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中国の弁護士の困難とその根源（4）

    律师职业伦理中间有不少东西是和社会工作一般道观念相背离的。比如说律师为客户保密的这样一种规则，客户给他交代的任何信息他都需要保密，政府不得去取这样的证据。你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伦理关系，比方说亲属之间不能做有害的证人。你不能说让亲属去揭露犯罪嫌疑人，比如说我丈夫怎么回事，去揭发，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学生和他的教师之间不能互相揭发的，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不能互相揭发，甚至秘书和他服务的首长之间也不应该相互揭发。我觉得这些都是人伦关系中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们的社会不是特别容易被理解。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人，为坏人说话的人就是坏人。这样一种等同关系很容易被公众所赞许。

    重建职业伦理，也许需要我们建立职业伦理中一些根基性的规则，包括律师的社会责任，包括律师是否有责任去推动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还有律师是否应当非常关注我们的刑事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律师应不应该有一些公益心……比方说每个律师每年必须拿出相当长的时间为那些贫苦人免费打官司，这样的话，庶几有助于挽回我们律师的社会形象。

    接下来，我觉得，律师现在是个处处受限制的职业，主要因为他们还没有构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业。说起来是一个行业，律师是一行，是法律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律师这一行现在看起来，官方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比方说重庆他们新任的司法局长明确要求律师必须识大体、顾大局、讲纪律、讲政治。（笑声）我们的司法部也在不断发布一些相关的规范。我们的律师协会还不是律师真正的自治组织或者是自治的协会。律师协会的会长在过去基本上都是由司法局的一位副局长来担任，现在越来越多地倡导执业律师来担任会长，但是选人也是选那种过去当过官儿的、独立性较差人来当会长。

    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律师这种行业为什么建立党组织？私人企业也搞党组织，律师协会也搞党组，律师事务所也有党支部，大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党委，然后还要组织政治学习，这种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总要让社会有些行业不被这种东西所控制。什么东西都受到党的直接控制，按邓小平批评的说法，那叫“党政不分”，按照严复的说法，这就叫“尺权寸柄，悉归国家”——不，“尺权寸柄，悉归政党”。党的权力覆盖一切，无远弗届，到处都有“老大哥”在看着你，在办公室，在法庭，在律师事务所，在街上，在家里，甚至在床上，都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党国。这对党有什么好处？党天天操这个心，操那个心，干什么事你都管，结果把所有的责任也都揽在自己肩上。这个社会出了任何问题，大家也会怪罪是党搞得不好。邓小平时代倡导党政是要分离的，后邓时代也不知怎么回事，两者越来越结合在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够让私人企业就搞私人企业？为什么不能够让律师协会就不设置党组织？法官不应该有党籍。全部的法官，如果过去是党员，被任命为法官就应该退党。（有笑声）什么叫党？党的英文不就叫party嘛。party是什么意思？从part而来，它是一部分的，它是社会一部分人利益的构造体，它叫政党。党不可能是所有的，全国人我都代表了，这不叫党，或者至少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它叫皇帝，皇帝代表所有的人。你只要是个党，它就是个局部。你局部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涵盖掉？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律师职业真正独立，让法官独立？人民信赖律师，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人们信任律师，就会找浦律师、夏霖律师去打官司。他们总是把我们引导到法庭上去。浦律师从来不会说，“走，我们上梁山上去。”（众笑）虽然他这个样子长得是有点像梁山上下来的人。（众笑）我觉得这对我们党和政府是一件多么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发挥律师最大的功效，因为他们总要服从党领导制定的法律，总要在法庭上见分晓见胜败。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总要防范我们的律师，对我们的律师这么警，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法官变得更加独立？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庙堂上的大人先生们三思、深思。我觉得他们真心对这个国家负责的话，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这样一种全方位无所不能的党权到底带来的后果会是怎样的。

