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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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雄风」2012-03-29 20:03:40
■周恩来否认琼纵中有澳军战俘――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4)
　　1946年3月至6月，在澳大利亚军方贾恪生小组于海南岛寻找失踪的澳洲战俘期间，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也没有闲着，亦为此事多方奔忙。公使馆的一秘邵伯(Patrick Shaw)奉公使高伯兰(Douglas Berry Copland)之命，直接与当时驻在南京梅园新村三人军调小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周恩来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中共高层如周恩来等强人的关系，与海南岛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联络上，以确认1944年4月被琼纵救出之澳大利亚十名战俘的行踪与近况。
　　1946年4月27日，邵伯将给周恩来的信发出。过了二个半星期，即5月14日，周恩来就给予了回复。应该说，回复还是很快的。看来，这也是周恩来做事的风格。而且，周恩来在信中首先说明，中共代表团对澳大利亚公使馆提出的请求很重视，立即采取行动与海南岛方面联络，以便获取琼纵提供的有关澳洲战俘的报告。
　　接着，周恩来对邵伯表示，对于澳方提出的在儋县冯白驹部队驻地有澳军战俘一事，他得先做一个声明，即有关目前冯白驹所部的境遇。冯白驹的琼纵在八年艰难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浴血奋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就因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而迭遭国民党的苛待，否认其多年抗战成就，拒绝承认其地位，且诬其为匪。近期，国府方面还调集一个军，以四个师的兵力，对冯部大举围剿进攻。目前，海南岛激战正酣。有鉴于这样一种情况，冯白驹所部处境极端困难，因而与中央的无线电联络很不正常。中共当局也很难向其传达指示，以便其能有效地保护这些澳洲战俘并将其安全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为此，周恩来建议邵伯以澳大利亚公使馆的名义与广州行营联系，以探听相关消息。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将尽一切可能，设法与琼纵联络，以获得相关澳洲战俘的消息。一旦冯白驹所部有任何消息，就会及时相告之。
　　对照着前面贴文中之贾恪生少校的报告及当时海南岛上的局势，周恩来所说确是实情。无论如何，他在信中已表达了对此事的诚意。
　　周恩来信守诺言。1946年6月7日，他再次给邵伯一信，报告与琼纵冯白驹联络上了，后者将有关救助及交还盟军战俘的事项一一向上级作了汇报。根据琼纵冯白驹的报告，周恩来如数向邵伯通报了琼纵解救盟军战俘的情况。其具体如下：
　　1945年6月25日，一架美军战斗机降落于海南岛东北部海边的红岭(属于儋县)丛林中。机上有二名美国飞行员，其中一人重伤而亡，另一人双手受伤。琼纵官兵发现后，立即将其送往当地抗日民主政府，随后将伤者立即转送到琼纵第三支队的医务室进行治疗。据该名幸存的美军飞行员告之，他们是盟军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的飞行员，此次执行任务是从广西桂林机场起飞，[1]因在飞行中出现发动机故障，而不得不就近实施迫降。第三支队随即为其将手伤治好。到8月15日，该美军飞行员便与美军航空队取得了联系。[2]此后到9月26日，琼纵便将其交予美军联络官恩格洛斯中校带回。恩格洛斯中校当时很高兴，对第三支队官兵的积极救助表示衷心感谢。临行时，该美军飞行员将其飞行服、食品以及其它飞机上的物件等，留给第三支队的官兵，以作纪念。这里详述的救助盟军官兵，实指美军飞行员，跟澳军战俘无关。
　　在信中，周恩来提到了琼纵对盟军战俘的另一项救助。1943年10月，琼纵第二支队在昌江地区对日作战。在一次对日战斗中，该部击退日军，解救了十三名英籍战俘。据这十三人报称，他们是在关岛被俘，然后被日军转运到该岛做苦工，备受日军摧残虐待。[3]为此，第二支队官兵对其进行了及时和力所能及的救助。但因当时第二支队处于反围剿的艰难环境之中，每日转战，不仅缺医少药，而且衣食无着，十分窘迫。该部官兵在一系列战斗中也因战伤和丛林疾病的感染而大批减员，有很大牺牲，因此，这十三名盟军英籍战俘也不能幸免。他们本来就赢弱不堪，极度贫饿，再加上热带丛林疾病困扰，亦相继死去。这十三名英籍战俘中，包括一名排长。对此，琼纵深表哀痛，但无能为力。此处所说琼纵救助的虽然是盟军战俘，但也并非澳军战俘。
　　此外，在1943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琼纵第四支队救出四名印度兵战俘，其中一名是中士。根据他们的指引，随后第四支队又解救了另外十一名印度兵战俘，其中包括一名下士。这些印度兵皆于1941年底的香港战役中被俘，然后被日军强运到海南岛做苦工。此后，该支队又在昌江和北黎地区的作战中解救了另外五名印度兵战俘和二名荷印军战俘。日军投降后，盟军进驻海南岛接收战俘。根据盟军代表伍先生的请求，琼纵总部将上述盟军战俘安全送往北黎，由此转道送往榆林。为此，美军联络官恩格洛斯中校还亲自飞往儋县琼纵司令部所在地，面见冯白驹将军，对中共领导之抗日游击队的这一善举，谨表谢诚。这里所述的救助和交还二十多名不同国籍的盟军战俘，其中还是没有澳军战俘。
　　在信的最后，周恩来强调，上述提供的资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部队亦即琼纵战时在海南岛上所救助和交还的全部盟军战俘或失踪官兵。也许，澳大利亚公使馆所提出的十名澳军战俘，就包括在上述被解救和交还的盟军官兵中。换言之，根据上述琼纵提供的全部资讯材料，周恩来否认了琼纵曾经救助和交还澳军战俘。当然，周恩来在信中还是留了一个小尾巴：如果澳军官兵在海南岛上因对日作战或因罹患热带丛林疾病而最终战死或殁亡的话，他对此深表遗憾，并对他们这些同属抗日阵线的盟军官兵表示深深的哀悼。　　
　　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当时回复澳方有关在海南岛失踪的澳军战俘的档案资料，否认了那十名澳军战俘的行踪和下落。有鉴于琼纵在战后对交还盟军战俘之事表现得还是很积极，而且这也是对外宣传自己、抬高自己地位很有利的一件好事，对那十名澳军战俘则只字不提，让人费解。即使澳军官兵是在其手中全部死亡了，如实以告，就像那十三名“英籍官兵”一样，亦不无不可，任谁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海南岛上的环境和局势就是那样的。琼纵对这事如此处理，确确实实是个谜。遍查琼纵历史和当地党史等，都对此事无任何记载。看来，真实的内情以及这十名澳军官兵的最终去向，或者说有什么隐情，只有死去的冯白驹将军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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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此时盟军空军中美混合飞行团的飞机是不可能从桂林机场起飞的，因为桂林当时还在日军控制之中。1945年6月下旬，中国军队在广西的反攻中，已经占领了南宁。也许美军飞行员是将南宁错当成桂林了。或者说琼纵在转述时，将两地给混淆了也说不定。
[2] 按照海南党史的记载，中共领导的琼纵是直到8月23日向国军进攻时缴获的文件中，才发现日军已经投降，抗战已经获得胜利。此处说8月15日该美军飞行员就与其航空队取得联系，但那一天日军已经正式宣布投降，难道美军航空队对其官兵隐瞒了这一消息？而那名美军飞行员也同样对救助他的琼纵隐瞒了这一重大消息？显然这里的表述有令人质疑之处。
[3] 此处英籍战俘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关岛是美军基地，由美军防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攻占，防守该岛之美军成为日军战俘。在这只有区区500来名美军驻防守备的岛屿，怎么会有英军(或者说英籍官兵)呢？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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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BLOG　southerncross的博客」2012-03-27 06:29:54
■战后寻找在海南岛失踪的澳军战俘――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3)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于1944年4月8日在海南岛感恩县(现东方市)抱板村伏击战中碰巧打死九 名并救出十名澳军战俘之后，又过了十六个月，即到1945年8月底，亦即日军宣布投降后的快二周之后，在北黎港八所盟军战俘营幸存下来的一百九十多名澳军战俘，才被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美军解救队所解救并立刻转运香港。这幸存下来的澳军战俘，也包括那三名在抱板村伏击战中负伤、但最终千方百计设法逃回营地的澳军士兵。
　　这些被解救的澳军官兵，并没有忘记那些一年多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纵伏击战中被游击队顺便救出的袍泽。只是自从那10名澳军战俘被琼纵救出之后，就一直了无音讯。为此，澳军战俘最高长官史考特中校先将这十名被琼纵救出的澳军官兵名字登记在册，以便随时查阅。这十名官兵的名字如下：
　　　兵籍号 军衔 　　　姓名
　　　VX66901 列兵　 A. H. Chenoweth (负伤)
　　　VX45863 列兵　 E. M. Ratcliffe (负伤)
　　　VX71865 下士　 H. C. Youngberry
　　　VX44919 列兵　 A. W. Haynes
　　　VX40228 列兵　 A. A. Hawking
　　　VX27245 列兵　 W. S. Lynch
　　　VX60936 列兵　 F. A. Stokes
　　　VX30303 列兵　 E. T. C. Stafford
　　　VX25115 列兵　 A. H. Struhs
　　　VX27428 列兵　 L. A. Shields

