広河隆一：今こそパレスチナ支援を

朝日新聞2007年6月28日朝刊より

　67年5月、私は大学を卒業してイスラエルに渡ったが、6月に第三次中東戦争が勃発した。アラブ諸国敗戦の直後、占領下のエルサレム旧市街で、引きつった笑い顔で私に白旗を振る少年を見た。当時パレスチナ人の間では、笑って白旗を振れば、殺されずにすむと言われていたと、後に知った。

　それから40年、パレスチナはあの時以来の危機にある。パレスチナ解放機構（PLO)のアラファト議長の死後、05年にイスラエルがガザ地区から撤退したが、イスラエルの経済封鎖などにより、人々の窮状は進行した。そして草の根支援を続けて民衆の心をつかんだハマスが、06年1月にパレスチナ総選挙で圧勝した。しかし、PLO多数派のファタハ特にアッバス議長や、ガザで絶大な権力をもつ治安責任者ダハラン民政相は、既得権益を守るため、ハマスへの権力移譲を拒んだ。彼らを、欧米は経済的支援という切り札で後押しした。ダハラン民政相の私兵となっている防衛治安部隊とハマスの対立が激化した。

　故アラファト議長は偉大な指導者だったが、晩年、彼やファタハ指導部の汚職や腐敗が伝えられていた。一方で民衆は飢え苦しみ続けた。アラファト体制における権力の集中や汚職は、彼のカリスマ性ゆえに表に出てこなかったが、彼の死後、負の遺産は、後継者たちにそのまま受け継がれ、選挙でのハマスの勝利とともに噴出したのである。そして武力衝突の結果、ハマスがガザ地区の実権を握った。

　今年6月、アッバス議長は非常事態を宣言し、西岸地域でハマス抜きの新政府樹立を宣言し、パレスチナは真っ二つになった。欧米とイスラエルはこれを支持した。イスラエル内の右派にとっては、西岸地区でハマスとファタハの対立が激化するほうが都合が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イスラエルにとっては、窮地に陥ったファタハが、イスラエルの軍事介入を求める事態がもっとも望むシナリオだろう。しかしそのとき、パレスチナ人の解放闘争の歴史は終焉する。独立国家を夢見て多くの犠牲者を出し続けたパレスチナの民衆は、それだけは許さないだろう。

　この事態の背景には、40年に及ぶイスラエルの占領がある。かつてパレスチナ人作家のエミール・ハビビを日本に招請した時、彼は共存（コエクジスタンス）のためには、まず存在（エクジスタンス）が保障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必要、と述べた。現実に今パレスチナ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西岸地区は分離壁や検問所やユダヤ人入植地によってずたずたに切り離された島々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国際社会がパレスチナ人に和平を求めた結果が、この無残な姿だ。共存のためにイスラエルは占領地から退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イスラエルのユダヤ人の中にもこのように考える人たちがいる。対決ではなく真の和平こそ、自分たちの安全のために必要だということを、イスラエルは学んだはずだ。

　パレスチナ問題は、48年のイスラエル誕生とパレスチナ難民の発生（パレスチナ人はナクバ＝大惨事とよぶ）に由来する。来年はそれから60年になる。私はパレスチナ難民の映像記録のため、地図から消えた250の村々を撮影したが、ほとんどは瓦礫となり、草に埋もれている。今の内紛は、下手をするとさらに巨大な地域を瓦礫に変える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

　私たちは今、無力感に陥るのではなく、こうした時期だからこそ、人びとが希望をもてるように、支援を絶や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李強：中国社会の階層分化（４）

第九，民权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西方概念。社会学认为民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自由行动等权利，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第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第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权利等。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H.Marshall ）在其1950年的著作《公民、社会阶级等论文集》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歇尔认为，早期社会，民权资源是阶级区分的重要标志，有公民权的与没有公民权的、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是不同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一般的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就成为各个阶级共享的资源。批评者认为，马歇尔是过于乐观了。民权资源在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分层差异还是明显的。 　　民权资源分配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对于中国是否有意义呢？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社会，身份等级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在共和制建立以前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共和制建立以后，确实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民权资源又确实不是平等分配的。直到今天，民权资源在中国公民中的分配也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方面的例证最突出的莫过于户籍制度了。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公民按照他们的户籍登记地而区分为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群体，人们在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当然出现了民权资源的重大差异。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以前“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是可以被关押在收容所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虽然这个《办法》与宪法的民权原则相抵触，但是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所认可。所以，研究民权资源的分配，对于我们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分配。研究的是由于资历、教育、工龄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现象。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贝克（Gary Baker）等人，他们的研究大大扩展了物质资本的内容。科尔曼（JamesColeman ）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人力资本存在于一个人的自身之内，并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12）由于人力资源的差异而造成的分层地位的不同，被认为是符合“后天努力”原则的。在研究社会分层时，社会学常常使用两个概念，一个是“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 ），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获得的地位，比如贵族爵位的继承。另一个是“自获地位”（achieved status ），指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地位。这一对概念所内涵的价值观是认为，因先天因素而形成的地位差别是不合理的，而因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地位差别是合理的。从这种视角看，因人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别属于“自获地位”。 　　然而，如果比较中国在改革前后，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地位、经济收入的影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改革以前，我国人力资源中的年功、资历对于工资的影响巨大，一个人的在单位工作的年头越多、资历越长，工资就越高。所以，老年人的工资水平高而年轻人的工资水平低。改革以后，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和奖金两个部分，在多数单位里，基础工资比例很小，而奖金部分比例很大，而年功、资历仅仅对于基础工资部分有影响，而比例很大的奖金部分与年功、资历没有关系，而是由业绩、成果、劳动量决定的。这样，老年人当然比不过年轻人的业绩、效绩、成果、劳动量，所以，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青壮年人的工资高于老年人的工资。而且，一旦退休，作为退休金计算的仅仅是基础工资部分，奖金部分完全没有，一旦退休就出现收入巨减的情况。从经济地位上看，年轻人的地位在上升，老年人的地位在下降。 　　总之，按照以上十种不同的资源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分层群体。十个方面的侧重点各自不同，由此划分了不同的分层组合。而这些不同的分层组合所划分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群体又常常是互相交叉的。在一种标准下，是处于同一个阵营的群体，在另一种标准下又可能被分解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了。反之，在某一标准下的有差异的多个集团，在另一种标准下却可能被划为同一个集团。韦伯曾经提出三元分层视角，其实，社会分层的体系远比三元分层要复杂得多。如果说韦伯的三元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本文提出的十重标准当然可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缓解群体间的对立关系。 　　既然分层的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学家自然会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某一位社会学家，之所以采用某一个标准而没有采用另一个标准，显然是有其目的、目标或价值取向的。作为处在市场转型和社会巨变最为重要时期的社会学家，面对十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探索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其目的和目标是想寻找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看，以上阐述的分层的十种标准其实就是分层研究的十种工具，至于我们采用哪一种标准，要看哪一种工具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①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3页。 　　②David B.Grusky ，ed.，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Westview Press ，Inc.1994，p.4.李春玲：《社会分层研究与理论的新趋势》，载于李培林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Peter M.Blau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Structure ，John Wiley Sons，Inc.1967，p.6. 　　④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0-241页。 　　⑤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⑥李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⑦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⑧笔者所提的“熟悉人”概念曾受到笔者友人郑也夫先生的启发。 　　⑨T.Parsons，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 ：The FreePress ，1964，p.83. 　　⑩Donald Treiman，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7，pp.5-12. 　　（11）李强：《我国转型时期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06-109页。 　　（12）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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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07年5月1日。
文章来源：原载《学海》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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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中国社会の階層分化（３）

