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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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慰安妇真实历史 台出版历史书《沉默的伤痕》」

2016年06月28日 | 日本軍隊性奴隷
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8-08/26/609268.shtml
「中国新闻网」 2005年8月8日 14:25
■再现慰安妇真实历史 台出版历史书《沉默的伤痕》
  中新网8月8日电 今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台籍慰安妇向日本东京地院提出国家赔偿的诉讼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为了还原亚洲慰安妇被扭曲与漠视的历史,唤醒大众尊重她们的生命价值,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8日发表台湾第一本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沉默的伤痕》,3位前台籍慰安妇苏寅娇、卢满妹、蔡桂英亲自出席见证。
  《沉默的伤痕》搜集超过200张真实的照片,反映了除有关当时亚洲妇女遭征集运送过程、各地慰安所面貌、慰安所使用规章、慰安妇征用通联纪录等珍贵历史照片外,还包含资深摄影工作者黄子明、沉君帆、矢岛宰等人拍摄的前台籍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道歉、慰安妇支持团体各项求偿运动的画面、以及目前幸存者的容貌。
  这本书以中、英对照方式出版,期盼引起更多民众重视慰安妇制度对亚洲妇女的伤害。曾获多项新闻摄影奖的黄子明表示,他从2000年开始拍摄慰安妇相关主题,“这群历经沧桑却坚强活着的老妇人的生命韧性与勇气应该让更多人去感受。”
  现任韩国“日军性奴隶博物馆”摄影师与研究员的矢岛宰也通过出版社表示,选择用肖像摄影呈现,是为了让大众感受慰安妇与现代社会间的鸿沟,期待大众重视慰安妇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另外1位摄影师沉君帆则说:“历史无法回头、无法抹灭,却容易被淡忘,身为1个摄影者该体认见证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当年被诱骗从事慰安工作的台湾妇女苏寅娇、卢满妹、蔡桂英表示,当初为解决家庭生计而同意离乡到外地工作,一行人抵达海南岛,才发现竟是要从事性服务。她们要借新书发表的机会再次呼吁大众:看清慰安妇制度的历史真相。
  妇援会执行长陈琬惠表示,1992年王清峰律师敲开台湾第一位慰安妇家的大门后,妇援会便积极投入幸存台籍慰安妇的生活与身心照护,透过《沉默的伤痕》出版,相信必定能拋砖引玉,带动更多关怀慰安妇的民众参与国际事务与对日求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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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抗日记忆: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

2016年06月26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2488.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1-09 16:07:23 来源:新华社 作者:陈键兴
■宝岛抗日记忆: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
  巴坎·娜威坐在家门口,面对高山幽谷,唱起赛德克古调。
  那时而低回、时而高扬的歌声曾出现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演唱者就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而她如今身处的这片山林,正是85年前赛德克人在莫那·鲁道率领下,发动雾社抗日起义的“战场”。
  离娜威家不远的云龙桥边,族名叫Dakis Pawan的郭明正望着对岸崖壁上一个废弃的山洞——当年,起义者为阻断日军将吊桥砍断,他的祖父就是其中一名赛德克勇士。
  “不反抗,赛德克人就会被灭族。莫那·鲁道的信念就如影片中他说的,‘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郭明正说。
  有一半泰雅人血统的高金素梅从厚厚的资料中挑出一张,那是她13年前偶然看到的照片。画面中,一个日本军人挥下长刀,蹲坐地上的男子头颅从脖颈上被几乎砍断,血喷溅出来。
  “那男人穿的是我们族人的服饰,我被震撼了,发现自己竟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那一刻,这位曾经的琼瑶剧女主角许下志愿:“要把历史真相找回来,要把历史正义讨回来!”
  “有杀戮,就有反抗!”
  位于宝岛中部南投县仁爱乡的庐山温泉,是不少台湾民众假日休憩的热门景区。郭明正来到这里,却是“回家”,虽然他出生的清流部落距离这里“要走几个太阳、几个月亮”(意思是几天几夜)。
  “庐山”是1945年以后的新地名,这里曾叫“马赫坡”,是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一支——赛德克人的一个部落生活地。
  “马赫坡”的名字已少为人知,但这个“消逝的部落”曾经的头目却是鼎鼎大名的——莫那·鲁道。
  史料记载,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地区强令赛德克人从事劳役,支付的工资却比给平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低。日本人还故意到马赫坡部落的猎场砍伐树木,而那片山林是部落祖先发源的“圣地”。日本殖民当局鼓励派驻警察与部落妇女结婚,以此加强控制,但常常出现始乱终弃的情形,还有妇女被骗到日本沦为娼妓。殖民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最终点燃了赛德克人的怒火。
  1930年10月,莫那·鲁道联合雾社地区几个部落,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史称“雾社事件”。
  举事时间特别选在日本殖民当局所定的“神社祭日”,莫那·鲁道率领来自不同部落的1200余名勇士,分队攻击了12个日本警察所,杀死日寇137人,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恼羞成怒的日本殖民当局闻讯调派军警超过6000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地区展开扫荡,甚至还使用毒气弹攻击、出动飞机轰炸。
  “我们的祖先是抱定了必死决心的。”郭明正告诉记者,面对数倍于自己且拥有先进装备的日寇,起义勇士毫不畏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起义部落共343人战死,296人自杀身亡。为了让丈夫或儿子在战斗中没有后顾之忧,也是不愿落入日寇之手,不少部落妇女将年幼的孩子溺亡,而后上吊自尽,何其惨烈,无以言表。
  莫那·鲁道事败后也饮弹自尽,其遗体被日本人寻获后送往了台北,直到1973年才被族人迎回雾社安葬。
  雾社仁爱小学的对面,矗立着一座牌坊,横匾上题:“碧血英风”。这里是英雄长眠之地,郭明正走到莫那·鲁道烈士墓前,用族语说了一段话,而后深深鞠了一躬。墓碑前,摆放着一把花束,还有几杯酒,应是最近有人来此祭拜留下的。
  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和残酷报复没有因为英雄的逝去而停止,他们在几个部落里捕杀了十几位首领,继而强迫幸存的数百名部落百姓迁往今天的清流部落,并设立驻在所进行长期监视。
  “有杀戮,就有反抗!”高金素梅告诉记者,根据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记录,1896年至1920年共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138次武力征伐,杀死7080人,伤4123人,死伤人数相当于1920年台湾少数民族人口的十二分之一。
  她愤怒地控诉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勇士、抢光财产、烧光部落”,还推行“以蕃治蕃”,强迫或诱使台湾少数民族部落互相攻击,又强迫散居,以便分化控制。
  “日本殖民者把台湾少数民族当做‘物’”
  走进密林,郭明正拨开灌木杂草,指着青苔覆盖的一排排石板说:“这里原来是一个部落,石板围起来的本来是房子。”
  他告诉记者,日本殖民者当年修建水库,需要劳力,就强制世居深山的赛德克人向下迁移。
  巴坎·娜威如今的居住地也不是祖辈生活的部落。“日本人一直驱赶我们,我们生活很苦,一些族人过不下去,就一起吊死。”她回忆说:“日本人对我们很凶,一早就跑到部落里,拿锄头之类的东西砸到我们的房顶上,催我们起来给他们做苦役。”
  高金素梅是当选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后,看到那张“惊醒”她的照片的。她查到那是日军随行摄影师用以记录“战功”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13年8月,文字记录如下:“在西卡要部落中,有一个极其凶猛的凶蕃,常出没于隘勇线,抵抗我军,杀人无数,还叫嚣决不能服从政府命令。”
  高金素梅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泰雅人。“小时候,听父亲讲起南京大屠杀会觉得很遥远,而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侵略者的杀戮就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部落,当时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下来。”她说。
  关于所谓“隘勇线”,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1933年发行的文本记录写道:讨伐曾一度反抗的台湾少数民族,占领要害之地时立刻设置“隘勇线”,以逐步缩小其领地。
  “日本殖民政府用武力征伐以及颁布法令的方式,侵占我们族人的土地。”高金素梅说:“日本人殖民台湾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台湾少数民族世居的山林拥有巨大的宝藏,无以计数的珍贵木材被日寇砍伐送回日本。”
  “隘勇线”越来越长,原本由人力看守,后来又架设了通电的铁丝网,甚至埋设地雷。高金素梅告诉记者,当时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球七成之多,日本殖民者杀戮、驱赶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目的之一就是控制和占有樟树资源。
  “殖民者颁布所谓‘日令第26号’规定:‘无所有权状及其他可确定之证明券之山林原野均属官有’。”高金素梅说,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领域约166万公顷,但因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所谓“所有权状”,日本殖民当局于是按15万人口只给了20万公顷的保留地。
  1902年,为保护自身的土地和经济权益,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中一向温顺的赛夏人,联合汉人发动武装抗日,袭击日本殖民当局设在新竹南庄的机构和附近的“隘勇监督所”,进而攻打日方军营。日军随后展开血腥镇压,又设计诱杀起义领导人。
  台湾学者研究认为,“南庄抗日事件”的起因就是樟脑产业,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对日本殖民者强占台湾山地资源的强烈不满。史料记载,日本殖民当局镇压起义后,提出“关于蕃政问题意见书”,为制定所谓“理蕃政策”提出明确方针,即在处理台湾少数民族事务上,要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优先,且该政策须比其他对台政策更高压。
  意见书的引言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殖民者的无耻:“这里只谈蕃地问题,因为在日本帝国主权的眼中,只见蕃地而不见蕃人。”
  “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少数民族当做‘物’,他们的‘理藩政策’就是要全然消灭‘蕃人’、夺取‘蕃地’。”高金素梅说。
  “日军对我们的族群犯下两代灭族的罪行”
  巴坎·娜威能说日语,是因为儿时曾被殖民者要求进入所谓的“蕃童教育所”。
  “日本殖民当局设立的‘蕃童教育所’隶属负责经济事务的民政局殖产课,所谓教师其实是日本警察,上课的内容就是学日语。”高金素梅说:“日本殖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洗脑、驯化,他们要消灭部落的历史文化,让族人彻底忘掉‘我是谁’。”
  郭明正说:“莫那·鲁道是为了保存族群文化而牺牲的,至今仍受到族人尊崇。当年若任由殖民者肆虐,忍辱偷生的赛德克人就会从文化上被消灭。”
  “接受‘蕃童教育’的孩子长大后,又被日本人编入‘青年团’‘壮年团’,最终被送上战场。”高金素梅说。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为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强征、诱骗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组成所谓“高砂义勇队”,送往东南亚战场。根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当时台湾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6万,被送上战场的部落青年就超过1万人,至少一半以上死在异乡,活着回来的也多重度伤残。
  台湾学者傅琪贻说,1944年夏季后,新几内亚战场上的日军为减少粮食消耗,将原本负责扛运物资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编入战斗分组,其实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这张照片里的年轻人是‘雾社起义’抗日部落的后裔,他们的先人被日军残杀,自己长大后又被日军送上战场当炮灰,这完全是两代灭族的行径!”高金素梅指着一页资料说。
  “男青年被送上战场,女性则被骗去当慰安妇。”高金素梅说,这些年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最困难也是“找得最痛”的就是慰安妇的问题。
  “老人家认为那是不光彩的事,大都不愿意说。她们有太多的委屈和怨恨,随着她们生命的消逝,那段历史常常连后代都不知道,要为她们争取公道的机会也没有了。”她说。
  为了寻回历史真相、讨回历史公道,高金素梅十多年来努力不懈,2002年至今多次前往日本,要求东京靖国神社撤下“高砂义勇队”阵亡者的灵位,还曾到日本法院控告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2009年8月,她率“还我祖灵”工作队约50人,进入靖国神社内表达抗议,引起各界关注。
  “我们的祖先不明不白被送到南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死后还不能回来台湾,回到部落。他们的灵位被放在日本靖国神社里,和侵略、殖民台湾的日本战犯同置一处,他们生前被殖民、被奴役,死后的灵魂还继续被殖民、圈禁在侵略者的神社里。”高金素梅说。
  “日本靖国神社竟称‘高砂义勇队’阵亡者是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仍拒绝将‘祖灵’还给我们,还大肆宣扬侵略,引以为傲,将对台湾少数民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雕刻在神社外的铜版上。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她说。
  “我们要用行动,为死去的祖先和活着的族人找回尊严!公道不还,我们的行动绝不会停止!”高金素梅说。
  历史不应被忘却,更不容扭曲。高金素梅还痛批李登辉的媚日言论:“他说日本是台湾的祖国,还讲台湾人没有抗日,这种历史观的错乱恰恰就是日本殖民台湾推行‘皇民化’的体现。”
  她还谈到此前台湾一些高中生“反课纲”的事件:“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日本人在台湾杀死了几十万人,你们根本弄不清楚台湾被殖民的历史。历史课纲当然应该用‘日据’,不能用‘日治’,前者代表武力占据,后者则是合法治理,如果用‘日治’,被殖民者杀害的台湾各族同胞岂不白白牺牲了。”
  高金素梅这些年通过出书、到部落举办巡回展览等方式,希望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祖辈的痛苦。她告诉记者,未来要吸引更多部落年轻人一起来找回历史,还计划筹建一个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博物馆。
  “公道不见得要得回来,但我们必须牢记史实,并且警惕世人:虚构的历史、错误的史观,会让灾难重复发生。”高金素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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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2016年06月25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2609.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添加时间:2015-06-22 09:24:04 来源:中新网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台湾义勇队是台湾同胞中直接参加中国抗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指导帮助下,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将军在金华市区酒坊巷18号成立(现84号)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为宗旨,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范围遍及各地,影响远及东南亚。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分批从厦门回到台湾,1946年2月被解散。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5平方米,为一层砖木结构。馆内收藏当年的老照片60多张、文物近百件。该馆是全国唯一的有关台湾人民有组织参加中国抗战的历史遗存。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纪念馆于2007年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公布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相片】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相片】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正门
   【相片】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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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rzzjn.com/html/1261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6-22 09:43:28 来源:中新网
■台湾义勇队旧址
  台湾义勇队旧址位于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酒坊巷,是台湾义勇队从1939年2月22日成立到1942年5月金华沦陷之前的活动场所,也是台湾人在大陆抗日的唯一旧址。2006年被列为金华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这里还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台湾义勇队旧址现存三组建筑,酒坊巷84号(当年为酒坊巷18号)为民国初年民居,坐北朝南,占地213平方米,为单层四开间砖木结构,是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成立地和第一所台湾医院所在地;一墙之隔的清代天井式建筑湘岩试馆在1939年时曾作为义勇队队员的宿舍;酒坊巷103号清末民居占地198平方米,单层砖木结构,大门朝西,是李友邦将军的住所,也是朝鲜义勇队旧址。
  2006年金华市政府将酒坊巷84号修复并辟为台湾义勇队纪念馆。 马英九为该馆题写馆名,此外还有汪道涵题词“台湾义勇队在金华”,连战题词“同源同祖同文,连山连水连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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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2016年06月24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4328.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7-15 10:43:56 来源:网络摘编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敌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并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了多支就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八路军警备第1团的活动也逐步地向桃力民、包头方向发展。
  在“七·七”事变到归绥、包头沦陷期间,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青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膝家营子地区建立了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的兵力有200余人,以骑兵力主。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蒙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至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逐步将步兵改为骑兵,在改建骑兵的过程中,广大蒙族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牧民中掀起献马卖马热潮,很快解决了建立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问题。牧民们还不计报酬主动献技,充任义务教官,帮助战士学会养马、驯马、骑马、医马本领,在蒙族人民的协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支骑兵队伍就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在各地区还建立了10支由蒙汉各族人民组成的地方游击队。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怔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
  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
  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亲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
  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
  “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好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民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43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400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80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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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 台湾雾社高山族抗日大起义」