    五、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

    最后——我已经说得不短了——我最简短的说几句话，就是回应一下浦律师开始时的那个提问：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知易行难。我总觉得，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一个物质方面物欲追求越来越厉害的时代。大家对物质的向往以及整个的改革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加剧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中对物质财富的一种追求。在追求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似乎越来越缺失了某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缺失了想象，我们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人，中华民族是动物的民族还是人的民族。我们似乎有点忘却了。而且我们特别迷信物质财富能够决定一切，比方说“鸡的屁股”GDP，GDP万能论，比方说我们的领导人到国际舞台上，好家伙那种颐指气使、神气活现，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我们有钱，我们不差钱，我们厉害，”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搞不清楚，但是政府手里控制的财富的确是巨大的一个财富，的确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的精神呢？我们有精神吗？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的说服力越来越式微的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再也不能作为这个民族的信仰。你现在问一下那些入党的人，有几个人说我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越来越没法从马克思那儿获取。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整个信用的沦丧，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的沦丧，我觉得再明确不过标志着现在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说，我们一定要把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规范给它树立起来，我们需要有信仰。我们不能够说建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全是蝇营狗苟的人组成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地方要有神。如果没有了神，或许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不是传教士，我也不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也不信，我也不知道……当然法轮功我也不信。（众笑）刚才讲到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个社会秩序的建立不能只看极少数人，极少数人他天天只看柏拉图、亚里士多也可以，孔子孟子都可以 ——但整个社会的治理，我总觉得宗教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造性因素。甚至西方国家上帝的存在也使得法庭有秩序、政治有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最终你会发现，人也没有了，因为人都变成了魔鬼。谢谢大家。

出典：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law/1/207363.shtml
http://blog.fytte.net/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PostID=22083103&BlogID=111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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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中国の弁護士の困難とその根源（3）

     三、阻碍律师施展“拳脚”的司法程序

    另外我觉得是，现在整个司法决策中间，我们的律师——刚才我说我要站起来说话——我们的律师现在法学上它的程序是特别僵硬的，特别缺乏一种律师的表现力的司法程序模式。我们过去把这种模式叫职权主义模式，它基本上是法官在主导整个的审判过程。律师能不能说话，说多长时间的话，受到了法官的严格控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程序过程中间，律师能否有相当强有力的主导色彩，律师是否能够对整个审判的辩论过程进行自己的安排，律师是否能否发挥自己语言的特色，能够在法庭上进行一种非常富于力量的辩论，在这个国家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有一段时间，官方很倡导电视直播法庭的庭审。1999年7月11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向全国现场直播北京市一中院的一场庭审，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我早上九点多打开电视看这个庭审，看了一会儿，我都差一点睡着，这个案件毫无趣味可言。但是相对而说，英美国家的司法它就生动得多。庭审过程必须贯彻所谓的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所谓直接原则，所有提出证词的人，你必须到法庭上，接受律师面对面的一种质疑。这样一种质证过程是不可以被一张纸所替代的。龚刚模先生说︰“那次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在示意我一定要说我被吊被打了。然后我就说我被吊了八天八夜。”这需要当面锣对面鼓啊，这需要对质啊。谎言都是在对质中被揭穿的。你知道好的律师一个看家本领就是如何揭露作伪证的人，同时好的律师另一个看家本领是如何把对方一个诚实的证人给搞得像一个骗子。（众笑）这正是人们诟病美国司法的一个地方。美国的律师，有时也进行这样的批评︰太过了。人家本来是很诚实的说话，他上去一通质问，最后，在陪审团的眼中，那个证人就变成了骗子。陪审团由12个外行人来作出对事实问题的判断。所以美国司法中戏剧性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有一个比较法学家说︰你到底选择法国的程序还是选择美国的程序，取决于你是否真犯罪了。（众笑）如果你没犯罪，你被抓起来了——李庄这样——你应该选择法国。法国有太多的前置程序，使得一个无罪的人不需要经过最终的公开法庭就被放了。如果你有罪，一定要选择在美国审，它有太多的机会就逃脱法网，逃脱法律的制裁。当然这是两种程序的一种差异。不管怎么说，在司法过程中，言辞原则和直接原则对律师把他的才智和职能发挥到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间，哎呀，难得一见的场景︰从早上九点钟审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十分，看上去好像很认真。那两位律师，前几天我还有幸跟那个陈有西律师见了个面，他们很努力，但是，法庭却拒绝让任何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出现在法庭上的只是一张又一张书面证词，面对这些纸，律师本领再大，那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审法院连我国的那部简陋的刑事诉讼法都不遵守，涉及定罪与否的关键证人有能力和条件出庭接受质证的，依照法律必须出庭，否则就算不上是得到质证的证据，但是法院就是依据这些根本没有得到质证的所谓证据判决李庄犯罪成立。有关人士传递的信息说，二审时希望我到重庆去出庭。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律师，同时我也怕我去了回不来，（众笑）打把我也打了。（众笑）目前这样一种司法程序，证人不出庭作证，最大限度抑制了我们律师在法庭之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

