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隆：海南最后的南侨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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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最后的南侨机工
　　1939年初，在中国大半领土和沿海沿江港口尽失的危急关头，由南侨总会组织的3200多名华侨汽车司机与机修人员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15批回国，为抗战服务，驱驰滇缅路上抢运抗战物资和部队。其中800多名琼籍华侨有一半以上牺牲在滇缅路上。
　　时光流逝。随着多位琼籍南侨机工相继离世，而今琼、滇两地各仅存一人，海南文昌98岁的张修隆老人和云南昆明103岁的罗开瑚老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16_1.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张修隆：海南最后的南侨机工

【相片】养鹩哥是张修隆晚年的一大爱好。
【相片】2016年2月17日，站立在寒风中的张修隆，仍见当年的英气。
【相片】98岁的张修隆老人与家人在村中的生活场景。
【相片】张修隆获得的一枚纪念勋章。
【相片】1949年9月5日，新加坡移民当局给张修隆签发的一份证件。
【相片】2012年，海南省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颁给张修隆的荣誉证书。
【相片】张修隆家里张挂的“赤子功勋”书法作品。
【相片】琼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左)与吴惠民生前的合影。 王仪 摄
【相片】2010年2月1日，在文昌市头苑镇坑尾村家里，吴开进向记者讲述其坎坷曲折的一生。 范南虹 摄

　　飘在空中的水汽还是凝结成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让春节后的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又添了几分寒意。一座农家小院里，门外的椰子树挡住了寒风、厨房里的灶火温暖了里屋，98岁的张修隆就坐在屋檐下，静静地望着远处，若有所思。
　　在里隆村、在抱罗镇，在文昌市、在海南省，乃至全中国，这个身体依旧硬朗的老人都算得上是个名人，因为张修隆的名字背后，是那个已被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纪念碑上的群体——南侨机工。

　　当今年1月8日居住在琼海市的南侨机工吴惠民去世，海南健在的琼籍南侨机工便仅剩下张修隆一人。
　　98岁的张修隆，是“南侨机工”这个称谓在海南省最后的主人。
　　慢慢从屋檐下步回堂屋，家人眼里老人家硬朗的身板貌似又苍老了些许，或许是这段历史让他独自一人来背负太过沉重，或许是他又回忆起了连天烽火中的那段峥嵘岁月。从文昌到南洋、从南洋到云南、从云南回南洋、从南洋回文昌，十多年兜兜转转，张修隆最终落脚在了出生的地方，不时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历史。
　　细雨薄雾里，那个头戴船帽、身着制服的英气小伙，好似又出现在视线中。

★慷慨赴国难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这首由田汉、聂耳共同创作的《告别南洋》，是张修隆老人一直未曾忘却的旋律。
　　在1939年2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3200多名热血侨胞哼唱着这首歌，从彼时尚且安逸的南洋奔赴烽火遍地的祖国，张修隆便是其中之一。
　　1918年，张修隆出生在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一户贫穷的家庭，受生活所迫，小学尚未毕业的他便跟随舅舅前往南洋谋生，多年打拼下来，张修隆和舅舅已在新加坡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朝着自己的淘金梦进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张修隆和同胞们只能在遥远的南洋恨自己不能为祖国出一份力。“国内战事吃紧，新加坡的报纸都有报道，每过一天心情就愈加焦虑。”张修隆回忆说，南京、上海相继陷落，中国部队节节败退，南洋的侨胞们再也坐不住了。
　　1939年，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受到爱国华侨的踊跃回应。但当时的张修隆一不会开车、二不会汽修，只有一腔热血。“舅舅不会答应、家人更不会答应，但国难面前，容不得小家。”老人谈起过往，依然动情。
　　1939年8月17日，瞒着家人，张修隆和同乡一起，作为最后一批南侨机工登上了回国的船。再望一眼南洋，慷慨奔赴国难。

★前线急行军
　　到达昆明后，张修隆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了汽车驾驶及维修培训，加入了疾驰在滇缅公路的运输车队中，将一批批物资运送到抗战前线，和战友一道连接起了抗日战争最后的生命线。
　　彼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地区虎视眈眈，包括张修隆奋斗过的新加坡在内，在日军的铁蹄下风雨飘摇，对南侨机工来说，家恐怕回不去了。
　　“很多南侨机工都悲愤交加，只有继续在公路尽自己的全力，挽救祖国。”张修隆说，除了保障着抗战滇缅公路外，他还往返于昆明、贵阳和重庆之间的盘山公路上，其中黔滇公路里那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他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
　　事实上，在侵华日军的情报里，早就发现了穿梭在仰光、昆明之间的这条生命线，随着东南亚地区的陷落，侵华日军也开始了对滇缅公路的大规模轰炸。
　　在张修隆的记忆里，往返无数次的盘山公路有多惊险自不必提，但更令他记忆深刻的，是随时可能出现在头顶的日军轰炸机。“我在车队负责运输的是汽油，这比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只要有弹片火星，汽油随时会爆炸。”张修隆说，在盘山公路上，他不仅要注意车况路况，还需随时保持听觉的灵敏，只要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必须马上隐蔽。
　　高低起伏的滇西山脉中，张修隆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机的轰炸，将一桶桶汽油运送到昆明、仰光，保障着运输队的畅通。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其后5个月时间里，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相继沦陷，孤立无援的仰光港在1942年3月7日陷落，滇缅生命线逐步被瓦解。
　　随着日军步步逼近滇西地区，中国守军无奈切断位于怒江之上的惠通桥，切断了滇缅生命线，也切断了包括张修隆在内的南侨机工回家的路。

