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の出稼ぎ労働者子女学校を当局が強制閉鎖

 

北京海淀强封37民工子弟校 学生哭家长怒(图)
(博讯2006年08月31日发表)

    “知识改变命运”是内地数亿农民工父母视为子女脱贫唯一渠道。温家宝今年初表示要解决有关“上学难”问题，言犹在耳，北京海淀区37间“民工子弟学校”却面临被取缔厄运，15,000多名学生将失学。家长到当地政府部门请愿，公安竟指其行为违法。
    
    国内媒体综合报导，北京海淀区有三十七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指学校师质较差、学校配套设备不足等违法，被政府勒令关闭，并将两间继续上课的学校大门强行上锁。受影响学生约有三万多人。
    
    石景山一家专门接收民工子弟的民办学校科阳希望因区教委未能承诺何时将一千五百学生分流往附近的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亦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的学生，所以他们如期开学。
    
    昨日10多名公安及政府人员昨晨冲入校园派发通告，喝令校方及正在上课的近千名学生立即停课。大批学生得知母校被强关，都哭成泪人。
    
    “孩子是不是无辜的？孩子是不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是不是祖国的花朵？”愤怒的家长们，周三上午带同子女，如常到学校上学， 将学校大门的锁砸烂，冲入学校让子女继续上学，与在场看守大门的公安人员发生冲突。
    
    北京海淀区有三十七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指学校师质较差、学校配套设备不足等违法，被政府勒令关闭。(Getty Images)
    
    
    不满的家长随后到市政府抗议，指外地民工为北京发展作出贡献，但当局却剥夺他们子女的读书机会。家长和学生扬言不会轻言罢休，誓要为子女讨回原校上学的机会。
    
    来自河北的民工家长赵先生说，“我感到很难过，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对北京发展做过贡献，但得不到北京的任何资源，没有给予我们方便。”他说，一般公立学校都不肯接收民工孩子，“我们于是自救，希望孩子读多点书，我们苦，但不想孩子也苦 。”
    
    科阳希望的校长周书军表示，家长除了担心子女的读书机会外，亦担心负不起公立学校昂贵的收费，在民办学校学费只有400左右，而政府指定的公立学校学费至少需要1200元。
    
    所以他曾经将过千名家长的联名信，送交区教委，要求能就近上学，但未有任何回复。现时除了学生未有着落外，校内四十多名教师亦面对失业。
    
    衙门口村是外来民工人口集中地区，共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6所，共有学生6700名；当局的政策是石景山区只能保留一所能容纳2000多人的民办学校，意味将有4000多名学生要到该村以外的较远学校就读。
    
    受到外界关注的上海现代私塾“孟母堂”，近日也被上海市教委认定为未获得办学许可，未经中国物价部门审核，被紧急叫停。
    
    孟母堂家长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九月一日前对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市教委提起行政和民事诉讼。
    
    “孟母堂家长声明”指出，他们的孩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或不愿去教育部门主办的正规学校学习，为了让他们受到教育，他们必须给这些儿童提供家庭教育。
    
    声明说，他们只是家庭自主学习的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并非教育机构，所以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他们的费用支出属于家庭开支，由家长共同承担。家庭开支无须经过中国物价部门审核。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www.peacehall.com/news/
gb/china/2006/08/200608311259.shtml)

百姓雑誌：汚職まみれの中国環境影響評価業務

 百姓杂志:环保造假该当何罪
(博讯2005年07月14日发表)

    5月14日，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在全国33个考点同时进行，共有1.4万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这是我国第一次对环评人员进行的专业考试。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以往的管理模式只是对环评机构进行管理，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一些环评人员为牟取个人利益编造假数据、假结论。现在，环保总局把机构和人结合起来，一旦出现问题，不但要追究环评机构的责任，还要追究环评工程师的个人责任。
     环评不造假，造假要打击。这个思路，与前些年政府应对“会计造假”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环评工程师与会计都是一个特殊的信息提供者。真实信息的披露，其实有三种保障途径：政府监管、内部监管与社会监管。比如一家上市企业的信息发布，一个工程对周边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的评估信息发布，最好的途径当然是其内部自我透露，但实际上“自我监督自我”，恰恰又是最难以做到的。透露的信息，往往最容易失真。政府监管是传统的管理模式，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往往要依赖于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信息递送模式，这又回到了老路上，还是得依靠企业或工程内部人的自觉。所以，第三种监管——社会监管，按照逻辑推论应当是最有效的。独立的会计事务所、环评单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扮演了医生角色，他应当对企业或工程中的信息体深入观察、望闻问切，把脉出内在的信息走向，再把这些信息整理成完整的信息档案，提供给政府。
     可是，独立的社会监管者有时并不洁身自好，反倒一同拖下了水，成为共同的信息造假者。与会计造假一脉相承，“市场化”的环评机构与人员往往是市场意识过了头，在“假、造与不造”的选择上，他们很善于在“机会收益”与“败露成本”间比较，在“机会收益”上，环评造假者可以获得什么呢？这些收益，是从信息造假者的嘴边分出来的一杯羹，企业信息造假的收益常常大、而且是巨大，所以也舍得拿出一大杯羹给同谋的环评机构和人员。再算算“败露成本”，由于延误了圆明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北京师范大学所属的环评单位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它运气不好，因为圆明园事件闹得太大，连带着萝卜拔出泥巴，被曝光了；可之前那么多环境污染事件，我们听说过有几个环评机构被批评了，更别提相关的惩罚了。 (博讯 boxun.com)

    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小，而造假所能够得到的收益又是如此的巨大而诱人，换做是任何一个“经济理性人”，他都会断然地、“坚定地”走上第二条路。强调环评机构与个人的职业道、专业信誉与社会责任，是缘木求鱼，是对牛弹琴。因为这还是传统的、对最原始造假者―企业造假者的“婆婆式管理”，婆婆说干了口水，媳妇该撒野还撒野，谁叫婆婆除了一张嘴没别的办法呢？
     不过，现在环保总局的管理，还沿袭于以行政处罚包管一切的思路上。实际上，环评造假与会计造假一样，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其他损失，按理当给予补偿，即民事赔偿。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对此尚未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使得其造假成本更进一步降低。当务之急是加大司法介入和法律惩治的力度，完善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如果，在一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公民有权以自身生存环境被损害提出集体诉讼，其巨额的民事赔偿足以让造假的环评机构及个人破产！这些环评人员想不加职业道也不行了。
     在打击环评造假现象中，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以及民事赔偿压力不大的现象必须改变，要让那些环评造假者明白：你这样做，是在犯罪，你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你的造假收益，否则， 如果仅仅停留在行政问责层面上，等于让造假者逍遥法外。(原载<百姓>第6期)

原文：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
china/2005/07/200507141415.shtml

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確立（３）

　　其二，是维持行政主导国家的政治传统还是坚定不移地向现代宪政制度的转型。我认为，信访制度不断强化将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从制度上消解现代宪政制度的分权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官员个人权力对国家体制性职权的侵害，而且由於从国家信访局到地方信访机构都是由执政党的党委和政府共同领导的，这样会为党权侵入行政权、行政权借助党权侵入国家的立法权及司法权预设了一条「合法」的通道。如果强化信访的职权，其实际性意义则加强了以党权为背景的国家行政权力，这样就会有使党政合一的「信访机关」凌驾於国家一切机关之上的可能性，会从根本上消解国家的宪政基础15.批评者则认为，「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厚行政传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进程以及急於向法治转型的国家中，由於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规则的缺失所引起的种种行政违法、社会不公现象频频出现，通过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显得特别重要」16.对於这种希望通过加强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和司法不公的观点，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彭兴庭就指出17：在目前的制度结构中，行政部门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比如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中，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公安、检察、法院倾巢而出。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制度问题，司法系统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使命，它的多种权力上仍然受制於行政部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老百姓不懂程序没有法律意识，而是深知利害关系才越权上访，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爷」，期待「皇上圣明」。司法独立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努力改善司法机关的地位，这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本之道。信访无论如何，是与一个法治社会背道而驰的。信访中更多的是法律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这不是行政机关和工作单位所能解决的。

　　其三，能否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来。我认为，目前的信访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即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运用信访进行政治参与的法定依据，它表明公民的信访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因此，作为政治参与和表达意愿方式的信访，是不仅不能被取消而且应该强化的。问题是，现实的信访制度强化的是信访权利救济功能，尽管它在现实中也能解决公民的一些具体权利诉求问题，但如果从国家宪政体系来考量，信访的这种权利救济功能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的实现没有严格的程序而主要靠领导批示，是「人治」的结果，对司法权威的消解和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具有较大的消极作用18.批评者则认为，「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它「可以成为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19.应星甚至认为，经过制度的创新，信访这种「陈旧的」救济方式可以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20.对此，姜明安则反驳说：「最终取消信访的救济功能是必须的，只有人治的路完全堵死了，法治才会真正出现。」21

