸而过,几枚炸弹从天而降,爆炸的烟、水柱四起。”这是广西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蓝磊斌在电影剧本《红怒》中描述的片段,在中国抗日军民和盟军的双重打击下,日军对北海涠洲岛进行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之后,于1945年开始节节败退。
  日军撤离前,密谋杀尽岛上居民。面对生死存亡,两名具有民族气节的台湾翻译,联合岛民打响了这场生死反攻战,并取得最终胜利。记者近日寻找到多位知情人士,试图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回首
 海岛沦陷 备受凌辱
  2015年7月,北海涠洲岛再次进入新一轮旅游旺季。在滴水丹屏、天主教堂等景区,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海岛70多年前曾遭遇一场浩劫。1938年农历十一月,日军动用海陆空数百人,在两艘航空母舰及数十架战机的掩护下,登入涠洲岛。登岛后,日军在海岛东、西部均插上太阳旗,宣告占领这一岛屿。
  据《北海文史》记载,日军占领涠洲岛后,第一时间建立了司令部、哨所、电台等据点,并修筑公路和飞机场,以便通行汽车、运输弹药和配合其他军事行动。
  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也由此开始。梓桐木村村民冯长志今年87岁了,谈及往事,这位头发已完全脱落的老人仍止不住情绪,不时握紧手中的拳头。
  “动不动就被打,人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日军占领涠洲岛期间,冯长志曾被征用修建飞机场,年迈的父亲也被拉去修工事。他至今记得,父亲做工时因帮村里人说了几句话,就被日军打得皮开肉绽。“屁股都裂开了,只能从一公里外的西角村爬着回家。”冯回忆说,父亲爬回来后,由于没有药物治疗,不久就不幸丧生了。
  今年76岁的荔枝山村村民谭泽明,曾亲眼目睹了日军进村强奸妇女。“当时那个女的30多岁,被两个日本兵压在身下不断撕扯衣服,反抗了很久都没办法。”当时还只是个孩童的谭泽明,躲在门缝里看着这幕场景,“捂住嘴吓得不敢出声”。

★转折
 截获密电 策划反攻
  村民们说,日军不仅在管理上实行保甲制度,还在文化上推广奴化教育,强制开办日语小学,村里几百个小学生都得去学日语。
  但矛盾的种子也逐渐埋下。由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制的《北海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曾记载,由于长期受欺压和凌辱,村民们对日军早已恨之入骨。当时,岛上除了日本兵外,还有部分被日军征用的台湾籍士兵,由于与日军待遇相异,且平日屡受日军欺压,难免心怀不满。
  转折出现于1945年初,海口日军司令部传来密电,令驻涠洲岛日军杀尽岛民后撤往海南。密电传输过程中,被刚上岛不久的钟、杨两名台湾籍翻译截获,二人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并将该情况告知岛上村民。
  知道消息后的岛民愤怒不已,准备舍身护岛。两名翻译也紧锣密鼓,召集台湾兵和岛民一同揭竿而起。但不少台湾兵觉得曾在岛上做过坏事,担心岛民秋后算账而有所顾虑。见状,杨姓翻译做了大量工作,持续劝导台湾兵,称“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当前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打倒外来侵略者”。
  1945年4月,杨姓翻译组织岛民和台湾籍士兵近200人,在涠洲岛南湾港三婆庙前歃血为盟,共议抗日大计。

★惊魂
 双方联手 围困日军
  经发动后,参加起义的岛民和台湾籍士兵共有60余人。
  1945年6月19日深夜,抗日人员拿着大刀、鱼叉、禾叉、棍棒、短刀、长枪等武器,在三婆庙聚集。指挥员郑仁甫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后,将起义军编成5个战斗小组,分别攻打敌方电台、武器库、运输艇、哨卡和日军司令部。
  借助台湾籍士兵的掩护,抗日人员逐一拔掉日军的各个哨卡和据点,并在南湾街西头顺利会师。集结片刻后,抗日人员向日军指挥部发起总攻,打响了最惨烈一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六万山烽火》记载,当晚,在司令部门前,抗日人员用布团将守门日军塞住嘴后,一涌而入,与屋内的日军短兵相接。一番滚打摔斗之后,几名日本兵被杀死,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带着几个残兵趁乱向湾顶哨所窜去。
  为减少伤亡,抗日人员决定封锁出口,围困日军。3日后,一名日本兵因饥饿难耐,偷摸下山寻找食物,被抗日人员击毙。见前无去路后无援兵,两名日本兵拔枪自杀,另两个跳崖投海丧命。
  冯长志亲历了这场围捕行动。他告诉南国早报记者,在攻打据点过程中,一名日本兵逃到梓桐木村,不料被村民撞见。“就在我家不远处,村民发现这名日军后,立即挥起禾叉朝他头部砸去。”冯长志介绍说,村民将其制服后,押往岛上的一块礁石处(现西角码头),由台湾兵将其处死。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晚的反攻行动,抗日人员共摧毁敌军司令部、电台等9个据点,歼灭日军19名,缴获汽车两辆,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步枪20多支,电报机等物资一批,而起义军只伤了两人。

★建议
 这段历史 应该铭记
  起义结束后,岛民组建了“涠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捍卫胜利果实。如今,硝烟已经散去,曾见证岛民掀起反攻的遗迹或被推倒,或被改造,大多都已不复原貌。
  今年7月上旬,根据涠洲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来到涠洲岛中部的平顶山水厂,在水厂北侧,一块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香蕉地映入眼帘。“这就是日军飞机场的旧址,但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原迹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战争结束后,机场被闲置,后来政府将这块地分发给了附近村民,用于种植香蕉。
  位于涠洲岛东南方向的一处高地,原是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如今也已被改造为广播电视台涠洲转播发射台。据一名值班人员介绍,发射台于2008年建成,主要用于丰富岛上军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但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作为广西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蓝磊斌从事地方志工作已有十余年。2012年,蓝磊斌以涠洲军民联手抗日为原型,在国内核心刊物《电影文学》上发表剧本《红怒》。“很多人对台湾兵这一群体并不熟知,他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告诉南国早报记者,这次生死关头的反攻行动,正彰显了海峡两岸同胞同为中国人的团结精神。
  北海市市志办原编辑科科长张九皋也认为,当时台湾被日军占领,很多人被征兵入侵大陆,但台湾兵也是中国人,“台兵联合岛民展开自救,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这样的故事理应让更多人知道”。
  应如何打捞这些沉寂的故事?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名工作人员说,历经岁月沧桑后,曾亲历涠洲岛抗日的老人们大多都已去世,如今只能加快调研速度,通过出版书籍记录下这些老人的声音。
  据介绍,此前,相关部门曾筹备在涠洲岛建立一个抗日宣传教育基地,但之后囿于资金等因素,计划被搁置至今。“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这段历史都应该被铭记。” 该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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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哪乐」 发布时间:2012-06-19
■抗日战火中的涠洲岛
  1937年10月20日,日寇军舰炮轰涠洲岛。1938年8月12日,日寇首次侵占北海涠洲岛。9月7日,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又占领了涠洲岛,日寇侵占北海涠洲岛是为了配合其进攻海南岛的战略。
  1939年1月13日13时,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海南岛。1月19日向驻广州的日军第21军下达了和海军协同攻占海南岛的命令。1月25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将该支队改编成台湾混成旅团,30日命令将该旅团编入21军战斗序列。准备把这支部队投入海南岛方面的进攻。9月23日,日军大本营向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以第5师团、台湾旅团与海军协同,攻占钦州湾、南宁、镇南关、龙州的命令。
  10月16日,驻广州的安藤利吉第21军,根据中国派遣军10月19日的作战命令,进行了各项准备,并与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5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辖第14、15航空队)进行了协同,规定进攻的部队在11月10日一早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日寇的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陆空军第21独立飞行队(两个中队)以航空母舰和涠洲岛机场起飞,配合作战。日寇开始了对涠洲岛长达七年的侵占,并修筑机场、集结舰艇成为日寇侵占我国华南大后方的海空军基地。
  日寇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建成机场,是因为在原涠洲机场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1932年,时广东省政府要在涠洲岛修建一个简易军用机场,由广东省南区绥靖委员公署负责监管和组织修建。当年夏天,合浦县政府接命后,即指派北海市警察局、涠洲公安分局及涠洲乡委员负责,选定涠洲坎仔村背的山坡地作为机场场址,并限期三日内雇请民工将该机场筑完成。5月31日机场开始动工,6月4日工程告一段落。6月11日,合浦县政府向南区绥靖委员陈章甫“呈报筑涠洲机场兴工及完工日期”,并将涠洲机场地形位置图附上。南区绥靖委员公署于6月复电:查长度阔度均不合,应将长边扩至一千五百英尺,阔边扩至一千二百英尺。
  根据南区绥靖委员公署的指令,合浦县政府又开始机场的改造扩建工程,将原来的长边改作阔边来扩展,将机场筑成长阔各边均为1200英尺,工程于6月底完成。7月6日,合浦县政府以呈1791号文向南区绥靖委员陈章甫“呈报改造涠洲飞机场情形及完成日期”,并将改造后的涠洲机场的图纸附上。8月,涠洲军用机场正式启用。广东省为此设立了涠洲斜阳管理局,但涠洲机场终因很少使用而荒废。占领涠洲的日寇,将涠洲机场扩建为大型的野战机场,涠洲机场的各种战斗飞机最多时有30余架,与停在军舰上的50多架飞机联合作战,由此组成了侵华日军第七基地指挥部。1944年4月及1945年2月,日军败退前,先后两次将机场毁坏。
  日寇侵占涠洲岛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事件和飞机场血案,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9年5月,日寇发现一民间货船在涠洲岛靠岸,认为是抗日游击队登陆上岸,便疯狂地搜查全岛村庄。在一户渔民家中查出3名运货渔民,当即拉往横岭枪杀,接着又把所有村民驱到坑仔村,逐村逐户按籍册核点人口,未入册者均被枪杀。因点名杀人地点在日寇飞机场附近,故称“飞机场大点名惨案”。
  1939年11月,日寇侵入涠洲岛后,在岛上建基地,修机场,抓来大批渔民为其无偿劳动。为了强迫渔民日夜工,日寇牵来狼狗监工,动作慢者就命令狼狗扑咬,重伤而丧失劳动力者则抛入大海喂鱼。在整个修建机场过程中,共有110人被折磨而死,伤残者不计其数。史称“飞机场工程惨案”。
  抗战期间,日寇经常派出军舰到北海市区一带海面抢劫掠杀,手段残忍至极!一是用麻绳将渔民捆绑后推入海里淹死,二是用特制的弯刀将人头钩断,然后扔进海里。据有关史料记录,仅1938年一年间,被日寇抢夺的渔船有34艘,被“钩头”杀害的渔民、船民有262人。史称“钩头惨案”。
  1939年,日寇军舰掠夺了一艘疍家船,然后将船上20多名渔民拉到横岭斩首坑埋,最后留下一个小孩,用来作刺刀劈杀取乐。史称“疍家船惨案”。
  1945年6月19日深夜,涠洲起义队伍60多人编成5个战斗小组同时发起攻击,摧毁了日军司令部,拔掉了9个据点,共歼灭日军19名,俘虏1名,缴获汽车2辆,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步枪20多支,电报机等物资一批。起义胜利后,组建了“涠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经过了七年血与火的劫难之后,涠洲岛重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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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隆:海南最后的南侨机工」

