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いつくまま

みどりごを殺す「正義」はありや?
パレスチナ占領に反対します--住民を犠牲にして強盗の安全を守る道理がどこにあろう

順口溜

2006-02-25 15:36:13 | Weblog

这里引用一段嘲笑官话的顺口溜: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
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
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
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
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强的;
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
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
对抗总是没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
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
旗帜总是高举的,思想总是坚持的;
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中国反日青年の生態(2)

2006-02-25 12:01:24 | Weblog
愤青还是粪青

在互联网上,愤青仿佛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可是当你拿着愤青这个词去寻找它的主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大象希形”的尴尬。

“别人都说我也是愤青儿呢……”然后突然刹住话头,迟疑:“不过……”最后是否认:“我不是愤青。”而更多的人则明确表示了对“愤青”一词的蔑视以及记者将其称作愤青的不理解和愤慨:“我怎么能是愤青儿呢,愤青儿是什么东西?”仿佛记者说他犯了什么罪行一样。这是记者整个采访过程最常见的一幕。

回想起当年梁晓声宣言“我是愤青”时的自豪心情,不禁让人纳闷:“愤青”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尴尬了?

这或许又要回到网络。

民族主义愤青在中国早已有之,《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就对记者说:“从1983年起,我一直就是愤青。”但是,愤青队伍的真正壮大发展,则是网络及中文论坛出现之后的事。

据记者调查,民族主义愤青的网络生存场所主要有两个,一是各大中文BBS,一是QQ群聊天室。而网络交流的匿名特质,正是造成愤青迅速变质的重要客观原因。偏激的声音往往容易压倒其他的声音。于是乎,刺激眼球的句子开始频频出现。论坛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人就进来看看”,曾经让很多中国网民从激动到麻木再到厌烦。

充斥论坛的,还有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不仅有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一些无理性宣泄,在网络上竟不乏应和之声。

由于这些“头脑发热、极度冲动”的“爱国”愤青的存在,论坛上但凡沾上点边的主题帖都难逃一大堆与主题内容无关,却只具备谩骂煽动性质的帖子蜂拥而至,最终淹没理性发言,使之彻底沦为发泄口欲的场所。

说到论坛里的这种“爱国主义灌水”,郑强感到颇为头疼。作为已有逾四万名注册会员的中华抗日联盟的超级版主和管理员,郑强必须及时对这样的帖子进行处理。“很大一部分人都只是在谩骂,我们禁止不了。警告过,删过帖子,也封过ID,但是一放松就立刻不行了。这样的人,大概占了30%之多。” 郑强无奈地对《了望东方周刊》说。

正是这一部分人的言行为中国愤青带来了恶名。“愤青”这个称谓渐渐地带上了贬义的色彩。“极端”、“褊狭”、“无知”、“粗鄙”……这些评语已成为中国愤青缠身的噩梦。

2002年底,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很快招致一片骂声,网上各个爱国论坛充满了对“对日新思维”的言辞批判,其中不乏谩骂和人身侮辱。这种谩骂最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者的名字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从那时候起,“汉奸”开始成为愤青们攻击“敌人”最有力的帽子和武器。而一部分极端的愤青,往往不分青红白,将所有提出异见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扣上“汉奸”帽子。谩骂发展到后来的铺天盖地之势,使得任何试图进行理性思考和冷静发言的网民,都不得不事先做一个声明,表示和“亲美或亲日”立场划清界限。一位名叫“tangxin983”的网民曾经这样总结了极端愤青的思维逻辑公式:“我是爱国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谁敢反对,谁TMD就是汉奸,是洋奴。”

由于这些谩骂里往往充满了污言秽语,甚至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因此,这一部分人被赐予了一个新的称谓——粪青,取其“满嘴喷粪,污染环境”之意,并以此与愤青相区别。

马瑞彬是百灵社区“反愤地带”的版主之一。这是一个宣扬以“观察互联网愤青现象,反对网络中不良的左右倾愤青现象,提倡真正理性的愤青精神”为己任的板块。在这个互联网的角落里,从来就不缺乏争论声和谩骂声。

“我们反对的其实是极端思维,说起来任何成为主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反对的地方。主要就是反对粪青,他们的危害很大。他们几乎都是反理性,反常识的。不光如此,他们的言行还直接损害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马瑞彬对记者说。在网上,他没少被骂为“汉奸”。

极端排外的隐忧

年初,韩颐和“后羿射日”的广告创意,在网络民族主义愤青中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被誉为继日本丰田“霸道”广告和立邦漆“盘龙滑落”创意之后的有力民族主义反击。而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砸麦当劳、砸奔驰车等抵制外来文化的极端事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时隔九年,作者之一宋强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近十年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最大敌人仍然还是美国”,虽然现在反日的声音好像很高,但其实一部分人的反日“只是为了掩盖他们亲美的立场”。当记者问到书中关于美国没落的预言之时,宋强沉默片刻,回答说:“至少,美国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没落了。”

近年来,民族主义愤青队伍中出现得最强烈的排外讯号是“抵制日货”。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现实。他指出:“这是抗战时的口号,在当时很正确,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货日货洋货很难区分,抵制日货,很可能抵制的就是国货。这个不现实,况且,中日贸易之间的依赖这么大,两个国家要是相互抵制,受损失的是两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抵制日货”却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中华抗日同盟会的管理员郑强是“抵制日货”的身体力行者,去年9·18纪念日,他在网站发起了拒用日货万人签名活动。他郑重写道:“我宣誓:从今日起,经由我手采购的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如果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决使用国货!”

