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は、今月23日の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第9回総会・第16回定例研究会での邢越（シン ユエ）さんの報告の要旨です。邢越さんは海南島人で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の会員です。
■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和無可抹滅性
――和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在海南岛“现地调查”的感想――
邢 越
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海南岛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时期。在这6年半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队对当地老百姓实行了无差别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占领初期，为了逃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进村屠杀，大批老百姓恐慌性地携家带口躲进了山区（当地语称为“走日本”）。由于山区缺少食物、疟疾猖狂，因而造成了大批人员的饿死和病死，其中就有很多是婴孩、儿童和老人。
在占领中后期，日本军队和日本公司以军事高压为手段，反复强迫老百姓从事各种劳役。由此导致的劳役死（包括活埋死、活活打死、为防止疾病扩散而丢入火堆中烧死），更是不计其数。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海南军民伤亡人数超过了20万人，约占当时海南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分之一，是为海南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伤亡记录。日本侵略海南的这段时间，无疑就是海南历史上最暗的时刻！
在战争结束70周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当年的战争以及战争所带给人们的伤害还有什么样的印记？在此，我想用我6年来随同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在海南岛进行的“现地调查”期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见闻，结合当今的一些现状，略谈个人二个观点。
第一、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
人们常说：“历史事实是不可掩盖的”。但是，古往今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见得每一件都是让世人知道的。比如，在考古学上，如果没有“线索”的存在，则“考古发现”将无法从何谈起。
日本投降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本来应该进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时期，然而，命途多舛的人们，却再次陷入了几年你死我活的残酷内战。这样，记录和调查日军犯罪事实的宝贵时间给耽误了。中国大陆在解放后，因和台湾长期的分离和分治，故又造成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国共两党互相诋毁和掩盖彼此之间的抗战事迹，致使抗战那段历史的记载和研究存在着很多缺陷。另外，文化大革命以及最近的经济大建设，也使许多文物古迹，抗战史迹遭到极大的破坏！
我和海南岛近现代史在海南进行“现地调查”期间，所看到的当年的日军侵琼遗址，个个几乎都没有被受到保护，其遗址遭到破坏的程度令人心疼和无奈。随便列举几个例子则有：
1、海口公园的日军“慰灵碑”。
2、海口日军的“南渡江铁桥”。
3、三亚南丁村的朝鲜劳工殉难遗址。
4、东方八所劳工殉难纪念碑。
5、全岛各地的慰安所遗址等等。
试想，若干年后，这些遗址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凭什么向下一代说明这段惨疼的历史？
澄迈桥头镇沙土垌12个自然村，于1941年农历6月12日遭到日本军屠杀，老百姓死难超过1200人。当中，福留村死亡人数最多，超过400人。多么惨疼的事情，村里人应该人人记得才对。然而，当我们进村问一些年轻人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只听说当时日本人杀了很多人，但具体的你们要问老人了。我们年轻人，不懂以前的事”。
澄迈县加乐镇常树村遭日军飞机轰炸和包村屠杀，殉难村民也超过200余人。和上面所举的例子相似，懂历史者，只是老人，而年轻人则一概回答不上来。是否等那些老人一过世，那段历史就会随同老人一起进入坟墓呢？
综上，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存在于几个方面：
1、日本政府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一系列的行动，以致形成现在的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的逆流。
2、战后乃至现在，对侵略者犯罪事实的调查和研究，不及时、不充分；早期对日本侵略者的清算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势力得以复活。
