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いつくま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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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年」の中国で強まる反日宣伝

2009-03-31 16:53:50 | Weblog

1959年のチベットの反中国蜂起50年、天安門事件20年など中共にとって「敏感」な記念日の続く2009年、中国では、「反低俗」キャンペーンなどで言論統制を強めているが、一方で新聞や政府系インターネットサイトを使っての反日キャンペーンも目立ってきている。

以下二つ紹介、

一つ目は武漢大学の桜の名所で和服を着て記念写真を撮ろうとしていた中国人の母娘を集団で罵倒したという記事。「どちらも常識がない」という論調。
3月22日の『長江商報』ネットニュース
http://xian.qq.com/a/20090322/000033.htm

もう一つは、2月末ごろにBBSに投稿された80年代生まれの娘が、自分のパンツの尻に日本を侮辱する言葉を書き連ねた写真を投稿したのを『成都商報』などのマスコミが多数取り上げて、盛り上げているもの。
http://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2009-03/01/content_2844558.htm

確か昨年、日本で活躍する中国人女優が中国国旗の上に座っている写真があったといって、売国奴呼ばわりで大騒ぎした中国の愛国者らしい行動である。中共の拡声器である中国メディアも、相も変わらず、他人を侮辱すれば英雄という非常に簡単な価値観を煽っている。

いずれにせよ、これから六四に向けて政府批判を抑えるために、言論統制と車の両輪で、さらにひどい種族主義的な反日、排外キャンペーンが展開される可能性が大きい。

なぜ、言論統制と反日キャンペーンが往々にして車の両輪状態で、同時に出現するのか?

それはたぶん、中共中央宣伝部の計画的な手配というより、昔と違って自分たちで稼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新聞社、そして昔なかっ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ポータルサイト運営会社は、言論統制で販売促進のためのスキャンダルを打ち出しにくくなると、政府が統制をかけない定番スキャンダルネタを取り上げて利益維持を図ろうとするからだろう。つまり、反日スキャンダルはもっとも統制の緩い話題なのだ。だから、いま真っ盛りの「反低俗」キャンペーンで本来なら引っかかるべきエロやグロも反日の衣をまとえば堂々と報道できる、とい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と思う。

このような共産党の言論統制における姿勢は、民衆には反日を掲げれば何をやっても許される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になる。


中国で「リプロダクティブヘルス」として行われていること

2009-03-26 10:27:46 | Weblog

リプロダクティブヘルス(中国語で「生殖健康」)とは生殖に関する「健康」と「権利」の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本来は個人としての女性が健康に子供を産む(生まない)ことを保障する理念である。人権保障の徹底とともにひろまり、国際的に承認された権利となっている。

日本でも、リプロダクティブヘルスが承認されるに伴い、それまでの国家(統治機関)の利益を図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優生思想に基づく出生に対する国家の管理法令であった「優生保護法」が大幅に改正され、優生政策に関する規定が削除され、名称も「母体保護法」に変わった(1996年)。

しかし、今の中国では検診手段の普及に伴って優生思想をもっとも徹底的に実行したナチスドイツへの回帰が起こ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超音波診断装置などの普及により、農村部を含む全国規模で出生前検診が先天異常児の政府による強制堕胎とセットでおこなわれている。その網から漏れて出産した児童の摘発が幅広く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以上事実)。それらはデータとして蓄積され、当該児童の結婚禁止の判断資料、さらに同一危険因子を持つ親族の結婚・出産禁止に使われている可能性が高い(推測)。いわば中国共産党は国民を家畜のように育種(ブリーディング)し、党にとって都合のよい形質をもつ人民だけを繁殖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日本の政府や民間団体の援助がこのような中国の優生政策(障害者抹殺政策)の実施に使われていないだろうか?


ツェリン・シャキャ:チベット問題(中国語訳)(4)

2009-03-21 22:33:39 | Weblog
 您如何描述中國境外支持西藏運動的政治光譜,及其他們與西方政府政策的關係?

  西方參加抗議的人身份各異,不限於佛教徒或親藏人士。支持西藏的示威者多來自傳統的中產階層、中左或自由派團體;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他們可能支援過南非國民會議(ANC)、核裁軍運動(CND)、色和平運動等等。人權組織也轉移了視線: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更加關注東歐和蘇聯發生的事情,報告很少提及中國。現在,他們已經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中國,西藏也算其中一個輕描淡寫的議題。但是我想應該把西方政府的政策和民眾的情緒區分開來。大多數西方政府其實非常親中,這主要是和經濟問題有關:北京和西方在發展市場經濟、私有化和貿易的全球化等事宜上達成基本共識。西方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將中國納入全球經濟秩序之中,人權和西藏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都是次要的。

  同理,美國和中國的網站上有人聲稱,藏人的示威是由西方非政府組織策劃、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這種說法非常離譜。中國確實存在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比如,利眾基金會,支持西藏的衛生和教育專案——但中共顯然對這些組織進行嚴格的安全評估。眾所周知,利眾基金會一直遠離任何反對政府的團體或活動,也因此才可能在中國運作至今數十年。事實上,親藏的遊說團體常常指責它太過親中。

  印度的西藏流亡團體確實得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但這並沒有轉化為在中國境內的動員能力。印度的藏人和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之間,存在社會和文化鴻溝,連音樂品味都不一樣。西藏的藏人愛聽中國的流行音樂,而印度的藏人更喜歡寶萊塢。當年西藏最流行的歌手達珍,1995年從拉薩逃往印度後,發現當地沒有她的聽眾,非常震驚。在印度,幾乎沒有人聽說過她,而且流亡藏人指責她唱中式歌曲。這兩個不同區域的藏人在西方碰上,也通常沒有什麼交流。印度的流亡藏人,有時會認為自己才“真正”代表藏人,而境內藏人只是消極的、被壓迫的受害者——這種高人一等的態度,境內藏人不以為然。印度最大的藏人流亡組織是藏青會,成員大多生於印度,已經徹底吸收了印度悠久而頑強的抗議傳統,在里、巴黎和紐約的街頭,領導高調示威。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把自己的言論投射成西藏境內的行動。

  倒是有一個外界因素,對境內藏人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過那是中國政府自己的傑作。他們堅持把自己選擇的十世班禪喇嘛強加給藏人,結果把所有寺院都推到了對立面上,甚至包括那些以前支持政府的寺院。接著,中共又開展了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僧侶喇嘛一致譴責達喇嘛。結果導致一些年高劭的喇嘛被迫流亡,包括噶瑪巴、塔爾寺的阿嘉仁波切,他們立場溫和,過去經常扮演替中共從中調解的角色。八十年代,主張獨立的示威活動沒有蔓延到拉薩以外,正是因為當時大多數喇嘛持有模棱兩可的態度,使用自己的影響力約束了信眾。今年,幾乎所有的抗議活動都發生在當年高僧出走的地方。這些喇嘛在印度建起新的寺院,信徒也從青海和四川追隨而來,絡繹不絕。資金大部分來自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支持藏傳佛教的華人。如果中國當局一定要找出一個陰謀,那也得是國民黨的陰謀,而不是西方的陰謀。

  外界對藏人的主要影響,來自1991年開播的美國之音藏語節目,以及1996年開播的自由亞洲電臺。同樣,這也不是什麼秘密活動;這些廣播不過是給封閉社會渴望選擇的人,提供一種資訊和想法。因為沒有獨立的新聞媒體,對政府來源的見聞,大家自然非常懷疑,所以往往轉向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以獲取資訊。這兩個電臺報導達喇嘛所有的出訪,以及印度流亡藏人的活動,給藏人提供的新聞相當國際化,而且具有政治色彩。這些電臺在西藏很受歡迎,有助於輿論環境的創造。中國政府企圖干擾信號,但大家總能設法收聽。

  西藏自治區目前的鎮壓狀況如何?

