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良昌さん、李永賢さん、文益夫さんらが、3月25日午後3時半から、「日寇惨殺旦場同胞 (哀嘆長恨歌)」を聞かせていただく機会をつくってくれました。
会場に着くと、東方市内に住む旦場村出身のひとびとが100名以上集まっていました。
旦場村委員会書記の文益夫さんのあいさつのあと、文昌強(70歳)さんが歌いはじめました。聞いている村の人たちの中には、涙ぐんでいる人もいました。
続いて、日本軍による虐殺を語るもうひとつの民歌「火、火、火、日本軍に焼かれた火、血、血、血、日本軍によって流された血」を当時18歳だった許瑞勤さん(92歳)が歌いました。
会場に来ていた王永效さん(1943年生)から話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李杰斌・李英挺編『故郷 旦場』(2012年)に掲載されている「日寇惨殺旦場同胞 (哀嘆長恨歌)」は、王永效さんが「整理」したものでした。王永效さんは、つぎのように話しました。
“わたしは小学生のときに、この歌を聞いた。
この歌をつくったのは、文天性さんだ。文天性さんは、目が見えず字も知らなかった
が、この歌をつくり、歌った。文天性さんがこの歌をつくったのは、1947年だったという。
わたしは、文天性さんが語り、歌う歌を、文字にした。文天性さんは、1983年に83歳
で亡くなった。
その後、わたしは、文天性さんの長男の文秉献さんと謝良明さんらの助けをかりて、
この歌の歌詞を整理しなおし、2011年6月に完成させた。
2007年の夏に海南日報の記者が旦場村を訪ねて来て、この歌のことを記事にしたこと
がある”。
キム チョンミ、佐藤正人
以下は、3月25日に王永效さんが話していた2007年7月2日の『海南日報』の記事全文です。この記事を書いた陈耿記者は、昨年10月30日に海口博物館に取材に来て、「日韓学者来瓊調査日軍侵瓊史」(『海南日報』10月31日号に掲載)を書いた記者です(このブログの2012年11月21日の「日韓学者来瓊調査日軍侵瓊史」をみてください)。
http://news.folkw.com/www/qqfs/095354210.html
http://news.folkw.com/www/qqfs/095354210_2.html
http://news.folkw.com/www/qqfs/095354210_3.html
http://news.folkw.com/www/qqfs/095354210_4.html
「福客民俗网」 添加日期:2007-7-2 9:48:00 作者:陈耿 卞王玉珏 新闻来源:海南日报
■海南昌化江下游---“村人”讲“村话”唱“村歌”
昌化江下游两岸,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外自称为“村人”,讲着一种独特的方言——“村话”,他们还有独特的文艺形式——口头传唱的“村歌”。
【相片】东方三家镇玉雄村80岁的孙兆纯老人,收集、整理和创作了大量的村歌文本
在海南岛,有用海南方言演唱的琼剧、歌曲,用黎语和苗语歌唱的民歌,用儋州话演绎的调声,用临高话抒情的哩哩美,还有用军话吟咏的军歌,但很少有人知道和关注村歌。作为一种世代传唱的民歌,至今还没有人对村歌做过专门的研究和调查,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东岸流水过西岸,南山风吹有山云;不唱三皇并五帝,且唱英台好姑娘……”田间地头,只要有心情,有感觉,村人总会不经意地用母语村话,哼起流传在他们当中的民歌。
然而,村歌源于何时,传唱了多少年,村人们自己说不清楚,目前也无据可考。
【相片】村人重视教育,再穷再苦,他们也要送孩子上学 图片由本报记者陈耿摄
★得闲就把村歌唱
6月17日下午,东方市三家镇玉雄村小学放学后,村里几名歌手来到校园里,向校长李立炬借了音响设备,摆出阵势唱起村歌。一开始,观众还只是小学生,后来歌声吸引了很多村民,最后,从地里回来的人们也闻讯到,把小小的玉雄小学挤得水泄不通。
没有配乐,只是清唱,但歌手们唱得投入,观众们听得专注。悲伤的歌曲叫人动容,诙谐的曲目让人捧腹,尤其是那些嬉闹笑骂的男女情歌对唱,更引起笑声阵阵。
2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慢慢变,歌手们也要各回自家,但观众们还恋恋不舍,还想多听几首呢!
