がんになったらどうする？

昨日の新聞に帯津院長のインタビュー。印象に残ったのは：
①現在の医学では未知のことのほうが多い。
②既知の事実に基づいて治癒の可能性がないと患者に言ってみたところで、患者の免疫力を急激に低下させるに過ぎない。
③であれば、作用機序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治療法であっても、効果が出る可能性があるなら、そして、本人が望めばいろいろ試してみるべき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

医師の治癒の見込みなしという宣告は必ずしも根拠の明確でない命令に過ぎない。であれば、宣告に逆らって七転八倒、暗中模索しながらいろいろな治療法を試してみることのほうが、根拠を突き詰めないまま医者の宣告に従うよりも潔い生き方であろう。

（身近な友人の死に接しての印象）

RFA：マグサイサイ賞授賞式に出席しようとした陳光誠の妻を中共当局が拉致！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代夫领奖在北京机场被绑架

2007.08.24

本台消息：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8月24日动身前往菲律宾代狱中丈夫领取“麦格塞塞奖”，在北京机场被绑架，当天被送回山东。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致力于农民和残疾人维权事业、并揭露山东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多位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今年一月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

现在正在临沂监狱服刑的陈光诚先生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本年度“麦格塞塞奖”。他的太太袁伟静8月24日动身前往菲律宾代丈夫领奖。

袁伟静从她北京的住处、维权人士胡佳先生家中出发。

早晨九点钟，“六四”伤残者、友人齐志勇先生前来送行。齐志勇先生说：“我到他家楼下了，实在不能接近他的楼门。很多的人，警察、便衣、国保。。。你看，现在车频频地出来转。”

问：“有几辆您看着是警车？”

答：“有五、六辆。”

刚从家里走出来的胡佳先生说：“几十个警察在这里，我能看到的就不下三十个。”

几位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记者一早就到胡佳先生家里。胡佳说：“路透社三个，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那个NBC，也是三个人，包括他们北京的社长爱瑞克也来了；另外有一家香港的媒体一位对人权非常感兴趣的女士；还有英国使馆的人权官员露熙。”

警察让在场的境外记者关上相机，并且进行登记。

警察：“把相机都关上。我们要检查证件。因为咱们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这儿来了不少境外记者，我们要登记。”

境外记者向警察谈采访自由和奥林匹克精神。

记者A：“我们自由采访吧...”

警察：“采访有自由，是让你别影响秩序。”

记者B：“我是按照奥林匹克精神。”

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说，警察今天不让胡佳出门：“他们从楼上就开始拦他，不让他出去。”

拦阻胡佳的通州国保警察说：“因为我现在接的就是‘死令’。”

胡佳：“噢，你接的‘死令’就是不让我出去？”

警察：“对。”

胡佳：“袁伟静的行李放在我车上，如果我不放弃要去的话，恐怕袁伟静也走不了。所以我就只好让李劲松和曾金燕一起不离左右地陪着她，把行李拿上他们另租的一辆车。”

进机场后，袁伟静过海关，李劲松律师和曾金燕只能在外面等。

曾金燕：“我进不去了。”

问：“现在只有伟静自己进去了，是不是？”

答：“对对。”

我通过手机，了解袁伟静的情况。

袁伟静说：“还可以，快到‘安检’了。”

紧接着，工作人员指称，她的护照因曾经遗失已经作废，她不能出境。袁伟静则表示，她从来没有丢失过护照。

海关工作人员说：“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指示，您的护照在2005年12月19日，由山东省公安厅因为遗失而宣布作废。你护照丢过吗？”

袁伟静：“我没有丢过。一直在我手里啊。”

警察：“我们是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我们接到公安部六局的通知。”

此后大约三个小时，袁伟静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守在外面的李劲松律师说：“‘安检’那边说，他们没扣留她，让她自己走的。行李，航空公司说是被警察取走了。”

下午三点十五分，维权人士胡佳先生接到袁伟静一通简短电话——

袁伟静：“胡佳，我已经遭绑架。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胡佳：“你现在在哪里？”

袁伟静：“我不能说。我躲在厕所里。”

胡佳：“他们是不是要把你带回山东去？”

袁伟静：“他们把我东西都抢走了”。

胡佳：“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电话杂音）

电话断了。

整整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得到确切消息，绑架者已经把袁伟静带到她家所在的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口。

通过袁伟静的手机，我们听到她在斥责绑架押送她的人中动手打她的人。

袁伟静（喊）：“你再敢动手！李建利（音），请你不要动手！”

她说：“他主要是薅着我的头发，然后把我的胳膊使劲别，我就疼得... 我现在眼镜都被他们打得弯了。”

袁伟静已经报警。

谈到不准袁伟静出境和对她绑架，曾金燕说：“完全不合法，不合理。所谓的‘法律的依据’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的。”

胡佳先生认为：“他们这些作法仍然是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这个体系的暗。这个国家社会势力的体系如果不瓦解掉，那这个国家的公民是永无宁日的。”

李劲松律师表示：“我相信，不可能是通过这样的流氓绑架手段，就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罪行给掩盖住。下一步就是伟静不在北京，我们相关的起诉、投诉、控告，都还是可以正常地进行下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Wikipedia：黄--中国六四天網（ネット）の創始者

黄（1963年4月7日—），网名难博，中国四川人，与其妻曾丽同为“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

黄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天网”网站。

由于网站同时还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中国当局的关注。2000年2月，原四川省国安人员卜列平等人到天网寻人事务所与黄发生冲突，黄被打伤。这一事件引发极大反响，随后中国当局查封了天网网站。4月15日，在一家美国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帮助下，天网网站重新开张。

由于以后天网在时政与公共评论中的声音越来越尖锐，2000年6月3日即六四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黄被警察逮捕。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有期徒刑5年，二审维持原判。

黃被捕後，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美國政府及數百家國際組織抗議中國大陸對黃的迫害。中国国内民间对司法裁定有巨大的争议和质疑，认为事实和证据都不能成立，并认为这是当局一直拖到近三年后才判刑的原因。

2004年6月国际人权组织無國界記者和法蘭西基金會授予黄“第2屆互聯網自由獎”。2005年6月4日刑满获释。

2006年4月28日，六四天网公布了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初步成功的消息。

2006年6月4日，天网负责人黄荣获中国人权青年奖。

2006年12月31日，黄改组六四天网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人权组织。

2007年1月26日，成立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丹麦联络处。

2007年2月，黄获赫尔曼-哈米特奖。

2007年6月，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美国成功注册。

天网网站服务器遭永久关闭

2007.08.19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18号发表声明说，该中心接到通知：天网服务器被永久关闭。该中心负责人黄表示，他们能够冲破对他们的封锁。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星期天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在当局对异议网络媒体的打压中，他们的网站首当其冲；这种打压正在加紧，但是这次天网服务器遭永久关闭的具体内情还不清楚：

“当局在收紧互联网，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用一系列的手段破坏无界浏览器，还有动态网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要说是中共当局施加的压力，现在还没证据。中共对于网络异议媒体的打压是从2000开始的，当时首先关闭的是六四天网。到今天当局还在进行这样的打压。但这次如果非要说是中共当局施加的压力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法制世界，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黄表示，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完全有能力突破封锁，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突破这个封锁。对于我们来说东边不亮西边亮，一家在骚扰我们就转到另一家，即使天网关闭了，凭借天网海内外义工的能力我们可以在5天之内就筹建一个新的天网。”

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在中共即将召开17大、2008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当局在与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相关的领域一定会收紧：

“逢年过节总有 一些活动，象北京十一以前，还有明年的奥运，中共肯定视为一件大事会采取收紧措施，对六四天网不管内容是些什么，首先名字就非常敏感。所以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措施。”

记者：“跟十七大有没有关系？”

“有一定关系，它现在是尽量把一切异议的声音压低到最低限度，没法压缩的就监控起来。他们第一是出钱，第二他们有的是这方面的人，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声明表示，六四天网“置身中国大陆开展人权事务工作，始终服务底层百姓，并与中国弱势群体同甘苦共患难”。

另据博讯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民生观察网”等网站也已经被服务器提供商关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天ネットアドレス：
http://www.64tianwang.com/

六四天网重新开通

[ 录入者:hq | 时间:2007-08-20 07:12:10 | 作者: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 来源:六四天网 | 浏览:143次 ]

作为20世纪创办于中国大陆的第一家人权网站，六四天网为其永不低头的历史充满自豪。     去年以来，中共及外围组织编造罪名玷污天网，四处威胁民众力图孤立天网，但他们的举动总是适得其反，天网却在双重打压中壮成长。      目前，天网依据和谐共赢理念，同时依法在全国介入上千维权案件。      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此次天网遭关闭后几小时，义工们创办了《天网电子报》；天网义工仅用30小时就完成了新天网的雏形。     在此，我们向支持天网人权工作的新闻机构和各界友人致以深深的感谢。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2007年8月20日

獄中の人権活動家陳光誠氏がマグサイサイ賞を受賞

中共当局により人権擁護活動を理由に獄中に拘束されている陳光誠氏がマグサイサイ賞を受賞した。同氏は８月３１日の授賞式への出席を希望しているが、中共当局は氏の授賞式への出席を拒否している。

The 2007 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Emergent Leadership

CITATION for Chen Guangcheng
Ramon Magsaysay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ies
31 August 2007, Manila, Philippines


In China today, a transformation of dazzling speed and complexity is reshaping society and calling forth new leaders. Chung To and Chen Guangcheng are two of these. Each one in his own way, and on his own initiative, has stepped forward to address an urgent contemporary need. Where others have been slow to act, they have acted.

