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高裁の裁判官の良心を欠如した空疎な「判断」

　5月22日に、熊野市を被告とする第2次訴訟の3回目の裁判（口頭弁論）のときに、実質審理をほどんどおこなわずに判決をだそうとした津地裁の担当裁判長を、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は忌避しました（このブログの5月22日の、「実質審理ができない津地裁民事部坪井宣幸裁判長」をみてください）。
　5月26日に、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は、津地裁に 「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理由書」をだしました（このブログの5月26日の「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理由書」をみてください）。
　その翌日5月27日に、津地裁民事部の井口礼華裁判長、佐田崇雄裁判官、中井沙代裁判官は、忌避申立てを却下するという「決定」をだしました。
　6月20日に、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は、名古屋高等裁判所に、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却下決定に対する即時抗告理由書をだしました（このブログの6月20日の「「主観的な不満をいうものにすぎない」という裁判官の無恥の空言批判」をみてください）。
　この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の名古屋地裁への即時抗告を、7月9日付で名古屋高裁民事第１部の木下秀樹裁判長、達野ゆき裁判官、舟橋伸行裁判官は、棄却しました。その理由は、日本国家の犯罪にかかわる訴訟における社会的・歴史的な本質問題を回避した粗雑なものでした。
　きょう（7月31日）、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は、最高裁判所に、名古屋高等裁判所の3裁判官による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却下決定に対する即時抗告棄却を糾弾する「特別抗告理由書」をだしました。
　その本文の全文は、つぎのとおりです。
　　　　　　　　　　　　　　　　　　　　　　　　　　　　　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佐藤正人

■特別抗告理由書

特別抗告の理由

１　「独自の見解であって採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判断停止、および「抗告人らが
　　縷々主張するところ……」という無恥の無理解

　名古屋高裁民事第１部の木下秀樹裁判長、達野ゆき裁判官、舟橋伸行裁判官は、2014年7月9日付で、津地裁民事部の井口礼華裁判長、佐田崇雄裁判官、中井沙代裁判官による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却下決定に対する抗告人の即時抗告を棄却した。その決定書に示されている「当裁判所の判断」は、つぎのような粗雑なものである。
　　　　　当裁判所も、抗告人らの本件忌避の申立てはいずれも理由がないと判断する 。
　　　　　その理由は、原決定の「理由」中の「2 当裁判所の判断」の (1)に記載するとおりで
　　　　あるから、これを引用する。
　　　　　抗告人らは 、民事訴訟法24条 1項にいう「裁判の公正を妨げるべき事情」があるか否
　　　　かは、裁判官が当該事件を審理するに当たっての歴史意識 、正義感及び法意識により
　　　　判断されるべきである旨主張するが、独自の見解であって採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
　　　　の他、抗告人らが縷々主張するところは、いずれも上記引用に係る原決定の認定判断を
　　　　覆すものではない 。

　抗告人は、坪井宣幸裁判長忌避申立却下決定に対する即時抗告理由書で、民事訴訟法に基づいて「裁判官について裁判の公正を妨げるべき事情がある」として坪井宣幸裁判長を忌避した理由を、条理をつくして示した。
　それにたいして、名古屋高裁民事第１部の木下秀樹裁判長ら３人の裁判官は、自らのコトバで誠実な応答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津地裁民事部の井口礼華裁判長ら３人の裁判官の「判断」をそのまま引用して「当裁判所の判断」とし、さらには、恥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その他、抗告人らが縷々主張するところは……」などと抗告人の精緻・厳密な忌避理由を理解できずに浅はかな発言をしている。

２　「当裁判所の判断」は、憲法に違反している

　良心にしたがわず不公正な訴訟指揮をおこなう裁判官は、憲法76条3項（すべて裁判官は、その良心に従ひ独立してその職権を行ひ、この憲法及び法律にのみ拘束される）に違反している。
　公正な裁判をおこないうる裁判官の思想と感性と法意識を問題としている抗告人の抗告人の根源的な弁論にたいして、名古屋高裁民事第１部の木下秀樹裁判長ら3人の裁判官は、職業的な裁判官として誠実に立ち向かうことができず、「抗告人らが縷々主張するところ」と言ってすまそうとしている。この場合、「縷々」という形容語を使うことがいかに裁判官として悪質な行為であるかを、木下秀樹裁判長らは自覚できないのか！　木下秀樹裁判長らは、その良心を欠如した空疎な「判断」によって、憲法76条3項に違反している。
　名古屋高裁民事第１部の木下秀樹裁判長ら3人の裁判官は、かれ（かのじょ）ら3人のみの「判断」を、名古屋高裁の判断であるとして、「当裁判所の判断」と称している。
　このことを許している「当裁判所」すなわち名古屋高裁は、裁判所全体として、不公正・非良心的で憲法に違反している坪井宣幸裁判長の裁判・訴訟指揮を追認し、そのことによって抗告人らの公正な裁判を受ける権利を侵害し、憲法32条（何人も、裁判所において裁判を受ける権利を奪はれない）に違反している。

「日本窒素：日军掠夺海南岛的“别动队”」

　以下は、おととい（7月28日）の『海南日报』の20面に掲載された記事です。

　　　　　　　　　　　　　　　　　　　　　　　　　　　　　　　　　　　　　　　　　　　佐藤正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4-07/28/content_20_1.htm
『海南日报』2014年7月28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山
　■日本窒素：日军掠夺海南岛的“别动队”
　　　　　　相片　日本掠夺“开发”石碌铁矿
　　　　　　相片　日军强迫海南妇女搬运生猪。
　　　　　　相片　海南海军特务部北黎支部长奥村在东方水电站落成仪式上。
　　　　　　相片　东方发电所的开工仪式场景
　　　　　　相片　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小田政务局长（右三）“视察”铁矿养猪基地。
　　　　　　相片　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池田特务部总监（正中）“视察”铁矿蔬菜基地。
　　　　　　相片　正在劳动的“私立日窒素海南中国青少年训练所”学员。
　　　　　　相片　身着军装的员工在日本窒素海南兴业株式会社海口支社的楼顶摄影留念。
　　　　　　　　此次发现的资料显示，当时很多日本窒素的“开发”人员都身着军装，可知其
　　　　　　　　应兼具公司员工与日本军人的双重身份。
　　　　　　相片　在日本窒素海南兴业株式会社正门前留影的日本员工。

　　早在日本侵占海南岛之前，日本就曾派人对海南岛进行过实地调查，对海南岛的地理环境等已有了初步了解。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2月末，日本海军省军务局长紧急约见日本窒素社长野口遵。不知出于何种缘故，野口遵本人并未出面，代替他赴约的是之后成为日本窒素海南兴业株式会社社长的久保田丰。本刊特约海南大学金山教授解读日本入侵海南、掠夺“开发”石碌铁矿的内幕，敬请关注。
　　被称为二战时期日本在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最大开发事业”的石碌铁矿，为何交由一家生产化肥的日本公司——日本窒素肥料有限公司负责“开发”，是始终困扰笔者的一道难题。机缘巧合，笔者近日获得的一批日本侵琼时期的音像及文字资料，使得这道难题得以成功破解。
　　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窒素”），前身为1906年由野口遵设立的以从事水利发电事业为主的曾木电气株式会社。1908年，该公司从一家意大利公司获得了在日本国内生产石灰窒素的“特许实施权”，并更名为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1909年11月，该公司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设立了肥料生产工厂。之后，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将含有甲基汞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水俣湾，使得水俣地区两千多名居民因长期食用摄入甲基汞的水生生物而罹患水银中毒症。这便是比该公司本身更加有名，被称为战后四大公害病之首的“水俣病”。随着在国内事业的不断扩大，日本窒素开始向被日本据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扩张，先后染指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海南岛，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开发”事业，成为日本“开发”掠夺殖民地资源的急先锋。在经营方面，日本窒素创立了水电“开发”与肥料生产并举的经营模式。即通过修建水力发电站，确保生产肥料的充足电力，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早在日本侵占海南岛之前，日本窒素就曾派人对海南岛进行过实地调查，对海南岛的地理环境等已有了初步了解。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2月末，日本海军省军务局长紧急约见日本窒素社长野口遵。或许是为了保留回旋空间，野口遵本人并未出面，代替他赴约的是常务副社长、日后成为日本窒素海南兴业株式会社社长的久保田丰。约谈中，海军方面提出要日本窒素尽快进出海南岛，从事海南岛电力“开发”工作的请求。而这正符合日本窒素积极向外扩张的指导思想。对此，野口遵社长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与欲望。在他的直接安排下，该公司迅速选定刚从首尔公司长津江发电课长之职离任的萱岛秀伸以及此前曾在海南岛从事过实地调查的安倍孝良前往海南。为方便二人开展调查工作，海军省军务局长井上清美还专门开具了二人“系依据海军指示开展业务”的证明。
　　1939年4月，日本海军军用直升机将已先期乘船抵达台湾的二人，由台湾送至海口。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同年8月，日本窒素又派出了以萱岛为首的，集中了日本本土与台湾等地技术力量的二十五人建设班，以“建设部队”的名义前往海南岛，拉开了掠夺性“开发”海南岛的序幕。
　　1939年11月20日，由日本窒素负责兴建的海口发电所建成并开始发电。之后，该公司在日本占领军的直接指示和大力协助下又先后“建设”了三亚发电所（1940年8月）和水风发电所（1941年8月），为日军全面“开发”掠夺海南资源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1940年1月，野口遵亲自前来海南“视察”指导工作，乘军用机巡遍全岛。由此可见，日本窒素“开发”海南岛自始至终都不是一家民间企业独立的企业行为，而是一种由日本军方主导的国家行为。
　　石碌铁矿位于海南昌江石碌镇南约3公里的金牛岭山麓。在日本侵略海南岛之前，海南民间已有三四百年手工开采石碌铁矿的历史。日本方面对于石碌铁矿的了解，最早是通过1896年起便开始居住海南岛，对海南岛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后来又直接指引日军攻占海南岛的胜间田家族。早在日本侵略海南岛之前，在海南岛开展调查的安倍孝良就已从胜间田家族那里获得了关于石碌铁矿的信息及矿产样本。这些信息及样本受到了日本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为了补给战争之需，迫不及待地“开发”石碌铁矿。日本窒素对“开发”海南岛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以及在海南岛水利“开发”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获得了日本海军的高度信任。
　　1940年4月，日本窒素战胜了多家老牌日本公司，并拒绝了日本制铁等专业制铁公司共同“开发”的请求，获得了独立“开发”石碌铁矿的“开发”权，开始了集水电站“建设”、铁矿“开发”与外运铁矿石所需的铁路、港口“建设”为一体的石碌铁矿“综合开发”工作。
　　日本窒素在海南的本部机构，最初设在感恩县（今东方市）西侧的北黎。从地理位置上看，北黎靠近八所港，距石碌铁矿约50公里，系石碌铁矿通往八所港的必经之地。1941年12月，出于“开发”石碌铁矿的需要，日本窒素开始在石碌附近修建包括事务所、宿舍、食堂、医院等设施在内的综合本部。1942年1月末，日本窒素海南“开发”本部正式由北黎迁往石碌。
　　1942年秋天，“日本窒素海南兴业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5千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0亿日元）。当然，仅凭5千万日元的资金，要想完成整个石碌铁矿、东方发电所、八所港及石碌铁路的“开发”和“建设”任务还远远不够。为此，久保田丰多方筹措，先后从日本兴业银行以及日本海军等处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截止1945年8月战败，日本窒素为“开发”掠夺石碌铁矿的宝贵资源，总计投入资金2亿5千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25亿元），先后从日本国内派出4千余名员工，最盛时动用4万多名来自上海、香港、广东以及海南本地的中国劳工，将约70万吨的优质矿石掠夺到日本。

