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によって、正規の法的手続きを経ないで、不法に拉致・監禁されていたエイズ問題活動家が41日ぶりに解放された。彼、胡佳は北京市公安当局を告訴するという（3月12日関連記事あり）。
为高智晟律师统筹绝食接力活动的中国民间艾滋病救助人士胡佳，被官方关押四十一天后于星期二释放，星期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胡佳谈到他被绑架和秘密关押的经过，他受到的待遇，并表示他将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北京市公安部门。请听本台记者林迪的报道.获得了锐步的人权奖的关注爱滋病活动人士李丹星期三接受了本台专访，谈到在中国输血感染艾滋仍是一大危机， 而官方及一些艾滋病团体在公布疫情方面仍存在大量作假的情况。他表示会将该人权奖授予的5万美金用于艾滋病患者的活动资金及调查研究揭露爱滋幕。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3/29/hujia1/
摧残学术、文化和创造力的体制，此时不变，更待何时？
1957年，毛泽东反复申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幸，他自己言行不一，把11％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毛泽东说，全国有高中以上的毕业生500万左右）打成右派，人为制造了在文革十年中达到高潮的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后果不堪回首!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时至21世纪，还有人要违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沿用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办法粗暴地对待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争议。
其实，人的认识千差万别，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不同观点，非常正常。除非法律作出规定（如国不准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让大家自由讨论，由读者作出判断，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拙作讨论一百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它既不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威胁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这是大毒草，在《〇℃》和其他报刊上各抒己见，辩驳论难，澄清是非，涤瑕荡秽，提高读者的辨别能力，有何不可？这是常识，也是各国《宪法》几乎都有的保障学术、言论自由的制度。不顾《宪法》明文，向常识挑战，何苦来啊？
这件事发生在中共中央负责人一再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而着急和大声疾呼的时候，特别显得突兀。
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要放手创新，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要加紧管制。这是忘记历史教训的非常危险的想法。有两件很值得认真思考的事实：
1．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究竟有哪一次学术、文化和思想批判收到了良好效果？
2．半个多世纪来，给国计民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的举措，无一不是人文社会科学观点的错误加上没有民主法治造成的。痛定思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弄得鸦雀无声是非常危险的。
在无法穷尽的社会和自然现象面前，任何人都应保持谦卑的态度，严格遵守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民主、自由制度。中国人吃一个脑袋代替全中国人思考的苦头已经够多了，换上“阅评组”若干个脑袋也不可能比“伟大导师”还要伟大。不是这些同志不聪明，而是这样的制度不适应学术文化的发展。
就在发表拙作的那一期《〇℃》上，一篇《忆沈从文：作家死了》的短文看后令人非常难受。“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沈从文（1902～1988）无疑是20世纪中国才华横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可是，1949年以后，他的创作终结了。稍为了解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孤立的现象。1949年以后，除极为个别的作家的个别作品（如老舍的《茶馆》），一大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1949年以后都写不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原因无他，就是精神受到不应有的压抑。
粗暴地对待知识阶层和知识产品既伤害国家形象，又损害国家长远发展，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文化学术科学技术是高度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环境，人们的创造力不可能充分释放。创巨痛深，务必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任务，而政治体制滞后，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改革的中心和成败的关键是能否落实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措施的指示。这也是把中国人被压制的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关键。围绕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中心，许多制度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关乎几代人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文化发展，其改革更加刻不容缓！
2006年2月9日星期四