Chen Guangcheng was born in a tiny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Blinded by a fever when he was an infant, he was denied schooling for most of his youth. Instead, he soaked in knowledge by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nd absorbing the classic Chinese stories his father read to him. At age seventeen, he entered a school for the blind and by thirty he had completed a university course in massage and acupuncture therapy. By this time, Chen's independent spirit had been thoroughly aroused.

When local officials in 1996 refused to honor a law exempting disabled persons from the annual agricultural tax-thus imposing an illicit burden on his own parents-Chen took his grievance all the way to central authorities in Beijing, and won! Local people with similar grievances began to seek his advice. By diligently studying law books read to him by others, he became a "barefoot lawyer" and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gister their complaints effectively and file civil cases in the local courts.

In 1998, Chen led farmers in Yinan County in protest against a river-polluting paper factory and persuaded an international donor to fund a deep well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filthy river water. He launched a project to advance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disabled and filed a case against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mpany in Beijing for refusing to honor the law providing free rides to the blind. This created an unwelcome national stir.

Indeed, by this time, Chen's activism had drawn the irate attenti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He was investigated and harassed. In 2003, anonymous wall posters in Linyi City, where he lived, called upon people to break his legs.

Chen was thus already a noted thorn in the side of Yinan County officials in 2004 when they launched a ruthless campaign to bring the county within government population-control quotas-by coercing mothers-to-be into late-term abortions and thousands of other women into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ll of this was in violation of an existing law requiring informed consent. The outcry soon reached Chen, who meticulously documented the abuses and worked with the victims and lawyers to organize a class-action suit against the responsible officials-the first case of its kind in China and also the first concerted domestic challenge to the use of violence in China's population policy. The suit failed, but led to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a tacit admission of excesses. Meanwhile, Chen took the issue to the press and diplomatic corps and onto the Internet, leading to global exposure.

For this, he paid a heavy price. Back in Linyi, Chen's cell phone was jammed, his computer seized; he and his wife and friends were repeatedly beaten. He was confined to his house, abducted and held secretly for three months, and then finally charged with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in connection with a demonstration on his behalf. In a trial behind closed doors to which his own lawyers were not admitted, he was convicted and is now serving a four-year prison term.

Chen's hope is in the rule of law. He is energizing the grass roots and, with many others, challenging Chinese local authorities to obey the laws of the state. But this will not happen until citizens learn to act, he says. "People should protect their rights themselves."

In electing Chen Guangcheng to receive the 2007 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Emergent Leadership, the board of trustees recognizes his irrepressible passion for justice in leading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to asser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under the law.

http://www.rmaf.org.ph/Awardees/Citation/CitationChenGua.htm

RFA：中国では年間３億人が食品が原因で発病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就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提出警告

2007.01.16

 

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警告，中国每年至少有3亿人因问题食品而患病。并可能导致疫情爆发，使中国付出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中国的不安全食品导致的疾病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中国每年至少有3亿人由于食品有问题而得病，诊治这些疾病每年要花费360亿到1680亿元，相当于中国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2%到0.9%。在美国的中文互联网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先生就中国食品安全的状况表示：

“现在中国整个社会风气道败坏，食品制造厂的人没有道观念，再加上法制不建全，就算有法制也是执行不下去。贪官污吏用金钱收买，私下交易。象以前安徽的毒奶粉，是在一个很小的小厂，就是几个人，根本没有道观念也没有犯罪的概念，只要有钱。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了。政府又管不了这么多，任何时候都会冒出一个假的、坏的东西来。当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流传出去了。前几天不是有一个从阴沟理把油挖出来，然后提炼出来再卖，死猪加点香料做成腊肉再卖出去。这些都是一些平头老百姓干的，没有道，也不想害死人怎么办，只想要钱。”

报告认为，与食品有关的各种疾病对中国的消费者不断构成威胁，如果政府不及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果将比2002和2003年爆发的萨斯疫情还要可怕。如果中国发生一场由腐败或有毒食品引发的疫情，将会对中国的旅游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展览，以及广州亚运会都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由腐败或有毒食品引发的疾病还将对中国的食品出口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在2005年，中国食品的年出口额为276亿美元。对此，伍凡先生表示：

“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多？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了，原因就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跟着一起，你上面贪污，我就造假，大家一起赚钱，所以这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道的问题，都是由党文化兴起的。就是‘一切向钱看’。”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中国没有基本的食品安全法，并且没有一个在法律框架内确保食品安全的体制。中国目前有9个独立执行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部级机构，但这些机构和规章往往是重叠的，责任不明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报告说，中国需要设立一个跨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应该是有实权的，是以消费者和人民的健康为最高准则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アジア開発銀行の当該レポートの入手先：
漢語
http://www.adb.org/Documents/Translations/
Chinese/Studies/Strengthening-Food-Safety.pdf
英語
http://www.adb.org/Documents/Produced-Under-TA/
37599/OS-Food-Safety-EN.pdf

中共の報道原則：報喜不報憂

1 坚决不准采用网络作为新闻来源，坚决不准使用网上的图片；
2 坚决不准依靠新闻热线来获取新闻，所有负面报道，要交相关部门审核后才可发表；
3 坚决不准对各地突发事件做评论报道，所有专家学者的评论观点要交其所属党委或单位审核后才可发表；
4 坚决不准转载异地媒体的负面报道；
5 坚决不准刊载任何未经核实的报道，编辑负全责。
                                                      ———中宣部新闻管制5条禁令

ダンボール肉まんを口実に、中共１７回大会を前に中共独裁政権による言論のいっそうの締め付けが始まった。

http://www.yaoblog.com/?p=418

ホーチミン市青年報：ベトナム人から見た中国

越南人谈越中关系

     胡志明市青年报

   许多年来，某些越南人在谈到越中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越中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越中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越中两千年的交往，越南与中国之间，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

   宋朝以前，越南一直被迫称臣于中国，被汉人称为南蛮之地，遭受长期的迫害和仇视，中国强盛时，中国人不断派兵侵略越南，*迫越南人割地进贡，中国衰弱时，又假意求和安抚越南。至今越南的大片领土仍然被中国侵占不还，他们不仅无任何归还之意，还打起侵占自古以来就一直属于我国领土南沙群岛的主意，是可忍孰不可忍。

   越中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违背事实提出越中友好的虚幻概念，只能是误国误民。在近代，中国不段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越南，假意提供援助来控制越南共产党，缺乏危机感的越南人却似乎并未把中国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中国人终于找到机会。在一九七九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 　　

   然而，中国至今不愿承认这是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在他们的教科书上，这场战争被完全的抹去，在他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中，这场战争被描述成“对越自卫反击”战而一笔代过。他们还修筑了侵越战犯的陵园，至今还把这场战争的罪犯供奉为国家英雄来祭典，全无虔悔之心，他们甚至拍摄许多电影明目张胆地美化这场战争，比如《高山下的花环》，公然将侵略越南的战犯描绘成“烈士”。

   在这场侵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狂妄的叫嚣要在半个月内扫平整个越南，占领胡志明市。然而，我们越南人民团结一致，全民动员，给中国军队以沉痛的打击。初始我正规军避免与庞大的侵越军正面交锋，把敌军引入山林中，然后开始反击，运用各种灵活战术，象游击战，丛林战，地道战，地雷战，对敌军迎头痛击，中国军队自以为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越南，却最终陷入了我越南英雄儿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不得不仓皇逃窜，狼狈逃出越南的领土。 　　

   虽然中国的侵越战争彻底地失败了，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其越南占领区的每一处，无一例外地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与破坏，抢掠易搬运财物，然后焚烧摧毁工厂建筑房屋等不动产，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中国军队在越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给越南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中，我已论述了越南贫穷落后正是由于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详见《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是越南贫穷的直接原因》）即使在战后，我国人民也不得不先着力于重建家园，而不能全力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中国借此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争取到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时机，发达起来。.

