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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日报』 2015-06-14 04:58:35 文/图 本报记者 胡茂君 乔亚楠
■海鸥支队纪念碑：一段尘封多年的二战记忆
【照片】外国友人们在纪念碑前探讨过去的那段历史
【照片】外国友人戴维仔细阅读纪念碑上的文字
『在海南东方市的老欧村里，坐落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墓园，这里安睡着两位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老兵。在二战时期，他们从东方八所的盟军战俘集中营逃出来，在善良村民的帮助下逃离了日本军队的残酷虐待，却因染病最终安眠于此。2002年，中澳两国政府在此共同修建了一座海鸥支队纪念碑，成为这段珍贵历史的永恒纪念。6月6日上午，本报记者跟随着一群外国友人踏上了这段二战历史记忆的探寻之旅。』
１ 一座与众不同的英文纪念碑
生活在三亚的新西兰人戴维是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网站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十分感兴趣的他在组织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后，从三亚一路向西，开始了对神秘墓园的探访之旅。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路程后，记者和戴维一行终于抵达了东方市的老欧村。低矮的砖瓦建筑，成片的稻田，蜿蜒曲折的乡村小道，老欧村同其他海南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地方，却封藏着一段珍贵的二战历史记忆。
在热情村民的带路指引下，我们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这个神秘墓园所在地。这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园地，各处种植着葱郁的花草，一条整洁平坦的小路将人们的视线指引向一块巨石般的纪念碑。沿着小路向前，大家兴奋地凑近纪念碑，上面有用金色笔墨镌刻着的几个大字：“海鸥支队纪念碑 1942-1945 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石碑的两侧，还分别用中、英两种语言记载着纪念碑的来历。
据史料记载，早在1942年-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有很多来自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士兵在安汶岛战败后，被残暴的日本军队抓获至当时的东方八所战俘集中营里，做苦工劳力，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而这两名士兵，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的待遇，便找机会逃出了战俘营，躲到了八所东边的老欧村里。
据老欧村的村支书符亚明介绍：“那两个人大概三四十岁，当时是老欧村村民和在村里的革命同志轮流照顾他俩的。”躲在老欧村的两位老兵得到了村民帮助和照顾，甚至日本军队来到村子里搜捕逼问时，善良的村民们也没有将他们交给日本人，而是再三帮他们作掩护。
在先前的报道记载中，一位80多岁的老欧村村民符天祥依稀记得当年照顾那两位澳大利亚士兵的场景，“他们不吃米饭，我们只能尽量做面粉之类的东西给他们吃，照顾他们。他们病重，我们给他们熬中药吃。”但无奈，在躲到老欧村半年多后，两个老兵最终还是死于在战俘集中营时染上的可怕疾病。
而在海鸥支队纪念碑的左侧，则是两位澳大利亚老兵的坟冢。坟冢前立有一块色的方形石碑，上面写着：“in memory of two gull force soldiers who were buried here in 1944， lest we forget（特此纪念1944年埋葬于此的两位海鸥支队的士兵，愿记忆长存）”，看到此处，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生敬畏和怀念之情。
２ 海鸥支队：安汶一战终败北
虽然老欧村里的墓园只埋葬着两位海鸥支队的老兵，但是透过这些碑文记载，却带人们走进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1941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这场持续了三年多的战争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东亚地区，参战国家多达三十七个，涉及人口超过十五亿，伤亡和损失难以统计。
而海鸥支队，也只是这场战争中澳军抵御日军的一个小小缩影。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荷属东印度当局就日益感受到了日军南进的威胁。1940年10月，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这更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自身安全。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荷属东印度军方、英属马来西亚当局和澳大利亚三方便开始秘密接触，商讨三国联盟，抵御日本的进攻。“海鸥支队”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支多兵种的混合部队。
