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看性质∶新文化运动是追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要走英美的方向；而五四运动则是清晰的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要走苏俄的方向。
以学生上街、“火烧赵家楼”拉开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特征则明显是群体主义。
原是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杂志，在“火烧赵家楼”的五四之后，很快变成鼓吹苏俄革命的喉舌。陈独秀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毛泽东当时激动地喊“陈君万岁！”就是从这种群体主义口号中看到了共产革命的机会（五四之后两年共产党诞生）。
五四运动的这两个口号，后来也完全“变质”。史料记载，陈独秀见了苏俄代表之后，接受了他们对科学、民主的新解释∶科学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民主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所谓民主集中制，最后就是集权。
胡适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与这种“五四”也是截然不同的。胡适从没提出“反帝”口号，反而一直倾心英美价值，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演讲还在呼吁“西化”。虽然“全盘西化”今天看来并不是妥当的用词和概念，因为西方并非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但认真探讨胡适先生本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指的西化，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是以“人”为中心的。
新文化运动主要提出反旧礼教，个性解放。但胡适的本意绝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里有几点根据∶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接受了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反对凡事一锅端、大翻盘，不喜欢“翻天覆地”，而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点滴实验，“摸著石头过河”。二是他的性格也不是喜欢大杀大砍、激进狂飙式的。三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早有16个字的清楚阐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里的“研究、整理”等，意味著对文化传统的仔细梳理（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而不是“五四”和“文革”式不分青红白的全盘否定。胡适认同（常引用）杜威的名言∶“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
（下線は引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