  目前的情況非常糟糕。由於示威參與者人數眾多,又跨越了所有階層,所以政府無法只針對某一群體,例如寺院;看起來他們必然會針對每一個藏人。當局正在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這讓很多人聯想起文革。不僅拘留的人要受到懲罰,就連中小學、高校、政府機關都要開會,人人檢討;就讀中國內地的藏族大學生也要人人過關。這次運動,藏人無人倖免,普遍受到衝擊。

  回應西藏抗議,最近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您認為這一波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什麼特點?這種心態對中國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中國的民族主義,目前展示在互聯網上和海外,基本上是一種中產階級現象。那些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強烈的人,恰恰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主要受益者,他們對中國在全球的地位最為在意,和外面的接觸也比較多。對他們來說,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他們害怕任何妨礙中國經濟發展的事情。但是,中國的沿海和內陸差別很大。甘肅、青海等比較貧窮的省份,看不到類似的民族主義,因為目前的政策沒有給當地人帶來好處。接下來發生的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粉碎了很多人幾個星期前表達的對國家的信心。大家提的問題很簡單:為什麼校舍倒塌,而豪華酒店、私人商廈屹立不倒?圍繞中國的討論很多,不斷有新問題提出來。

  中國學者也在爭論,這次伴隨著西藏抗議而興起的愛國狂潮,是由政府催生的,還是社會自發產生的。認為政府策劃操縱愛國狂潮的一方,論據很強,因為政府明顯已經涉入其中。比如說,網上的論壇,張貼不同意見,幾乎立即被刪除,聊天室表達不同看法的人也被噤聲。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並非起於國內,而是來自海外留學生,然後轉入中國。的確,許多歐美留學生更加注意到中國近年的變化,他們也顯然是改革的受益者。他們覺得對中國的批評是不準確的,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西藏成了棍子,用來打擊中國。他們不解,為什麼西藏讓國際媒體如此關注,而類似的抗議活動,在中國司空見慣卻不受重視。這裏面有一定道理;但是,藏人抗議的地域之廣,仍是前所未有的。

  應該說,中國內部的分歧很大,不像看起來那麼一致。三百多名知識份子,在王力雄發起的請願書上簽名,批評政府對西藏動盪的處理方式,呼籲對話 。類似的文章出現在各種出版物上。二十多位中國律師聲明,他們願意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服務;這些律師甘願承受失去生計的危險——政府威脅要吊銷他們的律師執照。當然這些事情,媒體是不會關注的。愛國狂潮湮滅了許多異議的聲音。

  北京或別的地方有沒有發生襲擊藏人的事情?

  中國當局採取了很多預防措施,以確保這類事情不會發生,因為他們擔心後患無窮。北京大約有五千名藏人,聽我在北京的親戚說,目前為止,還沒有襲擊藏人的事情發生。

  未來的幾個月,以及長遠而言,您認為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會如何發展?

  近期,中國領導層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係到奧運會,以及國內外輿論。中國政府不可能在國內眾目睽睽之下,面對國際批評的壓力而示弱,由於藏人的抗議而被迫妥協。對內對外,政府必然會呈現出團結強大的形象。第二個問題涉及到胡錦濤及其派系。胡錦濤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是從擔任西藏黨委書記開始的。他結束了八十年代的動盪,把西藏和整個西部融入中國其他地區,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資本。西藏與胡錦濤的權力,即中共的領導權,有著密切的關係。很多高官,因為他們在西藏的工作而出名。現在很多黨內高層領導人都是胡錦濤西藏的親信:現任北京市長郭金龍,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上屆團中央書記、現任河北省省委書記胡春華,也曾任西藏要職,團中央書記也是一個重要官職,幾乎所有中共最高領導人都擔任過這一職務。現在這些人的走紅受到批評,胡錦濤的領導能力也受到質疑。胡錦濤是否會丟車保帥,胡派人馬是否會全面受到牽連,中共內部對此議論紛紛。與此同時,溫家寶的一系列講話,似乎有意接近達喇嘛。但現在一切繫於奧運會。奧運會之前,政府是不會有所作為的,因為任何舉動,都會帶來疑慮和不確定性,我估計政府即便有所改變,也要等到奧運會結束以後。

  長遠而言,要知道,領土的統一和國家的強大,是現在中共號稱統治合法的基礎。這在中國人中間很有影響。因此中共不可能在西藏主權上,做出任何讓步,任何妥協,都會削弱其統治合法性。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中共不會在奧運會之後作出重大的政策改變。

  如果藏人可以自由表達,他們最根本的要求是什麼?

  藏人最大的不滿,是中國政府把任何身份認同的表達,等同於分裂。政府似乎認為,無論什麼樣的文化自治,一旦獲准,就會升級為脫離中國的要求。在這一點上,政府必須放鬆下來。在西藏,從報刊出版到音樂發行,都受到嚴格控制,而全中國已有越來越多的獨立出版社。西藏流傳一個笑話,達喇嘛想要“一國兩制”,但是境內藏人要的是“一國一制”——他們要求那些在中國推廣的更鬆的政策,也能在西藏實施。

  

  茨仁夏加,加拿大卑詩大學東亞學系教授,著有《龍在雪域》等書。

  譯者張曉紅,現任《新左評論》網上部門編輯。

出典: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basic/content_default.asp?Productid=15708910&contentid=6

英語版: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20  


ツェリン・シャキャ:チベット問題(中国語訳)(3)

2009-03-21 22:31:52 | Weblog
 八十年代末以來,寺院經歷了什麼樣的演變?

  寺院獲准容納的僧侶數目重新受到限制。出家為僧必須得到縣級政府的許可。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方可入寺修行。但是這些法規,根本沒人理會。現在去西藏,會看到寺院裏的孩子數以百計。政府左右為難:如果強制推行政策,把這些孩子趕出來,面對的將是抗議浪潮。所以,只要寺院沒有積極介入“政治”,政府寧可對此視而不見。但是1995年以後,寺院和中國當局關係惡化,因為當時中國領導層不顧藏人的願望和藏傳佛教的慣例,堅持自己挑選十世班禪喇嘛。這件事的影響持續至今。

  僧尼數目非常複雜,因為政府發佈的統計數字,只包括那些獲准進入寺院修行的僧尼。官方數字,整個藏區共有僧尼十二萬,其中西藏自治區占四萬六千。但是如果算上未經許可的僧尼,實際數字遠遠不止;我估計有十八萬。數字如此之大,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經濟上發生的變化。寺院沒有從政府那裏得到資助,完全仰社區的供養和朝聖者的施捨。隨著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人民生活好轉,捐給寺院的錢多起來。經濟的成功促使了寺院的復興。

  接受寺院教育的孩子和公立學校的孩子,是否存在社會差別?

  寺院的孩子主要來自農村,很少有城市家庭送孩子去寺院。這裏有兩個原因。首先,農村家庭往往人口眾多,家長通常會送一個、甚至兩個孩子去寺院,還能留幾個孩子在家裏;而城市家庭往往只有一個孩子,最多兩個。其次,大致來說,農村人的觀念,以及對西藏傳統文化的看法,都較為保守。

  寺院提供免費教育,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八十年代起,轉向市場,國家基本上放棄了對免費教育的提供。舉國上下,各行各業都要自謀生計。教育預算推給省級政府,省政府推給縣政府;縣政府沒錢辦學,雖說教育本該免費,也只好收費,以便籌資,收的五花八門,課本費、制服費,應有盡有。西藏許多農民的孩子上不起學。由於農業生產已經私有化,農村許多家長把孩子留在家裏,下地幹活,加收入,這比讓孩子接受教育更加迫切。文革以及早先的“左傾”時期,實行義務制教育,識字率隨之加。1980年以後,識字率明顯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寺院發揮了教育的功能。不僅因為寺院教育免費,而公立學校已經開始收費;很多父母更是意識到,修道的傳統在文革浩劫中崩潰,送子女去寺院和庵堂,有助於復興這個傳統。所以,這不僅是一種教育途徑,也是在幫助西藏的文化復興。

  西藏的醫療系統如何?這方面寺院也提供替代的服務嗎?

  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市場化以後,西藏的醫療不再免費。很多時候極其昂貴:最近聽我在拉薩的親戚說,有時候治療費用折合起來竟會高達一萬五到兩萬美元,相當於普通人家十年的工資。拉薩地區的公立醫院設備精良,醫療條件相當不錯,但收費昂貴,大多數人望而卻步。寺院往往配有一名藏醫,受過傳統醫學訓練,給人看病,換取實物,一籃雞蛋或一條羊腿而已。這種醫療服務頗受歡迎,同樣是因為它不收取任何費用。

  據西方報導,過去十年直到最近,西藏自治區的社會抗議,似乎少於其他中國農村地區。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別忘了,西藏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正像北愛爾蘭不同於英國其他地區。八十年代末的示威抗議之後,西藏的警戒監控,遠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

  今年西藏的抗議,始於三月十日——西藏抗暴49周年,您如何比較這次的抗議和八十年代的抗議?