2016年06月23日 |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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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2-30 17:29:47 来源:中国青年网
■《赛德克·巴莱》 台湾雾社高山族抗日大起义

【相片】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高山族1500人举行抗日大起义爆发,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名日本殖民统治者。图为雾社事变领导者莫那·鲁道酋长(中)。

  1895年,日本强占中国台湾。为了获取原住民区的自然资源,并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日本必须实现对原住民的完全“教化”。为此,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务总长大津麟平都主张采取“抚育”和“讨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称,虽从社会学上看“番人”属于人类,但从国际法上看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帝国经济和财政利益,应该对“番人”进行讨伐,甚至可以完全灭绝他们,但是由于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采取“抚育”与“讨伐”并举的策略。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头目联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很少有日本人和汉人结婚,但对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却鼓励当地的日本警察与其结婚,意在消弭他们的抗日意识。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胜枚举。1896年,为了争取雾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桧山铁三郎迎娶了雾社群头目巴沙欧的女儿;熟知“番语”的日本警察近藤胜三郎也先后娶了巴兰社头目的女儿以及荷歌社头目的妹妹为妻;1910年,随着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崛起,近藤胜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仪三郎娶了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思·鲁道。
  原住民女子嫁给日本警察后,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而仅仅是政治联姻,结果多数是始乱终弃。桧山铁三郎因为垄断埔里社所有的商业活动,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引发“埔里社支厅舞弊案”。桧山因此返日接受审判,其妻被遗弃在台湾,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抛弃的赛德克女子。近藤仪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动后未归,日本人称其坠落山谷失踪,但马赫坡社的族人却认为这是日本人在故意抛弃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鲁道被迫只身回到马赫坡社。狄娃思·鲁道的悲惨遭遇让身为兄长的莫那·鲁道愤恨不已,也为他以后起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埋下了种子。

★日本浪人任警察
  日本“和番”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邀请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组成的访问团参访了日本的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据称,日本人评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领皆对日本产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组织赴日“观光团”,此次主要由山地区的原住民参加,赛德克族群的巴兰社、荷歌社和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领都被安排前往,时年30岁的莫那·鲁道亦在此列。
  在进行“安抚”的同时,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原住民的掠夺和镇压。为了获取木材和樟脑,日本殖民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们视为图腾的神木,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肩扛出来,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划伤树木。在对待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进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习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种植用以编织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执掌原住民区包括安全、卫生、贸易、教育等所有事务,对原住民有生杀大权。而且,驻扎在原住民区的警察多为日本的浪人与恶徒,本身品质不端,对原住民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面对日本人的欺压,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组成探险队,前往雾社地区调查,“番通”近藤胜三郎担任向导。由于近藤在途中疟疾发作返回埔里治疗,失去向导的探险队很快失踪。后来,深堀等人的尸体在雾社区被发现,日本人因此认为是雾社群干的。为了报复雾社群,日本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计大封锁”,禁止食盐、铁器等进入雾社群,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锁后,日本于1902年4月对雾社群进行军事围剿,然而雾社群依靠人止关(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头等猛击日军,致使18名日军不同程度轻重伤。
  总之,在日本的苦心经营下,雾社地区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番地管理模范”。雾社不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市街,而且雾社地区原住民也大多能讲日语(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对日本的归化程度较高。即使是素来具有反日情绪的莫那·鲁道,也多次参与到协助日本人剿灭其他“番社”的行动中。1920年12月,莫那·鲁道即率众参与了对泰雅族萨拉茅群的镇压行动。