第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社会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总结，反而是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关系理论。从理论脉络来看，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有沃纳（W.Lloyd Warner）等人。他们在《美国社会阶级》（Social Class in America ）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于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当然，如果就社会资本概念溯源的话，也有主张追溯到布迪厄的，他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⑥。科尔曼（JamesColeman ）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⑦此外，格兰诺维特（Mark S.Granovetter ）和林南（Nan Lin ）等人则更注重于实证的研究和对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等等。 　　其实，论起社会关系，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最为发达。改革2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通过“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笔者在这里使用“熟悉人”一词而没有使用“熟人”一词，因为前者涵括了所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而后者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在此，有必要对于笔者所使用的“熟悉人”概念做一点解释。“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⑧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而“熟悉人”就是对于我国的“关系社会”的概括。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则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场域里，“熟悉人”对于资本、资源、财产、收入等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 　　“熟悉人”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亲属关系。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以小型家庭为主的，但是，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的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90年代末，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笔者对于失业下岗的研究曾经发现，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同理，在转型中，当家庭某一个成员获得巨大利益后，他往往会将资源在亲属内部再分配，因此，亲属关系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譬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老板多是将最重要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亲属来控制。以上仅以亲属关系为例，说明中国“熟悉人”的体系是怎样调节利益分配的。至于其他的“熟悉人”，比如老同事、老战友、老首长、老部下、老乡、老同学等等，也莫不如此。 　　总之，在转型时期，“熟悉人”关系对于分层的影响，同时存在着两个方面：聚集财富的作用和分散财富的作用。在聚集财富方面，特别体现出了“关系就是财产”的特点。一些人通过“熟悉人”关系获得了各种具有垄断型的特权，比如土地使用“批件”、获得各种特殊的经营许可证等。通过“熟悉人”来聚集财富，手法十分隐蔽，能够钻很多法律的空子，表面看来是公平竞争，实际上是资源为极少数“熟悉人”群体所控制。而且，很多的腐败、贿赂、回扣、资金返还，也是通过熟悉人实现的。当然，“熟悉人”也有分散财产的作用。如前所述，一些失业下岗人员从家庭其他成员、亲属那里获得救助，就是分散财产的重要例证。那么，“熟悉人”究竟是聚集财富的作用大？还是分散财产的作用大呢？这当然需要实证的数据证明。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即亲属关系所起的作用，还是以分散财富为主的。 　　我们所承继的是毛泽东革命时代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该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阶级结构被打碎了。这样，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组织中，社会网络均表现为较强的成员异质性，即同一个社会网络里有处于不同地位上的社会成员。改革20多年来也没有能够改变成员异质性的特征。比如，在同一个家庭里，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却下岗了。正因为如此，中国家庭内部常常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交换资源。当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经济地位差异时，常常是父母出面进行再分配。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在其他社会很少见到，这是中国“熟悉人”社会的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一种特殊途径。这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危机。 　　第八，因社会声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分层群体。这是一种主观分层模型，社会学历来重视主观评价对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或低，必须要得到别人或公众的认可，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他的所谓社会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社会上有一些所谓“暴发户”虽然赚了很多钱、经济地位很高，但是不被上流社会认可，结果就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传统的主观分层模型的主要代表有沃纳（W.Lloyd Warner ）等人，亦称沃纳学派（Warner school ）。沃纳与伦特（P.S.Lunt）、米克（Marchia Meeker）、伊尔斯（Kenneth Eells ）等人在1949年发表的《美国社会阶级》一文中提出了主观的阶级模型。他们采用了社区居民相互之间声誉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六个阶层的观点，即上、中、下三个阶级各自分为两层，六个层为：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和下下层。 　　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⑨所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此外，特雷曼（Donald Treiman）也是专门研究声望分层的，他用数据证明，世界各国对于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各国文化之不同而发生差异，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相似所致。⑩ 　　声望地位与经济地位常常是不一致的，比如声望地位很高的人财产地位却可能比较低，对于这种不一致的情况，社会学称之为“地位相悖”（status inconsistency）。改革前期（1980年代），中国社会曾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就是指声望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地位很低，结果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又如，山西煤矿主的一些“暴发户”到京城来狂购豪华轿车，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声望地位很低，被人们嗤之以鼻。同一个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声威地位也会是不同的。另如，传统中国社会里老人的声望地位高，在村庄里一些争端常常是由高望重的老人来裁决的。而改革以来，村庄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农村精英，在流动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在村庄中的声望地位有很大上升，甚至超过了老年人。 　　改革以来，我国的声望地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目前我国存在着“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即对于同一种职业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声望评价的“标准差”很高。数据显示，我们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多数国家，冲突性的、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其他国家（11），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观念体系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声望评价失衡。所以，声望分层的优点是能够反映社会心态，表现出真实互动的社会成员的地位评价，缺点是很不稳定。