其中，作为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八师主力的21营成为了“海鸥支队”的重要核心力量。21营于1940年7月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萃梧小镇组建，营中有一半左右的士兵是来自于墨尔本城区，其余征召的是农村兵，最初全营共有931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21营的官兵们一直筹备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地区集训，尤其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热带丛林战争的训练。而达尔文地区同印度尼西亚安汶岛的距离也比较近，一旦战争爆发，就能随即出发去协助安汶岛。
1941年12月1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10天后，海鸥支队开始集中兵力，陆续抵达进驻安汶岛，协助岛上原有约3000人荷印军做防御日军进攻的守卫任务。当时，担任21营的罗奇中校在进一步考察了岛上的守备情况以及了解了荷印军的实力和战力之后，在1942年的1月初就反复致电达尔文港的澳军高层，报告请求派兵力，拨武器弹药。否则仅靠目前岛上几千人的微弱兵力，根本不足以抵挡日军的进攻。但是罗奇的要求不仅遭到高层的忽视，而且还被污蔑为关键时刻离开指挥位置，有贻误军机之嫌，最终就被免职了。
之后，营长的位置由史考特中校接任。史考特中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部队里更多时候是以保守和反社会主义思潮而著称的。不仅如此，他从1930年开始就与日本人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提倡同日本人做羊毛和羊肉的出口生意，推进缔结日澳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还做过日本情报的收集。
在史考特正式履职时，距日军发动对安汶岛的进攻，仅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阵前换将，历来为兵家大忌。而当时澳荷印联军为主组成的盟军安汶守备队只有4000人左右，看上去似乎是有一定的实力，但在3000人的荷印军中，除了主要的军官是荷兰人之外，其余皆为当地土著，训练欠缺，装备低劣，毫无士气，难以胜任防守之责。因此在日军开始进攻安汶岛时，澳荷印联军不堪一击，瞬间败北，整座岛屿也迅速沦陷。
３ “鸽子”行动：紧急援救被困战俘
在安汶岛败北后，海鸥支队21营的263名澳大利亚士兵沦为日军战俘。9个月之后，他们被日本人用船押运到海南岛八所港为日本人做苦役。这个战俘集中营位于距离八所3公里的西南海岸，环境极为恶劣，日本人为了加快对海南岛矿产资源的掠夺，强迫这些澳大利亚、荷兰、印度等地的战俘以及数以千计的当地中国人每周长达7天地做苦工，为日本人修筑工事和设施。据统计，自1942年1月八所港开始动工至1943年5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止，2万多名劳工幸存者仅2000人左右。
八所战俘营当时主要由三排建筑物组成，一排是澳洲士兵住，另一排是荷兰人的营地，剩下的一排房子，算是临时医务所了。2003年，澳大利亚老兵阿道尔·普来捷在东方市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说：到了八所战俘营，由于他懂得医务，日本人没有让他干苦力活，因此相对其他劳工来说，他的工作要轻松得多；但居住条件非常之差，500个人挤在一个大棚里，还要时刻受日军的监视，以防他们逃跑；吃的就更不用说了，一般情况下是一天2“杯”稀饭，偶尔会有一些蔬菜，他记得自己最好的伙食是有一天吃到2块猪排，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食不果腹的，所以他和一些劳工常常在战俘营的沙地上捕抓一些小蛇、老鼠和蜥蜴充饥。周边的村民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一些食物提供给战俘。
这些在八所盟军战俘营里的士兵，由于不适应当地水土气候，又同时遭受饥饿、死亡和疾病的困扰，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如痢疾、疟疾、肠炎等，还有最为可怕的脚气病。脚气病又分“干型脚气”和“湿型脚气”，是因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B1所致，前者的症状是身体干瘦，后者为全身浮肿。阿道尔·普来捷回忆说，由于营养不良，他先后染上干型和湿型脚气，患上湿型脚气时，他的体重反倒加了，6天内从150磅加到176磅，从头到肩一样宽。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当时的日军却未停止他们的杀戮，反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
为了尽快拯救被俘战士的生命，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军战略服务处发起了一次救援战俘行动。特殊营救小组对日军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所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他们把这些营救任务的代号，都冠以不同禽类的名称。如广东的“信天翁行动”、台湾的“金丝雀行动”、沈阳的“北美红雀”行动等，他们把营救海南盟军战俘的行动，称之为“鸽子行动”。
1945年8月27日凌晨5时30分，一架C-47军用运输机从云南昆明起飞，载着9名空降兵（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飞往海南岛的东方，执行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军特种作战任务，营救被日军关押的战俘与中国公民生命。执行“鸽子行动”的指挥官是约翰·辛劳布上尉，他们从云南的昆明出发，经过云南红河州，飞越越南的海防，穿越北部湾，最后到达海南东方八所。