[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ii]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来源：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3月号
所谓“严重违背历史事实”
任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探讨，当然只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决定》没有指出拙作究竟在哪些地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网上反对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骂令人为写作者的品格和学养如此低劣摇头的大字报外，也有几篇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们的责难，归纳起来有三个：（1）侵略者打到家里来了，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有理的。（2）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3）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坦率地说，这些责难后面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为此目的不顾历史事实。
关于义和团，文化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写了一段著名的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国人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所有的辩护词，似乎没有超过这个水平。中国的大门确实是被迫打开的。问题是进来的不仅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还有大批的商人和传教士。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在中国领海甚至内河有列强的军舰游弋，领土上有外国武装驻扎，当然是侵害主权的莫大的屈辱。可是，当你的国力不足驱逐他们的时候，应该卧薪尝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动袭击他们？又以传教士来说，他们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仗势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医药乃至外交和其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纪中国教育史、新闻史、法律史、翻译出版史和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发展的历史，那一领域没有得到西方在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笼统说反抗甚至打杀他们就是有理；肯定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严肃态度。
鸦片战争后，处于弱势的清政府操纵广州士绅，连续十多年进行反入城斗争，成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误国殃民的蠢行还是应该歌颂的正义行动？
又以义和团事件来说，其中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天主教徒的利益冲突。鸦片战争以后，此类矛盾连绵不断，清政府总结经验后已经懂得，督促神职人员约束教徒和官员及时依法秉公审理有关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决。在义和团事件中，是顽固派操纵无知农民杀害无辜，杀害外国人，为帝国主义入侵制造了藉口，给国家带来空前的灾难。1900年6月24日，慈禧甚至下诏，命各省督抚屠杀洋人。我国的教科书竟没有一字提及！谴责这些罪行，让后人牢记历史教训，与“为帝国主义侵略翻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怎么能混为一谈？
义和团和官员残杀的洋人是231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国家形象的损害更难以数计。因此，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开脱，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结论。
任何政府都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说得透一些，其实他们所谓反洋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藉口。1899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对这样的行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义和团的烧杀抢掠不能归罪于清政府。
1898值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义和团文献辑注及研究》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
再看看他们行动的具体日程吧。各国援兵抵达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联军向北京进军；6月17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在六月以前，各国除了兵保护使馆外，没有新的侵略战争行为。义和团的反文明罪行则已惨不忍睹。仅以5月为例，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371页）13日又在定兴县烧教民房屋十数家。5月26日起开始烧和拆毁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拔电杆，京郊琉璃河车站和涿州铁桥亦被烧毁，芦保铁路交通中断。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京津铁路亦遭破坏中断。后来更是愈演愈烈，罄竹难书。
