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祸加天灾 海南島万寧県1944年大飢荒活活餓死4万人」

■战祸加天灾　　海南岛万宁县1944年大饥荒活活饿死4万人
　　　　　　　　　　　　　　　　　　　　　　　　　　　　　　　　　　　　　　　蔡徳佳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略海南岛，从琼山县（今海口市）天马港登陆，旋即占领了海口、府城。接着，日军又占领海南东部和西部的重要口岸、城镇。全岛300万人民处于战争恐怖之中。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万宁县城，驻守乡土的国民党军队逃之夭夭。日军不放一枪一炮，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万城镇。不多久，万宁县广袤1883.5平方公里的河山沦入敌手，16万人民当牛做马。日军对人民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残酷掠夺。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当时壮者天天被征去建营房、筑炮楼、修公路、架桥梁、砍山“剿共”，老弱病残者和孩童无力耕种，粮食连年失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加上日伪军借“剿共”为名，经常下乡抢劫粮食，弄得十室九空。
　　谁料，“祸不单行”。万宁县1944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春天农作物遇上百年罕见的干旱，田地龟裂，粮食失收；秋天又遭两次强台风袭击，山洪瀑发，田野顿成泽国，房屋倒塌，稻谷颗粒不收。这时狼心狗肺的日军不管灾民的死活，只顾天天强征民工，不准灾民生产自救。灾民为了活命，只得四处寻找篓芥芯、椰树芯、槟榔芯、广榔芯，挖山薯、山芋，采野桔、大乳子、野菜等充饥。但因僧多粥少，供不应求而断烟断餐。这样从1944年3月开始到处都发生饥荒饿死人事件，活着的人扶老携幼像潮水般奔向陵水、崖县（今三亚市）、保亭、乐会、琼东（今琼海市）、文昌、定安、琼山（今海口市）和海口等县市各地逃荒行乞。沿途饿死于路边、街头、巷尾、海滩和山岭的灾民惨无忍睹。最可怜的是老人、小孩和妇女们，他们走不动了就倒来，随后就死去。真是“赤日千里，饿殍遍地”。
　　万宁县1944年至1945年暴发的饥荒死亡概况，全县12个乡镇，16万人，分布在龙滚、山根、和乐、港北、后安、乐来、大茂、万城、北坡、东澳、礼纪、长安等12个乡镇的男女老少因饥荒就活活饿死了4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5%。如东澳镇新谭村有500多户，2000多人，饥荒死亡后仅剩下200多人，饿死的人占全村人口的90%；后安镇朱壁村110户，282人全被饿死成为绝村。我县灾民像这样饿死的惨状，不胜枚举。

　　　　　　　　　　　　　（写于2016年5月）

「日军占领万宁县始末――实行大屠杀暴行实录」

　このブログの4月29日の「２０1６年春、海南島で　７」で報告しましたが、わたしたちは、4月23日から5月4日まで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としては29回目、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としては16回目の海南島「現地調査」のとき、4月29日に蔡徳佳さんの自宅を訪問しました。そのとき、できあがったばかりの『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第4号・第5号をお渡しし、第6号への原稿をお願いしました。きのう、「写于2016年5月6日」と書かれたふたつの原稿（「日军占领万宁县始末――实行大屠杀暴行实录」、「战祸加天灾　　海南岛万宁县1944年大饥荒活活饿死4万人」）が届きました。
　わたしたちがはじめて万寧市内の蔡徳佳さんの自宅を訪問したのは、2002年4月4日でした。そのときのことを報告した「海南島２００２年春――海南島で日本政府・日本軍・日本企業がおこなった侵略犯罪にかんする「現地調査」報告――」（『パトローネ』50号、2007年7月、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編『海南島で日本は何をしたのか　虐殺・略奪・性奴隷化、抗日反日闘争』〈2005年5月〉に収録）に、わたしたち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ます。
　
　　　万寧市万寧鎮で
　　　　　ひとつの県ほどの広さの万寧市の中心地、万寧鎮で、地域の日本軍犯罪史と
　　　　抗日反日闘争史を研究している蔡徳佳さんに会った。
　　　　　蔡徳佳さんは、万寧市北部の六連嶺地域は、抗日武装部隊の根拠地だった、
　　　　侵略と抵抗の歴史を統一的に具体的に追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
　　　　　これから、共同作業が実践的にも思想的にも可能となる道を求めていきたい。

　それから14年間に、わたしたちは蔡さんとの交流を深めてきました（このブログの2010年8月30日～9月2日の「以史為鑑 以文会友」１～４などをみてください。


■日军占领万宁县始末――实行大屠杀暴行实录
　　　　　　　　　　　　　　　　　　　　　　　　　　　　　　　　　蔡徳佳

一、万宁人民在中共乐万县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７月８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战的主张。日寇野心勃勃，于８月１３日进攻上海。１２月１３日占领南京，一个月内就杀害南京无辜人民30万人。继而长驱直入，把战争魔爪伸向中南各省，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日，广东省会广州沦陷。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０日，海南岛重镇海口、府城落入日寇之手。此时负责守卫国土的是国民党琼崖守备军司令王毅，逃之夭夭，从府城率部跑到定安山区翰林墟躲避。接着又逃到五指山区的白沙、保亭等县去，建立所谓“后方基地”。只有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抗日独立队在南渡江潭口向日军打响了第一枪，阻遏敌人东进，揭开了琼崖人民武装抗日的战幕。当时全琼各地都笼罩在战争的恐怖之中。
　　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乐（会）万（宁）联合县委，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的一切爱国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克邱，智勇双全，多谋善断，争取了国民党万（宁）、陵（水）、保（亭）督导处主任兼万宁县长梁拱汉（梁秉枢）放弃反共，共同抗日。他按照我党的意见办了几件事：（１）全部释放拘禁在万城监狱里的共产党政治犯100多人；（２）由共产党员组织万宁县抗日救国宣传队第三队，公开向全县人民宣传抗战活动；（３）撤换了一批坚持反共、亲日的国民党区、乡长，由我党指定一些开明人士接任；（４）拆除国民党在全县各地所筑的反共碉堡，防止日寇侵占时利用为据点；（５）改编国民党地方武装为县游击大队，兵权由他直接指挥。并安插共产党员到县政府和县政警队工作，共产党员担任政府科员和政警队政治指导员。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区、乡、村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时全县抗日群众组织如民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相继成立。经过艰苦的十年内战后，我县仅存符载质、符明、蔡文辉等８名红军战士，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参加云龙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队。１９４０年琼崖特委派符载质、符明、蔡文辉、蔡河清、朱茂、陈国军等6位同志来六连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此时，乐万县委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全县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抗日武装队伍不断扩大，成立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九中队（后编入琼总第三支队），以六连岭为抗日根据地，同全县人民一道，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直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日军占领万城，国民党逃往山区，汉奸认贼作父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３日（农历己卯年六月廿八日），日寇大队人马，由汉奸分子蔡六弟、蔡拔光、欧雄省（均北坡人）等当向导，从陵水县出动，沿着海滨小道，经加新、石梅等地侵入万宁。
　　日寇在未进犯万宁之前，国民党琼崖专员兼琼崖守备军副司令吴道南、琼崖守备军司令王毅，坚决执行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他们认为梁拱汉县长“容共”、“通共”，便密谋撤换，委其心腹罗莲峰接任万宁县长。罗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只顾反共反人民。当敌人进攻万宁，民族危亡时刻，他并不抵抗，而是闻风丧胆地急令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守备军一团二营营长麦琳的官兵全部撤退到山区的银村、扛岭等地去驻扎。万城居民在兵慌马乱中扶老携幼逃难各地。日寇不放一枪一炮，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万宁县城——万城镇。接着全县广袤1883.5平方公里的河山沦于敌手，16万人民在日寇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此时，万宁一些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分子，认贼作父，甘当汉奸，为虎作伥，组织傀儡政权——维持会。伪万宁维持会第一任会长是朱辉，后为杨永光、陈圣光、李俊新（李琼钺）、黄邦本。县反共青年团团长是周书升。伪军大队是李拔城、李自新。日寇又在龙滚地区最先组织地方维持会，伪会长是吴多信，后为仉孙，副会长是符居凤。伪军中队长是欧中泽，副队长是许福亿、何达精、李瑞英。反共青年团团长是吴清贵。日寇继后在全县的北坡、东澳、礼纪、长安、和乐、后安、乐来、中兴、大茂等地区组织伪维持会，并在全县建立日伪据点４７处。各地的一些地富分子、地痞无赖之徒，如曾宪超、欧荣宠、苏庆明、林大茂、郭英蛟、蔡书学、唐惠福、曾宪熙等，都是当时灸手可热大小汉奸。他们心居险恶，残害人民，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日寇有了这帮忠实走狗，更加肆不忌惮，强迫人民“归顺”，建立日伪保、甲制，如不顺从抄斩全家，甚至抄斩全族、全村人民。日寇为了“防共”、“反共”、“灭共”，强迫人民出钱、出粮、出工，拆毁共产党人的房屋和学校、祠堂等修建公路与碉堡。并在我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周围筑炮楼（据点），制造“无人区”、“无人村”，强迫全县人民随他们到六连岭砍山“剿共”，实行“蚕食”扫荡和“三光”政策。那时日寇所到之处，尸横遍地，火光冲天，怨声载道。