    四、律师独立与职业伦理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律师和公权力之间的交涉能力非常的低。现在我越来越强烈感觉到，我们律师在中国是太边缘化了。在东方国家通常是官家的地位高于民。严复先生当年翻译《法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注释说，我们这个国家“尺权寸柄，悉归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归政府，都归国家。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那律师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在日本，法律人叫“法曹”，分在野法曹，在朝法曹，法官检察官是在朝的，而律师是在野的。他们律师也一直在为自己地位的提升做抗争。但是所有这些地方，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其它的像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我们想想中国的律师地位还是太低，是更低的，是最低的，没有过这么低的律师。（众笑）所谓低，低在哪？你想，所有的程序中间，律师都要乞求于把握公权力的那些人的恩准︰我要去会见被告人，我要去取证。像美国的律师要去取证，哈，一下子跑到国防部门口喊︰“把那个秘密文件给交出来！”（众笑）国防部说，“这是什么人啊？”“律师！”律师？那不交。国防部的秘密文件、五角大楼的文件哪能随便给你。不交可以，转身到法院申请法院命令交出。法院一命令，国防部不得不把文件交出来。律师行使的是社会非常重大的权力，因为他是人民的代言人。但是我们的律师低声下气，低三下四，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哄堂大笑，鼓掌）我总觉得，一代一代的能否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看起来还非常的艰难。现在还看不出来好的前景。

    除了交涉地位的低下和跟公权力之间地位高下的区别外，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使人们觉得你必须对律师进行控制，你必须要防火防盗防律师，这涉及到我们的职业伦理问题。今天浦律师也多多少少谈到这些，如何做一个公正的、正直的律师。当然律师这个职业天生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任何国家，一个法治社会里面离不开律师；另一个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说起律师来会说几句好话，一般民间流传的故事对律师都没有好的感觉。我们曾去美国考察他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那个开车的司机说你们走错地方了，你们到这里考察什么。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被告人能够逃脱惩罚，那帮子律师没有谁是好人。这个说法是民间的一种评价。什么律师的房子建在傻瓜的脑袋上。什么一个街上住了律师，一个律师肯定会饿死，两个律师肯定会很开心，两个会过的很好。什么出了车祸后，急救车后面追的一定是律师的车。什么一个律师死了到了天堂里面去，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套间、总统套间给他住下来。旁边住了一个高中校长，校长一辈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校长到隔壁一看︰“天哪，你的房间怎么这么大。总统套房给你住。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律师。”他跑去对上帝抱怨，“凭什么给一个律师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做教育工作的多辛苦啊。”上帝说，“你要原谅。他是从这个宾馆建成五百年来第一个上天堂的律师。”（众笑）律师不大可能上天堂啊。（众笑，鼓掌）　

 

