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健在“慰安妇”： 望日本政府认罪道歉盼正义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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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015年8月17日　　南国都市报记者 敖坤 王燕珍 /文 刘孙谋 /图
■海南健在“慰安妇”： 望日本政府认罪道歉盼正义彰显

　　　　　【相片】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毛立村，陈林村居住在侄女婿家，
　　　　　　　　一谈起被日本人迫害的情景，老人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相片】郑亚洪无助地坐在屋檐下，脚上敷着绿色的草药，两只脚已经扭
　　　　　　　　曲变形。
　　　　　【相片】 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镇宿风村，卓天妹如今跟儿子居住在一起。
　　　　　　　　平时老人都在家里不出去，也不敢看日军侵占中国的电视剧，经常
　　　　　　　　梦见日军追她。

　　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侵略海南岛的日本侵略者，推行了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女性惨遭蹂躏。那些恐怖的经历就像恶魔一样在这些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心中挥之不去。
　　曾经无数次的折磨变成了如今无数次的噩梦，让她们从睡眠中惊醒……
　　曾经身体上、心灵上的伤痛变成了如今最痛苦不堪的回忆，她们希望日本政府认罪道歉，渴盼正义、良知彰显。
　　继昨日刊发对澄迈、临高健在的4位慰安妇的回访后，南国都市报继续推出对保亭、陵水健在慰安妇老人的回访稿件，去倾听她们心底的渴盼。

★陈林村
　只要还走得动也想赴日打官司
　想起过去就脑袋发热整晚睡不着
　　那段被日军凌辱的日子，至今仍是陈林村老人的噩梦。89岁的她，眼泪好像流不完，每一次回忆犹如怪物撕裂着她的头，深受打击的她会咳嗽、发烧。
　　“一想起这个事，我的脑袋就发热，整晚都睡不着。”陈林村抚着额头满脸痛苦。
　　8月11日上午11时许，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中学陈林村的亲戚家，陈林村老人身穿蓝白碎花的新衣服，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家里的客厅里，一坐就是一天。
　　陈林村记得，大约14岁的时候，被侵琼日军强征到加茂日军据点给日军修路，一起的还有同村的黄玉凤、陈亚金等人。
　　陈林村仍记得，日军刚来时，开着飞机四处轰炸的情景，当时好多村民害怕得都躲到山上，她的父亲就是在逃跑被抓去当劳工途中死去。后来，身为长女的陈林村替母亲去干工，她被带到芒株村（今界水乡）路段修路，从早干到晚，日军只给一些盐配饭，晚上在劳工棚睡觉。然而，修路只是幌子。
　　有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兵诱骗陈林村到了河边抓鱼，在河边强暴了她。陈林村受不了折磨，选择逃跑，可被日军抓了回去，毒打一顿后又被强行送进了慰安所。
　　不久，陈林村患重病。家人谎称带她回去治病，治好了再送回来。从魔窟出来后，陈林村不敢回家，躲在附近的山里，找了一个名叫“天（音）”的草药医生给她看病，吃了一个多月草药才好。为了躲避日军搜查，她还曾躲入装稻谷的竹器里，后来一直躲在山里，直到日军投降了才回家。
　　陈林村共有4个孩子（2男2女），现在，她跟二儿子一起住，儿女都在农村务农，生活拮据。
　　8月14日，志愿者陈厚志要带陈林村去浙江温州参加一个有关“慰安妇”的活动。这让从未出过远门的陈林村很期待。
　　“现在腿脚不便了，天冷时走路关节疼。”可当记者提起日军，提起对日本侵略者的声讨时，陈林村又来了精神，“我只要还能走得动，我也要去日本打官司，讨回公道。”

★郑亚洪
　提起来便伤心痛哭
　被鬼子放狗追咬
　　8月11日下午1时许，陵水本号镇祖关村委会，午后的阳光炽热灼人。96岁郑亚洪老人，披散着一头白发，从自己那张落满灰尘的木板床上爬了下来，手脚并用，一点点挪到了门口的屋檐下。她的身上沾满泥土，衣服也被汗水浸湿。
　　一个多月前，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郑亚洪股骨骨折。因为她特殊的“身份”，一家慈善机构帮助她支付了2000多元的治疗费。
　　郑亚洪特殊的“身份”，是今年才被确认的。志愿者陈厚志，曾无意中从“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老人口中得知：陵水本号镇祖关村委会吗悦村的郑亚洪也曾沦为“慰安妇”。后来多方确认、证实，才最终认定郑亚洪也是一名“慰安妇”幸存者。而她也成了目前海南最晚发现的健在“慰安妇”。
　　当记者提起日本侵略者时，郑亚洪时而激动地挥舞着那双形如枯树的双手，时而伤心痛哭，声音凄厉让人心痛。
　　郑亚洪老人的一生很坎坷。2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姨父是游击队员，她便被介绍去给游击队员送粮、做饭。
　　日军侦查到此事后，怀疑她家是共产党。1939年10月，日军前往搜查郑亚洪一家，郑父逃跑，郑母被日军刺死在山岭上，而郑亚洪则被抓走。日军看她年轻漂亮，便起了歹意，不仅强暴了她，还给她用刑。
　　“开始我想跑，可日军放狗追我，全身都是伤。”郑亚洪说这话时，情绪突然变得激动，双手抓着衣服颤抖着。
　　郑亚洪的弟弟，85岁的郑民依然记得，“当时，有人说日军要枪毙我姐姐，我就趁着天日军都睡了，去救姐姐。”1940年1月的一天，郑民拧开了郑亚洪脚上的刑具，将郑亚洪救了出来。
　　郑亚洪40多岁才嫁人。11年前，她的儿子生病去世，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困境。
　　郑亚洪每个月能领到民政部门发给她的200元的补贴，可对于经常腰疼、腿部关节疼的老人来说，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她的两只脚已经扭曲变形,时不时传出的哭声，让儿媳卓亚强心酸不已。

★卓天妹
　　如今仍会从噩梦中惊醒
　　看见电视里的日军就会躲起来
　　陵水祖关镇宿风村，90岁的卓天妹阿婆静静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如今，她耳背,眼睛也花了，手脚患有风湿，多病缠身。前不久，卓天妹病重，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近一个月都没下床。
　　8月11日下午，当南国都市报记者来到卓天妹阿婆的家时，她木然坐在房间里，似乎在等待记者到来。可当问起日本侵略者时，阿婆凹陷的眼睛又呆滞了，盯着一个方向，沉默良久。
　　大约14岁，卓天妹被日军抓到了祖关军部做童工。她负责每天给日军挑水让他们洗澡，还要干一些杂活儿，比如洗衣服、洗菜、扫地等。不幸的是，一天晚上，几个喝醉酒的日本兵把卓天妹拖进了厨房里的柴火堆，对卓天妹进行轮奸。
　　“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卓天妹曾对媒体回忆，当时自己瘦小，但是长得漂亮，因此经常被欺负。一旦不听话，稍有反抗，日军便会体罚打骂她。
　　这种的折磨前后持续约3年，一直到日军投降，“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日本投降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卓天妹被好心人送回家。
　　如今，再次回想，老人沉默了许久说，“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小姐妹有7个人，到了最后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小姐妹出来了。其他都死了。”
　　解放后，卓天妹嫁给了祖关镇一位村民，先后生下5个子女。如今老伴已经去世，老人跟着儿子陈道仁生活。
　　儿子陈道仁对于母亲年轻时的遭遇，十分心痛。在他印象中，母亲特别害怕看到电视里日本侵略者的画面，“一看到电视上出现日军，她就会躲起来。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坐着发呆。”
　　“现在母亲依然会做噩梦。说梦见日本人追上来了，她拼命跑，可总是跑不掉，然后惊醒过来。”每次听母亲讲起做噩梦的事，陈道仁的心里便不是滋味。
　　和其他幸存的“慰安妇”一样，卓天妹也在盼望着，盼望着日本政府认错赔罪。

　　　　　【相片】陈亚扁如今住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养老院里，常年头疼、背疼。
　　　　　【相片】黄有良不足40斤的枯瘦躯体，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

★陈亚扁
　　曾被日军强征做“慰安妇”近4年
　　渴望死前听到日本人道歉的消息

　　88岁的陈亚扁躺在陵水本号镇敬老院的床上。看见前来的记者，老人喃喃自语，“我就快要死了，你们要多来看我。你们不来，我会伤心的。”
　　过了一会儿，老人坚持着坐了起来，打开床前凳子上的一个包着药片的小纸包，端起水杯准备吃药。她将药片倒在左手心，用手往嘴里一捂，一粒药片飞了出来。她含着药片看看地上，没有找到。她便喝水吞下了嘴里的药片。
　　“我的胸口痛，连着一直痛到后背。”在这间并不宽敞的小房间里，陈亚扁自己照顾自己，偶尔也有住在敬老院的其他老人来帮助她。
　　指着疼痛的胸口，陈亚扁记得，当年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做慰安妇时，她还不到15岁，稍有不从，日军就用棍棒打，打胸口、后背。
　　1942年春，陈亚扁被抓到砧板军营，她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里，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后来，她又被送往藤桥慰安所。
　　陈亚扁遭受的折磨近四年之久，直到日军投降才离开魔窟与亲人团聚。
　　“在军营中，我白天给日军做饭和收拾房子，夜里供日本官兵发泄，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陈亚扁曾对媒体这样叙述当年的悲惨经历。
　　解放后，陈亚扁先找了人家。可由于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摧残，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陈亚扁曾六次流产，到40岁时才总算生了一个女儿。
　　如今，老人更愿意提及的是，“日本人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赔礼道歉？”
　　自2001年7月提起诉讼，5年后，2006年，陈亚扁作为“慰安妇”代表前往日本出庭。最终法庭承认了日军在海南施暴的事实，但又以“国无答责”和“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为由，宣判中方败诉。
　　在日本亲耳听见这样的宣判结果，深深刺痛了陈亚扁的心，如今回想起来，陈亚扁说：“在日本吃不好、睡不好，看到日本人浑身都不舒服。”说着，老人的胸口又犯疼了。她从枕头边拿出了一盒消炎镇痛的膏药，撕开了往胸口贴了一张，又往额头上贴了一张。
　　最近一个月，陈亚扁几乎天天吃药，身体虚弱。这让陈亚扁似乎预感到了死亡。可在老人的内心，她仍在渴望，“希望有一天，我死之前，你们（记者）能带给我个好消息：日本人道歉了，还我们一个公道了。”

★黄有良
　官司打不赢，死都闭不上眼
　当年的痛苦记忆挥之不去

　　黄有良所住的瓦房干净而整洁，床上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床头竹席下塞了几片止痛贴，一变天手脚的旧伤复发，就掏出止痛贴贴在身上。
　　8月12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看到黄有良阿婆的左手、右脚等处都贴着白色止痛贴，散发着一股很重的药味。
　　黄有良生于1927年，现住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乙堆村。黄有良是海南最早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并到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庭审出庭作证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1941年，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田仔乡架马村。这年11月的一天，14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鬼子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了邻居家。找不见人的鬼子就对黄有良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
　　谁知不久，日军又将黄有良抓进了藤桥日军营部的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直到1944年6月，黄有良的父亲为了救女儿，联合村民骗日军称他死了，家人想让黄有良回去奔丧。等黄有良一获救，家人又称黄有良自杀了，为取信于日军，还建了假坟。
　　黄有良说，后来她一家连夜逃亡保亭，直到日军投降，才回家。
　　如今，黄有良年岁已高，当年被日军毒打腰椎等处所留的病根，腰疼得她连走路都很困难。与记者交谈时，她只能拿被子靠着腰部，屈着细长干瘪的双腿，才能坐起来。儿孙有时就推着她出门晒晒太阳，黄有良“享受”安坐在院子的时间每次都维持不了半个小时。
　　现在，一碰上天气变冷，老人的手脚就浮肿疼痛，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必须打针消肿止痛。一个月至少打两三次针，也得花两三百元，政府所给的补助，也是不够的。
　　年纪越来越大，黄有良不但要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还要忍受来自心灵的折磨。那是掩藏在老人家心底，却又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2001年12月底，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赴日本出庭作证。
　　如今，14年过去了，黄有良依然惦念着那场官司。她依然记得曾经说过的话，“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
　　不过，直到现在，她依然不知道准确的判决结果。或许，是大家不忍心告诉她败诉的结果。老人问：“打官司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赢吗？”
　　“快了，我们一定会赢的。”听见记者的回答，老人轻轻点头，露出了一丝笑容。

「海南南阳“抗日神器”：树干造炮击毁日军车」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08-24/7485549.shtml
「中國新闻網」 2015年08月24日 14:14　来源：人民网
■海南南阳“抗日神器”：树干造炮击毁日军车

　　　　　【相片】陈列于南阳人民革命斗争纪念馆外的荔枝炮仿制品

　　海南省文昌南阳地区（原南阳乡，现文昌市文城镇南新村、南联村一带）是著名的“抗日模范乡”，抗日坚决，群众基础牢固，军民一致，堪称典范。记者近日采访时，除了被当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杀敌的好儿郎感染，还发现了3件闻所未闻的“抗日神器”：荔枝炮、箭毒木、毒鱼藤。
　　经过了解得知，这3件“神器”颇具海南特色，凝结了南阳人民对日寇锥心剜肉的痛恨和抗日杀敌的智慧。
　　荔枝炮，现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藏有一尊，是从海南运过来的。记者在南阳人民革命纪念馆也看到一门荔枝炮。荔枝炮的炮身是用中间掏空的荔枝树主干制成。海南岛地处热带，盛产荔枝，树龄长的荔枝树遍布全岛，它们的树干直径可达五十厘米以上，高十多米。
　　抗日游击队缺少大炮等重型武器，也缺乏铁管，他们就地取材，将粗大坚硬的荔枝树作为炮管，再将火药、铁砂、铁片、铅块等装进炮膛，一旦点燃，这些填充物就如飞蝗一般铺天盖地。在1939年的五月铺岭伏击战中，3门荔枝炮发挥了威力，日寇军车被击毁2辆，约20人被毙伤。
　　箭毒木，是一种剧毒植物，被称为“毒木之王”、世界上最毒的树。动物只要皮破流血碰到它的毒汁就会立即毙命，它的别名“见血封喉”即得名于此。箭毒木毒汁是古人狩猎的绝佳毒物，猎物被射中必死无疑。记者在南联村委福基园村见到了一棵十多米高、树龄120年以上的箭毒木，树干上留下了十多道深深的刀痕。其毒汁的“猎物”是为虐南阳的日寇。
　　这棵箭毒木在福基园村村口，烈士后代陈维颖一路将记者从文昌市带到这棵树下，他在这个村长大。记者初听他和同行的韩启元老先生介绍此树可以杀敌时,觉得不可思议，陈维颖称之为“生化武器”。
　　陈维颖是烈士后代，他家有六位革命烈士。这棵箭毒木树干上的刀痕就是他的大伯陈家让带领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当年留下的。
　　将箭毒木毒汁装填到荔枝炮里，威力更大。陈维颖激动地说，“大伯他们在树上割开，流汁出来，用铁砂搅拌，再晒干，再装到子弹里。用荔枝炮打出去，日军被打中就死掉啦！有毒的呢！……我大伯和游击队一起用箭毒木的树汁装在荔枝炮里，在五月铺岭伏击日本人打了胜仗”。
　　毒鱼藤，是三大传统杀虫植物之一，根茎等处有毒，含有鱼藤酮这种毒性物质，是鱼类的克星，农村地区将毒鱼藤捣烂撒到江里，鱼就会大面积死亡。现在很多厂家提取毒鱼藤生产的鱼藤精，是一种重要的广谱杀虫剂。
　　南阳人民尤其是妇女就用这种有毒植物来对付驻扎的日军。日军1942年对南阳进行大扫荡，并驻扎在离福基园村不远处的金花村。陈维颖说，他的五姑婆陈玉华姐妹俩带游击队到自己屋边挖大量毒鱼藤捣烂，放进日军据点的水井、小河里。日军喝水中毒，洗澡奇痒无比，在金花村驻扎一直不安心，不久就撤走了。