   根据国际法，中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理所当然应该对越南的损失给予战争赔偿。然而，我们的政府却轻易就放弃了对中国的索偿权，希冀通过“越中友好”来化解两国的仇恨。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承认历史错误，正视历史事实，越中两国的矛盾永远不可能化解。越南人对中国的单方面友好，正被中国人当成越南人软弱可欺。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骨子里从来就是欺软怕硬。在被日本打败并占领后，他们却很快就与日本又签订友好条约，引进日本的技术于资金。中国在朝鲜被美国打败，现在却派了大量学者去美国学习取经。但对于东南亚各个小国，中国又是另一副嘴脸。他们不敢与强大的日本争夺钓鱼台群岛，但却派兵占领我北沙群岛（中国称其为南沙），公然在岛上修筑建筑工事，并在我国海域采油打鱼。.

   他们的这种种行为，完全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软弱纵容。比如，我国政府不仅不要求中国赔偿战争损失，反而禁止越南私人向中国索赔，在中国派军舰封锁我北沙群岛时，不但不派兵，却阻止我民间团体的保沙船只去和平抗议。这些行为更加助长了中国极右分子的嚣张气焰。 　

   每当中国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越南方面必然指责这是中国'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 中国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腻断。如果中国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二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中国人非常清楚，中国跟越南接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中国过不了安心日子。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1)承认中国对越南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

   2)美化中国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与世界，将一切与中国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大唐盛世”。 　　

   所有迹象表明，中国选择的是第二条路。他们的这种野心也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中文论坛上被一些狂妄的极右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多次表达出来。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征服世界的狂妄言论。中国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中国人优越、中国人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中国社会经济和道的根基。象中国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

   既然中国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越南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越中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越中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越南人民宣传越中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越南政府的不信任。用“越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越中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的用心，越南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中国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越中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http://paowang.com/news/3/2005-09-03/
20050903020445.html

   2007-4-25
http://boxun.com/hero/2007/nanshanxia/18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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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ィナンシャルタイムス：中共のアメリカ消費者に対する新たな負債

China's new debt to US consumers

Published: August 4 2007 03:00 | Last updated: August 4 2007 03:00

Another week, another safety scandal involving Chinese exports: Mattel, the US toymaker, is recalling 1.5m toys because the paint contains too much lead. That follows a recall of Thomas the Tank Engine toys and problems with other contaminated Chinese-made products ranging from toothpaste to pet food.

Tempting though it may be for US politicians on the campaign trail to pounce on China - first they take our jobs, the putative script goes, then they kill our cats and poison our children - the recent revelations about unsafe Chinese exports should not be used as an excuse for protectionist rhetoric or the erection of new trade barriers.

It is not even proven that products from China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those from elsewhere;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toys recalled for safety reasons in the US are made in China simply reflects Chinese manufacturers' overwhelming dominance of the US toy market.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however, is not to assert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blameless.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neglected their duty to regulate and enforce product safety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while assuming - correctly, on the whole - that foreign importers will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distribu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large financial penalties of failure.

While Chinese consumer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appalling abuses, including the sale of lethal antibiotics and milk powder that helped kill a dozen infants, US shoppers have so far been spared the worst, for which they can thank lawyers eager to launch product liability suits and the vigilance of companies such as Mattel that value their brands.

Chinese consumers should use the publicity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s exports a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 for an overhaul of their entire health and safety regime, just as environmentalists exploit disasters to enforce green standards.

China, unfortunately for those same consumers, is not a democracy.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know they have a problem with product safety, but instead of promoting the transparent regulation, media freedom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required to tackle it they are resorting to old-fashioned and spectacularly ineffective methods: ordering their underlings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and punishing them when they disobey and get caught. So it is that Zheng Xiaoyu, the former head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as executed for taking bribes from drugs companies and approving fake medicines.

Bo Xilai, China's commerce minister, insists that most Chinese exports are safe and says the safety issu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damage trade. If he wants to be taken seriously, China must accept that Chinese consumers - not just Americans -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at they are buying and deserve to be protected from dangerous products.

http://www.ft.com/cms/s/f186a22a-4222-11dc-8328-0000779fd2ac.html

李大立：上海広州見聞録

上海広州見聞録◎　李大立

●上海は多くの豪華超高層ビルが建ったが、民度はどうか？　大学の百周年記念は商業活動一色、書店には香港マカオの本は一冊もなく、バスの中では乗客が騒いで運転手を怒鳴りつけ……

広州と上海は私が中高と大学を過ごした地方である。５月に上海同済大学の百周年記念同窓会に招待されて、上海と広州で何日か過ごした。そのときの見聞は大陸の現状の一端を反映しているので、皆さんにご紹介したい。

５月２０日は同済大学の１００周年で、キャンパスの内外は人であふれ、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温家宝の演説が流れていた。４０数年前と比べて、キャンパスはずいぶん大きくなり、現在の学生教職員数は５万人を越えているという！　私が学んだころの数倍で、「高等教育募集拡大」の氾濫の一端である。町中を歩いているのがみな大学生で、博士修士が山ほどいるといわれるのも不思議ではない。高等教育の急成長をむやみに追求した結果、実体の伴わない大学生を養成し教育水準を下げている。当日挙行された多くのシンポジウムはその多くが形を変えた販売促進活動で、内外のメーカーが科学機器を販売し、学校に賛助金を提供し、学校はメーカーに賞状を送り、貧困家庭の学生への奨学金授与もその間に行われた。昼は土木工学カレッジ、夜は測量学部が学校の近くの同じレストランで数十席（１席１０人）の宴会を行い、少なくとも８万元から１０万元を使っていただろう。著名な最高学府でさえこのように派手な宴会をやるのだから、全国でどれだけの公金が宴会に消えているか想像もできない！

同済の１００周年は大宴会、上海の交通は混乱

毛沢東時代、全国が上海を守り、上海の物価は一貫して安かった。現在はこれも「世界と軌道をつなげた」。高級な消費が氾濫し、「老正興」などの老舗の上海レストランの一人当たり消費金額は１００元を超えている。ある夜の宴会で、上海の同窓生が、ヨーロッパから戻った同窓生に聞いた。「上海の一番強い印象は何かね？」

彼も嫌われるのをいとわず、直言した。「上海は高層ビルはたくさん建ったが、民度は上がっていない」。彼は上海に着いた当日財布を盗まれたし、商店でデジタルビデオカメラを預けたら、メモリーカードを盗まれた。私は上海地下鉄の管理レベルを教えられた。私が江湾行きの切符を買って、地下鉄路線図どおり「上海駅」で乗り換えようとした。改札口ではいったん出てからまた入るとは書いてあったが、切符を買いなおすとは書いていなかった。駅員は私に自動改札機を通すよう指示した。たが切符は戻ってこなかった。同じような目に遭った人がほかにも何人もいて、彼らは改札口で大騒ぎを始めた。駅長はやむなく数百メートル離れた乗換駅に私たちを通すよう電話した。しかし、切符がないので、目的地に着いたときどうやって改札口を出るのか？　駅長は君たちは向こうで駅長に説明すればいいといった。しかし、なぜ乗り換えのできない乗換切符を売るのか？　説明表示はどこにあるのか？　彼らは毎日面倒な苦情に付き合っても、この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はしない！　こんなに混乱していて、どこの「世界と軌道をつなげる」というのか？

毛沢東が死んでから、外地から戻ってきた上海の同窓生は、一部の役人や商人になった人を除いて、ほとんどが高級工程師になっていた。しかし、退職年金は月に千元あまり、高額の医療費、教育費であってみれば、清貧生活を維持す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私のクラスの同級生の何人かは、やむなく夫婦別れて暮らしていた。自分は一人の子供と外地に暮らし、奥さんは別の子供と上海に暮らし、毛沢東時代の牽牛織女生活をまたすごしていた。