李強：中国社会の階層分化（２）

第三，按照市场地位划分阶层。这是韦伯的观点。所谓市场地位指人的生存机会或控制商品与劳务等的能力，即人们在市场中可以得到的或交换到的经济资源。它比按收入划分阶层更前进了一步，因为有些人的分层地位高或低并不来自收入而是来自占有其他经济资源，比如占有财产、占有某种商品、占有某种信息、占有某种机会、占有某种市场能力等。此种标准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反映了人的实际生活地位。虽然它与传统的从生产关系上划分阶层并不一致，但它也是不可忽视的。生产关系标准注重的是内在本质，市场关系则反映的是外在表现。本质固然重要，外在表现也不可缺少，两者合一才是社会分层的事实。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区分社会上因交换关系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比如房主与房客、销售者与消费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等等。 　　第四，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从职业角度解释社会分层的当首推社会学大师杜尔克姆，他从社会分工角度辩解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剖析了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变化速度太快，人们是否属于某一集团已无意义，惟一可以作为分层标准的只有职业。他们说：“阶级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与利益来定义，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马克思曾经用雇佣与被雇佣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在今天大公司掌权的经理本人也成了公司的雇员。在当代社会中，如果阶级指的是人们所占据的经济角色以及他们对企业经营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些更精确地反映在他们的特定职业上而非雇佣地位上……。虽然职业并非包含了阶级概念的一切方面，但它是阶级的最好的单独指标。”③ 　　此外，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④再者，新韦伯主义者戈索普（John Goldthorpe ）也属于按职业分层的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也是以职业分层为基础的。 　　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可以看作是上述伦斯基所说的“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战略，因为它在揭示人们多层次的社会差别的同时，却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具有冲突色彩。从职业分工体系出发，也可以对社会分层作出合理解释，即人们地位的不同，是因为分工的不同，因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去从事不同的工作，处在不同的职业位置上就是合理的。
 第五，根据政治权力划分阶层。在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中，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一元，所以韦伯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分层的较早提出者。其他的社会分层理论家，比如，达兰多夫、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也都尝试按照政治权力分层。此种理论具有较强的冲突色彩。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有突出特征的官僚等级社会，迄今为止，权力之大小、高低依然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权力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常常超过了财产、收入。因此，根据权力之大小划分不同阶层，确实可以反映社会利益群体的重大差异和对立。当然，应用此种标准必须小心，要避免因为此种划分而产生的集团对立情绪。 　　第六，按照文化资源区分阶层。如果就文化分层理论溯源的话，凡勃伦（ThorsteinVenblen ）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可以看作是开山作品之一。该书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⑤文化分层理论的另一位突出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在《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惯习”的关系。此外，迪马吉欧（Paul DiMaggio ）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层的重要理论家。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文化分层有着久远的历史。比如，从语言文字上看，古代上流社会、士绅阶级书写和使用的是文言文，而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是白话文，所以，语言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世界。对于文化差异表现出的阶级差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穿“短衣帮”的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但是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所以，经济分层、阶级分层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按照常规运作的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富人阶级会形成“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穷人阶级形成“短衣帮”的文化，文化分层对于经济分层、阶级分层起到了固化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会错位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文化破碎”。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尤其是在“文革”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改革27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文化张扬”。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尽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争购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再次，“文化拾人牙慧”。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是，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最后，文化复古。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李強：中国社会の階層分化（１）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李强 　　
原载《学海》2006年第4期p40～46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社会分层有多种标准，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而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分层标准。本文分析了区分社会地位差异的十种资源，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还分析了这十种资源的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战略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分层/分层标准/和谐社会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利益、地位的差别和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对于它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分层理论家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比如考察收入差别、职业差别以及财产、权力、声望、教育等方面的差别，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分层的多种标准。而不同的理论家在采用某种视角、采用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一定的研究目的相联系的。换言之，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 　　从宏观上看，社会分层、阶级分层标准的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发动和组织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它更强调社会不平等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依此目的，社会分层、阶级划分的标准必须十分严格，各阶层、群体、阶级之间应有本质区别并需要揭示冲突的内在根本原因。另一类则旨在调和各利益群体或阶级，依此目的划分的阶层、阶级的标准则可以较为宽泛。各群体、阶层、阶级的区分多是非本质的。 　　对于上述第一类视角的持有者，著名社会分层理论家伦斯基称之为“激进主义者”，对于第二类，则称之为“保守主义者”。伦斯基指出，激进主义者的信念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不合理的，而保守主义者的信念则是认为现存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从分层标准的差异看，第一类常常采用从性质上区分阶级的方法，而第二类常常采用从数量上区分阶级的方法。伦斯基总结了“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观点有八方面的不同，即对于人性、对于社会性质、对于强制在不平等中的作用、对于冲突、对于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手段、对于不平等的是否可以避免、对于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以及对于阶级看法的不同。他还认为，“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可以综合的，韦伯、戴维斯、帕森斯、达兰多夫、索罗金、帕累托、奥索夫斯基等，都为综合作出了贡献。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探讨方式，这两种观点都有正确的方面，但也都有缺点，因为它们在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时，都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人类社会比这两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所承认的都更为复杂得多。”所以，伦斯基认为对于两种观点进行综合是必须的。①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于是，很自然地采用了具有激烈冲突涵义的阶级、分层标准，并将它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一件锐利武器。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整合。然而，在197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一武器的作用，曾经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2004-2005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既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于发展目标和建设手段的重要调整。而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工具。 　　为此，笔者将剖析一下各种各样的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什么是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 　　社会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而“社会资源”的内容是很广泛的，那么，可以用来分层的资源主要有多少种类呢？比较而言，以下十种资源最为重要，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以上三种属于经济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格鲁斯基（David B.Grusky ）曾提出七种资源的区分，笔者的分类也吸收了他的思想。② 　　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地在社会分层中居于首当其冲的重要位置，我们知道，经济资源具有本原的特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差异会导致其他多方面资源配置的差异，而经济资源的内容又比较广泛，所以，以下第一到第三种分析经济资源，第四种以后分别分析其他七种资源，总共是十个方面。 　　第一，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虽然多数的社会分层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经济资源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注重的经济资源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种内容的不同，导致了分层的目的和目标的重要差异。 　　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种冲突色彩最为浓厚的分层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一思想的首推马克思。马克思不愧为阶级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揭示了阶级分层的根本属性。他认为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而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付出者，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关键在于所有权，比如土地、农场、企业、公司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此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各冲突群体、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分层理论的大师也是持此种观点的，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C.W.Mills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层现象的本质，由此可以对中国体制改革中的阶级分层的长远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有助于对阶级对立将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政策性修正。但是，此类标准具有明显的冲突色彩，如果在传媒上广为宣传显然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按照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按照此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中等收入者是中间层或中产阶级，高收入者是社会上层，此种分层虽然理论基础并不强却被人们广泛采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在收入方面。收入分层比较容易操作，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按照收入划分的各阶层收入户的情况。 　　在社会分层中，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也比较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只是陈述社会事实，并不包含明显的褒贬含义，使用此种划分标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的一些文件中，目前也较多地采用此种分层方法。比如，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和2006年3月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使用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样的说法。 　

