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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日期：2014-06-18 本报记者 单颖文
■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19载
图片说明:破旧的窑洞中，曹毛老人向记者控诉日军暴行。
图片说明:今年4月10日，李秀梅老人辞世。
图片说明:日军“慰安所”遗址——广西荔浦县马岭镇沙子岭村陈家大院。
“没有告赢日本吗？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靠床而坐的黄有良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在一旁的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他说，早在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时，母亲就知道了她作为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对于悲惨过往，现年87岁的黄有良记得很多细节，却似乎刻意在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在海南省陵水县这个相对闭塞的黎族村寨，黄有良很期待外人来探望她，特别是陪她去日本打过官司的律师和学者，企盼听到那个她想要的结果。
“日本人干吗不承认？当年他们那么恶霸……”黄有良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不断被驳回也要再上诉
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黄有良的对日诉讼之路，长达十年。
包括她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场中国境内“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诉讼。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8名原告（2名已过世原告由遗属出庭）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52.6万人民币）。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在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起长达6年的统治中被强征和掳掠。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一审期间，黄有良、陈亚扁等受害者均以原告代表身份赴日出庭作证，不幸的是，当时又有3名原告过世。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2008年12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2009年3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第3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黄有良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道。
研究“慰安妇”问题22年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各级法院判决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败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迄今为止，所有在日本法院的“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其理由无非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即“国家无答责”，或者是索偿超过已20年诉讼期，以及赔偿问题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等。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可信的法理依据，因为根据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均认定“慰安妇”是二战时期违反人道、侵犯人权和妇女权益的反人类罪。根据《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及二战后有关国家（如国）相关案例，反人类罪等战争罪不适用时效问题。日本宪法第98条第2款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因此，日本国内法庭审理因战争行为引起的诉讼时，完全可以直接援引国际法。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1995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在这句话发表5个月后，“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走上了艰难的对日民间维权之路……
★她们不是军妓而是性奴
中国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
李秀梅，最早出现在日本法庭上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与准备帮助中国女性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日本律师团律师大森典子、简招友了见面。大森典子记得，李秀梅是第一个写下诉状的受害者。
1995年，李秀梅成了第一批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成员。
令人痛惜的是，今年4月10日，87岁的李秀梅在家乡含恨去世。至此，第一批诉讼团的所有起诉受害者均已离世。
“在日本法庭上，李秀梅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仍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失去了一个与日斗争的战士。”大森典子发来唁电。
李秀梅1928年生于山西盂县西潘乡李庄村。1942年的一个秋天，日军打到了李庄村，李秀梅一家和乡亲们都躲进了山里。到了下午，人们误以为日本鬼子回据点便纷纷回了家。谁料想，李秀梅全家遭遇杀了个回马枪的鬼子。父亲被鬼子的刺刀逼着，母亲被打晕在地，李秀梅则被强行掠走。不久，母亲因悲愤绝望上吊自尽，父亲精神失常。到了日军据点，李秀梅当晚就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在以后的5个月里，她受尽凌辱。一次因为她反抗日兵，遭到毒打，直到一只眼睛被皮带打瞎、大腿骨被踢断，奄奄一息。哥哥接到同村的伪军通知，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悉心照料。李秀梅活了下来，但因为这段性虐，数十年来她都生活在屈辱之中。
1992年7月，张双兵的出现改变了她最后的人生轨迹。那时，张双兵已经做了10余年山西省“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的收集工作。“她一见到我，就把这些经历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张双兵说，他当时大为感动，“这么多年的屈辱，把大娘压抑太久了。”2000年8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携夫人陈丽菲探望李秀梅，她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形成了3000多字的“口述历史”材料。
1995年8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女性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等4名盂县受害女性，在日本辩护律师团和日本市民民间友好团体帮助下，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谢罪和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96万人民币）。之后的1996年和1998年，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又分两批12人，向日本政府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