同窓会は青浦１日遊覧旅行を実施した。途中の「世紀公園」で高台に上って眺めると、一面の美田が巨大な「景勝地」に変わっていた。しかし、客はほとんどいない。公園内には欧米各国の様式の邸宅を建ててあるが、完全な空き家である。そのうちのひとつ二つは学生の軍事教練の宿営地に変わっていた。小さな人造湖にはニセの「航空母艦」が作られ、観光客に開放していた。ガイドの話では、アメリカの偵察衛星はこれを本物と間違えたという！　中国は経済の高度成長を追及するためには、池を干上がらせて魚を取ることをいとわない。自然資源と環境がやりたい放題に破壊されている。上海青浦「世紀公園」はその具体例だ。

上海で、私は淮海路と浦東に足を伸ばして私が上海の不動産会社に勤めていたときに５～６年計画に携わった２棟の超高層ビルを見に行った。計画局が厳しく要求した屋上へリポート、建物の中のオープンスペース、ツインタワーの間の空中歩廊と緑化面積要求の多くが設計要求に反するということで取り消されていた。施工段階でのやり取りの結果に違いない。このことから大陸の多くのいわゆる設計規範は形だけのもので、当局者の一言で決まることがわかる。やはり人治である。

書店は千篇一律、番禺学園都市はまるで兵営

大陸の文化出版事業の現状を知るため、私は「上海書城」と「三聯書店」に行った。出版物は以前よりだいぶ多くなったが、一目見れば千篇一律とわかる。「上海書城」の最上階には「香港マカオ台湾書籍」コーナーがあったので、行って見るとわずかの香港マカオ台湾版の書籍もすべて外国語版で、一冊も中国語版がなかった。販売員に聞くと、中国語版は輸入できないといった。「三聯書店」も同様、すべて国内出版物か共同出版の書籍だった。香港で出版されたのは何冊かの料理本のみで、ほかの国内の書店と何の違いも見られなかった。上海のような全国最大の都市の文化封鎖がこのようであれば、ほかの地方は推して知るべしである。

広州は香港マカオに隣接し、経済発展が非常に早い。都市面積の拡張も早く、番禺花県などを含む市街地面積は北京上海に勝るとも劣らない。

広州と上海の大きな違いは、上海では外地人と外地出稼ぎ農民が少ないが、広州では町中にあふ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広州のタクシー運転手はほとんどすべて外省人で、上海ではすべて上海人である。上海の運転手によると、上海市政府はタクシー運転許可証の申請者は上海戸籍を持つことを必須条件にしているという。外地の運転手だったら郊外に客を乗せていって殺すかもしれないと彼は言っていた。まったく大げさなことを言うものだ。プラスに見れば広州は上海より包容性が大きいといえるが、マイナスに見れば広州市政府は地元民の就職に対して上海ほど力を入れていないともいえる。上海が一貫して経済保護主義を実行してきたゆえんであろうか。彼ら外地人運転手は非常な努力を払って広州の町中の道路を覚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が、なんとしても地元民にはかなわないので、どこか心配な感じがする。上海と広州の同じところは、どちらのタクシー運転手も必ずタクシー会社に高額のタクシー賃借料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ず、一日２交代でがんばって働いても手元に残るのはわずかで、永遠に自分のタクシーを持つことはできない。だから、広州の地元民は誰もこの仕事に就きたがらない。

広州でもっとも不可解なのは、番禺にまったく新しく「大学都市」を作ったことだ。中山大学を始めとする数十校の大学と専門学校を強制的に移転させた。何人かの大学在学中の友人の子供たちは残念そうに交通と生活が不便だと訴えていた。私は参観したことがあるが、大学都市というよりも、大きな兵営のようだった。数十校の最高学府が整然と並んでいて、まるで軍人の集団行進訓練を見ているようだった。校舎は大同小異で、何の特色もない。共産主義のユートピアが徹底的に個性を消滅させ、管理と奴隷的使役だけを追求するものだとすれば、この大学都市はその最もよい生きた見本である。人類文明教育史に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私は長い歴史を持ち、赤レンガと緑の瓦の中山大学などがなくなったことが惜しくてたまらない。また、広東の役人たちがかくも低能であることが可笑しくかつ遺憾である。

傲慢な北方人を懲らしめる

人の社会に対する認識は、しばしば子供時代から始まり、しかも深く彼の一生に影響するが、私にもそのような体験がある。解放（共産党独裁政権成立）初期、私の母親は私たち兄妹とおばあさんを連れて香港から広州に戻った。父親が広州駅の駅長をしていたので旧体制の職員として継続雇用されており、母方の叔父は香港から広州に戻って税関を接収した中共の役人だったため、私の母親を広州税関に紹介し「革命工作に参加」させた。その結果、私は小さいころ幸いにもいわゆる「機関大院」（公務員宿舎）に住んで、中共の南下幹部の庁長、局長、処長、科長の家族と隣近所だった。父親は共産党員ではなく、立場は弱く、反右派闘争の前にすでに降格減給になっていた。母親はひらの公務員に過ぎず、新しい王朝の功臣たちと一緒に住んだのは、歴史のいたずらだっただろう。私も彼らの子供たちと一緒に遊んだが、子供たちがけんかするとき、時に「俺のパパはお前のパパを管理してるんだぞ！」「おれのパパは三ツ星だけど、お前のパパは星いくつだ？」などという会話が飛び交った。わたし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かったが、早熟な子供心に深く劣等感の烙印が押された（拙著『中国：ある普通の家庭の物語』参照）。だから、曹長青さんが５、６０年代の台湾国民党外来政権が地元民を侮辱し抑圧したこと、役所や学校で地元言葉を禁じ、違反者に罰金を課したことなどから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間の差別と対立が生まれたことを書いた文章を読んで、私は深く同感した。

そのころ、広州の役人はすべて北方人であった。北方から鉄砲を担いで南下してきたひとつも文字を知らない北方の農民が、広州に来たらみな役人になった。彼らはよく「おれは粗忽者だから……」と好んで言っていた。まさに李普さんが言うように、あれは「下品さをひけらかすことが好まれた時代」だった。成長とともに、「土地改革、反革命鎮圧」、「反右派闘争」、「三年困難時期」（大躍進の結果の飢饉）、「文化大革命」を経験して、私はだんだんとこの農民反乱の封建政権をよく知るようになり、彼らに反感が強まって、すべての広州にいる北方人に反感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た。私の幼い目には、彼らはみな政治成金に見えた。５０年代、機関や学校では北京語を話すことが光栄なことで、北方人というだけでえばっていられた。しかし、数十年後風水は入れ替わり、広東が第一の経済大省になり、大勢の貧しい北方人が広東に押し寄せている。北方籍はもう受けなくなり、昔のおごり高ぶりはあまり見られなくなった。ところが、私が広州に滞在している間に、私の身の上に思いもよらないことが起こった。

５月２８日午後５時過ぎ、私は天河北路龍口東路バス停で１３５番のバスに乗った。そのバスは満席で、３～４人が立っていた。バスが走り出してまもなく、突然運転席の横で大柄な男が北京語の大声で運転手に怒鳴り始めた。私はその男が制服のようなものを着ていたので、バス会社の職員かと思った。「おれの言うとおりに温度を調整しろ！」「クーラーも調製できないで、運転手なんてやるな！」「おれは１０数年もエアコン付の車を運転してるからお前よりよっぽど知ってる！」と言っていたので、その男も私と同じ乗客だとわかった。

そのうちに、男が手を出して運転手の後ろから強引にクーラーを調製しようとしたのが見えたので、私は怒りがわいてきて、大声で怒鳴った「やめろ！お前は乗客の安全を考えないのか！」。その北方人は私を見て、余計なことをするという表情をしたので、私もにらみ返し、大声で運転手に言った。「運転手、止めろ！警察に通報しろ！」。北方人は驚いたが、それでも私に言い返した。「お前に関係ないだろう？こんなに暑くて、おれが汗だくになってるのが見えないか？」。私は彼に言い返した。「お前がどんなに暑くても、運転の邪魔はしたらだめだ。乗客の命は運転手が預かっているのに、お前は責任を取れるのか？」。このときになって、やせて小柄の運転手はやっと彼に言った。「車内のクーラーの温度は会社が規定していて、私は勝手に調整できない。誰か風邪を引いたら私の責任になる……」。なまりから外地人のようで、哀れな様子だった。このとき、私の怒りは爆発し大声で言った。「お前は今でも毛沢東時代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お前は役人なら人をいじめて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ここがどこだと思っている？はっきりわかっているのか！」。周囲から笑いと喝采が起こった！このとき、後ろの席から女の北京語の声がした。「××、もど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もうやめて！」。北方人は仕方なく、恥をかいて後ろの席に戻った。私の横を通るとき私をにらんだが、私もにらみ返した！その後、私の横に立っていたインテリが私に言った。「よく言ってくれた、あいつらは長く権勢を張りすぎた！」