森達也：過剰な自衛意識は危険

朝日新聞2007年6月25日

憲法改正は、自民党も民主党も大筋で一致しているので、参院選の争点にはなりえない。だが、安部政権はあえて争点と位置付けた。自民党が負けても、与党と民主党も合わせて参院でも3分の2以上の議席を確保すれば、改正が発議できる。選挙の結果で「国民の信任を得た」と改憲の正当化ができると判断しているのだろう。何が何でも改正したいとの執念がにじむ。

自民党の新憲法草案では、戦力不保持と交戦権を否定した9条2項を削除し、自衛軍の保持を明記した。その一方で、安部政権は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容認できる環境を作ろうと、有識者懇談会を設置して研究をはじめている。

憲法の主体は国家ではなく国民だ。その意味では、国民の世代交代は進んでいるのだから、細かな微調整や修正はあって当然と私は考える。

しかし、今の時代の空気や世相では、「自衛」を名目にして9条2項の変更を容認すべきではない。なぜなら、戦争や虐殺の本質は、まさしくこの「自衛」にあるからだ。

地下鉄サリン事件に始まり、9・11テロや拉致事件などを契機に、漠然とした恐怖や不安が、この10年ほどで急速に高まった。殺人事件自体は60年前後に比べると大きく減っているのに、メディアの報道で増幅された「体感治安」が悪化し、「危機管理」を求める意識が高揚した。

この「知らない他者」に対する恐怖や不安に耐えられず、人は「知らない他者」を仮想的に設定し、自衛の意識を燃料にして先に攻撃しようとする。だが、先制攻撃は新たな敵を生み、不安や恐怖は雪だるま式に拡大する。その典型が平和を欲しながら敵を求め、敵がいない不安に耐えられない第二次大戦後の米国だ。

ならば、自らの過剰な自衛意識の発露を抑制し、さらに自らが「仮想的」にならないためにはどうすればよいか。その戦略を具体化したのが9条2項だ。奇麗事ではなく、性善説に依拠するわけでもない。憎悪と報復が連鎖する今の世界では、ラジカルで実践的な対抗原理なのだ。

改憲論者は、自衛権を放棄するのかというが、自然権である自衛権を放棄などできない。自衛の手段としての武力行使を否定するのが9条だ。

安部政権が、自民党結党以来の党是である改憲を目指すのは不思議ではない。だが、憲法とは主権者である国民が統治を委託した国家を規制するものだ。だから「制限規範」であり、私たちの理念でもある。安部首相は理解しているのか。「国民支配の道具」という感覚ではないか。

危機管理意識が高揚するのに伴い、難しいことは敬遠され、善悪や真偽で割り切る単純化や簡略化が進む。政策も「守旧派対改革派」といった「二項対立」で提示される。ヒトラーは自著の『我が闘争』で「国民が二項対立に熱狂する時、プロパガンダにもっとも有効な環境が現出する」と書いた。少しは周囲を見渡すことが必要ではないか。

単純で据わりのいい結論や早急な判断が求められる--そんな空気が充満する中で、改憲が争点になるのは危険だ。（聞き手・伊藤政彦）

感想:日本をイラク侵略戦争に駆り出したアメリカからの強まる改憲＝本格派兵圧力。一方で、国民への「抗日戦争」気分の煽動を終結させようなどとは少しも考えていない中国の軍事的脅威の高まり。時間的に考えれば、改憲すればまずアメリカの要求により地上戦闘部隊を海外派兵す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それを脅威と感じる中国共産党は独裁体制の引き締めと軍事力の飛躍的強化を図り……。国内では、治安対策を名目に、主権在民から主権在官に転換し、抑圧的な中国とシンクロナイズ。
9条改憲否決、派兵禁止、国内の自由と人権の確保、中国民主化促進、軍事的脅威の緩和、が最良の選択か。

中国は世界120カ国むけに林業行政管理研修を実施中

“发展中国家林业管理研修班”项目

我国从 2005年开始，针对发展中国林业管理干部提供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培训。 面向全球120个受援国招生。包括亚洲34国，非洲46国，拉美地区11国，加勒比地区10国，南太地区8国和欧洲地区11国。 目前，该培训学员覆盖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赤道几内亚，利比里亚等18个发展中国家。 今年5月份将开展第三期培训。
中国林科院科信所
2007-04-27


林业管理官员研修班闭幕典礼举行
更新时间：2007-6-12
 今天下午，商务部林业管理研修班闭幕典礼在我校举行，来自40个国家的66名林业官员经过20天的学习后，顺利结业，并被授予结业证书。我校校长尹伟伦到会并致辞。出席结业典礼的还有我校副校长陈天全、校长助理张卫民、国际合作处处长张志强、我院副院长张元及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和我校学生代表。 尹伟伦首先代表北京林业大学向各位学员顺利完成研修班的学业表示祝贺。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本次研修班办成了一个中国和与会各兄弟国家交流经验，进友谊，促进交流，推动合作的研修班，取得了预期成果。他相信，通过这次研修班，一定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和各兄弟国家在林业与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学员代表对中国政府提供这次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他们说，通过本次研修班大家有机会学习到了中国的林业发展，林业管理的许多有益的知识，也同其他国家的林业官员交流了各自国家的林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挑战。他们希望这次研讨班是各自国家的林业管理方面实现持续发展的共同合作的开端。 本次研修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研修班课程，学习时间为5月23日至6月12日，学员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几内亚、利比亚、中非共和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40个国家的林业管理人员。