1996年7月，李秀梅与刘面换老人来到东京，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人证到庭”。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当庭审法官问及李秀梅母亲的情况时，家破人亡的悲剧让李秀梅当场痛哭，久久难以平复。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老人们有这样严重的后遗症。”大森典子说，“看到李大娘哭，我们才感受到留在她们心底的创伤有多严重，知道当年日本兵对那些少女的暴行有多残酷。”事实上，当时对中国“慰安妇”的真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一度被误传为“军妓”。曾为多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做口述实录的陈丽菲说，在日语里，“慰安妇”等同于“军妓”。在日本，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自愿为自己的同胞兄弟服务，她们是“慰安妇”。但中国的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她们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直接称她们为‘慰安妇’是对这些老人的侮辱，没有一个中国受害者是去‘慰安’日本鬼子的。”
2000年12月5日，李秀梅再次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出证。2001年5月30日、2004年12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两次驳回山西盂县李秀梅慰安妇受害者的第一批诉讼请求。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李秀梅等4人的诉讼请求。
尽管在日本政府的强烈干预下，李秀梅等中国受害者提起的对日诉讼全部败诉，但二战时期日军曾严密掩盖的这项反人类罪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正因为有那么多和你一样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暴行，才让我们了解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想想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我发誓一定倾尽全力，让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真诚面对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在大森典子致李秀梅的唁电中，她这样写道。
今年4月18日中午12点，李秀梅老人出殡的时辰到了。鞭炮齐鸣，挽幛飘舞。大娘的后辈手捧老人遗像，走在200多米长的送葬队伍最前面，8个亲友抬起老人的薄棺走在最后。队伍穿过小镇，在荒野中，老人的棺木缓缓下葬。傍晚，天色突变，大雨如注。
“就算现在那些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已经去世了，也要将官司一直打下去，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赔偿。”离世一个月前，李秀梅对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赵文杰说。
★“丑啊”也要说出苦难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沉重伤痛的受害者群体，因为惨遭日军性虐待，不仅落下一身重病，甚至不成人形，而且饱受乡间舆论的歧视，她们的真名一度被“进过炮楼的女人”替代。
张双兵说，当他辗转找到这些幸存者，开导她们说出过往身份时，常常是在一场沉默之后，听到两个字——“丑啊！”
“我们的观念还是太落后。”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今年77岁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说，在日本，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侵华战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问题很大”。在他看来，日本实际进入侵略战争状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但在1945年，田中宏上小学三年级时，教科书中涉及战争的部分，只写了1940年日军因“南进”与在东南亚设有属地的英美等国发生冲突，以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就好像日本打仗的对手一直只有美军英军，而且几乎没有提及日军多年来对亚洲人民的伤害”。这致使有些日本人坚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长只有5年——从1941年与英美发生冲突，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为止。田中宏认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31年日军“原创”的“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真相，在日本右翼大放厥词的遮掩和否认之下，会有不少日本民众相信这是“莫须有”。
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电视人朱弘说，日本教科书中对于这段战时历史的描述，特别是侵华战争等发生在亚洲战场的记录，常在左翼与右翼的“攻守之间”。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在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提及日本在亚洲罪行的内容“只有二三秒的长度”，那么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的努力，将这部分内容“延长到了十秒”，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右翼再度猖獗开始，内容又被删减和篡改，“现在保留最多的可能有五六秒，极端的又回到二三秒”。朱弘介绍说，日本的教科书版本较多，某个学区内的学校最终选用哪本教科书，是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指定的，“如果委员会中，右翼的势力比较强，那就选择涉及内容少的教科书。”
“我念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就写了‘日本战士在亚洲战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强奸妇女，设置慰安所关押妇女’，内容非常少，现在都删了。”生于1984年的日本女孩米田麻衣说，“日本的80后多少还知道点这段历史，90后、00后基本都不太了解了。”
本月初，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权威学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早在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本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但今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表示，将对“河野谈话”进行验证，调查谈话所依据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内容。吉见义明展示了近年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日军“慰安妇”资料，并表示将把其中529个文档提交给安倍政府，“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才是日本政府应该着手调查和验证的材料”。
本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曾多次走访过山西“慰安妇”幸存者的川见一仁对本报记者说：“日本国内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多年前的事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的中日友好是很难实现的。”