もう耳順（６０歳）だし、地球のほとんどを歩いた。私はもう子供時代に北方人の前で劣等感を感じていた子供ではない。また、少年時代に北方人の「家庭の出身がよく、天の半分を赤く染める」ことを羨んでいた学生でもない。青年時代から、私は武力で支配する外来政権を嫌ってきたし、彼らの世代を超えて相続される特権を嫌ってきた。彼らの庶民いじめに憤ってきた。私は少しの後悔もなく、気持ちがすっきりした。数十年の恨みを私の故郷の人々の前で思い切り吐き出すことができ、彼らの賞賛と支持を得られた。たぶんこれが私の今回の上海広州の旅の最大の収穫であり、一番誇れることだろう。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５日ニューヨーク）（『開放』８月号より）

李大立：上海広州見聞録（『開放』８月号より）

上海廣州見聞錄◎ 李大立

● 上海雖然建了許多豪華高樓大廈，但人的素質如何？大學的百年大慶一片商業喧嘩，書店沒有一本港澳中文書，公車上公然有乘客造反，大罵司機 ......

廣州和上海是我讀中學和大學的地方，五月份應邀去上海同濟大學參加一百周年校慶和同學會，在上海和廣州小住，有些見聞很樂意與大家分享，可以反映一些大陸的現狀。

五月二十日同濟大學百年校慶，校園裡人山人海，大型電視屏幕播放溫家寶講話。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園面積大了很多，現時在校師生竟達五萬餘眾！數倍於我們求學的年代，所謂「高校擴招」之泛濫可見一斑。怪不得說，大學生滿街走，博士碩士一籮籮。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發展，只能培養出名不副實的大學生降低教育水準。當天舉行的許多學術報告會，很多都是變相的商業活動會，海內外商家來推銷科學儀器產品，商家贊助學校、學校給商家頒發榮譽證書，也夾雜給貧窮學生獎學金頒獎。中午土木工程學院、晚上測量系在學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擺筵席，筵開數十席，估計至少耗資十萬八萬。一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都這樣大吃大喝，全國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錢被吃掉了！

同濟校慶大吃大喝，上海交通混亂

毛澤東時代，全國保上海，上海的消費一直價廉物美，現在也「和世界接軌」了，高檔次的消費比比皆是，「老正興」等老牌本幫菜酒家，人均消費超過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學問一位歐洲歸來的同學，上海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他也不避嫌，直說上海高樓大廈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質跟不上：他到上海的當天就被人偷了錢包；去商店儲存數碼影像又被人偷換了儲存卡。我則領教過上海地鐵的管理水準，我買了去江灣的地鐵票，按照地鐵指示圖在「火車站」轉車，雖然售票處註明要出站再進站，但並沒有註明要重新買票，職員指示我將車票放入驗票機，誰知車票就被吃掉了，同樣情況的還有好幾個人，他們在閘口大吵大鬧，站長不得己打電話通知數百米外的車站放我們這批人進站，但是車票吃掉了，到了終點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長說你們可以對站長聲明 ...... 既然不能原票轉乘，為甚麼出售超越該站的車票？又不清楚標誌在何處？他們寧願每天面對不勝其煩的投訴，也不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混亂，談何「與世界接軌」？ 　　

　　毛澤東死後陸續從外地調回上海的同學，除了少部分當了官或經商者之外，大多數已是高級工程師了，可是退休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對高昂的醫療費教育費，僅能維持清貧的生活。我同班有幾個男女同學，甚至只能一家分兩地，自己或帶一個子女留在外地，太太帶一個子女生活在上海，重過毛澤東時代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

同學活動會組織我們青浦一日遊，路經「世紀公園」，登上高處一望，萬頃良田變成了碩大無比的「旅遊勝地」，可是遊客卻寥寥無幾。公園內按照歐美各國的風格，各建造了別墅代表作，可是卻完全空置，其中有一兩棟變成了學生軍訓的營地。甚至還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艦」，開放讓遊客參觀，據導遊介紹說美國偵察衛星還將它當作真傢伙呢！中國為了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惜竭澤而漁，自然資源和環境遭到了肆無忌憚的破壞，上海青浦「世紀公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上海我還特意去淮海路和浦東看我在香港地產公司工作時跟進了五六年的兩座超高層大廈，規劃局嚴格要求的屋頂直升機停機坪、樓層內的開放空間、連接比鄰大廈的空中通道和達標化面積，許多都違反設計要求而取消，肯定是施工階段討價還價的結果。由此可見大陸眾多所謂的設計規範形同虛設，全由當官一句話定奪，還是人治。

書店一言堂，番禺大學城如軍營

為了解大陸的文化出版事業現狀，我去過「上海書城」和「三聯書店」，出版物比以前是豐富多了，不過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書城」的頂樓上設置了一個「港澳台專櫃」，我上去一看，數量不多的港澳台書籍全是外文版，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我問營業小姐，她說中文書籍不讓進口。「三聯書店」也一樣，全都是國內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書，香港出版的只有幾本烹飪書，看不出和其他國內書店有什麼不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鎖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廣州毗鄰港澳，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城市面積擴張之速，現時包括番禺花縣等在內的市區面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 　　

　　廣州和上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來民工，而廣州則滿街都是，廣州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則全是上海人。上海司機告訴我，上海市政府規定申請出租車駕駛執照必須有上海戶口，他說否則外地司機把你拉到郊外殺了也沒有人知道！真是聳人聽聞。從正面看廣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從負面看則是廣州市政府對保障本地人就業遠不如上海，或許是因為上海一貫奉行經濟保護主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外地司機都很努力去熟悉廣州的大街小巷，不過怎麼樣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裡面總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覺。上海廣州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地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向「掛靠」單位以昂貴的租金租車，終日兩班倒辛苦勞作而所得無幾，而且永遠都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以至廣州本地人都不願意幹這行。 　　 　　

廣州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個全新的「大學城」，強令市內自中山大學起數十家大學和專業學院集中遷往新址，幾個正在讀大學的親友子女無奈地訴說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參觀過，與其說是一個大學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軍營：數十家高等學府整整齊齊並排而立，就像軍人列隊出操，校舍建築大同小異，毫無特色，如果說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徹底消滅個性，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們，這大學城是最好的活樣板，可以載入人類文明教育史冊上！我真為歷史悠久，紅牆瓦的中山大學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為廣東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遺憾。

教訓傲慢的北方人

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從童年時代開始的，並且會深刻地影響他的一生，我也有這樣的體會。解放初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和外婆從香港回來廣州，因為父親在廣州車站當站長，屬於留用的舊職員，而舅父則是從香港回來廣州接收海關的中共官員，介紹我母親入廣州海關「參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時候有幸住在所謂的「機關大院」裡面，和中共南下幹部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的家庭為鄰。父親不是黨員，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職降薪了；母親祇是一般的機關幹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也是歷史的誤會。雖然我和他們的孩子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們互相爭吵，偶爾地從他們嘴裡聽見「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顆星，你爸爸幾顆星？」雖然說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 ( 參閱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 。因此，當我看到曹長青先生有關五六十年代台灣國民黨外來政權欺壓本地人，機關學校禁止講本地話，違者處罰 ...... 由此產生族群歧視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時候，在廣州當官的全是北方人，從北方扛槍南下大字不識一個的北方農民，到了廣州都當了官，他們總是喜歡說：「我是一個大老粗 ...... 」，正如李普先生說的，那是「一個喜歡耀粗卑的年代」。隨著年齡的成長，「土改鎮反」、「反右」、「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 ...... 讓我逐漸地認清了這個農民造反的封建政權，對這些人愈來愈反感，連帶對所有在廣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一些政治暴發戶。五十年代，機關學校裡都以講普通話為榮，北方籍彷彿高人一等；但幾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廣東成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大省，大批貧窮的北方人擁到廣東謀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的不可一世已不多見了。就在這時候，我正小住廣州，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多，我在天河北路龍口東路站上了一三五號巴士，當時車上座位滿了，只有三四個人站著。車開出不久，我突然聽見司機位置旁有個大個子用普通話大聲地斥責司機，我見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還以為是巴士公司的職員，再聽下去：「我叫你調到多少度你就要調到多少度！」「你連冷氣都不會調，當甚麼司機？！」「我開了十幾年冷氣車比你懂得多！」才知道這個人和我一樣是一個乘客。