  今年的抗議,第一個明顯特徵是地理分佈廣泛,遍及藏人居住的地區,而且同時爆發。我認為究其原因,是使用了手機和短信傳播資訊,發動遊行示威,在中國這比互聯網或電子郵件更加流行。很明顯,西部藏區沒有移動電話網,也沒有什麼抗議,而抗議多發的藏東地區以及相鄰的四川和青海的藏區,移動電話網十分發達。三月十日的僧侶抗議遭到警方鎮壓以後,上述地區的示威活動,在短短幾天之內相繼爆發。

  其次,兩次抗議的參與者區別很大:八十年代的示威基本上是僧侶領導的,但是這次的抗議涉及了社會各個階層的藏人,包括中小學生、高校學生、知識份子、城市工人、農民、牧民,還有遠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藏族大學生。這種程度的參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藏人,是前所未有的。

  這些抗議動員了多少人參加?

  很難說有多少人參加了抗議。中國政府說拘留了六千多人,可見示威非常激烈,涉及人數眾多。而且這麼大規模的示威持續了幾個月,儘管鎮壓,五月中旬仍有抗議。從一開始,就用催淚瓦斯和警棍對付示威者。防暴員警包圍寺院。武裝部隊3月15日進駐拉薩;次日囚犯以軍車押解遊街示眾。儘管進行了大規模的拘捕,抗議仍然繼續——甘肅、青海和四川的許多中小學和大學都有學生靜坐,政府機關外也有示威。3月19日起,每天都有通緝令發佈,中文網站公佈了通緝藏人的照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給所有西藏用戶發送手機短信,要求公眾舉報參加示威的人。據3月23日新華社報導,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105個縣市直屬部門、113個鄉鎮所屬單位、22個村委會受到嚴重衝擊,抗議活動涉及瑪曲、夏河、卓尼、合作等縣市。對所有這些最好的報導是唯色的博客,已經譯成英文,刊登在中國數碼時代網站(China Digital Times)。

  西藏民族主義是抗議的主要原因嗎?有沒有針對經濟或社會問題的抗議?

  眾說紛紜,但是從示威的口號和幅來看,沒有明確的獨立訴求;我認為主要的要求,是讓達喇嘛回到西藏,以及人權問題。的確,拉薩的抗議不僅針對中共當局,而且針對定居在西藏的普通漢人——漢人的商店被燒毀,漢人被毆打。但這種情況僅限於拉薩。其他地區,示威者只是跑到黨政機關,降下五星紅旗,升起雪山獅子旗,衝擊政府大樓,幾乎沒有對漢人的攻擊。漢人在拉薩而非其他地區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漢人移民的成功和拉薩藏人的處境懸殊太大——漢人擁有酒店、商場、餐館,非常顯眼。相比之下,農村地區的藏漢經濟差距極小,所以幾乎沒有基於經濟不滿的仇視。當然,藏人和外地人之間仍然關係緊張。比如藏東地區,夏季農民採集蘑、藥材和冬蟲夏草,以補充收入。冬蟲夏草是極為珍貴的中醫原材料。現在,許多漢人移民也進山採集冬蟲夏草,儘管政府進行收費限制,但是利潤足以讓人繼續。當地人反對外地人採集不加區分,說會對牧場造成長遠損害。這種資源競爭,近年越演越烈。

  但我個人認為,這些示威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經濟差距或者藏人所處的經濟劣勢。我認為,這些抗議倒不如說是一種自衛式的抵抗,關係到民族認同。北京當局把八十年代的抗議歸結為,不僅源於宗教分歧,而且表達了獨立的西藏身份認同。胡錦濤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時的政策,是打擊任何民族認同的表現,連對藏語權利的要求都被指責為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每個藏人對中國的忠誠,都受到懷疑。藏人個個成了嫌疑犯。反對分裂也成為壓制異議的藉口——中共內部,任何人但凡對官方指示有所反對,都會被指控為分裂分子。但是這種政策,其效果適得其反。中國政府已經無法區分,誰是真的積極反對它的政策,誰不是,因此造成政府和全體藏族人民之間的鴻溝。它的後果是讓藏人團結起來,要是僅僅打擊寺院,藏人還遠遠不會這樣團結。事實上,最近的抗議表達的民族情緒,比八十年代末遠為團結。漢人移民的規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歷史上,高原上的藏人一直生活在單一的社區中,現在這種情況不復存在,藏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感覺到,這片土地已不再為藏人所獨享。

  3月24日京奧火炬傳遞在雅典揭開序幕,當時有一個象徵性的抗議。隨著火炬的傳遞,4月6日在倫敦,4月7日在巴黎,4月9日在三藩市,支援西藏的一方和支援中國的一方都高調示威;中國境內,也出現了針對家樂福超市和CNN的抗議。自1936年柏林奧運會以來,奧運會已經成為牟取暴利和政治景觀的代名詞,這種奧運瘋狂在今年中國和西藏的示威動員上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北京奧運會絕對是2008年示威的一個重要因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聚焦,是理解為什麼以往沒有發生類似示威的關鍵。境內的藏人和流亡海外的政治團體,都明白奧運會對中國政府的重要性,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可以發出聲音,並且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在某種象徵意義上,中國也將奧運會政治化,借機向世界宣示,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所以才會有火炬登上珠峰的安排,以及把藏羚羊作為奧運吉祥物之一。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藏人抗議者還是中國政府,都認為這是一個聚焦西藏的重要時刻,當然原因不同。

  儘管如此,當初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過於天真,以為自己不會成為抗議的焦點。但是奧運會有史以來,一直是造成國際局勢緊張的因素。歷屆奧運會都有某種程度的衝突——1972年慕尼克奧運會的巴以衝突,1976年蒙特利爾、1980年莫斯科以及1984年洛杉磯,都發生了對奧運會的抵制。所有這些都涉及到主辦國的政治豪賭。

 


ツェリン・シャキャ:チベット問題(中国語訳)(2)

2009-03-21 22:30:09 | Weblog

  這些基建發展,有沒有西藏勞工的參與?

  以鐵路建設來說,大多數的勞動力來自中國的貧困地區,如甘肅和陝西,現在當地有很多農民失業。中國政府鼓勵他們去西藏,以減輕當地壓力,因為如果留在本省,會給當地政府造成問題。對於很多人來說,去西藏打工,也是一個謀生的機會,他們來自的地區,其實比西藏要窮很多。一般來說,藏農比起大多數中國農村人口,生活要好得多,這是因為西藏人口少,不足六百萬,占地面積又大得多。西藏沒人挨餓:雖然沒有足夠的盈餘售於市場,藏農的生產足夠自給自足。藏農面對的是另一個問題:他們生產的東西,主要是大麥和羊肉,而這些並沒有多大的市場價值。舉例來說,西藏盛產大麥(青稞),但實際上中國啤酒公司從加拿大或美國等國際市場上購買大麥,比從藏農手中購買還要便宜。

  目前西藏自治區有多少外來人口?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中國政府還沒有統計出在西藏工作的流動人口數目。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人口普查資料,看的是正式登記的原居住地,而不是你目前身在何處。大部分移民沒有西藏暫住證,所以被算成居住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他們是流動人口。政府還指出,許多民工在西藏都是季節性的,夏天去那裏打工,所以不能算為永久居民。但不管怎樣,人口普查十年一次;最近的數字也是2000年的,而八年來拉薩發生了很多變化。整個中國的變化是如此的迅速及顯著,人口的流動性又是如此之大,我們手頭上的數字非常不可靠。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隨便一個遊客都會發現,拉薩現在的人口構成,不像一個藏族城市,倒更像個漢族城市。中國移民往往聚居於城市,以前主要集中在拉薩,但現在開始滲透到農村地區,到處開餐廳,做小買賣。

  西藏自治區的發展,和其他藏區比較——比如青海和四川的藏區,有什麼不同?