「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粤的细菌战活动」

■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粤的细菌战活动　　作者：沙东迅
　http://www.sjhistory.net/site/newxh/yjzt3-3mb_a2006112913791.htm
　「中日网」发布时间：2006-11-29 　（原载《湖南文理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摘要 据波字8604部队日本老兵的证词和许多相关调查材料该部队建立于1939年其本部设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下设6 课配员1 200 余名负责日军华南地区细菌战事宜1942 年波字8604部队运用伤寒等细菌屠杀香港和广州难民数千波字8604 部队还从事细菌的人体试验和鼠疫跳蚤等细菌的生产活动波字8604 部队还在广东各地秘密地进行细菌战杀害大量中国军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了四支细菌战部队：关东军满字731部队；华北派遣军甲字1855 部队；华中派遣军荣字1644 ；部队华南派遣军波字8604 部队，在中国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目前史学界对满字731 部队、甲字1855部队、荣字1644部队及其罪恶活动均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惟独对波字8604 部队的情况与活动知之甚少本文拟对此作一探寻。

一 波字8604部队的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
　　波字8604 部队的前身创建于1938年9月7 日，当时称“第21 野战防疫部”，以井上少佐为首约150 人，组建于日本大阪市。1938年10月12 日，日军该部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 月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校已撤往后方）设置本部。该部是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部队，兵力逐步加，开始执行使命，改名为“波字8604 部队”这支部队“首任部队长是田中岩军医大佐，以后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除本部外，该部还将兵力分派到广东各地及华中除州（按：疑为安徽省的滁州）、福建省、广西省、香港（九龙）等地区”，打着为中国人防疫、救护等和平旗号，进行“圣战”。（1）
　　1993年,有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旧日军班长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受到很大震动,第一次在东京揭露出波字8604部队的真相:
　　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8604 部队第1课细菌检验班班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 200多名(按:一说数百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 个课，其中有专业将校约100 人。
　　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少佐任课长。
　　第1 课：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主任佐藤大尉）、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
　　第2 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3 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
　　第4 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等工作，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该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挤满了石油罐，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按：是不是已被麻醉了的活人或尸体呢？）连哨兵也不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东西。(2)
　　第5 课：是器材供应部门，其课长忘记了。（3）

　　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核实,其本部、部队长、室总务课、第1 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两层，另有地下室）之内，第2 、3、 4 、5 课，经理部，宿舍，酒吧，细菌培养室，检索班，饭堂，马房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也包括现中山一院的部分地方。
　　中山医科大学行政科科长徐球说：“我今年59 岁（按：此岁数均为1994 年调查时的岁数，以下同），生长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动物中心后面。当时是农村几十年来都在此居住，抗战时期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也驻有许多日本军队，我见到驻在此处的日本军队，不像打仗的军队，有不少日军穿着白大褂，像医生一样，还养有一些马。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戒备很严，有武装守卫，有的还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我不知道他们里面是搞什么的。”（4）徐球还带笔者观看了当时日军的马房，有几百平方米，其顶部是用日本产的镀锌板建成的，现在还保存完好。在中山一院门诊部东南边。（按:最近建新门诊大楼时已全部拆除）。
　　长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工作的明华生副主任技师说：“50 年代初期，我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即现中山医科大学保健科二楼）听课，就发现有两张椅子背后写着波字第xxxx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的，字样我还看见过，一些旧家具也写有这些字样。听人说，这是日本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1972 年，我被派到华南农学院附近办农场，农学院一位退休干部指着老拖拉机站的房子对我说，日本佬曾在这里搞过细菌战研究，解放初期我到广州伍汉持纪念医院（即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旧楼找人，看到一电线杆上钉有一木牌上面写着‘波字第xxxx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我还见过生理学教研室有一旧椅背上写着日文‘?长室用’,此椅现还在。根据日本人提供的简图看，可以肯定日军波字第8604 部队就驻扎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院内。（5）笔者在看了生理学教研室的旧椅子后，还发现该室有一个印有日、中、英文的金属商标的铁柜，写明是日本东京的产品，是日军用过遗留下来的医用铁柜。后在电教组又发现一个。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70 岁）写道：“1953 年初……图书馆底层地库堆积了很多旧的医学中外文书刊，其中日文书刊较多……而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出版年代多数是昭和年间……所有书刊都陈旧，有些发霉破烂……前两年我馆又因书库存书爆满，而且这些日文书刊实在太旧过时，又无人看……故把解放前的日文书刊都全部当废纸卖掉。”（6）
　　广州退休老人李俭（70 多岁）来信说：他在广州惠爱路（即现中山四、五、六路）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现这里的侵华日军每晚向日本商店和日本人居室发放捕鼠铁笼，每天上午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人用军车收集一车一车活老鼠从惠爱路向东运去（按:中山大学医学院就在这个方向上）。从那时起，已经流传着日军搞细菌战实验的说法。（7）
　　波字8604 部队除其本部占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外，其防疫给水部队还占据了原设在广州北郊江村的国民党第4 路军野战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为时长达3 年之久，主要从事防疫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检诊净水等作业，直接为日本军队和日人啤酒工厂服务。（8）此处的主要建筑物保存完好，现由广州军区联勤部所属的医院和广州戒毒中心使用。
　　波字8604 部队对华南地区（主要是广东、广西、福建及港澳等地）的传染病进行了甚为详细的调查，为其部队的防疫和对华南地区进行细菌战服务。笔者在广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两件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足可证明此点。一是《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1939—1941 ）内含有《两广地区及港澳鼠疫疫情一览表》（1867—1929） 和《广西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1935、1936 年）；二是《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波字防疫”即“波字防疫给水部队”编印，标明调查流行病的最后时间为1944年。后来广州市档案馆又找到了另一半，成为完整的一份档案资料。（9）

二 波字8604 部队在广州难民收容所，杀害大批省港难民
　　1941 年12 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侵占香港等地，大批香港难民被遣返回广州。1942 年初，广东省政府将位于广州南石头的惩教场改设为难民收容所。
　　波字8604部队为了维护日军的统治，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大批来自香港及广东本地的难民，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幕。此事是被原8604部队第1课细菌检验班班长丸山茂第一次公开揭露的：
　　为了不再出现侵略他国的情况，我再三考虑决定把不为人知的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披露出来：
　　1942年二月五月。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河南滩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受害者——由于日本军攻占香港而造成的香港难民中，由水路逃到广州的大部分人。
　　加害者指挥官——波字8604 部队（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简称南水部）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
　　实施者——南水部第1 课细菌检验班的场守喜卫生伍长。
　　的场守喜的后方作业——使用细菌的菌，准备对被感染者作大便检验等试验，整个工作直接听命于部队长，同是第1 课的细菌研究班清水清伍长也可能参与了，理由如后述：

……1942 年4 月……我等3人被派到滩（南）石头作疟疾调查……在这里见到了的场守喜。

　　的场守喜把我带到屋外走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事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去。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滩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很不幸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小心完成任务。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投放在饮用的汤水中，当晚就出现了患者，死亡率很高，死亡者不断出现，死者由伪省政府负责埋葬，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盖尸体的土也没有了，后来我还听说要把收容所的200 多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听说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被送到占领区以外的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是发了病但病较轻而幸免于死的人们。他们都是带菌者，这是日本军方坏到骨髓的战法，他们连那些幸存下的人都不放过，把他们当作菌种在敌方阵地展开细菌战。”
　　当时按日军规定，在前线作战3 年以上者，可分批返回日本，可是的场守喜和清水清都不能返回，这大概由于他们参与了滩南石头细菌战，而要封住他们的嘴巴吧。后多次查找的场守喜，但他一直没有回国，可能是用战死灭口的方式消失（灭）了。（10）
　　在原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附近的几个村子，许多知情的老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见闻。
　　南石西村居民吴伟泰（68 岁）说：“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难民中常常饿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的尸体集中到一大土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没有成功，尸体的气味很臭，大风吹过我们就闻到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晚上还会见到磷光。……我还记得日军侵占广州后第4 年（1942 年）亲眼看到日兵在稻田中用纱布袋捞孑孓虫，又找人给饭食后去喂