說話間，只見他竟動手伸過司機的背後去強行調節冷氣，我一股勇氣上來，大喝一聲：「住手！你還顧不顧全車人的安全！」，這個北方人望了望我，嫌我多管事，我也瞪著他，大聲對司機說：「司機，停車！報警！」北方人被我嚇住，但還對我回罵：「關你甚麼事？這麼熱的天，你沒有看到我滿身是汗嗎？」我反駁他：「無論你怎麼熱，你不可以干擾司機開車，全車人的性命都在司機手上，你擔當得起嗎？！」此時，瘦小的司機才開始回應他：「車內冷氣調到多少度是公司規定的，我沒有權隨便調，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負責的 ...... 」。聽口音好像是外縣人，可憐兮兮的。這時候，我的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脫口而出就大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嗎？你以為你老子當官就可以欺負別人嗎？這是甚麼地頭？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彩！此時，後座傳來一聲女普通話：「ＸＸ，回來！算了，別爭了！」北方人只得自討沒趣地回後座，經過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過後，站在我身邊一個知識份子對我說：「罵得好，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順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我已經不再是童年時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時期羨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紅遍半邊天」的少年學子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已經討厭這種靠武力打天下的外來政權，也討厭他們代代相傳的特權，憤恨他們欺負老百姓。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覺很痛快，幾十年的怨氣今天當著我的父老鄉親盡情地發洩出來，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讚賞和支持，可能這是我這一趟上海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最值得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 六月二十五日紐約 )

林保華：８０年後の今日も、共産軍はやはり共産軍だ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

「前へ前へ前へ！我らの隊列は太陽に向かい、祖国の大地を踏みしめ、民族の希望を背負う。我らは打ち破ることのできない軍隊。我らは労働者農民の子弟、我らは人民の武装、……」。この歌の「中国人民解放軍歌」という題名は、１９８８年につけられた題名だ。もとは「中国人民解放軍行進曲」という題だったが、歌詞は変わっていない。しかし、はじめは「八路軍行進曲」といい、１９３９年に創作された。その後国共内戦期に現在の歌詞に改められ、そのときにはじめて「毛沢東の旗を高々と掲げ」という一節が入った。

今年の８月１日は南昌暴動８０周年であり、共産軍建軍８０周年である。当然大いに祝わねばならない。軍事博物館は「我らの隊列は太陽に向かう――新中国成立以降の国防と軍隊建設成果展」を開催している。この名称は軍歌からとられており、中国の「勃興」を体現する先進的軍事装備を展示している。８月１日には人民大会堂で中国人民解放軍建軍８０周年全軍英雄模範代表大会が開かれ、現職の共産党と政府の要人が全員出席したほか、「骨董」たちも出席して見えを切った。李鵬、朱鎔基だけでなく、上海グループの清算された江沢民、天津グループの清算された李瑞環、さらには小平の落ちぶれた寵臣劉華清、王瑞林、楊家の将軍の生き残り楊白冰などなど。胡錦涛はすでに軍隊内部を何度も粛清しているとはいえ、目的は全党全軍の大団結の雰囲気作りである。

共産党の総書記兼軍事委員会主席の胡錦涛は大会で重要演説を行った。しかし、少しの文才も、また「武才」もない演説は、やはり全編が党八股文（共産党風決まり文句）であり、何も新しいところはなかった。しかし、共産党軍の機関紙「解放軍報」は６月１８日にすでに事前に「人民の軍隊を変質させないことの歴史的啓示」と題する文章を発表し、解放軍の性質を変えないことは、新世紀・新段階の歴史的使命を履行するための根本的担保であり、断固としていわゆる「軍隊国家化」の主張を排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ていた。これを見ると、共産党内部、共産軍内部に、軍隊の国家化を要求する「路線闘争」があり、しかもそれが一定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さもなくば軍報にこのように「排斥」されることはありえない。

ここにもうひとつの問題がある。軍歌に「我らの隊列は太陽に向かい」と歌われ、展覧会もこの言葉を使っているが、軍隊の国家化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国家」は軍隊の太陽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る。軍隊の太陽は「指揮棒」の共産党である。しかし、軍歌の中にはまったく「共産党」という字はなく、「祖国」、「人民」、「労働者農民」、「毛沢東」があるだけである。共産軍は、「党軍」としては軍歌の原則に違反している。軍歌によれば、共産軍は祖国の軍隊でもいいし、人民の軍隊でもいいし、労働者農民の軍隊でもいいし、毛沢東の軍隊「毛家軍」であってもかまわないが、「共産軍」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かし、毛沢東、小平、江沢民、胡錦涛の誰もが、中国軍隊を「共産軍」としている。ここから我々は改革解放があっても「人民解放軍」は共産党の枠から解放されず、共産党に統治される民衆を本当に解放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ことがわかる。ゆえに、１９７９年に共産党はベトナム侵略の「自衛反撃戦」を発動できたし、１９８９年には北京市内に戦車を進め、非武装の民衆を虐殺することもできた。

胡錦涛は、共産軍は「威武の軍、文明の軍、平和の軍」という。民衆虐殺は確かに十分「威武」だが、「文明」や「平和」からは１０万８千里も離れている。しかし、「自衛反撃戦」で、大量の死傷者を出したことでは威武といえない。前海軍副総司令官王守業が汚職とめかけを大勢囲ったことで獄につながれ、さらに総司令官張定発が収賄したと告発しているが、これが共産軍にとっての「文明」だろうか？

共産軍の「学名」は中国人民解放軍というが、実際は共産軍、共産党の軍隊である。国軍はもともと「国民革命軍」と称したが、後に実際には「国民党の軍隊」になった。台湾民主化の過程で、軍隊も国家化し、国軍は「国家の軍隊」に変わった。つまり、軍隊が国家を守り人民を守るのか、それとも一党独裁の特権階層の利益を守り、果ては人民を虐殺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は、独裁国家と民主国家の根本的な違いである。

RFAより

林保華：８０年後今日，共軍還是共軍（RFA)

八十年后今天，共军还是共军（林保华）

2007.08.03

（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 装，……”这首歌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是1988年定的名字，原先 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不变。但是最早叫“八路军进行曲”， 创作于1939年，后来国共内战期间改成现在这个歌词，才出现“毛泽东的旗 帜高高飘扬”。

今年8月1日是南昌暴动八十周年，也是共军建军八十周年，当然要大肆 庆祝一番。军事博物馆展出”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 军队建设成就展”，名称就是根据军歌而来，展出中国的先进军事装备，体 现中国的“崛起”。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 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除了现任党政要员全体出席，“老古董”也出 来亮相，包括李鹏、朱\x{9555}基；连上海部属被清算的江泽民、天津部属被清算 的李瑞环，以及邓小平早已过气的爱将刘华清、王瑞林，杨家将中尚存的杨 白冰等等，目的就是营造全党全军大团结。虽然胡锦涛已经在军内清洗过几 遍了。

党的总书记与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但是看了半天这个 毫无文采，也没有“武采”的讲话，还是通篇党八股，没有特别的新意。然 而共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在六月十八日已经事先发表题为“保持人民军 队不变质的历史启迪”的文章说，永葆解放军的性质不变色，是有效履行新 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必须坚决抵制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 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在共军内部，出现有要求军队国家化的“路线斗争” ，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否则军报不会这样出来“抵制”。

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军歌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会也用这个 名字，可是反对军队国家化，可见“国家”不是军队的太阳，军队的太阳是 “党指挥枪”的共产党。可是在军歌歌词里根本没有“共产党”这三个字， 只有“祖国”、“人民”、“工农”、“毛泽东”，可见共军作为“党军” 违背了军歌的原则。根据军歌，共军可以是祖国的军队，可以是人民的军队 ，可以是工农的军队，甚至可以是毛泽东的军队“毛家军”，就是不可以是 “共军”。可是，不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把中国 军队塑造为“共军”。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改革开放，“人民解放军”还 是没有办法从党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也无法真正解放被共产党统治的民众。 所以1979年共产党还是发动侵略越南的“自卫反击战”，1989年坦克开进北 京城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