  青海和四川的藏人,經濟上相對富裕一些,因為他們和中國其他地區聯繫更多,同時也有更多的辦法補充收入。自治區的問題是,從西藏向南到印度和東南亞,幾乎沒有邊境貿易。歷史上,這裏曾是西藏貿易集中的地方,因為西藏的貨物,在南亞比在中國更有市場。最近的港口加爾各答,兩天即可抵達,但是如果繞道中國內陸,需要八到十三天。例如,西藏盛產羊毛,現在出口卻無利可圖,就是由於邊境關閉,不能南運的緣故。印度和中國的貿易聯繫,目前基本上依靠航運,而非陸運。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儘管印中關係有所改善,但邊界爭端一直沒有解決。安全因素是一個考慮,另外無論印度還是中國都無法確定,一旦開放邊境貿易,會引起什麼樣的變化,是印度市場滲透到西藏還是西藏滲透到印度。

  您如何描述過去十年西藏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氛圍?

  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只要不談獨立或人權,什麼都可以。報刊更多了,當地藏人成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政府也批准了,這些組織在消除貧困方面非常有效。北美和歐洲的流亡藏人,獲准在家鄉成立非政府組織,出資建造住房。九十年代,藏人留學歐美的人數加,對外更加開放。這樣看,九十年代還是很有希望的。

  文化上,有兩種不同的發展。一方面,西藏傳統文化和工藝品有所復興。另一方面,藏人藝術家的現代具像畫有新的東西出現。拉薩的一群畫家,成立了一個藝術家行會,賣畫,參加國際展覽。他們的作品,乍看沒有民族特色。保守的人其實把它們看成一種對西藏的拒絕,對西方的模仿,而不是民族藝術。不過,這是西藏的一件新事,很重要,年輕一代弄出來的,他們的看法,和社會中的保守人士有很大區別。同樣,在文學上,年輕一代藏語作家,不再使用傳統的韻文格式,詩歌採用自由體,小說題材也新穎別緻。當然,保守派認為,除非模仿已有傳統,否則不是名副其實的民族文化。我倒是覺得,現代藏語文學的出現,諸如八十年代以來的小說、短篇故事和詩歌等,是一種令人振奮的發展,比各種形式的政治抗議或運動,更能展現西藏的現狀、普通人的願望、以及西藏未來的可能走向。還有一些藏人小說家用中文寫作,1985年以來,確實在中國獲得了文學地位。最有名的是阿來,他的小說《塵埃落定》2002年出了英文版。還有紮西達娃,魔幻現實主義風格,被稱為中國的馬奎茲。用藏文寫作的,當然沒有這樣引人矚目。這種處境和印度作家相似——用英文書寫,有國際市場,用印度文,鮮為人知。

  在傳統人士看來,重要的是學習過去,他們認為傳統藝術形式的延續,對維護民族身份至關重要。傳統風格重新出現在繪畫和工藝品中,遍佈西藏,至今仍然很受歡迎。這些在中國也很流行,儘管有最近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藏人的敵視。八十年代起,中國人對西藏的文化和傳統越來越感興趣,視西藏為另類,風格獨特,而這些特色中國已經遺失。他們慕藏人對傳統形式的服飾、繪畫和生活方式的依戀。許多中國作家和藝術家前往西藏,從中獲得靈感,效仿藏人與自然相安無事。事實上,中國人比西方人對西藏的看法更為浪漫。

  現代藏史學也繁榮起來,包括口述史,記錄農村生活、諺語和流行的民歌。有很多傳記作品非常有意思,包括西藏婦女寫的回憶錄,她們的作品當然都不在傳統人士的保守敍述之中。達蘭薩拉的藏語學校,歷史課本還停留在十世紀。我的書《龍在雪域》,題獻給我的妻子,而不是達喇嘛,也頗受非辭。目前我在研究盜匪的歷史。西藏歷史中,幾乎有一種美國西部的味道:旅客穿行廣袤的高原,受到盜匪的襲擊和搶劫。口述資料和各種敍述很多,我在研究這些人的身份,不把他們看成負面角色,而是沿用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體系,把盜匪現象看成一種社會反抗的形式。盜匪往往是從傳統的西藏社會和封建律法中脫離出來的人。正統的敍述,把他們說成壞人,但其實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反抗當地統治者或政府。一旦辨認出他們的身份和行為,你會發現,他們往往是西藏社會的邊緣群體。

  藏語在自治區仍是官方語言嗎?

  根據憲法,自治區的教育和行政應該使用藏語,但實際上沒有貫徹執行。原因是中共在西藏的領導階層,各級黨委書記,都是漢人,不說藏語。在教育方面,農村教學使用藏語,但在城市,尤其是拉薩,中小學越來越多使用漢語;在大學,藏族文學和歷史用藏語教授,其他都以漢語教授。這倒不全是政府的規定:許多家長更願意讓子女接受以漢語授課的教育,因為長遠而言,就業機會更好,另外也是由於藏人大多傾向於去中國其他地方上大學——目前每年有近三千名大學畢業生。現在還有所謂的“內地學校”:就是藏童的寄宿學校,從西藏招生,然後分送到中國各地,遠至遼寧和福建。這些學校不設在西藏,表面上,是因為政府無法在當地招募足夠的教師,也沒法說服有資歷的外地教師前往藏區,而對沿海較為發達的省份來說,出資在自己的地盤上建學,也是完成扶貧任務的一種途徑。事實上,這是在試圖培養“民族團結”感和對中國的忠誠。當然,有藏人和境外的人,看出其用心之險惡,好比當年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向土著傳教,先送寄宿學校。這些“內地學校”,幾乎是清一色的中文教學,教育質量很好。不過,藏族學生畢業以後,往往民族主義情緒更強——他們的博客和網站,常常帶頭控訴中國政府剝奪了他們的文化認語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藏語本身有什麼變化?

  出現了規範化的新語文,更接近口語,書寫也簡化——好讓所有識字的人交流起來更加容易。但是在日常口語中,越來越多借用漢語。牛津大學的一名博士生,研究過西藏的語言轉換現象,也就是藏人在不同的場景下,變換使用藏語和漢語的現象。他發現,平均而言,拉薩藏人的辭彙30%至40%來自中文。總體來說,藏人繼續深造藏文的,現在越來越少,藏文水準有所下降。但是如果由此推斷出藏語即將消失,就是大謬不然了。事實上,1985年以來,藏文出版蓬勃發展。藏文報紙有兩家,《拉薩晚報》和《西藏日報》,期刊雜誌出了很多,自治區有,其他藏區也有。部分原因是每個省要有一個文學期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出版結社權利的規定,藏區還必須有藏文出版物。這樣,不僅西藏自治區,就連青海、雲南等地,都有藏語文學期刊。直到1995年前後為止,這些文學期刊還是讀者眾多:《西藏文學》印冊上萬,因為有政府津貼,所以免費贈送大中小學,任何人索取,也都免費贈送。現在,國家補貼逐步減少、取消,要求這些期刊自謀生路。目前,《西藏文學》印冊三千,讀者付費購買。

  圖書也一樣。補貼取消,書價暴漲,藏文出版難以為繼。九十年代,藏文出版有過一段真正的復興,重版是一個動力,七世紀以來的藏文書籍,幾乎部部重印發行。這次復興的初始階段似乎已經過去,由於資金缺乏,作家不得不尋求贊助,或者自費出版。舉個例子,藏文小說家需要支付出版商一萬元人民幣,書稿才能印刷,印三千冊,一半自售。我還見過一個農村男孩成為詩人,全村人湊錢出版詩集;也有當地商人贊助出版的。

  電視和電臺的情況呢?

