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台灣時期的鴉片政策（1895—194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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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網路」2010-03-16 12:04:56 來源: 互聯網
■日據台灣時期的鴉片政策（1895—1945）　　朱庆葆
　　近代，以英國爲首的西方列強，爲保護其鴉片商人在華利益，竟不惜兩次發動侵略戰爭。就在清政府被迫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的1858年，日本與英國簽訂了禁止輸入鴉片的協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暴發，便也逐漸做起大國霸權的美夢。20世紀初期，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逐漸停止，日本遂乘虛而入，擘著太陽旗在中國四處進行販毒活動，它和日軍的正面進攻相配合，起到了槍炮所無法企及的作用。

　　日本于台灣之毒化行徑，完全由政府操縱。台灣總督府成立專賣局，實施鴉片公賣。50年間，當局曾對鴉片瘾者進行過三次調查，公布結果表明，瘾者人數一次比一次減少，日人便借此在國際上大作文章，宣揚其鴉片「治績」，以混淆視聽。時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認爲日本將台灣視爲新領土，視台人爲「皇民」，確有誠意實施鴉片禁政。長期以來，大陸學界囿于資料的限制，對此問題的研究一直很薄弱。基于此，筆者根據掌握的大量有關資料，將日據台灣時期的鴉片政策作爲探討對象，以期在經濟層面揭露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本質。文中所稱之鴉片，系指生鴉片，也包括由鴉片提煉精致而成的海洛因、嗎啡等毒品。日本人則將鴉片稱之爲阿片。

一、日據初期鴉片政策的制定（1895—1897）
　　台灣吸食鴉片之陋習，最初始自17世紀，經荷蘭人從爪哇傳入，後受來自福建漳州、泉州、廈門等地移民的嗜吸之風影響。史料載，1865～1874年10年間台灣的鴉片輸入量，平均每年達193000斤，1881年則高達588000斤，1894年470000斤。面對此種泛濫之惡習，清廷在台的地方官員和一些有識之士，都積極主張禁絕煙毒。但鴉片爲害甚深，已非一日能夠禁絕。

　　1985年初甲午一役，清軍敗退。3月，清廷全權大使李鴻章與日方代表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已成定局。據日方報道，中日媾和第四次談判之際，伊藤向李鴻章明言：「台灣之地，一旦歸爲帝國所有，鴉片煙之禁制，必能奏效」。（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檔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頁15。）6月2日，李經方和日方的桦山資紀在基隆港外的橫濱丸輪船上完成交割手續，300多萬台胞自此落入日人手中。

　　怎樣對待「新領土」——台灣蔓延吸食鴉片之風，日本國內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大體分爲三大派：嚴禁派、漸禁派和非禁派。其中以政界、律師和衛生人員所堅持的嚴禁派呼聲最高，他們認爲，吸食鴉片是養成惰民之重要原因，日本于開國之初，已頒布禁制，而「清國令其國民陷劣敗之原因，故不僅在于鴉片之吸食，惟國法無力加以禁止」，此習癖「若蔓延至日本內地，屆時將唯恐其弊害終將不可自拔」，（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檔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頁14、16。）因此有人主張將吸食鴉片的漢人驅逐出台。

　　非禁論者卻詭辯：許多土民年長者自稱，我等已染此習癖，若遽加禁止，將失去生存樂趣，長久度此殘生，不如快死。因此嚴禁台灣土民吸食鴉片，「將遇民情之極力反對」，如此，「則需經常派駐兩師團以上兵力，並犧牲數千之生命，甚至以兵力威壓仍未能達其目的，爲推行鴉片制度，竟需衆多之兵力與巨額經費，殊非得益之說」。（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檔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頁14。）