中国（商務部）の実施するODAは日本に酷似！

中共商務部が実施しているODAは日本政府がジャイカ（国際協力機構）を通じてやっている事業と瓜二つ！但し、軍事援助等は極秘なので表に出ない。研修受入人数は日本に匹敵する（以前の記事）。

援外培训项目的基本类型

　　（一）官员研修班。主要是指邀请受援国政府部门的司处级官员（也有部分部级官员和处级以下官员。2002年以来，商务部已举办了13期部级官员研讨项目）参加的短期研修项目，中方负担来华官员的国际旅费、在华期间的培训费、食宿费、交通费和零用费。考虑到受训官员国内工作的需要，来华研修时间一般为10~20天。研修形式包括讲座、研讨、参观考察等。

　　（二）技术培训班。主要是指邀请受援国各类专业技术和科研人员参加的中期培训项目，中方负担来华参训学员的国际旅费、在华期间的培训费、食宿费、交通费和零用费。培训时间一般为1~3个月，以教授有关领域实用技术为主，使来华参训人员了解和掌握某项专业技能和新知识，培训形式包括课堂讲课、现场实习等。

　　（三）留学生项目。即接纳受援国留学人员来华攻读学位或进修，时间一般为1~3年，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中方负责留学生的往返国际旅费、在华期间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以及医疗和保险等费用。自2002年至今，商务部已接纳来自蒙古国、南非、格林纳达、缅甸等国家的近百名留学人员。

　　（四）“走出去”培训项目。是指根据两国政府换文和受援国要求，中方派遣专家到受援国举办的中短期培训项目。中方负担专家的所有派出费用，有时还负责培训场地租赁和参训学员的食宿费等。自2004年以来，已向泰国、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国家派出专家举办培训项目。
 　　2007年，计划向尼日利亚、马里、贝宁、突尼斯等国派出相关领域专家举办类似培训项目。

　　（五）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是指派遣青年志愿人员向某一受援国提供技术指导或服务，中方负责青年志愿者的基本生活费、出国培训费、人身保险费、往返国际旅费、在受援国的部分交通费等。自2004年该项目启动以来，我国已向埃塞俄比亚、老挝、缅甸、泰国、津巴布韦、塞舌尔等6国派遣了8批140名援外青年志愿者。

　　（六）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是指与某一受援国进行短期人员互访交流。费用由我方与受援国签订的换文协议中加以规定，并在我方援外项下承担。2004～2005年之间中国与巴基斯坦成功各派100名青年互访对方的三大城市。

2007-5-24 9:32:00

二つの「悪胎」

葛紅兵は中共の独裁正当化のための反日教育の下で育ち、対日憎悪でがんじがらめにされた若者を「悪胎」と形容したが、ワシントンポストに従軍慰安婦の史実を否定する意見広告を出した連中は、日本の戦争犯罪の証拠を隠滅した卑劣な皇国軍政当局者の「悪胎」であろう。

葛紅兵：中国は憎悪を煽る反日宣伝を中止すべきだ

中国は憎悪を煽る反日宣伝を停止すべきだ

葛紅兵

　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日本で中国各地の「抗日戦争記念館」の「反日」写真を撤去するよう求める超党派の議員連盟が発足したというが、私はその本当の目的は知らない。
　もしも、日本の中国侵略の事実を隠蔽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あれば、我々は当然反撃すべきである。もしも、中日両国の友好の未来のためであれば、私は彼らの主張も全く理由がないとは思えない。
　中国各地の第二次大戦記念宣伝は、各種の視聴覚技術・写真技術を使用して、写実的に各種の日本人の残虐行為を再現している。殺戮、強姦などなど、この種の刺激的な宣伝は、いずれも「憎しみを宣伝する」ことを基本目的としていることが見て取れる。このような憎しみ宣伝型の記念は、見学者、とりわけ青少年見学者にはいかなる肯定的な意義ももたない。むしろ、否定的な意義が非常に大きい。これは、彼らの心の中を憎しみで満たす。彼らが受けている教育は「戦争は人類の災難、全人類の悲劇、戦争は避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はない。全く正反対に、彼らが受けるのは「我々は強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戦争で自分を守れるほど。我々は強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敵が侵略できないほど。我々は強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将来の戦争で敵を皆殺しにできるほど。」ということだ。
　このような宣伝は、彼らに本当に戦争の残酷さと反人類的本質を理解させ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むしろ、彼らに「正義」と「復讐」の戦争を渇望させる。彼らは好戦的になり、残虐になる。なぜなら、彼らはすでに繰り返し、詳細に敵がいかに残酷かを見ているのだから。敵よりもより残酷であって始めて、肉体的に彼らを消滅させられ、「我々」は始めて勝利できると信じる。
　憎しみ宣伝型の第二次大戦記念は、中国の第二次大戦記念をすっかり変質させた。それは直接の反日宣伝、対日憎悪宣伝となった。それは我々に日本人民も戦争の犠牲者であり、戦争で傷ついたのは人類全体であることを見えなくさせた。それはまた、我々に今日の日本がすでに民主国家であることを見えなくさせた。民主国家の根本観念は、戦争を通じてではなく、市場を通じて生存空間を確保すること、武力で相手を消滅させてではなく、話し合いを通じて権益を得ることである。
　いかなる第二次大戦の記念も宣伝も、みな愛と平和を世に広め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べきである。憎しみ宣伝型の記念は反人類的である。このような記念の悪い結果はすでに現在の若者の中に現れている。彼らの狭隘で好戦的な心や憎しみを光栄とする心情こそこうした宣伝が撒き散らした悪い結果である。彼らは半世紀にわたる対日憎悪宣伝によって生まれた子供である。
　現在、各地の第二次大戦記念で大量の血なまぐさい写真が展示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人間性」教育に不利であり、とりわけ小中学生が正確な人類観・戦争観を樹立するのに不利である。子供たちに直接このような血なまぐさい写真を見せることは彼らの心を傷つける。私は世界中の多くの国で無数の第二次大戦記念館を見学してきた。それらの国はみな第二次大戦で深く傷つき、その傷の深さは我々より軽くはない。しかし、それらの記念館では、ほとんど血なまぐさい写真を見ない。子供はまだ小さいのだから、第二次大戦記念館では、人類は終局的には善であり、人類は美しく、明日は平和が待っており、我々は平和を大切にし、平和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知らせるべきだ。私は「イギリス人はどのように第二次大戦を記念しているか」という文章を書いたが、我々はイギリス人に学ぶべきだ。
　第二次大戦が終わってすでに50年を経過した。我々は東南アジア諸国に、シンガポール、タイなどの第二次大戦記念の経験を学ぶべきだ。それらの国では対日憎悪感情はなく、むしろ彼らと日本はとてもうまくいっている。我々はフランスやイギリスの経験にも学ぶべきだ。彼らは対独憎悪感情はなく、彼らとドイツの協力はとてもうまくいっている。50年が過ぎたのだから、我々は毎日「我々が遅れたのは日本の侵略のせいだ。我々の傷はまだいえていない。」と言い続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憎しみは毒薬だ。それは人の心を蝕む毒薬であり、国の心を蝕む毒薬でもある。第一次大戦敗戦後のドイツは、まさに憎しみに毒され、その結果第二次大戦が起こった。この教訓は我々も知っているはずだ。戦争を引き起こした国への懲罰と道徳的蔑視、非難には限度がなければならず、限度を超えたら結果は逆になるだろう。罪人のやり方で罪人に対してはならない。繰り返し罪人に謝罪を求め、侮辱的なやり方（土下座を要求する）で罪人を「教育」することはいずれも不適切である。このやり方では、我々は罪人と同じ誤りを犯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らないのだろうか。
　寛容は傷と人間性を治癒する良薬である。国に対しても個人に対しても。
　第二次大戦記念は平和と愛を広めることを目標とすべきであり、憎しみの宣伝を目標とすべきではない。第二次大戦の記念は戦争反対と人類がこうむった戦争被害に対する哀悼を目標とすべきであり、一つの国の視点から別の国への憎しみを過度に宣伝し、敵視感情を醸成することを目標とすべきではない。