　　蚊子（按：让蚊子咬）然后抽蚊血来做试验。”（11）后来他又说：“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喂蚊后得病，三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拆了六成的屋，生活很艰难。”（12）
　　曾在难民收容所生活了4 年之久的南石西村居民肖铮说：“大约1941年底，1942年初，港九难民回到广州，惩教场改称为伪广东省赈务分会南石头难民收容所。1944 年，又将名称改为广州市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我因家里无饭食而于1942年至1946年自动进入难民所，日军杀人不见血，生病无人看，天冷无衣着，吃又吃不饱，天气很冷。第一年（1942年）难民死亡为最高峰，可能有鼠疫，从香港回来的难民不让自由出入，我们可以自由出入，要去种田、种菜。”（13）
　　后来肖铮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写道：“我父亲肖苏在1942年因生活所迫投入难民所抬死尸，后因生病于1947年死去。我三弟肖海在1942 年入难民所，因饥饿及生病于1944 年离开人间。当时只有12 岁我四妹肖霞于1942 年入难民所，在里面生病及饥饿几乎至死，幸好及时带出难民所。当时只有10 岁，现还健在。难民刘福、劳注、囚（仇）良三人被日军从难民所带到日军部队，用作研究细菌战，分别被日军抽去脚脉筋、抽血及割大腿肉随后带回难民所死去。”（14）
　　曾在南石头难民所呆过几年之久的冯庆章（后改名冯奇）回忆：“广州沦陷不久，伪省府组织了广东省赈济委员会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所长刘念端，难民所条件非常恶劣，每人每天分派两勺味粥……当时在难民所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食了味粥）肚病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一下子就死了几百人，伪政府派人将其尸体抬出难民所外乱葬岗草草埋葬。每天都有20、30 人死亡，少则6 、8 人不等。1942 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被运到南石头收容所，约三四千人之多，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的或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宣传，招人去做工，选些青壮年的人送到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入选者吃得好些，等到入选者肥胖时，将其关入房放蚊虫跳蚤吸血，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人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回。1945 年，日本投降前难民所剩下的难民很少了，香港来的难民所剩无几，几千难民就此四散，不了了之。”（15）
　　曾在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工作的廖季垣（77 岁）说：“日军占领广州时，我于1941—1945 年在粤海关海港检疫所工作，除本所在编人员有日本人，中国人主要是搞检疫工作，一般穿西装、白大褂，外还驻有日本卫生部队一个班。（按：据丸山茂揭露，这是波字8604 部队本部派来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约七八个人，有专门房子给他们用，他们是穿军装配有武装的，我看见过二三个日本兵去捞孑孓虫，捉蚊子。但他的工作对中国人是保密的，所以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检疫所靠珠江河边的西南角有一小门，日军卫生部队出此门后走一段路便可从南石头难民所大门进入难民所，他们在难民所干什么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保密的。”（16）
　　曾在难民所当过种菜场农工的顺市梁先生来信说：“检疫所上所通风好，是日军佐级军官之宿舍及穿白大褂的人所住的地方，下所好像是个医院是穿白大褂的人出入的地方，里面有翻译，每天晚上7 时后，这里派出很多日军拿着吸蚊器到附近村庄吸蚊虫，或到村民房中蚊帐内吸蚊，顺便调戏妇女，村民对他们愤恨到了极点……将捉回来的青年人喂蚊做试验。有一次捉了棣园村一个叫范茂的青年人，被咬得满身伤口，因而逃走后又被日军捉回，将范茂灌饱了水，将一块床板放在范茂的肚上，两个日军踩上去把水踩出来，连续多次……后不久死去了。后来又在鸡春岗捉了一个结婚不久的青年人李日……捉去下所喂蚊吸血，被咬得全身是伤口，后又送去宰人场（在广州造纸厂内）（按：所谓宰人场，实为日军进行活体解剖和活体试验的地方）……晚上从难民所捉去的人就生剥，经常听到惨叫声，后来就听不到了，不知是否打了麻醉针，抑或死尸，其尸骨就送往难民所的化骨池。”（17）
　　南石西村居民肖永光70 岁说：“我弟弟肖树，1942 年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关了两个晚上喂蚊，即强迫让蚊子咬。头都肿了，后来在医院医了很久才好，他1970 年过世才39 岁。”（18）
　　其他证人陈娴钟瑞荣等等都谈到类似的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了。
　　可见，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的公开身份虽是一个检疫机关，但暗地里却是秘密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场所。
　　战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也谈到了上述情况，除了隐去难民死亡原因，大大缩小难民数字等外，其他基本情况与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大体一致。
　　查敌伪档案，1942 年，广州主要流行疫症是伤寒，（见广州市档案馆敌伪33— 1—941 卷），这也证实了上述丸山茂所揭露的波字8604 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沙门氏菌引起伤寒病，杀害大批难民是事实。由于大批尸体简单浅埋且有200多名带伤寒菌的难民离开难民所，故而导致此病的广泛传染流行，其时间地点病症都是十分吻合的。
　　时南石头不仅有陆地上的难民收容所，而且还有船上的难民收容所。据当时从香港返回的难民何琼菊（80 岁）和其儿子冯芳标（61 岁）揭露说：“1942 年初，他们从香港坐轮船回到广州南石头，被日军拦住不准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有入无出。何琼菊在船上大约月余，到她设法离开该船时，原来的480 人只剩下40 余人，她见到有几个人在船上死了，被日军丢下河里去，其他的进了传染病室没有回来，听说他们都死了。（19）
　　冯庆章（冯奇）也证实有此事，他说：“当时的难民所长刘念端说，‘这里人装不下，所以只好留在船上。船上的人也是难民。”（20）广州读者潘杜来信也证实此事。（21）
　　香港索赔协会发言人吴溢兴回忆说：“当时香港有160 万人，当中30 余万人为了逃避战火都纷纷北上广州……较早前新闻报道说，当时日本军曾在广州设有一个细菌实验室，这并非一个传闻，而事实上当年不少市民从广州返回香港之后，都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确实存在此事实死亡人数不知多少。”（22）

三 波字8604 部队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
　　日军不仅在广州进行细菌战，而且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特别是以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及粤北地区为其进行细菌战的主要目标，目前发现的直接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资料揭示：
　　1937年11 月7日，3 架日机由唐家湾起飞，在广九铁路附近投弹并撒白、绿、黄色药粉。经我军搜集研究，全系毒质，并有肺痨病菌。
　　1939年6月1日，据中国铁道部运输司令钱宗泽电称，敌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菌，潜入粤、桂、滇、蜀，投于我军阵地水质（源）中，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地的人已分由海南岛、汕头、汉口等地出发，第二批不久即赴长江各地。1939 年10 月13 日，顾祝同致何应钦电文说，敌派细菌学、化学专家30 余人来沪转往晋、鄂、粤等担任指导。
　　1939年4月波字8604 部队派15人到海南岛定安县进行鼠疫调查，为进行细菌战做准备。（23）
　　1938—1939年间，日机常轰炸广东省阳江县。有几次日机来袭，但并未投炸弹，扔下来的是粘性的棉花，吊悬在电杆上、电线上、树上，散在地上、田野间……原来是含有霍乱菌的。棉花上的胶粘体，是培养细菌的培养液，大概是用东洋大菜膏Agar-agar 造成的培养基。到1943年夏，霍乱像洪水猛兽般疯狂流行着……这一年患霍乱而死的人，两广福建一带总数不下百万。据乡间老一辈人说，历来霍乱死人从没见过那样厉害的……阳江这一年因霍乱而死的不下千人。报载广西一个130 余人的村子，死了70 多人。
　　广东省政府1939 年5月20日的训令中提到，日军“为防止我游击队蔓延，早有广散传染病细菌于战区之计划。近由东京运沪大批菌苗，指定福民医院为组织细菌培养装制场。共分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之5 种，制成雪茄烟式之蓝黄两色玻璃管，已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令于放弃阵地时，投置于河井及民房中。并令大批分发各特署机关，派遣汉奸散布各游击区内。自本月起，前线敌军均已发给驼绒复式口套。”（24）
　　另据1940 年6月5日《抗战旬刊》报道：“（番禺）市桥日寇藉名防疫，强迫我各地市同胞打针……有打五六针的，有打眼眉及额头上的，连日惨死已达4 人。谣传此类毒针有断种的，有癫痫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不一而足。一般同胞甚为恐慌，多不敢到市桥，故市桥异常冷谈。”（25）
　　粤北乐昌县蔡满天来信印证了上述情况。他说：“1940年我志愿参加抗日军队，在乐昌受训。1941年五六月间，日军派汉奸到广东后方，冒充沿海逃难的难民，偷偷地将细菌药物放进水缸、食物、水井等处，使很多群众中毒甚至死亡。投放的细菌有霍乱、肺病、疟疾、痢疾等，传染性很强，流行快，死亡率高，在医院里有几百名受害者。每晚都能听到送葬的炮竹声，野外四五公里远的地方都是新坟墓地。这是日军在乐昌进行细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26）
　　广东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陈安良教授说：“1942 年我在中国军政部军医署第8 防疫大队工作。当时发现日机撒放麦粒到粤北翁源一带，麦粒中有跳蚤，但因没有培养基，查不出是什么细菌……抗战时期在广东的廉江、湛江一带有鼠疫菌，经常发现有鼠疫流行。”（27）
　　广州著名的细菌学专家、中山医院退休教授钟之英说：“据广州大石街的老居民反映，日军占领广州后，大石街三巷西边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按：现为广东省政府后半部分）里驻过日本军队，有人看见日军养了不少广东色老鼠，还养了许多马，又常捉中国人。这些是否与日军进行细菌战有关？”（28）
　　由上可见，波字8604 部队不仅在抗战时杀死、伤害大量的中国军民，而且留下了严重的疫情后果。
　　1994 年曾来广东实地调查的日本人糟川良谷先生最近给我寄来他的论文。论文提到下述证据。原日军第23 军司令部军医部、波字8604 部队成员、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副部长、731 部队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所著《防疫给水和香港的卫生行政》一书指出，近年来在原（东京）军医学校旧址发现的大量人骨也极可能就是从广东送过去的“检验体”：南石头难民修建的两个埋葬尸体的“构筑物”，就是现场证词中的“化骨池”。糟川指出，死亡的难民被任意丢弃在南箕路一带。他还说，当时军医学校对包括沙门氏杆菌在内的肠炎杆菌的研究已颇有成果，并进入实验阶段。
　　据华南防疫给水部的报告，他们饲养1 万只老鼠，每月可生产10 公斤鼠疫跳蚤。后来加到2 万只老鼠，跳蚤产量也加了一倍。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附近的第4 课早就开始生产鼠疫跳蚤，并从白云和天河机场用飞机运走，其进攻的目标是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6 个城市。
　　糟川指出，沙东迅在广州市档案馆发现的华南防疫给水部所作的《传染病发生概见图》（1944 年制成）是经该部调查班调查后作为《兵要卫生志》的图示。这与细菌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充分把握当地的地方病史，才可以做到逐步实行细菌战，扩散鼠疫，恰似天然流行的样子来欺骗世人。1942 1943 年（广东）省内鼠疫的急剧发生明显是由细菌战造成的。波字8604 部队1941 年参与福州战役，并于事后掘出尸体进行鼠疫鉴别检查，1941—1942 年参与香港战役，另外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一起进行人员转移，这些事实都得到了证实。然而对波字8604 部队的调查研究才刚刚开始，今后还要不断努力。
　　现在不仅有原日兵班长丸山茂的证言，而且还有原8604部队队员井上睦雄（73 岁）的证言。1995年7 月23 日，日本友人糟川良谷先生在广州亲手交给笔者一份重要的证词。这是他早三天（1995 年7 月20 日）在日本访问原日军波字8604 部队队员井上睦雄的记录，是揭露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的新罪证。其中谈到，日军对我抗日游击队员进行活体解剖，并养了大量老鼠，每月生产10—15 公斤的鼠疫跳蚤，进行鼠疫战等重要情况。井上睦雄说：“我1943 年2 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4 课病理解剖班”，“解剖执刀者是桥本，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被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人）不至于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地下室里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1944 年，我调到鼠疫跳蚤生产部门，负责恒温工作，昆虫班大约有10 名卫生兵、数名中国劳工，饲养了50 万只硕大的白野鼠……我记得房间里有100 个左右的石油罐”。“我记得1944 年空袭变得激烈前发出了产的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 公斤，就得生产15 公斤……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1945 年6 月24 日，波字8604部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的5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蚤的培养设施被（美军）二十五六架B29 战机编队炸毁，我们的工作才不得不停止”。
　　糟川良谷先生补充说明：通过井上的证言，波字8604部队进行鼠疫战的实况更加明了。在此之前，1943 年4 月17日，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的“医事课会报”中，有“华南防疫给水部”（即波字8604 部队）可月产10 公斤鼠疫跳蚤的记述。井上的证言是实际参与生产者的证言波字8604 部队生产的鼠疫蚤可能在对重庆、昆明等内陆地区轰炸时使用过。因此，井上的证言是十分重要、难得的，它真实地将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公布于众。
　　原8604 部队长佐藤俊二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承认，从1941 年12 月到1943 年2 月间他领导广州波字8604 部队，1943 年2 月到1944 年3 月领导南京荣字1644 部队，主要研究和生产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性细菌。
　　从上述日本人和中国人提供的证言及档案馆、报刊、书籍等媒体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
　　第一，进行细菌战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包括当时的日本天皇）蓄谋已久的秘密的战略性措施。从1939 年日军波字8604 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在广州编成，开始日军即开始在粤秘密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惨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广州中山二路中山医科大学）旧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伪粤海港检疫所是波字8604 部队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的场所。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现广州摩托集团）是该部队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杀人最多的场所，至少有几千名无辜的香港难民和广东难民惨死于细菌战中，其尸体大部分埋葬在南箕路两边。在广州北郊江村也驻有该部队的一部分，为时约有3 年之久，为日军进行细菌战服务，此外在广州大石街附近的旧女师（今广东省人民政府后半部分）、今华南农业大学、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处，昔日都曾驻有日军细菌战的部队。日军在粤北、粤西、海南等地都有活动，杀害大量的中国军民，并留下严重的后果。人证物证俱在，不容抵赖。
　　第二，波字8604 部队组织庞大严密保密性特强，档案、报刊、史书上均没有记载，中国人不知道，日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如果不是日本旧军人最近的揭露，日军曾用细菌武器杀害大批香港和广东难民的罪恶活动还一直被饿死、病死的表面现象所掩盖。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原波字8604 部队成员、广东和香港受害的幸存者，勇敢地站出来彻底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