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表示“鸽子行动”小组无意挑起战争，“鸽子行动”的队员们并没有携带盔甲和枪支，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在他们通过空降到达八所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副武装的日军，但是队员们并未就此退缩，他们与日军一同到达了八所战俘营。
第二天早上，“鸽子行动”小组同一位从三亚来的日本上校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然后又同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首领进行了交谈。在面对日方的消极态度时，指挥官辛劳布站了起来，瞪着日军上校，通过翻译下达命令，必须马上打开牢门，将食物与药品送进去。最终，行动小组终于获许进入战俘营，并迅速开展了战俘的转移工作，澳大利亚和荷兰士兵们乘火车抵达三亚再重返自己的祖国。据了解，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海鸥部队士兵，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国。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布兰登·沃莱尔先生在2010年8月自费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鸽子行动——空降东方拯救盟军战俘65周年图片展”，用大量的图片与文字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援救行动。
今年恰逢是“鸽子行动”70周年，老欧村的纪念碑探访活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希望这一段历史为更多人所熟知。现如今，这块纪念碑也已经成为中澳两国友谊长存的象征和纽带。在2014年11月，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市长到海南省东方市访问时，中澳双方还就纪念碑的维护问题进行过沟通。而不少国际友人也会前往老欧村参观这座纪念碑，了解这段过去的历史。从这两位战士去世后，老欧村的村民就坚持在每年清明时节自发地前往两位澳大利亚战士的墓园，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扫墓，纪念在二战期间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士兵们。
『三亚日报』 2015-06-14 04:58:35 文/图 本报记者 胡茂君 乔亚楠
■海鸥支队纪念碑：一段尘封多年的二战记忆
【照片】外国友人们在纪念碑前探讨过去的那段历史
【照片】外国友人戴维仔细阅读纪念碑上的文字
『在海南东方市的老欧村里，坐落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墓园，这里安睡着两位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老兵。在二战时期，他们从东方八所的盟军战俘集中营逃出来，在善良村民的帮助下逃离了日本军队的残酷虐待，却因染病最终安眠于此。2002年，中澳两国政府在此共同修建了一座海鸥支队纪念碑，成为这段珍贵历史的永恒纪念。6月6日上午，本报记者跟随着一群外国友人踏上了这段二战历史记忆的探寻之旅。』
１ 一座与众不同的英文纪念碑
生活在三亚的新西兰人戴维是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网站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十分感兴趣的他在组织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后，从三亚一路向西，开始了对神秘墓园的探访之旅。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路程后，记者和戴维一行终于抵达了东方市的老欧村。低矮的砖瓦建筑，成片的稻田，蜿蜒曲折的乡村小道，老欧村同其他海南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地方，却封藏着一段珍贵的二战历史记忆。
在热情村民的带路指引下，我们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这个神秘墓园所在地。这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园地，各处种植着葱郁的花草，一条整洁平坦的小路将人们的视线指引向一块巨石般的纪念碑。沿着小路向前，大家兴奋地凑近纪念碑，上面有用金色笔墨镌刻着的几个大字：“海鸥支队纪念碑 1942-1945 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石碑的两侧，还分别用中、英两种语言记载着纪念碑的来历。
据史料记载，早在1942年-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有很多来自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的士兵在安汶岛战败后，被残暴的日本军队抓获至当时的东方八所战俘集中营里，做苦工劳力，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而这两名士兵，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的待遇，便找机会逃出了战俘营，躲到了八所东边的老欧村里。