賀衛方：中国の弁護士の困難とその根源（2）

　　 二、判案不依法，律师将何求
　　
　　 第一个因素，现在的法院，司法的决策是没准的，是谁也搞不清楚的，过去我喜欢说是月朦胧鸟朦胧的，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它是不遵守规则的。那么一个案件按什么判是高度不确定的。过去王海打假的时候他就非常困惑。有一次开一个会，王海说︰“哎呀，贺老师，你们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明确的规定买到假冒伪劣时你可以获得双倍返还”，他说我就这么一个事，“我在全国各地做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是参差不齐的，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甚至在天津同一个法院居然判决是一个合议庭这么判，另一个合议庭那么判，完全是相反的。”他就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这个司法决策根本没法去严格的规范，具有一个可预期性。你们知道，没有可预期性导致了多少社会成本的支出？比方说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就像我们到医院去一样，你要动手术，你不给医生点儿红包，你还要先给，有一个人说，手术动完了我再给。结果手术倒是动完了，人死了，钱没有提前给——医院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司法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行啊老百姓着急，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托人。本来法院嘛，严格按照法律判案件，是具有确定性的。上次我举过孙伟铭先生的案件，成都那个开车醉酒驾车，哎，被抓起来了，然后法院要开庭了。他问他的律师︰浦律师啊，这个案件……我是无证驾驶，确实我没有办证，我那天也喝了不少酒。喝完了酒我送我爸爸妈妈到火车站去。结果我爸爸妈妈下来以后，我就开车，脑子就失去知觉了，就一下子撞死了四个，重伤了一个，你说我这个事到底怎么判？浦律师说，“这是典型的交通肇事罪，按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最高七年。”嗨，我就很高兴，没问题了。浦律师说，“你小子别高兴，案子怎么判还不一定呢。搞不好还会判死刑呢。因为一个被告人判不判死刑不只是看法律的规定，还要看别的因素。”（众笑）还看别的因素，那这就麻烦了。别的因素，现在甚至还得到中国最高法院官方的倡导，因为提倡“三个至上”。政法工作者处理案件时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你们知道“至上”是什么？至上是最高的那个。我在我的博客上说，这三个至上谁至上？咱家里面遇到事情有争议的时候，公公说话最后决定，但婆婆说话也可以最后决定，媳妇儿说话也是至高无上的，这叫什么司法？我们最高法院在全国轰轰隆隆的倡导，甚至还有中国法学界的教授们说话︰ “嘿，三个至上好，这相当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众大笑）这是司法决策中间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说从立法角度，我们制定的法律本身有一些是模糊的，是可以作两可之解释的，比方说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方说经常发生争议的所谓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故意犯罪中有一个间接故意，它跟过失犯罪之间非常的微妙，现在经常被用来混淆视听。不过，就孙伟铭案而言，稍微了解一下相关条文的解释和过去的判例，结果还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成都中院的一审生生地判了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上诉到四川高院，维持原定罪名，刑罚改为无期徒刑。无论如何，两次审判都是显而易见的错判。
　　
　　 然后呢，司法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刚才浦律师所谓的官哨和哨。我觉得你说官哨，我们都理解，有些案件惊动了最高层。其实有些案件惊动最高层看起来很容易的。比方说邓玉娇，问题的关键在于影响很大，啊，惊动了最高层。最高层也乐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个传统，最高领导人都要关注许多具体案件。最高领导人一施压，这个案件就是官哨了。的确，官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腐败，只不过司法没有了独立性。还有哨，涉及到的是腐败因素。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的案件，你说肯定不是官哨，而是哨，我觉得你分类学上缺一个品种，哨和官哨之外还有一种叫红哨的。红哨是什么呢？当一个案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让“国内外敌对势力”感觉到很开心，这不需要你所谓的最高领导人还亲自跟你说一说，中宣部给你打电话，不需要，你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哪儿去了？所以周叶中的案件我也不大相信有人直接跟法院打招呼，不是官哨，也难说是哨，但红哨的特征是明显的。