这次对歌的带头人是一位60岁的农妇吴坤荣。吴坤荣现随女儿住在八所,为了对歌,几天前她便回村发动另外2名歌手蒲国英和赵香月,还邀请了她的老搭档——附近长山村的男歌手文国风。
“像这样的歌会多久有一次呢?”记者问。
“不定的,有时间就唱,一般在农闲时,农忙时谁还顾得上唱歌呀?”吴坤荣说。 吴坤荣原名吴云初,但乡亲们更喜欢叫她的小名“白提”。吴坤荣21岁丧夫,独自抚养2个女儿成人。尽管身世坎坷,但她性情爽朗,每有歌会必见她的身影。
“正月海水喜洋洋,二月燕子站高堂,
三月桃花开半朵,四月正式桃花庄。
五月轮船跑大海,六月摇扇扇风凉,
七月秋风渐渐凉,八月秋整合衣裳。
九月又逢重阳节,十月日短夜间长;
十一月来又到冬,人人有双妹房空。
十二月来又到年,神龛蜡烛亮厅堂;
家家都喝新年酒,我夫做客不团圆。
脚踩火灰都见冷,难为我夫走海旁。
问妹贵姓谁家女,缘何流泪在河边?
当初嫁夫十八天,夫离我去十八年。
难耐公婆相打骂,原是邻舍有虚言。”
这是一首传唱多年的 《四季歌》,也叫《啼哭歌》。唱的是一位丈夫长年跑海运的少妇,独守空房之余又受到公婆误会打骂,跑到河边伤心啼哭的境遇,颇有点 《孔雀东南飞》的韵味。吴坤荣孀居已近40年,每每唱起这首 《四季歌》,总能感同身受,泪流满面。 吴坤荣嗓音甜美,音域很宽,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你会以为是年轻女子在唱歌。虽说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记性极好,一首上千字甚至几千字的长歌(一般写村史或家族史),她能记得一字不差。
采访时,让她随便唱几句,不想她脱口而出:“记者陈耿到咱村,调查村人和村歌……”竟把记者唱进了歌里!
【相片】摄于北岸昌江昌化镇旧县村
★村歌的“三根顶梁柱”
在昌化江下游的村话村落中,有3位村歌“明星”,那就是吴坤荣和文国风,还有玉雄村一位80岁的退休教师孙兆纯,有人把他们称作传唱村歌的“三根顶梁柱”。
吴坤荣和文国风经常被其他村落请去唱歌,有时一唱便唱到深夜,方才曲终人散。今年“五一”,四更镇下荣村办了一台文艺晚会,就请了他们去唱村歌,内容都是该村的历史、人物和特产等。
文国风今年50岁,皮肤黝发亮,骨架清瘦但很结实。与快人快语的吴坤荣不同,文国风沉默寡言,采访时半天挤不出一句话。可一唱起歌,他便手舞足蹈,声情并茂,而且善于即兴创作,语言幽默,很能调动场面气氛。
吴坤荣和文国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平时注意收集各村的最新信息资料,所以到每个村唱歌,都能把该村的方方面面提及、唱透,令人叹服。
年老的孙兆纯已经唱不了歌,但当地一些革命家庭和孤寡老人,还常请他编写家族史和身世史,有时外村举行歌会,人们也会请孙兆纯到现场指导或即兴作词。10年前,他还完成了一首 《海南历史歌》,洋洋几千言,写到了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地理和风物,可惜至今还没人唱过。
【相片】吴坤荣(左)和文国风事30多年的村歌搭档
★低沉平实的村歌
“正月初一立秋千,唱一首歌贺新年;
秋千好打歌好唱,唱过十五皆团圆。”
这是每逢春节村人常唱的《秋千歌》。对于村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从未有人进行过专门和深入的研究,倒是东方三家镇人符昌忠在《海南村话》一书中有过简单介绍。
书中提到,村歌主要有秋千调、对唱调和吟唱调等,除了世代传唱的优秀山歌,有许多歌谣是在农闲时举行的对歌中即兴创作的。村歌一般以七言四句居多,也常有其它句式出现,有的讲究韵律,但很多只讲平仄;节奏较为自由,多用“比”和“兴”的表现手法。
通过实地调查录音和文本收集,记者从内容方面对村歌进行了初步的归类,主要有感怀身世、记述历史和生产生活三大类。
感怀身世和记述历史的村歌篇幅一般都很长,往往一吟唱就是数小时,身世坎坷的老人比较喜欢听这样的村歌,常见的歌名为《泣叹苦难歌》和《自叹血泪歌》。虽然不算悦耳,但这些长歌颇有史料价值。有一首《哀叹长恨歌——日军惨杀旦场同胞》,唱的是1939年农历九月廿三,日寇在旦场村屠杀该村老少93人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海南革命史上有名的“旦场惨案”。歌里还提到了很多细节,弥补了志书中的空白。
而让人喜闻乐见,能够琅琅上口的,还是那些反映生产生活的村歌。“耍耍又是一年过,人无两次耍风流;月过十五光明散,人过中年万事休。”这是一首劝说人们珍惜时间的村歌,已经在昌化江下游两岸流传了许久,如今还常常有人唱起。像这样长唱不衰的村歌,还有《四季歌》、《十月怀胎》、《冬天难熬》、《七月烧衣节歌》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而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村话民歌更是数不胜数,光吴坤荣一人就收集、整理了400多首,其中绝大多数为男女对唱的情歌。