★返乡与荣耀
　　生命线断了，家回不去了，国民政府被迫遣散了南侨机工。但战争还在继续，张修隆则继续留在昆明机场工作，继续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到抵御外敌之中，直至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硝烟散尽，解放战争烽火又燃，不愿与同胞为敌的张修隆选择了复员，回到了千疮百孔的新加坡，即便见到了舅舅和朋友，他也未曾提起自己这6年到底去了哪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兴奋不已的张修隆选择回到魂迁梦绕的故乡，对于自己的经历，他依旧闭口不提。
　　辗转云南、新加坡归国后，张修隆的资料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遗失，人们只当里隆村那个出去打拼的游子又回来了，却不知他作为南侨机工为抗战胜利做了多大的贡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遗物里发现父亲陈亚九也是南侨机工的乐东人陈雄找到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南侨机工这个快要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远在云南昆明的南侨机工档案馆里，也发现了张修隆的资料。
　　而这时，不管是张修隆的老伴还是子女，都想不到这个平日里和蔼的老人曾有过一段热血的经历。
　　养着一只会叫“阿公”的鹩哥，喜欢每天喝一杯咖啡，这些在南洋养成的习惯，依旧是张修隆的最爱。在卧室靠床的那个抽屉里，老人家颤巍巍地翻出了几个盒子。“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那些证明过他曾经为国奉献的证据，都被老人家细细珍藏。
　　2015年年中，曾有一份特殊的邀请函寄到张修隆位于抱罗镇里隆村23号的家中，那是一份来自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的邀请。张修隆的家人还记得，打开邀请函的刹那，这个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两眼含着热泪，久久不语。
　　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张修隆最终未能成行。
　　2015年9月3日，张修隆特意起了个大早，在家人的簇拥下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直播。当画面切到那一个个端坐在车上的老兵时，张修隆知道，那里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有一段由他书写的历史。
　　伴着电视机的反光，墙上“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正熠熠生辉。


★2009年调查时健在的滇琼两地琼籍南侨机工
　　翁家贵（已故）、 吴惠民（已故）、吴开进（已故）、 谢章农（已故）
　　张修隆、 罗开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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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长眠海南的南侨机工
　　1939年，当爱国侨领陈嘉庚一声号召，3200多名南洋侨胞分9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而这其中，共有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穿梭在险恶的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3200多名机工之中，有1000多名复员回到居住国继续自己的南洋梦；有1000多名在战争中因疾病、车祸、战火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长眠在滇西山区；剩下的1000多名，则选择与当地女子共结连理。
　　究竟有多少琼籍机工选择回到海南？已不可考。他们当中，有的选择回到故乡并最终长眠天涯，有的有着传奇般的故事。

★吴惠民：改名报国　　2016年1月8日去世
　　吴惠民原名叫吴钟标，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一手拉扯大，为了让儿子长大后更有成就，这个坚强的女人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块田，将15岁的他送到新加坡随叔叔谋生。
　　“七七事变”后，吴惠民少年血性，一心报国，但是他的叔叔为了保存兄弟骨血，坚决不同意吴惠民回国抗日。但吴惠民心意已定，便瞒着叔叔改名“吴惠民”，并隐藏真实年龄，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期间他还为了能够顺利归国，租了一辆车苦练驾驶技术和修车技术。
　　离开新加坡后，吴惠民和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回国，到达昆明经西南运输处训练，就驾车驱驰在滇缅路上，抢运抗日物资和军队。
　　随后吴惠民还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文昌老乡，经他推荐和保送，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因作战勇敢，从排长晋升为连长，最后升至国民党降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其后相继参加了入缅作战、广西丹竹机场降落作战等。
　　当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吴惠民决定解甲归田，回到故乡琼海过起了农耕生活，直至2016年1月8日在家乡去世。