  藏語電視節目有的充滿活力,但大家往往更喜歡看中文節目,因為藏語節目製作規模非常小,而且受到嚴格控制和審查,其程度遠遠超過大量湧現的中文頻道。印刷品也一樣:沒有一家藏文期刊或雜誌是獨立的,都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門資助。現在,越來越多的藏人有能力閱讀中文,讀什麼也有更多的選擇,所以轉向種類繁多的中文雜誌。語言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藏文出版物讀者數量下降。

 


ツェリン・シャキャ:チベット問題(中国語訳)(1)

2009-03-21 22:19:22 | Weblog

ニュー・レフト・レビューのツェリン・シャキャインタビューの中国語訳

西藏問題:茨仁夏加訪談

  茨仁夏加,1959年生於拉薩。其父曾任一所私立藏語學校校長,但在夏加幼年即去世。文革肇始,一家人四分五裂:一兄一姊成為堅定左派,另一兄長卻因反對文革而入獄,其母攜幼女及幼子夏加于1967年逃往尼泊爾。夏加就讀於印度北部小鎮慕蘇裏(Mussoorie)的一所藏語學校數年,1973年獲獎學金,寄宿就學於英國漢普郡,畢業後在倫敦亞非學院繼續深造。1983至1990年間,夏加與工黨主導的倫敦市政局合作,致力於反種族主義運動。九十年代,夏加潛心研究1947年以來的西藏歷史,1999年出版力作《龍在雪域》。其間,夏加翻譯了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下之火》(1997),並與人合編了第一部現代藏語短篇小說詩歌選集《雪獅之歌》(2000)。目前,夏加任教于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現代藏語文學。

  2002年,倫敦《新左評論》發表了夏加與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的對話,打破藏漢雙方禁忌。王力雄在〈反思西藏〉(NLR 14)一文中,強調藏人亦參與文革,探討中國統治西藏的矛盾現實。夏加的回應〈雪上之血〉(NLR 15)針鋒相對,突現西藏對北京的不斷抵抗,揭示中國統轄西藏的殖民本質。

  本文原發表在今年五、六月號的《新左評論》(NLR 51),經由該刊授權,由張曉紅女士譯成中文,並經茨仁夏加先生審閱後,交由本刊發表。在網上,此文還有另一個「台灣懸鉤子」的中譯,附有西藏作家唯色的註解,請參見http://rosaceae.ti-da.net/e2259571.html

  ──編者──

  您的著作《龍在雪域》堪稱現代西藏歷史的里程碑,其中,您將西藏1951年以來的發展大致劃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51至1959年,中共試圖與傳統西藏統治階級結盟,按照十七點協議,以近似‘一國兩制’的方式,予達喇嘛政府以自治。1959年,西藏反抗受到鎮壓,達喇嘛出走,之後的第二階段,1960至1978年,共產黨的改革延伸到高原,集體化和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加速了寺院和貴族土地的再分配。第三階段是1980年後的胡耀邦時代,自由多,“藏化”程度提高,貿易開放和移民政策也接踵而來。第四階段是1989年後的壓制。回顧歷史,您認為八十年代胡耀邦時期的西藏有什麼特點?

  藏人歡迎八十年代的改革,覺得這是很大的轉變,至今仍然認為胡耀邦是優秀的中國領袖。當時很多人都說,從來沒有這麼好。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開始,大家覺得它會為每個藏人以及整個藏區,帶來一定的文化和經濟的自主權。這是一個復興傳統文化的機會——最早的跡象就是藏人重新穿起傳統藏服,不再是一身藍。經濟方面,藏區也從二十年的嚴重惡化中脫離出來。1960到1980年間,藏區的經濟比1959年之前還要糟糕。不景氣的部分原因是生產管理不善,人民公社與合作化的實施急劇地改變了該地區的生產,而這一切給當地的經濟帶來了災難。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在胡耀邦的改革下解體,傳統制度得以恢復。生活水平回升到六十年代以前的樣子。當時,95%的藏人或放牧或務農,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自然歡迎這種變化。

  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有八十年代末的抗議?

  直接原因是寺院和中共的關係日趨緊張。政府原以為改革會促進消費,但是藏人往往把額外的錢用於重建寺院。僧侶人數加了很多,有些農村地區,進寺院的比上學的還多。政府擔心僧侶的多,也擔心寺院的籌資:當時寺院收到了大量的捐款,而且不用交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共產黨中的左派人士將這些情況作為是胡耀邦的自由政策是錯誤的例證,於是政府開始限制僧侶人數,控制寺院財政。這樣一來激起反彈,寺院等保守勢力成為領導八十年代末抗議的主要群體。

  那個時候,很多人轉向宗教,因為宗教在文革期間被剝奪,現在又可以接觸到了。 爭取更多的宗教自由,動力很大。不過,抗議也針對改革給西藏社會帶來的變化。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辯論,就是西藏的未來要走向何方。傳統派人士深信,只有恢復古老的傳統,才能保存西藏;年紀較輕、上過大學的人卻覺得,西藏要想生存下去,唯有放棄這些傳統,轉而尋求一種現代化的西藏文化,創造新的身份認同、新的文學藝術。他們認為,正是藏傳佛教及其傳統,阻礙了藏族身份認同的建立,而這種認同可能會更好地抵抗征服和統治;要解決西藏當前的問題,就需要這樣一種新的、更強的身份認同。藏人對自己歷史的反省,主要是由年紀較輕、受過教育的精英和作家提出來的,但是在保守派看來,這有點像中國人對佛教的變相攻擊。不過爭論的雙方,不以年齡劃分:很多年輕人贊同保守派的看法。一般來說,那些在寺院接受教育或者受過傳統教育的,比上大學的人更為保守。當時大學生沒有參加抗議。即使是現在,許多大學學歷的人,傾向於認為八十年代的抗議是不必要的,認為當時的改革,把西藏帶上正確的方向,而遊行示威改變了這個進程,造成巨大損害。

  在多大程度上八十年代末的抗議是由外界激發的,即是由達喇嘛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的演講促發的?

  八十年代對藏人來說是一種開放——境內藏人獲准前往印度朝拜達喇嘛,和境外藏人及政治領袖建立了新的聯繫,並且更加瞭解到西藏問題的政治運作。同時,達喇嘛在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的講話,讓藏人高估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支持。其實,西方國家只是針對一些社會問題發些聲明,他們更渴望與剛剛開放的中國接觸,而不會因西藏阻礙北京。

  1989至1990年,西藏戒嚴,這之後的政策有什麼特點?

  中國領導層對改革何去何從,一直存有爭議:有人認為,胡耀邦的政策過於極端,動搖了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八十年代末僧侶示威,強硬派以此為證,認為政策鬆,強化了西藏的民族主義,鼓勵了藏人對獨立的要求。戒嚴後,北京對西藏的處理,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種處理方式延續迄今。北京不再妥協,西藏受到嚴格的行政管制,其基礎設施與中國其他地區更加融合。以前,由於路途險阻,交通不便,西藏高原一直隔離於中國。中國領導層認為,八十年代對西藏採取特殊政策,反而強化了西藏和其他地區的差別。因此,1988年到1992年,胡錦濤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第一批政策就是經濟一體化,包括鋪路、開通青藏鐵路、改善電訊等,以加強基建聯繫。九十年代以來,已投資數十億美元用於當地的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聲稱,西藏自治區只能依靠中央政府財政補貼,有其一定的道理。目前,自治區政府的徵稅能力非常薄弱,甚至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支付員工薪水。所有大型基建——鐵路、公路、電力系統,都要依中央政府注入資金。對中央的長期依,是西藏面臨的最大問題:當地沒有經濟實力與北京談判,只好順其指示,因為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出錢支付當地發展。

  西藏的發展有沒有朝自給自足的方向邁進?工業領域有沒有這樣的趨勢?農業生產是不是有所加?