　　澳军战俘被解救后，随即经三亚运往香港，大多在9月中旬以后陆续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舰艇回国。但他们此时还是惦记着那十名落入共产党游击队手中而生死不明的袍泽。就在香港待船期间，史考特中校先向盟军驻港最高当局提交了上述名单，希望其协助查找那些澳兵的下落；同时，也向澳大利亚军方提出报告，希望通过盟军及两国外交渠道等方式，寻找他们。事实上，上述名单中，除了下士杨百瑞(H. C. Youngberry)和负伤的列兵陈洛伟(A. H. Chenoweth)分别属于战前临时配属于海鸥支队的反坦克连及野战救护队之外，其余八人皆为他担任营长的澳军第八师第2/21营的士兵，是他带出来的兵。史考特中校也是爱兵如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希望能找到他们。换言之，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从1945年9月开始，澳大利亚军部就着手调查上述十名澳军战俘的下落。当然，军方首先想到的是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希望其通过外交途径查询。与此同时，随着1945年9月份国军第46军(桂系部队)登陆海南岛进行战后接收，盟军也随即派遣联络官跟随前来，以便查询在岛上失踪的盟军战俘及战时被日军击落在海南岛的盟军飞行员。
　　9月19日，盟军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派出二名联络官，空降海南岛儋县的那大镇，拜会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亦即一般简称中的“琼纵”，1944年秋由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全称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改称)司令冯白驹。双方虽然在接受日军投降及驻防等问题上有分歧，但就独立纵队解救出来的盟军战俘接收问题，则达成了一致协议：即独立纵队将二十七名盟军人员移交给盟军代表。
　　但问题是，上述琼纵移交的盟军战俘，除了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外，基本上是英国人、印度人，后者是在日军攻占香港后成为战俘，并最终送到海南石碌铁矿做苦工者，其中无一人是澳大利亚人。换言之，盟军首次与琼纵的交涉，根本就没有解救出任何1944年抱板村伏击战中失踪的澳军战俘。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还活着？
　　在军方与外交部门几经交涉仍无进展后，澳大利亚军方决定，组织一个特别的海南失踪战俘查找小组，前往海南岛实地查找，以确认这些澳洲军人的最终消息。
　　1946年2月27日，以贾恪生少校(H. N. Jackson)为首、辅以阚波上尉(G. M. Campbell)和费立璞中士(R. M. Phillips)组成的澳大利亚军方海南澳军士兵失踪查询小组，正式从澳洲本土乘飞机出发，前往中国，实地查找失踪已近二年的澳洲大兵，因为军方要为每一个自己的士兵负责，也需要给这些大兵的家庭一个交代。
　　当时，贾恪生小组乘坐的是军机，因此，他们只能分段飞行：先从悉尼的军用机场起飞往北，前往昆士兰州西部的克隆卡里(Cloncurry)，再从这里沿西北方向飞往北领地的达尔文港；然后往北飞到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在婆罗洲岛上的巴厘八板(Balikpapan)，再从这里出发，往东北转飞到纳闽岛(Labuan Island)；从澳洲到荷属东印度，还算顺利，因为这里是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辖地，战时和战后复员时期，此地皆由澳大利亚军方主管。从这里再往西飞到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从这里飞中国的广州，再转道去香港。这后一段路程区间的飞行，则需要多方协调。总计整个路程，他们走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抵达香港时，已是3月6日。
　　按规矩，贾恪生少校立即向盟军香港最高司令长官报到，并递交澳大利亚军方的信函，陈述该小组的使命并希望能得到当地盟军的全力配合。但不幸的很，当时盟军在香港的最高长官是由英国人担任。而此时香港的英国当局跟中国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相互猜忌，暗地捣鬼。原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防守香港的英军虽做了长期的准备，但在日军的进攻下打了没二天，就很快投降，比中国军队的表现还要差；而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当在广西的中国军队沿西江东下准备接管香港时，战时比兔子跑得还快的英军，却以军舰快速运兵，抢先收复香港，让中国政府和准备接收香港的中国军队很恼火。故中国政府广东军政当局对港英政府就处处制肘，在许多方面与港英政府不予合作。因此，中国政府此时不许英国的军舰前往大陆沿海的港口，也不许去海南岛。看来，英国人是指望不上了，贾恪生少校就只好求助于在港之美军。此时美军的军舰还可在中国沿海航行，尤其是在海南岛，因为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其协助运送军队和其它救援及战略物资，而且还需要其派出大量的扫雷舰，协助中国军政当局清扫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沿海及琼州海峡布下之不可计数的水雷。贾恪生少校的请求很快就在美军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军决定用军舰送他们上岛，因为美军此时也要派遣一个失踪飞行员寻访小组前往海南岛，以寻访战时因空袭该岛而被击落或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与贾恪生小组一同前往的，还有澳军战争公墓处派遣出来的一个小组，跟随他们一同去寻访和收集盟军战俘的遗体。3月11日，贾恪生小组登上美军“莫里斯号”驱逐舰，前往海南岛。航行途中曾多所停留，3月15日始在海口上岸。
　　在海口，贾恪生小组找遍了那些从八所和三亚过来的香港劳工以及在此工作的几位法国传教士，除了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些有关八所盟军战俘营的只言片语的旧闻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只是在海口附近找到了美军第10航空队于1945年日军投降前在此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及飞行员遗体。为此，贾恪生小组决定，计划从北向南横穿全岛，经儋县的那大，通过有五千人之众的琼纵游击区，到达感恩县的八所进行寻找。于是，3月19日，由上述贾恪生小组三名澳军及新加入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魏大可中尉(D. Whittaker)、以及一名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薄满(M. Berman)、一名中国译员王亚樵(译音，Wong Ah Choj)、二名美军军官(一为白[W. K. Patch]少尉、另一为范登宝[W. Vandenberg]军士长)组成的寻访失踪澳军探险队，分乘二辆吉普车，由海口向那大进发。虽然国军海口卫戍区司令派出了6名官兵乘坐另一辆车在后予以护卫，但保持半英里的距离，以便让这些盟军官兵显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争之际是保持中立的。一路上逢村过寨时，贾恪生小组都会停下来打探有关失踪战俘消息，但一无所获。
　　在从海口出发前，贾恪生少校就从某些关系那里得知，到那大后，可以跟琼纵司令员冯白驹的一位联络员切取联系，因此，一到那大，王亚樵译员就直接去寻访那位联络员，最终让他给找到了。贾恪生少校与他见面之后，便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引见给冯白驹将军。但这位联络员告知，冯白驹将军经常居无定所，所带部队飘忽不定，无法见到他。最后，联络员应允为其带信给冯白驹。于是，贾恪生少校即修书一封，并由王亚樵当堂译成中文，希望冯白驹能告知有关澳军(包括其他欧裔)失踪战俘的近况以及如何找到他们。为了表示诚意，他在信中还说，如能将那些澳军战俘送还，琼纵可以提出要求和回报，这些他都可以考虑，是可以商量的。贾恪生还表示，他们随后就会去榆林，会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因此，有回音的话，请送到那里为荷。最后，贾恪生少校付了二万元金圆券给那位联络员，以便让他务必将此信带给冯白驹。
　　在那大得知，因琼纵与国军之间战事不断，从此地到八所的所有桥梁都被破坏，道路不通，无法前往，因此，贾恪生小组遂决定原路返回海口。3月22日，他们从那大镇出发，尚未抵达临高县和舍镇的半路时，前方路上的一座桥梁就被琼纵炸毁了。为此，他们只得穿过丛林，绕道到该河流的一处浅滩，由此过河才能继续前行。当时在过河处不远正好有一队国军排哨巡逻，协助贾恪生小组顺利过河。当他们过完河之后正向和舍镇前进之时，就听到一阵枪声，是炸桥的琼纵部队向前述国军排哨发起突然袭击，导致后者二十三 名官兵阵亡。
　　当贾恪生小组从和舍镇返回海口途中而抵达澄迈县福山镇时，遇到了大批从八所徒步走来到香港劳工，他们衣衫蓝缕，骨瘦如柴，希望走到海口，找机会搭船返回大陆。贾恪生在对这些劳工待询问中得知，有四 位澳洲战俘已经从琼纵游击队手中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面约4英里左右的地方。问题是，他们几经询查，还是无法获知其具体位置。
　　回到海口后，贾恪生少校拜会了当地驻军最高首脑第46军军长韩炼成及另一位将军张嘉斌(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之胞弟，当时是政府派来岛上接收的大员)，希望能获得一些信息，然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是给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即在海南岛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上刊登寻找失踪战俘的消息，也许这样还可以获得一些反馈，因为无论什么派系的人，都会不时地阅读这份报纸。
　　3月22日，贾恪生小组及其相关人员再从海口出发，沿东线前往榆林。在榆林询问了大批劳工仍然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就寄希望于八所。从榆林抵达八所之后，澳军战争公墓处魏大可中尉就督率其手下人员，在八所后面紧靠着当年盟军战俘营的小岭墓地及其周边地区紧张地工作起来，收集死难战俘的遗骨；其余同来的英军和美军及其随行人员则协助贾恪生小组，遍访仍然滞留在八所的劳工和当地居民，不放过任何线索，以寻找失踪澳军战俘的下落。从当地劳工嘴里只是听到消息说，有战俘最终从琼纵游击队手里跑了出来，但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最终，在3月30日，他们找到了一位曾担任过八所地区官员的何先生，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作为战时该地区的地方官，何先生知道当年抱板村伏击战的事情，也知道有盟军战俘被琼纵救出。他听当地民众说，那二名负伤的澳军战俘很快就死去，但当地村民无一人能告知埋葬他们的具体地点和方位。后来贾恪生小组试图在抱板村周围寻找过，但毫无所得。至于剩下的八名澳军战俘，据当地村民告诉何先生，他们于琼纵救出他们的次日，就从游击队那里逃离出来。但他们逃出来后，就一分为二，一组三人，另一组五人，前者向南，后者往东，沿不同方向各自逃命。据当地居民说，那三人组的澳军战俘后来又被日军俘获。对于此事，一位当时在榆林日军司令部的台湾军夫曾说过，那三人中有二人当即被日军拉到海边枪毙了。至于剩下来的那一位，何先生的看法是，这个人已经不用日军采取行动，就已病饿而亡。而上述二人被日军拉去直接枪毙之说法，无人能够给予直接的证明，因为日军根本就不允许旁人靠近他们。如此，这三人的遗体也就根本无法查找了。
　　那其余的五人去了什么地方呢？如同当年石碌铁矿是所有劳工和战俘的梦魇一样，是否他们被抓去这座矿山，最终死在那里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贾恪生小组遂分出一拨人，前往石碌铁矿查看。矿区周围没有村庄，人烟稀少，查找人员除了在此间找到一些美军航空队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物之外，并没有其它发现。于是，贾恪生少校决定直接前往抱板村查看。但当地村民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四周勘察亦无任何相关坟茔的痕迹。后来当他们询问仍在当地的劳工时才得知，实际上，一旦像上述二年前的伏击战发生时，村民们都会逃离村庄，因为日本人的报复很疯狂，只是在情况稳定后他们才会返回家来。因此，现场发生的很多事，他们中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清楚的。为此，他们在4月2日返回八所后，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再与何先生详谈，以进一步确认一些信息。
　　何先生在战时曾经与琼纵有过合作关系，对他们的情形比较了解。在这天晚上的详谈中，他表示，据他的线报，1945年9月的时候，有人看到琼纵中有欧洲人与之并肩战斗。更早一些时候，约在1945年1月份，有人告诉他，有一位澳军战俘在为冯白驹的兵工厂工作，制造弹药。当贾恪生少校告诉他，他们已经设法向冯白驹传递消息以寻找失踪的澳军战俘，不知道是否冯会否回复他们时，何先生以他对冯的了解，这样回答贾恪生：如果澳军战俘目前仍然和琼纵在一起的话，冯白驹一定会设法回复他们的。为此，贾恪生少校再次写了一封信，交与何先生请他转送冯白驹，以表明澳军对其失踪士兵的关切之情。最后，何先生向贾恪生少校提供了三个联络地址和姓名，其中一个是香港的，是冯白驹的联络关系，也许通过这个关系，可以与冯白驹直接联络上。
　　目前来说，关于澳军战俘的消息只有二个来源：一个是王亚樵译员在那大获得的，另一个就是上述的何先生。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信息，而非直接的目击者。贾恪生小组还需要时间和查询，进一步的证实这些信息。有鉴于澳军战争公墓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美军的搜寻任务也已完成，贾恪生小组遂于4月3日与他们一同返回榆林。
　　就在返回榆林之次日，贾恪生少校获得了另外一项信息。在3月中贾恪生小组去那大时，曾派出一个小组，化装成商人，前往榆林，一路打探消息。4月4日，该小组抵达榆林，向贾恪生少校报告，他们前几天在加来镇遇到了一位姓袁(或者是姓云——海南岛有姓云的大家族)的国军上校。据该上校说，1945年12月份，他曾在沙帽岭看到有四位欧洲人(他认为就是澳洲人)，当时他们与冯白驹的部队在一起活动。看上去他们并非是被关押，但显然其活动的范围有所限制。实际上，早些时候，即1945年7月份时，他听说有六位欧洲人与冯白驹的琼纵在一起，但据告有二人后来死了。袁上校战时曾与冯白驹部合作抗战，刚刚才正式编入国军。这一情报显然极具权威性。但从目前海南岛上政治军事局势来看，再与袁上校接触核实上述资讯显然不合时宜，也难以办到。因此，贾恪生少校遂决定返回香港，再由那里赴广州拜会该省最高军事长官张发奎将军，希望通过他的关系能使该项寻访工作有所进展。
　　于是，贾恪生小组和英军及美军同行便直接从榆林港乘坐美军的驱逐舰“Currier”号返回香港。贾恪生少校还是按规矩向驻港英军最高长官报告了海南岛此行的收获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后者答应将为其完成使命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双方在充分考虑目前中国的形势尤其是海南岛的局势之后，咸认为派出大批部队前往海南岛搜索是不可能的事情，搞得不好，会加深岛上的动荡，也会为岛上国共双方互相利用，而成为无法避免的外交事件。目前形势下惟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冯白驹的联络渠道与之直接联系，或者是通过澳大利亚在华使团直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联络，通过他们责成冯白驹澄清澳洲战俘之问题；此外，应通过与张发奎将军的沟通联络，而直接与前述之袁上校见面，再详细地询问其所知晓的澳洲战俘行踪。
　　4月下旬的时候，港英当局提供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Ronal Hall的通报说，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不日将赴海南岛视察，Hall总领事将陪同张将军一同前往，届时他会相机会见袁上校，以确认他提供的上述情报。同时，Hall先生还从广州行营为贾恪生少校也弄到了一纸邀请，让他也加入到张将军的这个视察团中，一同前往海南岛。可惜，4月下旬到5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贾恪生个人正在上海活动，当接到邀请时，不到广州，失去了这个机会。为此，贾恪生随即紧急请求由阚波上尉代替他随团前往，而且最终该请求也获得批准。但令人遗憾的是，阚波上尉在从香港前往广州准备随团前往海南岛时，因时间耽搁，最后没有上张发奎将军的飞机，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Hall总领事也通过关系，试图联络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希望通过他们与冯白驹联络，以打探海南岛失踪澳军政府的消息。只是这条线几经联络，始终没有接上关系。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高伯兰(Professor Douglas Berry Copland)此时也为此事奔忙。公使馆的一等秘书邵伯(Patrick Shaw)在高伯兰的督促下，直接与在南京军调小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周恩来联络，试图通过周与冯白驹联络上。甚至因其以前曾见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贾恪生少校在上海期间也极力与之取得联系，希望在必要时，孙夫人能对此事帮上一把。与此同时，贾恪生少校在香港还联络上一位王先生(Raymond Wong)，后者与云南方面有联络。据他的关系说，云南的共产党方面与海南岛有无线电联系，因此，贾恪生少校也托他转道云南向冯白驹传递信息。
　　不过，最直接的关系还是在广州。此时，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位领事与广州行营张发奎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郭博士(或者是郭医生，Dr T W Kwok)联络上了，后者介绍了一位名叫冯布文(译音，Fung Po Wan)的人，他曾是冯白驹司令部的军官，现在投诚了中央。据他的陈述，被琼纵裹挟的澳军战俘已经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与感县之间的地带。可以说，这是最直接可靠的消息了。但上述地区，及八所南北30英里的范围内，贾恪生小组不久前都搜寻过，没有任何发现。在这一地区，确实有成千上万的无主坟墓，埋的主要是那些病殁饿死及被日军枪杀而亡的劳工。即使这里边有上述十名失踪澳军士兵，也无法一一掘出予以辨认。换言之，要想最后确认这一事实，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此时贾恪生少校还是想最后试一试运气，即再访海南岛，希望能就上述死亡澳军的葬地获得些蜘蛛马迹的信息。6月份时，贾恪生少校先安排魏大可中尉带人前往榆林，转赴八所，先期查看，同时收集荷印军死亡战俘的遗体。他则计划在魏中尉出发后，跟随英军造访八所的一艘军舰随后几天前往。但该英舰在原定启碇前半天宣布取消此次航行，可能是上述英国与中国因香港的关系而造成的紧张有关，导致行程终止，最终贾恪生少校无法如约前往八所。魏中尉虽如期完成任务，但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有关澳军战俘埋葬地点的消息。
　　7月下旬，从广州行营方面传出消息，说是张发奎将军在海南确实过问了此事，并决定将袁上校调来广州，以便作进一步的询问。到了月底，有消息说袁上校已经离开海南；但此后即使是通过岛上的国军系统，也再联络不上他了。张发奎将军表示，他会继续关注此事，也会继续联络袁上校。一有任何进展，将会知照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转达之。当然，这是在贾恪生小组返回澳大利亚复命之后的事情了。
　　前述之贾恪生小组成员阚波上尉和费立璞中士因患病，于5月29日就从香港返回澳大利亚了；而贾恪生少校因上述计划要再返海南岛查看，耽搁到6月30日才离开香港回国。他向澳大利亚军方报告的结论是，综合各方信息，在海南岛失踪的澳军战俘业已全部死亡，葬于岛上，没有留下任何墓碑标志。寻访小组已通过当时所能达成的各种手段来寻访其踪迹，但无法达成任务。
　　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强运到海南岛的澳军战俘有六十六人因贫病饥饿及日军折磨和枪杀而亡，加上这被后来证实死亡的十名失踪澳军士兵，及九名被共产党抗日部队伏击打死的官兵，在岛上的死亡人数达到八十五人。只是战后有七十五人的遗骨则被澳军战争公墓处派出的人员起出而带回国去，剩下的那十名澳军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踪迹全无。或许，他们就长眠于海南岛蕉山椰林的一角，安息在五指山崇山峻岭的坡地，面对着南方，随着海风，在默默地述说着他们的遭遇……..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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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城」 鬼谷雄风 2012-05-10 22:36:43
■澳军战俘见证日军在海南对中国人的暴行――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1)
　　1945年8月27日，亦即日军宣布投降之后快二周之后，美军为解救被日军在战时俘获而被送往海南岛北黎湾之八所作苦工的盟军战俘(主要是澳军和荷印军)，展开代号为“鸽子”的解救行动。由美军战略服务局的辛拉比少校率领一支八人组成的战俘解救敢死队，强行空降八所，将幸存的300多名盟军战俘解救出来。次日，美军解救队将这些九死一生的盟军战俘转往三亚，再经该处由军舰接送香港，最后遣送回国。【详见本人2007年11月所贴：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 系列】
　　在上述系列贴文的最后一篇，曾经提到，美军解救队于8月28日将盟军战俘转送往三亚时，于盟军战俘营中曾经留下了一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劳工无法运走，只好将其留在当地【详见：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2) 】。但事实上，美军解救队次日还是派人从三亚返回八所，尽可能地对这些被日军虐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国劳工进行必要的救治。
　　实际上，在八所盟军战俘营中的中国劳工，只是日军从华南强征或掳掠而来的大批劳工的部分幸存者。
　　八所之所以成为了被俘之盟军的苦力集中营，是因为日军于1939年攻占海南岛之后，发现了高品位的石碌铁矿并予以开采，为此需要在北黎湾建设港口，建设从石碌通往八所的铁路以便运送矿石。这些盟军战俘，只能满足日军对此大规模建设之部分劳工需求，而更多的劳力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劳工。从1940年底开始，日军从沦陷区的广州、香港、甚至上海以及琼崖各地，以欺骗和强迫等手段，陆续强征和抓来近二万余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与从南洋被日军俘虏后后送到此地的盟军战俘一道，为日军修建八所港。这些中国劳工在日军及其帮凶(包括许多日本平民、朝鲜人、台湾人及汉奸)的刺刀和皮鞭下，受尽凌辱，缺衣少吃，过着的悲惨生活，有的累死、病死、饿死、冻死，还有的被日军活活杀死。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上述中国劳工已十去其九，仅剩下2000余名劳工得以幸存下来。那些惨死的劳工，被日军埋在八所港旁的荒滩上，人称“万人坑”，成为侵琼日军疯狂掠夺海南矿产资源、残忍杀害中国人民和盟国战俘的历史见证。为此，海南政府于1988年在那里设立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碑，以铭记这一惨痛历史。
　　在八所的中国劳工死亡率如此之高，所遭受到日军的残酷虐待如此惨烈，令与之一道受辱的盟军战俘无法忘怀。虽然他们于1945年8月底被美军解救，离开海南，随即遣送回国，开始了新生，但他们没有忘记这些曾经与之共同遭受屈辱磨难的中国劳工及当地民众。他们要留下他们的目睹所闻，作为历史的记录，为战后起诉日军的暴行作见证。下面的几个片段，就是被解救的澳军战俘官兵，于1945年9月在香港等待遣返期间，所记录下来并递交给盟军香港最高当局的报告，以见证日军对中国劳工以及当地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日军宪兵特别审讯室
　　――澳军下士寇尔(A. G. Cole，兵籍号：VX25246)的证词
　　
　　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的10个星期时间里，寇尔在八所日本海军司令部宪兵队服劳役，期间目睹了日军宪兵对中国人的残暴。
　　宪兵队的驻地，就在北黎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兵营的对面。在其进门的二间房子，有一间即为审讯室，设有电刑设施及其它刑具。所有的中国战俘及被抓来的平民，进入宪兵队，首先被带入的地方，就是这个审讯室。在其于宪兵队服苦役期间，寇尔目睹了日军宪兵对中国平民的审讯方式。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被全身捆绑带进来的。审讯时，他们不是被上电刑，就是用烙铁和烧红的铲子拷打，残酷之极。寇尔没有见过中国人被带进来后当场释放者。
　　守卫牢房的日军也毫无人性。他们常常将被关押在牢里的中国人的饭菜给拿走，因为他们不提供给犯人饭菜，这些都需要其亲友从外面送进来。牢房实际上是一间地牢，12-15英尺长，4-5英尺宽，没有厕所，卫生条件极其恶劣。那些没有亲友的犯人，就只能饿死。
　　在他于日军宪兵队服苦役的10个星期里，寇尔就见到35名这样的中国犯人死去，而他们又是由那些仍活着的犯人去将其埋葬的。