注释
（1）见日本8604 部队战友会执行委员本田幸一《编印名录的通告》，载《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 部队战友名录》易雪颜，沙东迅译，未刊稿
（2）据日本《新泻日报》1994 年11 月6 日载：丸山茂说第4 课地下有很多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第4 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石油罐里面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实验用的老鼠
（3）以上均引自日人渡边登先生山，边悠喜子女士寄给郭成周教授，并由郭成周教授转来的中文译稿（未刊）
（4）沙东迅《访问徐球的记录》，1994 年7 月4 日访问记录
（5）沙东迅《访问明华生的记录》，1994 年3 月24 日4 月6 日，7 日访问记录
（6）《中山医大图书馆郭家铸提供给沙东迅的书面情况》，1995 年5 月10日
（7）《广州读者李俭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11 月26 日
（8） 见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沙东迅，易雪颜译，未刊稿，第49—141 页
（9）《广州市档案馆馆藏地图广西21 号图，1944年5月调制波集团司令部编写印刷班
（10）后来丸山茂亲口告诉沙东迅，的场守喜后来回到日本，但不敢回自己的家乡，改名换姓，在日本到处流浪，客死他乡
（11）沙东迅《访问吴伟泰的记录》，1994 年8月6日记录
（12）沙东迅《吴伟泰对沙东迅谈心智》，1994年8月30日记录
（13）沙东迅《肖铮的谈话》，1994 年8 月29 日录
（14）《肖铮写给沙东迅的书面材料》，1995 年7 月25 日
（15）《冯奇第一次给沙东迅的来信》，1994 年9 月18 日
（16）沙东迅《廖季垣对沙东迅的谈话记录》，1995 年5 月18 日记录
（17）《顺市梁先生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11 月26 日
（18）沙东迅《肖永光对沙东迅的谈话》，1994 年8 月30 日记录
(19）沙东迅《沙东讯访问何琼菊冯芳标的记录》，1994 年12 月3 日记录
(20）沙东迅《沙东迅再访冯奇的谈话记录》，1994 年12 月3 日记录
(21) 《 广州读者潘杜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11 月25 日
(22)《香港星岛晚报》，1994 年11 月25 日
(23) 《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第141 页
(24)广东省档案馆档案2 2 ?8 卷
(25)广东省档案馆藏资料C2.17
(26) 《蔡满天给广东省社科院的来信》，1994 年8 月1 日
(27)沙东迅《 沙东迅访问陈安良的记录》，1994 年5 月9 日记录
(28)沙东迅 《沙东迅访问钟之英的记录》，1994 年5 月5 日6 月10 日

参考文献
　[1]丸山茂.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屠杀香港难民的证言[J].沙东迅，易雪颜译.都市人1995 1 .
　[2]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76378.
　[3]陈慎旃.日寇用细菌残杀华南同胞我就是见证人[N].南方日报1951-04-08.
　[4]糟川良谷.日军在广东的细菌战[A].森正孝糟川良谷.侵略中国与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C].东京明石书店1995.
　[5]糟川良谷.日军波字8604 部队队员井上睦雄的访谈录[N].沙东迅陈艳玲译.孙耀珠校.南方日报1995-10-10（ 1— 2）．

「天坛脚下太阳：日军1855细菌部队」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7/07/content_71449.htm?div=0
「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14年7月7日
■天坛脚下太阳：日军1855细菌部队
　　　　　　　　相片　天坛公园神乐署
　　　　　　　　相片　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旧址标牌

　　天坛神乐署位于天坛西门内，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1855部队）的侵华日军迅速进驻到当时国民党在天坛神乐署设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支部队的规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断扩大，修筑了日军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动物室、地下冷库和水塔等大量设施。这是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后，在天坛内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的设施、设备基础上，建立了第二个细菌生产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该部队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由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任技术指导。
　　该部队的部队长开始是江，继而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该部队更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定员1500人。
　　“1855部队”本部也称总务部，下设4个科即庶务科、经理科、材料科、计划科，并下辖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还有给水及凿开班。总务部一方面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另一方面负责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
　　第一课即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初建时设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内，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课长，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室。1941年12月，该课迁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将协和医院更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
　　第二课即细菌生产课，由平野晟少佐任课长，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室。
　　第三课即细菌武器研究所，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室，由篠田统技师任课长。1941年12月，第三课迁入北海西边的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并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
　　实际上，“1855部队”是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是披着“卫生防疫给水”外衣的特种部队，担负着日军防疫给水和发动细菌战的双重任务。
　　1950年，卫生部陆世烺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中证实：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寇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三个6公尺长的大型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
　　1995年，在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原日军老兵来到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伊藤影明亲手绘制了一张“1855部队”驻地的草图。后来，日本东京大学讲师、日本自由作家、记者西野留美子根据伊藤影明的草图和其他一些老兵的回忆，绘制了更完整、更清晰的《原侵华日军1855部队总部设施配置图》。
　　就这样，天坛脚下太阳——“1855部队”的罪恶，终于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中。

★寻访
　　原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实地考察，“1855部队”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在这一片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