『文汇报』 日期：2014-06-18 本报记者 单颖文
■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19载
图片说明:破旧的窑洞中，曹毛老人向记者控诉日军暴行。
图片说明:今年4月10日，李秀梅老人辞世。
图片说明:日军“慰安所”遗址——广西荔浦县马岭镇沙子岭村陈家大院。
“没有告赢日本吗？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靠床而坐的黄有良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在一旁的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他说，早在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时，母亲就知道了她作为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对于悲惨过往，现年87岁的黄有良记得很多细节，却似乎刻意在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在海南省陵水县这个相对闭塞的黎族村寨，黄有良很期待外人来探望她，特别是陪她去日本打过官司的律师和学者，企盼听到那个她想要的结果。
“日本人干吗不承认？当年他们那么恶霸……”黄有良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不断被驳回也要再上诉
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黄有良的对日诉讼之路，长达十年。
包括她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场中国境内“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诉讼。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8名原告（2名已过世原告由遗属出庭）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52.6万人民币）。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在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起长达6年的统治中被强征和掳掠。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一审期间，黄有良、陈亚扁等受害者均以原告代表身份赴日出庭作证，不幸的是，当时又有3名原告过世。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2008年12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2009年3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第3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黄有良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道。
研究“慰安妇”问题22年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各级法院判决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败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迄今为止，所有在日本法院的“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其理由无非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即“国家无答责”，或者是索偿超过已20年诉讼期，以及赔偿问题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等。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可信的法理依据，因为根据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均认定“慰安妇”是二战时期违反人道、侵犯人权和妇女权益的反人类罪。根据《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及二战后有关国家（如国）相关案例，反人类罪等战争罪不适用时效问题。日本宪法第98条第2款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因此，日本国内法庭审理因战争行为引起的诉讼时，完全可以直接援引国际法。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1995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在这句话发表5个月后，“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走上了艰难的对日民间维权之路……
★她们不是军妓而是性奴
中国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
李秀梅，最早出现在日本法庭上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与准备帮助中国女性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日本律师团律师大森典子、简招友了见面。大森典子记得，李秀梅是第一个写下诉状的受害者。
1995年，李秀梅成了第一批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成员。
令人痛惜的是，今年4月10日，87岁的李秀梅在家乡含恨去世。至此，第一批诉讼团的所有起诉受害者均已离世。
“在日本法庭上，李秀梅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仍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失去了一个与日斗争的战士。”大森典子发来唁电。
李秀梅1928年生于山西盂县西潘乡李庄村。1942年的一个秋天，日军打到了李庄村，李秀梅一家和乡亲们都躲进了山里。到了下午，人们误以为日本鬼子回据点便纷纷回了家。谁料想，李秀梅全家遭遇杀了个回马枪的鬼子。父亲被鬼子的刺刀逼着，母亲被打晕在地，李秀梅则被强行掠走。不久，母亲因悲愤绝望上吊自尽，父亲精神失常。到了日军据点，李秀梅当晚就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在以后的5个月里，她受尽凌辱。一次因为她反抗日兵，遭到毒打，直到一只眼睛被皮带打瞎、大腿骨被踢断，奄奄一息。哥哥接到同村的伪军通知，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悉心照料。李秀梅活了下来，但因为这段性虐，数十年来她都生活在屈辱之中。
1992年7月，张双兵的出现改变了她最后的人生轨迹。那时，张双兵已经做了10余年山西省“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的收集工作。“她一见到我，就把这些经历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张双兵说，他当时大为感动，“这么多年的屈辱，把大娘压抑太久了。”2000年8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携夫人陈丽菲探望李秀梅，她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形成了3000多字的“口述历史”材料。
1995年8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女性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等4名盂县受害女性，在日本辩护律师团和日本市民民间友好团体帮助下，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谢罪和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96万人民币）。之后的1996年和1998年，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又分两批12人，向日本政府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