2016年02月22日 | 海南島史研究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9_1.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最后的南侨机工
  1939年初,在中国大半领土和沿海沿江港口尽失的危急关头,由南侨总会组织的3200多名华侨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15批回国,为抗战服务,驱驰滇缅路上抢运抗战物资和部队。其中800多名琼籍华侨有一半以上牺牲在滇缅路上。
  时光流逝。随着多位琼籍南侨机工相继离世,而今琼、滇两地各仅存一人,海南文昌98岁的张修隆老人和云南昆明103岁的罗开瑚老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16_1.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张修隆:海南最后的南侨机工

【相片】养鹩哥是张修隆晚年的一大爱好。
【相片】2016年2月17日,站立在寒风中的张修隆,仍见当年的英气。
【相片】98岁的张修隆老人与家人在村中的生活场景。
【相片】张修隆获得的一枚纪念勋章。
【相片】1949年9月5日,新加坡移民当局给张修隆签发的一份证件。
【相片】2012年,海南省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颁给张修隆的荣誉证书。
【相片】张修隆家里张挂的“赤子功勋”书法作品。
【相片】琼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左)与吴惠民生前的合影。 王仪 摄
【相片】2010年2月1日,在文昌市头苑镇坑尾村家里,吴开进向记者讲述其坎坷曲折的一生。 范南虹 摄

  飘在空中的水汽还是凝结成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让春节后的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又添了几分寒意。一座农家小院里,门外的椰子树挡住了寒风、厨房里的灶火温暖了里屋,98岁的张修隆就坐在屋檐下,静静地望着远处,若有所思。
  在里隆村、在抱罗镇,在文昌市、在海南省,乃至全中国,这个身体依旧硬朗的老人都算得上是个名人,因为张修隆的名字背后,是那个已被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纪念碑上的群体——南侨机工。

  当今年1月8日居住在琼海市的南侨机工吴惠民去世,海南健在的琼籍南侨机工便仅剩下张修隆一人。
  98岁的张修隆,是“南侨机工”这个称谓在海南省最后的主人。
  慢慢从屋檐下步回堂屋,家人眼里老人家硬朗的身板貌似又苍老了些许,或许是这段历史让他独自一人来背负太过沉重,或许是他又回忆起了连天烽火中的那段峥嵘岁月。从文昌到南洋、从南洋到云南、从云南回南洋、从南洋回文昌,十多年兜兜转转,张修隆最终落脚在了出生的地方,不时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历史。
  细雨薄雾里,那个头戴船帽、身着制服的英气小伙,好似又出现在视线中。

★慷慨赴国难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这首由田汉、聂耳共同创作的《告别南洋》,是张修隆老人一直未曾忘却的旋律。
  在1939年2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3200多名热血侨胞哼唱着这首歌,从彼时尚且安逸的南洋奔赴烽火遍地的祖国,张修隆便是其中之一。
  1918年,张修隆出生在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一户贫穷的家庭,受生活所迫,小学尚未毕业的他便跟随舅舅前往南洋谋生,多年打拼下来,张修隆和舅舅已在新加坡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朝着自己的淘金梦进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张修隆和同胞们只能在遥远的南洋恨自己不能为祖国出一份力。“国内战事吃紧,新加坡的报纸都有报道,每过一天心情就愈加焦虑。”张修隆回忆说,南京、上海相继陷落,中国部队节节败退,南洋的侨胞们再也坐不住了。
  1939年,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受到爱国华侨的踊跃回应。但当时的张修隆一不会开车、二不会汽修,只有一腔热血。“舅舅不会答应、家人更不会答应,但国难面前,容不得小家。”老人谈起过往,依然动情。
  1939年8月17日,瞒着家人,张修隆和同乡一起,作为最后一批南侨机工登上了回国的船。再望一眼南洋,慷慨奔赴国难。

★前线急行军
  到达昆明后,张修隆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了汽车驾驶及维修培训,加入了疾驰在滇缅公路的运输车队中,将一批批物资运送到抗战前线,和战友一道连接起了抗日战争最后的生命线。
  彼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地区虎视眈眈,包括张修隆奋斗过的新加坡在内,在日军的铁蹄下风雨飘摇,对南侨机工来说,家恐怕回不去了。
  “很多南侨机工都悲愤交加,只有继续在公路尽自己的全力,挽救祖国。”张修隆说,除了保障着抗战滇缅公路外,他还往返于昆明、贵阳和重庆之间的盘山公路上,其中黔滇公路里那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他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
  事实上,在侵华日军的情报里,早就发现了穿梭在仰光、昆明之间的这条生命线,随着东南亚地区的陷落,侵华日军也开始了对滇缅公路的大规模轰炸。
  在张修隆的记忆里,往返无数次的盘山公路有多惊险自不必提,但更令他记忆深刻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在头顶的日军轰炸机。“我在车队负责运输的是汽油,这比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只要有弹片火星,汽油随时会爆炸。”张修隆说,在盘山公路上,他不仅要注意车况路况,还需随时保持听觉的灵敏,只要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必须马上隐蔽。
  高低起伏的滇西山脉中,张修隆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机的轰炸,将一桶桶汽油运送到昆明、仰光,保障着运输队的畅通。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其后5个月时间里,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相继沦陷,孤立无援的仰光港在1942年3月7日陷落,滇缅生命线逐步被瓦解。
  随着日军步步逼近滇西地区,中国守军无奈切断位于怒江之上的惠通桥,切断了滇缅生命线,也切断了包括张修隆在内的南侨机工回家的路。