郑强已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他一直践履着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又抵制了一次日货”。公司每年需要更换上百台打印机,一直以来都用的是日本品牌,而这一次,在郑强的建议下,公司选择了他推荐的非日品牌。这一次小小的“胜利”让郑强快乐了许多天。

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对愤青群体中潜伏的极端排外的危险表示了忧虑,他说:“不少年轻网民中间存在着一种极端激愤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任何外交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到斥责别人“卖国”。一旦有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演出打、砸、烧的危险情景。这也是许多人警觉和担心的原因所在。”-

愤青之前世今生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知青把当时的经历写了出来,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
 
2005年11月7日

中国反日青年の生態(1)

2006-02-25 12:00:39 | Weblog
了望东方周刊: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绝大多数愤青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

孙风雨的生活并不规律,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上网逛论坛,用他的话说,去“和右派吵架”。

孙风雨出生于1981年,大学没毕业就拿了结业证书走上了社会。父亲留下的遗产使得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辛苦地打拼生活。现在,他正在学习和研究股票。

2002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言论。用他的话说,是因为“被一些人的言行激怒了”。这“一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洋奴和假民主派”们,或者“右派”。

孙风雨在“吵架”的时候从不骂人。“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嘴特别刁。”孙风雨对《了望东方周刊》说,“但是在网上我不骂人,这是与右派‘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右派最害怕的就是理性型的愤青。”

才24岁的孙风雨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大风大雨。但从小喜欢历史的孙风雨,自认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在他的语词系统中,有大量诸如民族、民主、国家利益,以及以“主义”为后缀的词汇。孙风雨的网上生活充满了斗争和喧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其谦和忍让,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网下的活动。作为一名“愤青”,他只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千千万万个符号之一。

把“愤青”从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非易事。但不真正走近这些“愤怒”的人们,又怎能探究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

“牛拉多纳”是一个愤青的网名,他的愤青史并不长,和大多数愤青一样,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反日入常热潮中“下海”的。但和大多数愤青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从湖南长沙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牛拉多纳找了一份不算很满意的工作,决心有所作为的他,现在正在加紧复习,想要考上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他不忘精心料理着网上心爱的自留地——他的博客,“抗日根据地——爱我中华勿忘国耻”。

博客开张时间并不久,但已经有700余篇帖子,都是他平时在网上浏览阅读筛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如今,他的博客的浏览量已经超过15万。这700余篇帖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日本。

今年上半年,北京抵制日货的游行吸引了远在长沙的牛拉多纳的目光,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日关系。“抗日根据地”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

之所以把牛拉多纳定义为愤青,因为他和绝大多数愤青一样,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他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刚刚开始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网上搜集了许多“一读马上就能激起抗日激情”的文章,在网上交了一大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谈论日本的可恶,一直说到群情激愤。

说起那一段时间,牛拉多纳笑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对日本怀有强烈的鄙视和不屑的情感,胸中时常燃烧着怒火。

牛拉多纳给了记者近百个愤青的QQ号,还有好几十个QQ群的号,他热心地建议记者到群里面去看看愤青们都在聊什么。“申请通过验证的时候写个‘抵制日货,爱我中华’,后面再多加上几个叹号,应该就没问题了。”牛拉多纳指点记者。

记者按照他的指点,将这些按照地区分类的抵制日货的QQ群一一申请,结果是:61个QQ群,逾半数(35个)已不存在。牛拉多纳告诉记者:“很多群是游行那会儿搞的,热度过了,群也没了。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愤青群里都是假愤青跟着凑热闹的。”刚开始热闹那阵子,他也加入过好些爱国QQ群,但是后来都一个个退出了。“整天就是谩骂,没什么意思。”他说。

那一阵子热劲儿过了之后,牛拉多纳继续关注日本,充实他的博客。同时,他也在慢慢补充自己的认识。接触的资料多了,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发达,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反省的地方,他感到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中陆陆续续地加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的文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几乎都是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牛拉多纳自己也渐渐冷静了许多。

牛拉多纳现在专心料理着他的“抗日根据地”,他非常仔细地划分了10个板块,希望能够使他这块博客阵地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也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日本去,亲自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生活在那个岛屿上的人民。

