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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14年6月25日 王一方
■让历史惊醒未来――“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刻不容缓
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为毁灭罪证，下令炸毁区内一切设施，但匆忙之中仍有一些建筑残存下来。现存遗址有：731部队东部大楼、特设监狱、四方楼、冷冻实验室、焚尸炉、菌种地下储存室和兵器库等11处残迹，成为历史见证。
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纷争，激起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日本必须彻底反省历史罪责的强烈诉求。随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强征慰安妇事实，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偏激狂热情绪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有效反击，在这场事关正义与邪恶，道与堕落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及右翼媒体表现出极大的无赖性，居然要求中方撤销“南京大屠杀档案”及“强征慰安妇档案”申遗，对此，我们应该有针锋相对的应对，以表达我国伸张人类正义，呼唤世界和平的正当性与坚强意志。相对于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与性奴役，日军还有更多更加令人发指的战争罪恶没有得到清算，最残暴的就是以731部队为代表的化学战、细菌战及人体试验，这标志着战争杀戮方式的极端野蛮化，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彻底的背叛。安培视察自卫队，刻意挑选731战机登临作秀，表达了这位战争罪犯后代复兴军国主义的决心，激起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集体愤怒与厌恶，因此，有必要将“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列上议事日程。这项申遗，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进一步认清日本右翼的战争观，以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中“积极”（就是不择手段，竞逐邪恶）的本质，而且通过“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长期被美国军方掩盖的事实，揭示美日军事同盟的失道义性，完全背弃人类普世价值，只图一国一时之私利。
一、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事实
不同于战场搏击与杀戮，731部队是一群特殊的恶魔，他们是一群披着学术与研究隐身衣的医学家，医学的目的本是救死、疗伤、助残、抚痛，是和平（不伤害）、平等、悲悯、敬畏。日本军医却将医学沦为战争手段，杀戮工具，死亡工厂，苦难渊薮，变成罪孽、残暴、凌辱、傲慢、种族偏见的温床。据《菊与刀》介绍：日军各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合理的战斗力……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给的漠视让人难过，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部队在实施有计划的撤退时，或者是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这完全违背战场自救的基本道义。军医在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日军军医们在谋划着更大的战争罪孽。战争之初，日军大尉军医石井四郎向统帅部献计：“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争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中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中国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中国形成了局部的疫病大流行。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未统计）。
不像强征慰安妇史实，可以百般抵赖，细菌战与皇权与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在苏联伯力受审的关东军军医中将梶冢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许多皇室成员参与了计划，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三笠宫亲王等皇室成员视察过沈阳、长春、哈尔滨细菌战实验室。天皇表弟竹田恒亲王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握细菌部队经费，并主管审批各支部访问者，发通行证。当关东军司令官参观731实验室时，竹田全程监护。《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载，裕仁天皇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学者，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强烈的兴趣，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培养研究，裕仁相信科学是实用工具，必要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化学战和细菌战。
“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反映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研发与实施体系十分庞大，组织也十分严密。自1930年始，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机构齐全的细菌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细菌战部队兵力总计达20000多人，其中科学研究人员就达7000至8000名。现有资料显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大体分五个分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拓展了南洋支队。
1.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即关东军第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对外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731部队是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开始进行的是人体实验。1932年, 石井率部队修建中马城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基地，部队原来定员2000人，1939年10月扩充到3000人。