★返乡与荣耀
  生命线断了,家回不去了,国民政府被迫遣散了南侨机工。但战争还在继续,张修隆则继续留在昆明机场工作,继续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到抵御外敌之中,直至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硝烟散尽,解放战争烽火又燃,不愿与同胞为敌的张修隆选择了复员,回到了千疮百孔的新加坡,即便见到了舅舅和朋友,他也未曾提起自己这6年到底去了哪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兴奋不已的张修隆选择回到魂迁梦绕的故乡,对于自己的经历,他依旧闭口不提。
  辗转云南、新加坡归国后,张修隆的资料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遗失,人们只当里隆村那个出去打拼的游子又回来了,却不知他作为南侨机工为抗战胜利做了多大的贡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遗物里发现父亲陈亚九也是南侨机工的乐东人陈雄找到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南侨机工这个快要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远在云南昆明的南侨机工档案馆里,也发现了张修隆的资料。
  而这时,不管是张修隆的老伴还是子女,都想不到这个平日里和蔼的老人曾有过一段热血的经历。
  养着一只会叫“阿公”的鹩哥,喜欢每天喝一杯咖啡,这些在南洋养成的习惯,依旧是张修隆的最爱。在卧室靠床的那个抽屉里,老人家颤巍巍地翻出了几个盒子。“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那些证明过他曾经为国奉献的证据,都被老人家细细珍藏。
  2015年年中,曾有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寄到张修隆位于抱罗镇里隆村23号的家中,那是一份来自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的邀请。张修隆的家人还记得,打开邀请函的刹那,这个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两眼含着热泪,久久不语。
  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张修隆最终未能成行。
  2015年9月3日,张修隆特意起了个大早,在家人的簇拥下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直播。当画面切到那一个个端坐在车上的老兵时,张修隆知道,那里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有一段由他书写的历史。
  伴着电视机的反光,墙上“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正熠熠生辉。


★2009年调查时健在的滇琼两地琼籍南侨机工
  翁家贵(已故)、 吴惠民(已故)、吴开进(已故)、 谢章农(已故)
  张修隆、 罗开瑚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16_2.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长眠海南的南侨机工
  1939年,当爱国侨领陈嘉庚一声号召,3200多名南洋侨胞分9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而这其中,共有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穿梭在险恶的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3200多名机工之中,有1000多名复员回到居住国继续自己的南洋梦;有1000多名在战争中因疾病、车祸、战火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长眠在滇西山区;剩下的1000多名,则选择与当地女子共结连理。
  究竟有多少琼籍机工选择回到海南?已不可考。他们当中,有的选择回到故乡并最终长眠天涯,有的有着传奇般的故事。

★吴惠民:改名报国  2016年1月8日去世
  吴惠民原名叫吴钟标,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一手拉扯大,为了让儿子长大后更有成就,这个坚强的女人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块田,将15岁的他送到新加坡随叔叔谋生。
  “七七事变”后,吴惠民少年血性,一心报国,但是他的叔叔为了保存兄弟骨血,坚决不同意吴惠民回国抗日。但吴惠民心意已定,便瞒着叔叔改名“吴惠民”,并隐藏真实年龄,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期间他还为了能够顺利归国,租了一辆车苦练驾驶技术和修车技术。
  离开新加坡后,吴惠民和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回国,到达昆明经西南运输处训练,就驾车驱驰在滇缅路上,抢运抗日物资和军队。
  随后吴惠民还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文昌老乡,经他推荐和保送,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因作战勇敢,从排长晋升为连长,最后升至国民党降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其后相继参加了入缅作战、广西丹竹机场降落作战等。
  当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吴惠民决定解甲归田,回到故乡琼海过起了农耕生活,直至2016年1月8日在家乡去世。

★吴开进:开朗好人  2013年1月5日去世
  2013年1月5日夜间,98岁的琼籍南侨机工吴开进在睡梦中离世。在子女们的眼中,吴老先生一直是个“大好人”。
  1915年出生的吴开进,在21岁的年纪迫于生计前往新加坡投靠先到南洋谋生的两位哥哥,并历经奋斗谋得电镀工一职。当1939年南侨筹赈总会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时,吴开进便全身心投入,并在当年与第八批南侨机工一起回国。
  在滇缅路上生死一年后,吴开进顺利考入黄埔军校17期合川分校特训班步兵队,成为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的学生。黄埔军校毕业后,吴开进被派往越南、泰国一带搜集日军情报。
  据吴开进女婿回忆,老人很坚强,年轻的时候,打仗、送情报不死;后来历经文革浩劫也坚持下来;而六十岁因胆囊炎开刀手术也坚持了下来。在他的印象里,老人一直都很乐观。
  吴开进老人一生清贫,唯一珍藏的是他参加的历届黄埔校友同学会的合影,照片上曾经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老人们如今或年逾耋耄,或已然长眠,泛黄的通讯录上,有的姓名上已经加上了代表离世的框。
  吴开进从未主动跟家里人提过南侨机工的故事,直到最后一次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家人才得知吴老先生曾是其中一员。

★陈亚九:隐姓埋名  1994年去世
  1994年,乐东黎族自治县一位普通的退休技工离开了人世,其真实身份,连妻子及5个儿女也不清楚,以至其墓碑上只能用“归国难侨”一言以蔽之。15年后,其子女在为母亲申请低保时,才偶然间发现父亲至死都不曾透露的南侨机工的秘密。
  他叫陈亚九,原名叫李燕鸿(音),1915年6月出生于马来亚,祖籍福建,从祖辈起已在马六甲定居。
  陈亚九18岁开始在马六甲的汽车行做修理工,同时学习驾驶汽车。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前线运输军需物资,陈亚九立刻响应陈嘉庚先生的报国号召,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5月22日,改名换姓的陈亚九跟随第五批共535人的南侨机工服务团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在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局接受军事训练1个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西南运输分局(下关,保山)汽车连第14大队,执行运输任务。
  后因战火导致身份证明遗失,便一直颠沛流离,最终以归国难侨的身份来到海南定居。
  1994年老人离世前有个心愿,希望子女们能够找回属于他的档案和名份,找到马来西亚的家属。
  一晃60余年过去,曾经穿梭在滇缅公路的英气少年已寥寥无几,究竟还有多少南侨机工背负着秘密长眠? 又还有多少活着的老人等待着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17_1.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达娅
■云南最后的琼籍南侨机工

【相片】2015年5月,翁家贵在腾冲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
【相片】2015年9月,翁家贵与南侨机工后代在云南滇西抗战纪念碑前。
【相片】云南幸存的最后一位琼籍南侨机工罗开瑚。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南侨机工进入当代视野已是距历史事件近一个甲子。
  在云南,最后的琼州籍南侨机工时至今日几乎已成“惟一”。
  去年9月初,琼籍103岁的老机工翁家贵在“2015年感动云南”的人物评选中入选,不久后便逝世。
  于是,另一位琼籍老人罗开瑚成了云南唯一的琼州南侨机工。他与现居文昌的南侨机工张修隆一样,是琼、滇两地仅存的最后一位南侨机工。
                ――编者按


  要说到感动,南侨机工不仅感动云南,更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在他们洒下殷殷鲜血的群山尘土中,山之肌理、路之肌肤,无不渗透了他们的涓涓热血。数十年过去了,山依旧、道畅通,南侨机工历史的遗温何处?能留住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就留住了一份历史的遗温。