他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能侵略那么多国家,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然后却迅速崛起,这其中肯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正因为此,牛拉多纳把“抗日根据地”的宗旨概括为“牢记历史,声讨日本;学习日本,反省自己”。

李磊:要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

和去年一样,李磊和他的朋友们早早地为今年的“9·18”纪念日筹划了一次活动,计划在洛阳的东周广场里组织烛光晚会,内容包括唱国歌、诗朗诵、演讲和默哀。

李磊是“洛阳爱国联盟”今年活动的主要联络人,这是一个由八名年轻人组成的网下

爱国组织,宗旨是通过举办展览、印发资料和传单等形式来号召大家牢记历史,认清现今日本军国主义的面目,并鼓励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年前,在洛阳网友举行的“7·7事变”纪念活动中,有一个共识在五名年轻人当中悄悄产生了,那就是“从今以后,要将在特定历史纪念日举行活动这件事固定下来,并且要去公安部门申报备案,让活动真正合法化”。

于是,在随后的“9·18”活动中,他们按照这个想法,向当地公安局申报举行了一次烛光晚会,这时候,又有三个年轻人加入进来。

李磊回忆说:“那天晚上,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了以后的规划,并决定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的团队基本成形了。我们还明确了团队行动的宗旨,是‘牢记历史,直面现在’。”

200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际,“洛阳爱国联盟”配合登封的朋友一起举办了历史图片和抗战实物展,在洛阳几乎所有的高校做了巡回展览。

2005年4月,“洛阳爱国联盟”不仅配合中央电视台为抗战老英雄耿谆(中国劳工案原告,日本花冈暴动的组织者)录制了战地重游,还组织参与了多次反日签名活动。

李磊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今年年初的反日入常签名活动中,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许多人签完名都没有离开,后来大家的情绪开始激动,纷纷在骂日本人。李磊这时候就说“日本人当中也有好人,比如说那些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啊……”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有一个年轻的父亲,手里抱着孩子,很愤怒地冲上来对他大声喊道:“日本没有一个好人!”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是手里不是他的孩子,他会毫不犹豫地砸在我的头上。” 李磊对记者说,“这样的心态我并不赞赏,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洛阳,在当年抗战的时候伤亡很大,可以说是带着国恨家仇。正因为这样,才更加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历史,了解军国主义,分清楚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

今年29岁的李磊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之外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五年前,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怒,使他萌发了让人们了解历史的念头。那时候,朋友们都受不了“愤怒青年”李磊,因为跟他说话,三句话就要说到日本。后来,随着年纪的长,李磊的声音已经理性了很多。

在李磊通过邮件发过来的“洛阳爱国同盟2005年9·18纪念活动章程”中,记者看到了“不喊口号,不准有过激言行”的活动要求。李磊解释说,这是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情绪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我自己就是很感性的人,有时候演讲的时候,我会激动得讲不下去,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把有些情绪喊出来,但是在那种时候,人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更不用说是一群人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李磊一直没有组织过游行。

郭泉:真正的愤青

郭泉说话很快,刚开始交谈的时候,连连追问记者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当记者告诉他是从他的反日爱国板块上得知他的联系方式之时,郭泉立刻惊喜地问:“你一直在看我的板块吗?”

郭泉今年37岁,他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文科主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年1月22日,民间因为日本人在安徽修建王直墓引发争议。1月30日,郭泉和浙江丽水学院的一位计算机教师在晚上7点,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王直的墓后,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据史料记载,明朝嘉靖年间,王直与日本倭寇勾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害沿海居民。随后,郭泉在网上声名大振,并为众多网友赠号为“粪青”。

郭泉声称自己从小就是高度独立思考的人。“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郭泉告诉记者,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他的家人知道他砸墓的事情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我是原本意义上的愤青,真正意义上的愤青。”郭泉强调说。

1990年大学毕业,郭泉当着同学的面砸了第一样日货,一个日本电子表。这之后,郭泉不仅把自己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砸,还动员自己的学生把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我们一起砸呀”,郭泉称这是在“锻炼身体”。至于有用的日货,郭泉表示要“等用坏了,再用国货置换出来”,然后再砸。

有调查显示,对于砸日货的行为,多数中国人都不赞同。

当记者问到反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占多大的比重,郭泉立刻回答:“一直都是生活习惯啊。”

郭泉声称,他的愤青事业要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紧接着,郭泉激烈地表示:“如果有这一天,我一定到日本免费为日本的大学做五年的中国文化教授;如果有那一天,我保证我家全部使用日货;如果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我立即成为哈日族!”