　　因爲當時輿論多傾向于嚴禁論者，第一任總督桦山資紀上任後，隨即發出指令，嚴禁吸食鴉片，並明文規定于《台灣居民刑罰令》中。（注：廖慶洲著《日本過台灣》上硯出版社，1993年版，頁104。 ）但因據台之初統治者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鎮壓各種抵抗活動，因而負責鴉片政策推行的民政局，認爲對鴉片問題只能采取調查與研究的步驟，難以采行嚴禁舉措。于是，1895年12月水野民政局長返回東京向中央政府陳述目前嚴禁有害無益。因有言在先，以首相身分兼台灣事務局總裁的伊藤博文頗感爲難，于是要求台灣事務局的各委員就此問題再加考慮。水野隨後訪問了衛生局長後藤新平並陳述自己的觀點，後藤表示同意，並進一步指出，禁鴉片之難，難于禁煙酒，「而且取締不易，並有違人道，毋須由政府制造專賣，將其收入以改善台灣各種設施爲宜」。後藤新平曾在1895年9月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後， 命台灣總督府的民政局員鷹崎與渡邊調查台灣鴉片問題，且以這兩位有關鴉片28個項目的極爲周密的調查，擬成《關于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提交內務大臣野村清。在意見書中後藤新平反對非禁論，理由是「台灣新附之民，亦爲陛下之良民，何以在健康長壽之保護上，未能享受一視同仁之恩澤？」同時，他也並不主張嚴禁，他說，鴉片煙不可不禁，「唯于今日，要加以急施，似甚爲不妥」且「厲行嚴禁鴉片煙之制，難免有失酷薄之嫌」，務必招來吸食者的抵抗。後藤批評兩種極端論者，言之鑿鑿，自己的觀點也如水落石出：據說鴉片進口稅年逾80萬，可見其需要量之大，唯將其歸爲政府專賣，寓禁止稅之意，加課此進口稅額三倍之價，在特許藥鋪，憑政府之通摺，售與吸食者，則其需用者必因之逐漸減少，且國庫將增加160萬元之收入，加上原來之進口稅80萬合計240萬元」。他進而「依生存競爭原理、以毒攻毒之法則」提出「漸禁論」觀點：「鴉片可仿國內現行專賣制度，統歸政府專賣，並可納入衛生警察施行體制。鴉片的買賣，可于台灣島設置鴉片特許藥鋪，除藥用鴉片之外，不准買賣。對鴉片中瘾者，由政府特許，向藥鋪購買」。（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檔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頁15、16。）

　　村野對于此一「頗具財政觀點」的漸禁政策深表贊同，于是，12月14日將意見書向伊藤總裁提出。1896年2月， 伊藤總裁提交內閣會議加以討論，終獲准行，由此傳達桦山總督，至此漸禁論始獲定案，結束了鴉片政策爭論不休的狀態。1896年3月23日，在台灣總督府的請求下，後藤新平進一步提出有關鴉片制度行政機關、財政、警察配合執行等施行細則，可說是鴉片專賣制度的基本設計圖，該書最後附言部分尚且預言漸禁政策可在30至50年期間見效。1896年6月， 後藤新平又以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的身份到台，做實地考察後，再次向總督府提出報告，強調：「若強欲嚴禁，由此采行鎮壓等行動，恐需調遣兩個師團以上的兵力，而且將損失其半數以上」。在具體措施尚未出台之前，1896年9月8日，總督府民政局以民總第350 號急件向各地方官長發布《關于鴉片取締之通牒》，（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根據台灣總督府公文檔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第一冊，頁43。）規定：凡私自輸入鴉片，或由住民對日本人販賣、提供鴉片煙及鴉片吸食器具者，皆屬犯罪，嚴加懲處，但特別強調台灣住民之間吸食販賣鴉片煙及鴉片吸食器具者，暫不過問。與據台初期的綏撫政策相適應，鴉片政策經過一兩年的搖擺，終于塵埃落定，漸禁政策初步開始在台實施。後藤新平以意見書與台灣結緣，1898年3 月他由內務行政長官改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6月起改名爲民政長官， 成爲日後台灣鴉片政策的執導者。

　　　（資料來源：《福建論壇：文史哲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