三、日军对万宁人民的大屠杀罪行
　　１９３９年春节后，日寇飞机经常入侵我县万城、后安、和乐、龙滚和分界等墟镇上空，投炸弹，开机枪，人民生命财产危在旦夕。于同年8月13日，日寇占据万宁。全县人民离乡背井，一走而空，连县城居民也找不到一个影子。翌晨（14日），日寇集中100多人马，在汉奸朱辉的带领下，从万城出动，经大茂、黄竹塘到银村、扛岭等一带扫荡。在此地驻扎的国民党县政府和军队采取了“敌来我跑、敌去我返”的不抵抗政策，一溜烟地钻进深山密林，转移到与琼中县接壤的地区去。这次日寇行动，由于人民提防日寇下乡大屠杀而普遍放哨竖“标”（“标”就是在高处竖起用竹竿顶端做的标志），如发现敌人出动，放哨人员将竹竿倒地，人民就躲避了，而敌人就扑了空。可是过了一些时间，日寇还不见人出来当“顺民”。一方面打发汉奸走狗，暗中加紧活动，勾引当地的地主或社会无赖之徒出来当示范“顺民”，并委任他们为日伪保、甲长，强迫人民出来领取顺民证。否则，格杀不论。另方面，日寇采取“剿抚结合”，日夜下乡去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人民走投无路，被逼当了“顺民”。此时伪维持会便发给每人一块木板制作的“良民证”，佩带在胸前，真是奇耻大辱。但是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抗日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所以有些村庄一时不愿归顺日寇。有些村庄虽然归顺了，其实“白皮红心”，人心向着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支持抗日斗争。群众这一举动，却引起了狗汉奸们的注意，他们常常捕风捉影地制造事端，以民众反对“皇军”，或以“容共”、“通共”、“作共”等罪名，向日寇告密，致使日寇开始对北坡地区的后山，后安地区的安坡、排沟、攀元、潮港等村庄的人民屠杀有数百人。接着日寇对我县人民继续实行大屠杀的暴行如下：

　　（一）龙滚山钦岭的大屠杀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农历九月初二日）清晨，驻龙滚墟的日军配合伪军１００多人到龙滚东部地区扫荡。当他们走到乐礼村时，巧遇国民党万四区游击中队长冯业裕带兵７人下村抢粮食。他们看见日军，仓惶逃命。日军跟踪追击，冯打了两枪，便四处逃窜了。日军误认为是共军，就像发怒了的雄狮，直奔乐礼、多格、大罗、上卿、大祯、文朗、福山、文曲、治坡、钦文、蓝田等10多个村庄进剿，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后逃避，村里空无一人。日寇放火烧毁了民房几百间，抢走了一批财物。而这些灭绝人性的野兽，不杀人是不甘心的。他们又集中兵力向海滨的山钦岭搜索，发现了该岭狗颈石洞有人。这些人都是蓝田、钦文、治坡、上卿、大罗、多格、乐礼等村的男女老少逃难者。这时日军就扑上去，大嚷大叫，气焰嚣张，随即用机枪和步枪射击，而手无寸铁的300名群众，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接着又将藏躲在燕鸟洞里的群众10多人杀害。刹那间，日寇就杀死了无辜人民300多人。如蓝田村邢贻辉的父母、妻子、儿子等6人，七横八竖地死在一块，邢贻芹一家大小7人全部被杀绝。幸存者仅有一个小孩，名叫邢福源，他身中6枪，但伤不到要害部位，经抢救后死里回生。现在海南二轻公司工作，是日寇大屠杀万宁人民的见证人。

　　（二）和乐西截村的大屠杀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寇占据万城，随后吞并全县。为了水陆交通方便，通过狗汉奸在和乐河抢走渔民一只木船，在龙头湾河段建立渡河站。时过半个月，坡仔村汉奸分子冯儒有意玩弄是非，挑拨离间，嫁祸他人。他有一天深夜偷走这只船驶到港北小海，卖给和乐东截村（今名乐群村）一渔民，但事后他又向日寇告密，诬说东截村某渔民串通全和乐村人，反对当“顺民”，偷走“皇军”船只，破坏交通。日寇听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并表示愿为“皇军”效劳。一天他带领化装成“农民”的日寇数人，到和乐墟市坡仔一带视察和乐村，并绘画地形地物，以便夜间行动。因为日寇白天出动，易为群众所发觉，一发觉便会逃走一空。所以日寇便改变了策略，在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出兵包围村庄，天将破晓时就动手杀人。
　　于同年１０月１９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凌晨3点钟，日寇纠集万城、龙滚据点的兵力１００多人，由县伪维持会会长朱辉当向导，星夜开赴和乐西截村（今名发兴村）头，一剑就杀死了站岗的农民钟汉坤。进入第二哨站，又杀死了温业茂、蔡王文二人，杀伤了周其居，周带伤敲锣报警。但是人民已来不及躲避了。日寇团团包围了西截村。当时手无寸铁的村民，毫无戒备，有些起早摸，外出搞生意或下地干活的，首先受到刺刀杀害。接着是大部分的村民睡意惺忪，在朦胧中被日寇破门而入杀害。也有些人在梦中惊醒，听到枪刀声、惨叫声逃出家门而遭杀害。如蔡朝运兄弟、妻子、儿子等9人，日寇就用一把屠刀杀死了8人，仅存一个6岁小孩躲进门扇后幸免一死。钟龙光全家被杀死6人，其中死得更惨的是他的6个月的婴儿睡在摇篮里，日寇用刺刀从胸部捅起来掷向天空中摔死。钟明绪、陈家昌等30户老少全部被杀绝。约在三个钟头内，日寇就杀死了西截村115人，杀伤的有钟明新、苏更生、周其等10多人。在死里逃生，现在伤疤累累的钟明新，是历史的见证人。
　　日寇杀光了西截村，又气势汹汹地窜入东截村进行大屠杀，正在杀死8人的时候，闻到山根方向的枪声，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到，他们才仓促收兵。否则，当天还要杀到港北、盐墩、英豪、英文等一带村庄。
　　西截村惨案后，伪县维持会会长朱辉，任命西截村蔡朝烈，东截村吕北晓为日伪保长。要他们做农民的“归顺”工作，强迫农户每丁交光洋2元送给日寇作“见面礼”。这样他俩共收光洋5000多元，打着白旗，挑着银元到龙滚伪维持会去，领回“顺民证”。

　　（三）东澳丰丁村的大屠杀
　　东澳镇丰丁村靠近东澳内海，广大贫苦人民，世世代代靠煮盐和烧石灰过活。万宁沦陷后的第二年，日寇在东澳墟组织伪维持会，建立据点，对人民实行血腥的统治。他们配合汉奸日夜出动屠杀人民。而该村人民有所警，白天轮流站岗放哨，做好避难的准备，夜间老人、妇女和儿童到野外露宿。青年人认为身强力壮，为了生计在家煮盐干活，万一遇上敌人出动，单身汉易于脱险。这样夜间有些人舍不得离开家门。谁料有一天细雨蒙蒙，伪县维持会第二任会长杨永光的亲兵从该村路过，看见该村路口没有挂上日寇的“膏药”旗号，认为该村人民反对“皇军”，不甘当“顺民”。他便向万城“皇军”告密，引起日寇的极大愤怒。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农历十月廿九日）凌时，日寇出动80多人，从万城直奔丰丁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该村团团包围起来。鸡叫时分，日寇先遣兵从该村东西两条路口窜入，挨家逐户进行大屠杀。这些野兽窜入林杨鸿和林朝伦的家里，有６个人正蒙在被窝里睡觉都被杀死。陈世华一家４人正在煮盐，通通被杀死在灶口下。陈家年夫妇被背靠背捆起来用刺刀刺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天将破晓，有些人从梦中惊醒，在慌乱中向村外逃跑，可是鬼子兵在大路小巷都布满了岗哨，来一个杀一个。陈为耀一家９人，眼看就要死在鬼子兵的屠刀下，便拼命地绕村道跑到村外，藏在篓芥丛里。天亮了，日寇跟着他们的脚印到了那里，又用刺刀刺死了６人，刺伤了３人。其中陈为耀被刺了１８刀，但伤不到要害部位，经过抢救才免于一死。该村无辜群众被日寇杀死４２人，杀伤１３人，烧毁民房数十间，财物劫尽。当他们收兵回去时，遇上东澳村避难群众，又开枪杀死了８人，这一天共杀死无辜人民５０多人，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丰丁大屠杀案。