2.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100部队，属于731部队的分支，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部队驻地在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孟家屯，负责人高桥隆犊兽医中将。其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1931年在沈阳成立。1933年，病马收容所迁长春。1936年，关东军正式建立了“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研究内容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为主的进攻武器。日本战败前夕，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大部分建筑物被炸毁，所有文字图片资料被烧毁。
3.华北驻屯军的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1855部队长初为江，后为菊池齐。定员1500人。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731的业务骨干与这支部队共享。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正式命名“北平甲第1855部队”。新修建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番号神秘消失。
4.华中派遣军荣字第164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大楼里，定员1500人。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该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5.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在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中山大学医学图书馆曾是该部队本部，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部队长初为田中严大佐，后为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定员1200名专业人员，后扩编至1500名，在华中、华南、华北的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主要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
6.南部派遣军：冈字第9420部队，本部设于新加坡昭南爱华医院。细菌战剂研制所设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并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设有支队分部。定员初为 208人，后发展到600人。这支部队虽设在南洋，但通过滇缅公路向我国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本细菌部队形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和指挥系统，实施的细菌战遍布龙江、吉林、浙江、湖南云南等20个省、自治区的63座城镇。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能力是惊人的，每年可生产300kg乳浆鼠疫杆菌菌液，500～600公斤炭疽杆菌，1000公斤霍乱弧菌和2000kg跳蚤，同时还研制出磁制气雾剂，铜壳榴霰弹等多种生物炸弹，同时配合化学战，1942年有8个专业毒气联队投入中国战场，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同时日军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有时甚至把毒气罐发给每一个步兵。
除了直接服务于战场决斗之外，日本医生在这些部队营地还进行了许许多多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性的人体实验，如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及孕妇）进行谋杀性人体实验，如摘除器官实验与活体解剖；对健康人注射、吸入细菌或掺杂特殊病菌的食物、水，令其感染恶性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病、霍乱等，通过对这些受感染者进行活体解剖或尸体解剖，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强行将健康人置于含有传染病菌的爆炸现场，令其接触感染源，测试细菌战等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实施人体冷冻实验：迫使健康人长时间忍受零度以下低温环境，造成冻伤或冻死，研究超低温环境下的人体生理与病理反应，检测防冻药物与技术的功效；压力与缺氧、干热、X光照射实验、高压电击，将健康人置于真空、高压、X射线、干热风环境中，致人死亡，研究极端环境致死的极限水准，以及非常死亡状态的生理与病理参数；甚至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等。
二、日军731等部队的反人类罪行形成的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731医生变为恶魔？诚然，731参与人体实验的医生，除少数邪恶成性的职业军医之外，大部分是日本军方临时招募的日本国内一些主要医学院有身份、有教养、有伦理生活的教授和研究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恶行呢？他们心灵堕落的历程是怎样演进的呢？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坚称自己手中没有枪，只有柳叶刀，这样就可以洗刷、减轻罪恶吗？就无须反省醒悟吗？据日本大阪大学哲学系土屋贵志的研究与分析，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种族歧视与反共思潮，深层次的原因有五。
首先，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盛行，其社会钳制力量极为强大，如今，安倍政府就是要重塑这样的精神旋风，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人性与职业良知被遮蔽，被泯灭，日本医生深信，只要有利于国家和天皇，做什么反人性的、邪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都会被赦免；如果拒绝与军方合作，会被视为叛国者。
其二，是战时社会扭曲的心理惯性，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军事统治非常残暴，731的医生习惯以征服者的身份与心态粗暴地对待他们眼中下等的中国人；