　　
　　 案件的原告，即浦律师提到的研究共和政体的王天成先生，被抄袭的那个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讲师，他参与了一个民间组织，结果就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天天想，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叫共和？共和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他脑子在监狱里老想这些事，出来以后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写了一些文章，讲共和主义——这是政治学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果那天在书店里看到另外一本叫《共和主义的宪政解读》，署名周叶中、戴激涛——不是戴季陶，是戴激涛。（众笑）戴季陶当然更有名，名气很大。他一看，自己研究的领域有人专门写书了，马上买了一本。拿回去一看——你们听说有个帕格尼尼，有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请他看自己的习作，帕格尼尼看的时候，一会把帽子摘下来一会戴上。年轻人问，帕老师你这是什么习惯？他说我在这里面不断的遇到熟人。（众大笑）——他回去就做了一回帕格尼尼，看到太多他自己的东西被抄进来。一看作者是谁，武汉大学的教授，宪法学的教师。哎呀，这个人可不得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喔，官家的称号不少。他最重要的是，刚才已经说了，他曾经做过“南书房带刀行走”。胡锦涛总书记这一届领导人刚刚换届，就进行了一次讲座，请了这位周叶中教授和人民大学一位老辈的教授许崇先生两个人到中南海讲课。你们可以看到某个官方媒体上挺煽情的一篇报道：一辆色的轿车驶进了中南海，如何如何。年轻人看上去还有点紧张，那个老者说，不要紧张，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的和蔼。（众大笑）到中南海讲过课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待遇。我接触过几个讲过课的人，那是相当地自豪。当然有的人对我说︰老贺你千万不要再说，见不得人的，你还到处传……但是有些人就很耀很风光了，你知道和中央领导人讲过课的就可以再给各省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讲。哎呀，那些地方官员快上去握手，“这是握过总书记的手啊。”一些人会非常自觉的利用这样的背景……像西藏自治区的党委请周教授为他们的中心组学习会讲一次，讲完以后，自治区的书记说︰今天我们聆听了周教授的报告，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去认真的学习他的报告。哎哟，“要学习”，这是个普通的学者吗？那一边的人是坐过牢的，一边的人是下过“海”的，下过中南海的。（众笑）这个红之间，红与呀，那你说你吹哨的人你怎么吹？所以这里面有政治和司法的关系，“讲政治”，就意味着法官对于这类案件要有一种政治上的敏感。不需要上峰指令，自己主动吹“红哨”。我们现在过分怪罪法官品行的问题，也许很难进行这方面的指责，正如浦律师已经说过，要是叫他成为1966年的余秋雨的话，他也就是“浦秋雨”，也不会比他好多少。（笑声）所以可以看出这更多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关于特定的法律条文、专门的法律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可的一个专业化解释。它不能够乱解释。如果一个概念、一个案件的判决、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他的解释是不符合职业认可的一种什么叫故意什么叫过失，什么叫善意买受什么叫恶意买受，什么叫交通肇事，必须排除是哪些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不在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中不断被强化的话，那司法的随意性也仍然是没法去避免的。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司法的随意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绝不是最近61年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两千多年的问题。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賀衛方：中国の弁護士の困難とその根源（1）