原文：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
e/896f15ba40d339e0f434c7ec3e9b68d6

王丹：其の言を聴くは其の行いを観るに如かず

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王 丹

    两会刚过， 祇是因为温家宝谈到了民主， 海外定期发作的期待中共开始推行民主之梦又开始占据媒体主流了。然而，3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著名异议作家力虹（张建红）先生6年徒刑，这一判决不仅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也超出了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对力虹的指控，显然属于“从重从快”的政治判决，完全蔑视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对力虹的重判，是继师涛、张林、郑贻春等人案件之后的又一次非法政治判决，在一审判决之后，吸收力虹先生作为会员的独立中文笔会发出了《关于会员张建红被判重刑的抗议声明》，除指出这一判决的非法和颟顸之外，声明还呼吁司法当局迅速纠正祇得一判决结果，无条件释放力虹，并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对异议作家和公民进行政治和司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张林、杨天水、严正学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这样的呼吁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以言定罪”的现象，中国的言论环境仍然险恶。

    那些对所谓的开明专制有所期待的真的应当丢掉幻想了。要知道，开明专制的核心还是专制二字，所谓开明，祇是对专制的一种修饰。而这种修饰性的东西，它的特点，就是今天想做就做，明天不想做就不做。那并不是有制度作为保障的真正的开明。力虹的案件审判是铁的事实，而温家宝的开明言论毕竟祇是言论，请问，我们到底是要相信事实还是要相信嘴上说说的东西呢？◆

葛紅兵：中国は憎悪を振りまくような反日宣伝を停止すべきだ

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

2007-06-12　16:23:03


据说，日本成立了一个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的超党派议员联盟，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
如果是想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反击，如果是出于中日两国友好未来，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未必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各地的二战纪念宣传，利用各种声光技术、照片技术，写实地再现各种日本人的兽性行为：杀戮、奸淫等等，这种强刺激的宣传，看得出来，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这种宣仇式纪念，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参观者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相反，负面意义倒是很大。这会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仇恨，他们得到的教育不会是：“战争是人类灾难，全人类的悲剧，要避免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得到的教育是：我们要强大，要强大到通过战争保护自己，我们要强大，强大到敌人不敢来侵害我们，我们要强大，强大到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够杀尽敌人。
这种宣传不会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反人类性质，相反，会让他们渴望一场“正义”的“复仇”的战争——他们变得好战，而且残暴，因为他们已经反复地仔细地看了敌人是如何地残暴，他们相信——只有比敌人更残暴，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们”才会胜利。
宣仇式二战纪念，让中国的二战纪念完全变了味：它变成了直接的反日宣传，仇日宣传。它让我们看不到：日本人民也是二战的牺牲品，在战争中受伤的是整个人类。它让我们也看不到今天的日本已经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根本观念是：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获得生存空间，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武力消灭对手来获得权益。
任何二战纪念和宣传都应以宣扬爱、和平为目的，而宣仇式的纪念是反人类的：这种纪念的恶果如今正在当下的年轻人中显露，他们狭隘好斗的心胸，视仇恨为荣耀的心态，就是这种宣传种下的恶果。他们是半个世纪以来仇日宣传种下的恶胎。
目前各地二战纪念展出的大量血腥图片，不利于“人性”教育，尤其不利于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类观、战争观，让他们直接看那些血腥图片容易伤害他们的心灵、心智。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参观过无数的二战纪念馆，那些国家都是深重地受到二战伤害的，他们受伤的程度不比我们轻，但是，在他们的纪念馆中，很少看到这种鲜血淋漓的照片。孩子还年少，应该让他们在对二战的纪念中知道：人类最终是善的，人类是美好的，明天是和平的，我们要珍惜和平，保卫和平。我写过《英国人怎样纪念二战》的文章，我们应该向英国人学习。
二战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应该学习南亚各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纪念二战的经验，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仇日的情绪，相反他们和日本相处很好。我们也应该学习法国和英国的经验，他们没有仇的情绪，他们和国合作得很好。5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天天说：我们落后是因为日本侵略造成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修补好创伤。
仇恨是毒药，是毒害人的心智的毒药，也是毒害一个国家的心智的毒药。
一战失败之后的国，正是被仇恨毒害，才再次发动了二战。而从这个教训我们也应该知道：对一个发动过战争的国家的惩罚以及道蔑视、指责应该有限度，越过限度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不应该用罪人的方式来对待罪人：反复地要求一个罪人道歉，用羞辱他们的方式（要求他们下跪）“教育”罪人，都是不正确的，岂不知，在这之中，我们是犯了和罪人同样的过犯。
宽容是医治创伤和人性的良药：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
纪念二战应以宣扬和平和爱为目标，而不应以宣仇为目标；纪念二战应以对战争的反对、对人类遭受战争伤害的悲悼为目标，而不应过分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宣扬对另一个国家的仇恨、培养敌视心态为目标。