义和团要消灭的不但是铁路，还有洋货、洋学堂及其学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如在北京，“凡卖洋货者均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至贻祸害。”“京中各坛团民借端生事，攪扰不堪。凡夙昔略有微嫌，即悮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甚至三五岁幼童亦不留一线之延，惨不忍闻”。（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3、22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类似罪行，遍及各地。这叫什么反抗侵略者的需要？
更令人担忧的是，歌颂只要自认为有理就可以杀人放火，究竟会给我们的少年儿童的心灵留下什么？
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
袁伟时
面对至今尚未止息的风波，察古观今，感慨良多。
在《〇℃》停刊整顿的处理决定中给拙作定下的罪状是：“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云云，由于对这些“纪律”及其法律根据毫无所知，无从讨论。形象如何受损、影响如何恶劣，众所周知，不必赘言。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侵害，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生存环境。
狼奶不能再饮
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写于2002年6月，登载在《东方文化》双月刊第六期，销路很好；放到网上，点击率和转发率高得惊人。时间过去整整三年，《〇℃》拿来重新发表，竟然触发雷暴！对我说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拙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企盼不要再给我们的青少年再饮“狼奶”。什么是“狼奶”？
1979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遇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句话可圈可点！在我看来，所谓狼奶就是19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观点。
前者妨碍中国吸收世界世界先进文化。
后者动辄把人们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的暴政和暴民专制提供根据。
错误思潮一经形成，习非成是，成为融入人们脑袋的思维习惯，要清除其影响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要使公民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些百年积垢非清除不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从娃娃开始，化除戾气，培植宽广的胸怀，既尊重自己，又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尊重别人，尊重其他民族，为构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社会奠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不符合这个要求。为了揭示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笔者写下这篇文章。
去年，胡锦涛主席把民主、法治列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措施，空谷足音，令人高兴。
不过，在强大的传统面前，要落实这些思想实非易事。拙作的遭遇就是一个实例。
所谓“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
拙作主要讨论了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在指责侵略者罪行的同时，也总结了清政府操纵民众所做的错事乃至罪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不论说得对还是不对，平心静气好好讨论，大家得益。不料飞来的是几顶政治帽子！
关于前者，笔者开宗明义就指出：“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i]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
关于后者，我的结论是：“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国公使克林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ii]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白纸字，哪里有“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的影子？
这篇拙作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而是在谴责列强侵略的前提下，讨论更高层次的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侵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我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反复研究19世纪中国惨痛历史教训后作出的结论。
19世纪的大清帝国已经腐朽不堪。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改革也已刻不容缓。鸦片战争后魏源便一再鼓吹“以内修为外攘”，即通过内部改革达到驱除侵略者的目的，并在《海国图志》中相应地提出了一个改革纲领。此后，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学习西方、改革自己，谋求自强，是对抗列强的唯一正确道路。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郑观应等人苦口婆心反覆论证的正是这条道路。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开明官僚也支持这种主张。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这部巨著中反复鼓吹政治上“设议院”；经济上依靠私商进行“商战”；教育领域必须兴西学，改革考试制度；文化上要支持报馆，痛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如此等等，中心思想就是从制度改革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于众所周知的康梁的维新变法，更是推动思想变革与制度变革的运动。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倭仁、刚毅等顽固派和只会空谈的清议派。对待制度改革的态度是真爱国还是空谈误国的分水岭，是真正维护国家独立还是为列强摧残中国提供藉口的试金石。