1996年7月，李秀梅与刘面换老人来到东京，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人证到庭”。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当庭审法官问及李秀梅母亲的情况时，家破人亡的悲剧让李秀梅当场痛哭，久久难以平复。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老人们有这样严重的后遗症。”大森典子说，“看到李大娘哭，我们才感受到留在她们心底的创伤有多严重，知道当年日本兵对那些少女的暴行有多残酷。”事实上，当时对中国“慰安妇”的真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一度被误传为“军妓”。曾为多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做口述实录的陈丽菲说，在日语里，“慰安妇”等同于“军妓”。在日本，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自愿为自己的同胞兄弟服务，她们是“慰安妇”。但中国的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她们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直接称她们为‘慰安妇’是对这些老人的侮辱，没有一个中国受害者是去‘慰安’日本鬼子的。”
2000年12月5日，李秀梅再次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出证。2001年5月30日、2004年12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两次驳回山西盂县李秀梅慰安妇受害者的第一批诉讼请求。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李秀梅等4人的诉讼请求。
尽管在日本政府的强烈干预下，李秀梅等中国受害者提起的对日诉讼全部败诉，但二战时期日军曾严密掩盖的这项反人类罪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正因为有那么多和你一样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暴行，才让我们了解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想想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我发誓一定倾尽全力，让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真诚面对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在大森典子致李秀梅的唁电中，她这样写道。
今年4月18日中午12点，李秀梅老人出殡的时辰到了。鞭炮齐鸣，挽幛飘舞。大娘的后辈手捧老人遗像，走在200多米长的送葬队伍最前面，8个亲友抬起老人的薄棺走在最后。队伍穿过小镇，在荒野中，老人的棺木缓缓下葬。傍晚，天色突变，大雨如注。
“就算现在那些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已经去世了，也要将官司一直打下去，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赔偿。”离世一个月前，李秀梅对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赵文杰说。
★“丑啊”也要说出苦难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沉重伤痛的受害者群体，因为惨遭日军性虐待，不仅落下一身重病，甚至不成人形，而且饱受乡间舆论的歧视，她们的真名一度被“进过炮楼的女人”替代。
张双兵说，当他辗转找到这些幸存者，开导她们说出过往身份时，常常是在一场沉默之后，听到两个字——“丑啊！”
“我们的观念还是太落后。”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今年77岁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说，在日本，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侵华战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问题很大”。在他看来，日本实际进入侵略战争状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但在1945年，田中宏上小学三年级时，教科书中涉及战争的部分，只写了1940年日军因“南进”与在东南亚设有属地的英美等国发生冲突，以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就好像日本打仗的对手一直只有美军英军，而且几乎没有提及日军多年来对亚洲人民的伤害”。这致使有些日本人坚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长只有5年——从1941年与英美发生冲突，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为止。田中宏认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31年日军“原创”的“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真相，在日本右翼大放厥词的遮掩和否认之下，会有不少日本民众相信这是“莫须有”。
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电视人朱弘说，日本教科书中对于这段战时历史的描述，特别是侵华战争等发生在亚洲战场的记录，常在左翼与右翼的“攻守之间”。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在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提及日本在亚洲罪行的内容“只有二三秒的长度”，那么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的努力，将这部分内容“延长到了十秒”，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右翼再度猖獗开始，内容又被删减和篡改，“现在保留最多的可能有五六秒，极端的又回到二三秒”。朱弘介绍说，日本的教科书版本较多，某个学区内的学校最终选用哪本教科书，是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指定的，“如果委员会中，右翼的势力比较强，那就选择涉及内容少的教科书。”
“我念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就写了‘日本战士在亚洲战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强奸妇女，设置慰安所关押妇女’，内容非常少，现在都删了。”生于1984年的日本女孩米田麻衣说，“日本的80后多少还知道点这段历史，90后、00后基本都不太了解了。”
本月初，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权威学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早在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本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但今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表示，将对“河野谈话”进行验证，调查谈话所依据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内容。吉见义明展示了近年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日军“慰安妇”资料，并表示将把其中529个文档提交给安倍政府，“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才是日本政府应该着手调查和验证的材料”。
本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曾多次走访过山西“慰安妇”幸存者的川见一仁对本报记者说：“日本国内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多年前的事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的中日友好是很难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