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洲：何时撼动户口制度
迄今为止，无论是城市公民的高贵，还是农村公民的卑贱，无论是形形色色的歧视，还是莫名其妙的「三元社会」，根子都出在1958年成型并延续到今天的户口制度上。
从生活和居住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当今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并不重要，一些大款或者喜欢乡间山水风光的名人骚客在厌倦了城市喧嚣之余，也想在乡下有一爿地、一套房，这些一等公民并不因为他们住在乡下而变成二等公民。真正将城市和乡村地理区域的差别转化为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法律权利与义务差异的是户口制度。在当今的中国，户籍制度是识别公民等级身份的唯一标准。如果二等公民制度是一座大厦，那么，户口制度便是奠定这座大厦的基石。当今中国所有与农民有关的不平等和不正义，都是从这个制度产生的。
一个愚公，因为有两座山阻挡了他家的道路，便立志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他深信，虽然他老了，但是，在他之後，还有儿子，儿子之後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大山终於可以被搬走。为此他挖山不止。後来愚公的行为感动了上苍，两座山终於被移走了。这就是中国许多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
当代有个新愚公，名字叫作袁之甫，从上初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座难移的大山，但他想作当代新愚公，他想撼动户口制度这座大山，立志要抹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界限。
人家告诉他，从农村考学出来，变成非农业户口後，为了保证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千万不要再与农村女人联姻。这位当代愚公偏不信邪，心想非农业户口是人，难道农业人口就不是人？自己就是农民出身，难道忘本自己看不起自己？得从我做起！
这位愚公最後选定了一个农业人口的闺女作终身伴侣。订婚之前，这位愚公的领导、同事、朋友苦口婆心劝他三思，但这位愚公要一意孤行，他说，天大的苦难也能克服。 这位愚公申请结婚，单位不给房子，理由是这位愚公的配偶不是非农业户口，愚公心想，不给就不给吧，只要有爱情，住仅能蔽风雨的寒窑也是甘心的。
一、户口问题又找到这位愚公的孩子身上了。这回这位愚公的豪迈之性格开始打折扣了。按规定，这位愚公的孩子只能随母亲落上农村户口，这位愚公的父亲可知道农村户口的後果，他告诉这位愚公，如果把带农业户口的妻子和孩子送回农村是要丢面子的。
这位当代愚公终於明白，非农业户口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抹平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岂是他这个愚公个人所能为？
在中国，别说是一个当代愚公袁之甫休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撼动那大山般的户口制度，就是8000万农民工也对户口制度这座大山哀叹。这就是中国户口制度的威力。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後，中国的「盲流」便象海浪一样一遍又一遍冲刷著制造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1987年统计，23个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日均流量已近1000万，1989年流动人口达到5000万。而目前一个为多数专家、学者认同的数字是：现在全国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有8000万人。
原《中国农民》杂志的总编辑陈越光说，这8000万「意味著多於整个法国的人口在欧洲大陆上来回行走，其波澜壮阔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大迁徙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出了个「三元社会」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通过户口制度将中国公民分为城市公民和农村公民，中国因此出现了一个二元社会。农村改革以来，户口制度巍然屹立与农民事实上享有的劳动力的流动自由，产生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话语符号─ ─「三元社会」。这个三元社会虽然由农民、市民、城市农民工（也有人把他们称作「城市移民」或「边缘人」）三大群体组成，但其中主要的构成分子是农民。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说法，农民工是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逐渐形成的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
在北京，著名的「浙江村」、「河南村」便是这种三元社会的代表。这些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农民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区域。「脱离了社区、单位、户籍、身份以及与地域和原制度有紧密对应性的『关系』等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的基本要素」，「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
但是，从「三元社会」的城市移民的遭遇，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当今中国二等公民享受的是什么待遇。 城市的农民工是由两种人组成的。大部分农民工是城市的季节性的、临时性的打工者。这部分人虽然也是二等公民，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在城市，二等公民的不幸在他们身上体现并不是最充分的。
真正代表三元社会的农民是北京「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为代表的外来农民居住区。这些农民没有迁徙自由，但他们已经迁徙离了农村，他们没有居住自由，但他们已经居住在城市。虽然这部分农民只占农民工的百分之五，（3）这些人的遭遇，最能够凸现转型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二等公民的真实境遇。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的个案调查证明，绝大多数民工都提到了他们「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的问题。
将流动的农民劳动力称作「盲流」是一种赤裸裸的话语歧视。其思维定势仍然是首先将农民定位於农村。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先生质问说：为什么知识分子换工作就可以称作「人才流动」，而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叫做「盲流」呢？
在把农民唤作「盲流」这种语言性歧视之外，对农民工的歧视还存在於多方面、多角度。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售货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政府当局在城市治安、卫生、就业等问题上对农民的不公正非难，也是短时期内无法消除的毒瘤。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不是基於人人拥有的公民身份证，而是公安派出所发放的暂住证。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而治之」的策略就是建立在这种「暂住证」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新的城乡隔离制度。又有谁听说过到农村去居住、工作的城市居民要办理农村暂住证的呢？
「暂住证」只是政府当局试图以行政手段箝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手法之一。