3、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历史。
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里所说的“可掩盖性”，并不是说它是“可以掩盖”的。我只是借它存在着“可掩盖性”的倾向，强调我们必须及早对历史遗址进行保护、并加快历史的调查和研究的步伐。
第二、日本侵略犯罪历史的不可抹杀性
古语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军国主义的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的对外扩张侵略行为非常贴切。因为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用人类最血腥的手段来实行的，它摧毁了所在国的文明和文化，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种血腥的灾难，反人类的罪行，受害者怎么会忘却呢？
在我们进行“现地调查”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纪念碑和墓园的建立，更让我们感到受害国人们铭记历史，不忘耻辱的强大力量。列举一些例子有：
1、“旦场抗日遇难同胞纪念碑”，为纪念于1939年农历9月23日，被日军屠杀的东方
旦场村93名村民而立。
2、“500人碑”，为纪念于1941年农历6月1日，被日军屠杀的琼海博鳌镇大洋、北岸
二村共499名村民而立。
3、日本军人下跪谢罪雕像，是文昌流坑村凌先生为纪念于1942年农历3月6日被日军强
奸凌辱后杀害的奶奶而立。同日，该村男女老少共72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
4、“燕岭坡殉难民众公墓”，为纪念于1945年农历3月1日，被日军集体屠杀于琼海中
原的700余名平民而建。
5、“三·廿一惨案纪念碑”，为了纪念于1945年农历3月21日，被日军屠杀的万宁月塘
村190位村民而建。
我们在“现地调查”中，发现了好多人们用当地方言创作而成的抗日民歌。这些民歌中，有一部分是述说日军残酷屠杀老百姓的经过，以及罗列了日军的各种犯罪行径等等。由于民歌的语言，浅显易懂，咏唱的格调也都是老百姓熟悉的旋律，所以妇孺皆会，影响广泛。这种用民歌咏唱来铭记历史的作用，其实并不亚于刻碑和立传。我们见到的民歌有：
1、昌江县光田村鍾経倫用村话创作的：《光田村血泪史》和《泣歎血泡歌 鍾経倫家史》。
2、东方旦场村用村话咏唱的《日寇惨殺旦場同胞 哀嘆長恨歌》。
3、乐东县黄流镇孙恢尧创作的崖州民歌有：《日本军攻打崖县罪行》《日寇侵占崖县血泪
案》、《日军血洗乐罗惨状》等等这些民歌。
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其侵略的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深，世界罕见，给东南亚各国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所犯下累累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无论从那个角度说，他们的侵略犯罪事实是不可抹杀的，因为，这已经是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2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对他国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的道路上，严重背离了世界潮流。然而，任何想篡改历史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日本政府不承认对外侵略历史，不向受害国人们真诚道歉，继续逆世界潮流而动，必将不断自取其辱。
最后，请让我谈谈“现地调查”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这是文昌市重兴镇昌文村大屠杀幸存者李重发的故事。
李重发先生的童年很悲惨。
他10岁那年（1941年农历3月18日），昌文村全村的130余人中，就被日军包村屠杀、放火烧死了110人。他的父亲、大妹妹、2个伯父和2个伯母一家共6口人就在大火中殉难。幸免于难的妈妈带着他和一个月大的妹妹，因惧怕日军再次进村屠杀，故只好游走于外乡。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四处漂泊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
日本投降，昌文村的大屠杀幸存者们返回村内居住。
回村之初，他协助大人，把当年被杀没有安葬而被野狗叼吃而散落四周的人骨收集起来，统一掩埋，立碑铭志。铭心刻骨的经历，使他对那段历史难于忘怀。他有较强的记忆力，长年以来，殉难者的名字，他口答如流。现在年岁大了，他怕脑子出问题，于是，把所有殉难者的名单记在记事本上。每次有外人来调查了解历史，他都充当一个义务解说员。
李先生的脚虽然有点拐，但是他心灵手巧，任何活儿他一模就会，农村的技术工，如泥水工、木工，样样精通；而高雅一点的，如画画以及毛笔字，他一搁笔，从没有人敢嫌弃。
70年代，以能工巧匠身份富裕起来的李先生在自家的庭院上建新房。新房的所有门窗以及房子墙壁上的所有美丽装饰图画等，都是李先生一人亲力亲为一一搞起来的。他在他家的中门的两边窗沿上，各画了一只美丽的鸽子，而在鸽子的下方也各题写了“和平”二字。
当我们好奇地询问他，为何又画鸽子又写“和平”字时，他则深沉地回答说：“当年日本侵略海南，父被杀、室被烧、母带我和妹妹走山躲岭。家不能回，田不能种，无衣服穿、无东西吃，真惨啊！现在社会好，没有战争、和平了，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干。和平重要啊，没有和平，则什么也干不了。”