　　四、新的问题

　　应该说，国家最高决策者关注到这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已超越了他们为化解信访洪峰这一实用主义底线。因此，在「搁置争议、规范为主」的原则下，国务院在2005年1月5日通过了新的《信访条例》。在这个条例正式公布之前，国务院法制办主要负责人奉命与我有一次单独的正式谈话。他主要谈到了新条例有畅通信访渠道、建立网络信访系统、规范信访人的行为、强化信访工作的责任几大亮点。可我认为，这次《信访条例》修改虽在保障信访人权利等方面有所进步，但只是应急之作，没有体现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不仅不能有效地化解目前存在的信访洪峰，而且有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第一，新《信访条例》的主旨还是在於「束民」而不「约官」，虽然把保障信访人的权利作为重要的原则确定了下来，但同时又为各级政府打击迫害信访人预设了各种理由和藉口。

　　由於现实中打击迫害信访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新条例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提到了总则。但问题是，新条例同时规定了许多所谓「规范」信访行为的条款，比如，第十八条规定「多人採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可条例中并没有对如何推选代表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而在现实中，要推选代表就要开会，地方政府就会定一个「非法聚会」或「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罪名；要选代表就得要支付一定的上访费用，就可以定一个「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罪名。再比如，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否则，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要受到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採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条款都可成为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理由和藉口，已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正因为如此，北京上访村的信访公民已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对这些条款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22.

　　第二，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的调查、直接移交和督办权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即某某领导批示，这主要针对个案而言的。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即各级政府都有关於各地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并与政绩挂钩。各级信访部门虽然可以依靠这两种压力来促使具体工作部门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於信访民众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新条例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将其法规制度化。比如，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这种压力型信访体制能否化解目前已十分严重的信访形势呢？据我最近对有关部委七十多位来自基层省市的信访干部的调查表明，他们中有近六成的人认为，如果还搞信访排名甚至与政绩挂钩的话，地方党政会採取更为严厉手段打击信访人，这样也会有更多的人进京上访。

　　结语

　　回顾围绕因《信访条例》修订而发生的这场争论，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反思的。这正如赵凌所言：「关於信访改革的争论并不会因《信访条例》通过而停止，这不仅是由於《信访条例》对於化解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有难度，而且在於中国的信访制度改革折射出我们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青天意识、政府万能意识这些东西，更在於信访改革的争论实质是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选择问题。」23在我们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当执政者的政策目标、知识界的价值取向、行动者的现实目的出现严重分歧时，甚么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遵守和追寻的基本原则呢？在我看来，这只能是国家的宪政建设。

原文：
http://www.usc.cuhk.edu.hk/
wk_wzdetails.asp?id=4406

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建設（２）

　　二、改革的几种取向

　　然而，由於对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也有不同的主张。学界和政界主要有三种基本的改革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5，其核心观点是扩大信访机构的权力，使之具有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认为，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信访洪峰就得强化信访部门的权力。杜钢建也认为，现在之所以出现了信访洪峰，根本原因是信访机构没有权威性，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信访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因此，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是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需要信访这样一套没有门槛的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并通过赋予信访机构实实在在的权力，树立信访机构的权威来解决社会问题6.

　　第二种取向是，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信访制度改革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从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7.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周梅燕等人也认为，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理顺各种信访的处理渠道，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採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8.

　　第三种取向是，应该站在政治现代化的大局高度，来看待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黄锺认为，当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时，却忽视了如果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其实是直接跟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僭越立法权或者司法权的现象。这既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实践里。这些都有悖於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信访制度应该废除9.张耀傑则进一步指出，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是诱导本国公民跪着请愿甚至於跪着造反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制度陷阱，而置本国公民於极权之下的层层上访，本身就是对於中国公民自由平等的合法人权的公开亵渎和肆意践踏，因此《信访条例》可以休矣10.

　　这三种改革取向被新闻媒体归纳成为「强化扩权派」和「削弱取消派」，其中第一种取向属於前者，第二种和第三种属於后者。我则被视为「削弱取消派」的代表人物，有的媒体说我主张现在就取消所有的信访办公室11.实际上，我当时给国务院领导人提出的具体建议是要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维护社会稳定。主要措施是：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其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主要措施有：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覆；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其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主要措施是：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

　　同时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由於我的这些建议与国家主管部门所倡导的改革主张相背，也与持强化扩权论学者的基本理念不同，加上新闻媒体的片面报导，导致了社会各方批评。

　　三、论争的焦点

　　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这场以批评和反批评形式展开的论争，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其一，如何认识和对待信访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我认为，信访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专制主义的皇权意识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治」思想。这一制度最初虽然是打着联系群众的旗号建立的，但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意上达」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机制。它不仅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体现，甚至不符合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而是在强化「官重民轻」的皇权思想，以误导民众把通过信访获得高官的批示来解决问题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因此，无论这个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甚么样的作用，它都应该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12.批评者则认为，中国民众有崇尚清官的历史传统，今天的信访改革是在这种历史传统下进行的，因此只有顺应这种历史传统，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郭松民就指出13：和学者的思维方式不同，民间的智慧总是质朴而深刻的。老百姓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逻辑非常简单：谁有权任命官员，谁就有能力约束官员。在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这根「救命稻草」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是和那些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力量沟通的最主要渠道。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批驳说14：在封建中国，地方行政长官往往也是司法长官，这种申诉冤屈、要求求决的上访形式具有合法性。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类事情却演变成了「拦首长、外宾的汽车」。这种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历时几千年，以至於到今天在走向法治社会和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惯性依然不可忽视。「群众上访」遇到挫折，以至於遭到打击报复以后，信访被制度化以至於不断地被完善，是不是在间接地鼓励人们不去寻找正常的司法救济而选择上访？我们必须清楚，信访这种「玄机」重重的制度安排虽然可以使法律正义的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但这一过程恰恰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

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建設（１）

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

于建嵘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七月号

　　引言

　　2004年下半年，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於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这些观点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影响到了国务院对《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2.客观地说，在这场争论中我是少数派，而且如果以国务院最后通过的《信访条例》为标准，我还是一位失败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些不被执政者採纳的改革设想，反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各方所表达出来的理念和取向，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信访制度的政治迷惑性，更加坚定了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改革信访制度这一基本主张。

　　一、洪峰压迫下的改革

　　信访制度之所以在近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最直接原因是信访总量连续十一年上升，并在2003年形成了信访洪峰。据统计，2003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万人（件）

　　次公民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4.1%，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46%，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14%；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接待公民集体上访31.5万批次、712万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了41%和44.8%，其中五十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最多的达八百余人，创单批次进京上访人数的最高纪录。

　　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如此严峻的信访形势迫使学界和政界不得不思考，为甚么会产生这样规模的信访洪峰？发展下去会产生甚么样的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软科学基金资助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中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我们的调查包括对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住进「上访村」

　　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我们的调查表明，现行信访制度主要有如下制度性的缺陷，并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由於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但信访公民来京后，不停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最终导致他们对中央政治权威产生怀疑。如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3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一变化说明了信访这道政治防火墙出现了问题。

　　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在制度设计上，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民众更为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视为最后的希望所在，这样不仅使各种诉求交错在一起，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民众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於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複杂，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信访者要求问题的複杂综合性，必然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由於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覆均具有十分的随意性。但由於信访量特别是进京上访的人不断加，影响到社会稳定，中央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这样就迫使地方党政想尽一切办法压制民众进京上访，最为常见的是採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信访公民。调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4

　　根据这些调查结论，我们向中央提出了彻底改革信访制度的建议。此项建议得到了中央最高层的重视，他们分别多次批覆并要求国家信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专门听取我们有关信访制度改革的意见。

梁京：中国陳情制度の欺瞞

梁京评论：大一统下没有解
--评大陆“上访”制度改革的困境

2004.11.29

胡温的亲民作风，让不少人对他们产生期望，其中也包括许多遭到地方官僚欺压的百姓。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冲破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挠，前往北京“上访”，令胡温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据近两期《南方周末》报导，上访的压力终于迫使胡温决心对上访制度进行改革。由于情势紧迫，胡温希望各方面能尽早拿出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是，大陆学者对如何改革上访制度发生了重大分歧，颇让他们左右为难。