但是，在多方掣肘下有识之士的主张无法实现。抗拒改革的力量特别是不愿进行制度改革的势力成了19世纪大清帝国的支配力量。代价是悲惨的：一亿多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绝大部分死于中国人自己的刀下和饿死；赔给外来侵略者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其中最大宗的赔款是由义和团事件造成的。孟子说：“反求诸己”；毛泽东一再宣扬内因是决定性因素。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历史研究者从内部寻找原因，铭记历史教训，有何不可？而这样思考有罪，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的阴魂在作祟。
中国の援助は、剥き出しの国益＝党益を追求する戦略援助中心である。したがって、3月16日の記事に載せたように、中国共産党は対外援助の実態も機密扱いにしている。しかし、商業部を窓口に行っている援助に関しては、少なくともその一部をネット上に公開しはじめた。多分戦略性の低いものについて、スムーズな運営のために在外公館担当職員などが適時に情報を取得する便宜を図ったものであろう。
それによると、中国の途上国向け技術援助は中国での研修提供を中心に広範な地域に対して、広範な内容でおこなわれている。日本政府が中国向けに提供しているような内容も含まれている。
以下に一部引用する。
中国では年間8000人ほどが死刑を執行される死刑超大国だが、中共はその死体からも金を稼いでいる。
例えば、上海の人民解放軍経営の長征医院は外国人向けの肝臓、腎臓移植宣伝に力を入れている。先日の朝日新聞で報道された記事がイギリスや韓国の新聞に転載されたことから、中国人の死体を買う金満日本人という批判がネット上で広がったが、その後、韓国人やマレーシア人が中国での移植の結果死んだことが話題になり、死体販売国中国の真相が前面に出てきた。しかし、中共衛生部は死刑囚の臓器販売の非人道性の問題ではなく、外国人にだけ優先的に移植しているという誤ったイメージが広がったことが問題だととらえている。この分だと、今後国内向けにも一層臓器販売宣伝を強化するだろう。そして、需要に合わせて死刑囚が増えることになる。
中国从死刑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供医学研究和移植的消息从80年代以来已经被国际媒体多次报导。但是，由于中国对每年处死大约八千人左右的情况保密，因此，这些犯人在什么情况下被处死、处死之后器官被摘取的情况只是散见于外国媒体的报导，中国官方并没有提供过具体的数字。
農業税はすでに廃止されたが、以下の文章は廃止直前の時期に、すでにさまざまな新手の農民収奪を始めている中共末端組織の様子である。
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明显减轻，过去那种直接项加码、硬性摊派的事情少了，但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个别地方甚至转移加重农民负担，值得高度警。
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种多少地，该交多少税款，纳税通知书上写得一清二楚，一些部门没有办法糊弄，便变换手法摊派任务。在河南省台前县清水河乡，不管村里有多少机动车，也不管你的车是耕地种庄稼还是跑运输，乡政府都要代收车船税。有的村干部为了省事，干脆按人头平摊。据记者调查，现在农村常见的收费有二三十项，大都有行业法规支撑。用农民的话说：“在自家院里砌个猪圈都有人来收费”，有的还要交巨额保证金。有些上级政府早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在农村仍然照收不误。如建房，在湖北省罗田县河铺镇，农民除了要交管理费、工本费、登记费等早已取消的费用，还要交什么“空间占用税”。谁不按时交纳，有关部门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乱收费的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如果说税费改革前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那么，税费改革之后教育费用就落在了政府身上。然而，有些地方利用目前改革的转轨期，想方设法在孩子身上打主意。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石桥中学秋季开学时，一名初中生的报名费竟要５０５元，包括杂费、课本费、计算机上机费、体检费、防疫费、住宿费、自行车停放费、统筹费、搭伙费９项，远远超过上级规定的标准。国家计委的一项调查表明，自前年各地成立价格举报中心以来，教育乱收费一直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一些学校为了应付检查，开学时收的学杂费并不多，但学期中间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几乎每星期都要交钱。在个别地方，每学期老师都要求上课用的桌椅“统一规格”，有的孩子小学没毕业，桌椅就买了好几套。为了让孩子多上几年学，不少家长靠借贷交费。借不到钱的家庭只好让孩子辍学。
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把经济行为变成行政行为，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中部地区某县实行税费改革以后，不敢再让农民集资修路，就在拆迁补偿上打主意。不论农民房屋好坏、价值多少，一律按每间３00元补偿。一位被迫拆掉三间平房的农民偷偷告诉记者，他盖房时花了将近一万块钱，补偿给他的1000块钱不要说盖新房，连划宅基地都不够。实行税费改革后，他家每年减负200多元，而这次扒房的损失，至少得40年才能补齐。有的地方打着“富民”的旗号，强迫农民购买种子包衣剂、秸秆速腐剂，推销麦种豆种玉米种子，统一购买退耕的树苗。有的地方不按规定使用农民义务工，花钱雇人或用机械栽树、挖河、修路，然后向农民收取“两工”集资，还美其名曰“提高劳动效率”。
记者调查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农民负担反弹新动向，主要原因是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一些地方的改革方案捆住了当地政府收钱的手，却没有管住职能部门吃饭的嘴，责权不清、机构臃肿的老问题还在作祟。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负担数额的减，而是农村各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要真正实现“三个确保”，除扎扎实实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从各方面堵住漏洞，还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责权，尽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基层组织运行成本，以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预期目标的顺利实现。