　　寇尔提供的他手绘的日军宪兵队驻地草图。
　　按寇尔所标示之解释，从左边依次往下：审讯室、办公室、审判室、警卫室、伙房、地牢

二、为虎作伥的汉奸陈泽平(Chen Tze Ping，译音)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1943年11月，田岛是八所盟军战俘营的舍监，军衔为中士，其上司为一中尉，住在八所老炮台边的高射机枪阵地，但总是定期视察战俘营。
　　就在1943年11月初，中国翻译陈泽平把一位中国人抓进了战俘营。在警卫室里，田岛和陈泽平对中国中国人进行了审讯。他们将其捆绑在一个框子里，用一根粗木棍使劲地棒打他。陈泽平先动手打，然后是田岛接着打，但他显然不是很会使用木棍，但下手也是很狠。只见一记重棍，就将那位中国人的脖子打断了。人死后，他就被装上一手推车上，用牛车拉出去就近埋了。此事不仅史密斯是目击者，澳军战俘最高长官——第2/21营营长史考特中校亦目睹了汉奸陈泽平和田岛整个虐待残杀中国人的过程。
　
三、菲华混血儿的悲惨遭遇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大约在1943年1-3月间，史密斯中尉与史考特中校在八所盟军战俘营外面遇到了一位名叫大卫·格兰迪(David Grandi)的菲华混血儿，会说英语。当时，约在1942年年底左右，日军从香港船运了大批中国人到海南岛，有数千人之多。据他们说，日军香港当局给这些船运来琼的中国人二个选择：要么在香港挨饿等死，要么由日本人安排工作。日本人许诺说，在南边会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许多人听信了日本人的话，上了船，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行政人员和店员，经验丰富。但他们一旦给运送到海南岛之后，就被强制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做苦工，没有所承诺的工作，也没有吃，更没有工钱。
　　当时在八所港的主要工作是修建存放铁矿石的驳岸，而从火车站到港口驳岸的通路的修建，就需要大量的劳工。这些繁重的体力工作，都由日本的三井公司管理。这些日本平民也极为凶残，苛刻虐待劳工。为进度，他们拼命驱使劳工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据格兰迪告知，这些日本人每天都无缘无故鞭打劳工，许多人被打得断手断脚，有病也不给治疗，死亡率惊人。一旦死亡的人数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又有劳工被从香港等地船运到此，手段与上述相同。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那段时间，在八所的澳军战俘也与这些中国劳工一同进行上述高强度工作，就见到每天都有大批死亡的中国劳工等待收尸房去埋葬。澳军战俘中的一位军官就曾报告说，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奄奄一息待毙的中国劳工就被日本人扔到了营房外面，等待收尸房去收尸掩埋。
　　这些劳工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去离八所70几公里之外的石碌铁矿挖矿。所有在八所违反日本人规定的劳工，哪怕是小小的过错，都被送到那里去做苦工。据格兰迪所称，去到石碌所遭受的虐待更惨，死亡率更高。实际上，被送到石碌就意味着给判了死刑。在那里，日本人不发衣服，知配给少量的食物，也有一点点工钱，但却无处可消费。每个在那里的劳工都有编号，一旦逃走被抓回，都会被打得皮开肉绽；如果侥幸未被打死，还会给送回矿上挖矿。格兰迪的陈述是日本人忽视民生、欺瞒蒙骗、残酷虐待劳工方方面面的一个见证。此后，这个小伙子就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据我们所知，日本人总共从香港船运了超过二万的中国劳工到海南岛，只有五千人最终活了下来【据海南省政府方面的资料，只有二千人左右幸存下来】。

四、日军斩首中国人
　　――澳军列兵伍沃(G. A. Woodward，兵籍号：VX37644)的证词

　　1944年2月4日，八所盟军战俘营的伍沃与其他三名澳军战俘，按规定于晚饭后去日军警卫室报到。随后，他们按要求每人手拿铁镐和铲子，在日军卫兵的引领下，去到战俘营后面约100码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下，按要求挖一个大坑，并运来一些白色的石头，是日军专门用来堆砌坟墓用的。没人告诉这些澳洲大兵挖这个坑干什么用，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看到有二个中国人被捆绑在警卫室里。白天的时候，在中国翻译陈泽平和盟军战俘营主管福永准尉的指挥下，这二个中国人就已遭受日本人严刑拷打，备受摧残。就在这些澳军大兵刚刚挖好大坑时，陈泽平翻译、福永准尉和几个日军卫兵就将这二个中国人带到了那里。这时，澳洲大兵们就给送了回去。送他们回去的日军卫兵告诉他们说，那二个中国人在那里是要被斩首的。伍沃问那二个中国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如此对待？那日军卫兵轻蔑地说：哼，他们都是坏人！

五、日军洗劫富阳(Fu-Young，译音)村并屠杀中国劳工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1943年7月17日，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一队疲惫不堪手拿铲子的中国苦力，沿着沙丘，步履蹒跚地一路南行，走进了八所盟军战俘营。进入战俘营后，日军卫兵给他们分发了香烟，并让他们坐下等待。7点钟时，日军军官乘坐二辆轿车，在装载一个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卡车陪同下，来到营地。他们下车后，卡车开回八所。史密斯中尉问一位日军军官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在八所，有些中国人不好，要给予严厉的惩罚。不久，卡车开了回来。车上装满了中国人，都被反剪双手，由手拿大棒的日本平民武装看守着。到了营地后，这些日本武装平民下车，列队走回八所。然后，日军那个排就上了车，并将那队疲惫不堪的中国苦力手中的铲子收集起来，丢到车上，而那些坐着等待的中国苦力此时也被上了车。在此过程中一直舞着指挥刀的日军军官，此时也再次钻进轿车，与整个车队沿着沙丘路走了。那个夜晚，月光如洗。大约一小时之后，大概是10点30分左右，车队返回到战俘营，但车上的中国人不见了。日军官兵将那些铲子堆放到警卫室后，就返回去了。
　　盟军战俘营最高长官史考特中校与史密斯中尉有个习惯，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沿着战俘营外面的沙丘路散步。当然，这也是当时日军当局特准的，而路线则是固定的，也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之下。但在上述事件发生的那晚，日军却不许他们进行例行的散步。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才得以恢复这一“自由”。就在沙丘路与河岸交界处的山包上，他们发现有新土翻过隆起之处，这在二天之前还没有的。战俘营的日军卫兵告诉说，那些中国人都被枪刺捅死并掩埋于此。其后，一些盟军战俘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当询之到底为何这些中国人罪及如此时，日本人说，他们都是鸦片走私犯。这样的理由，真是荒谬之极！因为史密斯中尉知道，那些人显然都是日军从香港运来的中国劳工，都在八所被日本人强制工作。
　　与上述事件相关的日军军官有：高级外科医师菊池大尉、军需官三岛(或者是矢岛)大尉、军法官Hishiala中尉、八所盟军战俘营主管高井少尉、以及日军北黎港司令部的近藤大尉等。他们应对上述屠戮事件负责。
　　不久之后，通过与附近的中国人的接触与交谈，史密斯中尉得知了下列事实：
　　在八所，有一中国人村庄名富阳。该村为周围烟馆(鸦片)与番摊(聚赌)中心。当由华人控制上述烟馆与番摊时，日本人严厉禁之；而当日本人控制上述烟馆和番摊时，则又极力开禁。1943年7月初时，日军派兵100多人包围了富阳村，抓走了130名男人和3名妇女，交由日本平民中尉(中文名叫“翁”)负责的日本劳工处审讯。
　　其后，那3名妇女和20名男人获释，剩下的那110人全部被日本人用卡车运走。八所的中国人后来得知，这些人中，有30人被处死，其余的人被送往一偏僻海岛，服终身苦役。日本人警告所有的中国人，他们必须吸食由日本人控制的鸦片。富阳村就这样被日本人给摧毁了。