  這恰恰是中國政府在西藏發展的問題上,自相矛盾的地方。看看政府開支的統計數字就知道,大量的財政預算都投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投到農業發展上的不到5 %,儘管迄今為止,當地85%的人口仍然依於耕種。這和北京認定工業化優先於農業有關;另外當局也看到,西藏具備經濟潛力,而這種潛力,只有等基礎設施建立起來,才能實現。舉例來說,西藏礦儲豐富,但不開採,就沒有用處。即使開發出銅、金、銀等礦物,沒有進一步發展鐵路,這些礦產運費太高,國際市場負擔不起。所以,中國政府的長遠計畫是發展採礦業,這兩年他們已經邀請了國際礦業公司在西藏運作。他們的想法是,隨著基礎設施和電力系統的到位,資源開採會讓西藏成為有利可圖的地區。而農牧民真正的日常需要,在這個規劃中沒有任何反映。


RFA:中国が人権派弁護士事務所を業務停止処分

2009-03-20 10:23:37 | Weblog

中国が人権派弁護士事務所を業務停止処分

政府の人権侵害に関する訴訟を多数引き受けてきた億通弁護士事務所が6ヶ月間の業務停止処分を受けた。中国では弁護士事務所に所属していないと弁護活動ができないため、この弁護士事務所の業務停止は人権訴訟の停滞を招くだろう。所属弁護士は訴訟継続のために身を寄せる弁護士事務所探しに奔走している。この処分は明らかに中共政府にとって「敏感」な事件に首を突っ込む弁護士に対する脅しである。

亿通开始停业整顿六个月 律师被整当事人利益谁来维护?
2009-03-19
代理众多著名敏感维权案件的北京亿通律师事务所收到司法局的正式处罚通知,日前正式开始为期六个月的停业整顿。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本周二北京亿通律师事务所收到了停业整顿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书,期限自2009年3月13日起至2009年9月12日止。

目前已经停业的十几名亿通事务所律师们正焦急的找单位过渡,否则不单是生计,手头正代理的案件也要受到影响,刘小园律师周四告诉记者:“我们十八号开始已经没有接新的案件,也没有去法院开庭了。律师只能尽快的转走,不能执业的话手头的案件谁来做,当事人的利益怎么保护呢?前天有一个律师转了,我今天准备转,但手续办不了,明天还要去找他们。(目前就处罚你们所还能做什么?)我们之间也要求了听证,但他们拒绝了我们的意见,正是处罚出来以后,我们肯定要申请行政复议,即使维持决定,我们还要申请行政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此次对于亿通所停业处罚理由是, 该所为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所指的是几年前因控诉非法收费得罪河南司法局一直被拒续执照的李苏滨。

而早在去年十月底李苏滨和另外几名该所律师因发起律师协会直选受到司法局压力被迫离开了该所。李苏滨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 司法局以他为借口打压亿通、同时也帮助了他们所代理一些维权案件的被告们:“除了我这件事情他们找不到亿通其他问题了,但我的事情本身,我们是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的。看起来是打压亿通实质上司法部门是在挑战国家的法律,做得很愚蠢。”

亿通此次所受到的惩罚,引起媒体以及一些同业的关注和声援。最新一期北京财经杂志报道了亿通事件,称他们为祸从口出的律师,并质疑中国现行的律师执业证制度。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的李方平律师说,此次对亿通的停业处罚无异于令其关门,对其他维权律师同行也是一种威慑作用:“李苏滨律师之所以拿不下执业证过错是河南省司法厅,北京市司法局当时针对这种情况就应该直接帮他办理执业证。即便‘李苏滨是非律师人员’这种认定是成立的,也不应对事务所处以六个月的停业处罚,非常严重、闻所未闻,六个月停业整顿对一间事务所是毁灭性的打击,其后能不能恢复已经是很大悬念。这件事情表面看是律师行业的行政处罚事件,但从更深层分析是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出典: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
weiquan-03192009163059.html


08憲章署名者への報復弾圧相次ぐ

2009-03-19 21:21:31 | Weblog

(维权网义工郑毅、泥马报道)据知情者向维权网义工披露,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近日对该院研究员吴祚来先生作出行政处理,免去了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职务并撤销了他的副处级待遇。据悉,这一处理主要是因为吴祚来先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名(是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和在网络上发表了若干批评时政的文章,被认为犯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吴祚来,1963年生,安徽怀宁人,史学学士,艺术学硕士,著名人文学者。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因在专业领域治学严谨,被人称之为“学术直尺”,时评方面文风犀利,博客写作快刀如风,深受网友喜爱。曾被民间组织和网友投票获选“2007年度十大网络公民”。主编图书有:主编《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280万字,江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获华地区旅游出版物一等奖)主编《中国青少年年鉴1994》(15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主编〈〈中国青少年年鉴1996〉〉(160万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6年)还有其它一些丛书与出版物编辑出版,总字数近二千万字。发表论文与时评文章近二百篇,30万字左右。2005年参与国家文化部“国家十一五艺术科学课题规划”调研,负责宏观文化理论研究部分撰稿工作。

吴祚来研究员被处分是继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被撤销学术职务和贺卫方教授发配新疆之后又一起针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政治打压。我们对此表达强烈愤慨与批评!也希望社会各界给予密切关注!

出典:維権網
http://www.crd-net.org/Article/lingbaxianzhang/
200903/20090319141311_14382.html


蒋彦永:中共総書記胡錦涛に対する謝罪要求

2009-03-17 09:51:52 | Weblog

2003年のサーズ流行時に中共当局の隠ぺい工作に反して実態を告発し、流行拡大に歯止めをかけた蒋彦永医師。彼はその結果、軟禁され現在も外国旅行を禁止されるなど不当な弾圧を受け続けている。この不当な措置について、当時の中共責任者江沢民の誤りを認め謝罪するよう現在の責任者胡錦涛に要求した。

蒋彦永:致信胡锦涛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及各位常委:

我是蒋彦永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对人的生命负责。在2003年“沙斯”侵袭北京时,我就对此危险提出警告; 2004年2月24我根据1989年我当301医院外科主任时所见,给两会领导及中央领导发了一封“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署名信,信完全是按正规手续上送的。我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宪法、党章和军纪的。

但到2004年6月1日,我和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字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绑架”。最初是以所谓《行政看管》的名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四章第一节行政看管,第六十七条:对有打架殴斗、聚众闹事、酗酒闹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其中哪一点都对不上我,---;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干部,由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江泽民主席批准)拘禁了我们两星期。我夫人同时被“绑架”和拘禁,一周后才给她看了补发的《行政看管》命令。

2004 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以《党纪立案》对我实行《两规审查》。审查我的人告诉我《两规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三个月内结束。但经我反复催问,到2004年 10月中才给了我一份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发的所谓《代拟稿》:…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永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并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永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当即表示此《代拟稿》不实事求是,我不能接受,并立即写了《我的申诉》呈301医院党委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经我不断催促,直到2005年3月21日,向我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党委第 8号报告的批复: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永采取的措施。两次“措施”共使我失去了294天的人身自由。

我认为2004年6月1日,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年6月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 “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301医院

蒋彦永医生

2009年2月6日

出典: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ng_yanyong-03132009003138.html


転載:ガザに光を! 現地緊急報告集会

2009-03-15 22:19:01 | W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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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3.20 
 ガザに光を! 現地緊急報告集会
                    
          by  ガザに光を!実行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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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年12月27日に始まったイスラエル軍のガザへの軍事侵攻は、1月18日にイスラエル軍とハマス双方が一方的に停戦を宣言したことで戦闘状態が終結しました。

不安定な状況が続く中、ガザの人々は生活を取り戻そうと日々闘っています。しかし、人道救援物資のガザへの搬入も十分に進んでおらず、また身内を爆撃などで失った家族の心の傷は癒されることなく放置されています。

停戦後、NGOや外国人ジャーナリストが現地に入り、人道支援や人権監視活動、現地取材を続けています。今回の緊急報告会では、停戦直後にガザに入った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土井敏邦さんを迎え、映像を交えながら現地の状況を詳しく伝えていただくとともに、現地で支援活動や人権活動を展開しているNGOが最新の活動状況を報告します。

【日時】3月20日(金)18:30~20:40(18:00開場)

【会場】在日本韓国YMCAアジア青少年センター SPACE Y(地下1階) 
          東京都千代田区猿楽町2-5-5

【アクセス】 JR水道橋駅徒歩6分、御茶ノ水駅徒歩9分
               地下鉄神保町駅徒歩7分

【会場地図】 http://www.ymcajapan.org/ayc/jp/

【参加費】   500円

【プログラム】
18:35 土井敏邦さん(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報告
19:30 休憩
19:40 NGOからの報告/発言
   日本国際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
   パレスチナ子どものキャンペーン
   ピースボート
   アムネステ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在日本韓国YMCAからの発言 他 
20:20 音楽(松本泰子さん) アラブと日本の歌から
20:40 終了予定
※ プログラムは若干変更する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ご了承ください。

【お問合せ】
アムネステ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日本(03-3518-6777)
ピースボート(03-3363-7561)