郭泉是资深的背包一族,他称自己为“老驴”,因为他曾经背着帐篷去过川西贡嘎雪山。他还是一位枪模爱好者,叫做狗友,不过他说自己还只是“新狗”。对于小资和愤青,他认为并不矛盾。他认为愤青是情绪,小资是生活。

 

王直墓破壊事件関連

2006-02-25 11:25:13 | Weblog

昨年2月、王直墓破壊事件の後に「中国人の民族感情を傷つけた」という理由で南京大学の張訥と李健という2名の大学院生が王直墓建立者に対して損害賠償訴訟を起した。それに対する批判記事。

民族主义恶心秀——没有最恶心,只有更恶心(3)

   今天恶心秀的主角是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国际法研究生张讷、李健。2月25日,这二人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民事诉状,将日本长崎县五岛市政府及12名捐款修王直墓的日本人告上法院,要求赔偿30万元,理由是30万对于南京人民而言是个刻骨铭心的数字。

   李健和张讷认为,被告“在中国境内为中国的民族败类立碑建塔并‘歌功颂’,其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还严重伤害了原告的民族感情和人格尊严,构成了对原告人格权的侵害”。

   李健解释,民法通则第五章第101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权利,“同时我国宪法也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张讷补充道:“民族情感是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民族情感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维护,谁来维护?要落实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分子的身上。因此公民个人完全有权利以自己的民族感情受侵害,也就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张讷和李健表示,他们查阅了国内外很多关于王直的资料,基本上可以确定王直带领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烧杀抢掠,以及进行海上走私这两大事实。因此,被告为王直这个民族败类修墓建塔的行为损害了他们的人格尊严。

   他们告日本人,本来与草根毫无瓜葛。但当他们向媒体大肆宣传他们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时候,草根就忍不住跳出来说几句。

   对于王直的评价,草根以前倒也写过一篇短文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是:王直是民族英雄。这2个研究生当然有权利认为王直是恶棍,汉奸,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给强盗造墓有什么不可?口口声声说中国公民有人格尊严,强盗难道就不是中国公民,就不该有人格尊严?再说,给他修墓的日本人认为王直是伟人,给心目中的伟人修墓又有什么错?难道日本人就不该有人格尊严?

   即使退一步,按照你们的逻辑,给你们认为是强盗恶棍的人造墓的,就要被告上法庭,在我眼中,毛泽东是个恶棍,那些给毛泽东造纪念堂的人是否侵犯了我的人格尊严?是否我就可以告他们?

   再想想历史上最大的恶棍之一成吉思汗,他一年杀的人比所有的倭寇四百年杀死的人数加起来还多,但是这样的人被你们称为民族英雄,好像他杀汉人、奴役汉人就是为了做汉人的民族英雄似的。还有满洲人,扬州十日,80万人命,比南京大屠杀惨多了,没见有人去拆了满人的皇陵,恰恰相反,当文物保护着呢。

   如果这二个小子只是拿把榔头砸王直的墓,我毫无意见,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他们非要抬出“民族情感”这样吓人的字眼,好像他们的意见是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公投的结果似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呢。

   人格尊严这几个字,我不敢轻易出口。在三个代表和四个坚持的光辉下,草根战战兢兢,连真名都不敢泄漏,哪里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讲。草根对人格尊严的祈求恐怕远在这二位之上,否则何苦隐姓埋名也要在这里写宣扬民主自由的文章?只是这二个小子放着天大的人格尊严不去抗争,却拿着毫无道理的借口作“人格尊严”之秀,实在是看着恶心。

   倘若中国政府真的脑袋发热,“人格尊严”“民族感情”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立案受理,草根谢天谢地,明天就去状告张讷和李健,告他们诽谤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王直,严重伤害了草根的民族感情,侵犯了我的人格尊严,要求二位被告赔偿64万——64这个数字,对草根这一代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数字。

   我还可能状告中国教育部官员,因为他们非要我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草根考证过家谱,证实草根来自蚩尤,就是那个被黄帝杀了头的蚩尤!由于教育部逼草根认贼作父,严重损害了草根的民族感情和人格尊严,要求被告把黄帝陵炸掉,课本改写,宣称黄帝是侵略蚩尤的侵略者,手上沾满我们蚩尤各族人民的鲜血。愿法官大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恢复历史真相,以谢蚩尤在天之灵。

   2005年3月2日

参考:http://www2s.biglobe.ne.jp/~tetuya/REKISI/kaizoku/jikenbo.html


中共公安当局のハンストリレー弾圧

2006-02-24 10:26:54 | Weblog

中国国内では、20日近くにわたって相次ぐ警察による住民襲撃や弁護士に対する暴行、資格剥奪などの人権抑圧に抗議するハンストリレーが続い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中共当局は不法に30名近くのハンスト参加者をあるいは拉致し、あるいは軟禁して弾圧している。
22日夜、公民権利擁護ネットワークは中共当局に対し(中共のつくった)法を遵守するよう呼びかけた。(RFA)
胡錦涛の呼びかける「和諧社会(協和的社会)」とは、不協和音(反対派・異論派)の暴力的抹殺であることがいよいよ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