据老欧村的村支书符亚明介绍：“那两个人大概三四十岁，当时是老欧村村民和在村里的革命同志轮流照顾他俩的。”躲在老欧村的两位老兵得到了村民帮助和照顾，甚至日本军队来到村子里搜捕逼问时，善良的村民们也没有将他们交给日本人，而是再三帮他们作掩护。
在先前的报道记载中，一位80多岁的老欧村村民符天祥依稀记得当年照顾那两位澳大利亚士兵的场景，“他们不吃米饭，我们只能尽量做面粉之类的东西给他们吃，照顾他们。他们病重，我们给他们熬中药吃。”但无奈，在躲到老欧村半年多后，两个老兵最终还是死于在战俘集中营时染上的可怕疾病。
而在海鸥支队纪念碑的左侧，则是两位澳大利亚老兵的坟冢。坟冢前立有一块色的方形石碑，上面写着：“in memory of two gull force soldiers who were buried here in 1944， lest we forget（特此纪念1944年埋葬于此的两位海鸥支队的士兵，愿记忆长存）”，看到此处，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生敬畏和怀念之情。
２ 海鸥支队：安汶一战终败北
虽然老欧村里的墓园只埋葬着两位海鸥支队的老兵，但是透过这些碑文记载，却带人们走进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1941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这场持续了三年多的战争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东亚地区，参战国家多达三十七个，涉及人口超过十五亿，伤亡和损失难以统计。
而海鸥支队，也只是这场战争中澳军抵御日军的一个小小缩影。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荷属东印度当局就日益感受到了日军南进的威胁。1940年10月，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这更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自身安全。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荷属东印度军方、英属马来西亚当局和澳大利亚三方便开始秘密接触，商讨三国联盟，抵御日本的进攻。“海鸥支队”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支多兵种的混合部队。
其中，作为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八师主力的21营成为了“海鸥支队”的重要核心力量。21营于1940年7月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萃梧小镇组建，营中有一半左右的士兵是来自于墨尔本城区，其余征召的是农村兵，最初全营共有931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21营的官兵们一直筹备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地区集训，尤其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热带丛林战争的训练。而达尔文地区同印度尼西亚安汶岛的距离也比较近，一旦战争爆发，就能随即出发去协助安汶岛。
1941年12月1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10天后，海鸥支队开始集中兵力，陆续抵达进驻安汶岛，协助岛上原有约3000人荷印军做防御日军进攻的守卫任务。当时，担任21营的罗奇中校在进一步考察了岛上的守备情况以及了解了荷印军的实力和战力之后，在1942年的1月初就反复致电达尔文港的澳军高层，报告请求派兵力，拨武器弹药。否则仅靠目前岛上几千人的微弱兵力，根本不足以抵挡日军的进攻。但是罗奇的要求不仅遭到高层的忽视，而且还被污蔑为关键时刻离开指挥位置，有贻误军机之嫌，最终就被免职了。
之后，营长的位置由史考特中校接任。史考特中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部队里更多时候是以保守和反社会主义思潮而著称的。不仅如此，他从1930年开始就与日本人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提倡同日本人做羊毛和羊肉的出口生意，推进缔结日澳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还做过日本情报的收集。
在史考特正式履职时，距日军发动对安汶岛的进攻，仅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阵前换将，历来为兵家大忌。而当时澳荷印联军为主组成的盟军安汶守备队只有4000人左右，看上去似乎是有一定的实力，但在3000人的荷印军中，除了主要的军官是荷兰人之外，其余皆为当地土著，训练欠缺，装备低劣，毫无士气，难以胜任防守之责。因此在日军开始进攻安汶岛时，澳荷印联军不堪一击，瞬间败北，整座岛屿也迅速沦陷。
３ “鸽子”行动：紧急援救被困战俘
在安汶岛败北后，海鸥支队21营的263名澳大利亚士兵沦为日军战俘。9个月之后，他们被日本人用船押运到海南岛八所港为日本人做苦役。这个战俘集中营位于距离八所3公里的西南海岸，环境极为恶劣，日本人为了加快对海南岛矿产资源的掠夺，强迫这些澳大利亚、荷兰、印度等地的战俘以及数以千计的当地中国人每周长达7天地做苦工，为日本人修筑工事和设施。据统计，自1942年1月八所港开始动工至1943年5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止，2万多名劳工幸存者仅2000人左右。