胡锦涛说，共军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屠杀民众的确 够“威武”，与“文明”及“和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自卫反击 战”中死伤惨重，却又不够威武了。至于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为贪污腐 败、养多名情妇而身陷囹圄，又出来揭发司令员张定发接受贿赂，这就是共 军的文明吗？

虽然共军的“学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实际上还是共军：共产党 的军队。国军原来叫“国民革命军”，后来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军队”，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军队也实现国家化，国军就变成“国家的军队”。也就 是说，军队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还是保卫一党专政特权阶层的利益，甚 至可以为此屠杀人民，这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根本区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林保華：商品監督はまず共産党を監督することから

商品監督はまず共産党監督から（林保華）

前中国国家食品薬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チョン・シューユ）が7月10日午前北京で処刑された。彼の罪名は収賄と職務怠慢の2件である。彼の収賄金額は人民元換算で649万元、ほかの収賄官僚と比べれば小額である。しかし、ニセ薬品で人命にかかわり、運悪く中国のニセ薬の問題が国外で騒がれていたため、彼は「血祭り」の対象になった。鄭筱萸事件は今年の1月に露見してから、判決、上訴、棄却から死刑執行まで、わずか半年ほどだった。これらすべてが80年代中期の小平が発動した「司法大衆運動」が命じる「重く、早く」の精神に合致する。

鄭筱萸処刑の前夜、中国共産党は党外人士陳竺を衛生部長に任命した。これは改革解放後最初の党外人士出身部長であり、前部長高強は副部長に降格となった。これを一部の人は直ちに胡錦涛と温家宝の改革の決心の表れだとみなした。しかしそれは胡と温の決心を過大評価し、改革の基準を過小評価している。

第一に、高強は依然として衛生部の党グループ書記である。反右派闘争からもう50年たったが、我々は当時の一部の党外人士が正職に就いていながら、副職の党グループ書記の指示に従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職に応じた権限がない」と不満を言ったために反党反社会主義右派分子の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た歴史を忘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胡と温のこのような改革は、1957年以前のレベルにも達していない。また、高強という党のボスが中共17回大会の代表に選ばれたことは、共産党の彼に対する信任と期待の厚さを示している。

第二に、1949年に中共が政府を作ったとき、6人の副主席中3人は党外人士だった。現在一人や二人の党外人士が部長になっても、改革といえるだろうか？数年前「党外人士」栄毅仁は国家副主席だった。死んでから始めて彼が共産党の地下党員で、統一戦線の道具として国内外をだま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った。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をするのは、もちろん共産党の評判が悪いからであり、党外を探して生け花として飾るのである。栄毅仁が地下党員だったら、陳竺が党員でない保証はあるだろうか？

鄭筱萸が死刑判決を受けたことで、欠陥薬品と商品の問題は解決しただろうか？否！　6月11日、香港税関は中国から輸入した3種類の歯磨き粉の使用停止を呼びかけたが、ジエチレングリコールが含まれていたからだ。この分析結果はアメリカなどと一致している。しかし、鄭筱萸の食品薬品監督管理局よりも上級の中国国家品質検査総局は14日に「この問題に非常に注目している、香港税関が速やかに三種類の歯磨き粉の香港での販売を認めるよう要求する」と発表した。しかも、香港税関に中国衛生部が組織した国内専門家の歯磨き粉中におけるジエチレングリコールの危険性に対する評価結果を通知した。明らかに、中国当局は香港やアメリカなどのやり方を認めていない。

しかし、国家品質検査総局が7月11日に発布した「ジエチレングリコールを歯磨き粉原料と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ことに関する通知」では、消費者と科学的な歯磨き粉使用を保証するために、および輸出企業が不必要な損失をこうむることを避けるためにという理由で、即日ジエチレングリコールを歯磨き粉原料とすることを禁止した。1ヶ月の間のこの大きな変化をみると、国家品質管理総局の中にもう一人の鄭筱萸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たくなるのも当然である。

実際、一人の鄭筱萸が去っても、千万人の鄭筱萸が出てくる。なぜなら鄭筱萸が代表しているのはひとつの制度であり、個人ではないからだ。でなければ、朱镕基が準備した99個の棺桶はとっくに使い切っているだろう。汚職官吏は雨後の竹の子のように出てくる。欠陥商品は増えこそすれ減ることはなく、臭豆腐を糞便で作るところまで発展している。問われているのは、これらの役人は食品、薬品やその他の商品を監督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が、誰が彼らを監督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だ。もしも共産党が彼らを監督できるのであれば、誰がその共産党を監督するのか？　忘れてならないのは、共産党が行っているのは「プロレタリア独裁」制度であり、それは民衆に対する独裁だから、今民衆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さらに、衛生部の下には「中央保健委員会」がある。以前は政治局常務委員兼国家副主席の曽慶紅が主任で、ランクは衛生部長よりずっと高かった。現在は中央書記処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の王剛が主任であり、ランクはやはり高い。報道によると、衛生部の予算はほとんどそこにある。なぜならこの委員会は中央指導者の保健業務を担当しており、彼らが使うのは輸入薬であるから、もちろん国内の偽薬、毒薬は心配に及ばない。彼らの健康さえ維持できれば、共産党の国家に対する支配を確保でき、特権階級の利益は保障される。これこそが最重要事である。もし外国人の苦情や抗議が輸出による外貨獲得に影響しなければ、13億人の人口のうち10億人が偽薬や有毒食品で死んだとしても、まだ3億人もいて、中国は依然として世界の大国である。共産党は依然として威張っていられる。

庶民が自分の命を守りたければ、立ち上がって、自分の権利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法も神もなく、どんな監督も受け付けない共産党の統治を続け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少なくとも、まず共産党を監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RFAより。

林保華：欠陥商品を取り締まるのならまず共産党を取り締まれ！

监管商品先要监管共产党 (林保华)

2007.07.20 

（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七月十日上午在北京被执行 死刑。他的罪名是受贿与玩忽职守两项。他受贿的款物折合人民币是649万 元，与其他贪官相比是小数字，然而事关假药，人命关天，不巧最近中国假 药问题在国外也闹得沸沸扬扬，他自然成为"祭旗"的对象了。郑筱萸案件 从今年一月披露，经过判决、上诉、驳回到执行死刑，前后也才半年左右。 这一切都符合八○年代中期邓小平发动"司法群众运动"所下达的"从重从 快"精神。

在郑筱萸处死前夕，中共任命党外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长，这是改革开 放后第一个党外人士出任部长职务，原部长高强降为副部长，于是有人立刻 认为这显示了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改革决心云云。这未免高估胡温的决心与低 估改革的标准了。

第一，高强仍是卫生部的党组书记。反右已经五十年了，但是我们不会 忘记当年一些党外人士即使挂了正职，因为要听命于副职的党组书记，发出 "有职无权"的牢骚而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历史。胡、温这 样的改革，根本连一九五七年前的水准都没有达到呢。而高强这个党棍也被 委以中共"十七大"代表，显示党对他的信任与期望。

第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现在一两 个党外人士出任部长，叫甚么改革？前几年"党外人士"荣毅仁还是国家副 主席呢，死了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拿来作为统战工具欺骗国内外。 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共产党名声太臭，所以要找党外作为花瓶点缀一 下。如果荣毅仁都是地下党员，能保证陈竺不是吗？

郑筱萸被判死刑，伪劣药品与商品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六月十一日 ，香港海关呼吁停用中国进口的三款牙膏，因为含有二甘醇。这个化验结果 与美国等国家是一致的。但是比郑筱萸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层次更高的中 国国家质检总局在十四日宣布对此高度关注，要求香港海关尽快恢复三款牙 膏在香港销售，并且向香港海关通报中国卫生部组织国内专家对牙膏中二甘 醇危害性的评估结果。显然他们不认同香港与美国等国家的做法。

但是，国家质检总局在七月十一日发布的《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 原料的公告》中，宣布为保证消费者和科学使用牙膏，及避免出口企业不必 要的损失，即日起禁止使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一个月内有如此重大变化 ，人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国家质检总局里也有另一个郑筱萸需要处理？