六、羞辱一对中国男女
　　――澳军中尉葛若思(A. G. Growse，兵籍号：VX45078)的证词

　　有一次，葛若思中尉负责率领一队澳军战俘，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下于八所修路。负责看管他们的是二个日本兵，其中一位是上等兵森。当时，森发现在离他们不远的路对面，有二位中国人，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当时正好走到路基边上去解手。
　　森发现这一情况后，就端着枪走了过去。他用刺刀指着这对中国男女，要他们都脱下裤子，然后叫那个女的躺下，命令他们在其刺刀下交媾。那男人无奈地向森摇头说，光天化日之下，这怎么可能呢。但森狞笑着，恶狠狠地命令他们照着做。在日本兵武力的威胁下，在倭寇刺刀的逼迫下，这对中国男女，只得屈辱地、战战兢兢地照办。目睹这一极度羞辱的场面，葛若思中尉也是义愤填膺，但又无能为力，只好向自己的袍泽下令，调转脸去，不去目睹这一丑行。眼不见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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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鬼谷雄风 于 2012-03-16 20:01:24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海南伏击澳军战俘――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2)

　　如前所述，在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营的澳军战俘属于澳军战时临时编成的“海鸥支队”。这支以澳军第八师第2/22营为主力，配以一些附属单位，如从别处调拨的3个野战班、第18反坦克连、澳大利亚军务团的一个分队、第2/12野战救护队、第23特别牙医队、104轻装辅助队等，总兵力达到1131人的海鸥支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一支偏师，奉命与荷印军一起协防印尼的安汶岛。1942 年1月，日军以高达2万之雄厚兵力对安汶岛发起进攻，一天便击败澳荷印联军，占领安汶。海鸥支队除了50 多人当天阵亡，随后几天又有200多名官兵被日军俘获屠杀之外，余下的804人全部成了日军的战俘。

　　在安汶盟军战俘营关押了大半年之后，澳军海鸥支队的267名官兵，包括营长史考特中校，被日本人于1942年10月25日装上“太鼓丸”号运输船，运往中国海南岛，于11月5日抵达八所。他们与254名荷印军战俘一起，会同其余已经以及后来陆续到来的2万多名中国劳工，为日军修建八所港及铺设石碌铁矿到八所的铁路和码头上基础设施。


在八所盟军战俘营里，澳军战俘备受日军摧残。有66名澳军官兵不是被日军虐待致死，就是因残酷劳役而累死，以及病死和饿死。此外，还有近20人，则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岛上中国军民之手：他们中的9人当场丧生于当地抗日武装——亦即当时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枪下，另外10人则最终在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那里失踪。


根据海南省政府史志网的记载，1944年4 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在抱板伏击日军军车一辆，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以及其他物资一批。1944年夏，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在抱板村的一次战斗中，救出被日军从东南亚抓来服劳役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战俘10多名。但该段记载并没有说明后来这些英、澳、印等国战俘的命运如何。


而澳军战俘虽处囹圄，但也随即在该事件发生后，便记载下来了当时他们的袍泽遇难情况。他们所记录的过程则与上述有一些区别。


1944年3月中旬，以格林中尉为领队的40名澳军战俘被日军派到抱板村据点，要在那里修路。当时，日军警卫部队已经告知这些澳军官兵，当地中国人不仅对日本人，也对他们很敌视，希望他们遇到攻击时能躲起来。而格林中尉也告诉其袍泽，据其所知，日军派他们来抱板修这条路，是用来向中国抗日武装进攻用的。


4月8日，除了生病不能出门的战俘之外，10名澳军被派出去据点外地丛林伐木，另外24名澳军官兵则被派往据点的北部修路。他们乘坐卡车，出发时间大约在早上8点45分，由15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台湾兵陪同前往，车上有一挺轻机枪，其余为步枪和手榴弹，司机未携带武器，带队的一名日军下士军曹。车开出约一英里半左右，就遇到了中国抗日武装的伏击。


遭到伏击后，日本兵和台湾兵立即刹车并纷纷跳下车，各种找地形掩蔽并逃走(据澳大利亚档案资料说，战后澳大利亚军方来岛上寻找失踪的战俘时，于滞留在此地之香港劳工那里得知，这15名日军中，有11人和那名台湾兵于伏击中被杀死，另二人负伤被俘，只有一人逃出，最终回到日军营地)。而澳军战俘则在中国人的首轮伏击和随后的狙击时，就有9人被打死 ( 其中一名中士，八名列兵 ) 。其余的人，也纷纷跳车，有许多澳兵当即高举双手，迎着开火的中国人走去。据一名受伤的澳军列兵回去向格林中尉报告，他当时被中国人抬到了附近的村子里，当时那些中国人就要求其加入他们的抗日队伍，他没有答应；但他确认，看到有一些澳军战俘最终是跟着这些中国抗日武装走了。澳军战俘营的长官最后清点官兵名册时发现，总计有10人跟着中国抗日武装离去，其中包括二名受伤的士兵。最后，有三名受伤的澳军士兵回到了抱板村据点，还有二人因迅速躲进灌木丛中，逃脱了枪弹的追杀，最后也回到了抱板村。但据这些回到抱板村向领队格林中尉报告的士兵说，他们在逃回来的过程中，遭受到了中国抗日武装的多番狙击和轮番射击，只是他们命大，加上灌木丛的有效掩护，才最终逃了回来。


对照着上述中、澳二方的记录来看，澳方的记录实际上与海南省政府记录的上述4月的战斗相吻合；而海南省政府史志网记载的所谓在1944年夏的战斗中救出英、澳、印军战俘10多名之事，实际上就是前述4月的这次战斗所获。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解释：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的这次抱板村伏击，其目的很可能并非是解救这些盟军战俘，而是为了那批武器，因为护卫这些澳军战俘前往修路的日军兵力及武器装备，正好是如史志网所记载的：“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以及其他物资一批”。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解释那几位逃回的澳军战俘官兵，无论是受伤的还是没有受伤的，在其逃回的过程中曾不断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射击；而且，那死去的9名澳军战俘，就有在躲避冯白驹领导的琼纵部队的伏击中、或逃离战场回去的过程中被最终射杀者。至于“救出英、澳、印军战俘”之事，则显然是“搂草打兔子——带捎的”而已，并非刻意为之。但在客观上来说，这次战斗，实际上确实是救出了一批盟军战俘。


下面是在这次抱板村伏击中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打死的澳军战俘名单(他们都是“海鸥支队”主力即第八师第2/21营的士兵) ：


兵籍号 军衔 姓名

VX40878 列兵 V. G. Claxton

VX26961 列兵 R. S. Wharton

VX53777 列兵 C. G. McKenzie

VX26511 中士 K. R. Gilder

VX25415 列兵 H. E. R. Russell-Talbot

VX47793 列兵 R. S. Hynes

VX47338 列兵 J. F. Armstrong

VX60120 列兵 C. F. Dyer

VX39990 列兵 Leslie G. Cornell


此处，也附上三名最终逃回抱板村据点的负伤澳军士兵名单如下：


兵籍号 军衔 姓名

VX45436 列兵 F. A. Hillier

VX40002 列兵 C. C. S. O’Donnell

VX44200 下士 J. H. Nelson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0/44252.html
「鬼谷雄风」2007-10-31 07:12:21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
　――镜像中的战后海南岛盟军战俘解救记录(1)

　　抗日战争期间，更准确地说，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南岛上有一座盟军战俘营。这座盟军战俘营位于北黎湾畔的八所(现东方市八所镇)。
　　八所在古代原为感恩县地，后为昌感县地。相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为统一全国，挥师渡海入琼，派10个所(军队的编制名称)的兵马，守护北部湾畔。这里是10个所中的第8个，故得名。1950年代正式建镇，命名为八所镇，属东方黎族自治县(现改称东方市)，八所镇即为东方市所在地。
　　　　　下面是从网上下载的现在的东方市辖区地图。
　　　　　下面是东方市在海南岛的位置。
　　这些盟军战俘主要由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部队组成。那么，这些盟军战俘是从哪里给转运过来的呢 ?
　　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安汶岛(Ambon)。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驻守在荷属东印度安汶岛上的盟军部队有1500人，分别是澳大利亚第2 步兵团第21营，约1100名官兵，由史考特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W. J. R. Scott DSO)指挥，加上400人的荷兰部队。此外，还有5000名的当地土著部队。这支澳洲部队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亦即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后，于1941年12月14日从澳大利亚最北部的达尔文港乘船，援到当时荷属东印度的安汶岛。该营于当月17 日抵达安汶，立即进行防御准备。到了次年(即1942年)的1月31日早上，亦即澳军上岛后6个星期，大约23000 日军，分乘37 艘舰船，在安汶港三处同时登陆。不到一天，荷澳盟军守岛部队就被击败，余下的全部做了日本人的俘虏。
　　　　　下面是安汶岛的地图。
　　这些战俘在安汶岛上时，就受尽了日军的折磨和残酷拷打，许多战俘被枪杀或拷打致死。1942年10月25日，263名澳军战俘和245名荷军战俘，被日军装上轮船，在海上经过11天的航程，途中经历了三天的台风（还好，没有死人，也没有遭受盟军潜艇的袭击和飞机的攻击)，于11月4日，抵达位于北黎湾畔的八所盟军战俘集中营。下面是从安汶到海南岛的大致路线图和两地的位置图：
　　这些盟军战俘由此就在八所度过了三年的岁月。期间，疾病、饥饿、苦役及死亡一直与之相随，直到1945年8月底，美军战俘营救队毅然空降登陆八所，才将他们解救出来。下图是盟军战俘营在八所的位置以及由战俘修筑的八所港的堤坝。
　　　　　下面，将利用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中披露出来的一组历史照片，来反映
　　　　　　　澳荷两国的这些战俘被解救时的真实情况。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1/7586.html
「鬼谷雄风」2007-11-07 06:19:40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8)
　――镜像中的战后海南岛盟军战俘解救记录(8)
　澳大利亚战俘军官

　　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营的最高指挥官，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是澳大利亚第2 步兵团第21营的营长史考特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W. J. R. Scott DSO)。作为军人，史考特中校忠于职守，维护士兵的利益。
　　　　　下面是史考特中校的照片：拍摄于1945年8月28日。到底是指挥官，沉得住气。
　　　　　　　既然已经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他要做的，就是维持好秩序，等待美军解
　　　　　　　救队的到来。这是他在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
　　他的副官Ron Green中尉也来跟他在一起等待。
　　得知美军解救队到达，史考特中校整装到澳洲军营前等候迎接。
　　　　　美军解救队的白瑞奇中尉（左）和邬柳上尉（右）与史考特中校在澳洲军营前合影。
　　　　　史考特中校和他的二名部下Ron Green中尉（左）和D. W. Smith中尉（右），在澳
　　　　洲军营前合影。
　　　　　史考特中校（后排9）和他的部下军官合影。
　　　　　　　　后排：6、Edgar Tanner上尉；7、J. M. Turner上尉；8、Ron J. Green中尉、
　　　　　　　　　　10、C. P. Miskin上尉；11、D. W. Smith中尉；12、S. F. Anderson中
　　　　　　　　　　尉。
　　　　　　　　前排：1、A. B. Growse中尉；2、C. E. Ussher中尉；3、V. E. Cochrane随
　　　　　　　　　　军牧师；4、W. Aitken (AAMC)上尉；5、G. W. Sutcliffe中尉。
　　　　　史考特中校（后排9）和他的部下军官合影。
　　　　　　　　后排：6、Edgar Tanner上尉；7、J. M. Turner上尉；8、Ron J. Green中尉、
　　　　　　　　　　10、C. P. Miskin上尉；11、D. W. Smith中尉；12、S. F. Anderson中尉。
　　　　　　　　前排：1、A. B. Growse中尉；2、C. E. Ussher中尉；3、V. E. Cochrane随军
　　　　　　　　　　牧师；4、W. Aitken (AAMC)上尉；5、G. W. Sutcliffe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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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雄风」2007-11-09 02:53:37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9)
　　――镜像中的战后海南岛盟军战俘解救记录(9)