其三，是密室放纵心理：这些医学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将人“化”（统称“原木”，一种还原论思维），研究人员由此逃避、消解医学伦理的约束与批评；
其四，是等级顺从，日本的医学院校很讲究权威与等级观念，研究人员如果拒绝执行院长和资深教授的指示，可能会失去工作，而那些教授们为了得到足够的研究设备，与731部队达成协议，答应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去部队。
其五，是科学价值至上理念，731的实验室当时非常“先进”和“豪华”，731部队的预算相当丰裕，研究者的报酬和待遇也相当可观；同时，这类极端研究的稀缺机会：731的实验室提供了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观察各种病人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机会，这种研究价值被许多人视为不可估量。实验室文化倡导和培育的”冷血”（中性、客观）姿态与冷漠行为的惯性延展。
三、被掩盖和遮蔽的罪行
令人愤怒的是，“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长期被人为掩盖和遮蔽，与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相比，日本医生所犯下的医学暴行更加令人发指。但是，“那些犯下医学暴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都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恰恰相反，靠着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那些日本医生中大多在战后平步青云。
战后，作为战争罪犯的731部队骨干荣归故里，石井四郎不仅未受到战争罪行的审判，反而成为美军细菌战研究组织的座上宾，后来自知罪孽深重，念佛吃斋，死于喉癌。许多骨干摇身一变成为医学精英，有案可查的是：田中英雄成为大阪市立大医学部长，田部井和回到京大医学部，所安夫回到东大病理学、帝京大医学部，内藤良一供职防卫研究所，绿十字公司会长，中秀外之成为陆上自卫队医生学校校长，细谷省吾转任防研、东大传染病研究所长，田美保转任防卫大学，湊正男移师京都大学，村田良介转任防研院，后任预研第7代所长，八木沢行正转任抗生物质协会，山口一季转任国立卫生试验所，吉村寿人转任京大航空医学教研室，后出任京都府立医大校长，柳沢谦转任防研院，后出任予研第5代所长，安东洪次出任武田药品顾问，石川太刀雄丸转任金沢大医学部，江岛真平转任国立预防研究所，绪方富雄转任防疫研究所、东大医学部，冈本耕造移师兵库医大、东北大学等，笠原四郎转任北里研究所，春日仲善转任北里研究所，北野政次转任十字公司董事，木村廉转任防研、京大细菌学教室，草味正夫转任昭和药科大，小岛三郎（1644部队）出任预研第2代所长。
战后，日本医师会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只因日本医师会有浓重的官方背景，二战期间全力协助侵略战争，负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责，1947年8月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解散，11月重建，迫于国际医师协会压力发布宣言：对日本在战争中对敌国的残虐行为公开谴责，另外，对偶然发生的事件、周知的患者的残虐行为加以纠正。表态极其含糊。1995年，医生议员竹内治一呼吁，依照医学伦理，日本医师协会应当学习国发表反省声明，但却以“伦理关系非常复杂，历史见解也不尽相同”予以敷衍，迟迟未见意见表达。不过，日本社会中也有一些正义力量在觉醒，日本民间医学团体15年战争与医学医疗研究会（战医会）与日本全国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保团联）组织医生开展实地走访，个体访谈，参访遗址，举办展览、研讨会，出席国际战争伦理会议，声援诉讼等方式反省战争罪责。在日本，80所（43所参加访谈）医学院校中只有28%进行赫尔辛基宣言教育，只有21%进行战争中医学犯罪的教育（国30所医学院校则分别为83%和92%）。这也应该引起中国医学教育界的反思，首先，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多少兴趣去关注、回味战争伤痛？其次，作为中国医生，我们熟悉赫尔辛基宣言的内容吗？我们知晓日本医生在战争中的医学罪责吗？其三，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跟日本医学界交流，会涉及医学与战争罪责话题吗？
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至今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是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
四、对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追究及“档案申遗”的意义
在揭露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方面，美国学者哈里斯及其大作《死亡工厂》（“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为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该书译者王选女士与哈里斯并肩奋斗，她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1995年始，她为108名诉讼原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奔走。该书通过扎实的调研披露了二战后美国为了获取日军细菌战人体试验等方面的绝密资料，与日本的战争罪犯们和日本当局私下达成交易（把细菌战试验资料给美国，日本战犯免于起诉）。这就是为何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日本“731部队”等细菌战的战犯们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
日本作家青木富贵子也加入声张人类正义的队伍，她的纪实作品《731》揭露“美国早在战时就已经知道日本在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只是出于独吞珍贵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和活体标本的目的而一直未敢公布。战后又对日本细菌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和隐匿，让最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人奇迹般地逃脱了战争审判。我们从美国其后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行径中便可一窥美国的险恶用心。”书中还披露，早在1939年，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在洛克非勒研究所访问时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的资料，并以3000美元收买该所职员盗取疫苗，从而引起了美国陆军参谋部二部的关注。