挑起争论的主要人物是大陆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此人是研究大陆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专家，以大胆揭露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而引起朝野注意。他也是主张在大陆农村基层实行激进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对许多人来说，于建嵘关于上访的改革主张大感意外。因为他主张乾脆利用这个机会，弱化上访制度，给法治和民主代议制的发育成长腾出空间。具体来说，于建嵘主张最终撤销各级政府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很明显，于建嵘脑子里的蓝图，就是西方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

反对于建嵘而主张强化上访制度的官员和学者人多势众，他们认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在中国大陆不仅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这方面，向胡温建言恢复中国“仁政”传统的康晓光，表达得最为明白。康晓光提醒采访记者，不要无视中国的国情。他说“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在康晓光们看来，于建嵘取消上访机构的想法是匪夷所思，是食洋不化的一种迂腐之见。

但事实上，于建嵘并非等闲之辈。他看到了上访制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其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因此上访制度绝非如康晓光所言，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此次《南方周末》借报导上访改革争议之机，著实向海外透露了不少原本属于大陆“国家机密”的内容。

内容之一，大陆当局为了减轻上访的压力，采取按照上访人数给地方政府排名次的办法，对地方当局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内容之二，地方当局为了减少中央的上访压力，派出大量警力阻止上访，乃至到北京“接访”，也就是把上访的人员截回本地。内容之三，地方政府为减少上访的种种措施，耗费巨大。

四川有关部门向当地人大汇报，每“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耗掉一万元人民币”！内容之四，大陆的上访量连续十一年长。每次当局采取新的举措，结果都事与愿违，引发更大的上访高峰。海外虽然对上述情况早已知其大概，但由大陆媒体如此公开地透露这些令当局十分尴尬的内容，还是第一次。

为阻止上访，政府耗费巨大，而上访百姓更是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不久前，在大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中，著名主持人王志，采访了一位上访十年，终获成功的东北农民佟凤奎。佟是上访人员中不到千分之二的幸运者之一，他通过电视，第一次对全世界讲述了上访者忍饥挨饿，露宿接头的悲惨处境。

胡温最终会听从谁的意见呢？是听从于建嵘的主张，弱化上访制度，走向司法独立与民主代议制，还是听从康晓光们的意见，给求告申冤的小民们树一个更大，更有权威的信访衙门呢？事实上，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意见，都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以中国之大，内部差异之悬殊，于建嵘和康晓光们的各自主张，都只适合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不错，在总体上，大陆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距司法独立尚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并不等于一些地区没有快速向司法独立过度的可能。

近年来，大陆当权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在经济高速长的鼓舞下，经常感到他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他们不放弃对大一统的迷恋，无论他们是主张复古还是主张维新，都不可能抓住机遇。因为对大一统的迷恋窒息了他们的想像力，而一个缺乏想像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抓住任何历史机会的。

原載：
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
2004/11/29/commentary_politicalreform/
index.html?simple=

于建：中国における階級対立（２）

将来の中国社会の衝突の予測と考察

将来のある時期、中国は社会的衝突の多発期に入るであろう。社会的弱者集団である労働者農民大衆と、政治権力と経済的資源を掌握している社会的強者集団の争いがその主な内容である。もしも、効果的な社会的利益表現メカニズムの構築をもって社会の不公平を解決できなければ、社会的弱者の地位におかれた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は連合をむすび、社会の主導的地位にあるエリート同盟と対抗するであろう。もし下層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との衝突が革命的政権転覆をもたらすことを防ぎたけ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を再構築し、公正な立憲政治体制を建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1に、中国が労働者農民大衆の権利擁護闘争の社会的衝突多発期に入ると、労使衝突と農地問題衝突が主な衝突原因となるであろう。

　国有企業改革の推進に伴い、社会主義の伝統的意味の労働者は徐々に雇用労働者に変わってゆく。失業者は一定の期間は各種の抗議行動を行うだろうが、大勢は定まっており、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よって、労働者の権利擁護闘争の主体は出稼ぎ労働者をはじめとする雇用労働者と資本の側との衝突へと移ってゆくであろう。そして農村においては、税制改革の進展に伴い、地方政府および強者である資本家集団は現在農村で最も価値のある土地資源を略奪の主要目標とし、農地をめぐる衝突が長い期間続き、土地を失った農民は社会問題の焦点となるであろう。

　第2に、弱者集団となった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は連合を実現し、社会の主導的地位を占めるエリート同盟と対抗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それは下記の要素によって決まる。

　１、下層集団の身分的共同性の承認。他の国と違い、中国社会の弱者集団は老人、病者、傷害者にとどまらず、生活の貧困と就業競争において弱者の地位に置かれた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である。一般には、現在の労働者と農民は共同の社会的地位と利益を有するが、独立の社会的行動勢力となることは難しいと考えられている。彼らの連合は社会のほかの集団の共同行動への参加なしに実現しない。しかし、そのことは彼らが自己の利益のために闘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か、彼ら自身に組織能力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現在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下層集団の中には、一定の社会的関係と組織的動員力を持った社会集団がある。それは退役軍人である。これは非常に独特な社会集団であり、農村に生活する退役軍人だけでも2100万人いる。現在多くの農民負担軽減組織や土地権利擁護組織の中には、退役軍人が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南部のある地区では、退役軍人がこの独特の身分を生かして連合型の社会的動員を行っている。例えば湖南省のある地区の退役軍人は自称10数万人の「反腐敗部隊」を組織しており、その主なメンバーは失業労働者と貧しい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であり、「労農連合」を実現したと称している。

　２、大衆連合の言説体系が効果的かどうか。社会の下層にある集団が連合行動を行うには、彼らに合った社会的動員を行う言説の体系が必要である。それを通じて彼らの共同の境遇を認識することは彼らが連合行動を行うための重要な前提条件である。現在の中国の状況から見て、「反腐敗（汚職）」は社会的動員の言説となっている。過去に発生したり現在発生している衝突において、労働者と農民の基本的要求の中にはいずれも「反腐敗」の内容がある。一部の労働者と農民にとっては、彼らの生活の困難の根源は「腐敗」であり、境遇を変えるためには団結して彼らの共同の敵である「腐敗分子」と戦わ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彼らは現行体制の中の腐敗現象に不満であるが、将来の社会について明確な展望はなく、ただ汚職反対を通じて自己の生活状況を改善したいのである。

　第3に、下層大衆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との衝突が革命的な政権転覆になるのを防ぎたけ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を再構築し公正な立憲主義政治体制を創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国にはすでに大規模な社会運動が発生する基本的条件がそろっている。しかし、現在の労働者農民大衆とエリート集団の間の衝突が社会運動や社会革命になるかは、多くの不確定要因がある。主に次のいくつかの点が問題となる。

　１、最高権力者の「仁政」は既得権益集団の承認を得られるか。かなりの程度、胡錦涛・温家宝の親民新政は下層大衆の承認と賞賛を得ている（訳注:たしかに江沢民との交替当時はかなりの期待があった）。しかし、既得権益集団、とりわけ権力を使って富を築いた者たちの本当の承認を得ているとは限らない。時間の推移に伴って、権力集団内部での分裂が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実際、以前も現在も続く中央政府と地方政府の利益争奪ゲームにおいて、中央の権威は徐々に地方共産党政府の利己的主張によって崩されている。しかも、国家や党の幹部が追及する個人的目標は、多くの場合国の目標と衝突する。このことは、経済が開放された社会は、多元的政治秩序がなければ維持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という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２、権力者がいかに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に対処するか。現在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は一種の政治的圧力として存在する。もしも、圧力としての限界を越えれば、現在の統治秩序はバランス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とりわけ強まり続ける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を法治システムの中に取り込む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各種の社会的衝突事件を引き起こし、社会秩序の混乱をもたらすであろう。そうすれば、権力集団の再編をもたらし、いずれにしてもそうなれば、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は国家政治レベルの行動に変化するであろう。

　３、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観念が打撃を受け、現在のイデオロギーでは修復不可能になっている。中国の現在の主流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はすでに大きな変化を遂げている。被統治者が革命を通じて政治制度を変革するという要求もますます合法性がうしなわれている。しかし、そのことは社会の最下層にある民衆に革命の衝動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ない。革命期からのイデオロギーはすでに政治的遺産になっており、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政治的資源となりうる。
　しかし、政権党にとっては、もし革命期の政治的遺産を財産とみなせば、労働者農民大衆の政権党に対する承認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た現在強化されつつある排他的体制の力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ちろん、そのためには権力者が政治的な智慧と勇気を以って、労働者農民「解放」の社会的価値を再構築する必要がある。その再構築は多方面にわたるだろうが、一つだけ確かなのは、政権党が政治制度の整備を通じて、労働者農民が自己の利益を代表する組織を作ることを認め、彼らの市民的権利を擁護し、彼らの労働者としての基本的権利を擁護し、全社会の各階層の調和的発展を図ることである。