八所战俘营当时主要由三排建筑物组成，一排是澳洲士兵住，另一排是荷兰人的营地，剩下的一排房子，算是临时医务所了。2003年，澳大利亚老兵阿道尔·普来捷在东方市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说：到了八所战俘营，由于他懂得医务，日本人没有让他干苦力活，因此相对其他劳工来说，他的工作要轻松得多；但居住条件非常之差，500个人挤在一个大棚里，还要时刻受日军的监视，以防他们逃跑；吃的就更不用说了，一般情况下是一天2“杯”稀饭，偶尔会有一些蔬菜，他记得自己最好的伙食是有一天吃到2块猪排，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食不果腹的，所以他和一些劳工常常在战俘营的沙地上捕抓一些小蛇、老鼠和蜥蜴充饥。周边的村民也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一些食物提供给战俘。
这些在八所盟军战俘营里的士兵，由于不适应当地水土气候，又同时遭受饥饿、死亡和疾病的困扰，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如痢疾、疟疾、肠炎等，还有最为可怕的脚气病。脚气病又分“干型脚气”和“湿型脚气”，是因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B1所致，前者的症状是身体干瘦，后者为全身浮肿。阿道尔·普来捷回忆说，由于营养不良，他先后染上干型和湿型脚气，患上湿型脚气时，他的体重反倒加了，6天内从150磅加到176磅，从头到肩一样宽。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当时的日军却未停止他们的杀戮，反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
为了尽快拯救被俘战士的生命，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军战略服务处发起了一次救援战俘行动。特殊营救小组对日军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所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他们把这些营救任务的代号，都冠以不同禽类的名称。如广东的“信天翁行动”、台湾的“金丝雀行动”、沈阳的“北美红雀”行动等，他们把营救海南盟军战俘的行动，称之为“鸽子行动”。
1945年8月27日凌晨5时30分，一架C-47军用运输机从云南昆明起飞，载着9名空降兵（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飞往海南岛的东方，执行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军特种作战任务，营救被日军关押的战俘与中国公民生命。执行“鸽子行动”的指挥官是约翰·辛劳布上尉，他们从云南的昆明出发，经过云南红河州，飞越越南的海防，穿越北部湾，最后到达海南东方八所。
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表示“鸽子行动”小组无意挑起战争，“鸽子行动”的队员们并没有携带盔甲和枪支，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在他们通过空降到达八所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副武装的日军，但是队员们并未就此退缩，他们与日军一同到达了八所战俘营。
第二天早上，“鸽子行动”小组同一位从三亚来的日本上校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然后又同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首领进行了交谈。在面对日方的消极态度时，指挥官辛劳布站了起来，瞪着日军上校，通过翻译下达命令，必须马上打开牢门，将食物与药品送进去。最终，行动小组终于获许进入战俘营，并迅速开展了战俘的转移工作，澳大利亚和荷兰士兵们乘火车抵达三亚再重返自己的祖国。据了解，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海鸥部队士兵，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国。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布兰登·沃莱尔先生在2010年8月自费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鸽子行动——空降东方拯救盟军战俘65周年图片展”，用大量的图片与文字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援救行动。
今年恰逢是“鸽子行动”70周年，老欧村的纪念碑探访活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希望这一段历史为更多人所熟知。现如今，这块纪念碑也已经成为中澳两国友谊长存的象征和纽带。在2014年11月，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市长到海南省东方市访问时，中澳双方还就纪念碑的维护问题进行过沟通。而不少国际友人也会前往老欧村参观这座纪念碑，了解这段过去的历史。从这两位战士去世后，老欧村的村民就坚持在每年清明时节自发地前往两位澳大利亚战士的墓园，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扫墓，纪念在二战期间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士兵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