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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纪念馆」2005年10月26日 来源： 血铸中华网
■日本50年残酷统治 残杀台湾同胞65万
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那噩梦般的年月，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5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伦不类的名字。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即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分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
「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纪念馆」2005年10月26日 来源： 血铸中华网
■日本50年残酷统治 残杀台湾同胞65万
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那噩梦般的年月，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5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伦不类的名字。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即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分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