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高句麗の卑沙城

2014年06月30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きょう(6月30日)、大連市金州区に行き、金州博物館に行ったあと、郊外の大黒山に登りました。大黒山は、6、7世紀に高句麗の卑沙城があったところです。

                                                佐藤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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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麗の建安城

2014年06月29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きょう(6月29日)、蓋州市青石嶺鎮高麗城村を訪ねました。高麗城村は、5~6世紀に高句麗の建安城が建てられていたところです。

                                                   佐藤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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栄興朝鮮族郷

2014年06月28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きょう(6月28日)、遼寧省盤錦市大窪県栄興朝鮮族郷を訪ねました。栄興朝鮮族郷とその周辺は、東亜勧業が1933年に「設立」した「営口安全農村」があった地域です。東亜勧業は、1921年に、東拓、満鉄、大倉組が出資してつくった侵略企業です。

                                        佐藤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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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橋虎石溝万人坑

2014年06月27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きょう、大石橋虎石溝万人坑紀念館を訪ね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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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大虐殺

2014年06月26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きょう(6月26日)、旅順に行き、「旅順万忠墓紀念館」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と「旅順博物館」を訪ねました。

 日清戦争のとき、旅順に侵入した日本軍(乃木希典を師団長とする第一師団の歩兵第二連隊と歩兵一五連隊と歩兵二四連隊。総責任者大山巌)は、1894年11月22日から25日までの4日間に、おおくの住民を虐殺しました。
 1896年に犠牲者を追悼する石碑「萬忠墓」が建てられました。
 日ロ戦争後、旅順を含む遼東半島が日本の植民地とされたあと、この「万忠墓」は、盗まれ行方が分からなくなりました。
 1922年に新しく「萬忠墓」に似たかたちの「萬忠墓碑」が建てられました。
 1939年に盗まれた「萬忠墓」が発見されました。
 1948年に新しく、第三の石碑「萬忠墓」が建てられました。

    参照: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1995年12月、筑摩書房)、旅顺日俄监狱旧址陳列館編『永矢不忘 旅順
      大屠殺惨案』(2002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

                                             佐藤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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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慰安妇幸存的受害者:日寇摧残和折磨的血泪史」

2014年06月25日 | 海南島
 以下は、「中华网」(2014-06-20 10:00:45)に掲載された記事です。
                                            佐藤正人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1.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2.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3.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4.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5.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6.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7.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8.html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620/18575383_9.html
「中华网」2014-06-20 10:00:45
■海南慰安妇幸存的受害者:日寇摧残和折磨的血泪史
  导读:6月19日,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的苗族阿婆邓玉民19日下午4时10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3岁。

  近一个月来,由于采访“慰安妇”,我常常被讲述“慰安妇”故事的恶梦惊醒,失眠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慰安妇”们的悲惨遭遇总是历历在目。
  从2005年5月开始,我们在海南岛境内寻找惨遭日军蹂躏的“慰安妇”。据有关研究机构证实,海南省已发现有21位原日军“慰安妇”幸存受害者,其中4人由于年老和疾病已经去世。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寻访了陵水、保亭、琼海、澄迈、临高等市县,行程2000多公里,走访了20多个村镇,面见了17位日军“慰安妇”幸存受害者。

  采访是在极其炎热的夏天里开始的,经过海南岛热带的雨林,穿越无数的山峦后,我们到达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下的加茂镇北赖下村,在一间偏僻的小屋里,见到了现年80岁的陈金玉老人,老人自己织布、酿酒,过着平静的生活。谁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位老人忍受着怎样的一种欺凌和痛苦。
  身材瘦小、干练勤劳的陈金玉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她不幸的遭遇。陈金玉说,1940年春天,日军从藤桥路过加茂侵占了保亭县城,并在加茂河边建立了一个据点,驻扎了一个小队,抓民工开路架桥并种植蔬菜供应据点守军。这个据点距离陈金玉家只有两公里远。“1941年初日军建立据点时,我才16岁,”陈金玉老人慢慢打开话匣子,老人说日军把她征去当劳工,开始时,陈金玉被派去种水稻和蔬菜,之后,陈金玉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当时陈金玉还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觉得当了队员比劳工要轻松一些,但要是谁不听话,就要被日军鞭打,当“四脚牛”在地上爬行。
  陈金玉被选当“后勤服务队”队员后,被安排去抓烟草虫,有一个日军监工天天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当了7天的服务队员后,(记得是)五月节前2天,中午陈金玉和姐妹们正在吃饭,日军监工来到她所在的工棚,唧唧呱呱一阵后,翻译对她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不得不去,害怕被打”老人回忆说,当她一进入日军监视房间,门就被关了……
  被强暴后,陈金玉非常伤心,趁日军监工不注意逃回家,结果被发现抓了回来。日军就用“四脚牛”来惩罚她。老人介绍,“四脚牛”就是日军用战刀倒插在地上,要她弯着腰手脚着地,战刀锋利的刀刃刚好抵住她的腹部。如果敢抬头,就会遭到日军的棒打;但如果累了撑不住,就会被刀刃凿穿腹部丧命。做“四脚牛”非常累,一会就撑不住了。老人挽起自己后背的衣服给我们看,后腰上还有明显的被日军棍棒打击的伤痕。老人还指着脸部的几条明显的伤疤说,这些伤疤都是日军用战刀在她脸上划的。
  日军监工经常换人,陈金玉便一次次被监工、士兵强暴。一起的姐妹的命运也差不多。陈金玉被强暴的次数最多。自从第一次被日军监工强暴后,天天都要遭到同样的强暴。有一天下午,陈金玉和姐妹们一起到加茂河洗澡,过河东边不远就是她的家,她便偷偷潜过河,爬上对岸就跑,结果被岗楼上日军哨兵发现了,陈金玉很快就被抓了回去,日军对她又是一阵棒打,之后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陈金玉就被拉到操场上做“四脚牛”。“当时正在下大雨,身上刚刚被打了很多伤口,雨一淋就疼痛得不得了,我没有爬几步就趴在了泥水中,动弹不得”老人回忆说,当时要不是其他姐妹通过翻译向日军苦苦哀求,她可能早就没命了。之后,日军的监视更严了。
  陈金玉和姐妹们在日军的“战地后勤服务队”中过着非人的日子,天天都要受到日军兽行的凌辱,被日军强暴过多少次她也无法记清楚了,多则一天两三人,少则一人,就连月经来时也从来没有放过。
  1945年6月的一天,日军显得很紧张,个个持枪上上下下。陈金玉感觉到情况似乎有变,天刚便趁日军慌乱之际,摸过加茂河抄近路逃回家。“我刚一回家,日军就追回来了”陈金玉老人回忆说,看到日军穷凶极恶般追过来,她当时吓坏了,紧张之中跑进保长家,保长叫她往荒山跑,到山里躲起来。
  陈金玉连夜逃到万总村朋友的山寮中躲起来,不敢露面。陈金玉在大山荒野中躲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朋友告诉她,“哑客”(当地人把日军称作“哑客”)下海了。陈金玉小心翼翼地从小路摸回家,村民都说日军据点里空无一人。
  日军投降后,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当长工的农民,夫妻感情很好,一直生活到14年前老伴去世。现在她由儿女抚养,其他的生活费用靠卖椰子槟榔维持。
  老人告诉记者,幸好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所以先后生了2女3男,现在也能儿孙满堂。但是每当想起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里受到的种种凌辱,就更加痛恨日军的罪行,老人说自己老了,不能去索债了,但这是一定要偿还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先后寻访了符美菊、王志凤、李美金、蔡爱花、蔡美娥、卓天妹、郑金女、符桂英、林爱兰、陈亚扁、林石姑、黄有良、杨榜、林亚金、谭亚洞、邓玉民等老人。我们深深地感到,曾为“慰安妇”的经历给这些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她们往往有头痛、腰痛、腹痛、神经痛、肢体残疾等的疾病,从而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和正常的劳动能力,许多受害者还失去生育能力,日子过得孤苦伶仃。这些老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有着更多的疾病,也显得更为苍老。
  2001年,林亚金、陈亚扁等健在的7位二战前受害者“慰安妇”老人签署委托书,委托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康健,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制所递交了诉状,控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谢罪,并对她们过去被强迫充当“慰安妇”所受到的伤害给予赔偿。
  2005年3月,林亚金老人成功赴日出庭作证,林亚金说,她的举动已经表明,她们不再是沉默的受害者。