◆土井敏邦さん プロフィール
中東専門雑誌記者を経て、現在フリージャーナリスト。1985年よりパレスチナ・イスラエルの現地取材を続けている。主な著書は『沈黙を破る――元イスラエル軍将兵が語る"占領"―─』(2008年 岩波書店)、『パレスチナの声、イスラエルの声』(2004年 岩波書店)など多数。2009年完成の記録映像『パレスチナ・届かぬ声』(4部作)は、1993年から2007年までの15年間、パレスチナ・イスラエル双方を追い続け、"占領の構造"を描こうとした作品である。今年も1月からガザに入り、現地の惨状を報道している。

◆松本泰子さん プロフィール
十代半ば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としてライブ活動を始め、ジャズヴォーカリストとしてデビューし都内ライブハウスを中心に活躍。90年を境に様々な民
族音楽と出会う機会に恵まれ、ジャンルにとらわれず、日本の童歌・民謡、そして自らの作詞作曲によるオリジナル等も手掛けている。1998年「ラビィサリ」を結成。最近はアラブの音楽に挑戦している。

◆主催 ガザに光を!実行委員会
◆協力 WORLD PEACE NOW

※ガザに光を!実行委員会は以下の団体で構成されています。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アーユス仏教国際協力ネットワーク/社団法人 アムネステ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日本/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日本国際ボラン
ティアセンター(JVC)/在日本韓国YMCA/日本山妙法寺/日本聖公会東京教区「エルサレム教区協働委員会」/日本パレスチナ医療協会/日本YWCA/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パレスチナ子どものキャンペーン/パレスチナの子供の里親運動/ピースボート/ヒューマンライツ・ナウ/『1コマ』サポーターズ/平和をつくり出す宗教者ネ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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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開催

イラク・アフガン・パレスチナに平和を~武力で平和はつくれないWORLD PEACE NOW 3.20

◆日 時 3月20日(金・祝)14:00 
◆場 所 坂本町公園(集合・各団体からのアピール、15:30出発)
      日本橋兜町15-3 阪本小学校隣
      東京メトロ茅場町駅、日本橋駅
◆コース 茅場町-銀座-日比谷公園(解散・17:00頃)
※ピースパレードを行います。
      アピールグッズ・プラカードなどお持ち寄り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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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荒唐無稽な全人代・政治協商会議は世間の笑いものだ

2009-03-14 23:27:29 | Weblog

荒唐的两会被无情嘲弄
冉雲飛 @ 2009-3-13 9:06

昨晚与“中国透视”节目主持人陈奎兄,就刚刚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交换自己的看法(节目音频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下载听)。我认为这一届两会“盛况”空前,以前官方还可以控制传媒来美化两会作为橡皮图章的功能,但现渐感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不是他们制造和谐的手段不丰富,不是他们高压得不厉害,不是他们打“伟光正”牌不努力,而是受到能够逐渐获得多元信息的网民的普遍潮弄。官方装神弄鬼,一些两会代表的滑稽表演,刚好作为网民调侃嘲弄之资。这帮滑稽表演者其荒唐、可笑,以至有网民说,他们可耻的喜剧表演才能,的确很符合网民对他们的一贯期待。

 

 

本届会议雷人提案不少,一来不准与会者说真话,甚至被指手机都被监听;二来是传统媒体被打压成主子的旋律(“主旋律”),所以他们只有用当狗崽队的功夫,来报点会场的八卦新闻;再者官方以为多报道花边新闻就很和谐,就变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新局面的大会”,他们似乎不太注意花边新闻里面,让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看出那些花边新闻的荒谬,如太子党在中国社会的无孔不入,垄断政治经济等所有领域。在政治文明大潮滚滚向前的今天,还存留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土匪意识,毛新宇(毛泽东之孙)、朱和平(朱之孙)凭藉祖人荫庇得以当政协会员,媒体还煞有介事地让他们模仿“朱毛”的联合,网民就的智慧是高超的,就来个新闻标题“两孙子”(发明权好像是“钱烈宪”,待考)。

 

 

本届雷人提案和说法甚多,但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类:、疯狂言论、愚人提案、八卦愚乐。因为太多,不能历数,每类举两个吧。这些提案和说法,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

 

 

一:疯狂言论。(1):刘功臣为骂民众为“屁民”的林嘉祥辩护。其言论大致是:林嘉祥是好干部,林冤枉林是倒霉蛋,网络整治力度不够。(2):倪萍的封杀山寨文化。山寨化其实是对中国官方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反弹,除了盗版外,我认为山寨文化有其相当之意义。倪萍要封杀山寨版,得首先接受一个悖论,共产党从瑞金起家,一直搞的都是山寨版,模仿苏联的建制,盗用马克思的理论,现在还是如此。连你倪萍这政协委员的称号也是很山寨的,既是对苏联的模仿,也是对西方参众(上下)两院无聊的“山寨化”(备选言论如先让百姓公布财产、卫生界代表认为看病不贵等)。

 

 

二:愚人提案。(1)罗援认为国庆阅兵,可以震慑敌对势力。军队势力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抬头,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是在天安门走一圈,就能震慑敌对势力,你可以天天派几十万人有事没事在天安门拿着枪、开着坦克走来走去,不仅没吓着敌对势力,倒是可以把自己走得财尽民穷。(2)广西一委员要求加大干扰敌台的力度。把具有这样思维的政协委员送回文革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到北朝鲜去大展自己的才华。言论自由,自由地获取诸种信息是公民的权利,他人不能侵害,在这委员看来是不应该保护的。这样的委员(代表)违起宪来,就像进自己厕所那般容易。(备选者如范谊请授温家宝劳动模范、赵超主张子女将百分之三的工资拿来替父母养老等)

 

 

三:八卦愚乐。这个圈太多,我就不评了,多举几个例子。政协委员蔡继明主张设学士后、硕士后;人大代表严宗诚主张穿国服可以刺激经济;政协委员宗立诚认为确立国花可以刺激经济。像这样充满噱头的无脑提案,实在是彰显中国的喜剧水平,看来中国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该由赵本山、郭纲来领衔主演了。

 

 

一个国家所谓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发出声音的大多是(当然有钟南山、葛剑雄这样少数的委员还干点正事)如上所举三类人,你说这样的国家能称为正常且文明的国家吗?每年还煞有介事地开这种充满愚民色彩、八卦提案的两会,除了烂费纳税人的钱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用途?两会代表不经民选,不在代表来源、阶层分布、利益博弈、民众意愿等方面加以改进,两会不只是橡皮图章,而且是十足的笑料大世界。

 

 

2009年3月13日8:58分于成都

出典: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285223.aspx


艾未未:君の母親によろしく

2009-03-12 22:45:21 | Weblog

问候你的母亲

艾未未 @ 2009-2-27

近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兔和鼠,煞有介事,好像是有人动了一个大国的祖宗,爱国贼们又在蠕动了。

国人不仅傻逼而且健忘,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才几天的功夫就没有人问津,律师们不知道是死到哪里去了。三十万被毒害的婴儿,无人报道,媒体都瞎了哑了,维权律师像是小媳妇似的。公检法腐败,当然没有人叫喊,因为律师就是腐败的一部分。煤矿塌了,砸死的是穷人,律师当然没有兴趣。几十万艾滋患者,律师没有兴趣。中国的船被俄国打沉了,律师在哪儿呢。杨佳案,俯卧撑,躲猫猫,律师们屁都不敢放一个,足以吓死他们。律师自己的协会直选都搞不定,孙子们丢尽了脸。央视一把火烧了五十个亿,可以把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文物大把大把的买回来,买回一个国际主义文化的潇洒,买回许多许多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耻辱或是尊严,你们屁都不放的肛门生锈了吗。生在一个垃圾箱里,该放屁的时候不放,不该放屁的地方却满口喷粪。中国律师真不如驴屎。

圆明园的鼠兔不是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狗屁艺术价值,爱国不是爱新觉罗,十二个洋造的玩意不是国粹,今天若是要花屁民的银子,那才是又一次的被劫。是什么样的奴才们会爱上那条曾经抽过他的鞭子,中国人世世代代又贱又怂又坏又贼,烂到骨子里去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不学无术混淆是非白的狗屁爱国律师,鸡巴媒体搞得清楚吗。