　　再见吧，战友
　　前面说过，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贫病交加，许多人病死。按照初步的统计，在美军解救队前往八所战俘营解救他们的当天，在这里羁押的战俘，已有67名澳洲大兵和超过100名的荷兰战俘永远也无法见到自由的这一天了。而在这些战俘中，当时饱受各种疾病困扰而住在战俘营简陋的医院里者，就占了全部战俘的三分之一。
　　这些战俘实际上也有被当地游击队或土匪杀死。卜力杰下士的日记中就曾经记载说，1944年4月8日，一队大约20人的战俘正在日军警卫队的押送下乘卡车前往山脚边做工时，就受到了游击队（?）或土匪（？）的袭击，有9位澳洲战俘被杀，10位战俘失踪，只有5位安然无恙。
　　卜力杰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战俘逃走的例子。但其下落如何，就与上述提到的失踪一样，不得而知了。
　　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虽然战俘们获得了解放，并即将离开这块令他们不堪回首的地方，但他们的那些长眠于此地的战友，却无法与之同行。为此，在他们要离开之际，他们要和这些已到阴间的战友说声再见。
　　在1945年8月28日美军解救队来到战俘营解救他们，准备将他们转往三亚医院之际，美军解救队的沃克中尉，与战俘营的荷兰战俘一道，埋葬了一位他们的战友，这是沃克中尉正在读悼词。在即将离开之际，来到这里，对长眠于此的战友说一声：再见，安息吧，战友。
　　作为八所战俘营盟军的最高指挥官，澳军史考特中校在离开之际，心中也无限感概。他来到战友墓地，在这里徘徊。
　　这里有许多他的优秀士兵。
　　不能将他们带回去，他心中不是滋味。
　　他只想和他们再多待一会儿。
　　他希望和每一位留下来的他的士兵话别。这是军人特有的情感。一句话：再见吧，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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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雄风」 2007-11-09 04:49:10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1)
　――镜像中的战后海南岛盟军战俘解救记录(11)

　　从三亚回家
　　这是1945年8月29日，三亚日本海军医院大门。盟军战俘当天从八所转运到达三亚，伤病员就住进了这里。
　　三亚日本海军医院的药房。
　　住院部的病房。
　　这里的住院条件显然要好许多。从八所转运过来的盟军战俘伤病员，先在此治疗，待身体好转，才陆续回国。
　　部分身体状况尚可的战俘，就要乘坐这艘美军军舰回国。
　　这里只有二艘小艇可运送战俘登上军舰。这是澳洲大兵乘坐的一艘。
　　这是另一艘小艇，正在准备运送战俘登上美军军舰。
　　8月底，载运八所盟军战俘的军舰抵达香港。
　　1945年9月23日，澳洲皇家海军的航空母舰HMS Vindex号搭载约300名前澳军战俘（包括皇家步兵团21营的战俘）回到悉尼。这是军舰正在通过悉尼海湾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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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雄风」 2007-11-09 05:26:21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2)
　――镜像中的战后海南岛盟军战俘解救记录(12)

　　前面说的八所战俘营里，所有战俘都是澳军和荷军官兵，按照记载，他们也于1945年8月29日，被美军解救队成功地转运到三亚，然后送回各自的祖国。但实际上，在这所战俘营里，还是有中国人的。下面的照片就是美军在8月28日于战俘营里发现的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国人。
　　从其躺在地板上以及这间小屋的情况看，他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他还有自己的同伴。那么，他们是什么人？是战俘吗？是苦力吗？还是其它情况？他们从何而来？等等等等，目前还不清楚。也许三亚和八所有档案可以查到。
　　但还是有部分盟军战俘没有在当天跟这美军解救队前往三亚。据卜力杰下士日记说，他是在送走了伤病员和其他战俘同伴之后，又同战俘中的部分医疗卫生人员一道，返回了八所战俘营，因为这里还要一些遭遇比他们更惨的中国苦力伤病员需要救治。这些中国人是日军从香港掳来的。只是他们的身份不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资料以澄清其来历已经去向，因为卜力杰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去向。
　　简言之，八所盟军战俘营存在了三年，期间除了有大量的战俘因伤病而亡之外，也经历过游击队或土匪的袭击，也有战俘逃亡事件发生，这其中一定有许多的细节和相关的背景材料，知道进一步的探讨。而且，这个战俘营是否和东方的采矿业发展以及八所的港口建设有多大的关联，也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希望有心者关注这些个问题。
　　上述图片，仅仅提供战俘营的大概情形，供大家思考。其所能起的作用，顶多也就是抛砖引玉而已。

　　　　　【完】

「東方紀念碑記述二戦期間澳大利亜海鴎支隊抗撃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歴史」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11/09/content_19_1.htm
『海南日报』2015年11月9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东方纪念碑记述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海鸥支队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
　海鸥支队：从安汶岛到海南岛

　　　　【相片】八所战俘营关押的盟军士兵
　　　　【相片】海鸥支队幸存官兵回国
　　　　【相片】海鸥支队纪念碑
　
　　在海南省东方市一个静谧的小村里，矗立着一座由中澳两国共同修建的海鸥支队纪念碑，记述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海鸥支队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2015年春天，正在海南出席会议的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和夫人专门向纪念碑敬献花环，缅怀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澳大利亚英烈，并向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海鸥支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它与海南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海鸥支队的组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因日军日益向东南亚一带逼近，开始频繁接触，商讨一旦战争爆发，三国如何协调合作，以抵御日军对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以及澳洲大陆的进攻。
　　1941年初，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四国在新加坡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定防御方案。荷属东印度当局认为，其东北部的安汶岛和西南部的帝汶岛地理位置重要，且守备力量不足，需要军队援。安汶岛与澳大利亚近在咫尺，如果被日本人占领，日军从那里即可直接进攻或轰炸澳大利亚本土。为帮助荷兰守住安汶岛，澳大利亚决定派陆军第八师二十三旅所属的二十一营前往安汶岛协防，该旅所属的第四十营则前往帝汶岛守备。
　　澳大利亚陆军第八师组建于1940年7月，该师所属的第二十一营在维多利亚州中部萃梧小镇组建，其中大半士兵来自墨尔本城区，其余的来自附近乡村。第二十一营辖四个步兵连和一个营部连，每个步兵连辖三个排，标准兵员144人；营部连建制比较复杂，由六个不同性质的排组成，即通信排、反坦克炮排、迫击炮排、工兵排、勤务排和担架排，具体员额则视情况而定；此外，营部还下辖一个急救所，其性质类似于部队的野战医院。刚组建时，二十一营有军官30人，包括中校1名，少校3名，上尉6名，中尉20名；军士及其他级别的士兵901名，全营共931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一营到安汶岛协防，不算其附属部队，该营实际兵员901人，其中军官32名，士兵869名。
　　1941年3月23日，第二十一营奉命前往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地区集训，因为这里距离安汶岛比较近，一旦情况紧急，可以随时援。抵达达尔文后，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热带丛林战争训练，并陆续配备其他军种的附属部队，以二十一营为主体组成了各兵种混合作战的海鸥支队，营长为支队司令官。新组建的海鸥支队配备的新兵种包括第18反坦克连C分队、从陆军第11野战连调拨来的3个野战班、澳大利亚军务团的一个分队、陆军第十二野战救护队、第二十三特别牙医队、一〇四轻装辅助队和第二十三旅通信队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人，至此，海鸥支队实际兵员已有1131人。
　　当时安汶岛上的荷印军队虽然急需澳大利亚海鸥支队协防，但战争未爆发前，荷印当局还不希望海鸥支队进驻安汶岛。因为荷印政府在表面上仍奉行中立政策，以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至少在表面上要摆出一副样子，即荷印军队可以保护当地土著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无需借助外力的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上述地区发起了进攻，荷印当局慌了手脚，马上向澳大利亚求救。海鸥支队闻讯后立刻集结，于1941年12月17日进驻安汶岛，协助岛上荷印守军抵御日军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久安汶岛即陷入敌手。

★从安汶岛到海南岛
　　安汶岛沦陷后，岛上守军被日本人俘虏。日军对顽强抵抗的海鸥支队官兵恨之入骨，分两批将其屠杀，由于缺乏资料记载，具体死亡人数不详，但估计至少也有数百人。1942年10月，海鸥支队幸存人员被日军运送到各地的战俘营关押，其中263人被押上一条简陋的运输船，送到中国海南一个叫“八所”的战俘营。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海南岛，开始掠夺海南的矿产和资源，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南急需大量劳工输入，这些盟军战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与几万名中国劳工一道，成为日军的苦力。
　　八所位于海南岛西部的北部湾之滨，距海口约260公里，距三亚约170公里，当年日军在这里设立了战俘集中营，关押着中国和盟国被俘的官兵。八所战俘营的条件极其艰苦，据幸存的海鸥支队战俘阿道尔·普来捷回忆，当时他们500多人挤在一个大棚里，每天都要在日本军人逼迫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一天的口粮却仅有两小碗稀饭，偶尔会有点青菜。饿极了的战俘只能捕获一些老鼠、蜥蜴、蜗牛、青蛙和蛇充饥，在很短的时间内，阿道尔·普来捷的体重就下降了几十磅。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当时的八所战俘营痢疾、疟疾、肠炎、溃疡等慢性疾病肆虐，加上日寇惨无人道的虐待，许多战俘被折磨致死。在这种情况下，约10名海鸥支队士兵不堪凌虐，从战俘营里逃脱。后来在当地抗日志士和老百姓帮助下，这些士兵躲到八所附近的老欧村，并得到当地百姓的保护，任凭日军搜捕拷问，善良的乡亲也没有说出他们的下落。但由于长期遭受日军的折磨，其中两名士兵后来还是死于在战俘营时染上的疾病。据一位曾经照顾过他们的老人回忆：“他们不吃米饭，我们只能尽量做面粉之类的东西给他们吃，照顾他们。他们病重，我们给他们熬中药吃。”这两位海鸥支队士兵死后被当地百姓安葬在老欧村。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2015年3月来老欧村时曾专门向乡亲们道谢：“我们还要感谢你们的先辈，在我们的士兵处于困难的时期，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但是一方有难的时候，我们能紧密相连。”

★神兵天降的救援
　　1944年初，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的扭转，盟军对海南岛日军进行大规模轰炸，八所战俘营的上空出现了盟军的飞机。这些轰炸机瞄准当地日本人营房进行轰炸，每次轰炸总是绕过战俘营，以免误伤盟军战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7日，美军派出一支由约翰·辛格上尉领导的精干小分队，前去解救八所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这支营救队伍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他们从云南昆明乘C-47军用运输机前往海南岛，这次大营救的代号为“鸽子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有少数顽固的日军依然负隅顽抗，负责执行这次营救任务的辛格上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几个月来，日军有可能因为战争失败，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战区发起了这次战后大营救，当时与海南岛“鸽子行动”同时执行的还有广东“信天翁行动”、台湾“金丝雀行动”、沈阳“北美红雀行动”、山东潍坊“鸭子行动”、哈尔滨“火烈鸟行动”、北京“喜鹊行动”和上海“麻雀行动”，为保密起见，这些行动均以禽类的名称命名。
　　运送小分队的飞机经过云南红河州、越南海防，穿越北部湾抵达八所上空，辛格上尉下令跳伞。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同时也表示“鸽子行动”小分队无意挑起战斗，辛格命令队员们不要携带重武器和钢盔，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
　　这时日军守备部队也闻讯到，为震慑日本人，辛格自称是美军少校，他严厉地命令日军服从小分队的指挥，将药品和营救物资搬上卡车运走。按照战场惯例，当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高低时，军衔的高低将决定着指挥权。辛格的这一招奏效了，带队的日军中尉服从了辛格的指挥，“这是一场严峻考验，如果日本军官服从命令，那我们就好办了。敌军中尉终于下令，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士作出回应，我们取得了这场奇怪战役的首次胜利。”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经过与一名专程从三亚来的日军大佐谈判，驻守八所的日军投降，辛格等人进入八所战俘营。辛格在回忆文章中为我们还原当时悲惨的场景：“我们走进草棚，一阵臭味扑鼻而来。成群的苍蝇……他们没有一个人体重超过一百磅，每个人都眼眶深陷，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化脓的伤口，医院的条件惨不忍睹，那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从木板箱拆下来的木板上，水肿的躺在一边，痢疾的隔开在另外一边。”小分队马上给盟军战俘发放药品、食物和饮用水，但即使这样，期间还不断有战俘因伤病死去。据营救队统计，在战俘营中不堪折磨死去的澳大利亚海鸥支队官兵为67人，荷兰官兵100多人。被营救出战俘营后，幸存的战俘们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得知获救时，几十个男人，嚎啕大哭。
　　根据盟军的安排，海鸥支队幸存人员乘火车去三亚，被送入日军的海军医院救治。1945年底，这些“失踪”了数年之久的澳大利亚抗日官兵从海南岛榆林港搭乘英军驱逐舰归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胜间田善作的海南探险之旅」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7/20/content_13_1.htm
『海南日报』　2015年7月20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山
■胜间田善作的海南探险之旅