一个战争受难者、幸存者，对“和平”表示出这样的珍惜和见解，实属正常不过。然而，通过画画和文字来表达，世上罕见！由此也可窥探到，当年老人所遭受到的战争伤害最深，感悟最切！
■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和無可抹滅性
――和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在海南岛“现地调查”的感想――
邢 越
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海南岛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时期。在这6年半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队对当地老百姓实行了无差别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占领初期，为了逃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进村屠杀，大批老百姓恐慌性地携家带口躲进了山区（当地语称为“走日本”）。由于山区缺少食物、疟疾猖狂，因而造成了大批人员的饿死和病死，其中就有很多是婴孩、儿童和老人。
在占领中后期，日本军队和日本公司以军事高压为手段，反复强迫老百姓从事各种劳役。由此导致的劳役死（包括活埋死、活活打死、为防止疾病扩散而丢入火堆中烧死），更是不计其数。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海南军民伤亡人数超过了20万人，约占当时海南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分之一，是为海南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伤亡记录。日本侵略海南的这段时间，无疑就是海南历史上最暗的时刻！
在战争结束70周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当年的战争以及战争所带给人们的伤害还有什么样的印记？在此，我想用我6年来随同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在海南岛进行的“现地调查”期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见闻，结合当今的一些现状，略谈个人二个观点。
第一、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
人们常说：“历史事实是不可掩盖的”。但是，古往今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见得每一件都是让世人知道的。比如，在考古学上，如果没有“线索”的存在，则“考古发现”将无法从何谈起。
日本投降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本来应该进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时期，然而，命途多舛的人们，却再次陷入了几年你死我活的残酷内战。这样，记录和调查日军犯罪事实的宝贵时间给耽误了。中国大陆在解放后，因和台湾长期的分离和分治，故又造成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国共两党互相诋毁和掩盖彼此之间的抗战事迹，致使抗战那段历史的记载和研究存在着很多缺陷。另外，文化大革命以及最近的经济大建设，也使许多文物古迹，抗战史迹遭到极大的破坏！
我和海南岛近现代史在海南进行“现地调查”期间，所看到的当年的日军侵琼遗址，个个几乎都没有被受到保护，其遗址遭到破坏的程度令人心疼和无奈。随便列举几个例子则有：
1、海口公园的日军“慰灵碑”。
2、海口日军的“南渡江铁桥”。
3、三亚南丁村的朝鲜劳工殉难遗址。
4、东方八所劳工殉难纪念碑。
5、全岛各地的慰安所遗址等等。
试想，若干年后，这些遗址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凭什么向下一代说明这段惨疼的历史？
澄迈桥头镇沙土垌12个自然村，于1941年农历6月12日遭到日本军屠杀，老百姓死难超过1200人。当中，福留村死亡人数最多，超过400人。多么惨疼的事情，村里人应该人人记得才对。然而，当我们进村问一些年轻人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只听说当时日本人杀了很多人，但具体的你们要问老人了。我们年轻人，不懂以前的事”。
澄迈县加乐镇常树村遭日军飞机轰炸和包村屠杀，殉难村民也超过200余人。和上面所举的例子相似，懂历史者，只是老人，而年轻人则一概回答不上来。是否等那些老人一过世，那段历史就会随同老人一起进入坟墓呢？
综上，日本侵略犯罪歴史的可掩盖性存在于几个方面：
1、日本政府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一系列的行动，以致形成现在的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的逆流。
2、战后乃至现在，对侵略者犯罪事实的调查和研究，不及时、不充分；早期对日本侵略者的清算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势力得以复活。
3、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历史。
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里所说的“可掩盖性”，并不是说它是“可以掩盖”的。我只是借它存在着“可掩盖性”的倾向，强调我们必须及早对历史遗址进行保护、并加快历史的调查和研究的步伐。