  相片 林亚金,黎族,1925年生,80岁,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人。
     1943年10月被日军抓走,第二天就被3个日军轮奸,10天后又被带到南林村日军据点,关在一间
    小铁皮房里,继续充当“慰安妇”。
  相片 谁也想不到陈金玉老人忍受着怎样的一种欺凌和痛苦
  相片 林爱兰,1926年生,现年81岁,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人。
     20多岁时被日本人抓去,用木棍塞住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晚上就奸淫她,迫她为慰安妇。
     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人打断,造成至今残废不能正常行走。
  相片 蔡爱花,现年89岁。原中兴镇东岭村人,19岁那年,蔡爱花被抓去福来军部,充当“慰安妇”,
    因被日本兵用脚蹬踢腹部,致伤残,常年腰痛和腹腔疼痛。
  相片 王志凤,现年77岁,原澄迈山口乡美万村人。
     王志凤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到半路时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当“慰安
    妇”并挖战壕。王志凤已耳聋多年,两脚有关节炎。她说日本仔投降时也不知道。
  相片 林石姑,生于1920年,现年85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
     1940年她被日军抓到日本军部(现在陵水县的红岭)充当“慰安妇”,因为反抗,她的胳膊被日军
    打断,至今残废,在遭日军性蹂躏期间,曾多次自杀未遂。
  相片 李美金,现年85岁,原住澄迈和岭农场茅园村,16岁时被日本兵抓住,然后步行到日本在临高加来
    的据点,白天除草皮,建加来机场。晚上被强迫做“慰安妇”。目前她正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
  相片 符桂英,1919年3月出生,现年82岁,原系澄迈县福山镇美傲村人。
     1941年7月开始符桂英被日本人侮辱有几年之久。
     这是和符桂英(左)一起被日本人抓干苦工的同村人符玉开(81岁)在一起回忆往事。
  相片 郑金女,黎族(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大约80岁)。
     大约16岁时,郑金女在田地里干活被日本兵抓去,抓到一个高山上的日本军部,被关押,当天被3个
    日本兵强奸,并当了“慰安妇”。
  相片 陈亚扁,黎族,1925年生,现年80岁,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
     1942年,她17岁时,被日本人抓到三亚市,关进一所慰安所,充当起了日本兵的性工具,多次被日本
    兵强暴,有时被打,眼睛都哭坏了。2003年陈亚扁赴日本参加中国慰安妇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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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

2014年06月24日 | 海南島
 以下は、6月18日の『文汇报』14面に掲載された記事です。
                                   佐藤正人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06/18/node_15.htm
http://whb.news365.com.cn/tp/201406/t20140618_1134050.html
『文汇报』2014-06-18 本报记者 郭一江 单颖文
■“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

  陈亚扁的手温热,无力。她正躺在海南省陵水县本号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输液。最近气管炎发作,87岁的她隔天就得吊一上午的盐水。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陈亚扁痛苦地闭着双眼,一只手卡在喉咙上,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下次来,就见不到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对本报记者说。
  尽管不希望听到这句“耸听危言”,但事实是,无论在山西、广西还是海南,这句话正是采访中老太太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年迈、一身伤病、缺乏经济保障、生活在贫困地区,这是中国境内大多数“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现状。

★年老体弱,窘迫的现状
  “尘埃无足轻重,所以无人留意。”以“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导演郭柯感慨。
  曾是农事好手的何玉珍,91岁时被家人劝离了田地。最先发现何玉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是儿媳冯秀珍。她发现婆婆几次煮饭不放水,还用刀砍果树,便不再让她干活了。每月几十元的低保,加上“看天吃饭”的庄稼收成,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冯秀珍说,不管怎样,她都会一直负责老太太的生活起居,尽管他们全家与何玉珍其实并无血缘关系。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了3公里外的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广福村,嫁给一户姓龙的人家。由于曾被日军抓去充当行军部队的“慰安妇”近两年,备受折磨的何玉珍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龙家便将她小叔的儿子过继给她。
  农村不兴吃药,仅仅过了两年,今年93岁的何玉珍意识已经全然模糊。大小便失禁,谁跟她讲话都没反应,给她剥了皮的香蕉却被她塞到了拖鞋里,她嘴里总是发出呜呜的声音,不知是由于病痛还是想要倾诉。昏暗的房内,瘦小的何玉珍躺着,床还空出四分之三。床的里侧竟有个鸡窝,一只母鸡就在这孵蛋。
  有村民看到何玉珍的样子,叹息说不知她能不能熬过这个夏天。
  这让人想起中国电影人郭柯去年摄制的纪录电影《三十二》。郭柯说,在他开始拍这部以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为主题的影片时,全国公开且愿接受采访的幸存者人数是32个,等他完成制作时,只剩下23个(另有2位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消逝的速度令人猝不及防。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每个中国人心知肚明。”郭柯说,尽管困难重重,但他还是想坚持做“有责任感”的纪录片。上月底,他借款带着24个人的摄制组开始拍摄这个系列的第二部《二十二》。
  从23到22,离世的正是4月在山西安眠的87岁大娘李秀梅。对于这位赴日抗诉斗士的逝去,与媒体曾经争相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当地的轻如鸿毛。她的葬礼上,甚至没有村委会的任何人出席。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到来,让李秀梅家人感到欣慰——在他们看来,苏智良是这一领域最高级别的“领导”了。
  也许正如郭柯对这个群体的感慨:“尘埃无足轻重,所以无人留意。”有些老太太走了,当地政府还全然不知。
  根据新闻报道,在海南省临高县皇桐镇有一位叫王玉开的幸存者。可惜,镇政府的值班人员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好不容易才找到王玉开的家庭住址。寻到村里,村民们却说,王玉开在今年年初就过世了。
  提起村里的“慰安妇”幸存者,有人指着不远处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说:“那里还有个独居的阿婆,叫符桂英。”