「侵华日军1855部队影像铁证曝光：罪行堪比731部队」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01/6234722.shtml
「中国新聞網」2014年6月1日 10:28 来源：中国广播网
■侵华日军1855部队影像铁证曝光：罪行堪比731部队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据史料记载，在日本侵华历史中，有五支规模较大的细菌部队，分别是哈尔滨第731部队、长春第100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北平甲字1855部队和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这些部队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
　　然而，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活人细菌实验却讳莫如深，甚至不承认北平甲字1855部队的存在。近日，165张1855部队老照片现身北京一家拍卖行，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出现这支部队的影像资料。罪行堪比731部队的1855部队，为何鲜为人知？165张老照片又将如何揭开尘封历史？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与国内的学者一起，针对北平甲第1855部队展开了研究。
　　谢忠厚：就是这个1855部队在天坛的影像资料。日本在中国的五支细菌部队，就731、100、1855、1644和8604，这些细菌部队都非常恶劣，就它的总的指挥部来说、总的大本营来说，那是731。华北的1855，他的细菌战的情况也好，活人解剖的情况也好，细菌实验的情况也好，那都是非常残酷的。从影像资料方面来看，这算是填补了一个研究的空白。
　　收集到这些珍贵照片的北京华辰拍卖行，从今年3月起开始构思“影像的占领：1894至1945日本侵华影像采集研究”摄影展，并发出影像征集的相关通知，随后，拍卖行从一位日本藏家的手中收集到1855部队的影像资料。
　　华辰拍卖行影像部工作人员李欣：当时拿过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性，后来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对华侵害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这些照片中，有不少日本军人和外穿白大褂、内穿军装的男子。其中一张照片以实验室为背景，人物背后摆满了实验器具，文字注解为“于北平天坛野战防疫部”。另外，不少照片有中日文夹杂的标注“北平天坛”、“京都陆军病院出发17人纪念”、“卫生材料”等字样。谢忠厚认为，影像资料的出现，同时将对日本政府直面历史有一定的意义。
　　谢忠厚：从日本官方来看，他们是不承认这个细菌部队，咱们不是经过多少年跟日本打官司，他才承认有细菌部队有细菌战，但是作为1855这支部队，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也不知道有这个部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1855部队”的侵华日军迅速进驻到当时国民党在天坛神乐署设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支部队的规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断的扩大着，修筑了日军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动物室、地下冷库和水塔等大量设施。同样对这支部队，做过系统研究的原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侯玺说，一直到解放后，1949年冬天，在细菌部队的驻队，仍然残留着他们研究细菌武器的罪证，包括消毒用的三口大锅、培养细菌用的箱子，还有鼠疫杆菌试管等等等。
　　侯玺：侵华日军1855部队是继731细菌部队之后成立的又一只细菌部队，这个该部队共有兵员1500人，它有一个总部，下面设有13个支部和办事处。这个部队主要是研制和生产霍乱、痢疾、疟疾等这些细菌和原虫，并且饲养了大批的老鼠、跳蚤和其他的这些东西，他们每天把老鼠从笼子里头取出来，放在铺有莲子、血粉、和豆粕的桶里头，然后再把跳蚤也放进去，让跳蚤通过感染鼠疫菌，然后它把这种菌种配备到侵略军的部队中去，一有命令马上它就释放这种细菌。
　　从天坛西天门进入后，沿着围墙，经过数百米长的石路，就到达神乐署大门。神乐署原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在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1855部队当做实验厂，如今各建筑都已经修葺一新，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然而，在大门东南方爬山虎的掩映下，一块上刻“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几个字的汉白玉石碑仍然铭刻着那段历史。
　　石碑对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指出这支部队曾经在天坛外坛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培育鼠疫细菌等，进行细菌武器研究，还曾经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
　　如今，再走进天坛神乐署，国槐郁郁葱葱的生长着，草坪边围坐着一些人，打牌或者聊天。但是，在天坛神乐署院子东南边，两块碑石被嵌进墙壁，一块标示“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另外一块写有1855部队的大致情况介绍。记者拿出部分影像，那里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老照片的拍摄地。
　　工作人员：这应该就是那个拐角的这一块儿。殿和殿，侧殿和侧殿的那个拐角，因为它这个殿的顶子和这个是一样的。要不大殿就不可能，这个下面它是一个拐角嘛不是。
　　　　记者：反正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可以判断出这个……
　　　　工作人员：嗯，就这个院里头。按他们告诉我们说是北墙外，有的说过去就这两面，种树的都是
　　　　　　　　盖的日本那个房子。
　　但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日军花了一周的时间做销毁工作，大量证据被毁，官兵逃走，日方始终不承认有这支部队存在。
　　侯玺：在日本投降前夕，这个部队，将它实验用的一些仪器、一些动物和重要的资料统统销毁，并且用坦克车把它培养细菌用的箱子和当时用的汽油桶都压毁，另外把大批的菌种和血粉都埋入地下，然后把这支部队加以解散，把部队的名称也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当中给除掉，这个部队所属军医官兵也都转业到陆军医院去，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政府代表者接收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只交出了麻疹、伤寒菌种和一般的常用的消防器材，1855部队的官兵也有的假扮成日侨逃回了国内，有的混进了其他部队被遣送回国。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1855部队进行系统研究，加上包括原1855部队日本卫生兵的指认和谢罪活动，这支细菌部队的罪行才逐渐被还原，如今，165张影像资料首次现身，无疑将成为又一铁证，谢忠厚和侯玺两位专家提出，如果可以将照片影印留档，将对研究有重要价值，华辰拍卖行影像部工作人员李欣表示，目前，照片已经成交，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不便透露买家信息，但是愿意就留档问题，与买家进行沟通，同时，拍卖行也将以借展的形式，在多个城市进行巡展。
　　　　　　　　　　　　　　　　　　　　　　　　　　　　　　　(记者周益帆)

「旧日本軍のもう一つの細菌部隊の写真が公開」

http://japanese.china.org.cn/jp/txt/2014-05/29/content_32525192.htm
「中国網日本語版（チャイナネット）」　発信時間：2014年5月29日13:54:04
■旧日本軍のもう一つの細菌部隊の写真が公開
　旧日本軍の華北方面軍甲1855部隊の古い写真が、このほど競売にかけられた。日本軍は1939年、「防疫・供水」の名義で同部隊を北京天壇神楽署に配備した。
　歴史資料の記載によると、同部隊は731部隊と同じく、ペスト菌、コレラ菌、チフス菌などの伝染病の病原菌を培養し、大量の人体実験を実施した。日本軍が戦後すべての資料を迅速に処分したため、この部隊が人々に知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専門家は、「これは国内で初めて見られた、同部隊の写真の資料だ」と語った。
　記者はこのほど北京華辰拍売有限公司で、この165枚の写真を目にした。一部の写真には「十」が印刷された大量の物資があり、日本軍の多くの軍人、軍服の外に白い羽織をかけた男性の姿が見られた。そのうち1枚の写真は実験室を背景とし、人の背後には実験器具が並べられ、「北平天壇野戦防疫部」という注釈がついていた。
　同社が、日本軍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た時期に北京天壇で撮影した写真と判断したのは、当時天壇に華北方面軍甲1855細菌部隊が駐在していたと、歴史資料に記されているからだ。
　日本軍の軍服を着用した中尉の肩書を持つ男性が、写真の中に7−8回見られた。競売の関係者は、「写真は日本から集められた。これは日本軍の中尉が個人的に撮影したものだろう。この男性は敗戦後に日本に持ち帰り、日本の民間で保管していた。写真は幾度となく持ち主が変わり、かつての保有者の子孫も写真の歴史的な意義を知らず、中国の天壇で活動していた特殊な医療部隊であることしか知らなかった」と語った。
　記者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元所長・研究員の謝忠厚氏と、中国人民大学歴史学院の抗戦史研究専門家の武月星教授、楊若荷教授に、写真の鑑定を依頼した。
　3人の専門家は写真の風景と文字を見ると、華北方面軍甲1855細菌部隊であることを断定できると述べた。
　謝氏は、「華北方面軍甲1855部隊は華北地区にいくつかの組織を持ち、山西、済南の組織は少量の実物と資料を残した。北京本部だけには実物も資料も残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これらの写真は非常に重要な歴史的意義を持つ」と指摘した。
　武氏は、「華北方面軍甲1855部隊は1939年に配備された、日本軍が731部隊に続き発足した2番目の細菌部隊で、ペスト、コレラ、チフス、赤痢、マラリアなどの細菌を生産していた」と述べた。謝氏は、「731部隊と同じく、華北方面軍甲1855部隊も人体実験を行っていた」と語った。日本の元兵士のHさんは、同部隊の第3課でネズミの飼育を担当していたという。Hさんは1944年夏、豊台の中国人捕虜収容所の捕虜を北海公園付近の第3課に護送し、人体実験を受けさせるよう命じられたという。

「华北的“731”——日军(甲)1855细菌部队揭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7df3a01000apz.html
「那年月的事儿」http://blog.sina.com.cn/getong　2007-07-16 23:55:35

■华北的“731”——日军(甲)1855细菌部队揭秘
　　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以及南洋地区，相继秘密地建立了5支细菌战部队，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华北的日军细菌部队称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1855部队，是侵华日军于“七七”事变后在第731细菌战部队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由于它在华北各地进行细菌战的活动极其诡秘，多年来它的本来面目少有人知。八年抗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时期里，在华北广阔的大地上，伤寒、霍乱、鼠疫、疟疾曾一再肆虐传播，千百万同胞遭受着那恶疫的苦痛，然而善良的老百姓还以为是老天爷发了“温疫难”！长期以来并不了解这其中的“秘密”。战后经过历史学者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终于揭开了这支神秘之旅的本来面目。

一、世界上惟一使用两种毁灭性武器的国家
　　当今世界三个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中，细菌(生物)武器列首位，核武器居次，毒气(化学)武器居第三。由于细菌 (生物)具有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和传染的能力，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有可能使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洲的居民被传染受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中，日本是惟一一个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和毒气这两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
　　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自1925年日内瓦公约以来一切国际公法所禁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为什么公然违抗国际公法呢？因为日本侵略者知道，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侵略者最理想的秘密武器。特别是细菌（生物）武器，它的杀伤力尤其巨大。日本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曾说过： “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为广，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就开始研究细菌战。1925年，日本拒绝在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上签字。1927年，日本陆军省军医课长隆二迅即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1930年春回国后在他的建议下于当年在京都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当时研究了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大量生产细菌的问题，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铝制的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作战的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请求，在我国东北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前者即人所共知的第731部队，后者对外称满洲第1 00部队。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使用细菌战已经过6年充分准备，具备了进行大规模细菌作战的要求。石井四郎曾骄傲地宣称：“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入我国。为了进行细菌战，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1939年前后，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这三大细菌战基地，均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秘密部队，并在师团、旅团中配置了“防疫给水班”和“兽医防疫班”即野战细菌部队。
　　日军细菌战部队为了研究和生产大量细菌武器，以人体试验和活杀解剖，残害了数以万计的抗日志士和平民。日军战俘济南细菌战部队军医竹内丰在笔供中说：“日本虽连战连胜，随着战线的扩大，兵力愈感不足，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胜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石井四郎说：“是细菌战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这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细菌战，日本早已无力支撑而战败了。