『鳳凰週刊』2005年第7号（通巻176号）
原文：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
e92e9f818c446415e5555b80aef6be98

于建：中国における階級対立（1）

転換期中国の社会衝突－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観察と分析

　今後一定の期間、中国では社会衝突が多発するであろう。社会的弱者である労働者農民大衆と政治権力と経済資源を握った社会的強者集団との間の争いがその主な内容である。もしも、効果的な利益代表メカニズムを築いて社会の不公平を解決できなければ、弱者の立場におかれている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が連合して、社会の支配的地位にあるエリート同盟に対抗するかもしれない。下層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の衝突が革命的な政権転覆をもたらすことを防ごうとするのであ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の再構築と公正な立憲主義政治体制の構築が必要である。

　中国が計画経済から市場経済への転換の過程において直面している社会衝突の問題は、非常に敏感ではあるが避けて通ることのできない問題である。もしも、各社会集団の利益要求を直視できなければ、とりわけ社会的弱者の地位にある集団の行う抗議行動を正確に認識し処理できず、それに体制内での利益実現の道を与えなければ、社会の動揺と爆発のエネルギーを蓄積す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過去の中国の社会衝突

　1989年の天安門事件をメルクマールとして、中国の社会衝突は知識エリートの主導する先制的権力闘争から、労働者農民主体の反応的権利擁護闘争へと変化していった。前者の特徴は民主と法制の旗の下に社会的価値と政治体制を再構築することにある。後者は法定の枠組の中で基本的権利の擁護を目指すことを特徴とする。こうした変化の特徴は社会的利益構造とそれ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統治秩序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

　1989年以降、とりわけ1992年の小平の南方視察以降、開放された経済分野において出現した公務員の退職商売熱は、一部の知識エリートの政治的情熱を冷ました。同時に、政治的抱負を失ってはいないが現体制に帰属することを望む知識エリートは、より多くの権力体制への進入ルートを与えられた。こうして、20世紀末の中国には新しい排他的な統治構造が形成され、社会衝突もまた新たな段階に入った。

新しい統治構造の特徴

特徴その1。権力主体としての政治エリート、資本主体である経済エリート、文化主体である知識エリートを代表する。彼らが共同して「合法的」に社会の主要な経済的成果を享受すると同時に、相互間の身分交流メカニズムをほぼ形成している。指導幹部の「知識化」の要求のもとに、多くの知識エリートが権力エリートとなった。権力エリートもまた退職して商売をしたり在職のまま商売をしたりというやり方で経済エリートになった。このことは彼らの政権に対する帰属意識を大いに高めた。共同の利益に駆られて、比較的安定した境界をもつ統治集団が形成され、いわゆる「エリート同盟」が実現した。

特徴その2。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は貧困のために経済、政治および社会生活の外縁に追いやられ、周縁化され、社会的弱者集団となった。とりわけ、ほとんどの知識エリートによって見捨てられた労働者農民は無意識と無組織の状態に置かれた。その生存のための正当な利益は正常に表現されず、労働者農民は「失語症」に陥り、集団は無組織の「バラバラな砂」状態である。

特徴その3。このような二元的社会の排他的体制は堅く安定している。強者である社会の核心組織の境界は強く閉鎖されており、弱者である周縁集団は一体として核心集団に溶け込む能力を欠いている。しかも、このような状況は経済発展によっては改善されない。全く逆に、経済の発展は強者の核心組織により多くの資源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周縁に対する排除能力を高める。いったんこの排除体制の周縁境界が形成されると、労働者農民の地位はさらに周縁化され、不可逆的な流れとなる。

　つまり、経済が大々的に発展する「太平と繁栄の世」において、社会的公平に対する関心が欠けているために、労働者農民を周縁化する排他的な体制が出現し、社会衝突もまたその結果労働者農民を主体とする権利擁護闘争の段階に入ったのである。統計によると、全国的な集団抗議事件は1993年8709件であったが、それ以降増加し続け、1999年には32000件に達した。最近3年（2002～2004年）は毎年40000件以上である（2005年は8.7万件との報告が2006年の政治協商会議でなされた）。これらの事件の誘引は基本的には労働者や農民の利益が侵害されたためであり、主体はほとんどが労働者、農民である。

　知識エリートの権力闘争は比較的典型的な社会運動の形で表現される。それは、基本的価値理念の統一の願望のもとに行われる集団行動である。それは、一定の組織と規模をもつ。一方、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一種の課題型の抗議行動であり、具体的な事件と具体的な要求であることがその多発性と分散性を決定付けている。労働者、農民は一般に直接社会の核心理念を攻撃することはなく、伝統的政治言語と法律の枠組の中に権利擁護の根拠を見出す。

労働者の「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と農民の「法による抗議」

　現在の労働者と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特徴としては、労働者の「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のテーマは経済的権利とそれに関連する民主的管理の権利であり、農民の「法による抗議」は土地紛争を焦点とする。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二大集団の社会的地位と当面する問題には違いがあるため、彼らの権利擁護闘争にも多くの違いがある。

　第一に、権利擁護闘争の根拠が異なる。農民は「法による抗議」であり、労働者は「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である。税・負担金であれ土地であれ、農民は多くの場合国の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文書を根拠とし、「農民負担の軽減」と「村民自治」の完全実行を要求の目標とする。彼らは彼らの苦しみは県や郷の政府あるいは村の幹部が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文書の通りに仕事をしていないからだ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労働者の権利擁護闘争はイデオロギーを根拠とする。労働者の要求文書の中に最もよく見られる理由は「中国は社会主義国家であり、我々労働者階級は国家の主人であり、共産党は我々労働者階級の前衛であり、工場は我々自身の工場だ」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多くの労働者の想像の中では彼ら自身まだ国家の権力の中心におり、彼らの闘争は「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と概括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第二に、権利擁護闘争の内容が異なる。農民は負担の軽減と村民自治の実現が中心である。近年、地方政府と開発業者の農民の土地権益を侵害し、土地問題がきっかけの衝突が増加し、土地権益の擁護が中心テーマになりつつある。労働者の闘争は経済的権利が中心である。定年退職した労働者は受け取るべき福利厚生を求めて「食べさせろ」と主張し、解雇された労働者は働く権利の実現を求めて「仕事をよこせ」と主張している。国有企業改革が進められている企業の労働者は職場を守るために「国有財産の流出防止」を主張している。生活が完全に「資本主義体制」のもとにある雇用労働者は「約束どおりの賃金支払い」と労働条件の改善などを目標としている。

　第三に、権利擁護闘争の対象が異なる。農民は末端政府機関を直接の闘争目標としている。農民から見れば、末端政府機関が国の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政策を忠実に実行しないために、彼らの権益が損なわれているのである。労働者の闘争の対象は企業管理者と資本所有者である。国有企業の労働者にとって、彼らの失業や福利厚生を受けられないことは、企業管理者の腐敗と無能がもたらしたものだ。そして、「資本主義体制」のもとにある労働者は、資本家と企業管理者を闘争の目標とする。労働者と農民の闘争対象の違いの重要な根源は、農民権益の損害の表面的原因は末端政府機関にあり、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は農村末端の共産党と政府を改革の対象とし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一方、労働者の権益の損害の決定は中央からもたらされ、地方政府は比較的関係が薄い。しかも国は往々にして資本家側に立つので、地方政府の行為に合法的根拠を与える。

　第四に、闘争の主体と組織が異なる。労働者の闘争の組織指導者は主に一定の知識と人望をもつ失業者、定年退職労働者および党幹部や組合幹部などの幹部である。農民闘争の中心分子は退役軍人、退職して故郷に帰った国家幹部、村民小組幹部などである。農民権利擁護闘争組織は「負担軽減グループ」、「負担軽減会」、「権利擁護会」などと名乗ったり、直接に「農民協会」と名乗ったりするが、多くの場合「負担軽減代表」、「陳情代表」と名乗る。労働者の組織は「学習グループ」、「工場防衛隊」、「毛沢東思想学習グループ」などと名乗ったり、直接に「デモ指導グループ」や「ストライキ委員会」と名乗ったりする。比較的労働者の組織は公開度が高く、明確な組織規律がある。農民の組織は多くが地下組織であり、主に道義的な拘束のみで、比較的柔らかな組織である。