★守刀入眠,挥不去的心魔
  多次探望海南“慰安妇”制度幸存者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家提到“日本”两个字的时候,还是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有时还会落泪。
  在符桂英的床头,挂着件锈迹斑斑的物什,定睛细看,竟是一把刀!
  这两年常来探望符桂英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说,她曾在阿婆家睡过几晚,她发现阿婆每晚都要看到这把刀才能睡着,但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有时头痛到无法入眠。
  符桂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陷在了魔窟里。从1941年7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她一次次被汉奸诱骗或强迫送到日本军部,白天给日本人挑水、做饭、洗衣、干工事,晚上还要遭受鬼子们的奸淫,几度生命垂危,一生无儿无女。
  “很多阿婆都有心病,她们总是怕半夜三更被什么人,或者鬼抓去。”米田麻衣说,在她探望过的几位海南幸存者中,要“守刀入眠”绝不止符桂英。
  与符桂英同在临高县的林爱兰,住在南宝镇养老院里。睡觉的时候,她一定要把木椅放在床头边。椅子的高度略比床高一些,这让林爱兰安心,因为她只要一伸手,就能抽出绑在座位下的刀。
  林爱兰今年89岁,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原海南抗日游击独立队队员,曾直接受命于后来的“新中国开国少将”马白山,2005年获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1941年的一场游击战中,林爱兰不幸被捕。日本军官垂涎于她的美色,却被性格刚毅的林爱兰嗤之以鼻。暴怒的日本兵把她打得半死,又将她关进慰安所。此后,她常常是被吊起来毒打后,再遭受性虐待。她的右大腿被日本兵生生打断,导致她余生都得坐在木椅上行走。
  前几年,有好心人向当地政府反映,希望能让终身未嫁的林爱兰安享晚年。养老院院长梁朝胜说,尽管临高县是省级贫困县,但县民政局还是让她免费住进了养老院,并每月拨款450元作为她的膳食费和生活费。
  苏智良说,多年前曾有人提议,中国对“慰安妇”幸存者的安置方案可以效仿韩国,即通过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建立一座养老院集中供养她们。但专家讨论后认为实际操作难度较大,除了老人们的地域文化差异巨大、子女们意见不合之外,还因为许多老人已经出现了精神失常的情况。
  最近,米田麻衣又抽空去探望了海南省保亭县的邓玉民,她是受害幸存者中唯一的苗族。到了晚上,邓玉民照例说“天晚了,没车了,麻衣就住这儿吧”。麻衣知道,“阿婆不敢一个人睡,她怕鬼”。邓玉民只会说苗语,她跟麻衣聊天的时候,麻衣只能听懂“日本”二字。她发现那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家提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还是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有时还会落泪。
  平时,邓玉民和外孙女蒋丽美一家住在老屋里。蒋丽美说,晚上睡觉时,外婆上厕所要喊,做噩梦也会喊,自己每晚要起床三四次照顾她。 

★观念落后,后代的困境
  “慰安妇”制度幸存者黄有良的儿子胡亚前一直对外人来访很纠结:“我总感觉这样对我们家不好,但又不好拒绝。”
  邓玉民的女儿蔡桂兰说,母亲被抓作“慰安妇”的经历全村人都知道,但村里人并没有因此歧视老人。89岁的母亲是村里最年长的,村民们都乐意帮她干农活,这几年胃病和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也会有人送她去看病。
  苗寨的民风淳朴令胡亚前慕。胡亚前是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母爸村87岁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大儿子,从他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的另一个称呼——“日本娘”,那是一些村民恶毒攻击她“给日本人睡觉的”。
  如今,母爸村村口竖着“革命老区”的红旗状指示牌,用以纪念这片黎族聚居的山区曾是中共琼崖游击队的活动地带。在70多年前,为了消灭游击队,日军的魔爪伸向了黎寨。黄有良先被日本军官奸污,后来又被关进了慰安所。她想过逃跑,但亲眼看到一个又被抓回来的女孩遭毒打致死,便只能任由日军蹂躏,最后是大哥设计将她救了出来。
  由于村里人知道黄有良的过去,即使她长得再美,也只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丈夫常常动不动就打骂她,比如他想当干部,孩子要入团入党,却都因黄有良这段“众人皆知的丑事”给搅黄了。胡亚前记得,他小时候跟人吵架,长大了干活做事稍有不慎,就会被人骂,“每次都拿我母亲的事出来说”。
  对此,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这说明我们乡村不少人的思想观念还是太落后。这根本不是她们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造成的。”他听说曾有几名“慰安妇”幸存者结伴去找当地政府,结果却被某个工作人员骂为“中国的耻辱”。几个老太太哭着走了,此后不管学者们怎样努力寻找,她们都再没露面。
  苏智良坦言,包括2位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老人在内,现在公开被强征为“慰安妇”经历的共24名老太太,但根据当年约20万左右的“慰安妇”中国受害者总人数,“幸存者的数量应该远大于这个数目,只是很多人迫于社会压力不敢站出来。”
  长期关注“慰安妇”问题的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认为,现在公开的这些“慰安妇”幸存者,“丈夫过世的比丈夫在世的多,领养子女的比生育子女的多”。就像冯秀珍从外人口中得知何玉珍的过去后,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幸运,还有个老妈妈在。”何玉珍的孙子也认为:“公开没有错,应该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
  相较之下,胡亚前无法这样淡然。自从母亲两次去日本上诉后,家里每年都会迎来几批“外面的客人”。这些律师、记者、志愿者,很少会像本报记者一样不追问老人的过去。尽管他们都会给母亲送来生活用品和钱,但胡亚前还是很纠结:“我总感觉这样对我们家不好,但又不好拒绝。”特别是母亲两次败诉以后,他不想让母亲一次次回忆悲惨过往,也不希望客人的每次来访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是你的母亲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说时,胡亚前抬头望着屋檐,眼里满是泪水。