　　　　　（唐述权、符武平）

【相片】著名侨领、马来西亚富商郭巨川在家乡美丹村建的炮楼遗址及旁边粗大的荔枝树
【相片】基园村村民陈维颖向记者介绍箭毒木。树干上有十多道深深的刀痕
【相片】福基园村村民陈维颖家门口的毒鱼藤
【相片】福基园村村貌
【相片】陈维颖保管的大伯陈家让的光荣纪念证

「近滕信竹中将、日本海军特务部和日本侵略海南岛」

http://chinesemahan.blog.163.com/blog/static/10284203420133441720487/
「chinesemahan」2013-04-04 16:17:20 　　　chinesemahan：中国近代海防研究員
■近滕信竹中将、日本海军特务部和日本侵略海南岛
【长近滕信竹安滕利吉指挥侵略海南岛】
　　海南岛。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军事侵占海南岛的最终决定。2月3日，日本海军掩护舰队在万山群岛停泊地集结，先遣舰艇进入琼州海峡。2月10日，日本开始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凌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长官近滕信竹中将和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滕利吉少将指挥的「台湾混占旅团」，在海军第五舰队30余艘舰艇护卫和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一边从海面上向秀英炮台、书场码头、海口市区发炮轰击，一边向天尾村旁约两公里长的海岸强行登陆。14时占领了琼山县，之后即继续东进而占领了定安、文昌和清澜港。于2月13日午夜零时，日本海军第5舰队由琼州海峡北岸的竹山出航，5月14日拂晓到达了三亚湾。5时，3支陆战队，约2500人，开始登陆，因未遇到抵抗，于当日中午占领了三亚、榆林和崖州。
　　近藤信竹，（1886年9月25日 -1953年2月19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副手。历任海军军令部次长。 第二舰队司令官，侵华舰队司令官，南洋作战舰队总指挥等职务，参加了中途岛、瓜岛等战役。
　　安藤利吉（1884年（明治17年）4月3日 - 1946年（昭和21年）4月19日）为宫城县出身之日本陆军军人。最终阶级陆军大将。旧制宫城县第二中学校1回、陆军士官学校16期。陆军大学校26期。台湾日治时期第19任（最后一任）总督。
　　1939年4月21日共同决定了「海南岛政务暂定处理要纲」，并组成海口联络会议。7月17日，伪琼崖临时政府成立，并按照日方的要求，「赋予日本军队以全岛经济开发权」。日军攻占海南岛以后，也在海口市组成「现地三省联席会议」，作为日本处理海南岛全部政务的最高机关，日本海军特务部则是具体执行机构。在日本海军攻占海南岛之后，台湾总督小林跻造随即表示：「只要皇军需要，台湾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等条件，对皇军在海南岛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援。」日本海军企图将海南岛建设成为日本向中国大陆与南洋扩展的另一个兵站基地和后勤供应地，海军控制下的台湾总督府自然成为其「海南岛开发」的最佳伙伴。

【日人在海南岛最高权力机构是海南警备府长官】
　　日人在海南岛最高权力机构的首脑是海南警备府长官，但实际上日军军事管制下的行政事务（日文资料中称之为「军政」）是由设于海口的海南海军特务部一手来控制的。《中国事变海军作战》中说：「1941年4月10日新设海南警备府，兼管作战与军政。军政由海南警备府指挥下的海南特务部专任，负责岛内行政及开发」。在警备府下，设海南海军经理部（管理警备府的财会监督、物品买卖事项）、海南海军军需部（设在三亚，负责各部所需军需品、装备、供给、保管事宜）、海南海军运输部（设在榆林，负责区域运输、补给联络及海上护卫事项）、海南海军工作部（设在榆林，负责各军航队兵器工作、有线通信装置及修护事项）和海南海军刑务所（设于三亚）。《黎明的海南岛》的日本作者伊藤金次郎也说：他曾应日本驻海南岛「某大官」之邀请，来到由从前胜间田善作的私宅兼仓库改造的官邸，，在此设置其机构的中枢。这里的所谓「某大官」据研究指出当时的海南海军特务部总监池田清。池田清作为海南海军特务部的第一任总监，官衔相当于中将，曾历任日本大阪府知事、警视总监等职务；在《海南岛新志》中也有相近的记述，由此可知，海南海军特务部在日军海南岛统治系统中的地位。
　　据一位署名为MK氏的日人，1919年生，和歌山县人，战争期间担任海南警备府第十五警备队所属的海军巡查。他最初随日本部队去海口附近的琼山海军警察训练所，先在这里训练3个月。完训之后才以海军巡查的身分分发到文昌县东坡村的分遣队。海军巡查是特务部的单位不是正式的军人。穿着则是海军的草绿服，但是不佩带阶级，一般人从外观上分不出来是军人还是巡查。巡查队平时的任务也有进入村庄，去搜索共党份子的行踪。日本战败后，他在王田被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解除武装成了俘虏，被关进了琼山的海军警察训练所，跟第十五警备队有关系的人都被集中到这里来。

【海南海军特务部和田纯久丧命海南岛】
　　海南日本海军特务部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据日文资料记载：「关于海南岛的军政，在占领该岛之初，由第五舰队（情报部）担任。昭和十四年（1939年）11月15日，该舰队情报部改称为「海南岛海军特务部」，扩大了规模。昭和十六年（1941年）4月1日，海南警备府设立，海南岛的军政被委托给该警备府长官，海南岛海军特务部被编入海南警备府长官的指挥之下，担当军政事务。昭和十七年（1942年）5月25日据内命第九四七号海南岛海军特务部改称「海南海军特务部」，拥有下列的任务组织，终于具备了军政担当机构的形态。任务：海南特务部隶属于海南警备府，掌管在海南岛、南朋岛、牛角山岛的与中国事变相关的特务、各种调查及其它有关海军关系要务」。日本海军特务部一半以上的官员是从台湾总督府抽调的各级官员。其中和田纯久(1897年1月30日-1944年2月6日) 鹿儿岛人。1917年11月24日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45期。1943年10月27日任海南岛特务部政务局长。有说1944年2月，和田纯久率领海军陆战队40多人，化装为国民党军，企图突袭在儋县的海南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总队(以后的琼崖纵队)。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了解情况后，集结部队在儋县城外埋伏，2月6日早上，和田部进入伏击地点，游击队一齐开火，全歼来敌。事后，日本海军省追晋和田为海军少将。在现存的广东省档案馆中日伪档案2个全宗，45卷，主要是日本广州银业交易所和海南岛日军海军特务部的档案及汪伪广东省政府机关形成档案。日本海南岛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佐藤正人将从海南岛获得的日军侵琼资料制作成《日本占领下的海南岛》影片，在日本京都大学、大阪人权博物馆和熊野市民会馆上映，但观看的日本观众并不多。佐藤正人举办的《海南岛上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图片展还遭到一些日人的阻挠。

【琼岛建立的各种日人傀儡组织】
　　日本军攻占琼崖后，在海南岛建立傀儡组织。1939年5月，在海口设立治安维持会，嗣后，改为琼崖自治委员会，委员长赵士桓，副委员长吴直夫，委员松年（兼琼崖自卫军司令）、毛镜澄（兼海口维持会会长）、吴柏、吴世俊、李志健、王钦宇、李树标、梁发彭。琼崖自治委员会下设机构有财经、民政、政法、绥靖、复兴、警务6个处和物资统制局、盐务局、卷烟专卖局、物资推销合作社、农事试作场、贸易协会、华侨协会。1942年，琼崖自治委员会改为琼崖临时政府。同时撤销处、局建置，设立琼崖临时政府警务厅、民政厅、建设厅。并在琼崖的琼山县、文昌县、定安县、澄迈县、琼东县、乐东县、万宁县、陵水县、临高县、儋县、崖县、昌江县、感恩县、保亭县14个县城和乡镇及重要地区建立了伪维持总会、维持会、维持分会或办事处，共计195个。建立维持会最多的是文昌县和临高县，2个县共有82个乡镇建立了维持会或分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海南建立的地方军政权和伪政权全部解体。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和南航运株式会社】
　　战时日人以欲以「台湾经验」来经营海南岛，台大史学学报第31期刊载钟淑敏撰写的《殖民与再殖民－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之研究》，讨论有关的关系。1939年4月，「现地三省联席会议」制订出《海南岛政务处理暂行纲领》，要求「活用台湾统治的经验，大体以十年的时间，收取与现在台湾同等程度的统治成绩」。3月1日，台拓海口事务所成立，按照日本海军及台湾总督府的命令，台拓即刻由台湾派遣大批人员急赴海南岛，负责为日军修建兵营住房。日军依赖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简称「台拓」)作为侵略先锋。「台拓」还接受海军特务部的具体指令，派遣调查员协助日军实施各种必要的调查，并向岛内的电话通信事业提供器材、设施和技术人员等。「台拓」还投资海运业。1940年台拓与大日洋行合资设立开「南航运株式会社」（会社本部在台北市表町2丁目9番地），经营海南岛环岛航线。为统一台湾、海南岛与广东间的海运业，1942年2月，在日军的指令下。台拓、大日洋行与东亚海运合作，设立新的开「南航运株式会社」（会社本部改为海口）。会社资本金100万元，台拓投资45万元，「台拓」理事高山三平出任社长。应日本海军的要求，「台拓」还参与了主要用于输送掠夺物资的榆林港的修建工程。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曾出版大西喜作的《大西调查役担当事项报告概要: 日华海运株式会社设立进捗状况并华中航运株式会社进捗状况ニ就》(1939年)。(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研究林玉茹曾撰写《战争与海运─战时南进政策下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海运事业》论文(2004年) ，介绍「台拓」在其间的扮演的角色。
　　「台拓」还经营海南岛移民事业。为把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日本开始向海南岛移民（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台湾籍民）。1941年7月，第一批日本移民定居三亚妙三村。1942年起「现地三省联席会议」委托「台拓」具体实施移民业务。按照1939年9月确定的移民规划，海南岛将于5年内移人20万日本人（每年4万），5年后再移人30万人。移民所需的资金由日本政府（大藏省长期贷款和海军省补助金）提供，不足的部分则由「台拓」提供，并与移民订立契约，以5年为期，以其后10年间的年赋偿还。日本当局对「台拓」移民业务的具体要求包括渔业劳力不足由岛民补充之。为切实落实日本移民「定居海南」的目标，「台拓」成立海南岛开拓训练所，对日本移民进行所谓的开拓训练。日本移民经过培训后，开始在岛内进行各种农业项目的经营、种植和生产。1942年度，「台拓」招募100户日本移民，在海南岛开拓训练所培训1年之后，定居岛内各处。同年由日本海军与拓殖务省（其后改为大东亚省支那事务局）牵头，由日本和歌山、冈山、鹿儿岛、山口、香川、大阪等地招募96户计260名日本移民定居崖县顶区附近，后至6个新的移民村庄。由于进入海南岛的日本移民数量不断加，「台拓」三亚农场被全部用来安置移民。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海南岛的日本移民约有5800人。1944年4月，为应付战争形势，台拓统合其在海南的各项事业，设立台拓海南产业株式会社，并邀请日本海军派遣现职军官出任社长。至1945年8月为止，台拓在海南岛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共约1000万日元。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强制其日本国内及台湾的产业公司投资经营渔业4个等多个方面。

【难得一见的战时海口渔民出海捕鱼牌照】
　　2012年9月在海口举办民间收藏展展出日本侵略海南岛历史展览会上，展出一份刻有「海南大海军司令官之印」棕色大木牌。这个木牌是日军侵琼时，强制发给海口渔民的出海捕鱼牌照。当时日军给的村名发良民证，每个渔船都会发个木牌作为「牌照」。有了「牌照」才能出海打鱼。渔民如果没有这块木牌出海打渔，碰到日军在海上的巡逻炮艇，会被扣船扣人，惩罚很严重。

【日本海军修建榆林港和三亚港】
　　日军设海南岛根据地队，海南岛根据地队是由日本海军第四根据地队演变而来。此外，Chinesemahan在本栏曾撰《日本海军修建榆林港和三亚港为海军基地》(http://chinesemahan.blog.163.com/blog/static/102842034200922624443979/)，
　　介绍日军占领海南岛后，日本海军修建榆林港和三亚港为海军基地的经过。《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称:日人认为，欲开发三沙，须先开发海南岛，辟榆林港为商港，欲控制各岛，尤须辟三亚港为海军基地，同时建设，分途并进。
　　1941年2月14日，日本军部决定修建榆林至北黎铁路，使榆林日本海军基地与北黎驻军司令部及所在的榆林（安游）、三亚、八所等重要港口连结起来，并与石八铁路接通，全长187.9公里。1943年3月，榆林至北黎本线及三亚支线基本完工，并在北黎与石八线接轨，通车后全线设有石碌站、水危站、叉河站、北黎（今昌感）站、八所站、天涯站、榆林站等16个车站，崖城站也由此建站。该线当时主要为军用铁路，运输系统由日本军方管理，不办理民间客货运输。崖城站车站旁不远处还存留着当年日军修筑该铁路线时的一口井。
　　日本军部还掌握着海南岛的详细资料。日军占领海南之后，立即印刷出版了台湾总督府调查课编的厚达640页的《海南岛》、南支调查会编写的《海南岛读本》等许多书籍，供侵略军和日本株式会社参考。从1939年到1945年，日军共运走优质铁矿石694945吨。