　　（四）六连岭抗日根据地村庄的大屠杀
　　琼崖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村庄有加荣、加索、上城、田头、上磉、田丽、门场磉、大群、和顺、青田、北等村，都被日寇日夜进剿，严重摧残。1941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一日）龙滚据点日寇配合伪军１００多人。把田头村包围起来，进行大屠杀，杀死该村人民３０多人，谢式明一家４口，杀死了３人，他是被刺伤７刀未死的幸存者。陈其位是７０多岁的老人，被捆着用火活活烧死。全村房屋被烧了一半，抢走了耕牛几十头，所有财物劫光。
　　接着不几天，日寇对北龙乡的大群、和顺、上磉、门场磉、北、上园、青田、田丽、田班、章溪、高田头、南面岭、黄竹塘等１４个村庄进行大屠杀，共杀死群众２５０多人，所有房屋烧光，财物劫尽。
　　１９４３年８月，日寇连续对我抗日根据地的上城、九阜、加荣、加索、藤寨等村庄扫荡，一天内就杀死６０多人，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而杀害。兽兵奸淫成性，不管老妇、幼女，抓到手就被强奸或轮奸，有些被奸后杀害，有些被轮奸致死。村里95%的房屋被烧毁。
　　同年１１月，日寇陆军在空军的配合下，用飞机对我六连岭抗日根据地村庄狂轰滥炸。接着集结万城、嘉积、中原、乐城、龙滚等据点兵力１０００多人，对我六连岭周围几十个村庄反复扫荡，制造“无人村”、“无屋村”，致使大磉、长导田、芒丛园、黄土岭、铜甲岭、公庙田、内田、门山坡、牛田磉、门出磉、上磉、界内等２０多个村庄近千人被杀绝，成为绝村。

　　（五） 六连岭外围村庄的大屠杀
　　１９４３年夏，日寇十八特部对乐（会）、万（宁）抗日地区实行分期分批地“蚕食”扫荡。他们每天集结日伪军３００多人，并有国民党顽军配合。先到我县的茂山乡的高平、厚皮树、红石子、石井村，大中乡的石协、后狗村和长礼乡的七甲、八甲等村庄杀人放火，后到瑞安乡的四维岭周围村庄及和乐乡的盐墩、英豪、英文等村庄进行扫荡。这次共杀死群众２００多人，烧毁民房６００多间，财物洗劫一空。接着又对南山乡的军寮、端熙等村庄扫荡，一天内就杀死群众６０多人，烧毁民房１００多间。

　　（六） 山根排溪村的大屠杀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叛徒夏家富向龙滚据点日军队长青藤告密说，排溪村有人“作共”和“通共”。青藤立即派汉奸分子冯玉、冯伍带领鬼子兵包围了该村，杀死村民２０多人（其中杀死我共产党人陈菊同志的父母、弟弟等５人，杀死肖继昌同志的父母、妻子、儿子等４人）烧毁民房数十间，财物劫尽。

　　（七）万城月塘村的大屠杀
　　月塘村距万城镇约３公里，这里居住着１００多户，６００多劳动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种子，建立了党支部，领导过打倒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在抗日时期，该村组织了民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支持抗日斗争。这样日寇就以村民“通共”为罪名进行大屠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日（农历三月廿一日）下半夜鸡叫第二遍，万城据点日军纠集各地日伪军共３００多人，开赴该村把村子包围起来。当天将拂晓时，这些凶神恶煞进入村里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有些村民被砍下首级，有些村民被砍成三段，有些被刺死，有些被枪托活活打死，有些被机枪扫射身亡。死得更惨的是朱学庄不满一岁的婴孩，日寇把他抛上天空，又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膛掷在地上，脑瓜开花。日寇在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就杀死该村男女老少１９０人，杀伤３０人，其中被杀伤８至１２刀致残的６人。朱学平一家父母、兄妹等８人，全被杀绝。朱学绪和妻子、儿子、媳妇、孙儿等一家９人，就被杀死了７人。遇难者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日寇临走时，还放火烧毁民房３０多间，抢走耕牛１０多头、肥猪３０多头和财物一大批。

　　（八）北坡春园村的大屠杀
　　１９４５年７月６日（农历五月廿七日）早晨，驻乌场据点的日寇以春园村村民“通共”为罪名，出动10多人包围了该村实行大屠杀。计杀死男女老幼26人，烧毁民房80间，财物劫尽。这是日本投降前夕，万宁人民最后一次遭屠杀的悲剧。

四、万宁人民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杀敌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侵略琼崖琼东、乐会（今琼海市）、万宁三县的部队，是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佐世保镇守府第八特别陆战队的官兵１６００人。占领这些县份后又把兵力分布琼（东）、乐（会）、万（宁）三县“剿共”。并在嘉积镇北门（今嘉积中学内）设立司令部，驻军３１０人。又派出守备队８６人进驻万城，把万城西郊的空地圈起来建成万宁日军指挥部（简称军部，今万宁中学内），指挥驻在万宁全县各地４0多个据点（炮楼）的军队行动，每个据点官兵１５至３０人。他们对六连岭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层层封锁和围剿，对全县人民实行血腥的统治和残酷的杀害。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万宁人民同全国、全琼人民一样，在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琼崖特委和乐万县委的领导下，动员全党全民行动起来，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以六连岭为主要抗日根据地，并在七甲、八甲、柚树、扛岭等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高举抗日伟大旗帜，开展抗日斗争。
　　１９４０年，琼崖特委派符载质、符明、蔡文辉、陈国军、蔡河清、朱茂等６位武装同志来六连岭成立短枪队，在乐万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开展抗日斗争。他们配合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并从敌人的手中缴获武器装备来壮大自己的队伍。１９４１年５月，成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九中队，全队１００多人，下设三个分队。此时，日寇强迫人民修建山根后沟公路，我军派出短枪队化装成“工民”，袭击日寇监工队，杀敌５人，缴获轻机枪１挺，子弹４００多发。为乐万地区人民抗日斗争打响了第一枪。
　　在抗日斗争中，我军运用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仅在半年内就发展到２００多人，扩编为琼崖抗日总队独立特务大队。１９４２年１月，特务大队受编为琼总第三支队，展开琼崖东区的乐（会）、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县的抗日斗争。
　　在反围剿、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中，乐万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琼总三支队在琼崖特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坚持内线斗争，积极开展外线斗争”的方针。在内线坚持游击战、地雷战、伏击战，巩固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外线斗争，袭击薄弱之敌，发动敌占区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琼崖东区游击根据地，粉碎日寇封锁、分割、全面围剿、“蚕食”、扫荡和“三光”政策的阴谋。如我军先后同日寇大战罗古坡，奇袭兴隆、桥园敌据点和上磉、火烧龙的日寇修路监工队，夜袭日寇在山根马容海和东澳海的两艘货轮，开展田头、青田和金鸡岭的伏击战，多次粉碎日、伪、顽互相勾结，向六连岭进攻的阴谋。与此同时，我军第三支队多次挺出外线作战，如攻打乌场、东澳敌据点，烧毁北坡岭东公路桥梁，切断敌人的交通要道，进攻万宁县城和后安墟等军事行动都取得节节的胜利。尤其是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７日，乐万县委、县民主政府组织万宁全县群众几千人开展破击战。当天夜晚统一行动，从乐会九曲江至万宁龙滚、和乐、万城、兴隆等８０公里长的公路，将所有路面挖掉，并破坏桥梁、涵洞１０余座，割断敌人的电线数千斤，砍断敌人的电线杆数百根。这次破击战，战果辉煌，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日寇像头野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接着我军第三支队第二和第三大队从六连岭南下陵水、保亭、崖县开辟抗日新区，先后在陵水的万陵墟、南桥墟、保亭县的六弓、崖县的六盘、朝南等地对敌进行突袭，拔掉据点，消灭了大量敌人，开辟了万宁和陵水边界的陵水第三区的南桥、田新、加新、乌石、杨梅、芒教等地区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动员了４００多青年参军参战，争取了乌石伪维持会会长陈耀珍和香水伪自卫团团长林树义率部投诚起义。
　　由于我军挺出外线开展内外夹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取得胜利，迫使日寇不得不从六连岭的藤寨、加荣、上城等村庄撤回到原公路干线据点驻扎。从此，日寇对六连岭的威胁解除了，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我们终于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万宁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从１９４０年２月开始对日寇开展武装斗争直至日本投降的五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同敌人浴血奋战，战果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同敌人作战（含除奸杀敌）４０多次，毙伤敌人５００多人，缴获轻、重机枪２０挺，长短枪５３０多支，各类大炮４门，弹药和物资一大批。这一胜利果实，是我党政军民抛头颅、洒鲜血，前仆后继，团结奋斗，不怕牺牲去换取得来的。另方面，在日寇血腥统治时期，万宁县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如日军摧残500多个村庄，烧毁民房数千间，奸淫妇女，抢掠民财民物不计其数，杀害我抗日军民、残害民工致死和下乡暴行屠杀无辜人民总计不下万人。还有战祸加天灾，1944年万宁遭受旱灾和台风袭击，粮食失收，日军不准人民生产自救，致使1944年至1945年暴发大饥荒，全县人民活活饿死４万多人。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万宁历史上的最大悲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永远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警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发动侵略战争。