1941年2月25日，菲律宾防卫司令官纳少将截获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消息。1942年4月11日，美国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报告中国外交部和保健部谴责日军于1940年10月27日于宁波使用鼠疫作战，并于1941年11月4日在常故伎重施。1943年起，部分屯驻在“满洲”的日本部队被派往南洋地区作战，其中部分与细菌战相关的部队被美军俘获，泄露日军拥有细菌作战部队的事实。1943年发行的《细菌战的真实》手册，使美国确认日军有实施细菌战的能力。1944年5月，美军终于掌握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决定性证据。在太平洋地区统和情报中心第8438号文件中，曾引用获自日军俘虏的细菌炸弹教育的手册两本，证实了日军制造及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1944年11月4日，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美国怀疑日军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调查之后，更进一步发现了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1644部队）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1945年以后，前苏联公布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细菌战、化学战数据后，美国迫切想独占日军细菌战资料，战后即派出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写成《桑斯报告》。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的秘密。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
日本畅销书作家森村诚一，以一部《恶魔的饱食》表达了声讨反思军国主义的灵魂自新，20世纪80年代初，《恶魔的饱食》出版。这部报告文学用大量事实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先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300万册一销而空。他本人也受到右翼的威胁。80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第一、二、三集再次修订出版。森村诚一还在书中表达了真诚的忏悔，他写道：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无疑，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战争中日本医生的细菌战、化学战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案例（如今还在许多地方留有伤害的隐患）。这不仅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从历史来看，如果没有当时在日本社会和医学界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石井四郎们的细菌战、化学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为了维护伦理道，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者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与批判。为此，我们必须就“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以唤起、伸张人类的正义与良知。
『中华读书报』 2014年6月25日 王一方
■让历史惊醒未来――“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刻不容缓
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为毁灭罪证，下令炸毁区内一切设施，但匆忙之中仍有一些建筑残存下来。现存遗址有：731部队东部大楼、特设监狱、四方楼、冷冻实验室、焚尸炉、菌种地下储存室和兵器库等11处残迹，成为历史见证。
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纷争，激起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日本必须彻底反省历史罪责的强烈诉求。随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强征慰安妇事实，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偏激狂热情绪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有效反击，在这场事关正义与邪恶，道与堕落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及右翼媒体表现出极大的无赖性，居然要求中方撤销“南京大屠杀档案”及“强征慰安妇档案”申遗，对此，我们应该有针锋相对的应对，以表达我国伸张人类正义，呼唤世界和平的正当性与坚强意志。相对于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与性奴役，日军还有更多更加令人发指的战争罪恶没有得到清算，最残暴的就是以731部队为代表的化学战、细菌战及人体试验，这标志着战争杀戮方式的极端野蛮化，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彻底的背叛。安培视察自卫队，刻意挑选731战机登临作秀，表达了这位战争罪犯后代复兴军国主义的决心，激起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集体愤怒与厌恶，因此，有必要将“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列上议事日程。这项申遗，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进一步认清日本右翼的战争观，以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中“积极”（就是不择手段，竞逐邪恶）的本质，而且通过“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长期被美国军方掩盖的事实，揭示美日军事同盟的失道义性，完全背弃人类普世价值，只图一国一时之私利。
一、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事实