★敬酒成为导火索
  “出草”原是指赛德克族为了向祖先表达敬意以及显示本族群的实力,击杀其他族群成员,并将其头颅割下。这本是一种残忍的野蛮行为,一直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然而,1930年赛德克人再次针对日本人集体“出草”,爆发了著名的雾社事件。
  两次敬酒事件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让荷歌社与日本的关系高度紧张。荷歌社头目阿威·诺干外出打猎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诺干酒量不济,希望早点回家。面对日本警察的频繁敬酒,以原住民语baga(够了)婉谢。然而在日语中,baga音同“禽兽”一词。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来其他警察将阿威·诺干打死,荷歌社与日本警察的梁子从此结下。
  第二次敬酒事件让马赫坡社与日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的一对青年结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过,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热情邀其共同参加婚礼。塔达欧·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礼仪“兄弟饮”(赛德克族习俗中,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弃塔达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上染有血渍,认为非常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此举激怒了塔达欧·莫那和其弟巴沙欧·莫那,二人对吉村一顿暴打。事后,莫那·鲁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带着两个儿子到驻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声称要向台中州呈报惩处莫那父子。
  在两次敬酒事件之后,赛德克人开始秘密筹划抗日行动。荷歌社和马赫坡社是此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头目被日本警察殴死而仇视日本人,马赫坡社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报复而终日惊慌不安。因此,双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筹划和联络过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均为日本警察登记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的经历(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亲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经常煽动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赛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筹备年轻人婚礼的机会,秘密商议起义计划。25日和26日两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鲁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联络,游说共举反日大事。最终,莫那·鲁道共获得包括马赫坡社、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斯库社及罗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因为头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但有3名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据统计,最后参加起义的赛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仅300余人。
  27日凌晨3点半,巴沙欧·莫那以父亲重病需要药物为由哄骗日本警察打开马赫波驻在所大门,起义群众乘机攻入并杀死日本警察。同时,塔达欧·莫那率人袭击了日本的制材所,杀死了吉村克己和冈田两位日本警察。此后,起义群众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驻在所,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上午7点左右,莫那·鲁道在荷歌社集结人马,将起义群众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青年组有100多人,由塔达欧·莫那指挥,负责袭击即将举行运动会的雾社公学校;老年组有70余人,由莫那·鲁道指挥,负责袭击雾社分室(日本警察驻雾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邮局等地。任务布置完毕后,两队人马分别悄悄隐蔽到攻击目标附近。由于起义群众在攻占驻在所时都把日本警察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日本人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
  上午8点,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联合运动会。当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时,塔达欧·莫那率领青年组杀入公学校,开始与日本警察进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准备,很多警察甚至没有携带武器,因此很快演变成一场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杀戮。而且,赛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杀戮妇孺的习规,在场内的日本人,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老幼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共捣毁1个警察分室(相当于警察分局)、12个警察驻在所,杀死134名、击伤215名日本人,缴获180支枪、23037发弹药以及炮弹2000多发。

★日本人的残酷镇压
  27日上午8点50分,日本当局接获雾社起义的消息,立即决定调集军队、警察和亲日“番社”进行镇压。下午4点,首先出动两架飞机对雾社地区进行侦察,并威慑尚未决定参加起义的社群。此外,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和花莲港厅的驻军及警察2000多人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28日,日本军警抵达雾社周边地区。傍晚,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鲁道的狙击,致使军夫1死5伤,日军遂暂停推进。29日,日军在未遭抵抗的状况下进入雾社市街,并开始搜救日本人的工作。
  起义的赛德克人深知无法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因此分成“塔罗湾”及“马赫坡”两条战线,分别利用天险对日军进行袭扰。塔罗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0月31日,日军发起总攻。11月1日,除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被日军占领,塔达欧·诺干亦战死。2日,马赫坡社亦被日军占领,起义原住民被迫完全退入山中。
  11月5日,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赛德克人爆发激战,15名日军被杀,10人负伤。赛德克人也遭到重创,巴沙欧·莫那受重伤,最后由族人将其斩首。此役过后,赛德克人退至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日军遂改以防线封锁、炮兵炮击及以飞机投掷炸弹的方式进行围攻。其间,日军甚至向赛德克人投掷化学武器,致使赛德克人伤亡惨重。
  11月下旬,赛德克人终因缺乏粮草和寡不敌众,逐渐失去战斗力。赛德克人在抗击日本围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勇敢和文化。很多起义战士的妻小为不拖累他们,纷纷在巨木下自缢,包括莫那·鲁道之妻巴干·瓦利斯,由于上吊的人太多,曾一度压弯了树枝。此外,莫那·鲁道还枪杀两名孙子,并将他们与妻子的尸体一同焚烧,后独自进入深山断崖间自戕。塔达欧·莫那在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诀别后亦自杀身亡。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雾社事件中死伤惨重,其中343人战死、296名自缢身亡,另有700多人被俘或投降;日本方面,28人被杀,26人受伤,台湾总督石英藏、总务长人见次郎和台中州警务部长石井保被迫下台;协助日本的“味方番”22人战死,19人受伤。

★不该发生的悲剧
  由于赛德克人占据地利之便,加之其剽悍勇猛,因此日本人与赛德克人进行硬碰硬的对决,很难占到便宜。然而,赛德克人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攻占。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以番制番”的方式实现了其殖民统治。
  早在1902年人止关战役后,日本人就使用“以番制番”的策略。1903年,日本唆使与赛德克人素有世仇的布农族干卓万社,要求其以向赛德克人提供食盐和铁器的名义,引诱赛德克青壮年到双方边界姊妹原前来交易,待其全数喝醉后悉数将其杀害。参与交易的赛德克100多名青壮年中最后仅有六七人侥幸逃生,从此赛德克群实力大幅下降。
  雾社事件发生后,日人沿袭其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各部落之间的嫌隙组成“味方番”袭击队,协助日军警部队作战。例如,立场亲日的道泽群头目铁木·瓦力斯便加入了所谓的“味方番”,协助日军从事侦查、劝降和破坏活动。部分道泽群族人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赛德克对“味方番”的仇恨更甚于日军。11月11日,铁木·瓦力斯率领56名族人追杀赛德克族12名战士,然赛德克早已设下埋伏,致使铁木·瓦力斯等十余人被杀。29日,道泽群又被莫那·鲁道等杀死5人,重伤7人。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番”之冠,铁木·瓦力斯之死更被视为奇耻大辱。这进一步加深了道泽群与德克塔雅群的仇恨。
  雾社事件平息后,马赫坡等六社原有的1236名德克塔雅人仅剩514人。为了惩治剩下的德克塔雅群人,日本人再次使出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当时的台中州警务部长三轮幸助、警察课长宝藏寺虎一共谋利用道泽群对德克塔雅群进行清算。日本人的居中煽动很快起到效果,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200余壮丁夜袭四处德克塔雅群收容所,杀死216名德克塔雅群人,致使马赫坡等六社的赛德克族仅剩298人,从而造成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即使经历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日本人对马赫坡等六社仍不放心。1931年5月6日,日本人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整体迁往北港溪与眉原溪汇合点的中川岛,并对其严加管制。10月,经过秘密侦查和讯问,日本人又逮捕并虐杀了38名据称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人。
  此后,日本一方面保持对原住民的强力镇压态势,另一方面也逐步强化对原住民文化意识的塑造,至二战时原住民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抗日的斗志和行动。更可悲的是,在日本侵华及侵入东南亚的战争中,也活跃着一支“高砂义勇队”,他们都是由台湾原住民所组成。在参与雾社事件的六社仅剩的几百人中,就有33名青壮年写下血书参加“义勇队”,为屠杀他们祖先的日本人战斗。由于其忠诚度高、战斗力强,而一度成为日本人所倚重的一支力量。为了表彰“高砂义勇队”的“杰出表现”,战死者皆进入靖国神社。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台湾,开始对赛德克人进行统治。国民党在雾社地区设仁爱乡,废除“高砂族”的称号,改称“山地同胞”,废除原来的社群头目制度,赛德克精英也纷纷加入国民党参与对家乡的治理。
  2006年,仁爱乡的赛德克人举行大集会,以传统祭典“埋石立约”的方式进行各部落之间的历史大和解。2008年4月,赛德克族正式脱离泰雅族,成为台湾第14个高山族群。目前,赛德克族有7000多人,在汉人占主体的台湾社会仍然是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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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最后的抗日斗争」

2016年06月22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653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6-02-14 17:31:58 来源:人民网
■台湾少数民族最后的抗日斗争
  台湾少数民族中坚持武装抗日斗争时间最久的,一个是新竹五峰乡的泰雅人霞喀罗群,他们从1913年坚持到1924年;另一个是布农人,拉荷・阿雷领导族人从1914年坚持到1933年。
  1915年,花莲卓溪乡布农人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日本殖民势力被驱逐下山。当时参与抗日的大头目拉荷・阿雷认为,日本人终有卷土重来之时,所以在1917年举家迁往高雄荖浓溪上游,在靠近玉山的塔马荷(日译“玉穗社”)建立了新家。
  同年,担任大分社头目的阿里曼·西肯(拉荷·阿雷之弟)也在成功逐退日警之后,翻越中央山脉,返回南投故里。为了向族亲炫耀抗日战绩,他还带着家人下山到集集镇拍摄全家福。
  拉荷兄弟匿居高山,追随他们的族人也逐渐增多。他们还屡屡下山偷袭日警,迫使台湾总督府于1923年派出两架飞机,以手掷炸弹轰炸他们的居住地。但是他们的居住地极为隐蔽,且有大量地形死角,飞机只能无功而返。
  频繁的抗日事件,让急于彻底解决台湾少数民族反抗问题的台湾总督府开始放弃“剿不胜剿”的军事手段,重新思考以“怀柔”的方式达到“和解”的可能。1933年,拉荷·阿雷接受了日本人“既往不咎”的和谈条件。
  1933年11月15日,台东海端乡托库巴、无乐散两个小部落的布农人突袭了逢阪日警驻所,杀死日本巡警及其家眷4人,夺走5把步枪和400发子弹。事后,日警增援60人,从雾鹿与沙克沙克炮台炮击各部落,逼迫族人劝突袭者投案。英勇的抗日者为了部落不被摧毁,主动自首。翌年,这两个部落被迫迁居山脚溪畔的台东海端乡初来村。自此直到台湾光复,台湾再没有出现过少数民族发动的群体性抗日事件。