第二、日本侵略犯罪历史的不可抹杀性
古语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军国主义的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的对外扩张侵略行为非常贴切。因为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用人类最血腥的手段来实行的，它摧毁了所在国的文明和文化，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种血腥的灾难，反人类的罪行，受害者怎么会忘却呢？
在我们进行“现地调查”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纪念碑和墓园的建立，更让我们感到受害国人们铭记历史，不忘耻辱的强大力量。列举一些例子有：
1、“旦场抗日遇难同胞纪念碑”，为纪念于1939年农历9月23日，被日军屠杀的东方
旦场村93名村民而立。
2、“500人碑”，为纪念于1941年农历6月1日，被日军屠杀的琼海博鳌镇大洋、北岸
二村共499名村民而立。
3、日本军人下跪谢罪雕像，是文昌流坑村凌先生为纪念于1942年农历3月6日被日军强
奸凌辱后杀害的奶奶而立。同日，该村男女老少共72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
4、“燕岭坡殉难民众公墓”，为纪念于1945年农历3月1日，被日军集体屠杀于琼海中
原的700余名平民而建。
5、“三·廿一惨案纪念碑”，为了纪念于1945年农历3月21日，被日军屠杀的万宁月塘
村190位村民而建。
我们在“现地调查”中，发现了好多人们用当地方言创作而成的抗日民歌。这些民歌中，有一部分是述说日军残酷屠杀老百姓的经过，以及罗列了日军的各种犯罪行径等等。由于民歌的语言，浅显易懂，咏唱的格调也都是老百姓熟悉的旋律，所以妇孺皆会，影响广泛。这种用民歌咏唱来铭记历史的作用，其实并不亚于刻碑和立传。我们见到的民歌有：
1、昌江县光田村鍾経倫用村话创作的：《光田村血泪史》和《泣歎血泡歌 鍾経倫家史》。
2、东方旦场村用村话咏唱的《日寇惨殺旦場同胞 哀嘆長恨歌》。
3、乐东县黄流镇孙恢尧创作的崖州民歌有：《日本军攻打崖县罪行》《日寇侵占崖县血泪
案》、《日军血洗乐罗惨状》等等这些民歌。
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其侵略的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深，世界罕见，给东南亚各国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所犯下累累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无论从那个角度说，他们的侵略犯罪事实是不可抹杀的，因为，这已经是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2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对他国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的道路上，严重背离了世界潮流。然而，任何想篡改历史的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日本政府不承认对外侵略历史，不向受害国人们真诚道歉，继续逆世界潮流而动，必将不断自取其辱。
最后，请让我谈谈“现地调查”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这是文昌市重兴镇昌文村大屠杀幸存者李重发的故事。
李重发先生的童年很悲惨。
他10岁那年（1941年农历3月18日），昌文村全村的130余人中，就被日军包村屠杀、放火烧死了110人。他的父亲、大妹妹、2个伯父和2个伯母一家共6口人就在大火中殉难。幸免于难的妈妈带着他和一个月大的妹妹，因惧怕日军再次进村屠杀，故只好游走于外乡。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四处漂泊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
日本投降，昌文村的大屠杀幸存者们返回村内居住。
回村之初，他协助大人，把当年被杀没有安葬而被野狗叼吃而散落四周的人骨收集起来，统一掩埋，立碑铭志。铭心刻骨的经历，使他对那段历史难于忘怀。他有较强的记忆力，长年以来，殉难者的名字，他口答如流。现在年岁大了，他怕脑子出问题，于是，把所有殉难者的名单记在记事本上。每次有外人来调查了解历史，他都充当一个义务解说员。
李先生的脚虽然有点拐，但是他心灵手巧，任何活儿他一模就会，农村的技术工，如泥水工、木工，样样精通；而高雅一点的，如画画以及毛笔字，他一搁笔，从没有人敢嫌弃。
70年代，以能工巧匠身份富裕起来的李先生在自家的庭院上建新房。新房的所有门窗以及房子墙壁上的所有美丽装饰图画等，都是李先生一人亲力亲为一一搞起来的。他在他家的中门的两边窗沿上，各画了一只美丽的鸽子，而在鸽子的下方也各题写了“和平”二字。
当我们好奇地询问他，为何又画鸽子又写“和平”字时，他则深沉地回答说：“当年日本侵略海南，父被杀、室被烧、母带我和妹妹走山躲岭。家不能回，田不能种，无衣服穿、无东西吃，真惨啊！现在社会好，没有战争、和平了，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干。和平重要啊，没有和平，则什么也干不了。”
一个战争受难者、幸存者，对“和平”表示出这样的珍惜和见解，实属正常不过。然而，通过画画和文字来表达，世上罕见！由此也可窥探到，当年老人所遭受到的战争伤害最深，感悟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