注：作者：蔡佳，万宁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兼《万宁文史》主编，全国政协、海南省政协文史工作者，海南省党史学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万宁作家协会副主席。（写于2016年5月6日）

『海南省抗日戦争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について ３

　以下は、このブログの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8日の「『海南省抗日戦争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について」１、２に続くものです。


　『海南省抗日戦争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の記述には、2011年版の場合も2015年版の場合も、正確とは言い難い個所が多い。それらの不正確な記述には、同書の最終原稿を数時間かけて通読すれば、容易に発見できるたぐいの粗雑なものも少なくありません。2015年版には、同書の編集・審稿などに参加した30人あまりの人たちの名が記されています。
　同書巻末の年表の1941年の箇所には、“7月7日に、澄邁県沙土地区で、日本軍が村民1280人を殺害した”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が、同書79～83頁に収録されている雷登華「日軍沙土大」には、沙土で大虐殺がおこなわれたのは1941年農歴4月11日（普通歴5月6日）であったと書かれており、同書12頁の「沙土峒大惨案」の個所には、“日本軍は、1941年7月7日から11月の間に住民1336人を殺害した”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また、同書150頁の「澄邁県橋頭鎮欽帝村王世禄的証言」（王世禄口述、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呉曉紅、符思権、王寒漫2006年10月16日采訪）には、王世禄さんが‟沙土峒惨案”の日を1941年7月6日であったと証言したか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ます。しかし、わたしたちは、2011年3月からこれまで7回欽帝村を訪問し、王徳林さんや王世杰さんに話しを聞かせてもらってきましたが、沙土大虐殺の日が7月6日であったという証言は聞いたことがりません（このブログの2011年3月22日～28日の「沙土の欽帝村で」１～６、2014年4月3日の「『海南省抗戦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2015年5月15日の「2015年春　海南島「現地調査」報告　３」などをみてください）。
　澄邁県橋頭鎮人民政府が2005年8月15日に沙土の聖眼村に建立した高さ12メートルほどの「史証碑」の碑文には、1941年閏6月12日に沙土で1119人が殺され、さらにその後200人あまりが殺されたと書かれています。1941年閏6月12日は、普通歴では1941年8月4日です。
　澄邁県政協文史資料委員会編『澄邁文史』（第十期、日軍侵澄暴行実録、1995年？）の冒頭に掲載されている温家明・温明光口述「血海深仇 永不忘懐（侵瓊日軍制造“沙土惨案”実況）」には、沙土大虐殺の日は1941年閏6月12日であったと書かれています。「史証碑」の碑文は、幸存者である温家明さんと温明光さんの証言にもとづ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2010年12月に内部資料として発行された中共澄邁県委党史研究室・澄邁県地方志办公室編『抗日戦争時期澄邁県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資料』に掲載されている李樹徳編写「沙土惨案報告」には沙土大虐殺の日は「1941年7月6日（農歴6月12日）」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しかし、1941年は閏年で、農歴では、6月と閏6月がありました。1941年の6月12日は普通歴の7月6日ですが、閏6月12日は普通歴の8月4日です。同書に掲載されている温明光口述「血染沙土」には、沙土大虐殺の日は、「1941年（農歴）閏6月12日」と書かれています。

　　　　　　　　　　　　　　　　　　　　　　　　　　　　　　　　　　　佐藤正人

『控诉：采访九位海南“慰安妇”实录』

　海南島の南海出版公司は、昨年8月に“紀念中国人民抗日戦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戦争勝利70周年”主題図書として、『真相　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17年（27次）调查足跡』を出版しました（このブログの2015年7月28日の「『真相　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17年（27次）调查足迹』」、8月16日の「『真相　海南島近現代史研究会海南島 17 年（27 次）調査足跡』詳細目次」、10月20日の「１９４５年→２０１５年→　」をみてください）。

　“紀念中国人民抗日戦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戦争勝利70周年”主題図書の2冊目として、南海出版公司は、『控诉：采访九位海南“慰安妇”实录』を出版しました。この本の奥付の発行日は2015年10月となっていますが、実際に発行されたのは、ことし4月でした。
　この本は、南海出版公司の20歳代前半の若い女性編集者（余靖さん、何怡欣さん、吴雪さん、魏灵玲さん）が、「采访九位海南“慰安妇”实录」という副題が示しているように、海南島の9人の受難者（陈林村さん、卓天妹さん、黄有良さん、符桂英さん、符美菊さん、王志凤さん、李美金さん、林爱兰さん、陈亚扁さん）の証言を聞き、記録したものです。余靖さん、何怡欣さん、吴雪さん、魏灵玲さんが、9人の受難者を訪問したのは、2014年8月、9月でした。本書ができあがるまえに、符桂英さんが、2015年3月に亡くなられました。
　本書巻末の「采访者手记」には、余靖さん、何怡欣さん、吴雪さん、魏灵玲さんが、受難者と面会して感じたこと考えたことが、それぞれの思いと決意をこめて書かれています。
　
　“紀念中国人民抗日戦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戦争勝利70周年”主題図書の3冊目として、南海出版公司は、5月中に『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過去を忘れることは背叛を意味する）』を出版するとのことです。
　　　　　　　　　　　　　　　　　　　　　　　　　　　　　　　　　　　　佐藤正人

「符美菊：与年少的孙子相依为命」

http://news.qq.com/original/survivor/s14.html
「腾讯网」　2015-06-02　　作者：李晓方
■符美菊：与年少的孙子相依为命
　　符美菊，生于1929年，海南省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16岁那年，她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之后又被抓去慰安所。她的身子给糟蹋得不成样子，得了病，她想自己迟早都要死在这里了。
　　大约20天后，父亲向邻里乡亲借了几十块大洋，把她赎了回来。由于担心日本兵再把她抓回去，父女俩一口气跑了50多里地。回到家里，她开始发高烧，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
　　22岁那年，符美菊嫁给了邻村的王河安。丈夫在20多年前就死了。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小孩，现在只剩两个出嫁的女儿。有一个儿子在15年前触电死了，刚怀孕四个月的儿媳当时就改嫁了。孙子后来归符美菊抚养。现在我祖孙俩日子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图为祖孙俩养的配种的公猪。
　　2005年9月16日中午，骄阳下，笔者在南迁村看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和一位少年汗如雨下地清洗着塑料桶。这位老人就是符美菊，少年是她的孙子王财强。他们每清洗一只装橡胶的塑料桶能得到两角钱，这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