结束语
  从日本殖民者的铁蹄踏上宝岛台湾的那一天起,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章。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爱乡的壮丽篇章,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台湾光复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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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2016年06月21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1570.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0-14 09:15:06 来源:求是
■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作者:刘中威 台盟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70年前的1945年,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饱受磨难的台湾同胞终于摆脱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实现了两岸同胞的骨肉团聚,谱写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同仇敌忾的悲壮诗篇。

一、台湾同胞抗日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
  19世纪70年代,刚刚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日本,很快就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68年明治天皇御笔信《宣扬国威辰翰》)的侵略总方针,积极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悍然派兵侵略台湾。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赔偿白银2.3亿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难以容忍的丧权辱国条约,给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随后,日本在台湾开始了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占台湾50年,台湾同胞前赴后继地反抗了50年。50年间,台湾同胞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65万人,最后终于迎来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充分反映了台湾同胞强烈的祖国意识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回顾台湾同胞抗日的历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台湾同胞抗日的时间最长,牺牲极为惨烈。在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里,台湾人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日本侵台之初,即遭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其惨烈“远足以震动天下,俾薄海内外闻之,知中国固大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第330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20世纪20年代以后,台湾同胞的反日运动更多地转向了非武装斗争,先后有新民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等抗日爱国团体或人士提出争取台湾地方自治、进而达到“民族解放”的运动;有台湾人民在思想文化乃至生活等各个领域反对皇民化的斗争等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汇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滔滔巨流之中。由在祖国大陆台胞组织的台湾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以“为保卫祖国,为收复台湾而奋斗”为宗旨,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胞之自由解放”,积极进行收复台湾、复兴中国的活动;抗战期间唯一由台胞组成的具有正规军编制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高举“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大旗,奋战在江浙闽,在对敌策反宣传、医疗救护、生产建设、巡回慰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为难得的是,有5万多台湾同胞历经艰险,从台湾辗转回到祖国大陆,追寻延安灯塔走向抗日战场,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2.涌现出了一大批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英勇斗争的抗日先贤。1895年,在中日已经签约,割让台湾已成定局,清廷驻台官员纷纷内渡之时,刘永福黑旗军在外无援助,内部粮饷极为匮乏,敌我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台民众的抗日斗志。徐骧、姜绍祖、吴汤兴、胡嘉猷、傅德星等抗日义军与黑旗军和新楚军相互策应,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与台湾共存亡”,伤亡殆尽,极为惨烈。从1895年6月到10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留在台湾的清军官兵和台湾义军不畏强暴,英勇抗敌,历经大小百余仗,前后持续5个多月,打死打伤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九亲王以及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日军3.2万余人,比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在台湾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初期的抗日武装斗争被基本镇压后不久,台湾人民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和凌辱,又奋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以“抗日三猛”简大狮、林少猫、柯铁为代表的抗日义军为“回复清政”在全台各地连续攻击,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用鲜血和生命表明了台湾同胞强烈的祖国意识。在祖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同盟会员罗福星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秘密发展革命组织,积极准备发动起义,以“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为“恢复台湾”,余清芳、罗俊、江定等领导噍吧年起义,杀死日本驻台官吏数十人。为保台护台,台湾同胞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谱写了一首首抵抗日本侵略的悲壮诗篇。
  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祖国大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林献堂、蔡惠如、蒋渭水、蔡培火、谢春木等人发动并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日民族运动。台湾杰出女性革命家、台盟首任主席谢雪红领导台湾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团结岛内工人、农民、青年共同开展抗日斗争,“驱逐日本殖民者”。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少数民族赛德克族领袖莫那鲁道领导雾社起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惨烈的斗争,最后全族几被屠戮殆尽。这种不屈不挠与日军抗战到底的精神,“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原住民“理蕃”、“日化”政策的破产,向世人昭示了即使日本已经殖民台湾35年,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仍然“牢不可破”。抗战爆发后,台籍革命烈士、台盟盟员林正亨,台盟先辈李伟光、李纯青,台籍抗日志士宋斐如、杨诚、冯志坚、沈扶、黎舒林、李焕之、朱天顺等,纷纷奔赴祖国大陆抗日战场,或亲上战场与敌人厮杀,或开设医院开展地下工作,或以笔为武器,或在敌后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中华儿女共御外侮、宁死不屈的光辉篇章。

  3.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赴后继,从未间断。在被日本殖民的50年时间里,台湾同胞从来不甘心做亡国奴,从来没有停止回归祖国的努力。先有惨烈的武装斗争,再有争取“地方自治”,争取台湾“回复祖国”的新闻、教育、文化、工农运动等非武装抗争。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的反日活动与祖国大陆的抗日斗争相融汇,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直至迎来台湾光复。50年的反日斗争,台湾同胞抗日意志极为坚决,民族意识极为强烈。这一点,就连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民族意识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本50年的皇民化努力,就在这一刻被风吹走,烟消云散。
  台湾同胞50年的抗日斗争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艰苦卓绝、持之以恒的反日斗争是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二是台湾民众强烈的祖国意识,为台湾回归祖国的提供了强大民意基础,是海峡两岸最终和平统一的根本保证;三是多种形式的斗争,使日本殖民者顾此失彼,有力支援了祖国大陆的反日斗争。台湾同胞在反日斗争中凸显出来的中华儿女的英雄气节,与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一脉相承,激励着海峡两岸同胞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台湾同胞抗日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回顾台湾同胞抗日的历史,那段气壮山河、催人泪下的悲壮历史,那段使人感慨万千,令人唏嘘不已的壮丽诗篇,给我们许多启示,予我们以深深的思考。

  1.台湾人民具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军和抗日义军协同抗敌、伤亡殆尽的悲壮惨烈,日军据台之后抗日义军长达20年的坚决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回复清政”、“恢复台湾”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祖国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化协会“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的启蒙努力,台湾民众党“以农工阶级为基础”促进民族觉醒、达成“民族解放”的反日斗争,台湾众友会“夺回台湾归还支那而摆脱日本人的暴虐统治”的积极斗争。在民族陷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生死共患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光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台湾人民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颂扬。

  2.两岸同胞休戚与共,命运息息相关。正如许多台湾志士所言,“祖国的命运,亦台湾的命运,祖国存,则台湾亦存”;“待祖国强大之秋,当时台湾才有回复之日。待中国有势力的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皇之秋”。台湾被日本侵占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结果,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斗争是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共同团结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两岸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奋发进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3.加深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两会”共进行了11次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特别是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经济合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回首台湾光复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深感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面向未来,两岸同胞要共同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先辈孜孜以求的光荣梦想,理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前,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格局。维护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共识。大力宣传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史实,加深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累积互信,增进共识,一定能够共创双赢,共享成果和收获。

  2.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经过两岸同胞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宝岛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近年来,虽然“台独”分子妄图以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基础,但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的确凿事实不容改变;虽然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两岸长期分离,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历史和法理上具有坚实的基础,不容任何人置疑和撼动。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通过两岸共同书写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斗争史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增进两岸同胞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3.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两岸同胞同宗同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强调:“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两岸同胞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加深感情,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和互信,实现心灵契合。两岸同胞团结协作,合力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70年前,两岸同胞共同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70年后的今天,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赋予了两岸同胞新的期望,向两岸同胞发出了新的呼唤。我们期盼,两岸同胞通过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维护抗战胜利成果,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同致力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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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2016年06月20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828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9-01 11:08:44 来源:中国军网
■台湾同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摘要: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海外回国以及岛内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达5万多人。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战。

正文:
  1937年至1945年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共御外侮取得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期间,台胞没有旁观、没有退避、没有缺席祖国大陆抗战,而是以多种方式加入抗日大潮,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895年4月,台湾割让于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胞丘逢甲等爱国志士当即联名致电清政府明确表示:“台湾属倭,万民不服。”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使台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此后,在台湾割让于日本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台胞自发开展了以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维护祖国统一为内容的一系列抗争。进入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7年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敏锐地认识到,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命运始终与祖国息息相关,“覆巢无完卵”“唇亡齿必寒”,台湾要实现重新回归祖国的爱国追求,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才是实现回归的强大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海外回国以及岛内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达5万多人。不仅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以多种方式积极投身祖国抗战,而且被强行征集到日军服役的台湾籍官兵,及在台湾岛内的台胞,也通过各种反日反战活动,积极支援祖国大陆抗战。

★获取日本侵华绝密情报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尝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巨大甜头后,便欲壑难填,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战争。1927年6月至7月,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目标,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绝密奏章(史称“田中奏折”),作为日本在适当时机发动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侵略的军事战略计划,呈报给日本昭和天皇。该奏折提出,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从而全面规划出日本在分步实施军国主义扩张侵略阴谋过程中,首先侵占我国东北、继而侵略整个中国、随后侵略亚洲乃至世界的狼子野心。了解掌握“田中奏折”的内容,可及时揭露日本逐步扩大的军国主义侵略阴谋,因此,“田中奏折”堪称当时一份万分重要的绝密军事战略情报。不仅中国,美国、英国等国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不惜花费巨额代价,想方设法获取“田中奏折”的相关内容。

     【相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东街道酒坊巷18号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
        80处遗址名录中唯一涉台抗日遗址。