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と中国政治の発展

　ここ10年余りの中国の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この時代の特定の社会的政治的環境のもとで発生したものである。農民は全国総人口の4分の3を占めるとはいえ、彼らは経済的に搾取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国の政治生活の埒外に排除され続けており、「正式な政治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その真の権利代表を有しない」社会的弱者集団である。よって、彼らの闘争活動は弱者の反抗にならざるをえない。つまり「法的には認められ」ながら「政治的に禁止された」行動である。これは中国政治が法治主義で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に政治的意義がないというのではない。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と国の政治は非常に複雑な相互作用があり、我々が中国政治を理解するために多くの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

　第1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社会的圧力となり、権力者に政治の観点から農民のおかれた状況を理解させ、その政策の修正を迫る。政府が「各地各部門が農民負担の軽減を政治的任務として取り組むよう」何度も通達を出していることがそのことを十分に説明している。なぜなら農民負担の問題など権益が侵害されたことから生ずる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社会の安定と発展に消極的影響を与える要因とみなされるからである。事態の発展に伴って、この「消極要因」は「政治問題」となり、さらに進んで「非常に緊迫した政治的任務」として「すべての政治工作の中で最も重要なもの」となる。これは、権力者が農民の権益侵害の政治的結果を認識し、国家の政策を変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利害関係を調整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中国の改革は農村からはじまったが、それは農民が餓えていたことから彼らを貧しさに苦しめる体制に対して離反したからである。この離反の圧力が小平などのリーダーに認められ、かれらはそれを中国農村改革の動力とした。引き続き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の提起する政治的主張に乗って、それを合理的に中国の新しい農村政策に転換するか？我々はすでに、中国の新しい世代のリーダーの農民権利擁護問題についての民意尊重の特色を見た(訳者：最近の弾圧状況を見たら大いに疑問！)。「民に優しい」が彼らの主な政治的トレードマークとなった。学者たちが云う新民本主義とは民権の擁護をその中心とする。

　もちろん、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と権力者の政治的行為が一致するためには条件が必要だ。最初の条件は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を体制内の政治的参加と政治的話し合いに包摂し、制度上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合法性を保障することである。農民が自己の法定の権利を守る行為は現実政治の枠組の中では成果を上げることは難しい。そのことは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要求を権利擁護から社会の統治（自治）権の獲得に発展させる。そして権利擁護活動がいったん政治運動の段階に達すると、権力者に対する厳しい挑戦となる。

　第2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多くの面で末端政府機関の統治行為の変更をもたらし、農村の政治的話し合いを可能とする。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直接の目標は末端政府機関であり、彼らは中央の権威を基礎として、中央の政策と国の法律を一種の基準として地方政府機関の行為を判断しようとする。そして、多くの場合地方政府の監督者の身分で行動する。このように、農民は事実上地方政府が必ず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政治勢力となる。

　この政治勢力に対し、地方政府は初めは弾圧して消滅させようとする。彼らは国家権力やヤクザ組織を使って、農民の代表者にさまざまな迫害を加える。こうした迫害は農民の代表者を消滅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ばかりか、反対に集団衝突事件を引き起こし、社会秩序と統治の安全を乱す。こうした事態は中央政府をして地方政府の行為を束縛する措置をとらせ、農民に対しては一定の懐柔措置を講じさせる。中央政府のこうした態度は、農民に公正な役人の存在を感じさせ、彼らの行為に合法性と正当性を与える。そして、迫害された農民の代表者は英雄となる。このことはより多くの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への参加をもたらす。

　一方地方共産党組織と地方政府は中央の安定要求と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二重の圧力のもとに、あるものは放任の態度をとり、あるものは権利擁護代表者の買収を働きかける。一部の農民代表の力の比較的強いところでは、地方共産党政府は農民代表を話し合いの対象と認め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ている。ある政策を実行する時、農民代表の意見を聞き、彼らが農民を説得してく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こうした話し合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で、制度化されていないが、その意義は大きい。

　第3に、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現代的権利について知識エリートを啓蒙する。そして中国の政治的発言の状況を変える。この1世紀あまり、毎回中国で社会的危機が起きると、知識エリートが啓蒙主義の旗を振ってきた。体制内の変革であれ、体制外の叫びであれ、知識エリートは中国社会発展の発言権を自己の手中に独占してきた。それが知識エリートの発言権と権力者の統治権力が結合したとき、知識エリートによって宣伝された政治的言説は中国社会発展経路と方式となり、さらにはある種の社会モデルの代名詞となる。彼らは「知識」の政治的権威を強調するために、西側の政治的言説を頻繁に移植する。しかし、この移植された言説が中国民衆の社会的現実と乖離し、中国の歴史的文脈と政治文化の前提を無視したものであれば、社会に福音をもたらすとは限らない。中国の近現代はその大部分が、まさに権力者と知識エリートが共同で作りあげた専門化した社会言説体系の中で、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社会の主体が徐々に社会的弱者集団となっていく過程であった。

　歴史はついに我々に違った景色を見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こ10年の権利擁護活動の中で、農民は自らの力で権力者に影響を与え、しかも自らの行動で知識エリートを教育している。一部の先鋭的インテリがいわゆる「新民権行動」の旗を掲げ、立憲政治、民主と民権を叫んだ時、中国の農民はすでに自らの合法的権益のために闘争していた。このことは、中国民衆のフィールドの経験とフィールドの智慧は巨大な張力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いる。この張力は民衆の最も現実的な生存要求に発している。広範な農民はまさに自らの生存経験と生存の智慧をもって、その独自の行動方式によって、権力者と結合した知識エリートの言説に抵抗している。この種の抵抗の意義は決して軽視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ぜならそれは一定程度中国社会の進む方向を決定し、あるいはそれに影響を与えるからである。まさにこの種の抵抗が、多くの知識エリートに、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が中国の民主と法制運動の重要な表現形式であり、中国市民社会の出現に積極的な意義を有することを知らしめた。民衆が自らの生存状況の中から生み出す社会行動のみが、長い生命力を有する。そして、書斎の中で設計されたいかなる社会モデルも、発展計画も、農民の不屈の権利擁護活動の前ではいかにも幼稚なものでしかない。

　第4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農民自身をも変えてゆき、彼らは法による権利擁護活動の中から政治的経験を得て、そのリーダーの政治的智慧を育て、同時に農民全体の政治的要求を高める。農民が「法に依る闘争」から「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に向かいつつある。「法に依る闘争」の段階では、主に「課題型権利擁護」であり、すでに発生した具体的事件について単一の権利擁護要求を提出する。「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の段階になると、農民が行うのは「法定型権利擁護」であり、具体的事件に依存せず、「法定権益」の基準で彼らの一切の境遇を判断する。法定の権利は彼らの行動の基本的枠組となり、彼らの行動も一層理性的で我慢強くなる。「暴力を超える」が明確な組織を持った権利擁護農民たちの重要な目標と特徴となる。初期の暴力的権利擁護から、近年の理性的権利擁護へと、中国農民の権利意識は日増しに高ま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農民の要求にはいずれも明確な法的根拠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彼らの行動は法律の保護を受けられない。多くの場合、農民の理性的闘争は権力者の承認を得られない。まさにこの市民的権利意識の高まりと権力者の市民的権利の無視という状況こそが、各種の社会的衝突の増加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これらの衝突は、中国社会の進歩をもたらすかも知れず、また社会混乱の根と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ある。

　さら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農民が権利擁護活動で挫折した後に出現する集団意識の覚醒である。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明確なイデオロギー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彼らが農民という社会的集団を通じて自らの運命を認識し理解することを否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彼らは闘争の目標を「法定権益」から人類の普遍的に尊重されるべき基本的人権に向けるようになる。「現代の農奴を解放せよ」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提起した農民リーダーはその中の傑出した人物である。法定権益の獲得から立法権獲得への闘争もまた必然的発展方向である。「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から「法に依る参政権の実現」が彼らの次の目標になると予想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らはいずれも中国の末端政治の性質を変えていくであろう。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転載）