【幸存者自述】
　　16岁那年，我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一天晚上，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活，我累得瘫在地上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一个日本兵用脚踢醒。他们把我上一辆卡车，拉到一个地方，关在一个很小的破房间里，里面没床，只有地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日军军部的一个慰安所。我吓得浑身不停地发抖。这时，来了两个日本兵“花姑娘、花姑娘”地大叫着，扑过来把我的衣服全撕碎了。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一边哭着求他们，一边护着自己的身体，但他们还是把我强暴了。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日本兵每天都三五成群地来糟蹋我，我最多一天要给十多个日本兵糟蹋。只要我稍有不从，他们就是一顿毒打。我的身子给糟蹋得不成样子，得了病，我想我迟早都要死在这里了。
　　大约20天后，父亲向邻里乡亲借了几十块大洋，送给慰安所的头头，并向这个头头求情，让我回家治病，等我好了再送回来。
　　父亲领着我出了日本军营后，就拉着我拼命地跑，因为我们怕日本兵后悔，再过来抓我们。我们一口气跑了50多里，我实在跑不动了，累得昏了过去。回到家里，我开始发高烧生病，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
　　22岁那年，我嫁给了邻村的王河安。丈夫在20多年前就死了。我们一共生了六个小孩，有两个刚生下来不久就死了，两个女儿早都嫁出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没成年就生病死了，一个在15年前触电死了，刚怀孕四个月的儿媳当时就改嫁了。孙子后来归我抚养。现在我们祖孙俩日子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慰安妇幸存者忆日军暴行」

http://mil.sohu.com/20140926/n404669402.shtml
「搜狐」　2014-09-26 09:33:58　来源：华声在线
　　　　　原标题：慰安妇幸存者忆日军暴行：最美慰安妇被剖心处死　
■慰安妇幸存者忆日军暴行：最漂亮的被剖心处死
　　陈晓楠（主持人）：1939年2月10号，侵华日军制造了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海南岛。自此，海南岛各族同胞陷入了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热当中。
　　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大肆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并且奴役当地百姓充当劳工，构筑工事、修筑军事设施。女人则被抓去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做饭晚上充当日军的“慰安妇”，
　　七十多年过去之后，当节目组前往海南岛拍摄的时候，仅找到了十一位健在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她们分布在海南各个偏远的山区，如今都已是九旬左右的老人。
　　她们近况如何？　那段惨痛的经历又是否影响了她们后来的生活？　请跟随节目组一起，走近她们。

　　符桂英（95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提到日本就怕，怕倒霉了。这个家没有公公婆婆，家里面空空的，每次下来都会碰到（日本人），小猪、小鸡奔跑大叫，就知道（日本人）进来了。

　　符玉开（94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出去了，我出去了，一个（日本人）看到我就追，他追我，我就跑到田地里，我就跑到田地里面躲着。跑到田地里面躲着，那些看到（日本人）打人的妇女，就说孩子你要躲紧一点，人家把你抓到别的地方，会打死你的。

　　王志凤（89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我）用篓子拎着衣服去给人家做工，（日本人）从半路上。

　　陈厚志（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民间调查员）：把你抓走的吗？

　　王志凤：是，抓去一个多月，然后才放回来。

　　符美菊（85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日本人）进村，他叫你去做工，去野外做工。

　　解说：1939年4月，日军开始入侵海南岛的第三个月，便在海南省陵水县陵城镇设立了第一个慰安所。在海南岛被日军占领的6年时间里，被日本兵抓去的当地妇女都有着双重身份，白天是吃不饱饭，却要不停做工的劳工，晚上是陪日军过夜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一晚上都要服侍三到四个日本兵。

　　王志凤：白天抓你去做工，他晚上去调戏你，然后他就走了。

　　符玉开：衣服都没得穿，想去买件衣服穿，都不敢出门，不敢上街。那个时候最可怜，年轻的时候最可怜。

　　解说：这里是当年日军在海南省保亭县加茂镇设立的一个据点。被抓来的劳工在河床上修筑桥梁，虽然现在已被后来新建的桥梁代替，但这个残留的桥墩仍能见证着那段历史。

　　当年，这些被抓的妇女，就是在据点附近的空地上种菜，在河边洗衣。

　　陈厚志：这个地方就是1940年代的时候，日本连侵占我们加茂地区，把当地的民工都抓来这里架桥。

　　李美金（88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他抓我去跟他做工，做又没力气做，不做他又打你，让你怕都怕抽筋了，怕死了。那时候十五六岁，哪有多少力气。他看见了就抓我去跟他做工，不做的话，他又要拿那些枪来刺死你。怕都怕都死，怕到抽筋。那时候也不记得多久，就知道被抓去了很久。日本仔抓你去做工，他又不管吃的，饿，饿到你死。渴，渴到你死。
　　有一对夫妻被抓去做工，那个老公给渴死了。然后那个老婆叫人去抬他，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听到人家哭，我就跑出来看，就躲到抬死人的那些人里面，才能逃回去。要不然都回不了家，早被人打死了。

　　陈厚志：下面的这里就是日本人怕民工逃跑，就在下面拉一个电网。当年，陈金玉阿婆就被日军强暴，趁傍晚的时间就从这里往水底下游到下游去，往下游的对岸爬起来跑回家。但是，第二天又被日本人抓回来，更加严厉地惩罚她。

　　符玉开：那时我有二十一二岁，还很年轻。去干活，去帮他干活，他看你顺眼，就把你抓走。

　　符桂英：抓男，也抓女的，去军部挑水，一个像床那么大的四个角（的水缸），要挑水装满满的20担。水挑好了，就叫去洗衣服。

　　解说：两位阿婆年龄相差只有一岁，都是汉族人。分别于1940年前后嫁到海南省临高县皇桐村。她们的住处距离很近，相隔几百米远。都曾在1941年，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多次被抓去做劳工和性奴隶。

　　虽然两位阿婆，都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对许多事情都记忆模糊了，但对当年那些欺负过她们，令她们终生恐惧的日军面孔，却记忆犹新。

　　符玉开：那个以前的日本人每个人都留着硬而密的胡须，现在都光光的。那个留着又硬又密的胡须，最可怕了。

　　符桂英：坏到极点了，胡须又硬又密，提到日本人就怕死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海南，日本军队要把它建成是一个南进的一个根据地。所以他从根本上，要进行一些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就是建造码头、挖矿、建造工事、造房子、生产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男女青年都是（被）抓劳工。女性被抓劳工，白天干活，晚上就是被侮辱。所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甚至于还有日本的公司那些日方的那些职员、管理者，也跟日本兵一样，晚上就是对这些妇女进行强暴。

　　陈晓楠：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主任苏智良教授在对海南“慰安妇”的研究中发现，海南（慰安妇”在日军专职慰安所、据点、营地之间有轮换现象。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战地日军喜新厌旧的心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慰安妇”熟悉家乡附近的地形，从而容易逃脱。
　　所以，日军往往借助轮换制达到“慰安妇”异地征用，他处调配的目的。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平衡“慰安妇”和日军之间僧多粥少的严重失调的状况。日军妄图借轮换制极大限度地使用数目有限的“慰安妇”。

　　解说：1939年4月21号，井上部队占领陵水县陵城后，兵分多路，向海南省陵水县境内的文罗、祖关等地区进扰掳掠。
　　1942年春，也就是日军占领陵水县的第三年，家住陵水县祖关镇的陈亚扁被日军抓去，关押在附近的一个据点。半年后，将她转送至三亚某据点，两地相距80公里。五个月后，在其母亲的苦苦哀求下，又送回原来的据点。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才得以解脱。前后一共被关押了三年。

　　陈亚扁（87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这是过去（做工时用）的毛巾，剪刀就这么大。这是哭可时候用来擦眼泪，这是（做工时）用来补的，补的。剪刀你看这个多大，我什么都有啊。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存下来。

　　记者：阿婆的眼睛是怎么变得不好的？

　　记者：她经常哭，她以前也哭。

　　解说：1941年秋，距离祖关镇30公里外的田仔乡，15岁的黄有良在前往水田的路上被日军强奸。此后，日军经常去家里强暴她。如果她不出现，父母就会遭到暴打，多次被打晕。
　　半年后，又将她关进25公里外的藤桥慰安所里。白天洗衣、扫地、做杂工，晚上被日军蹂躏。两年后才死里逃生，全家人躲进山里，直到日军撤退。

　　苏智良：其实“慰安妇”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因为他所占领的地方到处都有中国妇女，所以他不把你当人看待，不把你当人看待。怀孕了有的直接被日军处决，有的就是拉走了，不知道下落。然后有人自杀，有人反抗被杀掉，马上就有新的妇女来替补。