http://www.sdsp.org.cn/nmzs/200312285857.htm
日本政府は、円借款の2008年終了を決めたようだが、無償援助については継続の予定である。
今の中国は共産党の一党独裁のもとでも、経済は著しく発展し続け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国に援助は必要なのだろうか？
経済統計上は豊かになり、上海や北京だけでなく、省都を始めとする大都市はいずれも高層ビルが林立し、きらびやかに飾り立てられている。
しかし、町の様子はどうか、同じ「市」でも、その中心地がきらびやかになっているだけで、「市」の範囲内でも「県」まで行けばそのほとんどがほこりだらけで薄汚れた町である。県役場のある町はまだ良い方で、それが「郷」まで行くとさらに貧しくなる。
また、法律で定められた9年制義務教育でもひどい格差がある。同じ「市」内でも市立の学校には豊かな資金が提供されるが、その下の「区」立となると、その何分の一の資金しか分配されない。市内に住んでいても、出稼ぎ労働者の子供には公立学校への就学が保障されず、多額の「学費」を要求される。「郷」まで行ったら、教師の給与がろくに払えないだけでなく、都会では全額公費の学校の維持管理に特別税が徴収される。
つまり、人権と平等の保障されない独裁政権の中国では、日本など議会制民主主義の国における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格差が作り出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ちなみに、日本では出身地にかかわりなく、外国人であっても義務教育段階では無償の公教育が受けられる。）
このような政府に対していくら援助をしてもそれを必要としている人のもとにはほとんど届かない。まして、政府が生み出す格差をすべて埋められるほど、日本を始めとする外国政府の援助は多くない。また、たとえ多量の援助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その分政府はその分野の公共予算を削減し、ハイテクや軍事技術開発に回すだけだろう。
では、援助は不要か？否。中共当局の弾圧と情報封鎖によって孤立しがちな民衆の運動には、外に開かれた窓口が必要だ。つまり、中国の人権状況と貧困を改善するには、外国からの援助が欠かせない。それは対政府援助ではなく、農民・出稼ぎ労働者・失業者・エイズ患者などの権利擁護に取り組む人権NGOへの援助だ。そのような援助は独裁政権下中国の格差拡大と軍事大国化が生み出す地域不安定要因を取り除くことにも役立つだろう。
実際に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は行われている。たとえば：
http://weiquan-aid.org/?page_id=16
“维权网”下设“维权资助小型项目” 介绍 About CRD Small Grants Project
项目宗旨： 推动公民民间（非政府）维权、协助公民监督政府执行《世界人权宣言》和政府批准加入的其他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于人权保护的总纲条列。
操作规则：公正、合理、守法、透明；财务清楚；不接受任何非独立性的、附加政治条件的资源。
接受资助者的责任：
1．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经费去从事所申请项目以外的活动。
2． 尽量保留开支收据，尤其是数目较大的开支。
3． 申请人个人在使用经费期间不得向本基金会申请其他项目；如果用同一项目向其他基金会申请经费或已经得到其他基金会资助，须告知本基金会。
4． 在项目完成时须就项目成就和财务账目各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维权资助小型项目”基金来源于私人捐赠和独立基金会等多元渠道。
该基金会由以下人士管理： 夏浓，夏云，晓康，裴瑞林
行政助理： 张趣
顾问委员会委员：若干。
联系：
电邮信箱 admin@monicafund.org
「発展する上海」の実態は中共の暗黒統治。市政府と警察は居直りを決め込んでいる。RFAより転載。
上海发生访民被官方人员暴打后病发死亡的事件，家属要求有关部门找出凶手。 星期三数千访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外声援。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访民杜荣林上月22 号被当局拘禁及虐打，被迫签下保证书两会期间不去仍和地方上访。三天后被放回家， 但一病不起。这个星期天19 号被送进医院，查出是脑出血，于当天抢救无效死亡。
本台星期三采访了了杜荣林的妻子许金凤：“突然觉得不舒服，就不行了。叫救命都叫不出了。抢救的时候就是胃里面吐血，抽筋，深度昏迷。医生说是脑出血死有可能是外压引起。我觉得是非正常的，是被他们暴力行为造成的， 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现在没有了。他是在上海市信访办门口被带走的，回来他告诉我，他们把他的头塞在车座下面，一直到拘禁他的地方。打他的胃和身上最软的部位，打头，从后脑往下压。人多七手八脚的打，在精神和暴力造成的压力下，他实在是没办法才签那份承诺书的，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就这么给他们搞垮了。我要他们把凶手交出来！”
星期三，许金凤带着女儿捧着杜荣林的遗照，想到市政府信访讨个说法，但在门口就被警察强行抬走。许金凤说：“他们不睬我， 所以我今天去找他们了。还没到，便衣就把我先生的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着撕破了。他们把握拖拉拽，把握的衣服死得一塌糊涂，还打，捏我的手，腿上也有青，我女儿腿上的血还在流。” ? 记者当天致电市政府信访办：“他拿着遗像来上访是正常的程序么？信访我们都应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应对这些事，任何过激行为可干扰别的上访人，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很多访民星期三带上色白色的花到市政府门外表示声援，警方也出动了几十辆警车，几百个警察。在场的访民张翠屏说：“我们都带着色的花还有蓝丝带。有这么多老百姓，今天真是有上万人。警察也有很多，警车都有上百部。后来上访的人也叫冤枉一起叫。有两个出来（为家属）讲公道话的被拉上警车带走了。 后来就开始我们，马路不给站，叫回家。 老百姓不肯走，叫冤枉。后来警察把我们手上色的花都抢去。后来人就渐渐散去了。” ?