★口述资助,民间的“抢救”
  “这几年捐款的人多起来,终于不是赤字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
  在胡亚前看来,母亲反复讲过去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尤其是2000年就已经有学者——苏智良和夫人陈丽菲一起来做过专业的口述实录了。
  从1992年开始,苏智良不仅查阅了大量日伪档案、日本老兵回忆录、战时报刊等,为了采集证人证言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同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的妻子陈丽菲加入了进来:“毕竟女人问女人,有些事更好开口些。”下个月,他们将再赴山西补充整理8名“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我们一般弄清老人受害事实后,就不再追问细节了。对她们来说,每一次回忆都非常痛苦。”苏智良说。
  在苏智良的办公室里,除了记录幸存者口述的一大柜子资料,还有好几本厚厚的记账本,那是他为幸存者们募集的善款记录。从2000年开始,他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援助幸存者,每月100元,从2005年起提高到了200元。“这几年捐款的人多起来,终于不是赤字了。”苏智良说,近年来日本方面的捐助基本没有了。他记得曾有个日本政府的“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号称愿意援助这些中国的幸存者,但领这笔基金的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日本政府。“生活不能改善没有关系,但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不能为了一点钱,还要看日本政府的脸色。”一位受害者对苏智良说,于是中国受害幸存者集体放弃了这笔钱。另外,日本法院借口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放弃国家战争索赔,对日索赔全部败诉。苏智良说,除了民间资助,他更希望中国政府能发起国家层面的专项慰问援助资金。
  除了苏智良,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民间研究第一人”的山西省乡村教师张双兵也为这些老人们奔走。30余年来,他先后多次到山西太原、盂县、阳曲、武乡等地调查,走访了120多位受害人、300位“慰安妇”问题相关联系人,由他记录、整理的《炮楼里的女人》一书,披露了70年前发生在黄土高坡上的人间惨剧。
  在海南,澄迈县文联主席黄大强也许是当地政府官员中,最了解幸存者现状的。他曾多次陪同记者、学者、作家去村里探访幸存者,“几户人家都比较穷,身世也很惨”。澄迈是世界长寿之乡,多的是长寿秘诀、治病秘方,黄大强在采风时就记下来,探望老人时帮她们“对症下药”。作为县政协委员,黄大强还熟悉政策,最近他计划为县里最后的三位幸存者李美金、符美菊、王志凤,以“特殊群体”为名申请生活补助金。
  海南保亭县金江农场南茂区养殖场职工陈厚志,是从已经过世的前辈张应勇手中,接过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员工作的。从1996年开始,他跟着张应勇走家串户,发现了好几名幸存者,也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去年,他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道模范提名奖。
  陈厚志今年已年逾五十。他说,现在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对于这项报酬微乎其微,又必须从早干到晚的民间调查员工作,他努力培养过“接棒者”,但最久的跟了他两三年还是放弃了,最短的一天就跑路了。“走的时候,他骂我是‘傻瓜’,我多希望还能再找到这样的‘傻瓜’……”
  “这个工作要坚持真的很难。”在海南从事旅游业的王中山说,他在1997年前后曾与作为黎语翻译的张应勇搭档,多次为前来考察“慰安妇”幸存者现状的日本律师担当翻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知道了这些老人曾被日军日夜强奸、性虐直至昏迷,被害得浑身是血,从此落下残疾。如果不服从,她们就会遭受棍棒皮鞭的猛抽猛打,有的头被劈开,有的腿被皮靴踢断,有的不幸怀了孩子,甚至会被活体取婴……熬到战争结束后的少数幸存者,也是病魔缠身。“到后来我实在不敢再去了,那已经不是创伤了,是一种像心绞痛一样的痛。”
  王中山说,最让他难过的是,“常常是回来没几天,就听说那老人家走了。”

  (部分资料、照片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特别鸣谢中心主任苏智良及陈丽菲教授)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黄有良 黎族 87岁 现居海南陵水县英州镇母爸村 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日军强暴。1942年4月,她被日军抓去藤桥军营充当军事性奴隶,每天遭受非人的性折磨。两年后,大哥谎称父亲去世要回家送葬,才让她逃出虎口。 2001年11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悲惨遭遇,控诉日军的暴行。 (除资料照片外,均本报记者 郭一江摄)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陈亚扁 黎族 87岁 现居海南陵水县本号镇养老院 1942年,陈亚扁15岁时被逼为日军性奴隶。三年内,她辗转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藤桥镇)与陵水县本号镇(原祖关镇)砧板营两地军营慰安所。常年被日本兵强暴,经常遭受毒打,眼睛都哭坏了。 “不公平呀!日本既然承认了日本兵以前做的坏事,为什么还是不道歉、不赔偿?”2006年9月,陈亚扁远赴日本。获悉判决结果后,她在街头抗议。 “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否则我死都闭不上眼睛。”如今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身体已十分虚弱。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林爱兰 黎族 89岁 现居海南临高县南宝镇养老院 林爱兰是家中独女。1942年12月,她成为抗日女战士。一次日军扫荡,将其母杀害,扔到了河边,尸骨都没找到。后来,父亲也不知所终。被俘后,她被关进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如图,林爱兰做了个示意动作),双手吊起,“往死里打”。更为残暴的是,到了晚上,日军不顾她的死活,将她作为性工具反复强奸。由于极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士兵打断,造成她至今残废,且丧失了生育能力,一生未婚。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指出,林爱兰是目前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被强逼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李美金 87岁 现居海南澄迈县中兴镇 16岁时,李美金被进村、烧村的日本兵抓走,送到临高县加来镇据点。她和其他被抓妇女白天锄草、修加来机场,晚上遭受日本兵的兽性施暴,被逼为“慰安妇”。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符美菊 87岁 现居海南澄迈县中兴镇 符美菊17岁时被抓到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军事性奴隶。她一只腿明显粗大,另一只细小枯廋,直接把针头打进腿上也没感觉了。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王志凤 86岁 现居海南澄迈县中兴镇 17岁时,王志凤被日本兵抓到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被逼为“慰安妇”期间还要挖战壕。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符桂英 95岁 现居海南临高县皇桐镇皇桐村 1943年,符桂英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劳工,她去村口看望时被日军抓进据点,关进“临时慰安所”。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邓玉民 苗族 87岁 现居海南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 1943年,16岁的邓玉民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以后的两年多里,被强逼为性奴隶。2001年7月,她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日本政府。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陈莲村 89岁 现居海南万宁市大茂镇 1942年起,陈莲村多次被日军和汉奸胁迫,抓入南茂据点成为性奴隶。1943年,母亲求保长作保让病况严重的女儿敷药后再回去,后举家逃进山里直至日军投降。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韦绍兰 88岁 现居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 1944年冬,韦绍兰背着女儿被抓,鬼子用汽车把她和其他女子拉到马岭镇据点关押,充当性奴隶。约3个月后,她乘夜带上女儿逃出据点,步行回到家。后女儿亡,她生下日本兵后代罗善学。 2010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在中日爱心人士帮助下,到日本作证、控诉日军的暴行。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何玉珍 93岁 现居广西荔浦县新坪镇广福村 1944年,在日军扫荡时何玉珍被抓入据点逼为性奴隶约半年,孩子被饿死。几次被强奸至昏迷,又被日本兵泼凉水弄醒。半年后,日军押解她从新坪转移到拉莫山区时,她趁机逃跑。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新坪镇广福村,但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抱养了族中孩子,现与养子共同生活。