　　林爱兰（88岁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刺下去，把心脏拿出来，像这样眨很久才死。漂亮，最漂亮，那个女人特别漂亮。

　　符玉开：工作的时候，就有车过来把他们载走，有人上去，又把物品装在上面。我就疑惑日本人怎么平白无故就开车，把那些人（日本兵）载走了，这时候他就不打你了，他回家的时候就不打你了。他就好了，他们每个人都笑嘻嘻的，笑的牙齿白白的。我就奇了怪了，他们怎么平白无故就走了，平白无故就坐上车，载大家一起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又不懂他们的话。

　　解说：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逐渐撤离海南岛。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些残暴的日军都带着笑容离开了。而那些被抓的女孩，都默默地回到家中。
　　日军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恐吓、欺辱、逼迫她们。但此前留下的创伤，却只能由她们自己来一点点的消化。
　　而符玉开在当初被抓时，已经有了一个九个月的儿子。但当她被日军抓走后，小孩便不幸夭折。

　　符玉开：孩子出生的那一年，九个月了，九个月了。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干活，（孩子）没有奶水喝，没有奶水喝，丢下的孩子就死了。

　　解说：那个孩子夭折后，符玉开再也没有过生育，而同村的符桂英更是一生都没能生有一儿半女。

　　符桂英：苦难一生，没有子女，没有丈夫，没有公公婆婆，没有生身父母，可怜符桂英，真是可怜死了，这一世。没有日本人，就不会这么可怜。

　　解说：陈亚扁曾经有过六次生育，但都遭遇流产。只有第七次怀孕，才顺利剩下一个女儿，成为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她做母亲时已有39岁。

　　陈亚扁：乌云（陈亚扁女儿），你是去琼中县调理子宫才得到你。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从我涨大起来就听阿婆说，让她过去以前就是日本怎样怎样来中国欺负她们的。

　　解说：陈阿婆的亲事是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定了的，阿婆遭受了日军的蹂躏后，她的未婚夫并没有抛弃她。在日本人走后，便和阿婆结了婚。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我父亲以前是当过兵的，我父亲也不嫌弃母亲，他也不嫌弃，他从来都不嫌弃过。

　　解说：同样是黎族人的黄有良，与陈亚扁的命运有所不同。由于那段经历，黄有良很难找到婆家，最后只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此后，经常遭到外人在背后的议论。

　　黄有良（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黎语翻译胡月玲）：什么时候都有人说你这样，就嘲笑她，就嘲笑你。你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日本人有罪，那你早就清白了。那现在都没有换你清白，别人就会取笑你，说你不三不四的话。儿子和孙子和村子里的人打架，村里的人也是骂你，有人就看不起你。

　　海南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陈亚扁女儿：大多数都是说阿婆，就是你母亲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可是我不敢告诉阿婆，人家要是说我，我就不敢告诉阿婆。我怕阿婆难过，现在他们不说了。这几年没有听过他们说阿婆了。

　　解说：黄有良阿婆与陈亚扁阿婆是同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在2001年和2005年，一起去过日本。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感情很好。但由于距离太远，两人身体都不好，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们说，都很珍惜对方。

　　陈亚扁：阿良她比我小，我们都一样痛苦。

　　陈晓楠：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之后，随着众多慰安所的建立，海南本地的汉族、黎族、苗族的年轻女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在我们采访到的海南省的十一位受害者当中，有四位阿婆是黎族人，一位苗族，其余六位都是汉族人。其中最特别的是汉族的林爱兰阿婆，她曾经拿枪打死过一名日本人，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林阿婆没有结过婚，却抚养过四个女儿，都是别人扔掉不要的新生儿。她自己生活艰苦，省吃俭用，却很喜欢帮助别人，看着谁可怜，就会把自己的津贴拿给人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不幸的充当过日军的性奴隶。

　　解说：阿婆说，只有年轻人才知道她叫爱兰，其实是在说，只有知道她曾经是日军性奴隶的人才知道她叫林爱兰。只要是叫她这个名字的人，就是来询问那件事的，那是她不愿意提及的一段往事。

　　林爱兰：过去和我一起去打别人，去打日本人的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呢，还剩下不会有什么人了，我觉得。

　　解说：林爱兰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通晓中医药理，她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许多中草药的用途。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日军入侵海南岛时，成为了一名游击队的医护人员，随后又成为一名女战士。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林爱兰：去海口的那条路上，去打日本，打日本，我们也打的。我们把枪背在这里，这里拿着块布，我们一起，松梅也有一个人。然后拿着枪打呀打，从这里到海口的那条路的右边，把一个日本人打死了。

　　解说：1941年的某一天，林爱兰和几名女战友，不行被日军抓获。

　　林爱兰：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打你啊。他说抓你就抓你，不骗你。

　　解说：在日军的威胁下，林爱兰每天晚上都要和同村的一个女孩前往日军的兵营。

　　林爱兰：他（日本人）叫我嫁给他，一直叫嫁他。我就好好好，就这样子做，我们怎么敢说不呢。不这样子做，他们绑你，他们就拿刀拿东西杀你。杀，他拿刀来杀，拿刀来割我。割，割在这里，这里，要从嘴巴这里割，把我割死。

　　解说：就这样，一直持续半年以后，无法忍受摧残的林爱兰，最终还是选择逃跑，跑到了野山林里。但很快，就被日军抓了回来，关押在正在修建机场的临高县加来据点。

　　林爱兰就和那些女孩一起关押在木板搭建的草棚里。白天做工，晚上遭受日军的蹂躏。

　　记者：你不同意，他们就打你吗？

　　林爱兰：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从这里打我，这里有个疤，疤在这里。

　　解说：走近时才看到，阿婆的头顶有多处凹陷，这些伤痛对林爱兰来说，并不算什么，母亲无辜受害才是她的心结。就在她那次逃跑到野山林里时，家中的母亲遭了殃。

　　林爱兰：他们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解说：母亲是因为她而受害的，这么多年都一直令林阿婆无法释怀。林阿婆现居住在政府安排的养老院里，到饭点时，会有工作人员前来送餐，经常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看望阿婆。阿婆的左腿也是当时被日军打断的。从日军那里逃脱之后，阿婆再也没有嫁人，直至是一个人拖着这条残腿生活。

　　记者：当年解放以后，你那么年轻怎么不想结婚呢？

　　林爱兰：我不嫁，不嫁，不嫁，我不跟你不正经的。

　　解说：在我们采访的17位受害者中，林阿婆是唯一一位没有结过婚的老人。每次问她为什么不嫁人，她总是这样极力的说不。
　　1989年，林阿婆从镇医院抱来了一个刚出生两天的弃婴，这是她捡来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的林爱兰已经有64岁。如今，这个养女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住在另外一个村子。虽然离得有些远，但一有空就会来看望阿婆。

　　林爱兰：这个好，这个女儿好，女婿也好，她疼我，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给我吃。

　　解说：林阿婆此前工作过的农场每月会给她五六百元的养老金，政府也会有一些补贴，而阿婆总会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女儿，她说女儿没有工作，养孩子不好养。

　　林爱兰：我自己吃，让孙子饿着吗？不行，我宁愿饿着也要这样做。

　　解说：在海南省澄迈县土垄村，住着三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曾是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三个阿婆听说我们要来，吃过饭后，就在村口的商店门口等候。

　　王志凤：告诉别人，别人也会笑，给人抓了能怎么办。有这么多人在村里面，你们来了，村里人就都知道了。放到电视上，所有人都会知道。

　　解说：1940年，家住澄迈县山口村的王志凤被抓，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

　　1941年，家住澄迈县茅圆村的李美金被抓，关押在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1944年，家住儋州市的符美菊被抓后，关在附近儋歌墟的据点里。

　　1945年，日军撤离后，三个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嫁到了土垄村。距离符美菊原来的家，有四十多公里，王志凤家到这里也有二十五公里。

　　符美菊：日本人侮辱你，人家说你不能生孩子了，别人就不肯要你，不肯要。然后我就嫁到这么远的（村子），远了人家不会知道了，近了人家会知道。所以才嫁这么远，要不然怎么会嫁这么远。

　　解说：符阿婆的丈夫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去世的，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阿婆的这段经历。