二、神秘的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于是着手扩充细菌部队的规模。日军占领北平后，迅速占据（北京）市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生物制品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它的部队长，初为江，继为菊地。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实，所谓“防疫”、“给水”，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实际工作却是研制细菌武器，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它以人体试验和活杀解剖来实验细菌的效力，投放和散布细菌，杀害了大量中国抗日军民及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典型的“白衣魔鬼部队”，是“华北的死亡工厂”。
　　1855细菌部队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由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它的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如今，地下冷库和日军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所辖各师团、旅团也均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
　　华北（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组织相当完备，包括本部及其管辖的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以及配属师团、旅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满足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切条件。
1．北京城内的细菌工厂——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
　　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是日军1855细菌战部队的首脑机关，又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本部机关设在原北平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1855部队的本部，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华北各细菌战支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
　　本部也叫总务部，部长告见享中佐，内设庶务、经理、材料、计划四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本部以下，设有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设有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7个室，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8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有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生产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日军承认：“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顿的细菌。”并骄横地宣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初建时设在天坛前中央防疫生物制品所，1941年12月强占北平静生〖BFQ〗生物与社会调查所，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占领后，此处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鼠疫跳蚤细菌武器。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筱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万公斤）。而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起初这里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1944年后人员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
　　2．各地的魔鬼部队——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不仅在北平城内扩建其本部，同时在天津、张家口、太原、济南、开封、包头、徐州等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分部及分遣队，并逐渐具备了在华北各地随时实施细菌作战的能力。
　　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日本投降时，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细菌战分部合并。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除主要负责人，另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分部的细菌战活动。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在日军驻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战俘汤浅谦曾直接参加1945年5月日军在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前进到陕县南方北曲村。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陕县等地。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也建立于1938年5月，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对外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1875部队”。该部有日本人100余名，中国人二三十名。其组织系统，包括庶务班、卫生材料班、计划班、卫生研究班、给水凿井班、防疫班、生菌制造班、经理班等。据济南人民检查署的调查报告，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很机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使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机关要来的。这里的各种生产实验设备完备，他们生产的细菌，都向外空运，大部分运往东北。
　　3．配属师团、旅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
　　日军在野战师团、旅团配属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人数不等，少则10余人，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59师团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1942年4月8日第59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1943年l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年9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年4月13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班内设有：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实际有班长l人，附军医军官1人，下士官2人，卫生兵25名到30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期间，小鼠室有老鼠15只，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30O件细菌；在济南市太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期间，培养细菌室孵卵器为2个，每天可以培养500件细菌，最大一天可以培养800件细菌。曾始终在第59师团防疫给水——细菌战班担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的战俘林茂美于1954年7月8日证言：所谓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的师团内给水职责完全没有实行过，仅为掩人耳目，实际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当时师团长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公开对外地叫“2350部队”冈田大队。

三、活体剖杀与细菌战罪行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与日陆军病院直接地配合行动，同时又在日军大本营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与第731、第1644、第8604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因而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战略支点和重要基地。
　　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和南方地区，其方法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这也是该部队长期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因此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
　　1．大量用活人做实验和进行活体解剖。同关东军731部队一样，为了研制生产细菌，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也大量进行残酷的活体实验，他们将用于实验的活人称为“猿”。日军认为，为了达到细菌武器的切实效果，用活人标本做细菌实验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于是，大量的抗日战俘和无辜平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日军残酷的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的牺牲品。其办法，是把鼠疫苗、霍乱菌、伤寒菌等恶性传染病菌，直接注射到活人身上，或用带这些病菌的跳蚤、虱子、蚊子等传染给人，或掺入食物中让人吃下，然后，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细菌作战的杀伤效能和办法。据日俘平川喜一的证词：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3次共17人，直接带到第三课（静生所）。押运的有翻译广田（军属）和他（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给俘虏注射细菌。解剖设在第二课进行。同年夏天，上述连续3次活人实验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不只日军第1855部队北京本部，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陆军医院内，都秘密进行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试验。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济南支部经常地和大规模地进行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日俘竹内丰原在济南日陆军医院内科病室，1943年8月临时调入1855部队济南支部，参与了最机密的细菌武器研制的过程。他在1954年11月的笔供中，写出了该支部内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情。其野蛮、残忍之极，今天仍令人毛骨悚然！他用了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16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活菌，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连续3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他讲述了一次又一次地做人体实验的可怕的场景，并说：“我就是这样一个魔鬼。”
　　据韩国人崔享振于1989年7月21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载文揭露，济南防疫给水部队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当中文翻译）期间，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他回忆说：第一次看到的人体试验，是对10名俘虏注射天花病菌，然后临床观察反映。全身出现大花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救救我”悲惨地死去。研制肠伤寒疫苗时，强迫俘虏吃下含有病菌的饭团子。培养斑疹伤寒病菌时，先收集俘虏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带的病菌注射到俘虏身上。因此，俘虏们一到这个地方就注定要被病魔缠身直到死亡。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地方病，军医还从狗粪中找出病菌，经过培养后，把它包在饭团内让俘虏们吃下去。崔享振写道：“军医给俘虏们注射了鼠疫菌。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200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据崔享振的资料来估算，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在其存在的7年内，即为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杀死了约两三千名俘虏，这还不包括在附近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在内。
　　1944年1月，中村三郎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即参与解剖抗日战俘8人。军医汤浅谦曾多次参与人体解剖和细菌实验。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他在山西省潞安日陆军医院期间，训练研究细菌战的卫生兵400余人，从传染病患者身上采取新菌（主要肠伤寒、A型副伤寒、B型副伤寒），进行培养保存，一方面送太原给水部作细菌战研究，另一方面供给潞安36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制造最强毒力菌，参与和亲手演习外科手术即活体解剖抗日战俘和居民19人。汤浅谦供认：“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也许是几万人。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仅华北方面日军就有40至50万人，下面约有20所陆军医院。”
　　根据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机密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而用于细菌实验可随时向部队或宪兵要求送来活体以供使用，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量无辜平民“神秘”失踪。一位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活活解剖的实情后，悲痛欲绝，几乎哭瞎了眼睛。她得知实施解剖的军医汤浅谦被抓后要求对他进行严惩，她悲愤地写到：“汤浅，你杀死了我的儿子！我是他的母亲。那天的前一日，儿子被抓到潞安的宪兵队。我追到了宪兵队，一直在门口守着。第二天，门突然开了，儿子被捆着拖上卡车，不知要被运到什么地方。我跟在车后拼命地追，当然追不上，很快就看不到踪影了。我四处找儿子。他去了那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二天有个熟人来告诉我。他说‘大娘，你的儿子被带到陆军医院给活活解剖了。’我悲痛欲绝，几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种的田不能再耕种了。我吃不下饭。汤浅呀，听说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给你严厉惩罚”。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善良的母亲被日军的手术刀夺去了亲生骨肉的鲜活生命实在难以计数。
　　2．在战场上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大量事实和文献证明，日军在华北曾大量使用过细菌武器，作为进攻的重要手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里仅举几例就足以证明其罪恶昭著：
　　①《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记载，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致疫病流行，势颇猖獗，8月份1个月，民众死亡已达四五万。
　　②〖JP3〗据佟愚恒的控诉，1940年日寇占据大清河畔一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后自行撤离，致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以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流行霍乱。日寇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将毒菌放到井里。
　　③《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6日记载，日寇进扰冀西赞皇到竹里村一带时，曾放霍乱病菌于村郊，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达60余人，每日死亡均二三人以上，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
　　④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6月13日（三一防字第9846号）快邮代电，称：去年12月底日寇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40人散播鼠疫菌。本年1月26日至3月12日，鼠疫蔓延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22处，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伊盟、惠成南岸、准格尔旗等61处。套内死亡287人，伊盟死亡已达100人以上。
　　⑤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于1943年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伪北平《新民报》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长田友吉1954年10月30日供认：1943年8月上旬，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本村军医大佐的命令，200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及50名西村防疫给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250人，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查霍乱菌，强制检查了尸体750具，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300名。
　　⑥日俘林茂美笔供：1943年9月到10月，日第12军鲁西地区霍乱作战，参战部队有第59师团之第53旅团、第54旅团、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师团防疫给水班，共3500余人。还有第12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蒙疆坦克部队、航空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鲁西霍乱作战中，据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独立步兵44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在卫河里边，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第3中队将南馆陶北方约距5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2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第5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掘成宽50公分、高50公分、长5米的决口。决堤后，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又将150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因此，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流进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在南馆陶附近150平方公里，从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225余平方公里，从临清县临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县、景县一带500余平方公里，总计875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到鲁西地区一带，从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之间，杀害了227500名中国和平农民。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不完全统计，冀南全区受灾30多县，灾民40余万人。自9月发现霍乱流行，10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在全区蔓延。巨鹿县霍乱病死者达3000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余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人；邱县梁儿庄300户死去400人，有20余户死绝；垂杨、枣（强）南、清河也很严重，清河黄金庄村死了200人。
　　⑦日俘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口供：1944年11月，命令第87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3个大队和12军配属的1个骑兵联队及1个防疫给水班，攻击林县及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步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曾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有100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
　　据现有保存下来的部分资料统计，自“七七”事变至日本投降的8年间，华北（甲）1855部队在华北使用细菌作战达70次之多，其中有具体传染死亡人数者25宗，即致使华北军民被传染死亡27万人以上。
　　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在日本投降时彻底毁灭罪证，大部分伪造身份潜逃回国，只有小部分被俘。日军细菌战的总头子石井四郎等人不仅下令毁灭罪证，更与美国直接交易。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细菌战经验，竟然对石井四郎等3000名细菌战犯“不作战犯罪追究”，宣称：“日本绝对没有能够把细菌武器实用化”。这一肮脏交易，使日军细菌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军细菌战历史被隐瞒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隐瞒日军的细菌战，包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

「侵瓊日軍的日語“教育”」

http://www.hainan.gov.cn:1500/hn/zjhn/hngl/lsyg/200903/t20090302_403966.html
「海南省人民政府網」發布時間：2009-03-02 00:03:00 來源：海南日報
■侵瓊日軍的日語“教育”

　　　　　　　相片　民國時期，海口市博愛北路的海南書局，圖為日軍侵瓊期間，強行徵用海南書局舊有
　　　　　　　　　房屋及設備，設立“陸軍報道部”，開辦《海南迅報》。
　　　　　　　相片　吳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講述當年日軍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張傑 攝

　　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1939年，在侵入海南島不久，日本軍方即開始極力推行日本語教育。
　　語言有時真有一種“芝麻開門”的魔力。當你深入學習一種語言時，你會不知不覺接受它所承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最終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和同化。日本侵略者深諳此理，因此，在推行“攻心”政策時，把教育作為核心，而日語推廣則是核心中的核心。
　　2月末的一天，海口市瓊劇團原藝委會主任、今年76歲的吳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接受了海南日報記者採訪，他還清楚地記得，日軍登陸後不久，就在海口設立5個日語學校，由日軍士兵為教師，分白班和夜班組織一般市民、治安維持會職員、警察局職員和佛教協會會員等學習日語。