このブログの記事は筆者により6月19日に削除さ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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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紅兵：中日の憎しみ、カギは中国人の不寛容にある

葛红兵教授：中日仇恨 关键在中国人不宽容
(博讯2007年06月23日发表)
来源：国之声

自从在博客上发表了“中国：你该如何纪念二战？”一文之后，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焦点。文章发表之后短短几天，葛红兵就收到了700多封诅咒他的来信。曾经称自己是“一名有自闭倾向、难以跟世界交流”的葛红兵教授在接受国之声中文网的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心声，阐述了自己对中日关系前景的看法。 中日仇恨，中方也有责任 葛红兵博客上原文的题目是“中国：你该如何纪念二战？”但是各网站转载之后，文章的题目被改成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意在宣扬复仇”；该文章之所以在网上被“批斗”，是因为有人引用葛红兵的话说“二战中，日本人酿下的恶果，不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中国也有责任。”但是国之声记者并没有在葛红兵的博客中看到这句话，是葛红兵迫于压力修改了原文，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国之声记者向葛红兵求证。 对此，葛红兵教授称：“这完全是记者的误传。我的文章中并没有像网上传闻的那样写。另外，我博客中的文章经过其他几个网站的摘编，去掉了一些血肉，给读者造成了误解。”葛红兵认为自己的原话应该这样去理解：二战造成了中日两国互相仇恨，但如今中日两国依旧相互“仇恨”的原因，不仅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也有中国的责任在里边。 对此，葛红兵教授解释说：“中国传统的东亚观念，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附属国，〔因此〕它过去对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远远比八国联军所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更值得可恨。这是中国人的中央大国心态在里边起作用。还有一个是我们反思二战的方式在起作用。我们反思二战主要是站在民族矛盾的角度去反思，然后是反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角度，以及日本的民主意识形态、自由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矛盾的角度，还有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抗日主体等角度去反思。这种反思方式必然会带来仇恨思维，造成的后果就是宣扬仇恨，抗日反日。我们纪念二战的方式，还停留在二战时期的思维中，这也导致了中日之间的仇恨。这种仇恨的结果，不仅仅是日本的责任，在整体上来看，也有我们的责任在内。” 在葛红兵看来，中日之间的仇恨，最终是需要中国人的宽容来解决。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侵略罪行，任何形势的自我反悔、祈求原谅，任何形势物质上的补偿，都不可以对等抵偿的。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冲突之中也能看到，互相之间要补偿、抵偿、要血债血还，是永远还不干净的。 中国要学会谅解与宽容 很多人认为，二战之后，法英原谅了国，是因为国总理代表国下跪赎罪，但是葛红兵教授却不这样简单的认为：“国所有的罪孽，都是不可以用‘下跪’这种形势来得到抵偿的。真正使国得到原谅的原因，是受害者的宽容和谅解。中日之间关系的解决，最终在于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原谅，才能构成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而不在于日本。无论日方抱着怎样的态度，都不构成和解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是充分必要条件，这是我的一个本质看法。这样说并不是让我们忘记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过，而是说由于日方在过去的罪孽过于深重，而以致于自己都无法从中解脱，这才需要我们的谅解。” 葛红兵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里边，却少有这种宽容的思想。儒家传统理念中，尽管有“仁爱”的思想，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却“止于至亲”，但日本显然不在“至亲”的范畴中。“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教育也都是指向‘仇恨’的。比如说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为我们要论证执政的合法性，帝国主义的仇恨是以美日为代表的；然后又指向阶级仇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仇恨；接着是管理者和统治者和被管理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仇恨教育，这导致中国人不会原谅别人。如果中国人不学会原谅，不学会爱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和日本真正和解。葛红兵说：“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极端的意见：即使日本不悔罪，即使日本不补偿，我们也要原谅罪人。只有中国先原谅了日本，才能帮助日本认识到他们的过错。一个仇恨的民族，是得不到世界的认可的。中国给世界的感觉是有威胁的、好战的，比如说台海问题不放弃使用武力，都跟我们的仇恨品性有关系。” 必须改变弱国心态 葛红兵教授认为，中日之间的仇恨最主要是由于民间历史文化心态，其次是由于引导不当。中国的历史文化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总是说“小日本、倭寇”，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中国也有被俄罗斯侵略的历史，但是中国现在很少去谈，因为俄罗斯和我们种族不同。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日本的文化宗主国， 中国不能容忍一个像黄遵宪所说的‘同文同种’的国家带给我们的屈辱。” 目前对中日关系的引导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电视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日本的正面的反映。日本民族中也有反战的，不过这种形象在中国非常的之少。欧洲则不同，能看到很多很重要的电影来反映国人来帮助犹太人，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过。 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反映的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东西，但葛红兵认为：“并非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能拿来教育自己或教育我们的孩子。比如说那种肚子被剖开，婴儿被顶在枪上的镜头，并不适合做宣传。因为去参观我们纪念馆的，很多是少年儿童，心智并不是很成熟，这样的教育会为他们播下仇恨的种子。我们的纪念馆，宣传方式需要改变。” 那么，怎样的宣传方式才是葛红兵教授认为的正确宣传方式呢？葛红兵称：“针对宣扬仇恨的二战纪念，更应该宣传宽恕；针对宣扬抗日和反日，应该宣扬和解。抗日和反日都是二战时期的宣传，但是在战后反思这场战争的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应该帮助日本正视历史，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改变弱国心态。葛红兵认为，二战期间，中国是战胜国，没有必要反复要求一个战败国日本去如何如之何，我们应该以战胜国的心态来对待中日关系，尤其是今天，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都应该通过现实的手段去解决，不应该中日一有冲突，就立刻想到历史的原因，甚至于把如今的不进步，不开放，归结成是二战的结果。真正的二战纪念，应该是呼唤和平，赞美人性之爱的。 博客上的文章发表之后，葛红兵教授收到了700多封诅咒自己的来信，上海大学也接到了很多咒骂葛红兵的电话，网上还有人将葛红兵电话号码、家庭地址全部曝光，对其口诛笔伐，还有人呼吁上海大学处分葛红兵。葛红兵对此感到很沉痛：“我们的仇恨教育，已经是毒害了一代人。在他们内心深处，这种恨是主导的。我很害怕我们的子孙，也是一样的去仇恨日本。如果日本人以牙还牙也是恨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能有和解呢？就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一样，永远不会有和解。” 政府比民间更宽容 为何中日问题却越来越复杂化呢？葛红兵教授表示：“我认为，第一，这有宗教的背景在里边。无论是新教的背景、基督教的背景还是其它什么，宗教背景使得他们更容易理解什么是宽容；第二，要承认国（在检讨战争罪行方面）做得的确比日本好；第三，我们也要认识到，中日之间有着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别：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这实际上是中日之间旧仇变新恨的真正原因。在亚洲，我们很少说我们周边的哪些国家是好的，柬埔寨是Shit，越南、印度也是Shit，日本更是Shit，我们只有一个友好的国家，就是朝鲜，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学会自我反思。” 目前中国高层看待中日关系，反而比民间更宽容、更理性。反倒是民间的好战情绪，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是根深蒂固。葛红兵博客上上千条留言中，有300-400人称只有跟日本一战，才能洗刷前耻，甚至有人表示要“直捣黄龙，以血还血，占领东京”，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葛红兵说：“日本有罪，我们却分享着日本的逻辑，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我们要一起来反思这种思想，如果我们和当年日本人的思想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力，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日本去道歉呢？” 葛红兵教授最后表示，其实这种“仇日”情绪，也是有正面因素在其中的：“五四时期，中国对西方的仇恨情绪、反对情绪是非常浓烈的，这同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是一战时期的战胜国，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所以才产生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压迫、对我们的侵犯心态。如今中国对日本、对美国说不，其实也跟这种心态有关系，它跟80年代的崇洋媚外完全不一样，其现时的根基在于我们经济的大崛起。过去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和日美产生经济冲突，没有可能跟美日进行战略对话，因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政治力量，也没有经济力量，甚至到不了跟他们产生冲突的层面上。如今的‘仇日’情绪，事实上也有大国崛起的背景在里边，所以也有正面的一面，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引导好这种情绪。如果这种仇日的情绪蔓延下去，对日本不利，对我们纪念二战不利，更是对我们自己不利。” _(网文转载)