★吴开进：开朗好人　　2013年1月5日去世
　　2013年1月5日夜间，98岁的琼籍南侨机工吴开进在睡梦中离世。在子女们的眼中，吴老先生一直是个“大好人”。
　　1915年出生的吴开进，在21岁的年纪迫于生计前往新加坡投靠先到南洋谋生的两位哥哥，并历经奋斗谋得电镀工一职。当1939年南侨筹赈总会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时，吴开进便全身心投入，并在当年与第八批南侨机工一起回国。
　　在滇缅路上生死一年后，吴开进顺利考入黄埔军校17期合川分校特训班步兵队，成为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的学生。黄埔军校毕业后，吴开进被派往越南、泰国一带搜集日军情报。
　　据吴开进女婿回忆，老人很坚强，年轻的时候，打仗、送情报不死；后来历经文革浩劫也坚持下来；而六十岁因胆囊炎开刀手术也坚持了下来。在他的印象里，老人一直都很乐观。
　　吴开进老人一生清贫，唯一珍藏的是他参加的历届黄埔校友同学会的合影，照片上曾经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老人们如今或年逾耋耄，或已然长眠，泛黄的通讯录上，有的姓名上已经加上了代表离世的框。
　　吴开进从未主动跟家里人提过南侨机工的故事，直到最后一次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家人才得知吴老先生曾是其中一员。

★陈亚九：隐姓埋名　　1994年去世
　　1994年，乐东黎族自治县一位普通的退休技工离开了人世，其真实身份，连妻子及5个儿女也不清楚，以至其墓碑上只能用“归国难侨”一言以蔽之。15年后，其子女在为母亲申请低保时，才偶然间发现父亲至死都不曾透露的南侨机工的秘密。
　　他叫陈亚九，原名叫李燕鸿（音），1915年6月出生于马来亚，祖籍福建，从祖辈起已在马六甲定居。
　　陈亚九18岁开始在马六甲的汽车行做修理工，同时学习驾驶汽车。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前线运输军需物资，陈亚九立刻响应陈嘉庚先生的报国号召，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5月22日，改名换姓的陈亚九跟随第五批共535人的南侨机工服务团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在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局接受军事训练1个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西南运输分局（下关，保山）汽车连第14大队，执行运输任务。
　　后因战火导致身份证明遗失，便一直颠沛流离，最终以归国难侨的身份来到海南定居。
　　1994年老人离世前有个心愿，希望子女们能够找回属于他的档案和名份，找到马来西亚的家属。
　　一晃60余年过去，曾经穿梭在滇缅公路的英气少年已寥寥无几，究竟还有多少南侨机工背负着秘密长眠？　又还有多少活着的老人等待着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




http://hnrb.hinews.cn/html/2016-02/22/content_17_1.htm
『海南日报』　2016年2月22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达娅
■云南最后的琼籍南侨机工

【相片】2015年5月，翁家贵在腾冲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
【相片】2015年9月，翁家贵与南侨机工后代在云南滇西抗战纪念碑前。
【相片】云南幸存的最后一位琼籍南侨机工罗开瑚。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南侨机工进入当代视野已是距历史事件近一个甲子。
　　在云南，最后的琼州籍南侨机工时至今日几乎已成“惟一”。
　　去年9月初，琼籍103岁的老机工翁家贵在“2015年感动云南”的人物评选中入选，不久后便逝世。
　　于是，另一位琼籍老人罗开瑚成了云南唯一的琼州南侨机工。他与现居文昌的南侨机工张修隆一样，是琼、滇两地仅存的最后一位南侨机工。
　　　　　　　　　　　　　　　　――编者按


　　要说到感动，南侨机工不仅感动云南，更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在他们洒下殷殷鲜血的群山尘土中，山之肌理、路之肌肤，无不渗透了他们的涓涓热血。数十年过去了，山依旧、道畅通，南侨机工历史的遗温何处？能留住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就留住了一份历史的遗温。