近代の西欧国家、そして米ソ二極時代とその後のアメリカひとり勝ちの現状を見れば分かるように、生産力・購買力と並んで歴史を動かしてきた大きなモーメントは軍事力である。これまでの歴史は軍事的勝利者を中心に作られてきたのであり、その結果、世界史は欧米中心主義に席巻された。ヨーロッパ覇権以後の世界の「近代化」とは「西洋化」にすぎず、今や「グローバル化」は「アメリカ化」のことである。こうした現実がある時は積極的に、ある時はいささかの反発や冷笑をあびながらも受け入れられてきたのは、背景に経済力という名の軍事力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ならば、近代以前において、地上最強の騎馬軍団を擁した遊牧騎馬民族が世界史の中に果たした役割が小さかろうはずがない。今や日本の東洋史学は、近代の直前に圧倒的な軍事力と経済力のもとに旧世界を「モンゴル＝システム化」した事実があったこと、さらにモンゴル以前の二千年間、遊牧騎馬民族が世界を動かす原動力であっ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段階に至った。


従来の歴史学は、近現代の国民国家や民族などという「結果」を固定的に捉え、その栄光の起源を求めて溯っ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それゆえ、ほとんどが勝利者側、支配する側から見た歴史、具体的には欧米中心主義、あるいは中華主義的歴史であった。かつて華々しい活躍を見せた遊牧民族が今や野蛮人ないし非文化人の代名詞にさえなっているのは、ひとえに騎馬軍団が銃火器の前に屈服したからにすぎず、不公平このうえない。日本の世界史学に大きな可能性があるのは、第1に第二次大戦の敗戦によって帝国主義列強という欧米的勝利者の立場からおりたためであり、第2に近代以前の世界史をリードしてきたアジアからの視点に立てること、にもかかわらずアジアの雄であった中国の中華思想には束縛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そして第3に東洋・西洋に偏らず原史料も研究論文も読む能力を備えたこと、第4に現地へのフィールド調査や原史料を所蔵する機関への出張を行なう経済力に恵ま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私たちは勝利者の立場からでも敗者の立場からでもなく、人類の歴史をその流れに沿って淡々と復元したい。民族や国家は、人類が農業を発明して以来、言語・宗教・文化が交錯する「インターフェイス（境界・接点）」な場（歴史空間）において生成・発展・消滅を繰り返すなか、時代と地域に応じてさまざまに形成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り、今後も変化し続ける流動的な歴史的所産にすぎないと捉えるのである。

法学部出身者を中心とする日本の超エリート官僚たちが、わが国の東洋史学の到達点を少しでも認識していたならば、アメリカ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イラク攻撃にたいする日本の態度も大きく変わったはずである。21世紀は人文学の学問的出番な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視点に立ってこの研究グループが具体的にめざすのは次の2点である。

陸と海のシルクロード関係史料の収集・公開・分析と、多言語史料・映像資料を統合した新しい「世界史」研究法の構築。
上記の研究を中核とした最新の歴史学による、高校世界史教育を刷新する方法の開発・実践。

原載：
http://www.let.osaka-u.ac.jp/coe/interface_php/
japanese/ih/ih_group1_j.html

「王直墓」騒動と学術成果社会還元の重要性

沈登苗（浙江省に住む在野の歴史研究者）

2005年1月22日、日本人が安徽省歙県（しょうけん）で民族の裏切り者王直のために墓を建立したという『新民晩報』のニュースが伝わると、たちまち国をあげて非難の声があがった。国家の尊厳を傷つけるとか、中国人に恥をかかせたと言うものあり、墓を破壊せよと要求するものあり、地方政府を責めるものあり、これは挑発行為だというものあり、・・・・・・あたかもこの行為が本当に前代未聞の奇妙な出来事であるかのように、日本の「友人」と安徽省地方当局はあまりに度を越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だ。その結果、墓は二人の大学教員によって破壊された。しかし、中国人はこんなに怒る必要はない。王直の功罪については歴史的評価がある。

王直（?－1559）という人を理解するには、まずこの半世紀中国歴史学界において最も議論されているテーマの一つである「嘉靖倭寇」についての論争から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わが国の東南沿海地区で日本人が加わった大規模な略奪殺戮が発生した。動乱は調停によって平定されたが、十数年の戦争によって、この最良の地は惨憺たる損害をこうむり、国力も衰えた。史上これを「嘉靖倭寇」と称する。

嘉靖倭寇の性格などの問題については、400年余り前の当事者のころから議論がある。しかし、正統派の観点は一貫して、嘉靖倭寇は日本の海賊の中国に対する侵略であり、中国の倭寇攻撃は正義の戦いであ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しかし、20世紀の、とりわけ1980年以降、林仁川、陳抗生、戴裔煊（けん）等を代表とする中国大陸の歴史学者が、伝統の正統派の観点の再検討を始めた。彼らの考え方はおおむね以下のように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1）朝廷の厳格な海禁（人民の海上進出と、外国人との私的な交流を禁止する政策）が、東南沿海人民の生活を脅かしたので、商人・民衆が倭寇、盗賊になったのが「嘉靖倭寇」である。その実質は中国の海上商人が指導し、幅広く破産農民、手工業者及びその他の下層人民が参加した反海禁闘争である。それは中国資本主義萌芽のメルクマールであり、この闘争は朝廷に限定的な開放を迫った。
（2）「倭寇」の首領と主要メンバーは大部分が中国人であり、少数の日本人も中国商人の支配下にあった。よって、嘉靖「倭寇」は、異民族の侵略ではない。
（3）16世紀中葉、対外通商は人民の利益と時代の発展の方向を代表していた。よって、海禁と海商討伐は歴史の流れに逆らう動きであり、その結果東南の最良の地の社会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の主な責任は統治者が負うべきである。
（4）嘉靖倭寇討伐は中国をして西洋列強との平等な対話と社会転換の機会を失わせ、中国近代社会の発展あゆみを遅れさせた。よって、王直たちの悲劇は、中華民族の悲劇でもある。
以上の観点を、学術界では「新論」と呼ぶ。

しかし、陳学文、郝毓楠、範中義、張顕清などを代表とする学者は、いまだに倭寇とは日本の海賊で、嘉靖倭寇討伐は異民族の侵略を防いだ正義の戦争であるという観点を堅持している。筆者が収集した100篇近くの論文を分析したところ、文章の数でも、作者の比率でも、今までのところ論争は均衡状態にあり、どちらも相手を説得し切れていない。しかし、全体の流れとしては新論を受け入れる学者が増加し、影響が拡大している。

国際的に見ると、嘉靖倭寇研究は主に中国、台湾、日本で行われている。台湾と日本の学界の観点は中国の新論に似ている。よって、国際的な明史学界では、新論がすでに圧倒的に優勢である。もし我々がこの国際学界の主流を見逃せば、王直の功罪は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王直（明史によると「汪直」）号は五峰、安徽省歙県の人である。唐力行先生の考証によると、王直はもとの姓を汪と云ったが、海上密貿易に携わるため、やむなく、苗字を改めた。王直は嘉靖年間の中国海上商人の首領である。嘉靖31年（1552年）2月、王直は（舟山列島の）定海関に入り、当局がもう一人の首領を討伐するのに協力して、「勝利をささげて関にぬかずき、貿易の許可を求めた」が許されなかった。ここに至って、明朝の海禁緩和の可能性が失われ、また南蛮人から売掛金の支払いを迫られていたため内外に行き詰まり、八方ふさがりの状態で、王直は反旗を翻した。それに多くの生活の糧を失った人たちが参加し、「封建的海禁政策に反対する武装蜂起」が始まった。嘉靖倭寇を語る場合、ほとんど王直に触れないものはない。今日の学者が王直を専門に論じたものも少なくない。代表的なのは唐力行の「安徽商人：王直」（『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である。唐はこの中で、「王直たちの活動は新生産力の発展の意志を代表し、歴史を進歩させる意義がある」としている。戦争による破壊については、「王直の攻撃が及んだところでは、無辜の民衆が被害を受けたこともあろう。我々は同じような事実をもって張獻忠（1606－1646）が明末農民反乱の指導者であることをを否定しないのに、なぜ王直に対しては厳しいのか？」と反問している。唐先生は別の文章で、王直たちの「反乱の意義は農民戦争を上回る」と述べている。陳抗生先生は「嘉靖「倭寇被害」実相探求」（『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において、王直たちは「明代における視野の最も広い、思想が最も開かれた中国人であった」と述べている。晁（ちょう）中辰先生は彼の「王直評議」（『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において、はっきりと「王直は反海禁の人民指導者だ」と述べている。

反対の立場の人もまだ多いとはいえ、以上の論点に関しては、今日の学会ではすでにこの見方は定着している。だとすれば、国内で自分から王直の墓を建てる人がいても、可笑しくはない。そしていわゆる「倭寇と結託」、「悪逆非道」、「民族の裏切り者」などは、決して王直の定まった評価ではない。