★永远等待
  与老机工翁家贵的最后一聚是在2015年9月4日的云南腾冲。
  我们作为南侨机工的两代人受邀一起参加“云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仪式结束,翁老与我一同来到“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一束鲜黄色菊花,在名录墙前缓缓行走。上万远征军将士的姓名一个挨着一个,紧密排列刻录在碑墙上,他们当名入史册。当我们慢步走到碑墙后侧,一眼看到“南洋华侨机工名录”。顿时,翁老止步了。注视碑墙上那些生前与他十分熟悉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闪现在他眼前。翁家贵字句清晰地说出:“南侨机工名誉受肯定了。我要把花献给我的战友”。翁家贵向他的战友表达出深切思念。
  当时,云南的南侨机工就仅有两名琼籍的翁家贵和罗开瑚。
  翁家贵,海南琼海人,1939年5月在马来亚吉隆坡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当年报名回国就是想着祖国被日本人欺负,我们华侨要回去为国家效力”。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最记得住的音乐是“告别南洋”,最唱得上口的歌曲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翁家贵回国后经过短期训练就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队,日夜抢运军需于滇缅公路沿线。在滇黔公路险峻的二十四拐汽车故障、为守护一车子弹,翁家贵与战友历经艰险的场景他说起来似乎未曾久远;运送中国远征军、腊戌抢运、保山大轰炸、滇缅路上躲避敌机扫射、硝烟中的爱情、战友生死情怀等,犹如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完全溶入到了每一名南侨机工的生命历程中。翁家贵每每回忆过往之事,总是言语平静、随和安祥。他认为放弃在南洋当时优裕的生活,回国投身抗战“甘愿死而为之”是他们应该做的选择。“这个嘛,很普通的,那时祖国受难啊。”。这乃是所有南侨机工报名回国的初衷,且至死不渝。
  在一份记录着1941年10月滇缅公路运输抢运立功人员名册中,很多琼州籍机工名字在录。“抢运有功,予以表彰”奖给国币分别是20元、30元。翁家贵得了30元。载满军需的车辆驰骋于战争硝烟中,抢运、抢运,南侨机工双手牢牢紧握着视生命还重的方向盘。翁家贵时常微笑着说:“我们的武器就是方向盘。多跑点、跑快点,多运些弹药打鬼子,我们就很满足。滇缅路上的生死是不会考虑了。”
  2015年5月,昆明市统一战线组织多家单位驾车“穿越父辈之滇缅公路”。车队刚抵达保山,翁家贵闻讯早已在酒店等候。他就想见一见战友的后人,机工后代。翌日,他与所有队员一起穿上了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公路统一的着装,坚持到保山“滇西抗战纪念碑”前敬献一束鲜花拜祭、缅怀先烈。8月下旬,在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前的纪念会上,翁家贵在家人的陪伴下,出现在纪念会会场。年过百岁的翁家贵以少有深沉的语调,无限感慨地说出:“今天,不能忘记和我一起回来的战友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至今、我耳边还时常回旋着翁家贵出自肺腑的话音。
  应马来西亚多家华社的邀请,以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南侨颂》于2015年9月23日从云南启程赴吉隆坡演出。傍晚时分,我刚下飞机步出机场,就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被告知“翁老走了,就在今天”。即刻,我泪水难抑。云南琼州籍最后的两名南侨机工之一翁家贵过世了。《南侨颂》在马来西亚演出时,纸媒刊出“让歌声照亮英雄回家的路”。南洋,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翁家贵是我最难忘,也不会忘记的南侨机工。他是我父亲生前的挚友。在他闻知父亲离世的那一刻,在父亲的遗体前,他落泪了;六年前我带着他回到离别数十年的老家琼海文岭村,迈步入家门的那一刻,他落泪了。
  其实翁家贵一直是微笑的。在云南保山板桥老街的百年老茶馆前,雕塑家以他的模样雕塑的青铜像静坐在老茶馆前。老人微笑地坐着,静静地等着。他在“永远等待”!等待着遗留在滇缅公路战友的英灵归来、等待着南侨机工送出去的远征军归来。
  2015年,南侨机工翁家贵感动了云南。

★物留过往
  “留住它,就留住了我的记忆”。一条由南侨总会于1940年慰问滇缅路南侨机工发放的毛毯,陪伴罗开瑚度过了数十年。
  岁月无情。南侨机工逐一离去。现今,年近百岁的罗开瑚成了云南“惟一”。
  罗开瑚是海南文昌人。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习惯了南洋常年如夏的炎热气候,南侨机工回国到达云南后,尤其长时间奔驰于滇缅公路,其早晚温差、遇雨如冬、寒凉有别,大多数南侨机工病了。但没有一个逃兵,没有退怯。新加坡南侨总会在得知南侨机工实际境况后,及时组织慰问品发到南侨机工手中。罗开瑚一直将这条毛毯带在车上,遇风雨交加,寒冬夜凉,给他一份温暖。
  “去年政府邀请我去北京参加抗战胜利纪念会,我心里是想去的,但我的儿女担心我的身体没让我去。”罗开瑚说这话时,多少有些遗憾。虽已是年近百岁,他清瘦的样子精神依旧。罗开瑚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言及滇缅路之往事,他手中的记忆,留住了过往。
  在3192名南侨机工中,琼籍800余名机工在抗战胜利时仅存半数不足,约320名。琼籍过半的机工大多牺牲或失踪在滇缅路上。
  抗战胜利70周年,在云南的翁家贵、罗开瑚成了琼州最后的南侨机工。
  那些已然离世的南侨机工们,斯人虽去,精神犹存!


★陈嘉庚有关南侨机工的两份电函
  南侨机工是1939年2月至9月,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号召,组织3193名南洋各地有驶修技术的爱国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先后分九批回国服务于云南滇缅公路沿线,支援祖国抗战。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从南侨机工征募、报名、回国服务直到抗战结束后南侨机工复员,七年的时间中,陈嘉庚一直时刻关注着南侨机工。以下是1939年2月至3月间陈嘉庚与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两份告函。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
  (1)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许,无不良嗜好,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2)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起算,若驾驶会修机兼长者,可酌加,需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3)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地,慨有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4)凡应征者,须由当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方合。
  (5)本总会经函达各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募者前往安南路程。若能由所在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告函
  径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共计二百零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有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名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起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也愿意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它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百元,其余每名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送达,谨希查照是荷。
    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陈达娅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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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本兵“反叛者”角色探析」

2016年02月22日 | 台湾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ryw/1532515930FH4K2G167379K8ED8791.html
「中红网」 2015-03-25 15:09:30 作者: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所副编审 蓝磊斌
■特稿:台籍日本兵“反叛者”角色探析
★一、台籍日本兵的由来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 “台湾人日本兵” “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特指这些军人。
  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初,台湾殖民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或翻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大陆同文同种同国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上大陆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1942-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l.8万多名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部落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二、台籍日本兵参军的主要原因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1.“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日本政府为了消饵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台湾人都被纳人“皇民奉公会”组织里。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在这样主流舆论的操控下,尽管很多台湾青年是迫于无奈,但确有一部分台湾青年由于民族认同产生了扭曲,抱着所谓“纯真的爱国心”报名参军。

2.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台湾人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有地位。前台籍日本兵简传枝回忆:日据时期一般台湾人是三等国民,改姓名者和使用日语的家庭属于二等国民,家里有人当兵的“出征家庭”和日本内地人一样待遇,都是一等国民,而糖和猪肉等食物的配给也根据家庭等级而有所不同。1942年,第一次招寡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

3.经济方面的考量
  除了政治上受骗之外,台湾民众现实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极度贫穷,台湾民众过着艰难的生活。帮日军工作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200多元。台北的徐东波就承认:“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程前往菲律宾。”

★三、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重要史料
  近年来,台湾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的研究日益重视,出现了一些口述历史和学术研究,大陆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研究甚少。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台籍日本兵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他们既是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的受害者,同时他们的行为也给大陆及南洋的人民带来伤害。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不够全面的,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充当了“反叛者”角色,在战争中,部分台籍日本兵或联合当地居民反抗日军,或密秘为抗日队伍送情报,或直接投奔抗日队伍,或直接反抗日军。台籍日本兵并不像日本右翼政客所宣称的那样都是心甘情愿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的。以下是台籍日本兵 “反叛”的重要史料。