和很多民歌不一样,村歌腔调大多平实和低沉,甚至可说是凄婉,哪怕是诙谐的部分,如不是参照演唱者的表情、动作,或听懂它的内容,你根本笑不起来。
【相片】每一次的歌会,总是人山人海
★村歌会失传吗
在海南岛,有用海南话演唱的琼剧和歌曲,用黎语和苗语歌唱的民歌,用儋州话演绎的调声,用临高话抒情的哩哩美,用军话吟咏的军歌等,但很少有人知道和关注用村话吟唱的民歌——村歌,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只是听说过村歌,并未对其做过调查或评价。
在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村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它今后的命运又将如何?
现在,喜欢村歌的都是些中老年人,只有极个别的年轻人爱听和会唱,这不能不引起一些老人的担忧,生怕村歌有朝一日突然消失。因此,像玉雄村的孙兆纯、吴坤荣,红草村的赵功文和旦场村的王永显等老人,便专门用文字把歌词记录下来,而此前人们吟唱村歌根本不需要文本,全靠记忆烂熟于心。
其实,在说村话的55个村庄中,经常用村歌来自娱自乐的村落,如今只剩东方三家镇的玉雄、三家、酸梅,四更镇的长山、居多、下荣、土地和旦场,以及昌江海尾镇的进董,昌化镇的旧县、大风、浪炳和光田。但在昌江,已经很难找到会唱村歌的人了,因此,北岸的人要想听歌,还得邀请南岸的歌手去表演。
村歌传承青黄不接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心有一天它真的会失传!
(鸣谢:东方市委办秘书长陈小航、史志办副主任黄文、琼西中学符应勇老师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副研究员符昌忠)
流传在昌化江下游的村话,又称“哥隆话”。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种有着特殊语法结构和构词方式的方言,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村话:一种奇特的“混合语”
从前,当地说其它方言的居民跟村人交往时,发现他们有2个发音——“哥隆”(“隆”发第一声)的使用率很高,因此把他们的方言称作“哥隆话”,讲村话的人则被称为“哥隆人”。而“哥隆”,在村话中意为“大哥”。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村话中倒装句很多,比如把“大哥”叫“哥隆”,“符老师”称为“师老符”,“桌底狗”(指那些好吃懒做的人)读作“狗底桌”。
在村话中,类似这样语法结构的语言现象还很多。由于发音迥异,村话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听起来就像是一门外语。
★掺杂多种方言词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欧阳觉亚先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村话里的确掺有很多方言词语,有些是汉语方言词语,有些是粤方言的,还有些是客家话或海南话的,说明他们曾经与说这些方言的人接触过。比如,村话的数量词,从1至6是自己原来的词,从7至10以及百、千、万都是汉词。
海南方言研究者、海口政协文史委主任陈波认为,这是语言和方言中的“借词”现象,由于村人现在的生活区域,原先通行的可能是黎语,后来受其它方言,如临高话和海南话的影响,才逐渐形成现在听到的村话,是黎汉长期杂居的结果。
★属壮侗语族黎语支
对村话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梁敏在《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中,曾简略介绍过村话。
1983年,原东方县黎族干部符镇南与欧阳觉亚,在深入调查和研究之后,指出村话不是汉语的方言土语,也不是黎语,而是与黎语很接近的一种语言。5年后,符与欧阳联合发表《海南岛村话系属问题》,认为村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
符昌忠,现年44岁,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副研究员,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村话村落)人,研究自己的母语已有20年。1986年,符昌忠发表了《海南岛“村话”构词特点初探》;10年后出版《海南村话》一书,列举了3000多条村话常用词,还与其它亲属语言作了比较,被学界认为是“第一次向人们介绍了村话的详细情况”。
在符昌忠看来,村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已成定论,从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混合语”,既有与黎语同源的成分,也有汉语成分,还有不少村话独有的成分,但它的“底子”还是古百越语,因为其语法结构和构词方式,与古代百越族语言极其相似。