　　符美菊：现在才讲，（以前）我不讲，阿公以前也不知道。

　　李美金：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不讲他怎么知道，等到你们来调查，他看见了。我告诉他，他才知道，要不然他不知道。

　　记者：平常那些村里面的（姐妹）你也不敢告诉她们吗？

　　李美金：不敢告诉她们。

　　解说：2003年，县里来人要调查当年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阿婆们知道这事瞒不过去了。

　　王志凤：队里面的人工作起来就知道了，那些男人知道了，就全都知道了。

　　解说：三位阿婆说，她们最初还是想守住这个秘密的，既然都报道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记者：（村里人）知道了没有说什么吗？

　　王志凤：不知道，我都耳聋了，都不去哪里了，吃饱了就坐在家里面，现在都不出家门，集市也去不了了，能去哪儿？从去年开始就看不见路了。

　　解说：王阿婆一共有三个孩子，现在和大儿子住在一起。穿过儿子的房间，就看到阿婆自己住的小屋。阿婆的左眼，在两年前患了白内障，没有钱医治，只能等省里的义诊团下乡义诊时再治疗。阿婆现在主要靠偶尔发的低保维持生活。

　　李阿婆说这十年间有许多媒体都来询问此事，要替她们打抱不平，让她心里舒服很多。

　　李美金：我们做百姓的也不能怎么样，等到你们这些人来了以后（做调查），我们赞同，心满意足，同意你们做这件事。

　　解说：邓玉民阿婆是我们此次寻访的十一位海南性暴力受害者中唯一一位来自苗族的阿婆。由于苗族现在依然是母系氏族，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由女性掌权。因此，邓阿婆并没有因为受过日军的欺凌而被周围人歧视，依然是整个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者。她在众多受害者中，算是最幸运的一位。

　　陈晓楠：1940年，日军占领了海南省的大部分交通要道、重要村庄之后，开始建立军事营地和据点。第二年，整个海南岛便有据点360余处。
　　至今，海南省文史工作者调查统计出来的有资料可查，有知情人指证的慰安所共有62家。然而直到1994年，山西省性暴力受害者开始调查起诉两年之后，才发现海南也存在“慰安妇”。
　　七年之后的2001年，才有一批海南籍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在中国海南岛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被迫沦为了“慰安妇”。

「海南104岁黎族“慰安妇”受害者黄珍妹去世」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02-10/7753573.shtml
「中国新闻网」　2016年2月10日 22:24　
■海南104岁黎族“慰安妇”受害者黄珍妹去世
　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黎族阿婆黄珍妹2月7日在家中逝世，享年104岁。10日，家人为老人出殡。黄珍妹阿婆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保村。1940年3月中旬，28岁的黄珍妹与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性奴隶，在日军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时间。1941年，她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中新社海南保亭2月10日电 (记者 张茜翼)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黎族阿婆黄珍妹2月7日在家中逝世，享年104岁。10日，家人为老人出殡。
　　黄珍妹阿婆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保村。黄阿婆育有一女，生前老人和女儿黄月美居住在一起。老人是“慰安妇”受害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调查员、多年在海南保亭做“慰安妇”调查的志愿者陈厚志不定期过来看望黄珍妹老人。陈厚志介绍，1940年3月中旬，28岁的黄珍妹与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性奴隶，在日军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时间。之后，她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陈厚志说，老人十分勤劳，很少闲下来，前几年还自己做饭洗衣，甚至还去田里割猪草。由于年事已高，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腿部、腰部、头部也经常发病，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很少外出走动。
　　“当年遭受日军侵害的‘慰安妇’大多病痛缠身，晚景凄凉。”陈厚志言语中难掩悲痛之情，“目前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陵水黎族自治县，还剩下不到10位‘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记者，目前全国还有20余位“慰安妇”老人。从2000年以来，该中心开始对全国的“慰安妇”老人进行资助。今年春节前，该中心组织爱心团队前来保亭看望黄珍妹老人并对其进行资助。(完)



http://hk.on.cc/cn/bkn/cnt/news/20160211/bkncn-20160211080108017-0211_05011_001.html
「東網　港澳版」　02月11日　　18:12更新
■海南104歲慰安婦逝世　全國僅餘20多位

　　　　　【資料圖片】本港民間團體曾到海南探望慰安婦幸存者黃珍妹。

【on.cc東網專訊】 海南慰安婦受害者黃珍妹，周日在家中逝世，享年104歲。據當地慰安婦調查員陳厚志指，黃珍妹十分勤勞，前幾年還自己煮飯洗衣服，還下田割豬草，但黃珍妹晚年身體狀況一直欠佳，腿部、腰部、頭部也經常發病。
　　據悉，黃珍妹於1940年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在日軍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後，她逃離魔窟與親人團聚。黃珍妹晚年與女兒黃月美同住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大保村。
　　陳厚志指，目前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和陵水黎族自治縣，慰安婦倖存者少於十人。另外，專門研究中國慰安婦的學者指出，目前全國還有20多位「慰安婦」老人。

「符桂英：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力」

http://news.qq.com/original/survivor/s13.html
「腾讯网」　2015-06-01　　作者：李晓方
■符桂英：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力
　　符桂英，生于1919年3月，原系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美傲村人。1941年7月，日本军队侵占了皇桐乡，符桂英丈夫被抓去，她探望丈夫时被扣押，继而遭到轮奸。
　　在这魔鬼窟里，她几乎每天都被强暴、殴打、劳作……
　　直到日本投降后，她才脱离了苦海。但她的身子已被摧残得像一棵枯树，身患多种疾病，终身不能生育。
　　2014年8月，笔者再次见到老人时，老人生活已不能自理，还好有养女在，生活得到较好的照顾。

【幸存者自述】
　　我16岁就嫁给了临高县皇桐乡富雄村村民王二典,两年后丈夫生病去世，1938年又嫁到临高县皇桐乡皇桐村。1941年7月，日本军队侵占了我们皇桐乡，并在我们村子建了军部，设立炮台和军事区。一天，正在劳动的丈夫符立义被日本兵抓走了。我当时非常担心，一夜没有睡好，怕我的丈夫有个三长两短。第二天上午，我壮着胆子来到日军用铁丝网围着的军部看丈夫，不料日本兵不但没让我见到丈夫，还把我扣在了军部。这时，四个日本兵怪叫着围了过来，我吓得哭了起来。他们不顾周围还有民工看着，就把我拖到旁边的墙角下，轮奸了我。随后又过来三个日本兵强暴了我。在后面的两天里，我不停地被他们强暴，我也记不清两天时间被多少日本兵糟蹋过。我被折磨得躺在地上起不来，他们就叫来日本汉奸保长把我领回家治病。六七天后，我的身子刚有点恢复，就又被带到军部，给日本人挑水、洗衣服、煮饭，并随时随地地遭到他们强暴。由于日本鬼子的强暴、殴打、艰苦的劳动和吃不饱肚子，我的身子一下子就垮了。我又被抬回了家。这时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好心的村民轮流来照顾我,给我医病。
　　半年后，我的身子慢慢恢复了起来。然而我的苦命还没有结束，日本兵又把我带了回去。在这魔鬼窟里，我几乎每天都被强暴、殴打、劳作……直到日本投降后，我才脱离了苦海。但我的身子已被摧残得像一棵枯树，身患多种疾病，终身不能生育。

【背景资料】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在海南建立了慰安所。当时，日军除正规慰安所外，还在据点、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几乎都是海南本地妇女，这些妇女中汉、黎、苗、回等民族的都有。海南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有三个特点：一是受害妇女来自汉、黎、苗、回等多个民族；二是这些受害妇女不但是日军的性奴隶，还是日军的劳工，被迫做苦力；三是她们的生存环境非常差。在所见到的受害幸存者中，大多穷困潦倒，重病缠身，无钱医治。
　　作者先后走访调查了约100位幸存慰安妇。2005年，作者第一次到海南调查，寻访到18名日军性暴力受害幸存者，其中汉族8人、黎族9人、苗族1人，最大的91岁，最小的78岁，除一人被强征到海口一家正规慰安所里当慰安妇外，其余17人全部被迫到日军临时建立的慰安所当慰安妇。2014年8月，作者再次来到海南看望这些受害者，结果当年作者见过的受害者，已有9人离开了人世，幸存的另外9人大都体弱多病，有的已卧床不起。