★永远等待
　　与老机工翁家贵的最后一聚是在2015年9月4日的云南腾冲。
　　我们作为南侨机工的两代人受邀一起参加“云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仪式结束，翁老与我一同来到“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一束鲜黄色菊花，在名录墙前缓缓行走。上万远征军将士的姓名一个挨着一个，紧密排列刻录在碑墙上，他们当名入史册。当我们慢步走到碑墙后侧，一眼看到“南洋华侨机工名录”。顿时，翁老止步了。注视碑墙上那些生前与他十分熟悉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闪现在他眼前。翁家贵字句清晰地说出：“南侨机工名誉受肯定了。我要把花献给我的战友”。翁家贵向他的战友表达出深切思念。
　　当时，云南的南侨机工就仅有两名琼籍的翁家贵和罗开瑚。
　　翁家贵，海南琼海人，1939年5月在马来亚吉隆坡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当年报名回国就是想着祖国被日本人欺负，我们华侨要回去为国家效力”。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最记得住的音乐是“告别南洋”，最唱得上口的歌曲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翁家贵回国后经过短期训练就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队，日夜抢运军需于滇缅公路沿线。在滇黔公路险峻的二十四拐汽车故障、为守护一车子弹，翁家贵与战友历经艰险的场景他说起来似乎未曾久远；运送中国远征军、腊戌抢运、保山大轰炸、滇缅路上躲避敌机扫射、硝烟中的爱情、战友生死情怀等，犹如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完全溶入到了每一名南侨机工的生命历程中。翁家贵每每回忆过往之事，总是言语平静、随和安祥。他认为放弃在南洋当时优裕的生活，回国投身抗战“甘愿死而为之”是他们应该做的选择。“这个嘛，很普通的，那时祖国受难啊。”。这乃是所有南侨机工报名回国的初衷，且至死不渝。
　　在一份记录着1941年10月滇缅公路运输抢运立功人员名册中，很多琼州籍机工名字在录。“抢运有功，予以表彰”奖给国币分别是20元、30元。翁家贵得了30元。载满军需的车辆驰骋于战争硝烟中，抢运、抢运，南侨机工双手牢牢紧握着视生命还重的方向盘。翁家贵时常微笑着说：“我们的武器就是方向盘。多跑点、跑快点，多运些弹药打鬼子，我们就很满足。滇缅路上的生死是不会考虑了。”
　　2015年5月，昆明市统一战线组织多家单位驾车“穿越父辈之滇缅公路”。车队刚抵达保山，翁家贵闻讯早已在酒店等候。他就想见一见战友的后人，机工后代。翌日，他与所有队员一起穿上了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公路统一的着装，坚持到保山“滇西抗战纪念碑”前敬献一束鲜花拜祭、缅怀先烈。8月下旬，在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前的纪念会上，翁家贵在家人的陪伴下，出现在纪念会会场。年过百岁的翁家贵以少有深沉的语调，无限感慨地说出：“今天，不能忘记和我一起回来的战友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至今、我耳边还时常回旋着翁家贵出自肺腑的话音。
　　应马来西亚多家华社的邀请，以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南侨颂》于2015年9月23日从云南启程赴吉隆坡演出。傍晚时分，我刚下飞机步出机场，就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被告知“翁老走了，就在今天”。即刻，我泪水难抑。云南琼州籍最后的两名南侨机工之一翁家贵过世了。《南侨颂》在马来西亚演出时，纸媒刊出“让歌声照亮英雄回家的路”。南洋，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翁家贵是我最难忘，也不会忘记的南侨机工。他是我父亲生前的挚友。在他闻知父亲离世的那一刻，在父亲的遗体前，他落泪了；六年前我带着他回到离别数十年的老家琼海文岭村，迈步入家门的那一刻，他落泪了。
　　其实翁家贵一直是微笑的。在云南保山板桥老街的百年老茶馆前，雕塑家以他的模样雕塑的青铜像静坐在老茶馆前。老人微笑地坐着，静静地等着。他在“永远等待”！等待着遗留在滇缅公路战友的英灵归来、等待着南侨机工送出去的远征军归来。
　　2015年，南侨机工翁家贵感动了云南。

★物留过往
　　“留住它，就留住了我的记忆”。一条由南侨总会于1940年慰问滇缅路南侨机工发放的毛毯，陪伴罗开瑚度过了数十年。
　　岁月无情。南侨机工逐一离去。现今，年近百岁的罗开瑚成了云南“惟一”。
　　罗开瑚是海南文昌人。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习惯了南洋常年如夏的炎热气候，南侨机工回国到达云南后，尤其长时间奔驰于滇缅公路，其早晚温差、遇雨如冬、寒凉有别，大多数南侨机工病了。但没有一个逃兵，没有退怯。新加坡南侨总会在得知南侨机工实际境况后，及时组织慰问品发到南侨机工手中。罗开瑚一直将这条毛毯带在车上，遇风雨交加，寒冬夜凉，给他一份温暖。
　　“去年政府邀请我去北京参加抗战胜利纪念会，我心里是想去的，但我的儿女担心我的身体没让我去。”罗开瑚说这话时，多少有些遗憾。虽已是年近百岁，他清瘦的样子精神依旧。罗开瑚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言及滇缅路之往事，他手中的记忆，留住了过往。
　　在3192名南侨机工中，琼籍800余名机工在抗战胜利时仅存半数不足，约320名。琼籍过半的机工大多牺牲或失踪在滇缅路上。
　　抗战胜利70周年，在云南的翁家贵、罗开瑚成了琼州最后的南侨机工。
　　那些已然离世的南侨机工们，斯人虽去，精神犹存！