其实，一个郑筱萸倒下去，千万个郑筱萸会站出来，因为郑筱萸代表的 是一个制度而不是一个人，否则朱\x{9555}基准备的九十九口棺材早用光了，贪官 污吏还是如同雨后春笋那样冒出来，伪劣货品有无减，发展到用粪便炮制 臭豆腐。人们要问的是，这些人可以监管食品、药品与其他商品，但是谁来 监管他们？如果是共产党可以监管他们，又是谁监管共产党？别忘了，共产 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它可以对民众专政，目前民众对它却 无可奈何。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卫生部下面有一个"中央保健委员会"，以前由政 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担任主任，级别比卫生部长高得多；现在由中 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刚担任主任，级别仍然很高。有报导说， 卫生部的经费大多用在这里，因为这个部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 们用的是进口药，自然对国内那些假药、毒药不必放在心上。只要保住他们 的健康，就可以保住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特权阶层的利益就有了保障，这 才是头等大事。如果不是外国人的投诉与抗议影响出口赚取外汇，十三亿人 口即使有十亿死在吃假药与有毒食品上，也还有三亿，中国还是世界大国， 共产党仍然还可以作威作福。

老百姓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就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让无 法无天、不受任何监管的共产党再继续统治下去了；至少，先要把共产党监 管起来。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 ）

傅國湧：この恐るべき時代に生きるということ

活在一個可怕的時代
◎傅國湧

● 官方用經濟榮景，統計數字，推行盛世理論。壟斷媒介、消除一切不同聲音之後，整個社會已失去人類基本的是非觀、善惡觀 ...... 我們應該做點甚麼？

「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於取巧、投機、幸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兇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

重溫儲安平六十年前的一段話

六十年前，儲安平在《觀察》周刊上給國民黨治下的中國社會所下的結論，用來評判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無疑更為確切。這是每個生活在這塊大地上、良知尚未完全喪失的人，日復一日可以感受到的。不能不感歎，儲安平先生所處的時代，還能堂堂正正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公開發表在自己主辦的刊物上面。至少，那還不是一個最可憎的時代。

　　今天，如果按照統治者的價值標準，我們所處的則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物質豐盈，全民娛樂，鋼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到處伸展，車流滾滾，人慾流，典型的盛世景象。何況官方從上到下都能拿出一套套的統計數字來說服我們。據說持續了多年的高經濟長還將持續下去，擁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身份的樊綱言之鑿鑿地告訴世人，這種長不會「突然放緩」。他的理由有四，一是改革效應，二是對外開放，三是教育和技術，四是城市化的開展。這些理由看上去是那麼的冠冕堂皇。

　　在官方的眼裡，所謂「中國崩潰論」無非是敵視中國的反華分子虛構、杜撰出來的，危言聳聽，不值一駁。所有對中國人權狀況不好的批評，在官方價值評判體系裡都是敵對言論，一位做過駐美大使的中國外交官不是說過嗎？｜｜中國的人權狀況比美國好五倍。還有一位新聞出版署的高官曾告訴國際社會，中國是世界上言論最自由的國家。等等，等等。如果每天只聽這些言辭，並且相信這些言辭，哪怕部分地相信，我們都會逐漸麻木，甚至變得無所適從，失去評價這個時代的正常能力。

　　官方有強大的自我粉飾、自我表揚能力，在壟斷了全部新聞媒介，消除了一切不同聲音之後，它可以信口雌黃，指鹿為馬，沒有人敢於公開質疑，即使有人質疑，這樣的聲音也發不出來。可以說，官方在我們身邊砌了兩面牆，一面是阻斷歷史，一面是隔絕未來。「反右」的歷史、「文革」的歷史、大躍進的歷史、餓死幾千萬人的歷史、「六四」的歷史 ...... 在這裡統統都成了禁區，殺威棒下，出版社、報紙、刊物、電視台無不噤若寒蟬，虛幻的「國學熱」，無恥的讚歌，一個個狂歡的娛樂之夜，那些廉價的眼淚與歡笑，包圍著我們全部的聽覺和視覺。如果不是內心深處有一種聲音堅定地告訴我們，病態的「惡之花」開得越盛，這個時代就越可憐，越可鄙，越可悲，我們幾乎也成了「惡之花」的俘虜。

坐井觀天只能依官方資訊

　　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個不許反思歷史、不能想像未來的夾弄中，只能仰望狹長的天空，無可奈何地空耗歲月。古人說坐井觀天，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官方允許我們看的天空何嘗不是井口一樣大小。即使在無遠弗屆、自由廣闊的互聯網上，官方也不惜血本設置了一道道無處不在、疏而不漏的防火牆。這一點只要用一下「古狗」就知道了，所有的「網頁快照」都是無法瀏覽的。換言之，所有官方不想讓我們知道的資訊都被有效地遮罩了。可能有人會說，不是有「自由門」，不是有「無界瀏覽」之類嗎？當然，有心人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繞過網絡封鎖的天羅地網，悄悄得到自由的資訊。但，對於多數人來說，要這樣做是很難的，甚至是做不到的。大地上的自由被取消了，即使虛擬的資訊自由同樣被防火牆擋在了外面。這就是無情的現實。

　　沒有資訊流通的自由，我們依的只能是官方恩准的那些資訊，它說自己像天仙一樣美麗，它說自己萬年長青，它說自己能代表全體中國人，它說中國離不開自己的統治，所有的新聞媒體，所有光鮮亮麗的明星都附和他們的意志，至少表面上自願與他們合流，加入他們的合唱隊、啦啦隊。對官方來說，誰贊同他們的統治，並且為這種統治唱讚歌，誰就可以在物質享受上得到大大小小的回報。在這樣誘人的交易面前，多少人淪落風塵，多少人廉恥喪盡，多少人為虎作倀、助紂為虐。他們之所以能心安理得地去做這樣的交易，就是因為官方的價值評價體系繼續有效，他們的選擇並不會受到世人的嘲弄、鄙視，相反會受到許多人私下或公開的慕，官方媒體的出鏡率、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花環，都是對他們最好的獎賞與肯定。在儲安平的眼睛裡，六十年前的社會風氣之所以變得那麼敗壞，就在於國民黨統治下，那些不道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活得更好。今天更是如此，一個人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放棄良心底線，不要道操守，無條件地認同官方價值標準，就等於獲得了一張進入這個物質時代的通行證。

最怕是全社會失去了是非善惡觀

　　我常常想，一個時代真正可怕的並不是統治者只顧自己眼前私利，無恥撒謊，暴虐無道，而是整個社會沒有了對最基本的人類價值的認同，也就是失去了正常的是非觀、善惡觀、好壞觀。一旦這個社會普遍地失去了正常的判斷標準，變得惟利是圖，只講利害，那就不可救藥了，否則無論統治者如何跋扈、專、不講規則，這個民族總不至於一敗塗地，不至於完全跟著官方價值導向走。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在民間社會總還有「公道」二字可言。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哪怕處處受到官方的壓制、打擊、迫害，至少不會受到民間的歧視與冷眼，這樣的社會就不至於徹底絕望。在這方面，十幾年來，官方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十分有效，對中國人的人心的戕害也最為成功，世世代代積累起來的那些善良傳統，包括最基本的同情心、憐憫心、慈悲心，在官方唯物質論、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價值熏陶下也日漸面臨崩解。當代統治者對中華民族的所有傷害當中，最可惡的傷害莫過於此。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認識到，不是統治者單方面造成了這種局面。我曾在網上看到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在我的文章後面跟貼：「有一句名言『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 強權專制的政府為什麼能夠存在，人們的沉默乃至順從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對專制統治作老生常談式的責難已無多大意義，重要在於我們每個人能夠為早日結束這種強權做什麼！」我非常贊同這個思路，對今日之中國而言，重要是我們能為改變這個時代，也就是為早日結束強權做點什麼？其實，民間並不是那麼無奈、無力，而是可以做自己能做的，雖然短期內不一定見效，但從長遠來看，中國社會進步的希望確實也只有在民間。我想，統治者可以有統治者的立場，統治者可以有統治者的價值評判體系，但是，民間必須擁有自己的立場，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評判體系。一個社會如果只有官方的價值評價體系，民間沒有被普遍認可的價值評價體系，就會失去道制衡的力量，一般人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很容易往無恥、軟弱、可惡的方向滑去，而不會堅守人格的底線。真實地面對這個時代，如果我們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嚴，那就從重建民間價值評判體系入手，在官方的是非標準之外建立我們自己的是非標準，在官方的歷史解釋和現實解釋系統之外提供我們自己的解釋，世界從這裡悄悄開始。

開放雑誌8月号より
http://www.open.com.hk/0708p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