1.联合当地居民反戈日军
  《北海市志》记载:民国34年,侵华日军大势已去,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纵队对日军进行猛烈的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等国组成的盟军派飞机轰炸涠洲岛上的日军基地,海南岛与涠洲岛之间的日军联络交通轮“图南丸号”也遭盟军飞机的袭击,葬身海底,占领涠洲岛的日军大部分撤走(包括台湾兵),只剩下几十人。驻岛的台湾籍士兵因待遇问题与日军发生龃龉,加上密传: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洲岛上日军杀尽岛民,撤往海南岛。这一密传消息,唤起了台湾兵的民族意识和全岛民众的复仇决心。此时,台湾籍的杨、钟两名翻译积极串连台湾兵和岛上的居民,密议杀敌大计。34年6月10日晚, 台湾籍的士兵和岛民郑仁甫、张胜富、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人按计划行动,攻克日军的各个据点。岛民梁才等人在台湾兵的配合下,杀死了涠洲北面后背塘村哨所所长;吴二、谢土保等由台湾兵引路,杀了日军哨兵,攻下日军电台……。

2.投奔抗日队伍
  《宝芳革命史话》记载:从1944年初开始,文昌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敌内部的策反工作,争取台籍日兵携械起义,反戈抗日。罗架村的林兰香经乡党总支部书记郑浩精心安排,她乘“做日本仔工”的机会潜进敌营,见机行事。她经常看见一个日兵每当抽烟时,总是抬头仰望天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经打听,这人是台籍日兵,名叫梁井。自此以后,每当遇见梁井,林兰香总是主动与其打招呼。又有一天,林兰香大胆地将一张“台湾革命同盟会”传单塞进梁井手中,梁井把林兰香带到僻静处,用枪口对准林兰香说:“谁派你来的?”林兰香从容地回答:“郑顺,陈国昭”。当时台籍日兵郑顺(即手岛)、陈国昭(即尖村)接受我党教育,携械起义,分别任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副主席。听了这两人名字,梁井慢慢地把枪收了起来。这时林兰香意识到动员梁井倒戈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当面对梁井说:“郑顺、陈国昭已携械起义,获得自由,你还在搞什么做到你死我死?”梁井握着林兰香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林兰香随即劝梁井起义,梁井说:“我要携带机关枪弃暗投明。”林兰香和同志们一连三天夜里接应,但不见动静。一天晚上,梁井乘下村巡夜机会,以擦枪为借口,带出轻机枪1挺、短枪1支、手榴弹4枚、子弹数百发,跟着林兰香投奔我方。通过我方联络员邢彩联的联系,郑浩、符之俊、符浩夫、郭书伍(宝芳圩人)、邢天展等在宝芳溪边接应。当时日军四处派出小分队日夜行动,严密侦察我方动向,追查梁井的下落。为了避开日军追剿,组织决定带梁井及枪支弹药前往文昌县民主政府活动地点头苑下场村。梁井携械起义,引起敌营一片慌乱。后来在黄秀娥(甘团村人)、邢谷己和乡党政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又有几名台籍日本兵掉转枪口弃暗投明。宝芳地区策动“反战”工作,在文昌县抗日战争的史册中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
  《台湾会馆与同乡会》记载:青年台胞李子秀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崇拜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除等民族英雄,从而萌发反抗日本压迫、报效祖国的思想。被日军强征入伍后,他身着日本军装,以“日本军官”身份作掩护,借故逃离军营,辗转到北平,隐匿在台胞林耀堂家中,后经苏子蘅等引荐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事教员,在带领学员进行反坦克训练时因地雷突然爆炸不幸牺牲,原八路军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元帅为他的墓碑题写碑文“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千古”。
  《历史暗角中的“台籍日本兵”》记载:1941年至1943年间,有20万台湾同胞被迫调到海南作战,但是,许多人起义投诚,掉转枪口,参加了抗日斗争。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将日军情报递交给海南抗日游击队,不幸暴露身份,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后来,经抗日游击队多方努力,才把他救出。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郭耀传不仅为海南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而且趁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人员。后来,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抗日队伍。在日军工程队当警卫兵的台籍青年罗金荣,不满日本人的欺压,于1944年下半年的一个夜晚,杀死海南岛英洲坡值岗的日本兵,夺得3支步枪和许多子弹,然后投奔到抗日队伍。1945年1月29日,嘉义人杨坤荣等28名台籍士兵,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1人,然后起义投诚。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仅在海南岛日军中服役的台籍士兵,起义投诚者就有290多人。

3.直接反抗日军
  《近代以来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情感》记载:1939年10月,被应征入伍的基隆地区300多名壮丁发生暴动,抵制日军征兵,打死日军170多人,后转移到丛林坚持斗争。1940年,一些台籍士兵在中国大陆战场受到“惩戒”被押解回台湾。于是,他们便在花莲、新竹、屏东等地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战斗争。
  《日本战败“惜别宴”中日军官对射》记载:1945年9月初,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考虑到日军即将被解除武装,而军中的部分台籍官兵也要离队,于是决定在台北市东门町兵营大餐厅搞个“惜别宴”。当台籍军官走进兵营宴会厅时,发现左右两边不但酒菜不一样,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碗筷也相差甚远。一位姓林的台籍准尉“噌”地站起来,突然走到安藤利吉的席边;气愤地质问道:“这个‘惜别宴’不是我们要你们办的,我们也不愿意来,是你们非要我们参加,你们为何对我们另眼相看?”几名日本军官见状,也围过来辩论。他们说,台籍军官级别低,在宴会上吃差一点很正常。他们还嘲笑林准尉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准尉要与大将、中将平起平坐。另一名日本军官还讽刺说:“你闹什么呢?你将来当了大将、中将,就可与我们同吃同喝了。”日籍军官的这一席话,再次刺痛了林准尉。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个酒瓶朝那名日本军官砸去。日本军官向旁边一闪,酒瓶砸到了日军的酒席上,玻璃碎片砸伤了席上的几名日军军官。一各日本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朝林准尉射击,但未击中。台籍军官见日本人开枪打人,全都拔出枪来,朝着对面的日军一通扫射。宴会厅里顿时枪声大作,枪声、喊声、哭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安藤利吉、谏山春树、须田等日籍高级将领见势不妙,弯着腰从侧后门仓皇逃离。双方激战10多分钟,导致宴会厅内,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日本宪兵携带机枪和手榴弹来,场面才得到控制。事后清理发现,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

★四、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原因
1.台籍日本兵内心还残留中华民族情怀
  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并没有完成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部分台湾同胞抵制日木殖民主义者“皇民化”政策,暗中学习汉语、从广播中收听祖国抗日的消息、抵制更换日式姓名。一位台湾作家说:“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而为日木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少年上战场》记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台湾“志愿兵”林逸平要到大陆打仗,母亲始终没有流过一滴泪,只是鼓励儿子要“维持‘唐山人'的骨气”,“唐山人”是当时台湾人对“中国人”的称谓。国民党原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历经十多个春秋,写成《台湾通史》,1920—1921年分三册在台湾出版。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其目的在于“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

2.台籍日本兵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日本殖民当局的民族歧视和差别待遇,在军队中则深刻反映在台籍日本兵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殖民当局利用各种手段诱骗、逼迫台湾人参军。但在军队中,台籍日本兵遭受种种非人的歧视待遇,沦为日本人的战争奴隶,平时则充当苦役,战时则被推上前沿去充当“炮灰”。“简单一句话,台湾兵永远站在第一线—除了享受之外。”不管台籍日本兵如何任劳任怨,“台湾人一般顶多只能升到兵长或上等兵,只有极少数人能当上军曹。”

3.当地居民的影响
  台籍日本兵到大陆打仗时,常随身带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他们到海南、广西等地,这些地方也信奉妈祖、玉皇大帝,这就使他们和当地居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当地居民对他们动之以情,他们有可能会站到大陆居民这一边。另外,部分台籍日本兵和海南居民来自福建,大多会讲福佬话,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这为当地居民策反台籍日本兵提供了便利。

4.抗战形势对他们的影响
  台籍日本兵大多在1945年初应征入伍,当时欧洲战场国法西斯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由甚嚣尘上而转向江河日下,这使侵华日军大为恐慌,日军内部因此而滋长反战情绪,尤其是被迫参战的台籍日兵更为不满和厌战。有外界因素触动时,他们很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

★五、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意义
  2002年底,日本靖国神社为扩大信奉会员人数,准备在台湾设立首间海外分社,以促进“台湾老兵和日本老兵遗属们的交流”,妄图重新以“台籍日军”的特殊历史身份来笼络岛内亲日分子。而台独势力的支持者显然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悲情群体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台湾士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交替利用,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事情,来为现实中的台独政策做历史注脚和鼓动宣传的实例。从台籍日本兵“反戈”事件上看,部分台籍日本兵并不是心甘情愿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还是有中华民族的情怀,当这种情怀被外界因素激发出来,他们很有可能会站在中华民族这一边。