公民维权网就绝食者被绑架或软禁呼吁当局依法办事

2006.02.23

在过去近20天的绝食接力中,全国近30名参与者被绑架或软禁,为此,大陆公民维权网发表声明,呼吁当局依法办事,保障人权。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星期四,是绝食的第19天,按原定计划是山东的10人开始5天的轮流绝食,而按新的一周轮流方式,这一天绝食的是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在互联网绝食接力的网站上报名参加的,全球最少有70个团体及个人。

而目前跟踪高律师的便衣越来越多,星期四高律师出门,除有大约十几辆无牌车跟踪他之外,又多了6辆摩托车,高律师星期四下午对本台表示;他上午10点应北京司法局谈话的邀请,但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谈话,司法局的人威胁他说他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后果严重,并希望他考虑。(录音)

而星期三,广州律师郭飞雄因当局的非法软禁被迫进行无限期绝食,并在当天下午的5点20分在自己家门前的草地上开始,星期四中午12点,限制他人身自由的警察开始妥协,并允许他自由出入,因此他停止绝食,星期四下午,他对本台记者表示,晚上天气非常寒冷,有十几名公安整晚看守他。(录音)

他还表示,这次计划的无限期绝食,原本是想冲击大陆的非法的软禁制度。(录音)

在过去绝食接力的近20天来,大陆近30名参与者被当局非法软禁或绑架,而曾帮助高律师作统筹工作的北京的三名人士至今未见踪影,其中胡佳及欧阳小戎失踪已近八天,但是没有一点音讯,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到公安,国保等部门打听,也毫无结果,另一名在六四中失去一条腿的北京齐志勇仍被公安软禁在郊区,浙江画家严正学自12号被警方带走后至今未归,此外还有被从云南老家带走的赵以及被软禁及绑架的上海多名上访者。

为此,星期三晚,大陆的公民维权网发出声明,要求大陆当局遵守法律,保障公民应有的人权,星期四,该网的版主李健向本台表示,(录音)作为他本人他不赞成用绝食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他们应该要讲得出做得到,那么,目前,绝食的人接二连三的失踪,当局也没有给予任何的交代,这违背了当局所倡导依法治国的理念,也违背了宪法保障人权的准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毛沢東肖像画事件(2)BBC

2006-02-23 18:09:26 | Weblog
六四:俞东岳获释后家人说他神经失常
38岁的俞东岳服刑近17年后获释
38岁的俞东岳服刑近17年后获释

因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事件中,朝毛泽东画像泼墨水而入狱17年的俞东岳于星期三(2月22日)获释后,他的家人表示,俞东岳已经神经错乱,反应迟钝,并且不肯讲话。

俞东岳的父亲俞英揆(译音)向法新社表示,对于俞东岳获释感到非常高兴。下一步是想办法医治他的精神病。

据报,在弟弟的陪同下,俞东岳经过7个小时的汽车路程,已经返回湖南家乡。

他弟弟对路透社说,俞东岳还在路上一个洗浴中心冲了澡,换上新衣服,并在一个饭馆吃午饭。

他弟弟还说,"哥哥认不出我,我们也不能相互理解。"

俞东岳被捕前曾任职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的母亲在2004年上次探监时,他已经显得无意识且无法认得其母。

被囚至疯

一名六四民运人士说,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涂污毛泽东遗像的民运人士俞东岳,在狱中被监禁到"发疯的地步"。

民运人士鲁成说:"在二零零一年前往湖南第一监狱探视他时,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他的眼神呆滞,反覆喃喃自语。他已不认得任何人了。"

他说:"他的头部右侧有一道严重的疤痕。俞东岳曾经被绑在电线杆上,连续数天在太阳底下曝晒。俞东岳又被单独关押了两年,从那时起,他就变成这个样子。"

17年牢狱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称,在俞东岳出狱后还有大约70名因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入狱的中国政治犯仍在服刑。

该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表示,"俞东岳是最后一位(获释)的天安门事件重要人物。"康原一直在协助俞东岳与其他中国政治犯获释。

目前尚不清楚,俞东岳的获释是否与胡锦涛预计在4月访美之行有关。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在重要访问行程前会释放政治犯。

据报道,1989年5月学潮期间,湖南省浏阳县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公司浏阳分公司员工鲁成等三人,于89年5月23日下午,用墨水和装有油漆的蛋壳投掷和污损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肖像后,被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擒获并交给公安。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罪",分别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俞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成有期徒刑16年。

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余志坚等三人是于89年5月19日由长沙抵北京从事破坏活动,在长沙时曾制作"反动标语"并发表"反革命演说"。 


毛沢東の肖像に塗料を投げつけただけで17年の獄中生活

2006-02-23 11:23:43 | Weblog

1989年の民主化運動の時に、天安門の毛沢東の肖像に塗料を投げつけて肖像を汚した当時22才の青年が2月22日に釈放された。長期間の拘禁生活でこの青年は意思疎通能力を失い、3~4歳の知能水準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一緒に塗料を投げつけたもう一人の青年はいまでも海外で亡命生活を送っている。