不同于战场搏击与杀戮，731部队是一群特殊的恶魔，他们是一群披着学术与研究隐身衣的医学家，医学的目的本是救死、疗伤、助残、抚痛，是和平（不伤害）、平等、悲悯、敬畏。日本军医却将医学沦为战争手段，杀戮工具，死亡工厂，苦难渊薮，变成罪孽、残暴、凌辱、傲慢、种族偏见的温床。据《菊与刀》介绍：日军各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合理的战斗力……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给的漠视让人难过，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部队在实施有计划的撤退时，或者是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这完全违背战场自救的基本道义。军医在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日军军医们在谋划着更大的战争罪孽。战争之初，日军大尉军医石井四郎向统帅部献计：“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争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中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中国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中国形成了局部的疫病大流行。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未统计）。
不像强征慰安妇史实，可以百般抵赖，细菌战与皇权与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在苏联伯力受审的关东军军医中将梶冢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许多皇室成员参与了计划，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三笠宫亲王等皇室成员视察过沈阳、长春、哈尔滨细菌战实验室。天皇表弟竹田恒亲王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握细菌部队经费，并主管审批各支部访问者，发通行证。当关东军司令官参观731实验室时，竹田全程监护。《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载，裕仁天皇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学者，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强烈的兴趣，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培养研究，裕仁相信科学是实用工具，必要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化学战和细菌战。
“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反映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研发与实施体系十分庞大，组织也十分严密。自1930年始，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机构齐全的细菌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细菌战部队兵力总计达20000多人，其中科学研究人员就达7000至8000名。现有资料显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大体分五个分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拓展了南洋支队。
1.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即关东军第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对外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731部队是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开始进行的是人体实验。1932年, 石井率部队修建中马城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基地，部队原来定员2000人，1939年10月扩充到3000人。
2.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100部队，属于731部队的分支，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部队驻地在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孟家屯，负责人高桥隆犊兽医中将。其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1931年在沈阳成立。1933年，病马收容所迁长春。1936年，关东军正式建立了“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研究内容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为主的进攻武器。日本战败前夕，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大部分建筑物被炸毁，所有文字图片资料被烧毁。
3.华北驻屯军的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1855部队长初为江，后为菊池齐。定员1500人。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731的业务骨干与这支部队共享。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正式命名“北平甲第1855部队”。新修建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番号神秘消失。
4.华中派遣军荣字第164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大楼里，定员1500人。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该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5.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在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中山大学医学图书馆曾是该部队本部，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部队长初为田中严大佐，后为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定员1200名专业人员，后扩编至1500名，在华中、华南、华北的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主要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