作者学术兼职: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广西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广西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员、广西马山籍文化艺术名人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03/09/content_109990.htm
『海南日报』2009年3月9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科洲
■“皇民化运动”和台湾兵

【图】日军占领海口得胜沙。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翻拍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的《支那事变写真全辑(五)海南岛·南昌作战》一书。
【图】日军占领秀英炮台。
【图】日军朝山部队向海口进发。

★永不忘却 日军侵琼 70年
  二战期间,为了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使台湾永远充当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最为险恶的阴谋是,将大批台湾青年输送到日本侵华前线充当炮灰,让骨肉相煎。侵琼日军中,台籍士兵超1万人。
  阴谋能得逞一时,却无法变异亘古不变的血脉亲情。在那段非常时日中,也有不少在日军中效力的台胞为中国抗日军队递送情报,有的则起义参加了抗日队伍。仅在海南一地的战场上,就有4000余台湾兵成功地参加到抗日队伍中。

★杀戮之前:日军文化灭族阴谋
  为了消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将台湾建成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基地,使台湾人民为其侵略战争效命,日本在台湾大规模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除了通过强制推行日语、禁说汉语和地方方言等进行文化“灭族”,“皇民化运动”还加强对台湾青壮男子的军事训练,将大批台湾青年输送到日本侵略战争前线充当炮灰,力图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使台湾永远充当日本的殖民地。
  1941年6月20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半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第二年开始在台湾正式实施。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民众多次武装反抗。这是在征召一个岛屿上的中国人到另一片中国的土地攻打中国人呀!难道日军就没有一点顾忌吗?有的,但3年前就开始加入“皇军”的“朝鲜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让日军打消了顾虑,看到了以殖民地青年来扩充兵力的希望。
  其实,身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但中日开战后,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军需物资补给工作需要大量人手,日本于是在1937年9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的淞沪会战。这批招募人员被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主要负责在上海附近种蔬菜。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场上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诸如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有了这些“铺垫”和“朝鲜军人”的表现,再加上兵力的短缺,日军才开始考虑在台湾征兵。

★骨肉相煎:“皇民化运动”一时得逞
  让日军惊喜的是,他们实行的“志愿兵制度”竟然顺利。据当时媒体报道,几天之内便有700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两个月后突破3000名,至1942年初更达两万人以上!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人提出申请,应征1,000名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即426人争一个名额。这批申请人要经过3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口试等重重严格的测验后,最后筛选出了1020名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有学者估计,申请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也就是说,在10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4人提出申请。
  台湾士兵在日军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被日军放在前线,其中部分参与了日军的战争罪行。战后,据知有26名台湾兵因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为战犯,处以死刑。战后,台湾兵中有2.8万人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研究者对当年参军人士的访问,台湾青年之所以申请加入日本军队,除日本占领者的强大压力外,还有几种原因:有些人是希望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有些人是在生存艰难的情况希望找到工作(当一名日本军属,工资是台湾基层警察工资的3倍),有些人目睹美军轰炸台湾竟产生了“保卫家园”的想法。
  研究者指出,这是日本在台湾实行奴化政策的结果。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人只能学日文,不准学中文,这实际上是从文化上对台湾人实行“灭族”政策,不仅在台湾培养了一批日本“顺民”,而且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其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位来琼旅游的台胞吴大姐告诉记者,就是到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台湾人国语不太会讲,但日本话却说得很流利,这些人对日本文化很有认同感,外出旅游时也爱选择日本作为目的地,因为交流起来很方便,基本没有任何障碍。她听家里的老人讲,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湾有的学童还不明白自己是中国人,听到“天皇”在广播里宣布投降的消息时竟“伤心”地哭了。
  回顾这段历史时,许多台湾同胞有着深刻的反思。

★血的记忆:侵琼日军中的台湾兵超1万人
  有台湾学者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在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共征调20.7万台湾青年入伍。根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的研究,一般的资料记载,日军在海南岛的兵力在2万人左右。而日军侵琼期间,随日军在海南岛的台湾兵超过1万人。
  按照惯例,战争结束后,要将战俘遣送回国。日本军民很快于翌年即1946年上半年,全部被接回日本。而在日军中服役的台湾人,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中,有的流落街头。这些人中有的两年多后才回到台湾,有的则最后留在了海南。
  海口琼剧团老作曲家吴梅记得,日本投降后,真正的日本人大都及时撤走,有一些来不及撤退的台湾人,被海口民众当作日军士兵追打。
  张兴吉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驻扎在榆林、三亚、崖县、感恩、北黎、昌江、乐东间的日军第十六警备队暨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的上千台湾士兵,到1946年底还来不及撤走,聚居在榆林的货仓。而在榆林待遣的,还有6000名台湾士兵和普通台民。

★血浓于水:台胞在海南战场起义
  毕竟正义仍在,毕竟血浓于水。台湾士兵在日军中就有不少人反弋一击,投身抗战洪流,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在海南战场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地将日军情报递交在琼的抗日游击队,不幸暴露身份,被日军严刑拷打,好在游击队经多方努力最终将其救出。郭耀传则不仅为在琼抗日军队传递情报,还借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人员。在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了抗日队伍。1945年1月,台湾嘉义人杨坤荣等28人起义,击毙50多名并生俘一名日军。
  据资料显示,1943年至1944年,有众多台湾兵起义。起义失败不幸被日军杀害的就有7000多人。
  台湾民众当军人最初只是当“军属、军夫”。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注: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佣人”之意,非汉语的“军人家属”之意。)
  战后,曾被征为日本兵的台胞林俊雄回忆,台籍官兵在部队中的待遇与日籍官兵相差很大:除了军饷低外,平常遇到苦差,也总是台湾士兵的份内事。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奉派去攻打海南岛北部,桥梁被中国抗日军队毁了,日本指挥官就挑选身体强壮的台湾兵———林俊雄就是其中的一位,站在河里当桥梁,让穿皮鞋的日本兵从台湾兵肩膀上踏过去。当全军通过后,台湾兵两肩都溃烂了。林俊雄说,每当他回想那一天的情景,肩头还会隐隐作痛。台湾兵不过是日军的炮灰啊!
  日军在台湾征兵时,发行了军用手票、保险、邮政储金等,承诺战争结束将让台湾兵得到丰厚回报。但日本战败后,这些“银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难以兑现。二次大战战死和失踪的台湾兵有3万名。经遗属多年争取,19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折合台币约43万元)的吊慰金。而真正日本兵的慰问金,是这个数目的数十倍!
  今天梳理这段历史时,人们便清醒地看到:“皇民化”是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阴谋,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http://www.tailian.org.cn/n1080/n1239/n226102/n226148/n226253/n226373/273712.html
「福建台胞之家网」 2008年9月2日  作者:福建省福台湾同胞联谊会 许辉
■关于对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的再探讨
  对于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应征参战,已有基本比较客观的结论。一般的观点认为,台籍日本兵虽然在名义上采取招募形式,实际上是日本警察指名挑选,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是被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一般归因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手段。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蒋宗伟先生在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登载的“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提出了对上述结论的质疑,甚至要否定推翻。他的理由是:根据史料记载,从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期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文中说志愿兵的陈情书竟然在军司令部总督府堆积如山。“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取当兵,甚至想不开自杀”,许多台湾青年怕不会被入取甚至还写下血书。拿着血书到郡的兵事系去报名应募,“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应征”的现象。
  文中对台湾青年为什么会这么涌跃报名参军,认为,一是情绪煽动和精神造势。二是经济待遇的引诱。为了稳定台湾方面的兵源,日本政府开始承诺用十分优厚的待遇来安抚台籍日本兵的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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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將成立首座慰安婦紀念館」

2016年02月21日 | 日本軍隊性奴隷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2/160218_taiwan_comfort_women_museum
「BBC中文網」 2016年2月18日
■台灣將成立首座慰安婦紀念館 