★陈嘉庚有关南侨机工的两份电函
　　南侨机工是1939年2月至9月，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号召，组织3193名南洋各地有驶修技术的爱国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先后分九批回国服务于云南滇缅公路沿线，支援祖国抗战。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从南侨机工征募、报名、回国服务直到抗战结束后南侨机工复员，七年的时间中，陈嘉庚一直时刻关注着南侨机工。以下是1939年2月至3月间陈嘉庚与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两份告函。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
　　（1）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许，无不良嗜好，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2）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起算，若驾驶会修机兼长者，可酌加，需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3）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地，慨有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4）凡应征者，须由当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方合。
　　（5）本总会经函达各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募者前往安南路程。若能由所在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告函
　　径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共计二百零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有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名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起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也愿意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它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百元，其余每名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送达，谨希查照是荷。
　　　　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陈达娅 辑）

「台籍日本兵“反叛者”角色探析」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ryw/1532515930FH4K2G167379K8ED8791.html
「中红网」　2015-03-25 15:09:30　作者：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所副编审 蓝磊斌
■特稿：台籍日本兵“反叛者”角色探析
★一、台籍日本兵的由来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 “台湾人日本兵” “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特指这些军人。
　　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初，台湾殖民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或翻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大陆同文同种同国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上大陆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1942-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l.8万多名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二、台籍日本兵参军的主要原因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1．“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日本政府为了消饵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台湾人都被纳人“皇民奉公会”组织里。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在这样主流舆论的操控下,尽管很多台湾青年是迫于无奈,但确有一部分台湾青年由于民族认同产生了扭曲,抱着所谓“纯真的爱国心”报名参军。

2．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台湾人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有地位。前台籍日本兵简传枝回忆：日据时期一般台湾人是三等国民,改姓名者和使用日语的家庭属于二等国民,家里有人当兵的“出征家庭”和日本内地人一样待遇,都是一等国民，而糖和猪肉等食物的配给也根据家庭等级而有所不同。1942年，第一次招寡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

3．经济方面的考量
　　除了政治上受骗之外，台湾民众现实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极度贫穷，台湾民众过着艰难的生活。帮日军工作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200多元。台北的徐东波就承认:“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程前往菲律宾。”

★三、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重要史料
　　近年来，台湾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的研究日益重视,出现了一些口述历史和学术研究，大陆学界对台籍日本兵研究甚少。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台籍日本兵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他们既是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的受害者，同时他们的行为也给大陆及南洋的人民带来伤害。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不够全面的，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充当了“反叛者”角色，在战争中，部分台籍日本兵或联合当地居民反抗日军，或密秘为抗日队伍送情报，或直接投奔抗日队伍，或直接反抗日军。台籍日本兵并不像日本右翼政客所宣称的那样都是心甘情愿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的。以下是台籍日本兵 “反叛”的重要史料。

1．联合当地居民反戈日军
　　《北海市志》记载：民国34年，侵华日军大势已去，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纵队对日军进行猛烈的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等国组成的盟军派飞机轰炸涠洲岛上的日军基地，海南岛与涠洲岛之间的日军联络交通轮“图南丸号”也遭盟军飞机的袭击，葬身海底，占领涠洲岛的日军大部分撤走(包括台湾兵)，只剩下几十人。驻岛的台湾籍士兵因待遇问题与日军发生龃龉,加上密传：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洲岛上日军杀尽岛民，撤往海南岛。这一密传消息，唤起了台湾兵的民族意识和全岛民众的复仇决心。此时，台湾籍的杨、钟两名翻译积极串连台湾兵和岛上的居民，密议杀敌大计。34年6月10日晚， 台湾籍的士兵和岛民郑仁甫、张胜富、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人按计划行动，攻克日军的各个据点。岛民梁才等人在台湾兵的配合下，杀死了涠洲北面后背塘村哨所所长；吴二、谢土保等由台湾兵引路，杀了日军哨兵，攻下日军电台……。