从星期一起，已有很多访民前去杜荣林家问候，十元八块的捐给家属。访民徐金妹说：“我三天前去看了。今天轮到你明天可能轮到我们，这样的道理去看看，同时也表达愤怒。”
妻子表示，除非抓到打他的凶手，否则是不会办后事的：“ 官方现在没给个交待，他叫我考虑一下后事。 怎么考虑，凶手都没交出来他怎能瞑目呢？我们本来家破还能撑 ，现在人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先给我说法，我想你们也帮我申申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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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ミィと唄え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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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片手に生きてきたーー 八重山おばあの歌と旅の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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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産党は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SARS)や、吉林市での石油化学工場爆発事件、家畜伝染病などの外国にも影響の大きい問題について、機密扱いにした結果、被害を大きくしている。では、共産党にとって、何が「機密」なのか？統計分野での機密対象を定めた文書規定を紹介する。
この規定によると、災害、伝染病、騒乱、社会問題などしっかりと機密対象とされている。また国防関係は予算も含めて機密なので、発表されている国防予算の数字は機密以外のものだけ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さらに、ウラニウムや貴金属類の推定埋蔵量・生産量も機密である。経済分野では、貨幣発行量や政府の債務状況も機密となっているので、発表されている数字はやはり一部にすぎない。中国政府の対外援助については、その総額だけでなく国別援助額も機密とされている。
この規定は1989年の民主化運動弾圧を受けて、体制の締め付けを強化するために1990年に制定されている。以下は「国家統計局、国家機密局 統計業務における国家機密とその機密等級分けの具体的範囲に関する規定」。
国家统计局、国家保密局
关于统计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第一条 统计工作中国家秘密的范围包括：
（一）军事工业的生产、建设、科研、资金以及军用物资的运输、消费、储备、战备通信和边、海防通讯设施等国防实力方面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一旦泄露，对我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
（二）对外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往来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一旦泄露，对我同外界联系造成被动或对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损害的；
（三）统计部门向党中央、国务院等领导部门报告的重大经济社会情报和提出的重要建议，以及全国性商品物资库存储备、价格变动、财政金融等经济方面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一旦泄露，会引起生产、市场和金融波动不利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
（四）灾情、瘟疫、社会消极面等社会方面的数据和统计资料，一旦泄露，会引起人心和社会动荡，不利于社会安定的；
（五）通讯加密机、密码、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措施。
第二条 统计工作中国家秘密的密级具体范围如下：
（一）绝密级事项
１、国防军工方面的生产、建设、科研、资金的统计数据；
２、国家重要战备物资的生产、消费、库存和进出口的统计数据；
３、国防军工方面重要物资的运输量、吞吐量和装卸量；
４、出口和援外的军工产品的品种、数量和去向的统计数据；
５、通过特殊渠道进口的禁运物资、军需装备的品种、数量；
６、国家储备资金数量和重要战略物资储备的数量与分布；
７、固定通信加密机、密码。
（二）机密级事项
１、铀、铍、金、银、稀土和涉及军工生产的稀有金属的全国矿产储量和产量、库存的统计数据；
２、统计部门向党中央、 国务院等各级党政领导部门报送的重大经济社会情报和重要建议；
３、财政信贷中有关国防方面统计资料和未公布的财政赤字；
４、全国及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出口商品成本数据及库存情况；
５、未经批准公布的全国及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大宗出口产品的工业生产成本，全国货币发行量，国家债务和国家外汇结存；
６、特种运输和黄金出口的数量，金额及去向；
７、战备工程、战备通信和边、海防通信设施统计资料， 战备通信广播电台的数量和发射功率；
８、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措施。
（三）秘密级事项