6.南部派遣军：冈字第9420部队，本部设于新加坡昭南爱华医院。细菌战剂研制所设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并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设有支队分部。定员初为 208人，后发展到600人。这支部队虽设在南洋，但通过滇缅公路向我国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本细菌部队形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和指挥系统，实施的细菌战遍布龙江、吉林、浙江、湖南云南等20个省、自治区的63座城镇。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能力是惊人的，每年可生产300kg乳浆鼠疫杆菌菌液，500～600公斤炭疽杆菌，1000公斤霍乱弧菌和2000kg跳蚤，同时还研制出磁制气雾剂，铜壳榴霰弹等多种生物炸弹，同时配合化学战，1942年有8个专业毒气联队投入中国战场，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同时日军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有时甚至把毒气罐发给每一个步兵。
除了直接服务于战场决斗之外，日本医生在这些部队营地还进行了许许多多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性的人体实验，如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及孕妇）进行谋杀性人体实验，如摘除器官实验与活体解剖；对健康人注射、吸入细菌或掺杂特殊病菌的食物、水，令其感染恶性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病、霍乱等，通过对这些受感染者进行活体解剖或尸体解剖，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强行将健康人置于含有传染病菌的爆炸现场，令其接触感染源，测试细菌战等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实施人体冷冻实验：迫使健康人长时间忍受零度以下低温环境，造成冻伤或冻死，研究超低温环境下的人体生理与病理反应，检测防冻药物与技术的功效；压力与缺氧、干热、X光照射实验、高压电击，将健康人置于真空、高压、X射线、干热风环境中，致人死亡，研究极端环境致死的极限水准，以及非常死亡状态的生理与病理参数；甚至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等。
二、日军731等部队的反人类罪行形成的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731医生变为恶魔？诚然，731参与人体实验的医生，除少数邪恶成性的职业军医之外，大部分是日本军方临时招募的日本国内一些主要医学院有身份、有教养、有伦理生活的教授和研究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恶行呢？他们心灵堕落的历程是怎样演进的呢？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坚称自己手中没有枪，只有柳叶刀，这样就可以洗刷、减轻罪恶吗？就无须反省醒悟吗？据日本大阪大学哲学系土屋贵志的研究与分析，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种族歧视与反共思潮，深层次的原因有五。
首先，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盛行，其社会钳制力量极为强大，如今，安倍政府就是要重塑这样的精神旋风，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人性与职业良知被遮蔽，被泯灭，日本医生深信，只要有利于国家和天皇，做什么反人性的、邪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都会被赦免；如果拒绝与军方合作，会被视为叛国者。
其二，是战时社会扭曲的心理惯性，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军事统治非常残暴，731的医生习惯以征服者的身份与心态粗暴地对待他们眼中下等的中国人；
其三，是密室放纵心理：这些医学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将人“化”（统称“原木”，一种还原论思维），研究人员由此逃避、消解医学伦理的约束与批评；
其四，是等级顺从，日本的医学院校很讲究权威与等级观念，研究人员如果拒绝执行院长和资深教授的指示，可能会失去工作，而那些教授们为了得到足够的研究设备，与731部队达成协议，答应将最优秀的学生送去部队。
其五，是科学价值至上理念，731的实验室当时非常“先进”和“豪华”，731部队的预算相当丰裕，研究者的报酬和待遇也相当可观；同时，这类极端研究的稀缺机会：731的实验室提供了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观察各种病人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机会，这种研究价值被许多人视为不可估量。实验室文化倡导和培育的”冷血”（中性、客观）姿态与冷漠行为的惯性延展。
三、被掩盖和遮蔽的罪行
令人愤怒的是，“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长期被人为掩盖和遮蔽，与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相比，日本医生所犯下的医学暴行更加令人发指。但是，“那些犯下医学暴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都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恰恰相反，靠着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那些日本医生中大多在战后平步青云。
战后，作为战争罪犯的731部队骨干荣归故里，石井四郎不仅未受到战争罪行的审判，反而成为美军细菌战研究组织的座上宾，后来自知罪孽深重，念佛吃斋，死于喉癌。许多骨干摇身一变成为医学精英，有案可查的是：田中英雄成为大阪市立大医学部长，田部井和回到京大医学部，所安夫回到东大病理学、帝京大医学部，内藤良一供职防卫研究所，绿十字公司会长，中秀外之成为陆上自卫队医生学校校长，细谷省吾转任防研、东大传染病研究所长，田美保转任防卫大学，湊正男移师京都大学，村田良介转任防研院，后任预研第7代所长，八木沢行正转任抗生物质协会，山口一季转任国立卫生试验所，吉村寿人转任京大航空医学教研室，后出任京都府立医大校长，柳沢谦转任防研院，后出任予研第5代所长，安东洪次出任武田药品顾问，石川太刀雄丸转任金沢大医学部，江岛真平转任国立预防研究所，绪方富雄转任防疫研究所、东大医学部，冈本耕造移师兵库医大、东北大学等，笠原四郎转任北里研究所，春日仲善转任北里研究所，北野政次转任十字公司董事，木村廉转任防研、京大细菌学教室，草味正夫转任昭和药科大，小岛三郎（1644部队）出任预研第2代所长。
战后，日本医师会对战争罪行缺乏反省，只因日本医师会有浓重的官方背景，二战期间全力协助侵略战争，负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责，1947年8月被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解散，11月重建，迫于国际医师协会压力发布宣言：对日本在战争中对敌国的残虐行为公开谴责，另外，对偶然发生的事件、周知的患者的残虐行为加以纠正。表态极其含糊。1995年，医生议员竹内治一呼吁，依照医学伦理，日本医师协会应当学习国发表反省声明，但却以“伦理关系非常复杂，历史见解也不尽相同”予以敷衍，迟迟未见意见表达。不过，日本社会中也有一些正义力量在觉醒，日本民间医学团体15年战争与医学医疗研究会（战医会）与日本全国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保团联）组织医生开展实地走访，个体访谈，参访遗址，举办展览、研讨会，出席国际战争伦理会议，声援诉讼等方式反省战争罪责。在日本，80所（43所参加访谈）医学院校中只有28%进行赫尔辛基宣言教育，只有21%进行战争中医学犯罪的教育（国30所医学院校则分别为83%和92%）。这也应该引起中国医学教育界的反思，首先，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多少兴趣去关注、回味战争伤痛？其次，作为中国医生，我们熟悉赫尔辛基宣言的内容吗？我们知晓日本医生在战争中的医学罪责吗？其三，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跟日本医学界交流，会涉及医学与战争罪责话题吗？