次に日本側から分析してみよう。王直は嘉靖21年（1542年）に初めて日本に行った。3年後には中国の商船隊を率いて日本に貿易に行き、日本商人を寧波双嶼港に招き、中国、日本と西洋の民間貿易を大きく促進している。また、王直たちは中国の進んだ造船技術を日本にもたらし、日本の造船技術を飛躍させている。造船業は技術要素が多く、また当時としては最も総合的な業種であり、日本文明の進歩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は疑いない。また、考証によると王直がポルトガルの海賊商人を日本に連れてゆき、西洋と中国商人が知っている火薬、火器の知識を日本に伝えたという。ここまで書いて、中国人が王直の罪状に一等を加えるのを避けるために、筆者はこれについて簡単に述べざるをえない。10年にわたり注意深く追ってきたが、まだ成熟していない観点をここで披露しよう。嘉靖戦争前と初期においては倭寇は火器で優勢であった、それは嘉靖21年（1542年）発生した「種子島事件」（火器の日本への伝来、実際は1543年）のわずか数年後であり、日本はこの技術を吸収したばかりであった。しかし、戦争後期になればなるほど倭寇が使う火器は少なくなった。しかし、このころ日本では鉄砲が普及してきており、織田信長（1534－1582）の統一過程において、決定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の研究は、戦争前と初期において倭寇が使用した火器は主に中国の密貿易商人が西洋から買ったものか、あるいは自分たちで作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これが軍事的な面で嘉靖倭寇が日本政府とは関係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ことだ。中日両国の交戦であったとすれば、日本側はなぜ最新の武器で武装しなかったのか？
このように見ていくと、日本にとって王直の貢献は広範囲であり、「報恩」から当時王直が活動していた長崎県福江市の友人が中国に来て王直の墓を立てることも自然なことだ。

これが、王直墓の歴史的源流と現代における背景である。これで明らかなように、誰が王直の墓を立てたかは重要ではなく、重要なのは王直の歴史的地位である。記念碑を建てた人の動機がなんであれ、客観的に中日友好に有利である。

しかし、非常に遺憾なことに、学会で嘉靖倭寇についての論争が半世紀も続き、しかも新論がすでに国際的な主流となっている今日において、社会、民間及び教科書は伝統にとどま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とりわけ、1930～40年代の中日関係の非常時の認識の上に、「徐福（秦代の方士）東渡（日本渡航）」の幸運を連想している現状について、学会が考えるべきことは少なくない。同じく「東渡」なのに、浙江・江蘇人がうまくチャンスをつかんだのか、安徽人が宣伝べたなのか。今日、徐福東渡に関しては、レベルの高い学術雑誌には説得力のある論文が掲載されたことはないのに、伝説に基づく徐福東渡は浙江・江蘇人はほとんど誰でも知っている。しかし、大量の歴史資料があり、現代の研究成果がたくさんある王直の本当の姿は、ほとんど誰も知らない。沿海の各省が徐福の出航地について争っているとき、国をあげての糾弾の矛先が王直の故郷の地方政府に向けられている。東部地区が次々に東渡「遺跡」を参拝する友好人士を迎えている時に、メディアは「中部」の王直の故郷に日本の友人が来ることを「歓迎しない」、墓を建てた行為を「はっきり調査すべき」と懸命に訴えている。そしてついに、王直の墓が何度も壊されるという滑稽で悲しむべき結末を迎えた。この二つの「東渡」研究は、なぜかくも正反対の認識を生じたのか？徐福の東渡の方が重要なのか？そうとは限らない。徐福東渡は、日本側だけが利益を受けたが、王直たちの貿易は東洋、西洋に及び、全世界に影響を及ぼした。王直研究は現実的意義を有しないだろう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嘉靖年間の王直たちの商業と強盗活動は、西欧の原始的蓄積段階の資本主義の萌芽・成長と法則は同じだ。とりわけ指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陳抗生が言うように、王直が率いた武装商船団は、当時の世界で最強の海上隊商であり、彼らがもし成功していたとしたら、中国のみならず、世界近代史は書き換えられたかもしれない。嘉靖倭寇の研究は、我々が歴史の教訓を汲み取り、より確固として対外開放の道を歩むのに有益である。よって、歴史研究において、嘉靖倭寇を超えるような現実的意義を有するテーマは少ない。

これは社会科学者に対して提起する問題であるが、学術成果を社会に還元する必要はあるか？どのように還元すべきか？

「王直墓」騒動を見ると、嘉靖倭寇研究の情報は、象牙の塔の中にとどまっている。成果の社会還元はほとんどゼロである。もし学会の王直の功罪についての討論がマスコミに浸透していたら、『新民晩報』のような大新聞は、今回のような報道はしなかっただろう。少なくとも、伝統的観点の学者を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だけでなく、同時に、読者にそれと異なる意見も提供すべきであった。もし、文化界の友人が王直が国際研究の焦点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少しでも知っていたら、前衛の『中国青年報』は「王直を研究対象として扱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奇妙な提案をしただろうか？二人の大学教員は怒りの「義挙」に打って出ただろうか？もし、マスメディアが嘉靖倭寇論争の双方の観点について少しでも知っていたら、ニュースが王直墓について報道してもネット上で「撤去しろ」とか「ぶち壊せ」という意見が氾濫しただろうか？中国人自身の王直に対する認識がこの程度な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民間人にもっとよく知るよう要求できるだろう？

筆者は、一貫して学術のための学術を主張してきたが、学者が論文のために論文を書くことには反対してきた。この数十年間、国は大量の資金を学者に投入して嘉靖倭寇を研究させてきた。しかし、「投資者」は研究の進展と現状についてほとんど何も知らないようだ。研究者は一般大衆の認知に何の助けにもなっていない。社会科学研究は本当にコストパフォーマンスを計算しなくていいのだろうか？

中国人が「王直墓事件」を「炎黄子孫（中国人を指す。炎帝と黄帝は伝説上の漢民族の祖先）の大恥だ！決して我慢できない」というとき、私は逆に聞きたい。龍の継承者（中国人を指す）－中国大陸の倭寇研究者はいつ書斎を出るのか？いつ社会大衆に顔を向けるのか？と。

樊樹志教授が言うように、「これは王直再評価のチャンス」である。21世紀の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無知な」「狭隘な民族主義」はもっと少なくなってほしい。

歴史の流れは止められない。最後に、筆者は予言する。中国人自身が王直の記念碑を立て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だろう。しかも、戚継光（明の武将、王直を捉えた。？－1587）よりも高く評価することが、一層歴史を尊重することになり、一層現実的な啓発意義を有することになる。もしも我々が鎖国時代に戻りたくないのであれば。

2005年2月8日筆
原文：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
e/b6cabc2b349c5d8cfd5440095c72ea56

レバノンとパレスチナに平和を！（転載）

★8月20日（日）は芝公園・増上寺に！
　　中東の平和を求める市民のイベントです

◆15：00～18：00　お話と音楽の集い
　　　「届けこの思い　レバノンとパレスチナの子どもに平和を」
　　　　　酒井啓子さん、松本泰子さん、常味裕司さんほか

◆18：30～　　停戦の継続を求めるキャンドルサービ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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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バノン／イスラエル紛争・停戦から1週間
停戦維持を求めてキャンドルサービスを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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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戦をこわさないで！

8月20日、1か月に及んだ戦争の犠牲者への追悼と、停戦が守られ、
市民への攻撃がふたたび繰り返されぬよう求めキャンドルアクションを
行います。また、イスラエルとヒズボラに対するアピールや参加者
による寄せ書き、テレビでは流されない現地のルポ、なども
お伝えする予定です。

■「イスラエルとヒズボラに、停戦の継続を求めよう！　緊急アクション」

8月20日（日）18：30　（約40分～50分間。19：30までに終了予定）

場所：増上寺境内・本殿前　（港区芝公園4-7-35）
★交通　http://www.zojoji.or.jp/map/index.html
・都営地下鉄三田線　御成門駅から徒歩3分、芝公園から徒歩3分

参加費無料：（イベント実施にかかる経費をまかなうため、当日は一口
500円以上のカンパにご協力いたけますよう、お願いします）

■プログラム予定
・増上寺境内でのキャンドルによるアピール
・イスラエル／ヒズボラに停戦の継続を呼びかける寄せ書き
・現地からのルポ
・ＮＧＯからのアピール　その他