　　　　　【相片】胜间田善作的弟弟长马（中间居前者）与海南岛黎族居民的合影。
　　　　　【相片】胜间田善作曾经驻足的海口东坡祠（苏公祠）。
　　　　　【相片】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乡下拍摄到骑牛嬉戏的牧童。 本版图片均
　　　　　　　　由金山教授提供
　　
　　日本作家长沼依山出版的《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一书，记述了胜间田善作4次深入海南岛各地探险，采集动物标本，也借机会充分了解海南岛的地形地貌、物产资源和风土人情，为日军侵略海南岛奠定了信息和情报基础。
　　换个角度来看，胜间田善作的调查行为及其形成的报告，对今人了解100年前海南岛的自然物产、民风民俗，不能说没有史料价值。

★第一次探险：琼山—澄迈—临高—儋州
　　1897年1月，胜间田善作开始了第一次海南岛探险。
　　他雇了几位岛民当向导，从琼山出发，沿西线经澄迈、临高、直到儋州，后返回海口，采集到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
　　一路上海南美丽的自然风光、众多叫不上名来的动植物、东坡祠等历史遗迹、各种特殊的民俗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海南岛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临高县，他为和舍小镇的整洁而叹服，也接触了南丰镇里文身的黎族和烧荒的苗族。
　　在儋州，他经那大，奔大成，抵海头，终达新英港，了解并见识了海南岛丰饶的物产。
　　胜间田善作的第一次探险行程历时三月有余，收获颇丰。
　　胜间田善作在海南的工作可谓一帆风顺，却不想第二次与他同来的中根松十郎又因感染疟疾而归国。
　　自此，他开始了独自一人在海南岛打拼的生活。

★第二次探险：文昌—嘉积—定安
　　几个月后的盛夏，胜间田善作又开始了在海南岛的第二次探险。
　　他带上几位岛民做向导，从海口出发，过南渡江，首先来到了文昌县。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了地瓜、水果、食盐及各种鱼类，还看到了文昌县城漂亮的房屋、教会和学校，更有街头上身着西装的行人和随处可见的茶楼中一边喝着咖啡红茶，一边聊天的人们。他了解到文昌华侨众多，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宋子文之父宋耀如，就是文昌华侨的代表。在当时，文昌被誉为海南岛内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然而在他看来，这里的男性识字率仅有百分之二十七，女性识字率更是低得可怜。
　　他从东北部的抱虎山、铜鼓岭、陈家，一直转到了清澜港，之后一路向前，经琼东进入了嘉积县。胜间田善作很喜欢嘉积，不仅因为该县是岛内仅次于海口的物资集散地，还因为镇内学校、教会、医院等设施较全。但也因为没有厕所而感到不方便。
　　之后，胜间田善作进入了相邻的定安县。当时的定安县是海南岛内唯一不临海的县。他们首先来到定安县东北部的平原地区，以定安县城为据点，对周边各地展开了调查。一天，正当他们一边擦拭汗水一边经过一条乡间小路时，遇到了一群村民正叫喊着从一头倒在地上的牛身上割肉。原来，这里有一个传说：孩子们如果吃了因雷击而死的牛身上的肉，就可以免生恶疾。这些村民们刚好发现了一头被雷击中的牛，正高高兴兴地分割牛肉呢。他不禁感叹：“真是无奇不有！”
　　胜间田善作一行又从龙门出发，沿着山路穿过岭口、船渠等地，进入了岭门。岭门是位于铁砧岭的一个小镇，也是当时岛内苗族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仔细观察这里的苗族，发现他们的性格都很和善，妇女们喜欢把头发盘在头上，再用布包住当帽子用。在这里，他捕到了很多珍奇的鸟类，之后返回了海口。

★第三次探险：乐会—万宁—陵水
　　很快，胜间田善作又开始了第三次探险之旅。他要去的是本岛东南部的乐会至陵水一带。他和随从们首先来到了乐会县，在山野中寻找猎物。乐会县的主要物产是椰子和槟榔，山上还可以采集到香木和药草。他了解到这里有一座名为博鳌的港口很是热闹，但却因水浅而无法停泊大船。他看到港湾中，飘浮着许多的帆船。
　　之后，一行人来到了位于万宁县境内的和乐镇。这一带地势平坦而又开阔。看到街上有很多售卖铁制器具的商贩，他猜想这附近可能有铁矿。这里出产岛内品质最好的槟榔。来到海南岛后，胜间田善作也学着当地人吃起了槟榔。他一边大口嚼着槟榔，一边不住地称赞：“味道很好！”
　　几天后，胜间田一行又来到了县府所在地万宁镇。这里养牛的人很多。在他看来，万宁人对牛如同家人一般，他们把冬至视为牛的生日。在冬至这一天，不仅让牛休息，全家人还要齐聚一堂为牛庆生。他听说万宁人不喜欢攒钱，人们会把所挣的钱全部花光，有人甚至因此而沦落为乞丐。
　　在这儿，胜间田善作还捕获到了一种十分珍贵的飞鸟，这令他心情大好。
　　离开万宁县，胜间田善作来到了相邻的陵水县。陵水县城位于陵水河的河口，大约有三四百户人家，是岛内第三大贸易集散地。之后，他又带领众人逆陵水溪而上，经过保亭进入了深山。山中无路，生活异常艰辛，偶尔传来的野兽叫声让人毛骨悚然，不时出没的蛇类也常常吓得人胆战心惊。
　　在这里，胜间田善作遇到了由酋长率领的一群黎族群众。他告诉酋长自己是来岛内探险的，绝不会侵犯他们，并拿出一些钱送给酋长，可对方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不过，他的举动赢得了众人的信任。酋长带领他们来到了自家的茅草屋里，还拿出自酿的米酒和肉干招待他们。就这样，他不仅受到了他们的热情照顾，还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才返回海口。

★第四次探险：崖县—感恩—昌江
　　胜间田善作的第四次旅行，去的是海南岛的南部，也是岛内黎族最多的地方。临行前，他特意准备了礼物。他为黎族妇女们挑选了木棉针和缝纫线，为男人们准备了长度在五厘米左右的廉价香烟。这次，他乘船一路向南，首先抵达了崖县的藤桥港。藤桥港里停泊着许多捕鱼的小帆船。港口附近是一片无垠的荒野。镇上那些破旧的房屋，也让他感到落寞。
　　离开了藤桥港，一行人继续向南，天气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热。他们首先来到了榆林港。虽然只有一百户左右的居民，但榆林港看起来却很是气派。当时的榆林港分为外港与内港两部分，外港可供万吨级轮船停泊。他了解到中国与南洋通商，榆林港是必经之地。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中国政府曾屡次计划把这里建设成军港。法国人也曾打算将榆林港作为其东洋舰队的据点。
　　之后，他们又去了三亚港。三亚港在海南岛的最南端，是进入崖县的门户。三亚港与榆林港不同，无法停泊大吨位的船舶。看着港口旁像猴子般灵巧地在椰树上攀爬的孩子们，他回想起了儿时的自己，禁不住露出了微笑。在码头上，他看到很多有着圆圆屋顶的船只，人们告诉他这就是著名的疍民船。据说疍民船上的人们，几乎一辈子都不上岸，他们把这些小小的船只当作了家，父母和子女们都生活在船上。在三亚街的西面，生活着两百多户的回族。在村落的入口处，他看到了“回辉里”三个红色的大字。看到他们走进村里，村民们都好奇地驻足观望，但却没人前来搭话。从服装上看，这里的回族与别处的岛民并无不同，只是女人们的头上戴着土耳其式的头巾。他听说这儿的学校还在教孩子们阿拉伯语。
　　离开三亚，胜间田一行来到了崖县县城。崖县县城位于宁远河的三角洲上，这里盛产农产品。一行人沿着宁远河向山里走去，很快到了一个黎族村落。他去拜见酋长，说明了来意，希望派人为他带路，酋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胜间田善作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捕获了很多松鼠、豹、山猴、猪、狐狸等动物，还有不少稀有的鸟类、昆虫等。
　　胜间田一行沿着海边的山路一路跋涉到达了九所。在九所，他结识了一位拥有三千名部下的汉人头领，并与之成了好友。接着，他们又途经望楼塘、黄流市、白沙塘、南港塘，来到了感恩县城。感恩县城是岛内著名的食盐集散地，出入该镇的商人很多。他听说这儿的人若是患了病一般不会去看医生，而是请道士来鬼。胜间田一行沿感恩河逆流而上，进入了深山之中。
　　在这一带，他们持续工作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其间，他们或睡在丛林中，或住在山洞里。工作结束后，他们一路开山辟路，向山下走去。不久，太阳西斜，天已将。一行人决定在野外过夜，开始着手准备晚餐。一名随从自告奋勇前往附近的黎族村买鸡，却因与村民发生争执而被捆绑在大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胜间田善作立即到村里。经过交涉，他解救了部下。
　　离开感恩县后，胜间田一行来到了昌江县。这里不仅盛产食盐和海产品，还有丰富的金、铜、铁矿。由于这一段没有公路，他们只能沿着山路一步步摸索着向前。
　　沿途上，他们得到了黎族村民的大力帮助，也更深入地了解了黎族的风俗习惯。

「胜间田善作：从探险家到侵略者」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7/20/content_12_1.htm
『海南日报』　2015年7月20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山　　本版图片均由金山教授提供
■胜间田善作：从探险家到侵略者

　　　　　【相片】胜间田善作
　　　　　【相片】胜间田善作在登陆海南的舰艇上。
　　　　　【相片】胜间田善作的笔迹。

　　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南大学金山教授在日本买到了《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一书。该书介绍了日本间谍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44年间的事迹，其身份也从最初的动物标本采集者，蜕变为日军侵琼的向导和特务。
　　《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感谢金山教授长时间的翻译工作，让今天的读者能从一个日本人在海南岛的所作所为，窥见当年琼州大地的政治、经济和民生面貌。

　　1943年，胜间田善作死后第三年，日本作家长沼依山出版了《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长沼依山为日本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38年至1944年之间，他先后发表了9部作品，占其一生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这一期间，正是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从内容上看，长沼依山该时期的作品均以战争为背景，其中既有美化、歌颂日本军人的《光辉的肉弹：忠烈美谈》等作品，也有《东宫大佐传：满洲开拓者》、《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等讴歌以各种形式为战争贡献力量的“平民英雄”的作品，成为了狂热的战争协力者。在《胜间田善作：海南岛的开拓者》中，长沼依山塑造了一个“正义”、“忠诚”、“英雄”的虚构的侵略者形象。
　　目前在国内、甚至在海南岛内，还有不少人并不了解日军侵略海南岛的历史。对于曾孤身一人闯海南岛，窃取了大量情报，为日军侵略海南岛奠定了基础的胜间田善作，知晓者更是少之又少。他是如何以一己之力做到的，长沼依山的传记较详细地展示了他特殊的一生。

★寒门少年
　　胜间田善作（1874－1940）出生于日本静冈县富士山脚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姓“石田”，后因过继给同村的“胜间田”家而改姓。
　　胜间田善作小时候，一边在村里的私塾上学，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还经常帮父母干各种农活。
　　17岁时，他开始帮助英国罗斯柴尔博物馆采集鸟类标本，赚钱贴补家用。1895年，胜间田善作受罗斯柴尔博物馆的委托，前往琉球（今冲绳）采集动物标本，并最终完成任务。
　　为此，罗斯柴尔博物馆又委托其赴海南岛采集标本，并为此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当时的海南岛在日本人的眼里还是一个瘴疠遍地、各种传染病多发的南蛮之地。然而，为了改变家境，胜间田善作接受了委托。
　　当时的日本与海南岛之间尚未通航，胜间田善作不得不辗转香港，再转乘国客船前往海口。途中，国船员关于每个国民都应肩负祖国发展使命的观点，深深地刺激了为个人目标前往海南岛的胜间田善作，也为其日后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896年7月胜间田善作第一次踏上了海南岛。不想，由于同行者胜又滨吉感染上了疟疾，两人不得不于7天后返程回国。12月，胜间田善作第二次登上海南岛，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海南岛生活。
　　胜间田善作曾经4次深入海南岛各地，采集动物标本，也借机会充分了解海南岛的地形地貌、物产资源和风土人情。