日本で日の丸を焼いて懲役1年執行猶予3年の判決を受けた人(知花さん)がいたが、その判決と比べてみてもらいたい。知花判決は政治的表現に対する弾圧として全く不当なものだが、中国共産党は表現の弾圧を超えてその人間まで抹消しようとする。
http://data.livex.co.jp/okonomi/9511/top.html

前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因八九六四期间在天安门涂污毛泽东像而被判刑20年,经两次减刑,在坐牢近17年后,于本星期三获释出狱。但他因受长期折磨,思维和语言能力已遭严重损害,只相当于三四岁儿童的水平。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2/22/yudongyue/


中国:全国に広がる輸血エイズ感染被害者

2006-02-22 10:51:59 | Weblog

中国共産党政府は、医療機関での輸血や血液製剤による大量のエイズ感染被害を隠蔽し続けている。この文書は中国の輸血エイズ被害者団体が自主的に調査をし、衛生部に対して対策をとるよう要求した要望書である。

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
2006年2月21日
    
 抄: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办公室、国家艾滋病中心
    
    全国经输血(或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06年2月16-21日在北京召开。委员会由输血和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受害人成立一个专门的受害人工作委员会,并选举10名委员代表大家工作,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作为委员会的秘书处。
    
    在工作过程中,委员会了解到在全国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因为输血或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常合并感染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根据我们所知,这些情况出现在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山西省(新绛县、夏县、大同市、闻喜县)、陕西省(西安市)、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武安市、沙河市)、河南省(郑州市、安阳市、驻马店地区、商丘市、开封市、南阳市、鹤壁市、信阳市、周口市、新郑市、巩义市、焦作市、长葛市)、湖北(襄樊市)、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西省和深圳市。
    
    他们/她们中的一些人当年输过血或用过血制品,现在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她们中间一些人同时感染病毒性肝炎。他们/她们中间有配偶发现被感染的,有孩子发现被感染的。输血感染者以妇女和儿童居多。
    
    根据我们的了解,上述每一个出现输血或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情况的地区,常常出现数个或数十个同样情况的感染者,部分地区出现上百个同样情况的感染者。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上述地区或者其他我们目前不知道的地区,究竟有多少通过输血或用血制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常合并感染病毒性肝炎);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感染者已经亡故;我们不知道目前的感染者是否知道自己被感染、并可能传播给家庭成员或伴侣。
    
    为维护公众知情者权、控制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传播,并根据传染病法相关条款,我们强烈建议我国卫生部采取下列行动:
    
    1、卫生部门采取主动行动,通过新闻媒体和个人通知,主动通知当地在1987年-2005年期间输过血或用过血制品的所有人,告知他们/她们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危险性,建议他们/她们自己自愿去卫生部门进行艾滋病病毒感染和病毒性肝炎检测;我们要求,卫生部门在进行相关艾滋病病毒检测工作中,不得强迫进行检测,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检测应该是免费的。
    
    2、无论输血者或用血制品者是否存活,卫生部门应该建议他们/她们的配偶/性伴和孩子接受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检测。
    
    3、卫生部门应该把检测结果告诉输血或用血制品者、配偶或伴侣、孩子,并应该向公众公布输血或用血制品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4、卫生部门应该对上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毒性肝炎患者提供必要的救治和救助。
    
    5、根据传染病法和刑法相关条款,追究相关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血站、生物制品厂的法律责任。
    
    此致
    
    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主席: 彭茂琳
    全国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万延海
    2006年2月21日


「ジェンダーフリー」はけしからん

2006-02-20 10:54:08 | 雑感

と声高に叫ぶ右翼・皇道派の老人たちの声がやたらと目立つ中で、この際そのような主張とは対極にある「ハズ」の左翼的・人権重視的な社会運動団体の紹介も兼ねたチェックリスト兼ガイドブックを作ったらどうだろうか。

内容は、3項目のチェック項目と簡単な同一字数の自己紹介。
3項目の内容はその運動団体の執行部(運営委員会、世話人会、執行委員会など名前は問わない)の総数の中での

1)女性の人数(と比率)

2)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沖縄人、アイヌ人、朝鮮系日本人、中華系日本人等の日本国籍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外国人)の人数(と比率)

3)障害者(基本的には障害者手帳所持者)の人数(と比率)

アンケートを通じてこの内容を問うことで、結構いいかげんな運動団体の実態が明らかになるとともに、改善を促す効果もある。また、社会運動団体を一般市民のボランティアなどの社会貢献の一つの選択肢として選べるよう示すことで、運動体の敷居がずっと低くなる効果もある。

国際条約の要求もあって、1)や3)は雇用の面では行政レベルで取り組ま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のに、社会運動団体のレベルでは「連帯」のリップサービスレベルで、実は自分の要求以外のことは割りと無関心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あったら結構面白いと思うけれど、実はもうこんなガイドブックできているのかな?