2．投奔抗日队伍
　　《宝芳革命史话》记载：从1944年初开始，文昌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敌内部的策反工作，争取台籍日兵携械起义，反戈抗日。罗架村的林兰香经乡党总支部书记郑浩精心安排，她乘“做日本仔工”的机会潜进敌营，见机行事。她经常看见一个日兵每当抽烟时，总是抬头仰望天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经打听，这人是台籍日兵，名叫梁井。自此以后，每当遇见梁井，林兰香总是主动与其打招呼。又有一天，林兰香大胆地将一张“台湾革命同盟会”传单塞进梁井手中，梁井把林兰香带到僻静处，用枪口对准林兰香说：“谁派你来的?”林兰香从容地回答：“郑顺，陈国昭”。当时台籍日兵郑顺(即手岛)、陈国昭(即尖村)接受我党教育，携械起义，分别任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副主席。听了这两人名字，梁井慢慢地把枪收了起来。这时林兰香意识到动员梁井倒戈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当面对梁井说：“郑顺、陈国昭已携械起义，获得自由，你还在搞什么做到你死我死?”梁井握着林兰香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林兰香随即劝梁井起义，梁井说：“我要携带机关枪弃暗投明。”林兰香和同志们一连三天夜里接应，但不见动静。一天晚上，梁井乘下村巡夜机会，以擦枪为借口，带出轻机枪1挺、短枪1支、手榴弹4枚、子弹数百发，跟着林兰香投奔我方。通过我方联络员邢彩联的联系，郑浩、符之俊、符浩夫、郭书伍(宝芳圩人)、邢天展等在宝芳溪边接应。当时日军四处派出小分队日夜行动，严密侦察我方动向，追查梁井的下落。为了避开日军追剿，组织决定带梁井及枪支弹药前往文昌县民主政府活动地点头苑下场村。梁井携械起义，引起敌营一片慌乱。后来在黄秀娥(甘团村人)、邢谷己和乡党政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又有几名台籍日本兵掉转枪口弃暗投明。宝芳地区策动“反战”工作，在文昌县抗日战争的史册中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
　　《台湾会馆与同乡会》记载：青年台胞李子秀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崇拜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除等民族英雄，从而萌发反抗日本压迫、报效祖国的思想。被日军强征入伍后，他身着日本军装，以“日本军官”身份作掩护，借故逃离军营，辗转到北平，隐匿在台胞林耀堂家中，后经苏子蘅等引荐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事教员，在带领学员进行反坦克训练时因地雷突然爆炸不幸牺牲，原八路军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元帅为他的墓碑题写碑文“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千古”。
　　《历史暗角中的“台籍日本兵”》记载：1941年至1943年间，有20万台湾同胞被迫调到海南作战，但是，许多人起义投诚，掉转枪口，参加了抗日斗争。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将日军情报递交给海南抗日游击队，不幸暴露身份，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后来，经抗日游击队多方努力，才把他救出。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郭耀传不仅为海南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而且趁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人员。后来，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抗日队伍。在日军工程队当警卫兵的台籍青年罗金荣，不满日本人的欺压，于1944年下半年的一个夜晚，杀死海南岛英洲坡值岗的日本兵，夺得3支步枪和许多子弹，然后投奔到抗日队伍。1945年1月29日，嘉义人杨坤荣等28名台籍士兵，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1人，然后起义投诚。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仅在海南岛日军中服役的台籍士兵，起义投诚者就有290多人。

3．直接反抗日军
　　《近代以来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情感》记载：1939年10月，被应征入伍的基隆地区300多名壮丁发生暴动，抵制日军征兵，打死日军170多人，后转移到丛林坚持斗争。1940年，一些台籍士兵在中国大陆战场受到“惩戒”被押解回台湾。于是，他们便在花莲、新竹、屏东等地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战斗争。
　　《日本战败“惜别宴”中日军官对射》记载：1945年9月初，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考虑到日军即将被解除武装，而军中的部分台籍官兵也要离队，于是决定在台北市东门町兵营大餐厅搞个“惜别宴”。当台籍军官走进兵营宴会厅时，发现左右两边不但酒菜不一样，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碗筷也相差甚远。一位姓林的台籍准尉“噌”地站起来，突然走到安藤利吉的席边；气愤地质问道：“这个‘惜别宴’不是我们要你们办的，我们也不愿意来，是你们非要我们参加，你们为何对我们另眼相看？”几名日本军官见状，也围过来辩论。他们说，台籍军官级别低，在宴会上吃差一点很正常。他们还嘲笑林准尉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准尉要与大将、中将平起平坐。另一名日本军官还讽刺说：“你闹什么呢?你将来当了大将、中将，就可与我们同吃同喝了。”日籍军官的这一席话，再次刺痛了林准尉。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个酒瓶朝那名日本军官砸去。日本军官向旁边一闪，酒瓶砸到了日军的酒席上，玻璃碎片砸伤了席上的几名日军军官。一各日本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朝林准尉射击，但未击中。台籍军官见日本人开枪打人，全都拔出枪来，朝着对面的日军一通扫射。宴会厅里顿时枪声大作，枪声、喊声、哭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安藤利吉、谏山春树、须田等日籍高级将领见势不妙，弯着腰从侧后门仓皇逃离。双方激战10多分钟，导致宴会厅内，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日本宪兵携带机枪和手榴弹来，场面才得到控制。事后清理发现，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

★四、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原因
1．台籍日本兵内心还残留中华民族情怀
　　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并没有完成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部分台湾同胞抵制日木殖民主义者“皇民化”政策，暗中学习汉语、从广播中收听祖国抗日的消息、抵制更换日式姓名。一位台湾作家说:“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而为日木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少年上战场》记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台湾“志愿兵”林逸平要到大陆打仗，母亲始终没有流过一滴泪,只是鼓励儿子要“维持‘唐山人'的骨气”，“唐山人”是当时台湾人对“中国人”的称谓。国民党原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历经十多个春秋，写成《台湾通史》，1920—1921年分三册在台湾出版。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其目的在于“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