图片作者:郭一江
图片说明:张先兔 88岁 现居山西盂县西烟镇北村 1942年,16岁刚完婚的张先兔在家被日军抓走。在炮楼里,张先兔受到非人折磨,每天都遭受日军的轮奸,稍有反抗就遭恐吓、毒打。后来,家里凑了100块大洋送进据点里,才把她解救出来。 1998年10月30日,张先兔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和经济赔偿。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郝月连 86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镇羊公岭村 1943年,两次被日本鬼子押往南沟村据点,每天被轮奸,几度濒临死亡。被家人就走时已失去生育能力,一生无儿无女,丈夫已经去世,孤苦无依。(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郭毛孩 88岁 现居山西沁县定昌镇刘家庄 1939年,日本兵将13岁的郭毛孩及姐妹、嫂子用绳子捆走。小妹妹被轮奸致死。半月后,郭毛孩因无法动弹被扔在一口破窑洞里,被家人偷偷背回家。(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刘风孩 90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漳源镇固亦园村 1943年春天,被日军押往固亦火车站据点作为性奴隶。她被反复强奸至昏迷被扔进山沟,后被救活。 (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郝菊香 92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 1939年春,日本兵将郝家姐妹三人强奸后抓走,关押在一座房子里,每天遭受日本兵轮奸。约一个多月后,家里筹齐50元大洋和大烟等将姐妹三个赎回。(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李爱连 88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城镇邵渠村 李爱连在17岁和20岁时,两次被日本兵抓走逼为性奴隶。(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刘改连 89岁 现居山西阳曲县城 1943年12月,刘改连被汉奸抓到南沟据点让日军糟蹋。逃跑后被抓回遭毒打,后被家人赎回。(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赵兰英 91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 1941年,日军当着婆婆的面强暴了她,并将她与堂姐赵兰花、赵玉英关押到南沟炮楼,每天遭10多个日本兵轮奸。2个多月后被家人赎出,但落下一身病痛。(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李凤云 朝裔 93岁 现居龙江东宁县敬老院 李凤云老家在朝鲜农村,原名李寿段。19岁被卖到日本人开的妓院,后被卖到“苏苏浪”慰安所,在慰安所被迫改名“西刀米”,一天被逼接待20来个日本兵。(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任兰娥 83岁 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 1944年夏,任兰娥被日军带往南沟据点。同屋一女子因动作慢了点,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另一女子当场吓疯,只剩任兰娥一个人被日本鬼子残酷蹂躏。(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毛银梅 韩裔 89岁 现居湖北孝感市 毛银梅生于韩国全罗道北道风南区,原名朴娥姬。1941年被骗到在汉口的慰安所,后被遗弃。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组供图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曹毛 92岁 现居山西盂县下社乡千口村 1941年秋,曹毛被日军押往进圭据点的碉堡。两年里,她两次怀孕。第二次怀孕后,被杀的恐惧使她深夜出逃,生下孩子只能扔在山沟里,她从此失去生育能力。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H大娘 韩裔 84岁 现居湖北武汉市 H大娘生于朝鲜半岛忠清南道瑞山,16岁被骗到武汉积庆里做性奴。2000年到东京控诉日军暴行。 (尊重老人意愿,不公开照片。薛英艳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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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

2014年06月23日 | 海南島
 以下は、6月18日の『文汇报』13面に掲載された記事です。
                                   佐藤正人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06/18/content_90.htm
『文汇报』2014年6月18日

■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
  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批复时间将是明年——二战胜利70周年。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国家犯罪。此次提交的“慰安妇”历史档案主要包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华中宪兵队档案、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汪伪政权档案、“满洲中央银行”档案以及日本战犯的笔供等。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中国籍女性约20万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由于战乱、疾病和固有文化观念造成的舆论压力,我国境内愿接受访谈的幸存受害者只有120多人。时至今日,中国境内仅剩下24位幸存者——山西10人,海南9人,广西2人,湖北2人,龙江1人。
  近日,本报记者 前往晋琼桂三地,实地探访这些受害者的生存境况,并对多位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日两国学者、民间人士进行采访,以期从更深层次上呈现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照片 山西三批向日本提起诉讼的16名受害者中,就只余张先兔一人在世。
     均本报记者 郭一江摄