★大規模推行日語教育
　　在稍為穩固了統治後，日軍即展開較大規模的日語教育。資料顯示，1939年春，日軍在海南島設華佛教會，由7個寺組成。各寺設立日語學校，各有學生100多名。在海口、陵水、保亭、東方、定安、臨高、樂東等，也封閉了原有的學校，強行重組，更改國民政府原有的教育體係和培養方案，廢棄了原有的教材，開辦由日本人監管的日語學校，還從日本和臺灣派日語教師，強制學生學日語。
　　1941年，當年8歲的吳梅在海口市一小（校址在今市六小）讀書。“那時，海口市只有3間小學：市一小、市二小（校址在今市三小）、女子青年團（校址在今市一小），外加一間私立女子學校和幾間私塾。”
　　“我學習的課程有日語、國語、算術、音樂、體育、勞動。高年級同學還設了自然和地理，但就是沒有歷史。日語、體育和勞動這3科由日本教師上課，其中日語是主課，課程最多。此外，音樂課以教唱日本歌曲為主。”
　　日軍在佔領區不僅推廣“日語”的語言知識，還運用標語、傳單、壁畫、電影、報紙等手段傳播知識，並推廣敬禮、哈腰等日本禮儀知識。
　　海南書局創辦人唐品三之子、唐樹椿老人曾經提到，日軍侵瓊不久便接管了海南書局，日本商人勝間田善作曾勸說父親為日本人做事，但被拒絕，繼而日本人自辦了《海南訊報》，發行中文日報和雜志等，後來又創辦了《海南新聞》，以佔領宣傳陣地。
　　至今在海南一些地方，有些當年學過日本語的人還能說出一些日語詞句。吳梅記得，對a、i、u、e、o等日語假名，當時有一首海南話諧音順口溜：阿姨去夜學，阿嫂回教羅，阿哥打阿嫂……被日軍奴化比較嚴重的地方，上了年紀的人還能聽懂一些日語單詞，一些地區還保留了對個別事物的日本稱呼。如瓊海有的地方對瞎了一只眼睛的人都稱他為“阿達沒”。
　　在日語被作為“國語”推行了50年的臺灣，奴化成效極為明顯。一些臺灣人變成了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皇民”，以自己是“日本人”而自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登輝。他多次聲稱自己是“半個日本人”。

★稍有不遜則嚴體罰
　　原海南水產局工程師鄭義1940年在海口上小學。但他只上了半年便退學了，原因是經常被打腫臉，實在是受不了。
　　在學校裏，一年級的新生最苦。低年級的學生逢教師和高年級的學生都要敬禮，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受到高年級學生的毆打或捉弄。低年級學生是絕對不允許與高年級學生發生爭執的，否則就要受到處罰。學校強調絕對服從：學校事務要絕對服從日本教師意圖，學生要絕對服從日本教師。稍有不遜，就要受到體罰。
　　體育、勞動課上課時很嚴，幾乎每隔四五分鐘就有學生被罰或被打。有一點很奇怪，打腫鄭義的臉的既不是日本教師，也不是中國教師，而是他的同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鄭義說，在學校中除了一般的手打腳踢，板拍棍毆外，日軍還提倡一種體罰方式：互打，即甲乙兩學生（有時是兩排學生）面對面站立，先令甲打乙一巴掌，再令乙打甲一巴掌，輪流不停地互打。雙方初時往往是輕打，但不久雙方便激起了仇恨心理，於是便越打越重，邊哭邊打。日本教師則在旁一言不發地觀看，直到他認為滿意後才命令雙方停手。
　　還有比鄭義退學更嚴重的事件，那就是罷課。史料記載，1944年，海口市二小的五年級學生，為抗議前一天日本教師對全班學生進行體罰而集體罷課。日本教師得知後大光其火，表示要嚴加追究，幸虧中國班主任從中周旋，才將此事化小。
　　那時的吳梅和鄭義只覺得日軍殘暴，還不明白日軍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中國的兒童喪失反抗精神，養成順從的習慣。

★也有日本教師良心未泯
　　日軍在海南推行日語教育過程中，頻頻使用暴力手段。但也有一些日本教師良心未泯，真心幫助學生。而在日軍投降後，還有不少日本人留下來，給中國學生傳授專業知識。
　　1942年，原海南水產局局長雲林在大致坡小學學習，由於成績好，和日語老師關係很好。午休時，日本老師還讓他與其同睡一張床。他不僅沒挨過一次打，還得到了日本老師贈送的禮物：一本日語詞典。2年後，他到嘉積農業學校求學。這時雖然有日本教師打人現象，但學生和個別日本教師的關係還不算太緊張。到1980年代，有一位日本教師還常回到嘉積找原來的學生聚會。
　　而雲林在中專時的日本老師越智直竹就更讓他發自內心地敬重和懷念了。雲林說，解放後海南的很多水產專家和水產方面的幹部都是越智的學生。記者在位於海口市海秀路的水產大院裏採訪，遇到了幾位原海南水產局的退休老人，以及上文說過的吳梅，都曾受教於越智。
　　194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直屬的國立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現海南省農業學校）在海口成立，並在得勝沙租了兩間樓。學校教師越智直竹原是北海道大學的水產專家，日軍侵瓊時被徵到日軍中從事後勤工作。日軍投降後，他留下來成了一名水產教師。
　　越智的學生、現年82歲的楊老回憶說，由於自己日語學得好，畢業後留校當助教，越智講課時，他當翻譯。越智高個，穿著很樸素，愛吃雞飯和海南粉。有一次，楊老還看見越智蹲在鐘樓旁的一個地攤邊吃海南粉。
　　同為越智學生、曾任海南水產研究所所長的陳乃書說，越智教學很盡職，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1949年，越智返回日本，後來還因其卓越的專業知識而到聯合國任職。
　　吳梅、雲林他們都記得，1980年代，越智多次來海南。每次回來，他都和當年的學生一塊到海口四牌樓（東門市場附近）吃雞飯。
　　越智對海南很有感情。1983年，他還介紹一位日本專家勝谷幫夫來海南水產研究所當顧問。而他本人則於1984年受聘於海南行政區當農業顧問。
　　1946年時，越智三四十歲。雲林聽說，越智已於幾年前去世。
　　海南師範大學訪日學者、中文係教授張興吉說，當年日軍在侵瓊期間力推“日語”教育，如果用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的理論來分析，那就是日軍想通過語言對被佔領區的民眾進行“規訓”，通俗地講也就是奴化。福柯認為，規訓是近代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既是權力幹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同時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
　　“日軍這是要中國人忘記自己的歷史。”張興吉說。

★日軍發放　　“良民證”
　　日軍侵入海南島後,便加緊對佔領區的百姓實行改造和同化。強行發放“良民證”便是日軍的重要手段之一。
　　瓊海市嘉積鎮76歲的黎良鎮對“良民證”記憶深刻。“日佔區人民沒飯吃就吃草根，沒錢花就賣兒女，但是不能沒有良民證，否則出行過關卡或清鄉時，就會被日寇當是抗日分子抓起來，敢反抗的就會立即被殺頭。”1939年日軍佔領嘉積鎮，黎老的父親去了南洋，他的母親帶著他和妹妹逃到定安境內的山洞裏躲避，大約躲藏了一年時間，由於缺吃少穿，條件艱苦實在躲不下去了，只好回鄉。雖然當時他年紀小不需要“良民證”，但他曾親眼目睹了別人沒有“良民證”受到日軍的暴打。
　　瓊海市嘉積鎮81歲的王維新說，在侵佔區日本人扶植漢姦成立偽政權，由日本人操縱強行發放“良民證”。良民證也叫順民證，證上蓋有日偽政權機關的印和日軍機構的印。
　　據王維新等幾位老人回憶，日軍佔領嘉積鎮後，在溪仔和北門等地點設有炮樓和崗哨。凡經過的人都必須向站崗的日本兵鞠躬，說“先生舉禮”，恭恭敬敬地將“良民證”遞過去，等檢查結束後，日本兵揮揮手，方可離去。走時還得點頭哈腰，以示禮節。就是在“出日本工”（日軍強攤的雜役）時遇上日本兵也要鞠躬行禮，說“先生舉禮”。塔洋鎮一位婦女因為記不住，幾次遇上日本兵時將“先生舉禮”說成“舉禮先生”，被日本兵理解成要日本兵向她行禮的意思，將她打得半死。
　　據查閱有關資料，日軍侵入中國後在各地都採取了強行發放“良民證”的政策，各地發放的“良民證”也大同小異。有的蓋有日偽特務機關、警察所等機構的章。有的地區“良民證”不僅有持證人的大頭像、姓名，甚至還有大拇指印。
　　抗戰勝利後，“良民證”被中國民眾看成了恥辱的證明，大部分都被銷毀了，民間極少留存。
　　　　　　　　　　（記者 李科洲 特約記者 王 儀）

「1942：海南商人大逃亡」

http://www.hainan.gov.cn/hn/zjhn/hngl/lsyg/201212/t20121217_832150.html
www.hainan.gov.cn 发布时间：2012-12-17 10:12:00 来源：海南日报
■太平洋战争后海南局势更加恶化，一批商人丢弃产业逃离海南
　1942：海南商人大逃亡

　　电影《一九四二》再次唤醒中国人70年前的惨痛记忆。1942年，战争、饥饿、逃难，像瘟疫般在中原大地蔓延。
　　那一年，在一海之隔的海南岛上，日军加快侵略步伐，叫嚣要在 “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使海南岛成为日本在南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一年，以王毅为首的国民党驻琼军队，早已退守中部山区；冯白驹等人领导的共产党抗日武装，迂回作战，以游击的方式抵抗日军空前残酷的“蚕食”和“扫荡”，黎族首领王国兴开始自发寻找共产党组织……
　　从1939年2月登陆到1942年，3年间，日军已几乎完全控制了海南岛，200多万琼崖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渊，大批民众纷纷逃离……
　　70年过去，通过寻访那段暗时光的亲历者，一些关于“1942”的海南民间记忆渐渐清晰……