★一门独立的语言
有关村话的研究成果不断。1998年,欧阳觉亚又出版了《村语研究》一书,在提法上一改以往的“村话”,开始将这一方言称作“村语”。“村语”和“村话”有什么区别?
6月8日,记者电话联系了远在北京的欧阳觉亚先生。他解释道,经过进一步的系统研究,语言专家们发现村话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它与黎语比较接近,也有汉语的特点,但独有的成分居多,属黎语支里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不仅仅是一种方言;按国际学术惯例,在提法上“村语”要比“村话”规范,也更能体现它在语言大家庭里的地位。 而符昌忠从2007年起用“哥隆语”来作为村话的学术称谓,目的是为了避免指称不清,因为海南岛方言中,光在西部被称作“村话”的就有临高话、儋州话、村话等。
说村话的村人主要分布在昌化江北岸昌江的昌化、海尾和十月田,以及南岸东方的三家、四更和八所等乡镇,人口约10万
★谜一样的村人
大约在唐宋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一批汉族军士漂流到海南岛昌化江入口处一带定居,自称为“村人”,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后,放弃了原来的语言,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非汉语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语言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村话。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欧阳觉亚,对村人来源和村话成因的一种假想和推论。但假想毕竟只是假想,村人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
★村人根在何方
村人主要分布在昌化江北岸昌江的昌化、海尾和十月田,以及南岸东方的三家、四更和八所等乡镇,人口约在10万左右,他们居住的区域南北相距约30公里,东西距离20余公里。
村人的姓氏有任、裴、董、杜、谢、袁、汤等26个,其中符、文、赵、吉是大姓,他们自称祖先来自福建、河南和江西等地,在族谱和墓碑上都有记载。 在村人的历史源流问题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副研究员符昌忠(三家镇红草村人)也坦言,由于过去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历代志书也未见专门记载,因此至今难以查考。
树有根,水有源。关于村人的祖先是何时从何地迁移到昌化江下游两岸的,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谜。
★爱读书的村人
对村人的性格,东方市琼西中学的符应勇老师(三家镇红草村人)的概括也许比较客观:村人吃苦耐劳,这从他们每天朝出夕归,辛勤耕作的干劲看得出来;另外,他们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读书,干革命,都是如此。 村人重视文教,这在东方、昌江是出了名的。他们再穷再苦,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学。对村人来说,一个家族最风光的事不是有钱,而是读书人多。
在讲村话的村落中,因读书人多而出名的有东方市四更镇的长山村、三家镇的红草村,以及昌江昌化镇的浪炳村。红草村人、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永琛,浪炳村人、留美博士李朝弟,在当地无人不晓。
说到村人闹革命,东方市史志办副主任黄文如数家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老干部赵光炬(四更镇英显村人)为代表,村人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先驱,有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琼崖纵队六团军事指挥员赵履科(三家镇三家村人,1949年牺牲时仅31岁),有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原崖县区委书记陶世民(英显村人,1945年被日寇杀害时仅30岁)…….” 黄文潜心研究海南西部革命史多年,先后在《中国史志与档案》、《海南革命史研究》等杂志和报刊,发表了40多位西部革命人物的事迹,其中村人就有1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