１、正式发表前的全国月度、 季度和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数据；
２、铀、铍、金、银、稀土元素大型矿区的矿产储量和产量；铂及铂族元素、石油矿产的全国和大型矿区的矿产储量；
３、容易引发国内市场波动的商品物资供求、库存和价格变动统计资料；
４、容易引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大宗出口商品、物资的品种、 数量和价格变动统计资料；
５、公开后容易引起人心不稳和社会动荡的重大灾情、瘟疫、事故、 社会消极面统计资料；
６、国家对外援助的总额及分类、分国别援助金额。
第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日起施行。
円借款の2008年終結はほぼ決まりだが、無償資金協力はいつまで続けるのか？
12日下午，78岁的绪方贞子女士抵达北京，开始她2003年就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以来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她此行将要会晤的中方官员还在调整中，但目的非常明确：看一看日本对华技术合作的项目，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副所长藤谷浩至告诉本报记者，绪方贞子理事长3月13日起访问中国四川、贵州、陕西等地，然后回到北京会晤中国政府官员，和“对口单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会晤已经确定。由于正值两会，绪方贞子要会晤的中国官员的名单目前还在调整中。绪方贞子曾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联合国高层委员会委员。
值得关注的是，绪方贞子访华之际，恰逢日本国内改革政府开发援助（ODA）之时。1月，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决定新设一个暂定名为“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会议”的机构，来制定政府开发援助（ODA）的综合战略和基本方针。该会议将以日本首相为首，成员仅包括日本外相等数人，使之成为实质性的战略研讨机构，以达到更为战略性、效率性地实施ODA的目的。
2004年起，取消对华援助就成为日本政界的话题，并提上议事日程。用日本首相小泉的话说：“对华援助到该毕业的时候了。”虽然取消对华援助提上日程，但具体时间并未确定。日本官员曾表示，从韩国的例子来看，韩国在开过奥运会、世博会以后，日本就没有再对韩国实施ODA。奥运会及世博会是一个国家的国力进入世界水平的标志。2008年北京召开奥运会、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以后，中国就该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对象国中“毕业”了。
藤谷副所长解释说，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不是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许多新项目也在陆续开始，在人员交流、志愿服务等方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藤谷强调说：“取消日元贷款一事中日双方官员正在商讨，并不是最终决定。”他没有明确绪方贞子此行是否会讨论取消对华贷款。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分为3部分，其中对华日元贷款占80％，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各占10％。20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9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日本全球范围内政府开发援助的贷款部分减少，但技术合作减少幅度不大。据了解，绪方贞子主张日本加对非洲的援助，和亚洲国家的合作将慢慢减少。
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本右翼势力抛出了“不领情论”，即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没有向日本表示“感恩”，反日情绪却在加重，日本政府也把取消援助作为一张牌来打。日本媒体曾批评说，日本政府拿停止援助作为对抗中国的惟一一张外交牌，不断挥舞，表明日本外交过于简单化。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对日本政府有意终止对华援助的说法是“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他又强调：“中国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决心和自信，建设自己的国家。”但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朋友们的帮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也曾表示，ODA实施以来，涉及金额达3万亿日元，涉及项目为232个。这些经济项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重要作用。中国一直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介绍它对中国经济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