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至今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是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
四、对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追究及“档案申遗”的意义
在揭露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方面，美国学者哈里斯及其大作《死亡工厂》（“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为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该书译者王选女士与哈里斯并肩奋斗，她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1995年始，她为108名诉讼原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奔走。该书通过扎实的调研披露了二战后美国为了获取日军细菌战人体试验等方面的绝密资料，与日本的战争罪犯们和日本当局私下达成交易（把细菌战试验资料给美国，日本战犯免于起诉）。这就是为何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日本“731部队”等细菌战的战犯们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
日本作家青木富贵子也加入声张人类正义的队伍，她的纪实作品《731》揭露“美国早在战时就已经知道日本在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只是出于独吞珍贵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和活体标本的目的而一直未敢公布。战后又对日本细菌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和隐匿，让最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人奇迹般地逃脱了战争审判。我们从美国其后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行径中便可一窥美国的险恶用心。”书中还披露，早在1939年，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助理教授内藤良一在洛克非勒研究所访问时搜集了有关黄热病病毒的资料，并以3000美元收买该所职员盗取疫苗，从而引起了美国陆军参谋部二部的关注。1941年2月25日，菲律宾防卫司令官纳少将截获了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的消息。1942年4月11日，美国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报告中国外交部和保健部谴责日军于1940年10月27日于宁波使用鼠疫作战，并于1941年11月4日在常故伎重施。1943年起，部分屯驻在“满洲”的日本部队被派往南洋地区作战，其中部分与细菌战相关的部队被美军俘获，泄露日军拥有细菌作战部队的事实。1943年发行的《细菌战的真实》手册，使美国确认日军有实施细菌战的能力。1944年5月，美军终于掌握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决定性证据。在太平洋地区统和情报中心第8438号文件中，曾引用获自日军俘虏的细菌炸弹教育的手册两本，证实了日军制造及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1944年11月4日，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美国怀疑日军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调查之后，更进一步发现了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1644部队）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1945年以后，前苏联公布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细菌战、化学战数据后，美国迫切想独占日军细菌战资料，战后即派出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写成《桑斯报告》。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的秘密。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
日本畅销书作家森村诚一，以一部《恶魔的饱食》表达了声讨反思军国主义的灵魂自新，20世纪80年代初，《恶魔的饱食》出版。这部报告文学用大量事实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先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300万册一销而空。他本人也受到右翼的威胁。80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第一、二、三集再次修订出版。森村诚一还在书中表达了真诚的忏悔，他写道：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无疑，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战争中日本医生的细菌战、化学战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案例（如今还在许多地方留有伤害的隐患）。这不仅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从历史来看，如果没有当时在日本社会和医学界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石井四郎们的细菌战、化学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为了维护伦理道，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者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与批判。为此，我们必须就“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以唤起、伸张人类的正义与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