★奋斗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
  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依靠全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中,台胞也为此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台胞谢南光回到大陆后,旗帜鲜明地抨击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谢南光十分重视做好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在张学良发动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前夕,谢南光曾两次会见张学良,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主张,与张学良共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谢南光第二次会见张学良后不久,即发生由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的、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张学良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千古功臣,而台胞谢南光则对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施加了积极影响,其功劳不可泯灭。
  出生于台湾台南的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抗日爱国台胞许地山,其父许南英在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时,曾带领当地军队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受其父抗日爱国思想熏陶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思想影响,许地山1935年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就积极支持大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因此被校方解除教授职务。此后,许地山继续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该协会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文艺组织,周恩来曾被聘任为名誉理事),通过该抗日进步组织,许地山等人既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战,又通过该组织向社会各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台籍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等人领导闽浙沿海诸省的台湾青年,组成“台湾义勇军”,其下还设有“台湾少年团”,对台籍志士子女予以照料与教育,并训练孩子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相片】“台湾少年团”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中流砥柱。在八年抗战期间,从台湾及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回到大陆后,不盲目听信国民党的片面宣传,把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身上。许多台胞回国后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阻扰,直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队伍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台湾台南出生的青年蔡啸,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思想指导下,15岁时就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然而,回到祖国大陆后,国民政府曾一度误认为他是台湾日本殖民统治者派遣到大陆的日本特务,将其抓捕投入监狱,使用严刑予以拷打。蔡啸出狱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受到邓子恢等中共领导人接见,随后加入由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此后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蔡啸被任命为新四军茅山地区便衣短枪队队长,率领短枪队在半年时间里,配合主力部队摧毁数个日伪军据点,多次取得战斗胜利。“皖南事变”后,蔡啸先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教导营营长、旅部参谋处作战教育科长等职务,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蔡啸曾当选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理事会主席等职务,为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高雄富裕家庭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从台湾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抗战期间,正在日本读书的杨美华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为实现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追求,于1945年2月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从日本乘轮船回国参加抗战旅途中,轮船经过朝鲜海峡时杨美华“整夜不闭眼,系着救生袋,随时准备被飞机或潜艇炸沉轮船后,跳海漂浮到朝鲜后回归祖国”,在经过山海关时又遇到三次空袭,差点丧生在途中。杨美华经历一个多星期艰难而又险恶的旅程后,最终到达了我党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党组织最先安排她到后方部队医院工作,在我党领导的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后因抗战前线需要日语翻译,根据党组织决定,她又从后方医院调到抗日前线,担任我军日语翻译工作,为从政治上转化和瓦解日军作出重要贡献。
  台北出生的台胞李子秀(原名吕芳魁),在日伪“满洲国”创办的伪满建国大学上学期间,为实现抗日报国之志,与几位具有相同抗日爱国思想的同学于1942年偷偷逃离学校,准备奔赴山海关内抗日根据地。不巧,逃到山海关时被学校抓回。此后李子秀被征调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被派驻防日本和歌山县。1945年5月,李子秀设法逃离日军军营返回祖国,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担任八路军炮兵团教官。在八路军炮兵团教官的工作岗位上,李子秀编写出反坦克教材,训练八路军反坦克技术人员。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在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场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为纪念为抗日捐躯的台胞李子秀,晋察冀军区为李子秀建立了纪念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纪念碑题词。
  此外,林思平、林栋、沈扶、李焕之、朱茂泽、董克、邱刚明、冯志坚、朱天顺、杨泰山、陈明、文英、苏菁和苏群姐妹俩等无数台湾爱国男女青年学生,有的放弃在国外比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的瞒着父母等亲人,有的中止自己未完成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大陆,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他们分别到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抗战胜利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相片】许地山

★在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队伍中为抗战作贡献
  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加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及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台湾新竹人邹洪,1937年即勇敢地率领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寇。此后因其在指挥抗战中屡建战功,不断得到国民政府的信任和擢升,1939年任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三师团集中重兵围攻国民革命军,在危急关头,邹洪奉命率领新编陆军第二军从广东到达株洲支援国民革命军作战,在邹洪率部及时驰援和奋力作战之下,国民革命军击溃日军第三师团,邹洪因此建立新战功。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邹洪于1942年2月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5年任粤桂边区总指挥,由他指挥的抗日部队在湘粤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屡屡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因长期在抗战前线统兵指挥作战,邹洪于1945年因抗战积劳成疾病逝。为褒扬被誉为“常胜将军”的邹洪在国民革命军抗日队伍中建立的卓越战功,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军衔,并为其建立纪念碑。
  林正亨是历史上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的曾孙,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志士林祖密将军之子。抗战爆发前,林正亨本来在厦门美术学校上学,大陆抗战爆发后,林正亨便急祖国抗战之所急,弃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毕业后多次参加艰苦而激烈的对日重大战役。在闻名中外的广西昆仑关战役中,林正亨率领情报排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战斗任务,为昆仑关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昆仑关战役结束后,他又随所在的第五军第九十六师转战于华中和华南地区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反法西斯同盟国打击日军的战略部署,林正亨辞别临产的妻子,又义无反顾地加入赴缅甸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任步兵团上尉连长。在被称为九死一生的缅甸八莫对日作战中,林正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身先士卒,与日军殊死搏斗,在拼尽全身力气杀死敌人后,他全身16处负重伤,最后虽被救活性命,但却导致残疾。他在身残后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得光明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抗战胜利后林正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岛内的台湾同胞也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反战活动。

     【相片】1941年2月10日,台胞抗日领导机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

★成立抗日社团及武装队伍投身抗战
  八年抗战期间,回到大陆的抗战台胞不仅与大陆同胞一道,肩并肩地参加到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浴血奋战,而且在一些台胞集中的地区,还整合抗日力量,建立起了以台胞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政党组织、社团组织、武装队伍。如当时的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广东东区服务队等。
  以台湾义勇队为例。这支义勇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并给予番号的抗战武装队伍。抗战时期,该义勇队既从事抗战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又从事抗战军事卫勤工作,还直接从事抗战武装军事作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进步的抗日组织,要取得官方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该机构成立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的1938年初,国民党政要陈诚任部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副部长)。彼时,台胞李友邦回到大陆筹建台湾义勇队,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悉心运幄和指导下,以及中共浙江省委指派的中共党员骆耕漠、张毕来具体帮助下,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台胞居住集中的浙江金华宣告成立,李友邦任队长,中共党员张毕来任秘书。
  在李友邦、张毕来等领导下,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福建龙岩、福建厦门等地开展了多项抗日活动。第一,宣传抗战思想、组织动员台胞投身抗战队伍。台湾义勇队主办发行《台湾先锋》《台湾青年》等抗战刊物,号召台胞积极投身于抗日复台工作,许多台胞阅读后,积极参加到了抗战队伍中。第二,开展对敌政治工作,瓦解和转化日军战俘。台湾义勇队队员熟悉日语,他们发挥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搜集和翻译日军军事情报文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审讯、教育和转化日军俘虏,对日军战俘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经过转化教育的一些日军战俘最后或回到日军中从事瓦解日军的反战宣传,或加入到了中国的抗战队伍中。第三,为抗战军民提供军事医疗服务。做好战时军事医疗服务是巩固和提高抗战队伍战斗力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台湾义勇队队员中有较多掌握医疗技术的人员,依靠这些人员,台湾义勇队先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成立了4所医院,对抗战军人、抗战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实行免费医疗服务。第四,搜集日军和伪军军事情报。据统计,仅1943年间,台湾义勇队就截取和搜集到有关地区的日伪军事情报数百份,如厦门金门方面日伪军事情报72份,嵛山岛日伪军事情报6份,浙江沦陷区日伪军事情报3份,上海日伪军事情报4份,沿海各地日伪军事情报32份。第五,直接组织实施袭击日伪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6月30日,台湾义勇队曾实施袭击厦门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的军事行动,向日军油库投掷数十枚炸弹,取得炸毁日军油库、打死打伤守卫油库的日伪军几十人的辉煌战果。第二天台湾义勇队又袭击日本庆祝厦门日伪政权成立三周年会场,当场炸死日军和伪军数十人。上述连续的军事袭击行动,使驻厦门的日军和伪军遭受沉重打击。
  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台胞抗日复台的爱国热情得到新的激发,积极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的台胞更多,台湾义勇队由此扩编成4个支队,更名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总队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队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原名张克敏)率领部分队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先行抵达台湾,以做好收复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张克敏返回台湾后在台北升起第一面中国国旗。

     【相片】蔡啸

★在日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1895年,日军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后,便对在台湾岛居住的台湾同胞实行“皇民化”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企图把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皇民化”为日本公民,进而使其为日本侵略我国大陆效力。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在祖国大陆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便强迫在台湾岛居住的台胞像日本公民一样,履行为日本侵略军服兵役的义务,参与日军对祖国大陆的军事侵略。然而被强行征集到日本侵略军队伍中服兵役的绝大多数台湾籍官兵“身在日营心在汉”,不断择机举行各种反日反战活动。1940年3月20日,上海多家报纸发表文章,对日军中经常发生的台湾籍官兵不愿替日军卖命作战,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反战事件作出客观报道,文章写到:“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的台籍士兵,在进行秘密的反战运动,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并秘密组织团体。”1943年至1944年驻海南岛的日军队伍中,万余台湾籍官兵准备起义向我国抗日武装投诚,不幸在起义前被日军发现,日军因此将7000多名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杀害。然而,日军对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的残酷杀害,并未能泯灭日军中的台湾籍官兵投向抗日队伍的爱国之心,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仍有4000多名台湾籍官兵设法逃离日军,参加到我抗日队伍中。1943年4月10日,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彭自成,趁日军操练时夺得一挺机关枪后猛烈向日军扫射,当场击毙日军多人后,投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保安部队。1945年1月19日,台湾籍士兵杨坤荣等28人,在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日军1名后举行起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海南岛的日军中,举行起义和投诚的台湾籍官兵就达290人之多。
  不少在日本军队有关部门工作的台胞,则想方设法为我国抗日组织提供军事情报。台胞陈狮在驻海南岛的日军中工作,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其得到的日军军事情报,以最迅速的秘密方式递交给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多次为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使日军在多次扫荡中不是遭到抗日游击队伏击,就是军事行动屡屡扑空。陈狮后来在一次向抗日游击队递送军事情报时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无论日军怎样施用酷刑拷打,也始终未向日军屈服,后来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出来。被强征到侵略海南岛的日军中当军夫的台胞罗金荣,1944年设法携带武器逃离日军投奔琼崖游击队,随后根据其掌握的日军内部情况,不仅带领琼崖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而且发动和策划台湾籍官兵三百多人起义,被琼崖游击队授予特等功。