共産党独裁下の中国の人権擁護運動のゆくえ

2006-02-19 11:27:28 | Weblog
2003年3月,广州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警察当作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并被毒打致死。这起“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中国政府废除收容审查制度。这其中,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审查相关法规的一些中国法学专家功不可没。这一事件被公认为标志着当今中国维权运动的开始。

维权运动是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以法律为平台,力争使现有宪法、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的公民权利得到落实。维权运动的特点就把敢于和政府在法律平台上博弈的维权律师推到了维权运动的前线。他们帮助政治异见人士做无罪辩护;他们为强迫拆迁户打官司;他们为土地被政府强征的农民做代言人;他们为罢免贪官的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那么这就使得下层的抗争能够得到法律和理论方面的指导,这些法律和理论方面的指导又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它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地积极,而且我觉得会是中国未来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

但是,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维权人士的这些行为毫无疑问戳到了中国政府的痛处,于是他们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他们的遭遇受到海内外自由媒体的密切关注:(录音)

特别是去年一年中国警方用社会的手段对民运人士进行肉体上的残害,这已经(显示)官方走到了一个毫不妥协的地步了。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专制之下,民间的反抗必然是激进主义的。

旅加中国独立学者任不寐

熟悉法律的维权人士郭飞雄曾经因为向广东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提供法律服务而在去年被警方拘押三个多月。今年春节期间,他重返太石村了解情况,遭到他称之为的政府雇佣的社会成员的跟踪、骚扰甚至毒打,而警察却置之不理。他的遭遇激怒了许多其他的维权人士,因为他们也有类似遭遇。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高智晟律师因为揭露政府镇压法轮功成员的暴行而律师执照被吊销,长期遭到大批警察的跟踪、监视;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因为揭露临沂政府用暴力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被非法软禁在家已达半年之久,谁要去看他,都要受到政府雇佣的打手的毒打,他本人也多次被打。于是在高智晟等人的倡导下,2月4号维权人士开始了接力绝食,抗议中国政府迫害维权人士。他们的行为获得了海内外很多主持正义的人士的钦佩、支持和声援。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尊重、理解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担忧。

“我担忧目前这样一种尚且还可以对话的方式会因为大规模的绝食和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信号使得空气更加紧张。”

这是另一位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他曾经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绝食7天半。那次大规模绝食最后导致“天安门事件”,数十到数百人被中国军队开枪打死。因此他深知绝食在中国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他说,绝食以后如果作用不大,又怎么办呢,是不是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为呢?

北京的法律博士李柏光也有类似的担心:

“当时有人也担心,就是说,维权人士这样做会从法律运动成为一种政治的运动,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使得当局作出强烈的反弹,反而把维权人士镇压在萌芽状态。我想这种担心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旅居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高智晟等人已经开始用政治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觉得高智晟律师正在急剧地从一个专业的律师转向反对阵营。这个轨迹非常清楚。郭飞雄律师这个决心还没有下,但是他在行动上毫无疑问是跟高智晟律师站在一起。当然如果地方政权这样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也只有以政治方式去做这个活动了。”

对于这样的“政治化”定性,高智晟律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作出了回应:

“我不知道这种判断的条件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法律化的过程,没有法律化的路线可供我们走。象郭飞雄这样的事件,象太石村这样的事件,我们能选择法律途径吗?”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中国独立学者任不寐对高智晟等人的维权活动表示支持。他说,契约式、谈判式的政治变革在中国很难发生,因为中国的专制政府寸步不让:

“特别是去年一年中国警方用社会的手段对民运人士进行肉体上的残害,这已经(显示)官方走到了一个毫不妥协的地步了。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专制之下,民间的反抗必然是激进主义的。”

也许没有多少人否认,高智晟等人最初都是以法律为武器来进行维权,现在是被迫走向更激进的方向。但是,中国最早敢受理政治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之一莫少平说,当政府把一切都政治化的时候,维权律师也用政治手段抗争,将不利于中国实现法制化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它会把很多很多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包括小布什和戈尔的大选。而恰恰是在一个非法治国家或者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往往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那么如果我们非得去顺应这个东西,就是把应该是法律的东西去政治化,这个我认为是与整个法制方向相反的。”

维权律师浦志强说,现在的维权人士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做一个影响中国政治的人物,还是要做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人物很多,一个皇帝倒下,再来一个皇帝。而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都很薄弱。李柏光和浦志强、莫少平等人的观点相似。他认为,维权运动就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

第一就是起到公民的教育作用,在公民的大脑里播下法制的种子,使公民从臣民心理走向公民心理。第二就是对官员和执法者起到驯化作用,让他们开始学会遵守宪法和法律已经宣布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公民去行使权利和自由。

北京的法律博士李柏光

“第一就是起到公民的教育作用,在公民的大脑里播下法制的种子,使公民从臣民心理走向公民心理。第二就是对官员和执法者起到驯化作用,让他们开始学会遵守宪法和法律已经宣布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公民去行使权利和自由。”