【日人在南海诸岛建潜艇根据地】
　　日军于1939年4月9日以官报正式发表占领，改名为新南群岛，连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而隶属于高雄县治，以之作为榆林港与台厦之前进军事基地，并在国内大事宣传，鼓励人民前往投资，其对军火事上之设施，则有潜艇根据地，飞机降落站、电台、气象台、灯塔、浮标、修理工厂仓库，淡水池、营舍、等之建立或筹建，其对于经济上之措施，在矿产方面则有厂家房屋、工人宿舍、轻便铁道、栈桥、防波堤、抽水筒水搭等，在渔业方面则设有渔业公司、晒鱼场、冷藏库、观象台等，及其他有关之共公卫生设备如医疗所等，日人犹恐经营之不足，更责成台湾之拓殖社会协助经营，及计划移殖台湾人，以图久远，盖日本之视三沙群岛，不仅系一个渔场，一个矿区，一片有希望之「新领土」，而且是一个军事要地，在事实上日本于当年占领南洋各地期间，三沙群岛确曾发挥其军略上重大之价值，如日本之进攻新加坡、安南、爪哇、婆罗洲时即曾予以充分利用，而认其与列强海军争雄之唯一前进基地。
　　1945年10月海南岛复员日军台湾约17000人被分别收容在三亚、凌水、北黎等集中营。11月在海南岛复员的原日本军台湾兵，有一部份被国府军队先留用，而后被强制收编。12月海南岛复员日本兵及日本人全部遣返日本完毕。但台湾兵及台湾人却没有船只接运。战后有近三万名台湾人滞留在海南岛，他们的身分很尴尬。1946年6月滞留海南岛台籍军民80人，集资雇用一只帆船冒险航行14天，途中遭受海盗、台风之洗礼，终于6月14日抵台〈黄金岛口述〉。最后，回来台湾已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了。其中部份台湾人回台后，参与「二二八事件」，包括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
　　雷州半岛。1943年7月底，日军从雷州半岛抓走青壮年1000多人，乘日轮「白银丸」号，押送至香港当劳工，许多人至今生死不明。
　　湛江。1943年4月9日，美国盟军派遣「飞虎队」习行队9架飞机夜袭日本驻广洲湾海军炮船。日本的炮船、军事设施、军需品及粮仓被炸毁，部分日军被炸死，日军两架追击的飞机在麻章圩上空被击落。战斗场面激烈，时被称广洲湾「珍珠港事件」。10月底，一名日军中将指挥官由香港乘舰至广州湾(今湛江港)，途中被盟军飞机袭击致重伤，不治而死。日军借故戒严报复，随意逮捕霞山街头行人60多名，押至日军司令部审讯后，在南强中学操场全部被斩首。

【战时广东省全省损失之渔船约15000艘】
　　战时广东渔业备受摧残, ，据估计，全省损失之渔船约15000艘，渔产损失330多万担。

「红树林里的秘密仓库」

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5/06/77595/
「海南史志网」　编辑日期：2015-06-30 17:12:29 　信息来源：《海南史志》2015年第3期
■红树林里的秘密仓库　　作者：郑学兴（海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1942年至1950年中共琼崖特委在今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桂南后坡村后沟溪红树林中搭建隐藏、储存革命战争物资的仓库。仓库一是直接从西霞（今为广东省湛江市，旧时称西霞）秘密采购革命物资，通过著名地下海上交通线“湛江市西霞→硇洲岛→琼山演丰山尾交通线”运送。二是仓库存放物种丰富，品类齐全，近似西霞商铺。三是交通员交接暗号为“第二西霞”。这就是红树林里的秘密仓库——“第二西霞”。
　　1942年日寇对琼崖武装革命地区实行严厉封锁和掠夺，采取严厉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抢光和杀光，再加上日伪特务、汉奸活动猖獗，琼崖革命武装物资供应不仅空前紧张、匮乏，而且仅存的物资隐藏也十分不安全。针对这种情况，琼崖特委在今海口市演丰镇桂南后坡村郑家（昌言、昌文）家中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必须建立琼崖革命抗日地下物资储存的秘密仓库。经过反复论证认为，离郑家不远的后沟溪中红树林高大茂密，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河道弯曲、水深，林中船只不仅出入方便，隐蔽也好，再加上日本鬼子、特务、汉奸不敢进入红树林，因为红树林中有我抗日武装，仓库建在这里相对安全等情况，决定在此建琼崖抗日革命物资储存、供应秘密仓库，解决革命物资存放、运送等安全问题。会议决定仓库命名联系暗号为“第二西霞”。
　　老党员谭群才回忆，仓库由时任琼崖特委常委肖焕辉同志（琼崖革命“六连岭”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特委负责琼文两县革命领导人，解放后历任海南行政区公署主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革命战争年代常隐住演丰桂南后坡村郑家）直接领导，地下中共琼山县委负责，组织村中拥护共产党的铁杆群众秘密建设而成。
　　老党员郑道华回忆，“第二西霞”仓库，采用上层为茅草下层为瓦木的结构，既伪装又防潮。仓库底部采用石柱和高大的红树林支干做支撑，且以高过历年台风最大海潮为原点，以有效防止海水浸泡物资，地板为加厚木板铺设，再垫干枯的茅草，既透风又防潮湿，便于储存。（今仓库遗迹瓦砾支柱石仍在还可辨认。）仓库由琼崖纵队战士持枪放哨，物资按类存放，进出库物资有专人负责登记。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仓库有严格绝密规定：一、仓库工作人员，出入不走仓库出入口；二、物资进出一律用小船运送；三、熟人进入仓库必须由保卫人员引路，陌生人误入，一律就地处死；四、担任仓库物资输送人员当“哑巴”，不管任何情况，不得吐露，否则一律当作叛徒处决。五、担任地下水上交通线湛江市西霞→硇洲岛→琼山演丰山尾→“第二西霞”的人员，如果牺牲家属不得认尸，不得哭葬，对外人只能说去南洋做生意了。正因为有这样铁的规定，才使得仓库一直得到安全保证。
　　“第二西霞”仓库物资由琼崖革命驻“西霞”（今湛江市）联络站和当地党组织秘密采购。物资用船通过著名水上交通线湛江市西霞→硇洲岛→琼山演丰山尾→“第二西霞”，每当货船到达演丰山尾后，为安全保密起见，换琼崖纵队独立大队人员驾驶进入“第二西霞”仓库。再由琼文经济委员会分发给各地抗日武装，主要负责人有林诗耀（1927年参加共产党，海南解放第一任海口市副市长），吴琼仁（老革命、海南解放第一任海口市银行行长），李高泰（老革命、海南解放第一任海口市建设局局长）等。
　　“第二西霞”仓库是琼崖革命重要的供给线、生命线，为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和海南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据三位老党员和海南解放功臣、著名“渡海联络员”杨运珠（仍健在）在《雷琼地下对敌斗争纪实》中回忆，“第二西霞”仓库的建立，从“西霞”运送了数百只大帆船的战争物资，价值高达数亿元“光洋”。老党员谭秀琼回忆，这些物资运送都是乘恶劣天气和夜秘密进行，所有物资、子弹等都是用人肩挑，一件一件地运送到琼崖革命指定的地点，交接时要对准“暗号”，在运送中不知有多少人摔断手脚,一旦被敌人发现就选择跳崖、投河牺牲，绝不贪生怕死，有这样的精神和斗志，才能有效地扼制和打击日寇对琼崖武装革命物资的封锁，有效支持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如琼崖特委常委肖焕辉（生平见前述）生前所说，“第二西霞”仓库的成功建立，就像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滇缅公路”一样发挥巨大作用，为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和海南解放作出巨大的贡献而载入史册。
　　“第二西霞”仓库是用烈士鲜血和身躯筑起的，坚不可摧。老党员郑道华不禁泪流满面回忆，1942年8月间琼崖各兵工厂制造炸药、手榴弹和子弹的重要原料“断货”，对革命十分不利，经中共特委特别会议决定，由特委常委肖焕辉负责急派演丰山尾村著名水上交通员陈灼利（烈士）、郑昌文（别名青华，郑道华父亲，笔者祖父）、杨来思等驾船到西霞，走西霞→硇洲岛→琼山演丰山尾→“第二西霞”航线。满载“货物”的船只被日寇抓获，对船上人员用尽严刑，大家视死如归，日寇十分恼怒用火将全船人烧死，他们为琼崖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母亲在肖焕辉的主持下，带他改嫁他乡。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斗争形势恶劣，日寇、特务和汉奸猖獗，许多“船夫”、“挑夫”宁愿被杀头，但决不屈服，前仆后继，“第二西霞”仓库始终存在，作用巨大，坚不可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第二西霞”仓库这条地下水上航线主要担负起输送两岸的情报联络、中央和华南地区委派的琼崖重要领导干部和电台、电台密码的转送，直至海南解放。

「南渡江铁桥记忆 一个日本工程师的命运」

　この記事（「南渡江鉄橋記憶　一個日本工程師的命運」）の中ごろに、日本占領下の海南島に“黒潮会”という「日本青年反戦的秘密組織」が実在していたか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ます。
　しかし、そのような「秘密組織」は実在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なぜ、『海南日報』の蔡葩記者がこのような記事を書いたのかはわかりませんが、この記事は、海南島近現代史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を困惑させると思います。
　日本敗戦以前につくられていた「黒潮会」という名の組織は、 日本の軍政機関の海軍省を担当していた新聞記者クラブでした。http://www.maesaka-toshiyuki.com/war/3668.html
　海南占領日本海軍特務部が、海南島の子どもたちを「皇民化教育」するために、教師養成機関として海南師範学校をつくって日本で生徒募集をはじめたのは1942年春でした（海南師範学校については、このブログの2011年7月15日～8月21日の「海南師範学校」１～１４、7月14日の「海南島の日本人教師」、2012年2月5日の「海南師範学校」１５、2012年2月20日の「海南師範学校」１６をみてください）。
　アジア太平洋侵略戦争で生き残った日本兵は、日本敗戦後、「戦友会」をつくりました。海南海軍特務部の旧職員は「海特会」という名の団体をつくりました。
　「黒潮会」は、日本海軍海南特務部政務局第3課が設置・運営していた海南師範学校の関係者が1954年につくった親睦団体です。「黒潮会」の会員は1981年1月に敗戦後はじめて海南島に行き、その後2000年代初期まで、毎年海南島に団体旅行に出かけていました。「黒潮会」の関係者は、2004年9月に『天涯に陽は昇る　海南島への架け橋』（発行人山本良一）を発行しています。
　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は、2012年2月26日に開催した第9回定例研究集会で、細見（ほそみのぼる）さんに、「海南島で日本語教師をしていたときのこと」と題する報告をしてもらいました。細見さんは1942年に海南師範学校の第1期生の応募試験を受け、4月に海南島に行き、海口の海南師範学校で6カ月の教育を受けた後、陵水小学校で黎族の子供たちに日本語などを教えた日本人です（このブログの2012年1月14日の「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第９回定例研究集会」、年2月26日の「第9回海南島近現代史定例研究集会の報告」をみてください）。
　日本占領下の海南島に「日本青年反戦的秘密組織」が組織されていたという文書や証言に、これまでわたしは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日本軍が中国に侵入していた時期に、重慶や延安などに、「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が組織されていました（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白石書店、1974年8月〉、鹿地亘編『日本人民反戦同盟闘争資料』〈同成社, 1982年10月〉、鹿地亘資料調査刊行会編『日本人民反戦同盟資料』全12巻・別巻１、不二出版、1994年5月～1995年12月〉など参照）。

　　　　　　　　　　　　　　　　　　　　　　　　　　　　　　　　　　　　　　　　佐藤正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9/14/content_13_1.htm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9/14/content_14_1.htm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9/14/content_15_1.htm
『海南日报』2015年9月14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南渡江铁桥记忆　一个日本工程师的命运
　　南渡江铁桥，人称“鬼子铁桥”，是日寇为作战和掠夺资源于一九四二年建成的海南第一座大桥。七十余年过去，铁桥剩下的一半断桥仍横亘南渡江上。鲜为人知的是，铁桥的设计者斋滕博明在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留在海南。此后，他用整整六十年的光阴，为战争赎罪，并最终获得中国政府的褒奖。他的中国名字叫黄博明。日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相片】黄博明的手稿。 黄朝晖 提供
　　　　　【相片】退休在家的黄博明。 黄朝晖 提供
　　　　　【相片】铁桥日落。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他是日本侵略海南的铁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者，他是一名海南女子的丈夫，是四名中国孩子的父亲。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回到日本，留在海南，以一生的勤奋与辛劳，为战争赎罪，终于获得中国政府的褒奖……近日，大型系列纪录片《血铸河山》在全国70家电视台推出，其中，海口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铁桥记忆》于9月3日播出，该片荣获2015年度海南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一等奖，由海南日报记者蔡葩任撰稿。编导组从海南出发，到日本、香港等地做实地采访，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度揭开一个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曲折故事。
――编者

　　1983年的10月，秋风瑟瑟，草木枯黄。日本千叶县斋滕家族的坟地。一个中国高级工程师、海口南渡江铁桥设计者黄博明被他的日本亲人领到一座墓前，墓碑上赫然刻着：斋滕博明卒于公元l945年。黄博明站在自己的墓碑前深感悲凉。自己在另一个国度活着，儿孙满堂，而他的亲人却以为他战死了。每年8月的盂兰盆节，日本人祭拜亡灵的节日，他的亲人都会给他的坟墓上香。在自己的墓碑前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聚，已经满口海南话的黄博明百感交集。日本人斋滕博明怎么会变成中国工程师黄博明，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这要从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海南岛说起。

★卷入日侵琼战争
　随公司来到海南
　　1939年1月13日，日军御前会议作出侵占海南岛的决定。2月10日凌晨，日本陆军饭田支队和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共1万多人，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在海口西北角的天尾村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登陆，随即占领海口。日军占领海口后，立即开始侵略全岛和掠夺海南丰富自然资源的行动。
　　1939年11月，日军侵略海南9个月后，一位名叫斋滕博明的日本青年来到海南。这一年他刚满20岁。1939年日本东京大学土木专科毕业后的斋藤博明进入日本明治制糖公司。当时公司的制糖业主要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明治制糖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在北海道、韩国等地都有工厂，新进的社员都会被分配到各地工厂。斋藤博明入职后，得到社长新元八丈雄的赏识，社长告诉他公司将在海南发展业务，希望他能去海南努力工作。这就是斋藤博明到海南的初衷。
　　明治制糖公司在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设立总部，至今，海口骑楼老街“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仍清晰可见。这是日本在海南岛开发蔗糖业的第一家公司，负有国家使命对海南岛进行经济掠夺。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曾对日本侵略海南的惨痛历史做过较为深入的梳理。张教授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知道日军侵占海南的行动，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经济上的一个目标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天然橡胶和铁矿的需要，对以战养战需要的粮食、蔬菜、鱼类、肉类等等的需要，据我们的统计，应该有92家日本企业随日军在半年之内进入了海南，它们主要是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服务，也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它的日本企业在海南的活动服务的，形成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里面包括一些日本有名的大财团。”
　　定安是明治制糖公司甘蔗种植的基地，性格沉稳的斋滕博明被社长派去担任农场场长，在定安和感恩（今昌江）农场负责甘蔗、大米与蔬菜的种植。初来海南的斋藤博明以为“理想”大门从此打开，他在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可以派上用场。他参与糖厂的设计与“建设”，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正当年华的斋滕博明不仅在定安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也在这里邂逅了一位定安娘子，并与她一起生儿育女。他跌宕起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设计南渡江铁桥
　亲眼目睹血流成河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南渡江铁桥的设计与“建设”，这段看起来有些浪漫的异国婚姻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定安娘子吴氏，是定安古城殷实人家的女儿。她不顾街坊邻居的鄙夷眼光，看上了这位敌国的青年。1940年初，吴氏与斋滕博明在定安有了自己的小家。为了与娘家人多交流，斋滕博明学会了一些海南话，与周围的人慢慢熟络起来。作为战争的敌对国青年，他如今又娶了一位被日本占领地的海南女子，他的命运注定了不会平坦。
　　新婚不久，斋滕博明被日本海军特务部指令到海口，主持南渡江铁桥的设计和“建设”。作为日本企业的员工，斋滕博明无可拒绝。日本侵占海南的野心日益膨胀，急需加快对海南资源的掠夺，南渡江桥梁的“建设”迫在眉睫。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时，南渡江上还没有桥梁。从海口、琼山往定安、文昌的公路，必须经潭口渡口，用船渡过江。同时，因为潭口渡口位于地势险要的海口羊山地区，抗日游击队多次在渡口一带设伏袭击，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军需物品大受损失，于是日寇开始计划在南渡江上建桥，精通土木工程设计的斋滕博明，在日本海军特务部的指派下，开始着手设计南渡江铁桥。按照设计，铁桥全长785.34米，宽6.8米，桥身距离洪水最高水位2米，最大载重20吨，使用年限20年。1940年6月，铁桥正式施工。参与施工的斋滕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很艰苦，我什么都得干，既要测量画设计图，还要随叫随到，为现场工人修工具，还经常领不到工钱，有时只能跟头儿借钱买米！”
　　20出头的斋藤博明被迫离开新婚妻子，极度苦闷中他坚持写日记。在1941年冬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架桥建矿和修铁路的过程中，我时常目睹大批的劳工被迫害致死，内心倍受煎熬。铁桥修建通车后，我多次目睹守桥的日军对桥下无辜民船进行扫射，看着自己设计的大桥成为罪恶的屠场，我内心矛盾重重，却无能为力。”