【相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場館空間分部規劃圖。

  關心慰安婦議題的人權團體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周三(2月17日)宣佈,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將於3月8日婦女節掛牌,9月正式開幕。
  以「人權」為主題,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即將在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成立。
  紀念館將分為三大部分:「慰安婦記憶」推廣歷史、人權教育;「婦女培力」透過工作坊和訓練課程,使受暴力婦女能重新獨立生活;「預防暴力」讓不管是男性女性,在戰爭或承平時,都能免於受到暴力對待。
  「最大的困難是資金不足」,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距離開館營運,目前還短少約新台幣1000萬元(約30萬美元,196萬人民幣)。由於婦援會是非營利組織,因此向社會大眾募款。

★大稻埕的「阿嬤家」
  婦援會從2004年開始籌備慰安婦紀念館,在尋找場地上遇到很大的困難,雖然政府部門也有幫忙尋找公共空間,但因為諸多原因始終沒有談成,直到去年11月才由婦援會向民眾承租位在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的展覽空間。
  康淑華對BBC中文網說,婦援會選中的這幢建築物有80多年歷史,和慰安婦阿嬤們的年代相同。會選在台北市西邊的「大稻埕」老城區,除了鄰近婦援會本部,也和歷史、觀光有關。

【相片】台灣僅存的四位慰安婦阿嬤,在今年1月,又有一位過世。

  「小桃阿嬤是大稻埕人,她所就讀的小學就在紀念館預定地旁邊。」康淑華說。大稻埕做為台北最早發達繁榮的地方之一,除了小桃阿嬤之外,也有其他阿嬤的生命歷程與大稻埕有所連結。
  目前大稻埕正從老城區轉型為新興文化創意園區,許多年輕人進駐開店,賦予老區新生命。近年來,許多日本觀光客喜歡造訪大稻埕,感受台灣與日本文化融合的特殊老城區氛圍。康淑華也希望日本觀光客能有機會到紀念館,「學習在日本沒有學到的歷史」。
  康淑華也說,過去已經有日本高中生組團到訪婦援會做「學習之旅」,希望未來紀念館落成後,能夠有更多空間做類似的活動。

  從1992年開始投入慰安婦權益爭取運動的婦援會執行長康淑華說, 「慰安婦」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軍方美化在「性奴隸制度」下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用「慰安」一詞讓女性也有為戰爭奉獻之感,但因為在台灣已經使用多年才延用。而在台語(閩南語)中,「阿嬤」是奶奶、外婆之意,亦能稱呼年長女性,所以「慰安婦阿嬤」的說法在台灣被普遍使用。

★「很高興但也遺憾」

【相片】本名陳桃的小桃阿嬤生前參加婦援會舉辦的婚紗圓夢計畫。

  目前台灣僅剩三名慰安婦阿嬤還在人世。康淑華表示,阿嬤們很高興紀念館能夠成立,「這是很多阿嬤們的心願,很遺憾很多阿嬤來不及看到落成,就過世了。」
  在去年 婦援會紀錄片《蘆葦之歌》於台灣電影院上映時,還有四位阿嬤。今年1月,在紀錄片中前往日本,以流利的日語邊哭卻堅定的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的小桃阿嬤,因肺炎過世,終年94歲。
  「我們覺得遺憾也覺得可惜的是,日本政府對這件事一直沒有正式的道歉或回應。不只是給個公道、給個安慰,這也是一種教育下一代的態度,如何面對歷史。」康淑華說。
  康淑華表示,慰安婦是一個國際議題。婦援會在籌備紀念館過程中,也到日本、韓國,甚至是荷蘭的安妮之家參訪,取經如何用博物館呈現戰爭與人權。

     (撰稿:劉子維 責編:蕭爾)



http://www.storm.mg/article/82256
「風傳媒」 張家瑀 2016年2月17日 17:05
■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 「阿嬤家」帶你了解慰安婦生命故事

【相片】籌備多年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即將在台北迪化街的大稻埕老建築當中誕生,位在二樓的和平鴿石牆被完整地保存下來,與人權館將來的意向呼應。(林俊耀攝)

  你記憶中的「阿嬤家」長什麼樣子呢?有著最溫暖的回憶、還是最美味的家鄉菜?
  由婦女救援基金會籌措建立的「阿嬤家」,乘載著台灣慰安婦阿嬤們的生命故事,從過去因傷痛而躲藏的回憶,到後來為權益挺身而出的勇氣,都匯聚在此。
  台灣第1座以慰安婦為主題的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將落腳於台北市迪化街,成立目的在保存台灣慰安婦阿嬤的生命故事,以及作為促進女性人權、預防性別暴力的教育基地。
  婦援會執行長康淑華表示,婦援會於1992年投入慰安婦倖存者的服務,成立工作坊幫助慰安婦阿嬤們走出傷痛,也帶領慰安婦阿嬤站出來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曾在1998年跨海到日本打官司,盼日本政府能給阿嬤們應有的道歉,但最後卻得到「無罪」的宣判結果。

【相片】婦女救援基金會會長康淑華希望透過博物館成立讓社會大眾更了解。(林俊耀攝)

  隨著慰安婦阿嬤們逐漸凋零,2004年起,婦援會開始規劃為慰安婦阿嬤成立博物館的計畫,但卻在尋找場地上頻頻受挫,甚至原本找好場地、開始進行規畫到一半,卻因為都更而被迫中止,直到去年,才終於在迪化街與涼州街的交叉口找到落腳處。
  康淑華表示,成立博物館的目的「不是為了記憶仇恨,而是要往前走」,因此館內除了慰安婦文物的典藏與設置以外,也有其他關於女權、反對性別暴力的展覽,盼能落實性別平權。對於「阿嬤家」的期許,康淑華希望慰安婦議題能作為一個起點,讓大眾能關注、去思考女性人權議題。
  「阿嬤家」預計要將擁有80年歷史的老宅注入新生命,2層樓、150坪的空間中,將設有婦女培力工作坊,希望能將過往陪伴慰安婦阿嬤們走出傷痛的經驗,轉為對性別暴力倖存者的培力上,往後也規劃在館內1樓設立公民書房、咖啡廳、販售文創商品,其收入將投入博物館的維護與營運當中。

【相片】籌備多年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即將在台北迪化街的大稻埕老建築當中誕生,兩層樓的空間將包含常設展覽及作為人權教育基地之用。(林俊耀攝)

  「阿嬤家」預計在3月8日婦女節正式掛牌動工,盼能在今年9月份開始營運。康淑華直言,此館由婦援會獨立籌措資金,因為法律規範的問題,未能有政府的資金幫助,目前在開館及頭2年的營運上,尚需1800萬資金,盼各界能給予協助,募資計畫將於今年3月上線。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2/151231_taiwan_comfort_women
「BBC中文網」 2015年12月31日  BBC中文網記者 威克 發自台灣
■台灣婦團:慰安婦問題政府應該要更積極

【相片】台灣籍慰安婦鄭陳桃兩年前到日本控訴日軍罪行

  長期為台灣籍「慰安婦」爭取權利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向BBC中文網表示,台灣官方在「慰安婦」問題上,應該可以更積極地要求日本。
  該組織執行長康淑華說,雖然日本和韓國在「慰安婦」問題上達成協議,但是卻沒有看到日本政府對此做出「真心、誠懇」的道歉和賠償。

★要更努力
  康淑華表示,雖然台灣政府已經著手凖備和日本就此交涉,但是未來在與日本政府談判此一問題的時候,態度似乎可以更積極。
  她也強調,從先前台灣國民、民進、親民等三黨總統候選人的發言來看,要求日本對台籍「慰安婦」做出正式道歉和賠償,現在已經是「共識」。
  康淑華認為,雖然日韓之間達成協議,但是距離為「慰安婦」受害人爭取正義的目的,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台灣總統馬英九周四(12月31日)到婦女救援基金會探望如今碩果僅存的幾位「慰安婦」當事人,並且承諾將與她們站在一起,為她們「討回公道和尊嚴」。
  根據各方搜集的資料,二戰期間日本政府以不同的名義從台灣「徵召」了至少3000名婦女到日軍作戰的地區。
  按照聯合國的說法,這些在日軍口中稱作「慰安婦」的婦女,實際上被強迫提供性服務,成為了性奴隸。