■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19载■
  “没有告赢日本吗?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靠床而坐的黄有良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在一旁的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他说,早在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时,母亲就知道了她作为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对于悲惨过往,现年87岁的黄有良记得很多细节,却似乎刻意在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在海南省陵水县这个相对闭塞的黎族村寨,黄有良很期待外人来探望她,特别是陪她去日本打过官司的律师和学者,企盼听到那个她想要的结果。
  “日本人干吗不承认?当年他们那么恶霸……”黄有良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不断被驳回也要再上诉
  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黄有良的对日诉讼之路,长达十年。
  包括她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场中国境内“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诉讼。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8名原告(2名已过世原告由遗属出庭)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52.6万人民币)。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在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起长达6年的统治中被强征和掳掠。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一审期间,黄有良、陈亚扁等受害者均以原告代表身份赴日出庭作证,不幸的是,当时又有3名原告过世。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2008年12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2009年3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第3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黄有良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道。
  研究“慰安妇”问题22年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各级法院判决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败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迄今为止,所有在日本法院的“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其理由无非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即“国家无答责”,或者是索偿超过已20年诉讼期,以及赔偿问题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等。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可信的法理依据,因为根据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均认定“慰安妇”是二战时期违反人道、侵犯人权和妇女权益的反人类罪。根据《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及二战后有关国家(如国)相关案例,反人类罪等战争罪不适用时效问题。日本宪法第98条第2款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因此,日本国内法庭审理因战争行为引起的诉讼时,完全可以直接援引国际法。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1995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在这句话发表5个月后,“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走上了艰难的对日民间维权之路……
★她们不是军妓而是性奴
  中国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
  李秀梅,最早出现在日本法庭上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与准备帮助中国女性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日本律师团律师大森典子、简招友了见面。大森典子记得,李秀梅是第一个写下诉状的受害者。
  1995年,李秀梅成了第一批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成员。
  令人痛惜的是,今年4月10日,87岁的李秀梅在家乡含恨去世。至此,第一批诉讼团的所有起诉受害者均已离世。
  “在日本法庭上,李秀梅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仍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失去了一个与日斗争的战士。”大森典子发来唁电。
  李秀梅1928年生于山西盂县西潘乡李庄村。1942年的一个秋天,日军打到了李庄村,李秀梅一家和乡亲们都躲进了山里。到了下午,人们误以为日本鬼子回据点便纷纷回了家。谁料想,李秀梅全家遭遇杀了个回马枪的鬼子。父亲被鬼子的刺刀逼着,母亲被打晕在地,李秀梅则被强行掠走。不久,母亲因悲愤绝望上吊自尽,父亲精神失常。到了日军据点,李秀梅当晚就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在以后的5个月里,她受尽凌辱。一次因为她反抗日兵,遭到毒打,直到一只眼睛被皮带打瞎、大腿骨被踢断,奄奄一息。哥哥接到同村的伪军通知,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悉心照料。李秀梅活了下来,但因为这段性虐,数十年来她都生活在屈辱之中。
  1992年7月,张双兵的出现改变了她最后的人生轨迹。那时,张双兵已经做了10余年山西省“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的收集工作。“她一见到我,就把这些经历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张双兵说,他当时大为感动,“这么多年的屈辱,把大娘压抑太久了。”2000年8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携夫人陈丽菲探望李秀梅,她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形成了3000多字的“口述历史”材料。
  1995年8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女性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等4名盂县受害女性,在日本辩护律师团和日本市民民间友好团体帮助下,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谢罪和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96万人民币)。之后的1996年和1998年,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又分两批12人,向日本政府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
  1996年7月,李秀梅与刘面换老人来到东京,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人证到庭”。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当庭审法官问及李秀梅母亲的情况时,家破人亡的悲剧让李秀梅当场痛哭,久久难以平复。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老人们有这样严重的后遗症。”大森典子说,“看到李大娘哭,我们才感受到留在她们心底的创伤有多严重,知道当年日本兵对那些少女的暴行有多残酷。”事实上,当时对中国“慰安妇”的真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一度被误传为“军妓”。曾为多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做口述实录的陈丽菲说,在日语里,“慰安妇”等同于“军妓”。在日本,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自愿为自己的同胞兄弟服务,她们是“慰安妇”。但中国的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她们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直接称她们为‘慰安妇’是对这些老人的侮辱,没有一个中国受害者是去‘慰安’日本鬼子的。”
  2000年12月5日,李秀梅再次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出证。2001年5月30日、2004年12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两次驳回山西盂县李秀梅慰安妇受害者的第一批诉讼请求。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李秀梅等4人的诉讼请求。
  尽管在日本政府的强烈干预下,李秀梅等中国受害者提起的对日诉讼全部败诉,但二战时期日军曾严密掩盖的这项反人类罪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正因为有那么多和你一样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暴行,才让我们了解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想想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我发誓一定倾尽全力,让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真诚面对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在大森典子致李秀梅的唁电中,她这样写道。
  今年4月18日中午12点,李秀梅老人出殡的时辰到了。鞭炮齐鸣,挽幛飘舞。大娘的后辈手捧老人遗像,走在200多米长的送葬队伍最前面,8个亲友抬起老人的薄棺走在最后。队伍穿过小镇,在荒野中,老人的棺木缓缓下葬。傍晚,天色突变,大雨如注。
  “就算现在那些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已经去世了,也要将官司一直打下去,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赔偿。”离世一个月前,李秀梅对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赵文杰说。 
★“丑啊”也要说出苦难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沉重伤痛的受害者群体,因为惨遭日军性虐待,不仅落下一身重病,甚至不成人形,而且饱受乡间舆论的歧视,她们的真名一度被“进过炮楼的女人”替代。
  张双兵说,当他辗转找到这些幸存者,开导她们说出过往身份时,常常是在一场沉默之后,听到两个字——“丑啊!”
  “我们的观念还是太落后。”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今年77岁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说,在日本,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侵华战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问题很大”。在他看来,日本实际进入侵略战争状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但在1945年,田中宏上小学三年级时,教科书中涉及战争的部分,只写了1940年日军因“南进”与在东南亚设有属地的英美等国发生冲突,以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就好像日本打仗的对手一直只有美军英军,而且几乎没有提及日军多年来对亚洲人民的伤害”。这致使有些日本人坚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长只有5年——从1941年与英美发生冲突,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为止。田中宏认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31年日军“原创”的“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真相,在日本右翼大放厥词的遮掩和否认之下,会有不少日本民众相信这是“莫须有”。
  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电视人朱弘说,日本教科书中对于这段战时历史的描述,特别是侵华战争等发生在亚洲战场的记录,常在左翼与右翼的“攻守之间”。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在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提及日本在亚洲罪行的内容“只有二三秒的长度”,那么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的努力,将这部分内容“延长到了十秒”,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右翼再度猖獗开始,内容又被删减和篡改,“现在保留最多的可能有五六秒,极端的又回到二三秒”。朱弘介绍说,日本的教科书版本较多,某个学区内的学校最终选用哪本教科书,是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指定的,“如果委员会中,右翼的势力比较强,那就选择涉及内容少的教科书。”
  “我念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就写了‘日本战士在亚洲战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强奸妇女,设置慰安所关押妇女’,内容非常少,现在都删了。”生于1984年的日本女孩米田麻衣说,“日本的80后多少还知道点这段历史,90后、00后基本都不太了解了。”
  本月初,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权威学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早在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本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但今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表示,将对“河野谈话”进行验证,调查谈话所依据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内容。吉见义明展示了近年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日军“慰安妇”资料,并表示将把其中529个文档提交给安倍政府,“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才是日本政府应该着手调查和验证的材料”。
  本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曾多次走访过山西“慰安妇”幸存者的川见一仁对本报记者说:“日本国内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多年前的事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的中日友好是很难实现的。”
     照片 破旧的窑洞中,曹毛老人向记者控诉日军暴行。
     本报记者 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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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苗族“慰安妇”受害者离世 苦等数十载未得道歉」

2014年06月22日 | 海南島
 おととい(6月20日)、玉民さんが埋葬されました。 
 以下は、そのことを伝えるきのうの「中国新闻网」と『海南日報』と「星洲网」の記事です。
                                     佐藤正人 


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4-06-21/350901.html
「中国新闻网」2014年6月21日 08:47  中新社保亭6月21日 中新社记者 王子谦
■海南苗族“慰安妇”受害者离世 苦等数十载未得道歉

  6月20日,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齐村,数十位乡亲聚集在老屋前,送别“慰安妇”受害者、苗族老人邓玉民最后一程。据了解,苗族阿婆邓玉民于19日下午4时10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3岁。
  2001年7月,包括邓玉民等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恢复她们的名誉,并给予赔偿。什齐村老支书黄志明说,按照苗族风俗,逝者必须葬在远处的山上,但唯独邓玉民例外。
  “大家希望把她葬在村边,老人一生太苦,我们心疼她,要守着她。”
  图为邓玉民的棺木下葬在村边的槟榔林中。骆云飞 摄  

  经历一世坎坷,“慰安妇”受害者、苗族老人邓玉民终究没等来那句道歉,如今静静躺在一方棺木中,黯然离世。
  20日,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齐村,数十位乡亲聚集在老屋前,送别邓玉民最后一程。
  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往什齐村,密密的槟榔林边,一栋老屋是邓玉民和小女儿蔡桂兰的住所。厨具家什在屋外摆放,生产用的饲料垛在一旁,门边贴着一张“红十字会夕阳暖行动关爱对象”的信息牌,印有老人头像的牌子上已落满灰尘。
  走进邓玉民生前居住的卧室,几平米见方稍显局促,老人的遗体与青灯为伴。亲友已将她生前所有物品整理打包,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那张睡过的木板床。
  入殓时刻将近,老屋前聚集了不少亲友,蔡桂兰噙着泪水擦拭着母亲的头像。她回忆说,母亲前不久在家中不慎摔倒住院15天,6月9日回家后尚食稀饭,但到16日已吃不下任何食物,去世前两天完全不能言语,19日16时10分,在家中离世。
  “是日本人抢她去干工,打她,欺负她,老了才腰疼。”蔡桂兰说,母亲去世前总在重复这句话。
  1939年,日军开始侵略海南岛,花季少女邓玉民被骗到县城做劳工,遭到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多次凌辱,这样非人生活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2001年7月,包括她等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诉求。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仍驳回原告方诉求,但认定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
  下午2时许,出殡仪式开始,邓玉民的亲人排队跪倒在遗体前,一片哭声中,众后辈用苗族传统礼仪送别老人最后一程。
  “知道她去世,心里很痛。”长期关注“慰安妇”受害老人的志愿者陈厚志到苗村,见到邓玉民老人最后一眼。“她每天坐着门前等,希望有人带来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消息,直到临走还是不服输……”陈厚志湿了眼眶。
  鞭炮声中,邓玉民的棺木下葬在村边的槟榔林中。什齐村老支书黄志明说,按照苗族风俗,逝者必须葬在远处的山上,但唯独邓玉民例外,“大家希望把她葬在村边,老人一生太苦,我们心疼她,要守着她。”
  黄志明说,村民要刻一方碑,把老人一生的经历刻在上面,教育后人永不忘国耻。(完)


http://hnrb.hinews.cn/html/2014-06/21/content_2_5.htm
『海南日報』2014年6月21日 本报保城6月20日电 特约记者黄青文 记者洪宝光
■又一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
 邓玉民
 抱憾离世