     【相片】林正亨

★在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日本1895年夺取台湾后,不仅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而且妄图把台湾经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桥头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配合日军对我国大陆发动的侵略战争,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在台湾岛内全面推行“战时体制”下的“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的殖民统治政策。然而,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是积极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的斗争,以此支持祖国大陆同胞进行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为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反对日本军警对台湾居民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台湾宜兰矿工700多人自发举行反日反战暴动。翌年3月,为反抗日本台湾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台湾工党领袖高裴领导宜兰矿工1000多人再次举行反日反战暴动。在这次反日反战暴动中,台胞组织了500多人进攻日军司令部,与日本军警展开激战,焚烧日军火药库,夺取大量日军军火。在与日本军警激战数小时后,宜兰矿工暴动队伍撤退到阿里山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据1938年至1940年期间出版的上海《申报》《文汇报》以及美联社发表的有关电讯,1938年至1940年期间,台湾岛内台胞发动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此起彼伏。其中,最主要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有:1938年反日反战的台胞炸毁日本军队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军官兵10余名,重伤20多名;1938年10月,台湾高雄、六甲等地先后爆发袭击日本警察的反日反战运动;1939年3月,台湾高雄1000多农民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举行暴动,被抽调的台湾农民壮丁领取枪械后,与高雄兵部站的日本宪兵展开激战,迫使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不得不抽调大批海陆军及宪兵部队来镇压暴动;1939年10月,台湾基隆300多名被抽调到大陆作战的台胞在领取枪械后发生哗变,当时即击毙日军士兵30名,随后又打死调来增援的日军145名,在夺得机关枪等武器后,撤退到山区进行战斗;1940年,台湾花莲、屏东、新竹等地,多次发现大量散发的反日反战秘密传单,这些反日反战传单号召台湾青年不要去大陆作战,受反日反战传单影响,被强行征集到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提出,“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的反日反战口号。

★战后为捍卫抗战成果和祖国统一而斗争
  台胞不仅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收复台湾作出历史性贡献,在抗战胜利之际为中国收复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抗战胜利70年来始终不渝地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
  第一,台胞在抗战开始后就为收复台湾而奔走呼号。1937年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台胞宋重克等成立“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提出“团结全体台湾同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台湾故土”。台胞翁俊明1942年在重庆主办的《益世报》上开辟出《台湾光复专栏》,发表大量收复台湾的文章,号召大陆同胞和台胞共同抗日,实现包括光复台湾在内的抗战全面胜利。台胞李纯青1943年在《大公报》发表《中国必须恢复台湾》《再论关于台湾问题》等多篇文章,广泛宣传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要收回台湾主权、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抗日复台思想。
  第二,《开罗宣言》发表后台胞积极为收复台湾做准备工作。《开罗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开始把收复台湾提到抗战议事日程上,1944年4月中国政府成立为收回台湾做准备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台胞李友邦、黄朝琴、谢南光、丘念台、李万居、刘启光、林忠、宋斐如、连震东等任“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专门委员。由台胞参加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在日本投降前,为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起草拟定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等文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教卫生到法律等方面,对中国接收台湾作出整体性规划和准备。
  第三,台湾回归祖国后台胞自发提出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初期,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政府曾颁布《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该办法依据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曾强迫台胞加入日本国籍的做法,错误地把被迫强制加入日籍的台湾人视为外国人,不承认其具有中国国籍。国民政府上述错误政策,对恢复600万台胞的中国国籍设置了人为障碍。对此,台胞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在台胞的强烈要求下,1946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宣布:“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由于外敌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此后,600万台胞圆满实现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心愿。
  第四,抗战胜利70年来,台胞为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为捍卫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与祖国的统一,持续与企图否定抗战胜利成果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在捍卫抗战胜利成果的斗争中,台胞既坚决反对企图再次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台独”阴谋,又多次举行反对日本企图攫取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钓”运动。
  二战胜利结束70年来、中国抗战胜利70年来,台胞的反“台独”斗争及“保钓”运动,不仅是其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爱国行为,更是台胞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爱国行为,既具有维护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际政治意义,又具有维护和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内政治意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武警国防生办公室 马海伟 朱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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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1945:台籍日军的家国之殇」

2016年06月19日 |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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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彼岸1945:台籍日军的家国之殇   文:毛剑杰 叶毓蔚
  20万台湾日本老兵结局不尽相同:28000人战死后埋骨异乡,灵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也有人侥幸活下来后过了几年回乡,还有部分滞留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军,去参加大陆上的“剿共”内战,有的又被俘改造,成为解放军,再经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拍摄于2009年,于2012及2013年才分别得以在大陆和台湾上映的《彼岸1945》(台湾片名《回家》),藉由台籍日本军医的视角,讲述了台湾日据时期,数十万青壮年被征兵、成为战争炮灰的惨烈往事。
  许多日本皇民化教育下成长的台湾青年,既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被日本人真正接纳,无家亦无国。痛苦而混乱的身份认同,伴随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1944年11月起,李光辉一直生活在印尼摩罗泰岛的丛林里。
  这是他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有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却没有一个人类同伴。于是,在无尽的白天黑夜、春去秋来交替中,他渐渐不记得日子。
  李光辉,台湾花莲阿美族原住民。1943年,这个改了日本名中村辉夫的25岁年轻人,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皇军士兵”。同时,他还有个阿美族本名,叫史尼雍。
  那个时代,像李光辉这样改日本名、并参加日本军队的台湾青年很多。据日本厚生省统计,从1937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八年间,共有80433名台湾青壮年应征入伍成为一线战斗人员、126750多人应征成为军属或军夫,也即军中杂役人员。
  他们并不全然是被胁迫参军,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参加“皇军”甚至写过血书请愿。


  1895年甲午国殇后,几乎在台湾被割给日本人的同时,岛内爆发了保卫“台湾民主国”的乙未战争。此后数十年间,抗争从未停歇。1930年台湾原住民的雾社起义,则成为台湾人在日据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武装抗日行动。
  雾社起义的结局,是参与行动的各部族几遭灭族,数百原住民于高压情势下集体自缢。其激烈悲壮,连日本人也为之动容。正如以此为背景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日本将领血腥镇压赛德克族人后的感叹:“没想到早已消逝的武士精神,竟然在他们身上重现了。”
  转折正始于1930年代雾社事件后。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
  以1937年9月30日台北市公会堂召开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为起点,日本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然后,日本台湾总督府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废除中国原有的节日和宗教信仰和神灵、而以日本信仰的天照大神取而代之。
  到了1940年,殖民当局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式姓名。自此,台湾人被迫说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弃台湾民间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并参拜神社、同时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


  “皇民化”教育政策,显然远比武力镇压有效,以致于生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台湾老人,不会说后来的国语即普通话,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如那位与李光辉名字仅一字之差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终其一生国语都说不利索,据说他读鲁迅的作品都只能看日文版。
  皇民化运动在1937年后忽然加速推进的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本经济泥足深陷、人力物力罗掘俱穷,不可避免地想从时为殖民地的台湾寻求协助。然而要台湾人“真诚”、“同心协力”,实非台人完全“日本人”化不可。
  于是,几乎在皇民化运动开始的同时,1937年9月20日,约450名台湾人接受征召,成了日本的“军夫”(时人称“白举队”)。之后又有部分台湾人被征调为翻译人员,随军派往华中、华南及东南亚,加入日本的战地工作。
  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台湾人始终只是军夫、翻译之类,而不是直接当兵。这并不是日本当局对台湾的优惠、照顾,而是对台湾人缺乏信任。
  日本人始终认为,他们虽然已经统治台湾几十年,但台湾人的“中国人情怀”仍然深厚。既然主要的战争对手是中国,又怎么能放心让台湾人参加战斗?
  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再也无从犹豫。1942年4月,日据当局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向台湾人募兵。这项募兵制度从实施到1945年废除为止,共募得陆军志愿兵5500人。1943年,日据当局又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到1944年7月废止,募得海军志愿兵11000人。
  这样,共有台湾青年约16500人志愿加入日本军队。1944年,在当时台湾的600万人口里,大约每8人就有1人申请当志愿兵。如果只看20岁到30岁的健康男子,几乎每2人就有1人志愿当兵。
  配合“皇民化”运动,日本当局强力鼓舞动员,极力造成一种“参军光荣”的社会氛围,终使得台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发生错乱,认为当志愿兵参加“皇军”是爱国的表现,是“岛民的最高荣誉”。
  台湾“血书志愿”参军风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包括强征和志愿参军者在内的20余万台籍日本兵,除了部分开赴东南亚战场外,更多的是被送往中国大陆战场,与同胞兵戎相见,最终以“入侵者”的身份战死异乡,或四处飘零,终生未能再回台湾故乡。
  相比之下,李光辉或许是幸运的。他入伍后不久,即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在印尼摩罗泰岛服役。入伍仅一年后,1944年9月15日,盟军登陆摩罗泰岛,两个月的攻防战之后,日军不敌,各自溃退。
  战事结束后,日军残部遍寻不著李光辉的踪影,便在11月13日报告其已“光荣战死”。事实上,李光辉只是在混战之中与部队失去联络,在战友四处寻找他时,他正一个人在丛林之中苦苦等待援军的来到。
  苦等援军不来,李光辉决定按照军人的要求,一天没接到命令就死守一天。然而,当时他身上总共只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几十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质餐锅、一身军装、一面镜子以及少许日用品。
  靠着过去所知道的野外求生知识与技术,李光辉盖了一间竹屋,以野果充饥,或偷取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为食。后来,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他又开始自己耕种,偶而也猎补野生动物进食;他以镜子在中午反射阳光取火,并挖掘土坑,放置干燥木柴,以保存火苗……
  寒暑不知年中,李光辉终也慢慢老去,但即便已经衣衫褴褛直至无衣可穿、赤身裸体,他依然保留着精心维护的步枪、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他被本地居民当作丛林中的“野人”找到时,已是1974年12月,他不知道日本早在1945年已经投降,更不知道三十年间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5年1月8日,他搭乘了专机,回到了他睽违31年的故乡台湾。回台后的第四年,他因肺癌去世,终年60岁。