★“事业”初成
　　1900年，胜间田善作的弟弟长马来到海南岛，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胜间田善作不仅适应了岛上的生活，还慢慢学会了海南话，和岛民们也更加熟络了起来。他退掉了租住多年的旅馆客房，在海口租下了一间不大的房子。
　　他经常到岛内各地采集标本，时常给村民们带去木棉针、缝衣线、烟草等礼物，使得人们愿意为他做向导。
　　城里人来到大山深处，很容易生病。作为对策，他发现“挂蚊帐、不喝生水、不光着身子睡觉”对预防疾病十分有效。他把这一经验传授给了山里的黎族、汉族群众。在他生病时，善良的岛民们也都会热情地照顾他。
　　他和弟弟长马努力采集、制作动物标本，在海南岛上过着平静的日子。
　　其间，他和长马在琼东的深山中打落了一只从未见过的大鸟。这只鸟有鸡一般大小，身上长满了孔雀形的羽毛，羽毛上有着珠翠宝石般的花纹。两人翻阅了各种参考书籍，又到处向岛民们请教，但还是无法得到答案，于是把鸟的标本寄去了英国的多斯柴尔博物馆。

　　不久，他们收到了来自博物馆的回信，上面写道：“这是世界上从未有人捕到过的鸟，我们决定将其命名为‘胜间田·罗斯柴尔鸟’，并通报世界学界。此鸟目前已被展示于博物馆中，望知悉。”这让兄弟俩大喜过望。
　　之后，他们又新发现了三种昆虫。
　　转眼间，约定的6年合约期到了。这期间，他们捕获了260多种鸟，30种蛇，30种兽类，30种鱼，昆虫类多达1120多种，足迹遍及岛内各地。
　　1902年,罗斯柴尔博物馆又与他签订了4年的合约。

★走上间谍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胜间田善作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战局的发展。
　　在约定的4年时间过去后，他拒绝了罗斯柴尔博物馆的续约请求，决定独立创业。
　　他在海口创办了“健寿堂”药店，后发展成为胜间田商行，主要从事药品、杂货销售及对日贸易。
　　之后，又开设了农场、天然丝制造厂等，最多时在岛内拥有13家办事处。
　　随着在海南“事业”的不断发展，胜间田善作在日本的名气越来越大，位于得胜沙路的胜间田家逐渐成为日本在海南岛的据点。几乎所有来海南岛调查的日本人都会到他家了解情况、寻求帮助。
　　而他也不断地搜集海南岛的各种情报，对海南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先后与家人共同出版了《海南岛现势大观》、《日海语集成》、《最近的海南岛事情》、《海南岛的矿业》等多部书籍，还组织绘制了精确的海南岛地图。
　　为了提高日本对海南岛的重视程度，胜间田善作多次将自己绘制的地图及掌握的资料送至日本各政府机构，宣讲海南岛的重要性，受到了日本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情报，胜间田善作还积极结交海南岛的当地首领，获得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众多海南岛民的信任和保护。

★日军侵琼向导
　　抗日战争爆发后，驻海南岛的国民革命军军人曾策划暗杀胜间田善作。但在当地首领的保护下，胜间田善作得以全身而退，于1938年移居台湾。
　　在台湾期间，胜间田家族仍积极活动，多次回国游说，推动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进程。
　　1939年2月，胜间田善作和他的两个儿子胜间田政胜、胜间田义久作为向导，直接参与了日军登陆海南岛的作战。
　　占领海口后，胜间田善作及家人又帮助日军笼络岛内亲日分子成立了海口维持会。在该会的指使和劝说下，不少因日军占领海南岛而关门停业的商店重新开业。而一度被迫关闭的胜间田洋行也重新开张，与众多的日本企业一道，开始了对海南岛资源的掠夺。
　　1940年4月3日，胜间田善作在位于海口得胜沙路的“家”中去世。同日，日本皇室追授其勋五等瑞宝章。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规定，瑞宝章的授予对象是公共事务领域的功勋者或长年从事公务者。可见，在日本皇室看来，胜间田善作绝非普通民间人士，而是一名隶属于日本国家的，为其国家机器服务的公职人员。从这一意义上讲，称其为间谍名副其实。
　　从1896年首次登陆海南岛，至1940年卒于海南岛，胜间田善作在海南岛总共生活了44年，为日军了解掌握海南信息、侵略海南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此，胜间田善作当时在日本被称为“海南岛之王”或“海南岛之主”。
　　从整体上看，胜间田善作之所以能够在异国取得“成功”，除了他不遗余力之外，也得益于当时的海南岛首领及岛民给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而在当时，岛内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的不稳定，使得人们无暇防范这个看似本分的日本商人，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取了众多宝贵的动植物标本，了解了包括铁矿在内的各种物产信息，掌握了海南岛的地形地貌，绘制了精确的海南岛地图，结交了包括首领在内的一批岛内精英，为日军侵琼做好了准备。

「林缵春：与“农”结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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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　2015年8月17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郭景水
■林缵春：与“农”结缘一生

　　　　　【图】林缵春绘制的《海南岛农产资源图》。
　　　　　【相片】1983年的林缵春。

　　林缵春（1908—1986），海南琼海九曲江石头村人，农业专家。少年时随伯父到马来亚谋生，1924年回国读书，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附中学习，后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期间发起成立中山大学农业研究会，资助出版《琼崖月刊》，专题研究海南农业发展问题，并深入各县考察，撰写《琼崖农村》一书，受到专家、学者好评。其毕业论文荣获农学院唯一的“金质奖章”。
　　上世纪70年代初，亲自培育出“庆南”，“科长”水稻高产品种，在家乡推广；编著有《海南岛之产业》、《开发海南与发展粮食生产》、《开发海南与开办海南大学》、《海南大农业建设的新设想》和《水稻的生长发育与栽培技术》等40余万字。
　　11岁随父亲赴马来西亚谋生，他后来返回海南老家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求学。大学毕业论文《琼崖农村》，获得国立中山大学的“金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度回到琼海乡下老家搞农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平反落实政策之后，作为当时海南一度唯一的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已经年逾七旬的他，在刚刚组建的海南大学校园，不知疲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就是与农结缘一生的海南农学研究先驱者、归国华侨林缵春教授。

★青年农学英才：毕业论文写成专著
　　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正式发行《琼崖农村》，作者就是时年26岁的林缵春。今年8月11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林缵春最小的儿子林承鸿先生的家中，看到了这本《琼崖农村》的复印版本。
　　在林缵春先生的自序中，作者这样写到，这本书分为上篇琼崖农村经济研究，下篇琼崖考察记。“调查本非易事，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调查；琼崖十三县，作者只能调查到四县（文昌、乐会、琼东、及儋县），而在这四县中又只能调查到五十二村。”
　　尽管林缵春的自序中反复表明疏漏和谦虚，但是和林缵春先生自序挨着页码的一幅《琼崖地势及考察地点战略图》，让观者不禁惊叹：作者用手工画出了海南岛的地形全貌，并且用汉字标注了当时琼崖十三县特别是考察的五十二村的具体地理位置，手法细腻。
　　随意翻开书籍，人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页码上的信息含量非常丰富，并且都是原创性。比如以下篇琼崖考察记的29页为例，记者注意到，在一组八个村的户数、田亩数、平均每家田亩数的统计表上，每一个数据都非常清晰。通过此表就可以判断当时百姓拥有田亩的情况。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研究农业的人下了乡要走路，运动爬山，身体好，寿命就长。”林承鸿告诉记者，他记得父亲有一次到兴隆，走路用了几天几夜。
　　上世纪50年代，林缵春被划为右派，之后先后在澄迈县仁兴农场、湖北省劳改场进行“劳动改造”。林承鸿至今印象深刻：父亲在1974年恢复自由之后，他继续坚持搞农业科研，甚至不惜回到琼海老家乡下，向当时的生产队要了一点地，在实验田种水稻等。
　　林承鸿说，父亲的实验田种得特别好，种出来的豆角都有将近两米长，生产队的老百姓都惊呆了。父亲的《热带作物手册》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父亲很少让我们参与他的科研。但是有一次，他很认真地要求我帮助他描一幅图。
　　林承鸿记得，父亲当时的心态是乐观的：尽管被划为右派，但毕竟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农业科研。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获得平反之后，当时的广东省高教委专门下发文件，恢复林缵春的教授职称。“当时，父亲一度是海南唯一的高级职称科研人员。”林承鸿和家人们都非常自豪。

★晚年治学校园：痴心哺育青年学子
　　恢复了教授职称，到新建的海南大学工作，已经年逾七旬的林缵春依然是“豪情万丈”。在林承鸿的家中，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标注1983年9月19日、林缵春手书的“欢迎新同学的讲话”手稿。
　　在这份手稿中，林缵春写到：你们是第一批海大的学生，又多了一批120人的学农新同学，是令人多么地高兴！我是一个学农的人，今年七十多岁了，尚健在人间，看到这个天天进步、天天发展的大好形势，今天又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谈话，跟同行见面，同行谈话，像一家人，多么亲热可爱。
　　林缵春希望学子们：要树立爱农的思想、立下苦学精神，“为海南岛大农业建设做出光辉的贡献！”
　　除了教书育人，林缵春还写了很多开发海南农业的文章，刊发在当时的《海南日报》上。“海南行政区的领导甚至还亲自来到家中，和父亲一起探讨发展海南农业。”林承鸿记得。
　　“1985年，父亲连续低烧，诊断为白血病。”林承鸿不会忘记：但是父亲乐观地告诉子女们，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们要去寻找药，一定可以治好的。直到1986年春天弥留之际，父亲依然牵挂他干了一辈子的农业，他一直说海南农业是会有大发展的。

★毕生心血大多未出版：抢救海南农学财富
　　“在海南的农业经济、农产品开发等研究方面，林缵春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8月14日上午，全国侨联原副主席林明江在海口家中，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回忆林缵春教授的点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明江在海南行政区党委组织部先后担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主任，青年、技术干部处处长等职务，林明江介绍，当时他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联系服务有着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林缵春教授。”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林明江对林缵春教授的印象依然深刻：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每逢海南行政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他总会讲话，谈的都是如何开发海南农业、粮食生产、农业教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等等，“他经常说，看到海南农村群众生活穷苦，他于心不安。不讲这些话，他感觉对不起海南人民，对不起养育他的这块土地。”
　　“当时在海南大学任教的他，对他的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要求学生要热爱农学，要利用大好的时光，立志为海南社会多做有意义的事，这样才能受人尊敬。”林明江记得，他对学生的要求就是“第一是要有知识、第二是要有知识、第三还是要有知识”。
　　当时，林明江正在编著一本《海南·台湾比较和发展》书籍，“参考了林缵春教授在海南、台湾农业比较方面的一些研究。林缵春教授已经把海南、台湾两地的耕地面积数量、光能、热能、水利、地震等诸多条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整理和分析。”
　　林明江说，据目前他掌握的资料，林缵春教授一生写了38篇论文。新中国成立之后，林缵春教授的关于海南农学研究或是手稿、或是打印稿，都没有进行专门的出版。“从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要收集出版。因为这是海南农学的宝贵财富，要抓紧抢救这些关于海南农业研究的精神遗产，供后人研究参考使用。”

《相关链接》
　1930年代的 海南资源考察热
　　1934年1月10日，研究开发海南农业资源的一个重要学术团体——琼崖农业研究会，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立。以“革新琼崖农业、科学技术及资源开发的研究，以唤起国人对海南资源及战略位置的认识，促进政府开发琼崖农业”为宗旨，琼崖农业研究会出版了《琼农》杂志与“琼崖农业研究会丛书”等学术专论。
　　1935年6月，琼崖农业研究会专门组织了琼崖农业考察团赴琼考察，着重调查农村经济、稻作、果树兼及渔盐、森林、矿业等方面这一时期可谓海南岛资源研究及其开发建设研究的初级阶段，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程万的《调查琼崖实业报告》、陈铭枢的《海南岛志》、陈植的《海南岛新志》、陈献荣的《琼崖》和林缵春的《琼崖农村》等。
　　在当时的海南资源研究考察热中，不乏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开发构想。
　　被称为“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不但继承了孙中山开发海南的民生主义思想，还对海南热带资源开发方面提出过富有价值的构想。1929年—1936年，陈济棠拥兵踞粤期间，提出建立“热带经济林业经营区”，并制定了《琼崖三年建设计划》，分阶段对林业、路政、垦荒、教育等提出建设规划。譬如，在林业建设方面，第一年筹设省立琼崖热带林场一处，初年造林5000亩，第二年以后每年造林3000亩；在琼山、文昌筹设县立林场两处，每场每年造林1000亩等。在教育建设方面，提出设职业教育，在《琼崖三年建设计划》的第三年，在海口或琼山设置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在琼东嘉积设置省立第五农业学校等。
　　当时林缵春回海南考察后，不禁赞叹“自从此次旅行之后，才能认识其胜于台湾岛，它是一个大宝库！”1935年5月1日，林缵春在第26期《琼农》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于琼侨集资开发琼崖实业有所献言》，将开发海南实业视为救国之一策，并从组织、目标、环境等方面对利用侨资开发海南提出种种构想。

　　　　　（本版图片均由郭景水翻拍）

「扎根祖国的归侨农学家」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8/17/content_21_1.htm
『海南日报』　2015年8月17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明江
■扎根祖国的归侨农学家

　　　　　【图】林缵春教授编著的《海南岛之产业》。
　　　　　【图】林缵春教授的发言稿笔迹。 郭景水 摄
　　　　　【图】林缵春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图】林缵春与同事深入田间地头从事科研工作。