  昨天下午4点10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齐村苗族阿婆邓玉民在家中去世。今天下午3时许,老人入土为安,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二战的怨恨走完了她93岁的坎坷人生。
  今年5月,邓玉民阿婆不慎摔倒后卧病不起。5月27日,保亭县红十字会联系了县医院,并于当天委派120救护车来到邓玉民老人家中,护送老人到县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费由县红十字会支付。
  6月9日,老人出院回家。可令人意外的是,19日下午4点10分,老人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曾经那段屈辱的历史,又一次失去了一位证人、一个受害人。
  1943年,邓玉民只有16岁,不幸被日军强暴,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到日军投降。
  2001年7月,邓玉民等8名“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诉讼请求,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她们受到伤害的事实,向她们公开道歉,恢复她们的名誉。然而,东京地方法院和高院分别宣判原告败诉,但基本认定案件事实,却拒绝道歉和赔偿。
  据了解,状告日本政府的8位“慰安妇”原告中目前仅剩2人尚在人世,年龄都已在80岁以上,她们都生活在农村,已丧失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372259?tid=1
「星洲网」2014-06-21 17:03 (星洲日報/國際)
■苗族“慰安婦”黯然離世‧苦等數十載等不到道歉

  (海口市21日訊)經歷一生坎坷,“慰安婦”受害者、苗族老人玉民週四在海南省保亭黯然離世。她始終沒等來一句道歉,只能靜靜躺在一方棺木中。
  週五這一天,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響水鎮什齊村,數十位鄉親聚集在老屋前,用苗族傳統葬禮,送別玉民最後一程。
  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往什齊村,密密的檳榔林邊,一棟老屋是玉民和小女兒蔡桂蘭的住所。門邊貼著一張“紅十字會夕陽暖行動關愛對象”的信息牌,印有老人頭像的牌子上已落滿灰塵。
  老人的遺體與青燈為伴,親友已將她生前所有物品整理打包,空蕩蕩的房間裡只剩下那張睡過的木板床。
  1939年,日軍開始侵略海南島,花季少女玉民被騙到縣城做勞工,遭到日軍軍官和士兵的多次凌辱,這樣非人生活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2001年7月,包括她等在內的8名海南“慰安婦”受害人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恢復名譽,並給予賠償。2006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原告方訴求。2009年3月,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仍駁回原告方訴求,但認定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
★老人一生經歷將刻方碑
  長期關注“慰安婦”受害老人的志願者陳厚志趕到苗村,見到玉民老人最後一眼,“她每天坐在門前等,希望有人帶來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消息,直到臨走還是不服輸……”
  什齊村老支書黃志明說,村民要刻一方碑,把老人一生的經歷刻在上面,教育後人永不忘國恥。
     圖為玉民老人的小女兒蔡桂蘭擦拭一張印有老人頭像的“紅十字會夕陽暖行動關愛對象”。
     (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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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民さんが亡くなられました

2014年06月21日 | 海南島
 玉民さん(1926年生)が、おととい(6月19日)午後4時10分に、自宅で亡くなられました。88歳でした。
 わたしたちが、玉民さんに、初めてお会いしたのは、11年8か月前の2002年10月20日でした。最後にお会いしたのは、1年半前の2012年11月4日でした。
   http://www.hainanshi.org/seidorei%20saibannHP.htm
   http://blog.goo.ne.jp/kisyuhankukhainan/e/36c522abab15da5c3b051da53b21dbdd
   http://blog.goo.ne.jp/kisyuhankukhainan/e/a6cdb844f64cd4068e902b22977cd0f9
   http://blog.goo.ne.jp/kisyuhankukhainan/e/26232df20e5b7c8c84079f56f269afe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07/4309107.shtml

                                    佐藤正人

http://j.people.com.cn//n/2014/0620/c94475-8744267.html
「人民網」日本語版 2014年06月20日14:51
■海南の元慰安婦、玉民さんが死去 享年93歳
 海南「慰安婦」事件の被害者で、日本政府に対して裁判を起こした原告のひとり、ミャオ族の玉民さんは19日午後4時10分、自宅で死去した。享年93歳。今年5月、体調を崩したため、保亭リー族ミャオ族自治県の病院に搬送され、治療を受けた。
 第2次世界大戦中に旧日本軍の性暴力被害を受け、日本政府を相手に裁判を起こした海南省の元「慰安婦」、ミャオ族の玉民さんが19日午後4時10分、自宅で死去した。享年93歳。中国新聞網が伝えた。
 1男3女の子供を育てたさんは生前、末娘の蔡桂蘭さんと一緒に暮らしていた。旧日本軍の「慰安婦」被害者であるさんは、最近ずっと体調を崩していた。蔡桂蘭さんによると、さんは15日間ほど入院していたが、病状がやや良くなったことから、退院を希望したという。今月9日に退院して帰宅した当初は、粥を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たが、16日ごろから、食べ物を一切食べられなくなった。
 玉民さんら海南に住む8人の元「慰安婦」は、2001年7月、東京地方裁判所(東京地裁)に提訴、日本政府に対して、彼女らの名誉を損ねたことを謝罪すると同時に名誉回復と損害賠償を求めた。東京地裁は2006年8月、第1審判決を下し、原告側の訴えを却下した。2009年3月、東京地裁による第2審判決が言い渡された。第2審判決も原告側の請求を退ける内容だったが、中国に侵略した旧日本軍が第2次世界大戦中、海南島で女性を誘拐、監禁して強姦した事実を認めた。
 元慰安婦を支援する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長く続けてきた陳厚志さんによると、日本政府を相手に訴えを起こした海南の元慰安婦のうち、今も健在なのは、陵水県に住む2人になったという。
 20日午後3時ごろ、家族は玉民さんの遺体を出棺することにした。(編集KM)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6-19/6300803.shtml
「中国新闻网」2014年6月19日 23:20
■海南“慰安妇”受害者、93岁苗族阿婆邓玉民去世
  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的苗族阿婆邓玉民19日下午4时10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3岁。图为其今年5月卧病不起后被送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救治。
  中新网保亭6月19日电 (记者 王辛莉 尹海明)记者19日晚获悉,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的苗族阿婆邓玉民19日下午4时10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3岁。