  嘲笑这个在热带丛林里“坚守”31年的汉子愚昧,或者直斥为“军国主义走狗”很容易。但是否能够严肃诚恳地直面那个年代台湾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体会其命运悲剧,也许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
  置身当时的历史境遇,除了“皇民化”大背景外,当时的台湾青年“从军”之路,还有现实的辛酸与无奈: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近10倍的薪酬。
  正如当年曾参与“志愿兵”的徐东波所说的:“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10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160元的薪俸。”
  于是,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23岁的徐东波在1943年夏天志愿参军了。大约1个月之后,他启程前往菲律宾。
  另一位到日本海军高座工厂的志愿兵则回忆道,当时他15岁,学校老师告诉他这不是去打仗,而是半工半读,五年后有1000日元的储金,还有工业学校的毕业资格,将来可以以此资格当技师,不需再苦恼以后在社会上的出路。
  经济考量之外,通过当兵获得跟日本人大体同等的社会地位,也是台湾青年参军的动力之一。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岛上的住民依据族群关系大致分为三级:在台日本人、台湾汉人和蕃民,社会地位及享受的权利依次降低和减少。
  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则只能供给少量的下等猪肉。但如果能够当兵,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拥有与日本人基本同等的地位。
  1942年,21岁的宜兰县民简传枝,身为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战后,他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台湾籍日本兵手记》,提供给台湾的国史馆参考。谈起当年的决定,他说:“当年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
  据他回忆,1942年第一次招募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
  为了吸引原住民参加支前的“高砂义勇队”,日本政府甚至在1941年拍了一部以原住民部落为背景的爱国电影《沙鸯之钟》,邀请日籍女星李香兰担纲演出。1943年日本驻台总督长古川清也特别到屏东大武原住民部落,表扬返乡之“高砂义勇军”,当时获接见者引为无上光荣。


  悲剧的是,对于台籍日军士兵,日本军方从未消除猜疑。
  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倒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的官员就曾直截了当地说:“(特别志愿兵制)避免对台湾民众使用,是因为现在正处在与其旧祖国—中国事变之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台湾人民中国国意识的警惕。
  直到后来战事吃紧、人力极度缺乏,日本才允许台湾人参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当局依然不愿意让身为“二等人”的台湾人成为军人,他们只是“军属、军夫”——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为最劣等。
  并且,不管是经济的承诺,还是政治地位的诱惑,最后都随着日本投降而通通作废了。台湾光复了,人们热烈庆祝回到祖国怀抱。而那些参加了日军的台籍士兵却突然发现,本在交战的“敌国”,现在却成了张开怀抱的祖国。
  二战结束后,26名台籍日军因于拉包尔战俘营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决死刑。被审判有罪及判处监禁劳役者,亦达175人之多。其他有幸没有成为炮灰的台籍日本兵,也面临着凄惨的处境。
  而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因带着战俘的标记,长时间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部分台籍战俘到日本寻求帮助,但因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使得台籍日本兵完全被剥夺了获得抚恤、索赔资格。
  因此,一些台籍战俘长期滞留日本,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经过多年马拉松式诉讼后,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但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的抚恤金相比,差别甚为悬殊。许多老兵认为受到严重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


  20万台湾日本老兵结局不尽相同:28000人战死后埋骨异乡,灵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如日本名岩里武则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兄长李登钦;也有人侥幸活下来后过了几年回乡,还有部分滞留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军,去参加大陆上的“剿共”内战,有的又被俘改造,成为解放军,再经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吴连义,1943年毕业于嘉义农林(今嘉义大学),翌年被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派到越南北部的日本军农业试验场工作。二战结束后,他成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弃民”。
  吴连义后来滞留越南,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于宁平省,2006年辞世,遗愿为“落叶归根”。而更多被派往中国大陆的台籍日本兵,则在经历了日本兵、国军、解放军的多重身份转变后,自此无缘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另一位名叫罗登辉的台籍日本兵为了存留自己的故事,曾写下两份自述,藏匿在自家的墙壁中。这两张纸条上分别写着:
  “我的名字叫罗登辉,原籍台湾台中州丰原郡,昭和18年(1943年)9月25日,被征用为日本军夫,被派遣到海南岛,直到终战为止。”
  “1943年,我被征用为日本军夫派遣到海南岛。我的任命是配属于日本横须贺海军第四特别陆战队的三等巡警(实为战斗员),月薪是日币85元50钱。1944年4月升为三家分遣队的二等巡警,1945年4月又升为二甲分遣队一等巡警,直到终战为止。”
  二战结束后,罗登辉被来海南岛接收的国民政府军以“台湾人技术者”留用,于1946年3月强制收编,派到三亚市国民政府军航空基地服务,从此失去了回台湾的机会。
  罗登辉就这样又当了三年“国军”,离开部队后,他在海南开了家木工店,一人孤独生活。接着,解放军来了,他被“解放”、收编,过了5年人民解放军的军队生活。退役后,却因复杂的身世问题被逮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渡过了近20年,到了1973年,方总算获得自由之身回到民间。
  1943年离台时,罗登辉的儿子尚在腹中未出生。而几十年后,想不明白,也不愿再多想的罗登辉只剩下一个愿望:回台湾去看看自己的亲人。
  但罗登辉来日无多的生命,却在之后的种种繁琐程序中渐渐耗尽。1989年,当罗登辉的儿子从台湾赶来、送达返台许可证时,罗登辉已经肺病复发、没有出门旅行的力气了。
  这年12月25日,罗登辉去世。

尾声
  当初李光辉的被发现,只是让台籍日本老兵问题浮出水面,但此后他们痛苦而混乱的身份认同与回归,直到他们生命终结也未能彻底解决。这也不仅是老兵们,更是整个台湾社会至今未能彻底弥合的族群分裂。
  2005年清明节,“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率领党内一干政治人物飞往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台湾朝野各界几乎不分党派地痛批。当苏进强一行于4月6日回到台湾之时,更在机场与抗议群众发生严重推挤冲突。
  特别的是,事件冲突过程中,竟可看到一群七八十岁的老者,分别站在支持或反对“台联”的立场参与抗争。这些早应在家中含饴弄孙的“台籍日本兵”,出现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的抗争场合,实属罕见,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提醒世人一段长达60年仍未解决的历史恩怨。

   《彼岸1945》作者:毛剑杰,文史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资深记者
   出品:热历史工作室 出品人: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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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

2016年06月18日 | 台湾
http://www.xzbu.com/1/view-252736.htm
「中国论文网」 发布日期: 2012-02-26 
『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 蒋宗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种种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以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指这些军人。此外,还有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根据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126750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征募了军人80433人,合计共207083名,这20多万人中有30304人在战场上阵亡,比例高达15%左右!见下表?(但也有认为在二战期间大约有30万台胞被强征参战,约有10万人战死或病死?)其中,有2.8万“台籍日本兵”的灵位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中间包含2000多名少数民族,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数次率团赴日本举行“还我祖灵行动”,以及台湾老兵几十年来的向日本政府追讨战时经济赔偿的官司。
  一般的观点认为,台籍日本兵虽然在名义上采取招募形式,实际上是由日本警察指名挑选,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是被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一般归因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手段。”?笔者在翻看相关的资料与文献,尤其是一些台籍日本兵本人的口述历史后发现,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报名参战是相当踊跃的,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地应征志愿兵的场面。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些简单的论述,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文中大量引用当时参战本人的相关口述,难免带有主观、片面的色彩,其中有些人的回忆还有相乎矛盾的地方,可能是个别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致。
  
一 、台籍日本兵参战情况回顾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鲜人、台湾民众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在日本帝国,军人是一个很荣誉的身份,规定只有日本本国臣民才有资格成为军人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战争初期,日本殖民者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殖民地统治当局屡次公开发表说由于台湾民众没有兵役上的负担,所以应该在别的方面多作贡献。台湾民众确实没有兵役上的负担,可是却被当作比军人地位低好几倍的“军属、军夫” 来使唤(按照 “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
  台湾民众(非日本人士移居台湾者)以军人身份出现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曾一度受到台湾人民顽强的武装反抗,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对于让台湾民众参加日军一事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会倒戈。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日军提供军需物资补给的人员开始出现短缺,于是在1937年9月,日军开始征雇台湾民众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或军夫来担负军中杂役。第一批招募人员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而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雇台籍军属或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的农工业建设等工作,这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这其中也有台湾民众被征调为翻译人员,经训练后负责福建话、广东话与北京官话的翻译。在战争期间,由于台湾的军夫以及翻译人员的数目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其总人数。?
  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这代表日本征兵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众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于对台湾民众参军还是有所顾忌,因此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由于在朝鲜实施的志愿兵制度的效果获得了日本军方的肯定,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就有了要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的内阁决议。1942年4月1日,台湾正式实施比朝鲜迟了四年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又与朝鲜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5年2月,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非志愿的征兵制度开始实行,服兵役变成了台湾民众的“义务”,但对非军人身份的军属及军夫的征召仍然同步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此真正的征兵制度只实施六个月,共征得136000人,由于当时台湾的出入港口已被美军切断,因此除第一次征的22680人、第二次征的14000人配发到日军各师的旅团或独立警备队之外,所余的27453人无法运出,暂留在家中待命并未入营。
  