限制和驱外来人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赵树凯认为：各地对外来人口的限制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行政手段清理遣返；其次是建立「务工证」制度；再次是出台一套更严密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规章；而後由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主动与流出地政府部门建立某种形式的直接联系或协作，以控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方式和进入规模。无论各个阶段的管理形式如何，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的重点是放在「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和排斥上」，「一了之」。（5）
以被许多社会学家当作研究样本的北京「浙江村」为例：从中央政府到北京市政府，在1986、1987、1989、1990、1995、1999年发动了6次大规模、超大规模的驱浙江村农民运动，当地农民工将这种间歇性的政府行为叫作「台风」。以1990年亚运会前夕的那次超大规模「台风」为例，当地政府曾出动干警及治安工作人员2000多人次，清理「浙江村」。（6）
浙江村周期性的「刮台风」、北京魏公村附近的「新疆村」因为「国家建设」的缘故被端掉的事实证明「三元社会」的公民待遇到底如何。1999 年，中国政府为了国庆，「动员」10万人离开北京。（7）
这里面会有多少「三元社会」的公民呢？1995年，北京市在整顿「浙江村」时，两个月内以同样的手段「动员」离京1.8万人。（8）
既然管理的重点是立足限制和驱，就可以肯定政府压根就没有想到让农民在城市住下去。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意义是根本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相比的，更不能说享有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一些列与人身自由相关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珠江三角洲的外来民工进行调查後证实，农民工的平均住房状况为20平方米住12人。
从祖国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小城郊，到处是当局认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棚户区。著名的浙江村的居住环境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政建设，它是利用租住的民房逐渐发展起来的，卫生、治安、青少年及公共设施等问题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强占定居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社区内至今没有一个邮筒。排污、电力设施根本不能满足需求。（10）
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无法进行任何居住环境的建设，即使这些农民能够摔出大把的金钱。在浙江村这个「贫民窟」，甚至居住著百万富翁级的大款。北京市民可以因为居住区污水系统出了毛病打市长专用电话告状，浙江村的农民工有这种权利吗？对他们来说，居住环境是次要的，能够让住下来，即使是在牛棚里也是历史性的胜利。既然要限制和驱，为何当局对农民工进城又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这当然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今天的农民要进城谁能阻挡？这是其一，此外，人见钱眼开，政府未尝不是如此。北京丰台区的「浙江村」的服装是全国有名的，对当地政府来说是利税肥肉；蓝印户口对改变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效果甚微，但是可以为城市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未完)
摘自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一书 2001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刊
迄今为止，无论是城市公民的高贵，还是农村公民的卑贱，无论是形形色色的歧视，还是莫名其妙的「三元社会」，根子都出在1958年成型并延续到今天的户口制度上。
从生活和居住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当今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并不重要，一些大款或者喜欢乡间山水风光的名人骚客在厌倦了城市喧嚣之余，也想在乡下有一爿地、一套房，这些一等公民并不因为他们住在乡下而变成二等公民。真正将城市和乡村地理区域的差别转化为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法律权利与义务差异的是户口制度。在当今的中国，户籍制度是识别公民等级身份的唯一标准。如果二等公民制度是一座大厦，那么，户口制度便是奠定这座大厦的基石。当今中国所有与农民有关的不平等和不正义，都是从这个制度产生的。
一个愚公，因为有两座山阻挡了他家的道路，便立志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他深信，虽然他老了，但是，在他之後，还有儿子，儿子之後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大山终於可以被搬走。为此他挖山不止。後来愚公的行为感动了上苍，两座山终於被移走了。这就是中国许多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
当代有个新愚公，名字叫作袁之甫，从上初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座难移的大山，但他想作当代新愚公，他想撼动户口制度这座大山，立志要抹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界限。
人家告诉他，从农村考学出来，变成非农业户口後，为了保证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千万不要再与农村女人联姻。这位当代愚公偏不信邪，心想非农业户口是人，难道农业人口就不是人？自己就是农民出身，难道忘本自己看不起自己？得从我做起！
这位愚公最後选定了一个农业人口的闺女作终身伴侣。订婚之前，这位愚公的领导、同事、朋友苦口婆心劝他三思，但这位愚公要一意孤行，他说，天大的苦难也能克服。 这位愚公申请结婚，单位不给房子，理由是这位愚公的配偶不是非农业户口，愚公心想，不给就不给吧，只要有爱情，住仅能蔽风雨的寒窑也是甘心的。
一、户口问题又找到这位愚公的孩子身上了。这回这位愚公的豪迈之性格开始打折扣了。按规定，这位愚公的孩子只能随母亲落上农村户口，这位愚公的父亲可知道农村户口的後果，他告诉这位愚公，如果把带农业户口的妻子和孩子送回农村是要丢面子的。
这位当代愚公终於明白，非农业户口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抹平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岂是他这个愚公个人所能为？
在中国，别说是一个当代愚公袁之甫休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撼动那大山般的户口制度，就是8000万农民工也对户口制度这座大山哀叹。这就是中国户口制度的威力。
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後，中国的「盲流」便象海浪一样一遍又一遍冲刷著制造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1987年统计，23个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日均流量已近1000万，1989年流动人口达到5000万。而目前一个为多数专家、学者认同的数字是：现在全国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有8000万人。