環球在線：六四追悼広告掲載者が中共当局に逮捕された

  刊登“六四”广告的人遭大陆警方拘捕
(博讯2007年06月23日发表)
    
     来源：环球在线
 
    维权人士刘飞跃，引述《成都晚报》的内部消息指，公安已经拘捕今年“六四”纪念日，于成都晚报分类广告栏，刊登向“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人。初步说被捕者姓冯，但身份及动机仍在了解之中。但当局已经将这次事件定性为，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互相勾结，而且有预谋的行动。消息同时说，成都警方对事件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许多人遭到询问。
    
    此外，《成都晚报》的分类广告代理，已经换为盛大广告公司，因这件事而停职的副总编辑李少军亦恢复上班。
    
    消息又指，由于广告公司职员误以为六四是一场矿难，并不清楚事件的敏感性，才让广告成功刊登。因此，现时当地传媒聘请新职员时，亦会要求应徵者对政治有一定敏感度。刘飞跃指消息来源可靠。他说：“我的朋友在成都晚报认识很多人，所以这些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应该是相当可靠的。”
    
    本台记者在周五整天，都未能够与这名消息人士联络，了解现时事态发展的进一步情况。
    
    而成都市公安局发言人，答覆本台查询时表示，案件已交予国保大队负责。而当值的国保大队人员，承认已经找到刊登广告的人，但问及进一步详情时，只表示会找负责的官员稍后回应本台记者提问。他说：“不如这样，我把你的查询找有关官员回应，不如你留下你的联络方法，我之后回覆你。”
    
    但在截稿前，成都市公安国保大队官员都未有再答覆本台记者提问。
    
    而《成都晚报》编务办公室，亦证实副总编辑李少军已经恢复上班，但拒绝接受访问。总编辑夏旗舰的电话，整天都没有人接。
    
    已接管《成都晚报》分类广告业务的盛大广告代理，当值职员指原工作人员已全部换上新人。但以不清楚详情为理由，拒绝回应进一步提问。他说：“我们是盛大广告代理这边，已经由钟声那边把分类广告接过来，不过我是新人，我同事也是新人，对情况不清楚。”
    
    《成都晚报》在今年六四纪念日，被人于分类广告栏中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广告，内容是向六四死难者的母亲致敬。引起海内外震动，有多名工作人员因这件事被免职。

李登輝前総統の靖国参拝に対する台湾国内の反応

你贊成李前總統訪日並到靖國神社參拜嗎？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剛結束在日本的訪問行程，行前，中國向日本政府表達不滿，希望日本遵守「中日聯合聲明」，不要給台獨分子提供活動舞台；至於李前總統到靖國神社祭拜亡兄，中國也再度向日本表示強烈不滿。 對於台灣李前總統到日本訪問並到靖國神社祭拜胞兄，你的看法是？

贊成；李登輝已是卸任總統，應該跟平民一樣可以自由出訪，他到靖國神社祭拜亡兄，乃人之常情。

94
31%

反對；李登輝訪日代表台獨份子勢力的擴張，而參拜靖國神社恐將影響中、日、台三方關係。

213
69%

http://www.rti.org.tw/Vote/
VoteResult.aspx?issueid=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