再说圆明园享有今天的败落,并不只是洋人的功劳。国人的功劳不可抹去,直到八十年代,圆明园一带的猪圈,哪家哪户不是用雕梁画栋的圆明园汉白玉所砌呢。

媒体是个啥玩意呢,说他们是婊子,是有辱性工作者了,说他们是牲口,是有辱动物了,他们只能是愚蠢地人类中的最低下的族群中最差劲的最没有趣的哪一类。

留学生就一定是傻逼吗,海外华人就一定是爱国贼吗,律师就是坏蛋呆逼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他们看上去总是这样的。

就算是你们真的想为这个耻辱的体制,罪恶的文化买单,你那几斤几两值多少呢。

在新中国的几十年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在西藏,在革命的,人民的,党的,你的名义下,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毁了无数的祠院庙宇,砸掉了成千上万的佛身,熔化了多少车皮的鎏金佛像,今天有谁站出来要清算一下价值呢。那时的你恐怕是唯恐不及呢。

知道了律师的身份是欺诈的,法律是可疑的,媒体是下作的,体制是昏庸的,就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装,装什么。一个无视事实,无耻作秀的国家,慢慢的乐吧。

一百个还是一千个御用爱国律师们,还是多关怀一下你们的母亲,不要总是让我们来关怀她。

出典: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archives/283066.aspx

 


ウルケシのブログより:私は台湾人でもあるのだ

2009-03-10 19:42:54 | Weblog

20年前の民主化運動の時の学生リーダーウルケシのブログより

我也是臺灣人

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臺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致飲食購物的便利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伙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臺灣有了家庭,成了“臺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臺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臺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臺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臺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臺灣,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歡著,羨慕著臺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臺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臺灣女婿”,也是“臺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臺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 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份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臺灣人身份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臺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臺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在二〇〇二年之後的幾年,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臺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臺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臺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臺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伙伴們羨慕的正是臺灣接受了我這個“半子”成為完整的臺灣社會一份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份,我深懷感激。

 

出典:
http://wuerkaixi.pixnet.net/blog/post/22702526


王力雄:チベットの選択――チベットと中国の歴史的関係(12)

2009-03-08 21:23:41 | 中国異論派選訳
王力雄:チベットの選択――チベットと中国の歴史的関係(12)

これは連鎖反応である。西洋の主権基準によるチベットに対する介入が中国のチベットにおける主権確立行動を刺激し、中国の行動がチベットの中国支配からの完全離脱の願いを刺激した。東洋的なあいまい関係の中では、チベットは「骨抜き」により実質的な独立を保持し、表面的な臣服と引き換えに実質的な利益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が、いったん中国の明確な主権構造に組み込まれたら、それは本当の臣服であり、権力は奪われる。それはチベットの統治者にとっては最大の利益を失うことであり、いかなる別の利益とも交換不能である。

まして、日増しに没落する末期清国がチベットにどんな利益をもたら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チベットの北京への臣服の理由――保護と仲裁の追求――は既に存在しない。一方で、外交面では、当時の中国は国際紛争で辱めを受け続けており、自分を守るのさえ難しいのに、どうやってチベットを守れよう。イギリスとの2回の戦争の敗北によって、チベットはこの点について身をもって知っていた。もう一方、チベットの内政の面では、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のチベットの政治宗教の最高権威の地位は当時すでにかなり安定しており、もう北京の仲裁と支持は必要としなくなっていた。

1900年、中国政府が許可したパスポートを所持するロシアの視察団がチベット東部チャムド地区ソツ村でチベット人に阻まれた。中国のパスポートはチベット人に道を開けるよう説得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視察団の団長コズロフの言葉によれば「射撃手はどんな中国パスポートよりも頼りになる」(注1)。チベット人との衝突で、ロシア人はチベット人21人を射殺し、19人を負傷させ、建物を焼き払い、馬を略奪し、少しの損害も出さずに大手を振って去って行った。事件発生後、ロシア人はいかなる処分も受けず、むしろ中国側に護衛されて出国した。清朝の役所に処分を依頼したチベット人に対しては、三年も引き延ばし、最後に新政府が死者一人当たり80両の銀貨、負傷者に16両の銀貨、あわせて2003両の銀貨の給付でことを済ませた。当時の駐チベット大臣裕鋼は事件処理後上奏文を一通書いた。その上奏文(注2)を見ただけでも、チベット人がなぜ中国を見限って別の後ろ盾を探したのかが十分理解できる。

西洋、とりわけ英露の勢力はアジアで迅速に拡張し、もともと中国だけの活動領域だったチベットは、中英露三か国の三角地帯になった。中国はすでにチベットにとって唯一の強者ではなく、むしろ中国は他の二つの大国にはるかに及ば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は新しい後ろ盾の希望を当初ロシアに寄せた。彼はロシアを仏教を信仰する国だと思ったので、元朝のような構造――チベット人が精神的リーダーとなり、強大な世俗帝国が信者、施主兼軍事上の保護者となる――の再現を願った。彼は1904年にイギリス人から逃れるためにラサを脱出した。そのときあるいはロシア人と連絡を取り、ロシアを後ろ盾にイギリスに抵抗する願望が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当時ロシアに非常に近いクーロン(今日のモンゴル共和国の首都ウランバートル)に至ったとき、ロシアは対外的には対日戦争に負け、ロシア国内では1905年の革命が発生し、国中が混乱していた。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の幻想も水泡に帰した。

この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を苦しませたさすらいの旅では、住まいさえ問題だった。彼の宗教的地位はクーロンのモンゴル人大ラマを凌駕しており、後者は見劣りがする。そのため多くの信徒がダライラマに寄進し、モンゴル大ラマは損害を被った。クーロンの大ラマは当初の歓迎の態度を改めて、徐々に無礼になっていき、ダライラマの玉座を壊し、さらにダライラマの目の前でたばこを吸った(注3)。人情は移ろいやすく、宗教界もまた浄土ではなかった。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がチベットに帰ろうとしても様々な妨害にあい、実現できなかった。彼は中国の支配から抜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彼が北京の慈禧太后の誕生祝いに召し出された時、彼には清朝と合意に至る一筋の希望が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多くの歴史書が彼と中国の最終的な決裂は、慈禧太后が彼に面会の時にひざまずくよう要求したからだという。チベットは世俗権力では中国に臣服しているが、ダライラマは自分の宗教的地位は至高だと思っている。ましてかつてダライラマ五世が北京に行ったときは、ひざまずかなかったばかりか、清国皇帝は城門を出て出迎えた。しかし、時がたって状況は変わっていた。かつての清朝はモンゴルを抑え込むためにチベットを籠絡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が、いま清朝はチベットに対する主権を表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チベットの政教一致のもとではダライラマは宗教リーダーであるだけでなく、チベット世俗権力の最高代表であり、ゆえに彼はひざまず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争い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の謁見の時間は半月後に延ばされ、最終的にダライラマが慈禧太后と光緒皇帝に片膝でひざまずくことで妥協した。これまで神と自任していたダライラマにとって、その屈辱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この種の屈辱は前途なき民族の非力さゆえであり、苦しみはいっそう深く、当然彼に強烈な反逆心を呼び起こす。

慈禧太后と光緒皇帝は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に謁見した後、わずか1カ月のうちに相次いで死亡した。すでに破綻百出だった末期清王朝はさらに不安定化し、明日をも知れない状態になった。この時期にダライラマは北京に滞在し、間近に清王朝の腐敗と没落を目撃した。彼は必ずや中国の支配から脱する決意を一層強めたであろう。彼の今回の亡命は5年間に及び、視野を大きく広げ、意志を鍛練し、関係を築き、彼を雪山の奥深くの神王から民族リーダー兼政治家に変えた。

趙爾豊、聯豫らがカムとチベットで行った新政もまた、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を強く刺激した。新政はチベットの自由と伝統、ダライラマ自身の支配的地位を脅かし、根本からチベット社会が壊滅するに等しかった。慈禧と光緒が死んでから、ダライラマ十三世はただちにチベットへの帰途に就き、しかも旅の途中からチベット人の闘争を指揮し始めた。

(脚注は原文を参照)
原文:http://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9029

関係文章:

趙爾豊の直轄統治――チベットと中国の歴史的関係(11)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a599d7ca72593668ab8604632adce601

辛亥革命後のチベット独立――チベットと中国の歴史的関係(13)(1/2)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d7e57edb3011e87f38553c5c32dcaa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