原《中国农民》杂志的总编辑陈越光说，这8000万「意味著多於整个法国的人口在欧洲大陆上来回行走，其波澜壮阔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大迁徙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出了个「三元社会」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通过户口制度将中国公民分为城市公民和农村公民，中国因此出现了一个二元社会。农村改革以来，户口制度巍然屹立与农民事实上享有的劳动力的流动自由，产生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话语符号─ ─「三元社会」。这个三元社会虽然由农民、市民、城市农民工（也有人把他们称作「城市移民」或「边缘人」）三大群体组成，但其中主要的构成分子是农民。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说法，农民工是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逐渐形成的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
在北京，著名的「浙江村」、「河南村」便是这种三元社会的代表。这些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农民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区域。「脱离了社区、单位、户籍、身份以及与地域和原制度有紧密对应性的『关系』等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的基本要素」，「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
但是，从「三元社会」的城市移民的遭遇，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当今中国二等公民享受的是什么待遇。 城市的农民工是由两种人组成的。大部分农民工是城市的季节性的、临时性的打工者。这部分人虽然也是二等公民，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在城市，二等公民的不幸在他们身上体现并不是最充分的。
真正代表三元社会的农民是北京「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为代表的外来农民居住区。这些农民没有迁徙自由，但他们已经迁徙离了农村，他们没有居住自由，但他们已经居住在城市。虽然这部分农民只占农民工的百分之五，（3）这些人的遭遇，最能够凸现转型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二等公民的真实境遇。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的个案调查证明，绝大多数民工都提到了他们「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的问题。
将流动的农民劳动力称作「盲流」是一种赤裸裸的话语歧视。其思维定势仍然是首先将农民定位於农村。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先生质问说：为什么知识分子换工作就可以称作「人才流动」，而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叫做「盲流」呢？
在把农民唤作「盲流」这种语言性歧视之外，对农民工的歧视还存在於多方面、多角度。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售货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政府当局在城市治安、卫生、就业等问题上对农民的不公正非难，也是短时期内无法消除的毒瘤。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不是基於人人拥有的公民身份证，而是公安派出所发放的暂住证。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而治之」的策略就是建立在这种「暂住证」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新的城乡隔离制度。又有谁听说过到农村去居住、工作的城市居民要办理农村暂住证的呢？
「暂住证」只是政府当局试图以行政手段箝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手法之一。
限制和驱外来人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赵树凯认为：各地对外来人口的限制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行政手段清理遣返；其次是建立「务工证」制度；再次是出台一套更严密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规章；而後由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主动与流出地政府部门建立某种形式的直接联系或协作，以控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方式和进入规模。无论各个阶段的管理形式如何，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的重点是放在「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和排斥上」，「一了之」。（5）
以被许多社会学家当作研究样本的北京「浙江村」为例：从中央政府到北京市政府，在1986、1987、1989、1990、1995、1999年发动了6次大规模、超大规模的驱浙江村农民运动，当地农民工将这种间歇性的政府行为叫作「台风」。以1990年亚运会前夕的那次超大规模「台风」为例，当地政府曾出动干警及治安工作人员2000多人次，清理「浙江村」。（6）
浙江村周期性的「刮台风」、北京魏公村附近的「新疆村」因为「国家建设」的缘故被端掉的事实证明「三元社会」的公民待遇到底如何。1999 年，中国政府为了国庆，「动员」10万人离开北京。（7）
这里面会有多少「三元社会」的公民呢？1995年，北京市在整顿「浙江村」时，两个月内以同样的手段「动员」离京1.8万人。（8）
既然管理的重点是立足限制和驱，就可以肯定政府压根就没有想到让农民在城市住下去。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意义是根本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相比的，更不能说享有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一些列与人身自由相关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珠江三角洲的外来民工进行调查後证实，农民工的平均住房状况为20平方米住12人。
从祖国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小城郊，到处是当局认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棚户区。著名的浙江村的居住环境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政建设，它是利用租住的民房逐渐发展起来的，卫生、治安、青少年及公共设施等问题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强占定居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社区内至今没有一个邮筒。排污、电力设施根本不能满足需求。（10）
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无法进行任何居住环境的建设，即使这些农民能够摔出大把的金钱。在浙江村这个「贫民窟」，甚至居住著百万富翁级的大款。北京市民可以因为居住区污水系统出了毛病打市长专用电话告状，浙江村的农民工有这种权利吗？对他们来说，居住环境是次要的，能够让住下来，即使是在牛棚里也是历史性的胜利。既然要限制和驱，为何当局对农民工进城又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这当然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今天的农民要进城谁能阻挡？这是其一，此外，人见钱眼开，政府未尝不是如此。北京丰台区的「浙江村」的服装是全国有名的，对当地政府来说是利税肥肉；蓝印户口对改变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效果甚微，但是可以为城市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未完)
摘自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一书 2001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