二、台湾民众对征兵的反应
  1941年6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联合宣布将于次年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但具体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还未宣布。此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却在台湾民众当中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反响,“此项声明宣布后的第十八天之内,便有743名台湾青年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1942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民众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报名参加志愿兵必须参加三次考试,笔试,口试,体检,测试后填写志愿书,就在家等入伍通知单。一般来说身体好,文化程度高的入海军,差一点的入陆军。但由于报名者很多,因此录取率很低,2000人才录取一个。许多台湾青年怕不会被录取,甚至还写下血书,拿着血书到郡的兵事系去报名应募。当时“志愿从军的陈情书竟然在军司令部、总督府堆积如山。”?有些人为通过体检,故意喝下烈酒,以便让自己看起来粗犷一些。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当时台湾男性人口约310万人,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这一时期不少志愿兵的学历都在中等学校以上,甚至还有医专,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1887名“高砂青年”,这当中的538名女性几乎全部被录取。以后几年,先后约有3万人参加“高砂义勇队”。第一期台籍志愿兵实施后,战局的变化使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期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而总督府如办理第一回志愿兵招募时的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其申请条件除年龄限制为16到25岁之外,其余与陆军志愿兵大致相同。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9月20日海军公布第一回志愿兵的合格名单,前期仅1000人、后期仅2000人。从台湾青年报名应征的情形来看,?(见下表)台湾总督府在台湾施行志愿兵制度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三、台湾青年应征入伍的原因分析  
  1、情绪煽动和精神造势。台湾总督府为了达到让更多台湾青年报名入伍的目的,通过种种手段营造气氛,使人感到参战是件极其荣誉的事情。1937年9 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喊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宣传“八�一宇”的观念。?与此同时,在日本“台湾放送协会”主管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媒体也通过各种形式轮番宣传和强化日本国家意识的塑造、战争意识的灌输与后方战争协议的重大意义。?鼓吹允许台湾青年以志愿兵身份服役将生命奉献给日本,这表示殖民地人民已给予了日本本土内地人一样的待遇,台湾人从此就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了。当时凡是参加志愿兵的被视为“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当时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有”一样自然,使人觉得自愿去当兵甚至战死沙场能够光宗耀祖,是一件光荣的事。

  按照规定,当兵之前要做身体检查,体检甲等或乙等才有资格当兵,丙等体格是不能当兵的,能当兵代表身体好,“不去当兵,就好象身体有毛病,不健康,由此而发生出一种不去当兵,这个人就没用的观念”。并且有下列情形者不能成为志愿兵:1、不能充分了解国语(日语)者。2、曾受宣告破产,而未得复权者。3、受禁锢以上之刑者。4、受处罚金刑中,其所犯不适当志愿兵者。5、思想不纯正者。6、性行为不端者。7、家庭不良者。第一期志愿兵限额1000名,就是从42万多名报名应征的台湾青年中经过严格筛选,结果只录取了1020名所谓“身体健壮,操守健全的优秀青年”。“生员皆着军服,(当时年轻人对于能穿军服有憧憬及荣誉感),使一般未能考取的青年,于羡慕之心竞相志愿去当日本兵,甚至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
   对于有参战的家庭,其门口会以日文写着“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士”作为识别,志愿兵出征前,要送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着慰问信,饼干,千人针等(所谓千人针,是“爱国妇人会”做的护身符)。另外,由未婚女性所组成的“桔梗俱乐部”,也会在一块白布上描出一些字句或图案,站在路口请来往的行人绣下一个个小线结,连成字样(如武运长久)或是日本国旗中的红日,白布的右边缝上一个五钱铜币(五钱和“互战”的日文发音相近),左边则缝一个一角十钱的铜币(十钱和实战的发音相近)将之送给私交较好的出征青年,作为精神上的鼓励。出征之时要给予隆重的神道仪式,并对战士与家属灌输“挺身报国乃名誉之事、勇敢奋战而阵亡是家属的荣耀”的神道催眠,地方人士和青年团,中小学生,机关团体以及保正、甲长等都会来欢送并合照作为纪念。因此斜背题写有“武运长久”的红带子,带着“千人针”,揣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在“欢送出征兵士之歌”的乐声及众亲友哀啼嘱托声中踏上从军之路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情景。

  2、经济待遇的引诱。在中日战争的初期,台湾人以军夫身份参战并没有经济上的补贴,但随着战事的展开,为了稳定台湾方面的兵源,日本政府开始承诺用十分优厚的待遇来安抚台籍日本兵的军心。如志愿兵初入部队时,军阶是一颗星的二等兵,月薪9元,三个月后就升为两颗星的一等兵,月薪是11元,较优秀的一年后可升为上等兵,月薪是13元(而在日本本土当兵月俸才5元);岛外第一线战场,月加给三个月本俸,可达到22元。当时一名高级教员的月薪才30元,而自愿赴战地服务的护士助手,月薪则高达90元,是在台湾工作的三倍。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去当军属也是毕业后的一条出路。当时一个师范毕业生也只能领30多元,警察也只有30多元。而志愿去当军属每个月可领45元,去南洋又可多领工资的15%。作为相当于后勤部队的拓南战士,到南洋指导当地居民进行农业生产,月给可达45元。勤劳团则�用日给制,本俸是1.2元,到海外加两倍,一般每日可拿到3.6元,一月108元,班长月加俸10元,小队长加30元,家中还有父母、妻子的则另有家族津贴。在战地不领现金,领的只是10到20元左右的军票,另有30到40元由军方帮助直接汇入野战邮政局,当作军事储金(说是可以到军需部兑换),其余70到75元以及家庭津贴就固定由郡役所庶各课的商工系发放,由家里的人自行前往领取。现役兵若有服务公职者,当兵时留职停薪,补充兵若被征调去当兵,反而可以留职留薪。另外,还有来自各个单位的所谓“慰问金”,由会计每个月自动由在职同事有月俸中扣一二角,转赠给出征的同事当慰问金。社会上的“爱国”妇女会、青年会等团体也会发动劳军捐献,这些都会存入出征同事的账户中。
  高砂义勇队活动是秘密的。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很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军人高,一般军人月俸是17元,高砂义勇队多则可达到40多元,调到海外另有加成,每年加给,前线还可再加成,而留在岛内的则没有加给,这一切都有明文规定。“由于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在战地的工作轻松,时间不长,待遇又高,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去海外不错”。
  对于那些出征者的家庭,台湾殖民政府也给予区别对付。当时只有日本本土的家庭才算作一等家庭,而有军属、军夫的台湾家庭属于二等家庭,而一般没有参战的家庭就是三等家庭。战时的台湾实行物资统制,米、糖、肉的是配给由殖民政府对每家的公定消费加以限制。以糖的配给而言,二等家庭就可以领到赤砂糖,三等家庭则只能领到黑糖,因为赤砂糖比黑糖高级。同样领配给猪肉时,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领一些。依规定,家中劳动人口每人一天可分三合米(注:一斗等于十斤,一斤等于十合。也就是一合等于一两),一人一月才分九斤米。若不够吃去偷黑市的米,一旦被查,就算违反经济统制令,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如果家里有人去当兵,家庭生活便会改善很多,警察会来安慰及送米送衣服,因为只有当兵才能养家糊口,才有可能不被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台湾青年“自愿”去应征,因为这样退伍后有安家费,带回来的野战邮便储金薄也派上用场。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军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为废纸,无从追讨。据估计,日本政府未支付台湾日本兵的薪水约值现在日币8200万元,未支付的军事邮政储金约值现今日币1亿7千万元。1977年,台湾民众原日本兵及遗族十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对日本政府缺乏道义的控诉,要求日本政府补偿(包括生命、俸给、邮政储金等)。虽经无数次的追讨,但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至最近才说以原薪额乘以一百二十倍供作偿还。如以当兵的薪额计算,不足游日本十天之费用。这与日本老兵提出的七千倍的赔偿相差很大。这正说明日本殖民者当初所承诺的战事高额补助完全是一种骗局,是引诱台湾青年从军的诱铒。
  
四、结语
  二战期间,有大量的台湾青年应征入伍并惨死战场,这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出于战局的所迫和生活的无奈,台湾普通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生命的代价去谋取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而这些空头的物质刺激大部分无异于画饼充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惑下和狂热精神造势之下丧失了理智,最终“志愿”地踏上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战车。这说明了日本对台湾民众的“洗脑”教育和民族愚弄政策的险恶用心。
  
注释: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26页。
  褚静涛:《台湾光复后滞外台湾同胞返台的经过及其影响》,载《台湾研究》2000年第1期,第82页。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月版,第70页,第137页,第138页。
  周婉窈:《日本在台军事动员与台湾人的海外参战经验》,载《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第2卷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6月,第89-90页。
  (日)古野直也著,谢森展译:《台湾代志》(下),(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版,第295页。
  蔡慧玉:《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之简传枝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1月版,第69页,第49页,第281页,第141页,第279页。
  (日)古野直也著,谢森展译:《台湾代志》(下),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版,第302页。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50页。“八�一宇”即世界一家之意,是以天皇为中心征服世界的口号。
  柯佳文:《日据时期官方对广播媒体的运用(1928-1945)》淡江大学历史2005年硕士论文。
   参见陆军特别志愿兵办法规程》第二章第六条,转引自刘凤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6月初版,第307页。
  周婉窈主编:《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月版,第114页。
  翰青:《台湾人原日本兵补偿问题》,载《台湾风物》第37卷第1期,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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