　　林缵春教授是我省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归国华侨知识分子。他的生平事迹非常感人，他的学术著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如编写于1935年的《琼崖农村》、1946年的《海南岛之产业》及一些论文译文等。这些著作是海南岛最早的关于农业经济和产品开发的农学名著，填补了海南农学与产品学的空白。这些农学著作长期来对海南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资源和物产资源的开发，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林缵春教授是海南农学的先驱者。
　　
★海南农学的先驱者
　　林缵春教授的一生与“农”字、“侨”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08年2月出生在乐会县（今琼海市）九曲江畔石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随父亲漂泊到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谋生，始在麻城市读书。华侨不忘根在祖国，1924年他只身回国，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就读，期间曾休学在广东、广西等地担任中学教师，1932年回校继续读书至毕业。在大学读书与任教期间，组织成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主编《琼农月刊》（1932~1939），《水稻》（1932~1939），其中《琼农月刊》共出版了48期（另一说42期）。林缵春教授在《琼农月刊》与广州《农声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很多论文与译文。他的毕业论文《琼崖农村》荣获中山大学农学院当年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
　　1935年，林缵春从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副教授，并一度在广东省建设厅任技正兼科长。1946年，他重返马来亚、新加坡，发动华侨捐资办学。他先后参与创办私立海南大学、海南农业专科学校、丘海中学，并出任海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海南大学教授等职。1950年3月至6月，他再次出国赴马来亚，谢绝了亲友的挽留，毅然回到新生的祖国。他说：“我是一棵小草，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十二级台风也刮它不走！”回国后先后出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行政公署农村处科长、工程师等职。
　　1958年，林缵春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1974年被遣送回九曲江老家。他矢志不移地坚持在乡村田野搞水稻育种、栽培和植期科研实验，终于培育出生长期短、产量高、群众欢迎的“庆南”、“科长”等2个水稻优良品种。
　　《琼崖农村》是1935年由林缵春编著，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出版发行的。该书是作者不畏艰苦，深入农村，实地调查了海南岛文昌、乐会、琼东（今琼海市）、儋县等4县52个乡村，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成果。该书分为“琼崖农村经济研究”与“琼崖考察记”上下两篇，并配大量的插图与统计表。
　　中山大学张农教授在序言中评价：“中国农业学术界的著作，关于社会科学者不多，关于农村经济者尤少，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研究探讨者，更属罕见。”认为该书：“研究湛深，议论精当”，“叙述琼崖底蕴，一目了然。足供治琼当局计划设施之借镜，研究琼崖农村经济问题之参考。诚不可多得之杰作。”

★翻译日本研究海南农业论文
　　《海南岛之产业》是1946年由林缵春编著兼发行的，总发行者为琼崖农业研究会。为什么要撰写此书？林缵春教授在“自序”中抒发其爱国爱民之情怀：“本岛陷日（本）六载，日人之屠杀我民众，奴隶我民众，毒化我民众，破坏我农村，摧残我教育等，无所不用其极；至其在本岛开采铁、锡各矿，制造蔗糖、罐头，经营农村、工厂、水利、渔盐各业，以及建筑飞机场、炮台、炮垒、码头、铁道、公路等，亦无不本其开发台湾之手段，施之于本岛；及其投降也，又多将其毁坏（因接收而损毁者亦不少云），其用心阴险毒辣，何等惊人！” 林缵春教授还介绍撰写此书的主旨：“在披露本岛气候、土质之优胜，农、林、渔、畜、矿、盐之丰富，以期引起国人之注意，而共同努力开发经营；同时并分析日人在本岛开发经营之目的、方法、步骤、计划等，以供国人之参考，而有所警！”
　　在林缵春教授众多的译文中，目前保留在其家中的手稿有2篇。一篇是1943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尾高帮雄经过实地调查而撰写的《海南黎族经济生活——乐东重合盆地之调查》，该文由日海军部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第一调查室发行。该文由林缵春教授翻译后，于1948年8月30日刊载于《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第一卷第九期上。该文着重介绍海南黎区丰富的土地、矿产、木材等资源和黎人的经济与生活状况等资料，弥足珍贵。
　　另一篇译文手稿《海南岛的粮食》是日本人宫板梧郎于1944年编写的。该文由林缵春教授翻译后，于1948年10月30日刊载于《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第二卷第一期上。该文着重介绍海南岛粮食的产销情况。林教授认为该书“材料尚属丰富，分析亦较准确，很有助吾人今后对本岛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产研究的参考。”

★古稀之年仍热衷科研
　　新中国成立后，林缵春教授继续在海南农业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并编著了许多农学著作。1958年，林缵春教授在担任海南行政公署热带作物处工程师期间执笔编写了《热带作物手册》一书，由海南行政公署热带作物处印发。该书根据海南热带作物发展情况及需要，着重介绍了橡胶、油棕、椰子、咖啡、可可、胡椒、剑麻、香茅、槟榔、甘蔗、海岛棉、鱼藤、藿香、菠萝、苎麻等15种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经济价值、品种特性、栽培历史、栽培技术、适应环境、病虫害防治、收获加工等生产科研技术。该书的出版对海南农村、国营农场和农业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有了很大的指导意义。
　　1979年林缵春教授受聘任教于海南农学院时，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他壮心不已，全力投入教学与实验之中，并整理多年的科研心得、笔记，又撰写出许多专著与文章，如：《开发海南与发展粮食生产》（1982年）、《海南岛粮食基地调查报告——杂交水稻南繁制种情况附记》（1982年）、《杂交水稻的繁殖制种及栽培技术》（1983年）、《海南大农业建设的新设想》（1983年）、《开发建设海南岛大农业与发展农业教育》（1984年）、《建立粮食生产基地 大力推广杂优发展商品粮的建议》（1984年）、《海南岛农业气候》等。
　　林缵春教授早期的学术名著如《琼崖农村》、《海南岛之产业》及一批论（译）文目前仅存于广州中大图书馆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国家与地区有关图书馆，已成为绝版，现存于家中的只是复印件。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著作，如《热带作物手册》、《杂交水稻的繁殖制种及栽培技术》与一批论文，仅作为印刷品印发，没有公开出版发行，并散落于民间。目前，其后人正在收集这些书稿，并编印成册，为海南农业、海南农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琼侨回乡服务团200多名侨胞返乡参与抗战」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9/01/content_8_1.htm
『海南日报』　2015年9月1日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丹
■琼侨回乡服务团200多名侨胞返乡参与抗战
　渡海舍生死　只为护故园

【相片】位于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纪念
　　　雕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藏身于林立的礁石和杂草丛中望向海面，追踪而来的日军21号巡逻艇仍在虎视眈眈，可大家心里的雀跃难以言表——我们终于突破了日军的海陆封锁线，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琼侨抗日英杰——符克烈士专辑》一书中，南洋琼州会馆救护队第二批队员在1939年6月携带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偷渡琼州海峡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一年，日军侵琼，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的广大琼侨和港澳同胞怒火填膺，不少人毅然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乡唱响振奋人心的战歌：“我们是保乡的战士，我们是卫国的先锋！琼崖已到危险关头，快起来为家乡奋斗……”

★拉开琼侨回乡抗日序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准备回乡支持抗战。
　　其中，一直保持“下南洋”传统的海南侨胞无疑是一股中坚力量——次年夏天，祖籍文昌的宋庆龄号召海外华侨组织医疗队回国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就是旅居香港的琼人社团率先采取行动，一致决定成立琼崖旅港青年抗战救护队，经过短期培训后赴战争前线为战士们服务。
　　当时出自南洋“援冯（白驹）委员会”的一封告侨胞书流传于海内外，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秋深了，烽火弥漫下的琼州大地，早已刮起朔风。我们低头想一想，现在辗转于枪林弹雨之下的琼崖同胞、守土将士，是过着怎样的日子……”
　　无奈敌我力量悬殊，1938年底，广州等地仍然相继沦陷。“日军侵琼已在所难免！”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决定组织南洋各埠琼侨、各界侨领召开海外琼侨代表大会。
　　记者从省委党史研究室了解到，正是这次会议促成了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的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会长，统一领导琼侨的抗日救国救乡工作。也是这次会议，促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吹响了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下称“服务团”）的集结令，正式拉开了琼侨回乡抗日的壮丽序幕。

★7名团员遇难于渡海途中
　　服务团团员陈克攻在《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一书中回忆，成立之初，琼崖华侨联合总会便吸引了大批有志琼侨，队伍由10余人迅速加到250余人。他们一边学习战地救护技术，一边学习抗日战争的政治理论和敌后宣传，为回琼抗战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遥远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和港澳地区，捐款捐物抗日救国的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富裕商人一次捐款数百元乃至万余元，工薪阶级则每月领工资后捐出几元乃至十几元。家庭主妇把珍藏的金银首饰、嫁妆珍品都拿出来拍卖募捐，学生群体则最流行卖花募捐，走上街头一边兜售纸花一边呼吁：“为家乡抗日救亡买一束花吧！”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4月至10月间，仅“南洋各属琼州会馆联合会救济琼崖难民会”，收到马来西亚各埠分会救乡捐款就有港币4万余元，叻币4万余元，国币1.5万元。其他埠的琼侨救乡捐款数额也相当可观。
　　带着温热乡情的一笔笔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准备发往海南。然而，1939年2月10日凌晨，服务团收到了日军侵占琼岛并封锁琼州海峡的消息，“日军经常进行海上巡逻，对来往船只一律追逐射击，烧船杀人。”原定于2月15日前启程返琼的行动只能延后，直到4月15日晚，第一批团员才登上一只木帆船，顺风渡海。
　　这次成功偷渡极大地鼓舞了服务团的士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肩负着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重托的250余名爱国青年，一批又一批穿过日军的海陆封锁线。
　　《琼侨抗日英杰——符克烈士专辑》一书记载，其中第二批渡海的南洋琼州会馆救护队的第二组队员为了躲避日军追杀，于非原定的登陆点登陆，忍受了3个昼夜的饥渴方在群众指引下与大部队会师；第三组队员的船只则不幸被日军截获，连船带物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流落在敌占区的他们只得化妆成难民，忍受了一个多月的行乞和流浪。
　　更令人痛心的是，第三批渡海的暹罗琼侨回乡服务团的第二组7名团员全部在海上遇难。“回得到就拼死抗战，回不到，哪怕死在海上也不枉此生。”海南党史专家邢诒孔感慨道，前赴后继回乡抗日的服务团团员，是怀抱着何等伟大的爱国情怀、英雄壮志！

★救国救乡投入抗战热潮
　　虽是为了救治前线战士成立的服务团，但在农村宣传抗日思想期间，无论男女老幼，凡有求医求药者都能得到他们的悉心救助。原文昌县公坡乡一位妇女被日军刺中8刀，生命垂危。服务团全力救治，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被当地群众誉为“神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服务团的到来为琼崖抗战建立起牢固的大后方。”服务团总团总团长符克之女符曼芳告诉记者，团员们为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以出墙报、发传单等方式及时报道战地短讯和日军的暴行，又以个别谈话、演出演讲等方式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符曼芳说，服务团的救国救乡行动更大地激发了归侨和侨眷的爱国热情，她的丈夫李光邦就是逃难至广东后，被服务团所感召而重新回到家乡投入抗日潮流的。在那时，归侨、侨眷较为集中的原文昌县、原乐会县、原琼东县等地，更是涌现出了一批热心支持抗战事业的归侨、侨眷典型，如常常冒险给我军站岗放哨、运送公粮的归侨陈玉云，偷越敌人封锁线给我军传递情报、救治伤员的侨眷陈梅卿等。
　　窥一斑而知全豹，根据不完全统计，原文昌县龙马乡第六保在1940年为我军捐款达4000元，其中侨眷捐款达到40%；掩护革命同志的屋主有100多户，其中40多户是为侨眷。这便是琼侨爱国精神的一个缩影。
　　屹立于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纪念雕像，生动地体现了服务团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突出贡献——中间的男团员手拿草帽负责行走乡间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右边的女团员背着医药箱负责在战场后方救死扶伤，左边的男团员则手持钢枪走上战场冲锋杀敌……
　　省委党史研究室评价道，琼崖华侨的抗日斗争，表明了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跨地域性，扩大了琼崖抗战在全国和海外的影响。他们义无反顾地与家乡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奋斗，不惜流血和牺牲，为琼崖抗战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特殊贡献。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

《史料链接》
　　1939年，南洋各国琼籍侨领在香港发起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组建琼侨回乡服务团，为家乡抗战出钱出力。服务团240多人分三批先后偷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海南岛参加抗战。
　　1940年6月19日，琼侨回乡服务团总团在琼山树乡成立，总团长符克。服务团的一切费用由琼侨联合总会支付。总团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符思之。总团还成立歌舞队、工作队、医疗队等，向群众宣传抗日，鼓励青年参军参战，给抗日军民送医送药，沟通琼崖和海外琼侨之间的关系，深受抗日军民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