李柏光还说,持续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收效甚微的现实证明,改变中国的体制谈何容易;现在能做的就是播撒法律的种子,为宪政民主打下基础。而这正需要中国维权律师大显身手。所以,李柏光表示,如果要他选择,他会试图把法轮功成员权利受侵害以及临沂计生案的情况弄清楚,然后诉诸法律,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一个教育民众和官员的过程。莫少平也说,他会选择找到地方政府雇佣社会打手的证据,然后起诉政府。

在王军涛看来,维权运动要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前提条件是:政府提供一定的制度空间,而且维权律师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解决一些问题。王军涛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在不存在这种空间,因此维权人士才会去绝食。

但是,李柏光不同意。他说他在2004年受老百姓委托,上书要求罢免腐败官员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最终唐山市政府还是作出了妥协,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得到满足,老百姓也就放弃了罢免的提议。李柏光说,重要的是政府和民间双方都要有妥协、包容的精神,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产生理性:

“如果我们的民族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一直到今天为止,如果还没有成熟到学会各派力量之间互相妥协,学会共生共容的话,那将会不断出现这样的冲突,在冲突中不断地消灭对方。直到对立的各方实现宽容、妥协,学会尊重对方的生存,那时候理智才会产生。”

对民主政治做过专门的研究,曾经参与过八九年民运,现在北京的周舵与李柏光的观点类似,他强调温和派的重要作用:

“你必须社会和政权两个方面都由温和派占据主流,双方之间才是可以对话的,可以相互协商的,可以在竞争当中合作。有一边是极端派,就不可能。”

不过,夏明则认为,目前高智晟等人采取的激进的非暴力抗争也有成功的先例。他说,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先驱马丁-路-金当时也可以避免与政府的对峙,但是他们并没有避免:

“马丁-路-金和甘地都是想赢得社会的良心,那么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把政权的残忍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让社会的良心进行反省,直到有一天执政当局它都没法下手去镇压这帮人了。”

但是不赞成夏明观点的人则说,甘地和马丁-路-金所面临的政府是已经实现宪政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大不一样。

那么,中国的维权运动该如何往前走?是走温和、包容的法律之路,还是走激进、非暴力的抗争之路?浦志强律师在他一篇题为《软硬不吃与软硬通吃》的文章里说,维权律师们应该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劝维权律师和政府双方都不要把对方视为敌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前提是政府错了,当局应该率先迈出这和解的第一步。”

自由亚洲电台申华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が7名のチベット人を不法拘留

2006-02-19 11:15:37 | Weblog

ダライラマの呼びかけに答えて稀少野生動物の毛皮製品の不使用を訴えていたチベット人が先週から中国共産党当局によって不法に逮捕拘留されている。

    流亡印度的西藏异议人士17日说,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自动自发的响应达赖喇嘛的呼吁,摒弃稀有动物皮毛产品,并把皮毛装饰的衣服扔入火堆销毁以示决心,当地皮毛产品的价格因此一落千丈。
    
    据印度保护动物团体指出,藏人的行动惹恼了中共当局,在上周宣布禁止烧皮毛的行动,并逮捕九名销毁皮毛制品的人士,罪名是扰乱治安、和达赖喇嘛串连。
    
    
    中共阿坝当局扣押的藏人达瓦、格桑金巴、布达、洛桑、洛珠、孜果、喜热布等七人,至今仍遭关押,未获释放。恳请关注!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盧躍剛処分の口実とされた文書(2)

2006-02-18 11:58:51 | Weblog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
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刘宾雁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
    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四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盧躍剛処分の口実とされた文書(1)

2006-02-18 11:57:48 | Weblog
附件二: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内部采通网”发表的纪念刘宾雁逝世的文章:
    

有一个人,叫“刘宾雁”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刘宾雁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 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刘宾雁”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刘宾雁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李大同と盧躍剛の共同声明(2)

2006-02-18 11:23:36 | Weblog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李大同と盧躍剛の共同声明(1)

2006-02-18 11:22:41 | Weblog
 [贴者按]奉上李大同、卢跃刚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请查收并广为传播。冰点事件竟以如此结局暂时收场,表明当局的底线,是不能容忍任何有意识的抗争,甚至不敢面对理性和合法的申辩。或许他们认定眼下唯一能做的,是抽掉以李大同、卢跃刚为代表的中国新闻人的骨血,以换取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冰点的重生。

但我以为,中宣部和团中央所做的这一切是不可能得逞的,检索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对资讯的管制轨迹,李大卢跃刚的成长证明了,没有谁能战胜真相,此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也。假如不该忘记李大卢跃刚的英名,那么我们至少更应该记住的,是刘云山和周强这两个充满了邪恶的名字。

    

浦志强 2006年2月17日12点50分于广州
    

李大同、卢跃刚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
    
     2006 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1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底线吗?!
    
     1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1月16日送达。
    
     可就在1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