2．台籍日本兵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日本殖民当局的民族歧视和差别待遇,在军队中则深刻反映在台籍日本兵所遭受的待遇。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殖民当局利用各种手段诱骗、逼迫台湾人参军。但在军队中,台籍日本兵遭受种种的歧视待遇,沦为日本人的战争奴隶,平时则充当苦役,战时则被推上前沿去充当“炮灰”。“简单一句话,台湾兵永远站在第一线—除了享受之外。”不管台籍日本兵如何任劳任怨,“台湾人一般顶多只能升到兵长或上等兵,只有极少数人能当上军曹。”

3．当地居民的影响
　　台籍日本兵到大陆打仗时，常随身带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他们到海南、广西等地，这些地方也信奉妈祖、玉皇大帝，这就使他们和当地居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当地居民对他们动之以情，他们有可能会站到大陆居民这一边。另外，部分台籍日本兵和海南居民来自福建，大多会讲福佬话，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这为当地居民策反台籍日本兵提供了便利。

4．抗战形势对他们的影响
　　台籍日本兵大多在1945年初应征入伍，当时欧洲战场国法西斯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由甚嚣尘上而转向江河日下，这使侵华日军大为恐慌，日军内部因此而滋长反战情绪，尤其是被迫参战的台籍日兵更为不满和厌战。有外界因素触动时，他们很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

★五、台籍日本兵充当“反叛者”的意义
　　2002年底，日本靖国神社为扩大信奉会员人数，准备在台湾设立首间海外分社，以促进“台湾老兵和日本老兵遗属们的交流”，妄图重新以“台籍日军”的特殊历史身份来笼络岛内亲日分子。而台独势力的支持者显然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悲情群体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台湾士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交替利用，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事情，来为现实中的台独政策做历史注脚和鼓动宣传的实例。从台籍日本兵“反戈”事件上看，部分台籍日本兵并不是心甘情愿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还是有中华民族的情怀，当这种情怀被外界因素激发出来，他们很有可能会站在中华民族这一边。


作者学术兼职：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广西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广西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员、广西马山籍文化艺术名人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03/09/content_109990.htm
『海南日报』2009年3月9日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科洲
■“皇民化运动”和台湾兵

【图】日军占领海口得胜沙。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翻拍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的《支那事变写真全辑（五）海南岛·南昌作战》一书。
【图】日军占领秀英炮台。
【图】日军朝山部队向海口进发。

★永不忘却　日军侵琼　７０年
　　二战期间，为了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使台湾永远充当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最为险恶的阴谋是，将大批台湾青年输送到日本侵华前线充当炮灰，让骨肉相煎。侵琼日军中，台籍士兵超1万人。
　　阴谋能得逞一时，却无法变异亘古不变的血脉亲情。在那段非常时日中，也有不少在日军中效力的台胞为中国抗日军队递送情报，有的则起义参加了抗日队伍。仅在海南一地的战场上，就有4000余台湾兵成功地参加到抗日队伍中。

★杀戮之前：日军文化灭族阴谋
　　为了消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将台湾建成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基地，使台湾人民为其侵略战争效命，日本在台湾大规模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除了通过强制推行日语、禁说汉语和地方方言等进行文化“灭族”，“皇民化运动”还加强对台湾青壮男子的军事训练，将大批台湾青年输送到日本侵略战争前线充当炮灰，力图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使台湾永远充当日本的殖民地。
　　1941年6月20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半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第二年开始在台湾正式实施。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民众多次武装反抗。这是在征召一个岛屿上的中国人到另一片中国的土地攻打中国人呀！难道日军就没有一点顾忌吗？有的，但3年前就开始加入“皇军”的“朝鲜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让日军打消了顾虑，看到了以殖民地青年来扩充兵力的希望。
　　其实，身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是没有服兵役义务的，但中日开战后，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军需物资补给工作需要大量人手，日本于是在1937年9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的淞沪会战。这批招募人员被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主要负责在上海附近种蔬菜。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场上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诸如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有了这些“铺垫”和“朝鲜军人”的表现，再加上兵力的短缺，日军才开始考虑在台湾征兵。