  邓阿婆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齐村。上月底,老人卧病不起,后由该县红十字会和家人将其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
  邓阿婆育有一男三女。生前老人和小女儿蔡桂兰居住在一起。老人是“慰安妇”受害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蔡桂兰告诉记者,老人住院15天,病情稍好转即要求出院。6月9日老人回家后尚能吃稀饭,16号开始吃不下任何食物。
  2001年7月,包括邓玉民等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恢复她们的名誉,并给予赔偿。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诉求。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仍驳回原告方诉求,但认定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
  据长期关注“慰安妇”受害老人的志愿者陈厚志介绍,目前海南上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人仅有两位居住在陵水县的老人在世。
  20日下午3时左右,家人将为老人出殡。(完)


http://www.whb.cn/zhuzhan/jiaodian/20140620/8688.html
『文汇报』2014-06-20 08:33:24 作者:单颖文
■最后一位苗族“慰安妇”昨去世日期  
  邓玉民走了!距本报记者 到海南采访她仅一个月,老人不幸离世,享年89岁。接受采访时,老人讲起心中的不平,她被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尽屈辱……如今十多年诉讼未果,带着遗憾离去。
  这是2014年5月20日,记者拍下老人的照片,她在向记者道别。 文汇报记者 郭一江摄

  文汇报讯 (记者 单颖文)昨天下午4点10分,89岁的邓玉民老人在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家中去世。至此,中国境内所有苗族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均已离世。
  前天,本报刊发了四个整版的“世界记忆申报·慰安妇”特稿《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从今天起,这个数字成了23。
  “真是没想到,年初还说好以后再去看她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今年1月他和夫人陈丽菲一起去海南探望邓玉民时,老人心情很好,和他们聊了许久,“现在脑子里还是老太太笑着坐在门口晒太阳的样子。”
  邓玉民的小女儿蔡桂兰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上月27日,老人因为严重的胃病被送进保亭医院,至本月9日身体情况略有好转,由120急救车送回家中休养。在路上,邓玉民一直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自己度过这次劫难,“希望能够看到日本道歉赔偿的那一天”。
  从17日开始,老人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也不能说话,只能躺在床上,“我们看她可能快不行了,就让家里所有人24小时轮流陪护她。”昨天下午3点左右,老人的女婿和孙女婿买来寿材。一小时后,老人在子女们的陪伴中去世了,“我们围在妈妈旁边,看着她吐出最后一口气。”
  蔡桂英说,家人对老人去世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两个月来,邓玉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上月20日,本报记者前往海南探访中国“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时曾拜访邓玉民,当时她已经感冒10多天,但因为年纪太大血管太细,镇里的卫生院医护人员都无法给她打针治疗。同时,她因为胃痛连着四五天不能进食,只能喝水。采访期间,她不时用手揉着胃部,小声说“我痛……好痛……”,蔡桂英就给她递水、喂药,还把被子叠好放在老人腰后。
  苏智良说,在所有幸存者中,邓玉民的生活状况相对比较好,家中小辈都很孝顺她。对于老人过去的遭遇,蔡桂兰曾听老人说过:1943年,邓玉民和全村60多位苗族男女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当时18岁的她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之后的两年多里,她被强逼为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军败退。1949年邓玉民嫁人,育有一男三女。2001年7月,她和海南的另7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认罪,向她们道歉、赔偿。可惜最后这起诉讼与另外3起结果一样,都以败诉告终。“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老人是无辜的。我们希望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蔡桂兰曾多次这样表示。 
  由于饱受日军蹂躏,邓玉民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走困难。上月底,以“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为题材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组曾去探望她,导演郭柯原本打算本月25日去邓玉民家拍摄,还特地给她买了轮椅做礼物,“没想到还没送到她就走了,真不愿接受……”蔡桂兰说,老人的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届时全村人都将按习俗送棺木上山安葬。多次探望老人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将前去送行。担任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调查员工作的陈厚志说,今天他将代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给老人献上花圈。如果家人同意,他还将以研究中心的名义为老人立碑,记下这段历史。
  记者原来还准备将刊有《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的报纸寄给老人,令人难过的是,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http://ngdsb.hinews.cn/html/2014-06/20/content_17_1.htm
『南国都市报』2014年06月20日  南国都市报6月19日讯(记者 敖坤)
■又一位“慰安妇”去世
 逝者邓玉民享年93岁
 “慰安妇”越来越少,希望更多的人帮助她们”
  19日下午4点10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的苗族阿婆邓玉民,在保亭响水镇什月村委会的家中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曾经那段屈辱的历史,又一次失去了一个证人、一个受害人。
  邓玉民今年93岁,前不久在家中不慎摔倒以致卧病不起。5月27日,在当地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老人被送到保亭人民医院接受救治。到医院时,长期进行慰安妇调查的陈厚志去看望她。老人问,“我还能治好不?”
  陈厚志答:“如果您能够吃饭,就能治好,就会恢复健康了。”
  老人看着陈厚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那我就好好吃饭,多多吃饭。”
  6月9日,老人出院回家。回家后,老人身体精神还不错,脸色也挺好,女儿蔡桂兰一直陪着,照顾饮食。可令人意外的是,19日下午4点10分,老人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与世长辞。
  如今回想起来,陈厚志依然清晰记得老人背上的那道伤痕。那是日本人留下的。陈厚志说:“当时日本人罚她们做‘四脚牛’,也就是四肢趴在地上,下面竖着刺刀,身体趴在上面,高了就要被日军拿棍子打,低了就会被刺刀刺中。那疤痕就是被日本人打伤的。”
  1943年,邓玉民只有16岁,不幸被日军强暴,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到日军投降。而老人背上的道疤痕就是那段历史的明证。
  目前,海南曾参加诉讼日本政府的8名“慰安妇”,如今仅剩下两人,分别是陵水的陈亚扁和黄有良。目前,保亭仅存一名受害者——陈连村,今年87岁,生活贫困。
  “从昨天到现在我都没有睡着。”陈厚志的心里很难受,“我答应要治她的病好,没想到她却走了。”不过更令陈厚志难受的则是这些曾经的受害者们艰辛的生活,“剩下的这些曾经被日军逼迫做了慰安妇的受害者,生活都很穷困,缺少人们的关注。这才是我最难受的,因为随着她们的离去,如果我们不保护,那段历史也就要离去了。这是不愿看到的。”
  邓玉民将在今天(20日)下午3点出殡,让我们再次缅怀这位老人,铭记那段历史。


http://www.uus8.org/c/66/008/027.htm
悠悠书吧 来源互联网
■邓玉民:我哭,不敢说出实情
  邓玉民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苗族。1943年,在她16岁时遭日军强奸,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地域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
  日军侵占海南岛南部后,便在这些地区开采铁矿,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
  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此后,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同时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
  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 “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50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只有几位,邓玉民即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是邓玉民讲述的自己60多年前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历。
  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植烟草和水稻。
  一天,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搬来的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我。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强奸我。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还是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有时他还让别的日军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日军抓住,被他们打死。
  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手忙脚乱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劳工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有人过问。这时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建国后才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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