　　南渡江桥下鲜红的血流给内心敏感的斋藤博明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眼看着活生生的生命随着枪声应声而倒，斋藤痛恨战争给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由此更加强烈。
　　南渡江上的碉堡，实际上是个岗亭，日军当年为了守卫南渡江铁桥而设置的，在里边有十几个射击孔，射击孔是面对着江面的。南渡江是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运输交通线，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日军侵占海南以后，建立了南渡江铁桥，实际上就是把这条水上交通线切断了，对进入这条水域的船只，日军经常进行扫射，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在日军进行疯狂侵占掠夺的同时，海南人民奋勇反抗，琼崖纵队积极组织游击作战。为此，日军在全岛范围内，通过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的方式展开血腥报复。同时，随着战争的深入，对军粮需求日益大，日军开始督促日本在海南的民间株式会社征收军粮，斋藤博明也被卷入了收粮的队伍。

　　斋藤博明在日记中写道：
　　“昭和20年（1945年）5月，我们一行100人乘坐木造船从秀英港到达雷州半岛的南端海安，一路上经常遭到联盟军飞机的轰炸和袭击，我们夜里11点上船出海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到达海安上岸。步行了4、5个小时到达徐闻县城，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徐闻休息了两三天又步行到下桥休息半天再到达青桐，在此地训练两周，然后每日步行直到到达湛江，又经廉江向广西进发。一路上时不时与中国陆军遭遇战斗，中队死伤十多人，敢死队也遭遇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被打散了，我们的武器严重弹药不足，缺水缺药没粮食补充，最后连收发电报用于记录的纸张、笔甚至发报机的电池都全部没有了。夜里我们会去老百姓的田里偷挖芋头地瓜这些东西来吃，负伤人员众多。夜里我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海边草地上，听着伤兵的呻吟，还有人在暗自哭泣，那种情景犹如日本古歌里的哀调。长夜漫漫如此惨淡，士兵们厌恶了战争渴望回到家乡，长夜漫漫无明日……”

　　黄博明的日记时间为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的日子相隔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为我们了解日军战败前夕的情况提供了真实的依据。随着日军死亡征兆的来临，处于战争中的黄博明和（日本）“潮会”的青年偷偷聚会，此为黄博明的日记：
　　“在一次收粮中，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我侥幸逃生。我第一次感到命运被操纵的无奈，与（日本）‘潮会’来海南教书的青年老师饮酒痛哭，大家同感前途迷茫与思乡情切。”
　　“潮会”是日本青年反战的秘密组织，地点在琼台书院。他们偶尔聚会，相互倾诉。与这些日本青年不同的是，斋藤还有一位中国妻子。她已经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他的日本人身份给妻子带来很多敌视的眼光。可妻子依然深爱着他，没有避讳丈夫的日本人身份。

★战争结束，
　第一次放弃回日本
　　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败退，国共开始全面对日反攻，日军失败的气息笼罩在海南上空。此时日本军方更加疯狂地掠夺资源，转运重要物质。1945年初，联军对南渡江铁桥进行轰炸，却未能成功。作为日本侵略罪证的南渡江大桥，一直横亘于江上，纪录着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政要员接收日产的人员纷纷到达海南。10月份，斋藤博明来到海口骑楼老街，昔日秩序井然的明治制糖海口事务所已经是一片狼藉。

　　　　　【相片】1989年，黄博明在车间工作。 黄朝晖 提供
　　　　　【相片】1984年，黄博明回到日本时留影。 黄朝晖 提供
　　　　　【相片】黄博明的长子黄关熙指着父母的照片叙说往事。 蒙钟 摄
　
　　他在为事务所办理移交手续，被国民党接收要员发现他能说中日两国语言，而且还会讲一口海南话。他立即被扣留。这个与海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人，正是接收部队最急需的特殊人员，日本军队留下的军车兵器正急需整理翻译，配合清点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随着国军军队沿着海南东海岸一直到三亚的田独铁矿，一路上协助中国军政机构接收日本撤退遗留下来的所有物资。一直忙碌到1946年6月，他才回到海口，此时日本军队已经在3、4月份时被美国的军舰遣送回国，他所供职的明治制糖社也撤离海南，从此，他与改变自己命运的公司相隔千里，杳无音讯几十年。
　　个人在历史面前，该如何承担？　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作为日本人的斋藤博明，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斋藤博明的日记：
　　“我来到位于海口骑楼老街的明治糖社总部，发现总部同事匆匆忙忙，办公室也凌乱不堪，原来总部在做撤退前的准备。此时，我百感交集！战争的早日结束，是我一直期盼的，但是战争结束后，我又该何去何从呢……”
　　身为一位中国女子的丈夫，斋藤博明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受到毒打，他的厌战情绪时时流露在他的日记中：
　　“五年间的战地生活，无数次被日本军人、军属殴打。战争结束，又被日本抛弃，如今应该是我放弃日本的时候了。如果回去还是被侮辱和奴役的话，不如我现在就放弃。”
　　此时的斋藤博明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如果独自回到日本，那么，他年轻的中国妻子和幼儿该怎么办？
　　经过多次彻夜难眠，他终于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留在中国。他要养育在战争中生下的孩子，他要以个人行动为这场侵略战争赎罪。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虽然日军侵琼期间，他没有拿过枪杀过人，但他是铁桥的设计者，这座桥是日本对海南岛资源掠夺的罪证，斋藤博明始终无法摆脱这强烈的罪感。
　　但决心已定，他准备着要为他的决定付出任何代价。

★中日邦交，“战亡”的斋藤博明祭拜自己
　　2014年8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琼海采访黄博明长子黄关熙。年过古稀的黄关熙回忆：“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留在海南。父亲当时很辛苦，他给人家打铁，打铁赚不了钱他就去修汽车，当时的车很少，也赚不了钱，就到碾米厂给人家打工，当时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他们养大我很不容易。”
　　1950年，日本千叶县政府经过多年寻找，也没有得到斋藤博明的音讯。家人接受千叶县政府宣告斋藤博明的死亡，并把他的“遗骨”送到家族墓地，修建坟墓，从此，斋滕博明成了家族“战死”的“英雄”，年年接受香火的“祭拜”。
　　就在日本宣告斋滕博明“战亡”之际，已经改名为黄博明的斋滕在中国海南开始新的人生。而他的后半生与日本明治糖社的重新相逢，为他的人生添传奇色彩。
　　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爷爷患肺结核，在医院看到日本药品，制造商为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他就按照地址写信给公司，与新元久先生取得联系。
　　新元久，是黄博明的原来的上司新元八丈雄的儿子。他生于1933年，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此时正在明治果业株式会社工作。
　　可以说，如果没有1973年的“中日邦交”，斋滕博明这个名字便永远不会被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新元八丈雄就永远隐藏在黄博明的人生字典里，不为外界所知。
　　2014年6月，海南日报记者赴日本东京采访新元久先生。年过80的新元久依然步履轻盈，记忆清晰。喜欢弹钢琴的新元久先生在他的家中为我们弹奏一首《思乡曲》。欢快的旋律却掩不住淡淡的忧伤。故乡、亲人，是我们永远的念想；喜乐、平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他回忆：“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那个时候我在明治糖社巧克力研究所研究开发新产品。有一天，我接到总公司的一个电话：新元先生，您认识海南岛一个叫黄博明的人吗？我说不认识。原来是黄博明给他寄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中日恢复了邦交，我终于可以给日本写信了。很久以前我是明治制糖的社员被派到海南岛工作，那个时候我的上司是新元八丈雄。如果我能再回日本，我非常希望能拜会他，能帮我找到他的地址吗？
　　新元久先生告诉我们：“我的父亲当时是海南岛蔗糖业开发第一责任人，我想黄博明先生应该是那个时候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很多书信往来，在信里面他告诉我他的日本名字叫斋藤博明，因为各种原因，战败后他没能返回日本，现在在海南岛工作。”
　　新元久与黄博明从未谋面，凭着他是父亲当年的员工，他极力帮助“死去”的黄博明回到日本。1979年，黄博明终于回到离别整整40年的故乡——日本千叶县。在给自己的墓碑献花时，黄博明感慨万千：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多少灾难，而自己祭拜自己墓地的人，又何止我一个！

★牵挂海南，第二次放弃回日本
　　这一年，黄博明已是花甲老人，在中国已是退休年龄。新元久和日本的亲人劝他恢复日本国籍，在日本老家安度晚年。千叶县和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也提供丰厚的条件，只需他的决定。然而，黄博明已经离不开海南。他已经很熟悉那片他付出太多的土地。那里有他的爱，有他的亲生骨肉，尽管物质条件还很差。就像当年决定留在中国一样，这次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回到日本，这让他的亲人和朋友不可理解。
　　这是黄博明第二次放弃回到日本。喜欢贝多芬的黄博明决定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他与新元久先生多次谈起，他在中国已经找到人生的价值。此时，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更需要科学技术人才。1984年，黄博明作为海南农业机械考察团的成员再次来到日本。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日占时期自己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主持建设的工厂仍遍及全岛，达到40多家。海南工业龙头企业海口罐头厂由黄博明主持设计，那些超前的设计理念为海口罐头厂（椰树集团的前身）带来巨大的收益，成为海南工业界的一面旗帜。黄博明以优异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1992年，黄博明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当初选择留在中国的人生价值似乎得到了报偿。
　　2015年7月，我们来到黄博明生前工作的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1994年黄博明74岁高龄从公司总工程师的位置退休。在海秀路黄博明的居所，整齐排列的一排排书籍是屋子里最主要的财产。2007年主人谢世后，这些陪伴黄博明一生的书籍被蒙上了些许灰尘。
　　与晚年黄博明对门而居的原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蔡家万向我们介绍，1950年海南解放后，黄博明因技术出众，精通日语、语，得到了新中国重用。1955年，经过严格审核，黄博明进入海南行政公署工业处任工程师，从此，黄博明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赎罪”过程。百废待兴的海南极其需要他这样的技术人才，他没有被当做“敌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踏实和欣慰的日子。东京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后来的实践经验，让他在海南工业界很快脱颖而出，黄博明终于找到施展才干的出口。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后来受到历次运动的冲击，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依然以超常的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认可。他曾说过，他在海南成家，海南成就了他后半生的事业，海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蔡家万说。

★以身赎罪，长眠海南
　　抗日战争历时之长，涉及之广，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从东北到海南岛，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被卷入战争的日本人斋藤博明也在战争的漩涡中一度无助、迷茫，甚至曾经被迫助纣为虐。从战争中觉醒的斋藤博明用一生为他的民族赎罪，为自己负罪的心灵寻求解脱。
　　2000年一场大水冲垮南渡江铁桥，只剩下断桥残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海南岛资源的铁证，曾引来一时关注。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铁桥的设计者是日本人黄博明，而这个人居然就在岛上生活多年！黄博明与吴氏婚后生育四个儿女。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成长、结果。他们的相貌与生活方式跟本地人无异，却曾因为黄博明的日本人身份而变得不同。直到今天后辈们也无法完全理解黄博明的决定，但他们还是尊重黄博明的选择：
　　“晚年的爷爷曾多次回到日本，却每次都选择留在海南。最后一次是2007年初，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爷爷告诉我们，百年之后一定要把自己葬在中国，葬在海南！”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说。
　　2007年秋天，黄博明先生在海南去世，享年90岁。家人将他和妻子埋葬在一起。已经高龄的新元久先生每年都到墓前来祭拜他。
　　2014年9月，新元久先生再次来到海南。他希望与黄博明的后人一起，共同为和平奔走呼吁。十几年前，黄博明将他的孙子黄朝晖和孙女黄雪丹送到日本学习，新元久以长辈的热心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多多了解日本，成为中日两国和平的见证人。
　　在琼海黄家墓地，新元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和斋藤先生有这么多书信的往来，书信中饱含了他战后很多的艰辛和痛苦。斋藤先生战争时在最前线，战后也没能回国，这是战争留给人的伤痛。我希望新元家、斋藤家的友谊能祖辈相传。我们不希望战争的悲剧重演。我们要和平而不是互相为敌。我们要平安幸福的日子。”通过翻译，我们依然能真切感受到新元久先生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2015年9月，黄博明的孙子黄朝晖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爷爷设计的南渡江铁桥，行走在断桥上的黄家后人百感交集。那逝去的斋藤博明被卷入一场战争，而新生的黄博明却以自己一生的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以求得到永久的安宁。八年抗战，八年离乱，离乱的何止是被害者的人生？大自然的伟力冲垮了铁桥，却冲不掉人们对战争恐怖的记忆。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8/10/content_2_3.htm
『海南日报』2015年8月10日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60集抗战纪录片《血铸河山》开播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8月10日起，由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全国50家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系列抗战纪录片《血铸河山》，将于每晚23时28分在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随全国70多家电视台同步推出。
　　《血铸河山》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城市台电视新闻委员会组织策划，海口广播电视台携手全国50家城市电视台联制联播的，每集30分钟，共60集。参与制作该片的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各省市的数十家主流电视台，以及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影视制作机构。
　　据介绍，《血铸河山》从策划到制作完成历时3年多，直接参与制作人员达400多人，直接采访了当年抗战的亲历者、目击者或烈士后人近千人，拍摄了超过10万分钟影像资料，多角度、多侧面、多地域反映了中国全民抗战的真实历史，是后人了解抗战历史的宝贵影像资料。
　　其中，海口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铁桥记忆》一集由海南日报记者蔡葩担任撰稿，曾获2015年度海南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一等奖。

「吴梅、郑义老人讲述 侵琼日军的日语“教育”」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03/02/content_108179.htm
『海南日报』　2009年3月2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科洲　特约记者 王仪
■吴梅、郑义老人讲述　侵琼日军的日语“教育”

　　　【图】民国时期，海口市博爱北路的海南书局，图为日军侵琼期间，强行征用海南书局
　　　　　旧有房屋及设备，设立“陆军报道部”，开办《海南迅报》。
　　　【相片】吴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讲述当年日军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张杰 摄