★骨肉相煎：“皇民化运动”一时得逞
　　让日军惊喜的是，他们实行的“志愿兵制度”竟然顺利。据当时媒体报道，几天之内便有700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两个月后突破3000名，至1942年初更达两万人以上！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人提出申请，应征1,000名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即426人争一个名额。这批申请人要经过3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口试等重重严格的测验后，最后筛选出了1020名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有学者估计，申请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也就是说，在10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4人提出申请。
　　台湾士兵在日军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被日军放在前线，其中部分参与了日军的战争罪行。战后，据知有26名台湾兵因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为战犯，处以死刑。战后，台湾兵中有2.8万人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研究者对当年参军人士的访问，台湾青年之所以申请加入日本军队，除日本占领者的强大压力外，还有几种原因：有些人是希望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有些人是在生存艰难的情况希望找到工作（当一名日本军属，工资是台湾基层警察工资的3倍），有些人目睹美军轰炸台湾竟产生了“保卫家园”的想法。
　　研究者指出，这是日本在台湾实行奴化政策的结果。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人只能学日文，不准学中文，这实际上是从文化上对台湾人实行“灭族”政策，不仅在台湾培养了一批日本“顺民”，而且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其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位来琼旅游的台胞吴大姐告诉记者，就是到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台湾人国语不太会讲，但日本话却说得很流利，这些人对日本文化很有认同感，外出旅游时也爱选择日本作为目的地，因为交流起来很方便，基本没有任何障碍。她听家里的老人讲，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湾有的学童还不明白自己是中国人，听到“天皇”在广播里宣布投降的消息时竟“伤心”地哭了。
　　回顾这段历史时，许多台湾同胞有着深刻的反思。

★血的记忆：侵琼日军中的台湾兵超1万人
　　有台湾学者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在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共征调20.7万台湾青年入伍。根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的研究，一般的资料记载，日军在海南岛的兵力在2万人左右。而日军侵琼期间，随日军在海南岛的台湾兵超过1万人。
　　按照惯例，战争结束后，要将战俘遣送回国。日本军民很快于翌年即1946年上半年，全部被接回日本。而在日军中服役的台湾人，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中，有的流落街头。这些人中有的两年多后才回到台湾，有的则最后留在了海南。
　　海口琼剧团老作曲家吴梅记得，日本投降后，真正的日本人大都及时撤走，有一些来不及撤退的台湾人，被海口民众当作日军士兵追打。
　　张兴吉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驻扎在榆林、三亚、崖县、感恩、北黎、昌江、乐东间的日军第十六警备队暨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的上千台湾士兵，到1946年底还来不及撤走，聚居在榆林的货仓。而在榆林待遣的，还有6000名台湾士兵和普通台民。

★血浓于水：台胞在海南战场起义
　　毕竟正义仍在，毕竟血浓于水。台湾士兵在日军中就有不少人反弋一击，投身抗战洪流，与中国同胞并肩作战。在海南战场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地将日军情报递交在琼的抗日游击队，不幸暴露身份，被日军严刑拷打，好在游击队经多方努力最终将其救出。郭耀传则不仅为在琼抗日军队传递情报，还借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人员。在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了抗日队伍。1945年1月，台湾嘉义人杨坤荣等28人起义，击毙50多名并生俘一名日军。
　　据资料显示，1943年至1944年，有众多台湾兵起义。起义失败不幸被日军杀害的就有7000多人。
　　台湾民众当军人最初只是当“军属、军夫”。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注：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佣人”之意，非汉语的“军人家属”之意。）
　　战后，曾被征为日本兵的台胞林俊雄回忆，台籍官兵在部队中的待遇与日籍官兵相差很大：除了军饷低外，平常遇到苦差，也总是台湾士兵的份内事。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奉派去攻打海南岛北部，桥梁被中国抗日军队毁了，日本指挥官就挑选身体强壮的台湾兵———林俊雄就是其中的一位，站在河里当桥梁，让穿皮鞋的日本兵从台湾兵肩膀上踏过去。当全军通过后，台湾兵两肩都溃烂了。林俊雄说，每当他回想那一天的情景，肩头还会隐隐作痛。台湾兵不过是日军的炮灰啊！
　　日军在台湾征兵时，发行了军用手票、保险、邮政储金等，承诺战争结束将让台湾兵得到丰厚回报。但日本战败后，这些“银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难以兑现。二次大战战死和失踪的台湾兵有3万名。经遗属多年争取，19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折合台币约43万元）的吊慰金。而真正日本兵的慰问金，是这个数目的数十倍！
　　今天梳理这段历史时，人们便清醒地看到：“皇民化”是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阴谋，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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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台胞之家网」　2008年9月2日　　作者:福建省福台湾同胞联谊会 许辉
■关于对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的再探讨
　　对于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应征参战，已有基本比较客观的结论。一般的观点认为，台籍日本兵虽然在名义上采取招募形式，实际上是日本警察指名挑选，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是被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一般归因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手段。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蒋宗伟先生在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登载的“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提出了对上述结论的质疑，甚至要否定推翻。他的理由是：根据史料记载，从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６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期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文中说志愿兵的陈情书竟然在军司令部总督府堆积如山。“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取当兵，甚至想不开自杀”，许多台湾青年怕不会被入取甚至还写下血书。拿着血书到郡的兵事系去报名应募，“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应征”的现象。
　　文中对台湾青年为什么会这么涌跃报名参军，认为，一是情绪煽动和精神造势。二是经济待遇的引诱。为了稳定台湾方面的兵源，日本政府开始承诺用十分优厚的待遇来安抚台籍日本兵的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