【作者简介】
　　李晓方的调查从没止步，如您有上述各类受害者的线索，请给他写电子邮件：490234646@qq.com；lixf1998@126.com
　　李晓方，1971年生，安徽来安县人，1989年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指导员、新闻干事、浙江省级机关公务员。曾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新华社《中国图片报》特约记者；现为哈尔滨社会科学院、湖南文理文院特约研究员，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为了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还原历史，珍爱和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走上寻访侵华日军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调查之路。近20年来，足迹遍及中国20多个省份及日本、韩国，先后寻访到各类受害幸存者1000余名。著有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
　　特别是他把浙赣地区发生的烂脚病论证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者，并得到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内外专家公认。国内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教授认为：“李晓方的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历史空白”。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揭露罪行、珍爱和平，李晓方自费建立了“抗战受害者陈列馆”（网址：http://www.ww2china.com/），并成立了浙江夕阳红困难老人救助服务中心，接受爱心网友的捐助。

　　浙江夕阳红困难老人救助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传真：13205714553；0571-86026969
　　　　　　　邮箱： 3313267468@qq.com；qxks2005@126.com
　　　　　　　地址：杭州下城区中山北路西子花园望湖苑

「蔡美娥：不随叫随到就杀她全家」

http://news.qq.com/original/survivor/s10.html

「腾讯网」2015-05-29 　作者：李晓方

■蔡美娥：不随叫随到就杀她全家

　　蔡美娥，生于1927年，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人。14岁那年嫁人当童养媳。15岁被日军绑到石壁镇的炮楼里。一个日本小队长对她拳打脚踢，还用两只手拽着她的耳朵把她给提起来。趁蔡美娥昏死过去，霸占了她。此后，她白天给日军修路，晚上陪队长睡觉。一个星期后，队长就把她让给了那些日本兵，有时整整一夜都被他们糟蹋。

　　公路修好了，日本兵就把蔡美娥放回五里路以外的家。但日本队长把她和村长叫来，让她必须随时为他们服务，随叫随到，如不听话就杀了她全家，并叫村长立下字据。过去的梦魇使蔡美娥变为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直到17岁那年，日军换防，才不叫她了。而那时，蔡美娥已经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终身不能生育，落下一身病。如今她的老伴已经去世，她跟养女一起生活。养女和家人工作都很忙，老人主动承担起了家务。

【幸存者自述】

　　我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刚13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身体不好，养不活我们姐妹兄弟，就把我送给我舅舅去养。14岁那年我就嫁了人家当童养媳。1941年日本兵过来后，我的命就更苦了。15岁那年的一天，日本兵到了我们的村子，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抓去修路，我也被日本兵绑到石壁镇的炮楼里。炮楼里住着十几个日本兵，我被关在了炮楼里。一个日本小队长进来了，他上来就扒我的衣服，我不从，他就用脚踢我，用拳头打我，还用两只手拽着我的耳朵把我给提了起来。我咬着牙，忍着痛，就是不从。小队长非常生气，就叫人反绑着我的双手吊在树上。小队长拿着指挥刀在我的脖子上划了一条血口子，顿时，红红的血就流了出来，我当时就吓得昏死了过去。

　　我干净的身子给他霸占了。后来，我白天给他们修路，晚上就陪队长睡觉。一个星期后，队长就把我让给了那些日本兵，有时我整整一夜都被他们糟蹋。

　　公路修好了，他们就把我放回五里路以外的家。但日本队长把我和村长叫来，告诉我们，让我必须随时为他们服务，必须随叫随到，如不听话就杀了我全家，并叫村长立下字据。

　　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通过村长叫我到炮楼里供他们淫乐。我感到无脸做人，多次想自杀。但我想假如我死了，他们肯定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只有顺从他们。记得当时，村里和我同样遭遇的妇女有五人。

　　直到17岁那年，他们换防了，才不叫我了。而那时，我已经被他们折磨得骨瘦如柴，终身不能生育，落下一身病。我的老伴已经去世了，现在我跟养女一起生活。

「海南“三·一”惨案幸存者：1岁小孩被日军挑在刀尖」

http://culture.china.com/11170623/20160203/21426831_all.html#page_2
「china.com」　2016-02-03 15:07:09 长江日报
■海南“三·一”惨案幸存者：1岁小孩被日军挑在刀尖

　　　　【相片】苏启现向记者展示他写的控诉书　　记者彭年 摄

★日军把1岁多的小孩挑在刀尖
　　苏启现今年79岁，退休前在武汉红十字会工作。屠杀发生时，他只有9岁。
　　苏启现回忆，惨案发生时，他寄居在姑妈家，帮着放牛。1945年4月12日早上，他看到村子里的青壮年被集合起来，押送到村子附近燕岭坡的日军营房，姑妈一家全部被押去了。“当时，我听说他们是被日本鬼子叫去验‘良民证’。”
　　上午9点多钟，苏启现突然听到枪响，几个日本鬼子闯入村里。接着他看到屠杀发生了。“日本鬼子手持刀枪，见人就杀。村子里只剩老人、孩子，鬼子照样杀。”苏启现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兵把一个1岁多的小孩用刺刀挑起，狠狠地甩出去很远。
　　苏启现逃往村边的山上，躲在山坡的草木中。“日本鬼子一直在杀人，村子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枪杀声、哭喊声和家畜的嚎叫声混杂一片。”
　　屠杀从早上持续到下午。苏启现听到村子里一片寂静，才从山里返回村子。“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地上躺着密密麻麻的尸体，惨不忍睹”，苏启现胆战心惊地从尸体的空隙间踏脚，逃出村子，回到父母所在的礼照村。
　　苏启现说，“三·一”惨案中，他姑妈一家六口全部被杀。

★7岁为日军做童工天天挨打
　　苏启现回忆，“三·一”惨案发生前两年，日军令村中每家出一名劳力，为巩固日军的战线修公路。当时，因家中无壮劳力，7岁的苏启现成为童工，和大人们一起修路。
　　一次，苏启现运电线杆，扛着几十斤重的杆子顶着烈日走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肩颈磨破了皮，红肿很久。
　　“日本监工不管伙食，劳工得自己带干粮，吃饭时间只有几分钟。我们得不停地干活，‘偷懒’就要吃鞭子。”
　　“我年纪小，干活不利索，几乎天天都要挨打”，苏启现说，日军监工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就进行体罚。他经常被监工责令单脚前倾长时间站立，如果失去平衡，就被鞭子抽，重来一次。
　　1956年，苏启现从海南来武汉工作，并长期定居。如今，他几乎每年都回海南老家，和当时的幸存者谈到“三·一”惨案，仍都无比愤慨。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还在极力否认侵华历史，而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的事实，这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的。”
　　1945年4月12日，日军在海南乐会县互助乡进行疯狂屠杀，杀死乡民千余人，史称互助乡“三·一（农历三月初一）”惨案。
　　现居武汉的苏启现是这场惨案的幸存者。近日，他向本报写来控诉信，回忆惨案过程。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激动地说：“日本鬼子那天杀死我同胞900多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有责任站出来，控告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链接
惨案幸存者调查报告：青壮年被疯狂砍杀推进大坑里
　　2008年4月，海南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发布过一份“三·一”惨案调查报告，该报告由20多位惨案幸存者的口述整理而成。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屠杀的细节和过程。
　　报告记录，1939年4月初，日军占领乐会县，并从日伪处得知该县互助乡一带是抗日政府驻地，便决定进行大屠杀。
　　4月12日清晨，日军通知互助乡坡村、长仙村两村村民集中，理由是检验“良民证”。日军将青壮年男女押送到燕岭坡日军营房后，喝令他们交出贵重物品，脱光衣服，然后三五个一串捆绑起来，押到事先挖好的两个8米见方的大坑前。从营房到大坑沿途制高点上，日军都架着机枪把守。
　　4个日本刽子手喝过烈酒后，开始疯狂屠杀。第一批是保甲长，第二批是男人，第三批是女人，刽子手们轮流杀戮。“他们挥舞钢刀朝村民的脖颈使劲乱砍，人群鲜血四溅，人头滚落，尸体被日军顺势踢进坑里。刽子手们砍累了，就改为刺杀。他们用刺刀对准村民的胸膛或后背猛刺。杀戮持续到黄昏。糊糊的土坑内，躺着630多具尸体。”
　　报告称，集中屠杀的同时，日军还进入中原镇燕岭坡、坡村村落、长仙村落三个地方实施大屠杀。“三·一”惨案中，日军共杀死乡民900余人，烧毁房屋276间。

　　　　　　　　　　记者　宋磊　通讯员　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