　　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1939年，在侵入海南岛不久，日本军方即开始极力推行日本语教育。
　　语言有时真有一种“芝麻开门”的魔力。当你深入学习一种语言时，你会不知不觉接受它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最终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和同化。日本侵略者深谙此理，因此，在推行“攻心”政策时，把教育作为核心，而日语推广则是核心中的核心。
　　2月末的一天，海口市琼剧团原艺委会主任、今年76岁的吴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他还清楚地记得，日军登陆后不久，就在海口设立5个日语学校，由日军士兵为教师，分白班和夜班组织一般市民、治安维持会职员、警察局职员和佛教协会会员等学习日语。

★大规模推行日语教育
　　在稍为稳固了统治后，日军即展开较大规模的日语教育。资料显示，1939年春，日军在海南岛设华佛教会，由7个寺组成。各寺设立日语学校，各有学生100多名。在海口、陵水、保亭、东方、定安、临高、乐东等，也封闭了原有的学校，强行重组，更改国民政府原有的教育体系和培养方案，废弃了原有的教材，开办由日本人监管的日语学校，还从日本和台湾派日语教师，强制学生学日语。
　　1941年，当年8岁的吴梅在海口市一小（校址在今市六小）读书。“那时，海口市只有3间小学：市一小、市二小（校址在今市三小）、女子青年团（校址在今市一小），外加一间私立女子学校和几间私塾。”
　　“我学习的课程有日语、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劳动。高年级同学还设了自然和地理，但就是没有历史。日语、体育和劳动这3科由日本教师上课，其中日语是主课，课程最多。此外，音乐课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
　　日军在占领区不仅推广“日语”的语言知识，还运用标语、传单、壁画、电影、报纸等手段传播知识，并推广敬礼、哈腰等日本礼仪知识。
　　海南书局创办人唐品三之子、唐树椿老人曾经提到，日军侵琼不久便接管了海南书局，日本商人胜间田善作曾劝说父亲为日本人做事，但被拒绝，继而日本人自办了《海南讯报》，发行中文日报和杂志等，后来又创办了《海南新闻》，以占领宣传阵地。
　　至今在海南一些地方，有些当年学过日本语的人还能说出一些日语词句。吴梅记得，对a、i、u、e、o等日语假名，当时有一首海南话谐音顺口溜：阿姨去夜学，阿嫂回教罗，阿哥打阿嫂……被日军奴化比较严重的地方，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听懂一些日语单词，一些地区还保留了对个别事物的日本称呼。如琼海有的地方对瞎了一只眼睛的人都称他为“阿达没”。
　　在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50年的台湾，奴化成效极为明显。一些台湾人变成了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皇民”，以自己是“日本人”而自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登辉。他多次声称自己是“半个日本人”。

★稍有不逊则严厉体罚
　　原海南水产局工程师郑义1940年在海口上小学。但他只上了半年便退学了，原因是经常被打肿脸，实在是受不了。
　　在学校里，一年级的新生最苦。低年级的学生逢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都要敬礼，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高年级学生的殴打或捉弄。低年级学生是绝对不允许与高年级学生发生争执的，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学校强调绝对服从：学校事务要绝对服从日本教师意图，学生要绝对服从日本教师。稍有不逊，就要受到体罚。
　　体育、劳动课上课时很严厉，几乎每隔四五分钟就有学生被罚或被打。有一点很奇怪，打肿郑义的脸的既不是日本教师，也不是中国教师，而是他的同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郑义说，在学校中除了一般的手打脚踢，板拍棍殴外，日军还提倡一种体罚方式：互打，即甲乙两学生（有时是两排学生）面对面站立，先令甲打乙一巴掌，再令乙打甲一巴掌，轮流不停地互打。双方初时往往是轻打，但不久双方便激起了仇恨心理，于是便越打越重，边哭边打。日本教师则在旁一言不发地观看，直到他认为满意后才命令双方停手。
　　还有比郑义退学更严重的事件，那就是罢课。史料记载，1944年，海口市二小的五年级学生，为抗议前一天日本教师对全班学生进行体罚而集体罢课。日本教师得知后大光其火，表示要严加追究，幸亏中国班主任从中周旋，才将此事化小。
　　那时的吴梅和郑义只觉得日军残暴，还不明白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儿童丧失反抗精神，养成顺从的习惯。

★也有日本教师良心未泯
　　日军在海南推行日语教育过程中，频频使用暴力手段。但也有一些日本教师良心未泯，真心帮助学生。而在日军投降后，还有不少日本人留下来，给中国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1942年，原海南水产局局长云林在大致坡小学学习，由于成绩好，和日语老师关系很好。午休时，日本老师还让他与其同睡一张床。他不仅没挨过一次打，还得到了日本老师赠送的礼物：一本日语词典。2年后，他到嘉积农业学校求学。这时虽然有日本教师打人现象，但学生和个别日本教师的关系还不算太紧张。到1980年代，有一位日本教师还常回到嘉积找原来的学生聚会。
　　而云林在中专时的日本老师越智直竹就更让他发自内心地敬重和怀念了。云林说，解放后海南的很多水产专家和水产方面的干部都是越智的学生。记者在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水产大院里采访，遇到了几位原海南水产局的退休老人，以及上文说过的吴梅，都曾受教于越智。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的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现海南省农业学校）在海口成立，并在得胜沙租了两间楼。学校教师越智直竹原是北海道大学的水产专家，日军侵琼时被征到日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日军投降后，他留下来成了一名水产教师。
　　越智的学生、现年82岁的杨老回忆说，由于自己日语学得好，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越智讲课时，他当翻译。越智高个，穿着很朴素，爱吃鸡饭和海南粉。有一次，杨老还看见越智蹲在钟楼旁的一个地摊边吃海南粉。
　　同为越智学生、曾任海南水产研究所所长的陈乃书说，越智教学很尽职，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1949年，越智返回日本，后来还因其卓越的专业知识而到联合国任职。
　　吴梅、云林他们都记得，1980年代，越智多次来海南。每次回来，他都和当年的学生一块到海口四牌楼（东门市场附近）吃鸡饭。
　　越智对海南很有感情。1983年，他还介绍一位日本专家胜谷帮夫来海南水产研究所当顾问。而他本人则于1984年受聘于海南行政区当农业顾问。
　　1946年时，越智三四十岁。云林听说，越智已于几年前去世。
　　海南师范大学访日学者、中文系教授张兴吉说，当年日军在侵琼期间力推“日语”教育，如果用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理论来分析，那就是日军想通过语言对被占领区的民众进行“规训”，通俗地讲也就是奴化。福柯认为，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
　　“日军这是要中国人忘记自己的历史。”张兴吉说。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03/02/content_108179.htm
『海南日报』　2009年3月2日　　文：海南特约记者 王仪　记者 李科洲
■日军发放　“良民证”
　　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便加紧对占领区的百姓实行改造和同化。强行发放“良民证”便是日军的重要手段之一。
　　琼海市嘉积镇76岁的黎良镇对“良民证”记忆深刻。“日占区人民没饭吃就吃草根，没钱花就卖儿女，但是不能没有良民证，否则出行过关卡或清乡时，就会被日寇当是抗日分子抓起来，敢反抗的就会立即被杀头。”1939年日军占领嘉积镇，黎老的父亲去了南洋，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妹妹逃到定安境内的山洞里躲避，大约躲藏了一年时间，由于缺吃少穿，条件艰苦实在躲不下去了，只好回乡。虽然当时他年纪小不需要“良民证”，但他曾亲眼目睹了别人没有“良民证”受到日军的暴打。
　　琼海市嘉积镇81岁的王维新说，在侵占区日本人扶植汉奸成立伪政权，由日本人操纵强行发放“良民证”。良民证也叫顺民证，证上盖有日伪政权机关的印和日军机构的印。
　　据王维新等几位老人回忆，日军占领嘉积镇后，在溪仔和北门等地点设有炮楼和岗哨。凡经过的人都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说“先生举礼”，恭恭敬敬地将“良民证”递过去，等检查结束后，日本兵挥挥手，方可离去。走时还得点头哈腰，以示礼节。就是在“出日本工”（日军强摊的杂役）时遇上日本兵也要鞠躬行礼，说“先生举礼”。塔洋镇一位妇女因为记不住，几次遇上日本兵时将“先生举礼”说成“举礼先生”，被日本兵理解成要日本兵向她行礼的意思，将她打得半死。
　　据查阅有关资料，日军侵入中国后在各地都采取了强行发放“良民证”的政策，各地发放的“良民证”也大同小异。有的盖有日伪特务机关、警察所等机构的章。有的地区“良民证”不仅有持证人的大头像、姓名，甚至还有大拇指印。
　　抗战胜利后，“良民证”被中国民众看成了耻辱的证明，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民间极少留存。

「海南抗战老兵林诗栋：解救盟军60人 自己曾被细菌战伤害」

　以下は、日本軍が海南島で細菌戦を実行したという証言です。
　林詩棟さんは、日本軍が飛行機で細菌を「六芹山的樹林、草地、河流……」に撒いたと証言しています。
　六芹山は、海南島澄邁県西南の丘陵地帯です。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67606.html
　http://nanhai.hinew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6055
　日本軍が海南島で毒ガスをつかったという証言は、このブログの2015年6月16日の「2015年春海南島「現地調査」記録２」、6月20日の「2015年春海南島「現地調査」記録３」をみてください。
　日本軍が海南島で「毒瓦斯（発煙剤、催涙剤、「クシヤミ」瓦斯ニテモ可）」を使用したことを示すと思われる日本軍文書（「Ｙ五作戦戦訓所見摘録」）については、このブログの2009年12月14日の「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　７」をみてください。
　　　　　　　　　　　　　　　　　　　　　　　　　　　　　　　　　　　　佐藤正人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5/09/03/017790117.shtml
「南海网」 2015-09-03 08:22:30　作者：孙令正
■海南抗战老兵林诗栋：解救盟军60人　自己曾被细菌战伤害
　专题：孤岛抗战 琼崖壮歌——南海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报道
　海南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系列七　口述：林诗栋 整理：南海网记者孙令正

　　林诗栋，祖籍海口演丰镇，1922年出生于越南建江省云中村(即越南的海南村)，为了反抗法国歧视华人的政策，1935年奉父命回国就读于演丰岐山村小学。1938年6月参加革命，并受冯白驹亲点担任交通员，不久任演丰乡儿童团团长。“九一八”事变，他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1939年3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演丰乡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40年6月参军，加入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北出琼文，东击琼东，中到五指，西进昌感，南下天涯，经历的大小战斗有上百场。曾荣获“全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解放奖章”、“华南解放奖章”、“海南解放奖章”等四枚。9月2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这位93岁的老人回忆了那段血与火交融的抗战岁月。

【相片】林诗栋1940年6月参军，加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北出琼文，东击琼东，中到五指，西进昌感，南下天涯，经历的大小战斗有上百场。曾荣获“全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解放奖章”、“华南解放奖章”、“海南解放奖章”等四枚。9月2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这位93岁的老人回忆了那段血与火交融的抗战岁月。(南海网记者孙令正摄)
【相片】林诗栋曾被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伤害过，至今脚部还留有伤疤。(南海网记者孙令正摄)

★因为故乡我回来了
　　二十世纪初叶的满清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不断。对外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被列强大肆瓜分。国内军阀混战，所谓的“士绅”横行乡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即使是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也不例外。就像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一样，为避战乱，一批批海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我的父亲林升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升出生在海口演丰岐山村。在记忆中，父亲个头很高，武功很好，而我从小就跟父亲习武。那些年战乱不断，到乡下抓人当兵的事不时发生。见此情景，16岁的父亲(1900年)就自己做主与外村人签下当“猪仔”的三年契约闯荡南洋，来到了越南建江省云中村的胡椒园打工。经过多年奋斗，父亲终于积累了一笔财富，并和祖籍是文昌的母亲结婚。
　　我是家里的长子， 6岁读私塾，开始学越南文、法文，两个月后又改读中文。学校教中文的林老师是在琼崖参加过革命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琼岛，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他就到云中来投靠亲戚。课余时间，他经常给学生讲海南的革命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我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在越南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海南有个冯白驹。7岁我就帮父亲记账，8岁父亲就开始带我走南闯北做生意，甚至还让我独自出外闯荡。那时的东南亚，有海南人的地方就有海南会馆，我依据会馆的便利，经常到越南的西贡(今胡志明市)，泰国的曼谷，柬埔寨的金边、吴哥窟等地帮父亲收钱送货。这些经历，也练就了我天不怕、地不怕、爽朗活泼、善于交友、灵活处世的性格和经验。
　　1935年，法国殖民政府颁布了对华人的歧视政策：禁止中国人学华文；强制华人家庭的男孩满16岁就要去当雇佣军。由于娘家的小舅子在殖民政府里任职的，他们都极力主张父亲送我到法国巴黎读书，将来学有所成发展家族事业。父亲被迫在我是去巴黎还是回国之间做出选择。对祖国近乎痴迷的爱让父亲最后做出抉择，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的孩子不能做不懂中国话的番仔。”决定将我送回国读书，学好中国文化。
　　那年我只有13岁。

★革命就要不怕死
　　回到演丰岐山村小读书后，我当时学习很好，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琼山是有名的革命老苏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这儿的农民运动就风起云涌，尤其是演丰乡，各村都建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到抗战时期，这里几乎人人都参与共产党的组织，长辈参加农救会，青年参加青抗会、妇女参加妇救会，小孩参加儿童团，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那时，岐山村的林克泽、刘秋菊就是声震一方的共产党人。
　　1938年琼崖特委从定安母瑞山突围后，驻扎在岐山村林书言家。一天晚上，来到村里的冯白驹见我年纪虽小，但很灵活，见识颇广，谈吐大方，就叫我当交通员，不久就当上了乡儿童团团长。不久，由于表现出色，我担任乡青抗会主任。1939年日本鬼子侵琼后，先后在临近演丰的昌城、美兰、塔市建据点驻军，并广发良民证。演丰乡和各村的族长、士绅大多跑到五指山了。为了避免日军进驻演丰，我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白天组织群众把粮食等重要物资藏起来，坚壁清野后躲进红树林，晚上则出来组织全乡青年用斧头铁锤锄头或破坏公路或拆罗牛山桥或在演丰墟拆房屋或割掉电线，把通向演丰乡的交通、通讯全部破坏掉。日军不甘心，白天出动人员修路架桥拉电线，可一到晚上，我们就组织青年破坏，搞得日军暴跳如雷，大骂演丰是“匪民不分、匪民一家”，并断言“要想消灭演丰的共产党，只有全部杀掉演丰人”。
　　一次执行任务归来，村里的敌伪人员突然把我围起来，欲往死里打，我被迫从腰里拿出枪和手榴弹大喊：“谁敢上来我就打掉谁。告诉你们，我林诗栋是不可欺负的。”他们吓得立即跪下来，我上去给每人狠狠打了几巴掌，边打边说：“你们有本事就去打日本鬼子，不要在村里做王做霸！”。从此，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再也不能在村小读书了。这时，党组织在演丰乡开展抗日扩军活动，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我为响应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日”的号召，以共产党员、青抗会主任的身份带头报名参军。这次扩军，演丰乡有300人参加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我参军后，便被编入驳壳枪班当战士。1942年是琼崖纵队抗战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在琼崖纵队活动的琼文地区，日夜进行扫荡、围剿和蚕食，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地的群众惨遭杀害，房子被烧，连墙壁都推倒，有的村甚至成为无人村。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琼崖纵队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冯白驹政委在会上发出“把抗日战争的军事行动和政权组织引向全琼”的号召，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行动上，在战斗中，我从战士、班长到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始终随同其所在的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广泛开展麻雀战、伏击战、袭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主动出击打好连环战
　　1942年，我担任琼崖独立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日军武器装备好，善于打仗，又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他们的枪一打就不停，子弹用不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我将中队分成十几个战斗小组，实行三组连环打击的游击战术。
　　在实战中，三个组互相呼应，一组占据制高点，其他两组与一组呈犄角形分布伏击日军。日军来了，一组从正面进攻，瞄准敌人就开枪，枪响后就马上隐蔽着横向转移。其他两组接着开枪，也是枪响后马上横向转移。这样，每一次都能打死2-3名日军。由于群众都跑了，日军还得自己扛死尸，行动慢，这又为下一次的伏击创造机会。由此积少成多，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给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慢慢消除其锐气。
　　我们就用这种战法，在东山大桥与日军打了一天，打瘫日军军车一辆，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几十支。打后立即挺进澄迈福山，伏击从吕新坡(也叫波流坡)来的日军。这一仗，消灭日军40多名，缴获轻机关枪一挺、一门迫击炮、步枪30多支以及一大批子弹。从吕新坡出来后，我们又突袭日军一个炮楼，缴获重机枪一挺。随后，在澄迈的延兴、美厚、大前山一带迂回寻机打击日军。
　　我们也用这种战术袭击了敌洋行，破坏多次敌人的大扫荡。