★各說各話
  日本政府一直強調,通過設立照顧這些「慰安婦」的基金,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但是當事人則對日本官方不願正式道歉和正式的賠償感到憤怒,反應最為強烈的是韓國,韓國官方和民間對日本歷任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態度隱晦不明感到強烈地不滿,並且曾經多次舉行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台灣則是在90年代,所謂的「慰安婦」問題才受到矚目,但是數年前「慰安婦」當事人跨海到日本提出訴訟卻敗訴,在台灣引起一陣嘩然。
  而台灣內部現在也有「慰安婦不是被迫的」這種說法,康淑華表示「慰安婦」根本不必加上「被迫」二字,因為她們當時就是「性奴隸」。

★教育問題
  康淑華承認這也顯示台灣在所謂「慰安婦」問題上教育不足,使得有些人被「似是而非」的說法誤導,未來也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教育。
  她還指出,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密切,有些人會比較支持日本的說法,而忽略了「慰安婦」當事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台灣政壇的藍相爭也使得「慰安婦」的權益問題被埋沒在政治的口水戰之下,當年被日本政府「徵召」的3000人、到了90年代出面控訴就只有十幾個人,而如今更只剩下了四位垂垂老矣的老婦人。

     (責編:歐陽成)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28_taiwan_hongkong_documentary_song_reed
「BBC中文網」2015年 10月 28日 劉子維 BBC中文網記者 發自香港
■台灣慰安婦紀錄片將在香港人權影展上映

【相片】紀錄二戰時期台籍慰安婦晚年生命歷程的台灣紀錄片《蘆葦之歌》即將在香港的人權紀錄片電影節做為閉幕片放映。BBC中文網專訪導演吳秀菁及相關工作人員,談紀錄片也談人權、談人生。

  第五屆人權紀錄片本周在香港舉行,本周五、周六將放映《蘆葦之歌》做為閉幕片,並從台灣邀請到導演吳秀菁參加映後座談,與香港婦女團體「新婦女協進會」及現場觀眾交流。導演另一部關於死刑的紀錄片《回家》,兩年前也曾在香港人權影展上映。吳秀菁表示很期待睽違十多年後再度拜訪香港。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高級策劃幹事陳文慧向BBC中文網表示,本次影展的主題是「人權教育」,希望可以透過影展,「將我們關注的議題傳給下一代,特別是青少年觀眾。」而該組織世界各分會長期關注慰安婦議題,屬於「反對暴力對待婦女」的其中一個項目。
  《蘆葦之歌》不同於其他慰安婦紀錄片將敘事主軸放在重現當時慰安婦們的生活,而是著重在描述台灣慰安婦們晚年參加婦女救援基金會(簡稱婦援會)「身心照顧工作坊」的點點滴滴。導演吳秀菁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說,會選擇以「晚年的療癒歷程」做為拍攝主題,是想:「回歸到一個『人』的點,而不是把一個很大的歷史框架套到阿嬤身上。」
  從1992年開始投入慰安婦權益爭取運動的婦援會執行長康淑華,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說,「慰安婦」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軍方美化在「性奴隸制度」下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用「慰安」一詞讓女性也有為戰爭奉獻之感,但因為在台灣已經使用多年才延用。而在台語(閩南語)中,「阿嬤」是奶奶、外婆之意,亦能稱呼年長女性,所以「慰安婦阿嬤」的說法在台灣被普遍使用。

★療癒非控訴
  導演吳秀菁回答BBC中文網記者詢問為什麼會拍這部片,她說在2011年時,婦援會與她接觸,希望能為身心照顧工作坊留下紀錄,在當時還有14位台籍慰安婦在世,平均年齡87歲,以一年過世兩位的速度快速凋零。在觀看完相關資料和展覽後,吳秀菁決定以阿嬤們在工作坊的點滴做為紀錄片主題。

【相片】阿嬤們圓一個「畢業的夢」。

  「她們是一群還滿有趣的阿嬤。」吳秀菁參觀身心照顧工作坊舉辦的成果展,看到阿嬤們的攝影作品時,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我們一般對慰安婦的認識,是她們很可憐,雖然還是有,但經過這個多年,她們也有改變。」
  1998年《阿媽的秘密》紀錄片,拍攝了13位台灣慰安婦,已經對於當年生活有詳細的描述,這次的《蘆葦之歌》不同於《阿媽的秘密》或其他國家的慰安婦紀錄片,少了歷史資訊 和受害歷程的描述,多了「療癒」、「晚年圓夢」。
  康淑華向BBC中文網表示:「對台灣慰安婦而言,她們90幾歲了,生命中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希望阿嬤帶著憤恨、遺憾走過生命最後一個階段。」因此雖然向日本政府求償、索賠、要求道歉的活動仍在進行,但除此之外還做了很多生命成長工作坊。
  身心照顧工作坊是整個婦援會慰安婦支持活動中,阿嬤們最投入、最喜歡的項目。這項團體活動持續了13年,直到2012年因為在世的阿嬤僅剩四位而停辦。

★現實困境
  《蘆葦之歌》從2011拍攝到2013年,歷時兩年多。經過半年多的剪接,於2013年九月底完成。當時在台灣電影院有公開放映五場,康淑華和導演吳秀菁皆說,看過的觀眾都表示很感動,所以婦援會想讓這部片在台灣電影院全面上映,但和許多片商談過,他們對於「紀錄片的市場接受度」存疑,婦援會身為非政府組織(NGO),沒有充裕的資金支持,因此全面上院線的計劃沒有實現。
  「到了今年,台灣只剩下四位慰安婦阿嬤,我們不能再等了。」康淑華說向BBC中文網說。
  於是在今年五月重新計畫,六月將方案搬上網絡募資平台籌款,加上7月「反課綱」爭議讓慰安婦重新成為熱門議題,《蘆葦之歌》一共募得37萬多元新台幣(約7.3萬人民幣,1.2萬美元),在8月14日全球慰安婦紀念日正式在台灣院線放映,陸續也有企業、團體包場觀看,成為今年第五部在台灣突破百萬新台幣票房的紀錄片。

【相片】小桃阿嬤之前參加基金會的舉辦婚紗圓夢計畫,她笑著說:「那時候穿那個衣服,這輩子從來沒穿過,穿了覺得好有趣。」

  會選擇在今年「二次大戰終戰70週年」重新上映,康淑華表示,「只是上天安排的巧合」。但她也希望借著二戰紀念活動,讓更多人關心慰安婦議題。
  康淑華坦言,現在爭取慰安婦權益的運動「正在走下坡」。阿嬤們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直接的道歉和賠償,但阿嬤們覺得可能在她們有生之年,都得不到名譽的恢復、日本政府的安慰與賠償。
  1999年,幾位慰安婦阿嬤鼓起勇氣前往日本,向日本當局提起訴訟,也得到一些日本民間團體的支持,但2005年東京最高法院三審判定台籍慰安婦敗訴。而隨著在世的慰安婦越來越少,社會關注度也下降,「很現實的,我覺得從2005年後就是單打獨斗。」康淑華說。

★國際關注
  慰安婦不只存在於台灣、韓國、中國,在二戰時期日本所侵略的地區如菲律賓 、東帝汶、印尼,甚至在當時的荷蘭殖民地印尼的荷蘭籍女性,都在性奴隸制度中受害。
  康淑華說,這些有受害者的國家會定期召開 「亞洲婦女團結會議」,而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也有談到慰安婦議題。

【相片】導演吳秀菁(右二)與製作人康淑華(右一)2014在四川電視節金熊貓國際紀錄片領獎。

  《蘆葦之歌》在2014獲頒四川電視節金熊貓國際紀錄片「最具人文關懷獎」。康淑華曾將《蘆葦之歌》帶到美國紐約、到日本京都及東京放映。
  康淑華談到在日本放映的過程,觀眾從20歲到70、80歲都有。日本觀眾對康淑華說,身為日本人,過去接觸慰安婦議題時有很多猶豫、擔心,怕會沉重得無法承受。 但這部紀錄片讓他們有機會進入被害人的世界,更願意在看完紀錄片後,進一步認識這段歷史。
  在紐約放映的經驗,康淑華說:「雖然紀錄片以台語、日語發音,但出乎意料西方人的接受度滿高的,也收到很多好評。」她認為可能是因為片中蘊含的「療癒」、「創傷和解」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也有。
  雖然這是部紀錄片,但康淑華收到觀眾回饋,很多人看這部片時「想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阿嬤 ,以及自己心理情緒的釋放。」

     (責編: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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