★琼商出走上海滩
　　这是一段已被湮没的记忆。一小群海南商人通过水路或陆路，聚集在上海北京路上。以森茂商行为代表的经济实体，聚合了200多名不愿意在海南加入汉奸组织的商人。
　　1942年秋天的一个周日，逃到上海的海南商人在森茂商行聚首。这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他们在此交流战时来自家乡的消息，也互相帮忙着手中惨淡的生意，瑟瑟的秋意让这次聚会充满了怀乡的浓烈情绪。商行主人正是海口永生米行总经理陈礼运，逃离海南岛前最后一任民选的第六届海口商会会长。
　　1940年日本登陆海南约一年后，身为海口商会会长的陈礼运，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奴役，拒绝担任伪“海口地方维持会会长”，他丢下在海口的生意和地位，带领全家出逃海口，到上海谋生去了。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的身后，陆续跟随了200多名海南商人。一时间，上海茂森商行的陈家，成为海南商人聚会、议事的场所，海南商人不愿意在海口苟且偷生，开始在艰难时世异地谋生。
　　1930年代商业渐渐兴旺起来的海口，陈氏家族事业的创始人陈礼运经营的米谷行和贸易行已经名声在外。到了1939年日军入侵前，陈家的米谷行在海口的商业排名已是名列前茅。在1930、1940年代的海口，有身份、地位的商人都渴望加入一个组织，那就是早在清光绪年间便成立的“海口市商会”。1924年，初设在南门内（今博爱南路）的海口商会，把位于中山路的江姓和张姓两座祠堂改建扩建，以后海口市历届商会均设于此，这就是今天的海口中山路5号。事业成功而又热心公务的陈礼运，1937年被海口1000多户商家推举为第六届“海口市商会”会长。

★1942：艰难时世图生存
　　942年正是日本入侵海南的第三年。三年前的1939年2月，日本军队登陆海南岛，首当其冲的是海口市。海南岛沦陷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其中有一句话令人震惊：“……确实，日本占领海南岛对于东亚和平的影响，与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奉天等量齐观，具有酿成太平洋上‘九一八’事变同样严重的后果……”
　　占领区的人们听不到发自重庆的广播，也看不到报纸，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侵占海南岛，后果如此严重。恐惧、逃难，作为海南北部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口一时变成一座空城，岛上守军几千，几乎不战而逃。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海南立即成为孤岛。海口市内的1000多家店铺几乎关闭，一个曾经活跃的5万多人的港口城市变得一片死寂。
　　1942年，海南商人再次大逃亡。一年前，日本设立“海南海军警备府”，日军在海南开始实施军政统治，强制性地进入到通货政策、金融政策、企业开发、庶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海南人在日军的淫威下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日军采取种种强迫手段，更加强令商人必须要加入各地“地方维持会”，才可取得经营权。在此情况下，那些不愿加入“维持会”的商人想尽办法离开海南。《琼崖抗战记》（王钦寅著）中这样叙述：“……各中、小城市市面金融尤为混乱，稍有资财商人争购黄金外，向外逃避，工农业生产也几近停顿。”
　　这一年，海南商人逃亡的目的地主要是离海口最近的广州湾（今湛江），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日本的铁蹄践踏不到那里；另一个方向是下南洋投奔亲戚，流离失所；有的商人则逃亡偏僻的乡下，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有实力的商人则陆续逃亡广州、香港，更有一小群逃往上海滩，到外国人的租界暂时安身，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刻，与大上海一起浮沉、生息。
　　《海南史》作者林日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939年2月日寇入侵海南后，占领了本岛经济较发展的环岛沿海及内陆地区，并进行野蛮的统治和疯狂的榨取掠夺，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战前较为稳定的农工商各业遭受极度的摧残。海口、琼海等敌占区，百业凋零，物价腾贵，交通困难，四民失业，侨汇中断，经济陷入绝境。在非占领区，由于经常遭受日寇的侵扰、扫荡和严密封锁，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那些能在战前逃离海南，并立稳了脚跟的商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实在是万幸。
　　陈礼运算是一个幸运者。他是海口市人。他有6个儿子一个女儿，带领这阵容可观的一家子到上海去逃难，光是吃喝就要耗去很多钱财。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呆在海口。根据陈礼运的儿子陈（已故）生前口述，父亲担任海口商会会长不久，日军便入侵海南岛。日军逼着父亲继续担任“海口地方维持会会长”，并许以很多特权，接受日本当局军政命令“受命”经营，父亲就是不答应。1940年初，他借口到上海处理最后的生意，从此一去不归，直到抗战胜利。
　　他们一家挤住在商行兼住房的商铺里，还要不时接济到上海来逃难的海南同乡。他当年已经18岁，记得到他家去避难的除了落魄的商人，还有一些流落到上海的海南学生。他们面带菜色，破衣烂衫的，生性耿直善良的陈礼运经常拿出儿子们的衣服，送给这些前来求助的乡亲。
　　海口市彰兴后街16号后进义兴后街一栋四层小楼，就是陈礼运的家。在海口市地方志上，可以读到有关他的记载。到他担任会长时，海口的商店会员已经发展到1000多户，“海商”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早在1932年，陈家的生意就已经做到上海。在上海的北京路创办森茂商行。他从家乡海南源源不断地运来赤糖、虾米、咖啡、名贵海产品以及热带干果等，就凭着海南特产的物美价廉，打开了上海市场。有一项记载，早于海南沦陷的上海，由于受到日军的层层封锁，国外的咖啡进不到上海，而陈礼运和海南商人通过湛江、广州或者香港偷偷运去的海南咖啡，一时间供应了上海的主要市场。孔雀牌咖啡、福山咖啡等海南本地品牌，也受到战时上海市民的欢迎。
　　“那个时候上海很少看到别的咖啡，海南咖啡曾经风光一时。陈礼运带动海南的一批商人，纷纷走出海口埠，向内地开辟市场。以当时海口市区5万多人算，1942年在上海的海南商人超过200名，数量还算可观。而位于北京路上的陈家，也常常会成为海南商人聚会的处所，有一点海南会所的味道。相继在上海做生意的有梁安记、旭记、富南、盛等近百家商行。他们逃过了在家乡的厄运，却在上海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的谋生。”原《海口文史》主编冯仁鸿先生说。
　　1945年抗战一胜利，局势逐渐平定，海南商人不必担心再当“日奴”了，纷纷从上海回到家乡，当初出逃的悲壮如今已经化作一场疲惫。八年离乱，八年逃亡，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经历了国难家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他们历尽劫难，宁死不屈，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琼海商人的决绝
　　作为海南第二大城市的琼海嘉积市，也同样面临日军的铁蹄。当日本军队抵达嘉积市，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座仅次于海口的城市，不仅见不到一家开业的店铺，一个人影，连最为繁华的新民街也已变成一座废墟。在日军到来之前，这里的商人们亲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商店烧毁，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让一路烧杀过来的日本人沮丧不已。
　　这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由日本人永田龙之助摄于1939年6月，关于嘉积的街景，他写道：“街道漂亮，但是敌兵撤退时，放火烧了街市，也没有居民，给人深深的废墟感。”永田龙之助镜头下的嘉积，让人看了心碎。
　　“谁愿意毁了自己的家园？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自己的家门，岛上几千国军无力抵抗，早早就退到了深山老林。新民街商人不愿意给日军留下完整的房子，他们亲手烧了自己的商铺，毁了自己的生意，纷纷逃难去了。”嘉积老华侨林唐山对记者说。今年85岁的林老先生，谈起当年情景，依然愤慨在胸。他说，日本入侵前，嘉积是海南第二大城市，600多栋的骑楼，各式的雕花，漂亮的女儿墙，青石铺成的街道，在新民街上显得十分典雅壮观。图片上清晰可见的“顺昌”、“益昌”等字号，都是嘉积镇上的老牌子。那时，家家有经营，户户有南洋客，商业较为发达，是海南东部重镇。到了1942年，嘉积商人早已经弃城而走，纷纷躲避到乡下或者辗转去了南洋。
　　1942年，很多琼海商人逃往南洋。琼海是著名侨乡，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亲戚此时其实已经陷入危难之中：同在1942，马来亚半岛之战，日军南洋战场已经拉开，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跨海而去。但是，比起家乡海南，已经在南洋的亲戚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可以暂时接纳来自家乡的人。冯仁鸿说，琼海商人将自己在家乡的商铺烧了，不给自己留下退路。因为那时的他们陷入绝望，几乎难以想象3年后的1945年，日本人会被走，中国迎来抗战的胜利。
　　这些断垣残壁今天看来依然叫人心灵震动！揭开历史沉重一幕，海南商人在大敌面前的勇毅、决绝、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值得永久追怀。
　　　　　　　　　　　　　　　　（文　海南日报记者 蔡 葩 ）

「《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座谈会和编撰修改研讨会」

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4/07/72666/
「海南史志网」・「史志动态」　编辑日期：2014-07-10 13:13:33
■省室(办)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座谈会和编撰修改研讨会
　　7月1日，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公室）在美华荷泰酒店美华厅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座谈会。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公室）许达民副主任主持会议。省内史志专家学者李芳、张兴吉、王献军、唐若玲、邢寒冬、李浩波、王锡鹏，省室（办）原主任王琼文、原巡视员符和积、原副主任张有富及室（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从章节设置、内容安排、史料运用、行文表述、图片表格注释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征求意见稿）政治观点正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史料丰富、内容齐全、逻辑严密、论证客观，是一部比较好的党史正本书稿。但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应该加强对史料的加工，加论述，强化政治性，对文字表述上还可以继续精益求精等。许达民副主任指出，各位专家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编撰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所提出的意见客观、合理、中肯，为我们下一步修改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做好修改完善工作。
　　7月5日，许达民副主任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二卷编撰修改研讨会，就“二卷”征求意见进行通报、研讨，并对下一步的修改工作做出部署。参加会议的有书稿编写人员梁振球、郭绍明、程昭星、赖永生、林夏及室（办）相关人员。会议首先通报了征求意见的相关情况，接着大家对所征求意见进行了充分研讨。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海南党史二卷征求意见范围广、规模大、质量高。就下一步修改工作，许达民副主任要求各位编撰人员要高度重视，要对征求到的各方面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消化和吸收，要逐条对照意见对所承担部分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8月下旬将集中对所修改内容进行研讨，最后进行统稿，争取10月底前完成修改工作，报省室（办）主要领导审阅。
　　　　　　　　　　　　　　　　　　　　　(党史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