★解救盟军官兵
　　1943年，日军在印尼的安汶岛、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俘虏了盟军士兵，并强迫他们在海南东方县的报板地区修铁路。我和战友发现后，准备营救这些被俘士兵。经过周密的准备和谋划，我带领八中队成功袭击了这些日军，消灭日军30多人，缴获一挺轻机关枪，并成功营救出英国士兵36人、荷兰士兵2人、印度士兵20人、美国士兵2人。
　　当时中队所处环境很恶劣，老百姓的粮食大部分被日军或国民党抢走，中队征集到的粮食很少，只能掺着野菜煮食为生。但是外国人吃不习惯野菜，他们喜欢吃牛肉，我就尽量买牛肉给他们吃，不少盟军士兵因此死去，余下的在战争结束后，被盟军送回国。其中有一个美军人士兵走后不久，就用电报通知我们，电文的大意是：为感谢你们的救助，送一批物资表示感谢，请接收。那天，一架飞机飞到我们的驻地上空，机上飞出的五个降落伞渐渐地落下来，这些物质有5个美式卡宾枪、一批药品和布匹等，都是部队稀缺的物质。

★侵略者细菌战让我伤疤至今
　　其实，当时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部队里很多人都染上了烂腿(脚)病。那时，我们那时认为是水土不服得的病，都称“水土病”，多年以后，才知道是日本的细菌战引起的。
　　那时日军惨绝人寰，用飞机把细菌撒到六芹山的树林、草地、河流……，我们这些琼纵指战员都是穿短裤行军，腿脚一碰上茅草就有划痕，有划痕的部位就开始烂，烂到脓水流出来，流到哪就烂到哪，严重的肉一块一块地烂掉，烂得能看到骨头并死去。一个有名的歌唱家从香港回来参加琼崖纵队，就是得了这个病活活折磨死的。
　　我的文书王文炳不仅烂腿还发着高烧，热得受不了，就跑到河里泡，结果直直地站在水里死了。烂腿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一个大队三百多人，仅四个月就剩一百多人，损失近三分之二。我也患上烂腿病，烂得腿上看到白森森的骨头，当时有个护士就用硫酸给我治，疼得我冷汗直冒，治了三个多月居然好了，谁都说我是死里逃生，可是至今还有那次受感染后留下的伤疤。
　　1943年，日伪军进攻我所在部队驻扎的澄迈县牛牯岭。我带领部队英勇抗敌，很快把日伪军消灭，战斗临近结束时，突然一颗子弹向我射来，从背后打进胸部，原来是一个假装死亡的日军射来的子弹，伤愈后子弹却留在身上。解放后，我曾到各大医院治疗，试图把子弹取出来，可是由于离心脏太近，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一直无法取出。我在斗争中曾先后4次负伤，牛牯岭战役的子弹一直留在胸部，如今一到阴雨天胸口就会隐隐作疼。
　　70年过去，现在一想起侵略者心里依然燃烧着怒火，我们演丰地区参加琼崖纵队两批有七八百人，岐山村就有68人，解放后就只剩下我和冯延兴。所以我常对儿女们说，日本侵略者要多野蛮就有多野蛮，他们在定安要群众跪在水里当桥，从群众的身上走过去，定安有很多村被日本侵略者烧光、杀光、抢光，成为无人村。我对他们的罪行永远都无法原谅。
　　所以，这些年离休后，我依然发挥战士的余热，任海南残疾人基金会副秘书长期间，四处筹款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为“缅怀先烈、启迪后人”，我参与组织拍摄反映海南革命23年红旗不到的影视片《秋菊姨母》和《啊！琼纵女兵》，到中央和省内筹款在全省建了十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富饶强大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血泪斑斑控日寇 白骨累累诉暴行」

http://www.sanyarb.com.cn/content/2015-08/09/content_181757.htm
『三亚日报』　2015-08-09 04:52:16　　文/图 本报记者 乔亚楠 胡茂君
■【暴行篇】血泪斑斑控日寇　白骨累累诉暴行

　　　　　【相片】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
　　　　　【相片】吉阳区南丁村朝鲜劳工死亡追慕碑
　　　　　【相片】迎乐斋安放的朝鲜人骨灰坛
　　　　　【相片】当年埋葬田独铁矿死亡工友的“万人坑”就在如今颂和水库的下面

　　日军全面侵占海南岛后，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开始了在琼的烧杀抢虏暴行，欠下了万年血债。贪婪残暴的日军为了开采掠夺海南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各地奴役了万千劳工开荒劳作。他们有的被日寇虐待致死，或劳累病死惨遭活埋。在石碌及田独的铁矿、屯昌羊角岭的水晶矿等地，多处万人坑揭露日军的暴行。在三亚的朝鲜村里，上千名异域冤魂在哭诉着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也是后世不能忘却的血泪历史……

★朝鲜村：千名朝鲜劳工魂丧异乡
　　在如今吉阳区的南丁村三队，一片空地内树立着一块“日寇时期受迫害朝鲜同胞死亡追慕碑”，紧邻的是一块满是韩文的石碑，最右边的一块石碑上用中文刻着：“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从朝鲜抓来一千多名青年，惨遭迫害，埋于此地。当年，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朝鲜同胞的不幸遭遇深表哀痛，保存遗址，改名为‘朝鲜村’”。
　　据了解，这是一位在海南从事农业开发的韩国商人徐在弘为纪念被日军劳役虐杀的1000多名同胞而设立。在纪念碑的不远处，还有着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门匾上写着“迎乐斋”三个字，里面放置着约几百个当年朝鲜劳工的骨灰。白色的骨灰坛整齐排放，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村民蒲学辉告诉记者，南丁村此前叫三罗村，而更早前被称作是“朝鲜村”，当时这些朝鲜人是被日本人抓来修路、修桥干活的。“这些朝鲜劳工刚来的时候皮肤都是白白的，而且习惯用头顶着东西，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当时就住在现在这个‘千人坑’上面一点，日本人经常打骂这些朝鲜劳工，并且不给他们饭吃，朝鲜劳工经常在路上向村民讨要食物，或是偷挖红薯、捡拾树叶为食。”蒲学辉说道。
　　据了解，这些朝鲜劳工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青年，每天被绑着押送至工地干活，如若劳工没有力气干活，或是有逃跑倾向，日本人就会将其倒吊在村中的酸豆树上用木棍、皮鞭抽打，十分可怜，有劳工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一旦生病，这些劳工也无法得到医治，还得继续干活，不少朝鲜劳工就这样累死，或被日军杀害，就近埋葬在如今南丁村三队的一片空地上。
　　据村民回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荒的时候，那一片地区轻轻开挖就全部是人的骨头，有的骸骨上还镶着金牙。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韩国媒体、专家学者来到村内寻找此地，随后有几名韩国人来到村内，组织僧侣在“千人坑”遗址上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法事，说要将同胞的亡魂带回韩国，并委托部分村民在遗址内发掘同胞的骸骨，统一装入骨灰坛中，还在1999年9月1日设立下了追慕碑。
　　而“朝鲜村”的事情是如何受到广泛关注的呢？　在1996年，曾有一位名叫张雄的韩国老人，来到海南向媒体求助，称他是日军侵琼时期，被日军拉到海南做苦役的韩国劳工。当年同往海南的数千朝鲜人，惨死在海南西南部的矿区，只有张雄等几人成功逃出。后来张雄定居在美国，并希望能够找到他曾被奴役过的地方，祭奠他那些惨死的同伴，把他们的遗骸带回家。
　　在海南日报等媒体的帮助下，张雄终于找到了一些同胞的遗骸，并带回了韩国。经过鉴定，被证实是当时日本从占领的朝鲜监狱，以减刑的名义，拉到海南进行残酷劳作，折磨至死的一些“朝鲜报国队”成员。
　　这一事件被报道后，引起了日本朝鲜史研究所的学者佐藤正人的关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他听朋友说起，一位大家熟识的朋友曾在中国海南岛田独矿山做过事。为探明真相，1998年6月，佐藤和同为自治会成员的金静美女士，首次来到海南调查日军侵琼史实。同年8月，韩国KBS电台在查明纪州矿山事实真相自治会等组织的协作下，放映了《长埋在海南岛的朝鲜魂》的影片，述说在三亚田独朝鲜村发掘出朝鲜劳工遗骸的事实，震动韩国。
　　而曾作为特约记者在本报刊登过《三亚朝鲜村的亡灵在哭泣》的邢中正告诉记者，从1943年3月起，日军将朝鲜各地的拘留所集中起来的犯人组成朝鲜报国队，强制送至海南岛的矿山及海军布防区内进行强制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人是“政治犯”，以“南方派遣报国队”命名，后在海南被称作“朝鲜报国队”。当时在海南岛区域驻军的是日本海军第16警备队。而村中的老人回忆，朝鲜人大都是带着铁链10人或20人一组，在两名日军的监守下强制劳动，稍有不从，就会挨打至死。每天收工后，他们被回当时在村中设置的军营集中关起来。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为了隐瞒其暴行，将朝鲜人全部杀害。
　　曾在南丁村参与基层扶贫工作的符清文也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还在读书的他曾参与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前往朝鲜村的“千人坑”遗址参观，吃树叶、野草，体验当时劳工们的艰苦生活。如今多年过去，“千人坑”遗址已经少人问津，唯有树立着的纪念碑时刻提醒着人们日寇在“二战”期间的残忍暴行。

★田独万人坑：白骨累累诉暴行
　　“我1942年从香港来三亚田独铁矿做苦工，属第37批。时间大约在1943年，在田独因没饭吃，饿死、病死、被打死，死了很多人，第37批来533人，到日本鬼子投降时只剩108人……”在《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中记载着当年在田独铁矿做劳工的广东顺人周球的口述记忆。即使已经过去70余载，那段饱含劳工心酸的血泪史依旧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难以释怀。
　　周球口中所说的田独铁矿位于三亚田独村西北山面1.5公里处的黄泥岭处。1939年2月14日，日军占领了榆林港之后，开始将贪婪的手爪伸向觊觎已久的矿产资源。同年5月份，日本石原产业海运株式会社开始在参考中国文献的基础上，对田独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调查，发现了以往的采矿坑道。8月，日军便开始对田独铁矿进行开发。次年1940年6月，田独铁矿就已经开始出产矿石了。
　　“那时候日本人还修了一条铁路直接从矿井通到安由，每天都不断地有一车车的矿石运出去”，田独村内80多岁的李永光老人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运送矿石，日军还铺设了一条榆林港到田独铁矿之间约12公里的铁道。据统计，自1940年田独铁矿开始出矿以来，到1944年1月的三年多时间里，日军已先后将采掘出的约270万吨矿石经榆林港运送回日本国内。
　　走在如今的田独村内，一幢幢崭新的民居静静地矗立着，孩子们欢快地在庭院里追逐玩耍，笑声荡漾。难以想象70多年前在这里日夜上演着日军对劳工们的血腥暴虐。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当年田独铁矿遗留下的老矿井。这个直径300米，深50米的废弃矿井里蓄积了满满的雨水，成为了一个小湖泊。“我们小时候还会经常到这里游泳，旁边还有以前日本人的营房仓库。” 村支书说。
　　在矿井岸边，随处可见零散在地的红褐色铁矿石，昭示着这片红矿山的历史渊源。70多年前，日军为了掠夺田独矿井的资源，奴役了台湾、香港、内地以及我省各地的劳工到此开垦挖矿，受到了终日长鞭驱打、饥寒交加的虐待。
　　“那些劳工就住在草房里，很多人挤一间房，不分日夜地干活，没有休息，实在饿得不行就去田里挖点地瓜吃……”李永光向记者回忆当年看到的劳工惨状，语气颤抖。
　　在《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中也记载着劳工杜棉对当时的记忆：“睡的是草房，每间睡200多人……因为没有吃，工作苦，上班时间长，每天约12个小时。因此，有病的工人很多，发热寒、烂脚等。”在日军残酷的虐待下，这些劳工大多都染上了疾病。“但是他们没有医生可以看，日本人自己建有医院诊所，但是只给他们自己的人看病，一般的劳工生病了，基本上就是等死。”李永光老人告诉记者，很多劳工就这样被日本人迫害致死。
　　在老矿井的不远处，就是田独村的颂和水库。在平静无奇的水面下，原是一片坡地，村支书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的田独万人坑。据说在1958年，村民刚开挖水库用于农田灌溉时，铁锹还没挖几下，就铲出一堆白骨。在这个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大土坑内，一时间白骨累累重现地面，画面触目惊心。后经辨认，人们才知道这是当年被虐待致死的劳工尸骨。
　　“很多工人死了，刚开始是土埋，后来死的人多了，就挖掘来烧灰，每个洞烧10个人以上。而那些病重的人，还没有死就被脱光衣服，放在火堆上烧。”劳工杜棉在《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中回忆道。从1940年至1945年间，陆陆续续有近万名劳工在日军的残暴虐待下致死，长眠在这万人坑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终究变成了历史资料中一堆毫无生气的数字。
　　为了不让这些枉死的劳工消逝在记忆中，在1958年4月间，人们在水库大坝旁用水泥砌筑一座“日寇时期受迫害死亡工友纪念碑”，以表纪念。1986年，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还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建省后，三亚市人民政府又将其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1年初，三亚市人民政府在原纪念碑旁又再建纪念碑一座，占地面积20平方米，碑高约8米，碑上镌刻“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
　　时至今日，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基地。“每逢清明、中元节，村里人都会到这里扫墓、上香、祭祀，缅怀那些在战争年代被日军残忍迫害而亡的同胞们……”村支书说。