■主催：Stop the Wall!　実行委員会

■協力：WORLD PEACE NOW

■お問い合わせ
パレスチナ子どものキャンペーン
　　TEL:03-3953-1393  Email: ccp@bd.mbn.or.jp
アムネステ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日本
　　TEL：03-3518-6777  E-mail：stoptorture@amnesty.or.jp

＊参加者は、キャンドルやペンライト、メッセージ・ボードなどをご持
参ください。
＊平和的な抗議行動です。
＊本アクションは、政治的立場、思想信条、宗派を超えて組織の集
まりです。特定の団体が主催するものでも、勧誘を目的とするもの
でもありません。


================イベント情報=====================

　◆届けこの思い
　　レバノンとパレスチナの子どもたちに平和を
　　　　　　　　　　　お話と音楽の集い◆◇◆

　日時：８月２０日（日）午後３時から６時

　お話：酒井啓子さん（東京外国語大学大学院教授）

　音楽：松本泰子さん、常味裕司さん、
　　　立岩潤三さん、根岸素蘭さん

　アピール：レバノンからの留学生他

　会場：増上寺・三縁ホール（大殿地下）（港区芝公園）
　　（地図）http://www.zojoji.or.jp/map/index.html

　参加費：１０００円（高校生５００円、中学生以下無料）

　主催・連絡先：パレスチナ子どものキャンペーン
　共催：浄土宗平和推進協議会・
　　　　アーユス仏教国際協力ネットワーク

　国際政治の前に、市民は力のなさを嘆きがちですが、
　黙っているのはやめましょう。
　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私たちの平和への思いを届けましょう！
 

**************************************************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パレスチナ子どものキャンペーン
Campaign for the Children of Palestine(CCP)
〒171-0031 東京都豊島区目白3-4-5　アビタメジロ304
Tel:03-3953-1393   Fax:03-3953-1394
Email: ccp@bd.mbn.or.jp
HP:http://www32.ocn.ne.jp/~ccp/

中国製備長炭と日本製アニメ

一昨年10月に中共が輸出全面禁止にしたはずの中国製備長炭が実は大量に闇で輸入されていると言う話（昨日の朝日新聞）。

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は輸入禁止の法律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から、輸入は合法だ。

しかし、中共のやることはすべてだめだとばかりいっていられない。中国では、農民が現金収入を求めて炭にするために広葉樹がたくさん切られ、山が荒れている。目先の小さな利益のために山河を守ると言う大きな長期の利益が失われている。

中国はインドネシアやロシアでの違法伐採の材木を大量に輸入しているが、それを私は批判する。同様に、日本の国会や関係省庁も、中国国内で輸出を禁止している備長炭の輸入を禁止するような法整備を急ぐべきだ。そうすることが、中国の森林を守り、また日本の炭焼き農家を守ることにもなる。

一方、中国政府が日本文化締め出しのために、外国製アニメの放送規制を行ったと言うこと（同じく今日の朝日新聞）に対しては、日本政府は断固たる抗議をすべきだ。これはいわれのない、あるいは排外主義にもとづく貿易障壁だからだ。

于建：転換期中国の社会衝突（3）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如果突破这种压力的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如果不能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联合或者分裂。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修复。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革命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笔政治遗产，可能会成为工农维权抗争的政治资源。

　　但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将那些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视为财富，则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执政党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允许工农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凤凰周刊》总第176期

原載：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37

于建：転換期中国の社会衝突（2）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农村的政治协商已经成为可能。农民维权活动的直接目标是基层政府，他们以中央的权威作为基础，试图以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并在许多场合是以地方政府监督者的身份采取行动。这样，农民就在事实上成为地方党政必须顾及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

　　对待这种力量，地方党政最初都力图打压和消灭。他们借用国家的力量或社会上的恶势力，对农民维权代表进行各种迫害。这些迫害不仅没有将农民维权代表消灭，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秩序甚至执政安全。这就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约束地方党政的行为，并对农民采取一定的安抚行为。中央政府的这种态度，让农民感到“青天”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那些被迫害受打击的农民维权精英也就成了英雄。这就使更多的农民参与维权活动之中。

　　而地方党政在中央要求稳定和农民要求维权的双重压力下，有的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有的则采用收买维权精英的办法。在有些农民维权精英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地方党政已经不得不把农民维权精英看成是可以协商的对象，在执行某一政策时，听取维权精英的意见，并希望他们帮助说服村民。虽然这种协商还只是初步的、非制度化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其三，农民维权活动对知识精英进行着现代权益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出现了社会危机，知识精英就会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但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都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称。为了强调“知识”的政治权威，移植西方政治话语成了最常用的手法。如果这种移植离开了中国民众社会的现实，忽视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国近现代许多时期，正是在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共同经营的专业化社会话语体系中，广大工人和农民这些民众社会的主体逐渐沦落成社会的弱势群体。

　　历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近十年的维权活动中，农民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并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抗争。这说明，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具有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发自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正是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的话语权。这种抵制的意义是绝不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走向。正是这种抵制，让许多知识精英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维权活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有那些民众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产生的社会行动，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任何社会模式或发展计划，在农民不屈服的维权活动面前都显得幼稚可笑。

　　其四，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农民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依法抗争”阶段，主要是“议题式维权”，就已发生的具体事件提出单一的维权诉求。到了“以法抗争”阶段，农民进行的是“法定式维权”，不再以具体事件为依托，而是以“法定权益”标准来衡量所遭遇到的一切处境。法定权利是他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他们的行动也更具理性和克制，“超越暴力”成为那些具有明确组织性的维权农民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征。可以说，从早几年的暴力维权，到近年来的理性维权，是中国农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尽管农民的诉求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很多场合，农民的理性抗争并不能唤起执政者的认同。正是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执政者对公民权利的无视状况才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加。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在维权活动受挫后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的觉醒。农民维权活动虽然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从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来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命运。他们在努力将抗争的目标从“法定权益”引向人类普遍尊重的基本人权。那些提出“解放现代农奴”口号的维权农民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而从争取法定权益到立法权利的抗争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以预见，从“以法抗争”到“依法参政”将成为他们维权的下一个目标。这些都将改变中国基层政治的性质。

　　对未来中国社会冲突的预测和思考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最主要形式。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目前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取决于如下因素：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且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南方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湖南一些地区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的内容。在部分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他们对现行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不满，但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称赞，但未见得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出现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以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于建：転換期中国の社会衝突（1）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
——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于建嵘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而将其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

　　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冲突状况

　　以1989年六四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

　　1989年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的经济领域出现的下海经商潮，消解了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同时，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负但愿意认同现体制的知识精英，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权力体制的通道。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也就进入了新阶段。

　　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身份转换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认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

　　特征二，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表明，在经济大发展的“太平盛世”，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社会冲突也有由此进入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段。据统计，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7年间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它的多发性和分散性。工人农民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

　　工人“以理维权”和农民“以法抗争”

　　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的特点是：工人“以理维权”的主题是经济权利及其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农民的“以法抗争”以土地争议为焦点。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

　　首先，维权抗争的依据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作为诉求目标，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在许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

　　第二，维权抗争的内容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呈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要吃饭”，下岗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提出“要工作”，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提出“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第三，维权抗争的对象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在农民看来，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腐败无能造成的。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抗争对象的区别一个重要根源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改革对象。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来自中央，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站在资本的一边，这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第四，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不同。工人抗争的组织领导者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农民抗争的骨干分子是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村组干部。农民维权抗争组织叫做“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为“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的组织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罢工委员会”。相对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农民的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处于软组织状况。

　　农民维权活动与中国政治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一个在正式的政治过程中没有其利益真正代表”的弱势群体。因此，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这说明了中国政治的非法治性。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十分复杂的互动，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

　　其一，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政府多次下文，“三令五申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农民负担问题等权益受损而产生的农民维权活动，首先是被作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消极因素来看待的。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也就成了“政治问题”，并进而成为“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说明，执政者认识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政治后果，从而改变国家政策来调整利益关系。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农民由于饥饿而对那种穷折腾的体制的背叛。这种背叛所形成的压力被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所认可，并顺势将其变成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能否继续顺应农民维权活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将其合理地转化为中国新的农村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农民维权问题上表现出尊重民意的特色，“亲民”已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学者们所称道的新民本主义就是以维护民权为核心内容。

　　当然，农民维权活动与执政者的政治行为相一致是有条件的。首要条件就是把农民的维权活动界定为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协商，在制度上保征农民维权活动的合法性。农民捍卫自己法定权益的行为很难在现实政治框架内取得成效，这势必导致农民维权活动的诉求从维权升级为争取社会治理权。而维权活动一旦进入到政治运动阶段，将对执政者构成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