★疯狂掠夺海南资源
　各地劳工命丧琼岛
　　除了三亚的田独万人坑和朝鲜村的劳工外，全海南岛各地在日军侵占时期都受到其大肆的资源掠夺和残虐暴行。据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海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显示，日军以“经济开发”为幌子，开展了对海南岛的全面经济掠夺，截至1944年，进入海南岛的日本民间株式会社有82家，在海南进行掠夺式开发的日本人最多时达3万余人，先后投入6亿多日元，涉及农、林、畜、食品加工、水利、矿山、港口、道路桥梁等100多个单位。
　　同时，日军把掠夺矿产资源作为其重要任务，重点“开发”田独铁矿、石碌铁矿、羊角领水晶矿和那大锡矿。从1929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共开采铁矿砂338万吨（其中运往日本282万吨）；掠走水晶93吨、锡沙数千吨。
　　以如今东方市的八所为例，当时日军为了掠夺石碌铁矿以及海南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在1940年10月，兴建八所港，并专门修建了连接石碌铁矿和八所港的535公里长的铁路。从沦陷区的上海、广州、香港和琼岛内的各市县等地，以欺骗和强迫等手段，抓来近两万余名劳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盟国的战俘1200余人修建八所港。这些劳工在日军的皮鞭下受尽凌辱，过着的悲惨生活，有的累死、病死、饿死、冻死，还有的被日军活活杀死。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仅剩下2000余名劳工。那些惨死的劳工，被日军埋在八所港旁的荒滩上，人称“万人坑”。
　　日军在海南岛强征劳工数量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在矿山、电站、码头、铁路等处做苦工，同时也大量被用来修建公路、机场、碉堡等各种军用设施。根据事后的抗损调查统计，全省有15 个市县在调研报告中统计到劳工的数量，总数为116932 人。而且强征的海南劳工不分男女，不给分文报酬，也不提供任何食宿，经常肆意折磨虐杀，造成大批劳工死亡。
　　学者苏智良在所著的《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暴行》中认为“日本统治海南岛6 年多时间内，10 多万劳工死亡人数在6 万以上，死亡率高达60%。”
　　此外，日军还通过军事和暴力手段掠夺海南农业资源，并强制农民劳役，在定安、临高等沦陷区，日军以抽米、抽谷、抽收户口捐等各种方式，征用农产品。而且为了全面控制海南岛商业货源，对中国商人设立“交易协会”加以统治，规定只有参加该协会的商店，才可以从日本批发商处得到货物，日军命令三井物产会社负责经营全岛的土产品和出口物资，同时设立琼崖物资交换所，垄断对外贸易。此外，日伪在海口设立有正金银行、台湾银行等，发行大量“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票”，总发行量达39902万元，并强制在日占区市场流通，垄断了海南的金融行业。
　　通过种种手段，侵琼日军掌握了海南岛的经济命脉，并大肆掠夺性开发，以各种名义征用大量劳工，为日本本国输送资源。这些劳工们的亲身经历与“万人坑”遗址，揭露出当年日军侵琼的种种劣行。
　　　　　（未完待续）

本文资料参考：《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海南铁矿<矿史记录本>选编》、
　　　　　　　　　　《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
　　　　　　　　　　《海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历史卷 海南抗日战争史稿》、
　　　　　　　　　　《三亚朝鲜村的亡灵在哭泣》、
　　　　　　　　　　《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暴行》。

「日寇进犯琼危难 “孤岛”作战抗顽敌」

http://www.sanyarb.com.cn/content/2015-08/02/content_180764.htm
『三亚日报』　2015-08-02 03:07:09　文/本报记者 胡茂君 乔亚楠
■【战火篇】日寇进犯琼危难　“孤岛”作战抗顽敌

　　　　　【资料图片】1939年 2月10日中午，日军占领秀英炮台
　　　　　【资料图片】横行在海南岛上的日军坦克
　　　　　【资料图片】琼崖抗日自卫团独立队
　　　　　【资料图片】潭口狙击战遗址

〖者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三亚日报·城市读本》周刊将陆续推出《战火琼崖——不能忘却的记忆》系列报道，分别从“战火篇”、“暴行篇”、“抗战篇”、“老兵篇”、“胜利篇”等追寻抗战记忆，揭露侵华日军暴行，讲述英雄抗战故事，全景式展现琼崖抗日战争。』
　　『南岛位于中国版图的南端，也被称之为琼州，与广东徐闻地区隔海相望，毗邻东南亚各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上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渔业资源，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日本侵略者“南进”的重要目标。1939年2月，随着阵阵炮声，日军从海口天尾港登陆，沿海多地在强势进攻下沦陷，侵琼日军开始了对海南岛长达六年的资源掠夺、烧杀“扫荡”，琼岛人民也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以海南为据点 不断南进
　　在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平西南部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日军的势力由北往南不断扩展蔓延，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炮声不断。到了1938年的10月，广州已经失守。日军也渐渐开始把侵略的脚步踏向了远在南海之滨的海南岛。
　　一位名叫吉田昭彦的日本人曾对攻占海南岛的战略意图作过如下的论述：“关于海南岛攻略作战，我的结论是，这表面上不过是支那事变中的一次作战行动，但日本海军的真实意图，首先，在于填补重要却尚未占有的据点，以适应构想中的对英作战的需要；其次，是在‘南进’思想不断高涨中，为实现‘南进’目标而取得前进基地。”
　　实现“南进”，是日本侵略海南岛最直接的意图。从1936年开始，日本就召开了“五相会议”，确定了以全面进攻中国为中间突破，北攻西伯利亚，南攻南洋群岛的侵略扩张总纲，从而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
　　而海南岛对于当时想要实现“南进”的日军来说，有着意义非凡的战略地理位置。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二战遗物中，一份来自1939年的《支那事变画报》中曾以海南岛为据点，勾画出了日军想要侵占东南亚各国的策略示意图：海南岛地处中国的南部海域，是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其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西连北部湾，又与越南为邻；东面紧挨着菲律宾的吕宋岛；南面又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遥遥相望。因此占领了海南岛，就意味着可以直接威胁到法国的海军基地广州湾，又可以窥视美国在菲律宾的远东军事基地，往西边又可进攻法属安南，北可控制两广，将极大程度地打破太平洋上各国军事力量的均衡。
　　不仅如此，海南岛拥有着1500多千米的海岸线，有着榆林港、清澜港、天尾港等多处天然优良的港湾，对于军舰来去停泊、物资的运送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并且海南岛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橡胶、胡椒、椰子、甘蔗等热带作物在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海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铁石矿、锡、金、锰、钛等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足以支持日本实现“以战养战”的计划。
　　在1939年的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最终作出了侵占海南岛的决定。而为了顺利侵占海南岛，日本可谓是蓄谋已久。早在1933年，日本当局就曾派出大批的间谍化装成和尚，到海南伪装化缘实则进行侦查和窥探。再后来，日本又派出大量的特工以经商、行医和收购旧金银器皿等身份为掩护，潜入海南收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情报资料，绘制地形图，为日军侵略制定线路。甚至有些深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及特殊的地形都被其清楚地标注在地图上，以至于日军在登录海南岛后，连哪家有水井都一清二楚。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还公然派“记者”来海南进行经济资源的调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舰还公然窥探海南的海岸地形，并大肆抢掠过往的船只，屠杀渔民和商客。
　　而在1938年的6月，日本的第三、第四海军舰队就开始蠢蠢欲动想要登录海南岛，而法国军舰立马派了10艘前往监视，想要制约其进一步的侵犯。但很快，新成立的日军第五舰队也编入了“中国方面舰队”，开始实施对中国南海沿岸的封锁，并侵占了广西北海的涠洲岛。当时法国的外交部发言称：“如日本违反日法于1907年条约中关于海南岛的规定，法国将进行干涉。”
　　但是野心膨胀的日本已经全然不惧法国的警告，在1939年的1月15日，日军开始在涠洲岛修建航空基地。1月19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又发布了第265号命令和第372号指示，其中决定在2月的上、中旬开始侵琼。
　　在第265号命令和第372号指示中，对日军侵占海南岛的路线方案及海陆军的兵配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计划。其中，攻占海南岛的作战海军称为“Y”号作战，以第五舰队为骨干部队；陆军称为“登”号作战，以台湾混成旅团为骨干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原是在武汉攻略作战中表现十分活跃的波田支队，后来又改名为饭田支队，是日军在华南战场上的一支重要部队。
　　在作战计划方面，日军分为两个线路，一是海陆两军协调一起攻占海口，称为“甲作战”，另外一个是海军独自进行三亚、榆林方向的作战，称为“乙作战”。而“Y”作战又分为“Y一”至“Y九”。其中“Y一”的作战计划中要求陆军在澄迈湾附近登陆后，向东迂回攻占海口、琼山及文昌、定安和清澜港；海军则是由雷州半岛南部的竹山海岸附近经海南岛以西的海域抵达南部的榆林、三亚附近登陆，进而攻占崖县。
　　面对日军酝酿已久的这场攻占，海南岛的应对力量十分脆弱。当时，国民党曾派张达率领152师约1.5万人负责海南防卫，但广州沦陷后，这支队伍就奉命援粤北，离开了海南。此时，驻扎在海南岛上的军队就只剩下保安第十一、十五两个团，加上自卫总队七个中队和壮丁常备队八个大队，共约4900人。主要的武器装备有步枪约1800支，轻机枪110挺，重要港湾敷设有水雷。面对日军技术先进的军舰和轰炸机，显得有些苍白，根本不足以阻挡日军的登陆。
　　“那时中英的军队力量又因为国在欧洲战场的侵略战事而不可脱身，已经顾不上海南这边的战况了。”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处长林夏告诉记者，就在这样实力悬殊的对抗下，日军登上海南岛是无法阻挡之势。

★日军登录天尾港 半天内海口沦陷
　　在登陆海南岛的前一个月，日军就已经开始秘密地侦查，并在琼州海峡隐秘测量设标。1939年的2月3日，日军的舰队开始集结在万山泊地（香港西南约12海里），并从8日开始向海口出击，次日晚上10点左右，日军的军舰就已经抵达了澄迈湾。
　　观测到日军舰队在琼州海峡上的窜动，作为当时海口海防线的重要力量，守卫在秀英炮台的炮兵们早早就接到了上级通知，密切关注日军在海上的动态。这些炮兵都是晚清时遗留下的，大多都年过半百，却依旧抱着一颗保卫家园的决心坚守在炮台上。
　　10日下午，日军开始朝着海口进军攻占，以中将安藤利吉带领的陆军和中将近藤信竹带领的海军乘坐着30余艘的舰艇在50架飞机的掩护下疯狂地强渡琼州海峡。在海岸的这一头，老炮兵们早已严阵以待，将5座大炮瞄准对面海上的日军舰艇。随着老炮长陈起纲的一声令下，齐齐发射，瞬间在日军的舰艇前掀起冲天的水柱！
　　感到威胁的日军立即调集飞机在炮台附近投下疯狂的炸弹，一时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巨大的炮声打破了以往海口城的宁静生活。据史料记载，在那天长达3个小时的激战中，秀英炮台的5座大炮先后发射了100多枚炮弹，顽强阻击了日军舰艇在海口正海面的进击。无奈之下，日军决定将登陆的地点改到了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天尾港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
　　天尾港位于天尾村，如今已改名叫新海村，毗邻海口火车站及南港码头——粤海铁路及客船轮渡的进出口，隔着茫茫的琼州海峡，似乎可以远眺到对岸的徐闻县。
　　时隔多年后，记者再次踏上当年的天尾村，而这片曾经盛满屈辱的小小渔港如今全然变了模样：走在村中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新海村随处可见的是渔网和渔船。在海岸边，无边的黄沙和砖石静静地矗立，工程船和推土机在紧急地作业，发出轰鸣的响声。“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都是打鱼的，现在要建新的码头了。”村中纯朴的大姐告诉记者。
　　76年前的那个夜晚，寒冷的天气让许多村民早早就进入了梦乡。凌晨时分，许多村民被枪声和急促的脚步声吓醒。日军分成左右两翼部队，开始从这个小渔村陆续登录上岸。“当时我还很小，家里人都吓着躲了起来，不敢吱声。”今年81岁的林大爷回忆起当时日军登陆的情景，语气近乎哽咽。
　　当时，国民党保安第十五团团长文华宙部第二营营长侯伯明率领着军队依托夜色和有利地形，与日军进行抵抗相持。于是日军集中机群，开始大肆地轰炸滩头阵地。一时间天尾港硝烟弥漫、炮声四起，惴惴不安的村民们一夜都无人入睡。
　　当清晨的曙光照亮天尾港的海面时，人们看到不再是满载而归的渔船，而是侵略者的身影。整个海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日军的舰队以及前进的日兵。当天，共有1万余名日军登陆了天尾港。草黄色的军衣头盔和色的长枪，日兵就像蝗虫般长驱直入，开始了对这片土地的肆虐。
　　强行登陆后，日军开始分五路进攻：一路由天尾港沿海岸向秀英码头进犯；一路直奔长流经沿海公路向海口进犯；一路向文降村、国典村、道堂石山进发，抵达火山口之后又分两路侵犯：一路经国穴村、五原桥、业李村向海口进犯，一路则是经施荣、永兴向府城进犯。
　　面对日军的攻占，当时的国民党保安团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府城的甘蔗园一带，保安团龙驹部第二营王武华部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而在大英山一带，第十五团第三营立卓仁也不断地对日军进行伏兵截击。但因为军队人数及武器火力上的巨大悬殊，保安团的抵抗显得脆弱无力，并没能阻拦住日军进犯的脚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日本众议院预算总会上，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自信地报告说： “此次作战完全是乘敌之虚，仅受到敌人若干机枪的射击，我方丝毫无损。”
　　就这样，没有受到更多阻挡的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半天的时间内，海口、府城多地相继失守。当天中午的12时40分，日兵扛着枪侵入了骑楼，整个海口城彻底沦陷。

★“Y”字作战全面进攻海南 “蚕食”、“扫荡”内陆地区
　　在顺利登陆海口后，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开始了对海南岛全岛的作战。按照“Y一”至“Y九”的作战计划，占领海口、三亚，以及各县重要市镇、沿海港口，由点及线，进而控制整个海南。
　　在日军占领府城后，向琼山县境内纵深入侵，在潭口境内遭到独立队的阻击后，以更加疯狂的向内陆进犯。而在海南登陆的同一天，日军就派飞机轰炸文昌县大致坡、潭牛等地，炸弹投中文城孔庙和文昌中学，部分居民连夜撤离，国民党文昌县党部、县政府也向县西南一带撤离。
　　2月22日，日军侵占文昌县，23日上午，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一部，自海口开到文昌，首批步骑兵200多人，以多架飞机和2辆坦克掩护，于午后3时抵达城郊，另一批步骑兵200人、坦克5辆，约隔两个钟头接踵而至，会合侵入县城。日军进攻时，县城国民党几十名警察曾作抵抗，随即撤退，当天下午文城陷落。下半年，日军占领文昌大部分乡镇，先后在南山和西北平原地带构筑50多个大小据点。
　　与此同时，儋县西部海面出现日军舰艇，海岸上空军机不时徘徊。3月，日军三艘舰艇在儋县振、兰山，沙井棠等四区乡村发射炮弹。4月16日上午11时，日军饭田旅团第五十二联队的海军陆战队在白马井港登陆。5月4日，日军海军陆战队与伪军攻入琼西重镇——那大。
　　随着“Y一”作战的顺利推进，1939年2月12日，日军决定提前实施“乙作战”（由海军独自进行的向三亚、榆林方向的作战）计划，进攻崖县。“乙作战”由第四基地队和日本国内吴镇守第六特别陆战队组成，总共2450多人，分乘“葛城丸号”、“衣笠丸号”、“广丸号”三艘舰艇，于2月13日0时从雷州半岛的深尾港向西南海面出击。据记载，2月14日拂晓，日军三舰在护卫舰队的掩护下到达三亚附近海面，先遣部队即开始向榆林港登陆。驻防在榆林港的国民党王鸣亚警备大队及时发现，开枪阻击。但日军从舰船上发射十多发炮弹轰击榆林港周围，附近民众逃避上山，国民党警备大队也随民众弃守而退。5时，日军从榆林至三亚湾，集中兵力1000多人，从三亚湾强行登陆。当时在三亚、崖县只有壮丁常备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及崖县警察中队驻守，他们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后即撤出战斗，日军进而占领了马岭、崖县县城等地。
　　4月21日，日本陆、海军部和外务三大臣协议处理海南岛政务，决定的方针是“继续作战扫荡和确保治安为重点”。于是，日军在三亚、榆林、藤桥、崖城等城镇，着手筹备成立治安维持会；另一方面派出部分兵力向附近地域扫荡。6月30日，驻崖日军横须贺镇守府第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加藤荣吉派出一部兵力从崖城出击，向九所、黄流方向进犯。7月3日，日军占领黄流地区，然后继续向佛罗推进，占领佛罗墟。至此，崖县全境沦陷。
　　日军还对琼岛多地采取全方面进攻，占领海口不久，便经常派军舰和飞机对昌江县沿海地区的村庄进行狂轰滥炸。3月3日、5日、8日连续多天对昌感地区进行轰炸。6月，日军一路由黄流向感恩推进，一路从榆林、崖城等地乘舰艇在北黎登陆，随后占领感恩。在日军进入县城时，当地人民全体逃入深山，不留一鸡一犬，日军大怒下，将县城及板桥镇焚烧三天，躲入深山的村民中有2000多人因疾病、饥饿丧命。
　　为了应对抗日军民的左翼作战，同时消灭海南北部平原地区抗日军队主力，1939年4月15日，占领琼文地区的日军饭田旅团第五十三联队一部步炮兵骑兵800余人，在10辆坦克配合下，攻陷琼东大路墟，下午兵临嘉积镇。4月16日，日军从乐会属北鳌港登陆，直扑乐会县城。同日，日军海陆空三面合力在乐会县博鳌镇珠塘湾强行登陆。下午8时，侵琼日军海军陆战队一部乘登陆艇开进潭门港，潭门港的国民党驻军抵抗一阵后撤退，日军遂占领了潭门港。
　　1939年4月16日，日军饭田旅团五十二联队一部，乘军舰从临高县新盈港登陆，侵驻新盈港的日本海军配有数艘军舰，随时可以从沿海登陆作战，或炮击海边的村镇。侵驻加来机场的日本空军，有一个100多人的派遣队，配有战斗机和轰炸机七八架，在临高的海陆空部队，都有电话、电报等现代化通讯设备，加上专门成立的一个骑兵中队100多人，随时可以进入偏僻的乡镇村庄。10月25日中午，日军飞机疯狂地轰炸和扫射加来墟。1940年2月，日军侵占加来地区。
　　同月，日军派出100多人，乘坐快艇从榆林港向陵水县新村港进发，登陆后就在新村港小学校舍驻扎。21日，日军占领陵城后，分兵多路，向陵水县境内的文罗、隆广等地进犯，日军还从陆路向田独、林旺等地进犯抢夺掠杀。随后，日军在占领区组织自警团和治安维持会，开办日语学校，开设“慰安所”。
　　1939年6月29日，日军夜袭九所墟，占领九所作为据点，继而派遣骑兵队趁夜进攻十所村。6月30日，日军从崖城开出，集合九所驻地日军共70多人向黄流进犯，在九所至黄流路段的木头园村（今新荣管区）一带，遭到共产党员史丹、陈世领导的琼西南游击队和陈曼夫、励家亚带领的崖西国民党游击队的联合狙击，日军10多人被击毙，退回崖城。但在7月3日，日军重新集结，在海军舰艇配合下，从新村澳南侧登陆，攻占了黄流，接着从西南推进，占领了佛罗、莺歌海、岭头等乐东沿海平原地区。并于7月30日在黄流设立了司令部。同时，日军还配以飞机、大炮大举向乐东少数民族山区进犯，在多地设立据点。
　　1939年8月上旬，日军从陵水出动，进攻万宁，在兴隆附近分界岭遭到以陆天祥为中队长的国民党万宁县游击中队100多人的顽强抵抗。陆天祥指挥队员在大路及两旁布满了地雷、竹签，待日军进入伏击圈，队员们便一齐向日军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将日军击退。但陆天祥和大部分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8月13日，日军大队人马由汉奸葵天弟等人从陵水县出动，沿海边小道侵入万宁。至此，沿海一带的战事基本结束。
　　在日军结束“Y一”作战后，海南岛全岛的局势并没有达到了日军的预期，全岛日军仍然被分割成南北两大块，彼此之间难以沟通，而且海南各地的抗日力量仍坚持开展对日军的攻击。为改变这一局面，1940年初开始，岛内的日军由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继续实施“Y”作战计划，全面向内陆地区进犯，定安、琼中、保亭、白沙等地多次被日军“扫荡”。
　　1940年2月24日至4月底，日军为扩大“讨伐”范围，扩大占领区及实施道路建设，动用海南岛根据地队属下的全部兵力，启动“Y二”作战，以确保南渡江两岸安全、组成伪维持会从政治上控制局面。为巩固海口基地，在海口外围构筑强固的防御工事，以确保南渡江一带的安全，还在秀英修筑75米长可靠泊千吨级船只的军用码头和防波堤。在此期间，日军还在多地修建堡垒阵地，下乡“扫荡”，同时胁迫民众归顺、建立政治基层组织。
　　随着海南岛许多重要资源的发现，1941年4月10日，日军将原来海南根据地队升格，新设海南警备府以强化其基地作用。但同时，海南岛内抗日活动依旧非常活跃，对日军所谓的“治安”及“开发”活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遏制抗日武装的活动，日本方面根据“Y二”作战取得的经验，组织大规模“扫荡”作战，日本方面将此次作战称为“Y三”作战，进行全面的“扫荡”，驱迫抗日武装离开乡村。1941年8月9日至30日，日军又实施了“Y四”作战计划，“一、再次向东北部进行扫荡战，以确保南渡江两岸之安全。二、打通西路公路畅通以利运输。”
　　随着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琼日军又分别对抗日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蚕食”和“扫荡”，并在1939年11月至1943年6月24日期间，进行了“Y五”、“Y六”、“Y七”作战，通过实行饥饿封锁、逼迫抗日军民退入山内、打击日益活跃的共产党军队等，使抗日武装在军事活动上更加困难，加速对海南岛的资源掠夺，巩固统治。

★潭口阻击战打破日军“神话”　军民团结一致齐抗日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之后，抗日的火种已经在琼岛点燃，众多民众自发的加入到抗战的宣传中。1939年日军攻占海南岛时，面对日军强势的进攻，琼岛军民团结一致，主动出击，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在日军攻陷多地后，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与村民自卫队依靠本土优势，多次开展游击战、“反蚕食”战斗，使得日军不得已多次进行“Y”字作战，打击抗日势力。
　　潭口阻击战就是抗战初期著名的战役之一，在日军占领海口后，刚改编不久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判断日军可能渡南渡江东进。为了打击敌人长驱直入的气焰，决定派出第一中队前往潭口渡口阻击日军，该渡口位于南渡江下游，是海口至文昌、海口至嘉积公路的渡口，是日军东进的必经渡口。在得知日军出动的信息后，独立队第一中队80多人在中队长黄大猷、中队府荣鼎的率领下，到潭口东岸，利用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不久，日军果然从海口向潭口开来，并对渡口东岸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独立队第一中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阻击日军前进，一直坚持到黄昏，日军长驱直入的气焰就此受到打击，迅速东进的企图受挫。潭口阻击战的胜利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也扩大了独立队的影响。
　　在3月，独立纵队第一大队第一、三中队获悉，游海口至文昌的公路经常有日军军车来往。7日，第三中队长朱克平（朱运泽）率领该中队乘夜进入美兰至三江之间的罗牛桥设伏。第二天上午8时，两辆日军军车从文昌开往海口。当日军军车进入伏击阵地时，即被早已埋伏好的独立队员集中火力击毁一辆，击溃一辆，消灭日军大佐以下官员2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这次战斗被称为罗牛桥伏击战，战役的胜利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创了独立纵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一部的战例，坚定了全琼军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奇袭永兴日军据点也是在海南抗战史上颇为著名的一次斗争记录。永兴是琼山县西南的一个集镇，距离海口市20余公里，是通往内陆腹地的交通要道。日军占领这个集镇后，就建立据点，成立维持会，以此作为巩固海口，伺机向内陆地区进犯的前哨。为此，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派侦查人员潜入日军据点侦察敌情，结果发现这里的日军每逢集市大都外出吃喝玩乐，只留几个人看守据点。第四中队获悉这一情报后，便决定由中队长林天带领8名战士于1939年9月23日化装成农民进入永兴镇袭击永兴据点，这一天恰逢是中秋节，又是永兴大集日，可谓是难得的好机会。
　　王庆耀、符烈军、周密、符惠英等几名队员挑着肥鸡和本地土产永兴柑子，混杂在集的人群里。集市很热闹，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挤进挤出，在探听好炮楼里守备的日本兵数量后，为了引出驻守的日本兵，王庆耀有意将鸡笼打开，笼里的鸡冲出来，“咯咯”叫着四处乱跑，蹲在一旁“卖鸡”的符烈军也故意弄翻箩筐，柑子滚倒在地上，炮楼里的几名日军看见了，都跑出来，有的捉鸡，有的抢柑子。就在此时，早在一旁准备好的王庆耀、符烈军等人掏出手枪，“砰、砰”，两名日军士兵当场倒地，剩下的士兵也被队员们一一击毙。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第四中队消灭了敌人1个班，缴获了大量枪支，凯旋而归。
　　为了达到使海南岛成为其永久殖民地和扩大侵略南太平基地的目的，日军利用军事力量占领各地，再利用汉奸和地方流氓，组成政治力量来控制局面，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政治进攻，主要是推行分裂统一战线和诱降政策，采用军政双管齐下，以达到占领的目的。
　　在1939年7月，日军扶植汉奸赵士桓等人在海口成立伪琼崖临时政府，并建立了以松年为司令的伪军组织，先后在琼山、文昌等地建立伪县维持会、伪警察局等。日军每占领1个墟集都设立1个据点，并组成维持会，维持会下面实行保甲制，还组织伪自卫军，并宣称“皇军是海南岛救星”的说法，企图策反民众，但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反而是遭到了民众的抵抗与不屑。
　　日军给占领区民众发放“良民证”，证为布制，上面写有姓名、年龄、性别和住址等，准许民众耕作、捕鱼。但“良民”要向日军交纳一定的生产粮食，交纳苛捐杂税、当苦役，如有不从日军就贴出告示，宣称将没收财产、焚烧拆除房屋，甚至枪杀，不少民众被迫服从，但内心仍不顺从。林夏告诉记者，有不少人表面申领“良民证”，但收获的粮食都供应给共产党游击队，支援抗日战斗，被称为“白皮红心”。
　　正是民众坚持抗日的精神，与中共游击队员的坚持，在日军多次的“扫荡”、“蚕食”中，都未曾达到其预定目标，阻挠了日军在海南的殖民统治。
　　在六年的抗战中，海南岛的供给路线被日军全面封锁，大陆战事激烈也无暇顾及，而且共产党在战斗中因通讯设备损坏，与党组织无法保持频繁的联系，有学者将海南岛的抗日作战称为“孤岛”作战。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琼岛人民义无反顾的勇敢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直到抗战胜利。
　　　　　（未完待续）
　
本文资料来源：《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历史卷 海南抗日战争史稿》。《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
　　　　　　　与暴政》。本文配图由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追寻“真相”

http://hnrb.hinews.cn/html/2015-09/20/content_8_2.htm
『海南日报』2015年9月20日　　张媛
■追寻“真相”
　　多年以来，日本侵华史始终都是国内和国际的关注焦点。但是，从1931年到1945年，这十四年的时光太过漫长，中国沦陷的地域太过广阔，中国人民受到的创伤太过深重，因此想要详细考证这十五年间在沦陷区内发生的所有事件，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尽管如此，对战争罪责的拷问在不断地展开，追逐正义的和平人士一直在用热情与勇气同战争亲历者们的生命赛跑。与此同时，战争发动一方政治极端势力对历史罪责的洗脱，也在不断翻新花样。双方在进行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以日本学者佐藤正人为首的日本民间组织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自1998年加入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至今已经17年了。这个诞生于日本大阪的民间组织，27次远渡重洋，在海南岛实地调查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企业在海南岛犯下的暴行，搜集日本侵琼证据，以文字、影像等方式记录日本侵琼时期幸存者、亲历者的证言，并将之传达给日本民众，借此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维护和平。
　　而他们为搜集日本侵略海南岛罪证所付出的心血，执着探寻真相的决心，揭开真相的勇气，都深深镌刻在了《真相——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17年（27次）调查足迹》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亲历者身体上由侵略者施加的创伤，更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沉寂了几十年的心灵伤口。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那些死难者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那些史证碑上血色的罹难者姓名，更看到了那段不忍回顾的被鲜血浸透的惨痛历史。这一切带给我们的感情冲击远比我们学习的历史、我们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的更加汹涌。资料虽然枯燥，但是那浸透纸背的力量却不止一次地让我们湿润了眼眶、颤抖了身体。
　　在日本右翼化态势愈发明显的今天，由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会长的研究会十几年如一日地千里奔波，他们面临的困难，受到的阻挠，在全书中却只字未提。他们只是淡淡地认为他们“记录的侵琼罪行只是日本侵琼罪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坚定地表示“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直到走不动路为止”，他们只是明确地要求“追究日本侵略犯罪行为的责任”。在追踪真实历史、审判人类罪犯的历程中，他们无疑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有那么多的日本民间组织和日本民众在关注着这段历史。大家都渴望着以史为鉴，共谋和平。与他们相比，那些大言不惭坚持全面否定历史的人，则显得十分卑劣与渺小。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了，但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却漫长而又让人心痛。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但日本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和掠夺却仍历历在目。而这段让人不忍回顾的惨痛历史却又有一大半被刻意地忽视、淡化甚至抹杀。但是“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让我们手捧此书，跟随研究会的脚步去倾听、去记录、去传播，用真实还原惨痛的历史，用铭记展望和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