中国律师的困境及其根源——对浦志强律师讲座的点评
　　
　　 作者：贺卫方
　　
　　 按：2010年1月30日，浦志强律师在三味书屋做了题为“酸甜苦辣做律师”的讲座，我向东道主毛遂自荐担任点评人。讲座结束后，网友蓝无忧根据周曙光（佐拉）和wejjjjj两位网友的录音整理出全文，“历时四天，反复校核”，备极辛劳。在此，谨向蓝君和另两位朋友表达衷心的谢意。这里是我评论的内容，在蓝君整理稿的基础上，我又作了一些修订，并加了小标题。浦志强律师的演讲或许只能等他的博客刊出了。
　　
　　 另，蓝无忧君提到尚有最后一个小时左右的现场互动部分，不知是否已经整理出来。若已经完成，能否麻烦发到我的信箱来？再次感谢！
　　
　　 贺卫方 201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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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浦律师和他的烦恼
　　
　　 我想站起来休息一会。（众笑）中国的法庭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律师在法庭上是必须坐着的。不像英美法系的律师，可以站起来，可以溜达着，可以走到陪审团的女士先生面前，非常生动的说话。可能因为做律师久了，坐惯了，浦律师已经多多少少忘记了他做老师时站在课堂上的感觉了。
　　
　　 的确，给浦律师做点评是我自告奋勇来的，那天也加上喝了点酒，该答应的答应，不该答应的也答应了，而且自己挺兴奋的。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年1月2号，我来三味书屋做一个《读孟子，讲法治》的讲座，当时感觉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温馨。店里的主人刘老师、李老师也一直说，希望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你难得回北京一趟，如果回来的话，正好到礼拜六，我们书店有这样交流的机会，你过来，除了大家精神上有个交流外，大家还可以吃吃饭、喝喝酒嘛。李先生和我有同好，爱喝点酒，好点杯中物。
　　
　　 今天当然是个非常丰盛的精品大餐。给我们作报告的浦志强先生，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非常难得的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的律师。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在座的也有国外来的朋友——浦志强这样的人叫做The First Amendment Lawyer，就是第一修正案律师。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讲的是，美国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减损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非常重要的宪法条文，多少年来这个宪法条文催生了对民权越来越广泛的保障，尤其在1960年代之后，了解美国宪法史的人都非常熟悉这方面的发展。这个过程离不开在美国非常优秀的一批律师，他们几乎终其一生在做言论自由方面的案件。我们知道美国律师越来越趋向于更加专业化，一招鲜吃遍天，只要这个方面他拿下，从基层到最高法院他都可以包圆、通吃。浦律师呢，我记得包括刚才他已经提到的春桃、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到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及肖夏林先生的案件，到周叶中案件，还有谭作人案件，所有这他代理的最著名案件几乎都和言论自由有关系。他擅长的地方是，当你的报纸受到别人指控，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个时候你快找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当然如果你是邓玉娇的话，你就找夏霖律师。（众笑）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显示了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种卓尔不群的追求。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领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事问题，虽然经常围绕着《民法通则》规定的名誉权进行辩论。大家分明可以看见经常处理着处理着，走着走着就走出问题了，就偏离法律轨道了，就走到拖了六年，根本不给你一个结果的地步。为什么不给你一个结果，并不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而是这个案件涉及到别的一些因素——“我们院长出事”的事就别说了——所以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浦律师反复提到的张思之先生，今年82岁，仍然从事一些法律上的事务。但他有一个特点，一辈子就几乎没有打赢过几场官司。（众笑）他是从来不打赢官司的著名律师。（众笑）他之所以受大家尊重，是因为他从来打不赢官司。当然浦律师还不至于这样，但他慢慢的向这个方向走，（众笑）这是我有点担心或者警觉的。
　　
　　 浦律师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退回30年前比如说1980年前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对未来大家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想象。十年浩劫终于过去，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主持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经济方面在不断的松动，思想也在不断的解放。那时的《人民日报》是我们要读的，而且是喜欢读的，上面经常发表一些让我们非常兴奋的文章，不像现在《人民日报》是用来包油条的东西。（众大笑）比方说“解冻”，比方说“伤痕文学”，比方说卢新华、刘心武，比方说其它的一些著名作家，《于无声处》那些话剧在北京上映。虽然我当时在今天正闹打的那座城市读书，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1980年还审判林彪四人帮。东交民巷27号，喔，当时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开在北京正义路1号，哎呀，正义路1号。那时学习法律的人我们真的感到一种美好的期待，一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我们的国家将有多么美好。最大的美好在于我们的法治可能大致能够健全。我们再也不人人自危，法律条文非常不明确，动辄得咎，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本搞不清楚，你说一句话、批评政府一句话你就变成有罪的，那个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谁能想到，它现在又回来了。（众笑）
　　
　　 浦律师说知易行难，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知易行难的境地。那就是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有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判断，但我们却走坏的道路，我们各行各业都在腐败，而且我们公然置法律规则于不顾。昨天看到一篇“猫眼看人”上的文章，作者好像是一位北京的律师，“强权对司法的公然操纵”，大概是这样的题目，分析李庄案件。大家都在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怎么到了这一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我们当时想象今后会越来越好，突然发现我们出问题了。当然浦律师分析了半天，讲了两个小时，我也没听出来，他对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么解决，怎么对症下药，给出个具体的分析。可能这个问题是特别大的问题，也许需要所有人思考一下问题在哪里。我愿意在他的这样一个场合，稍微梳理一下他今天在演讲过程中，告诉大家制约律师发挥那种正义之师的作用，制约律师保护他的客户的合法权益，在制度上的因素到底是哪些，哪些的因素使我们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律师，想做好事做不了，我们不得不跟自己的客户赔不是——他刚才说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那么多，主要是他觉得无法面对客户。客户觉得你不是我们的律师吗？你是搞法律的，连这个事都论证不好，明明符合法律的诉求却被拒绝，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一直拒绝到最高法院。你这个法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无颜见自己的客户。你拿不拿钱我当然不知道，拿了钱尤其见不得你的客户。（众笑）我想这些制度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梳理一下也许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困境。
　　

王力雄『私の西域、君の東トルキスタン』における王震への言及

新疆の地元民族は多数の現地人を虐殺した王震 に対して恨み骨髄に徹しているが、新疆の漢人は逆に彼を崇拝している。（第一部）

中国共産党の現在の新疆統治の特徴は目先の利益だけを追求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は中国の権力システムに普遍的な問題であり、上から下までそうである。これはまた統治者の権力崇拝心理を物語る。あたかも権力さえあれば、なんでも好き勝手にでき、権力のない者と権力のない民族の感情などかまうことはないという姿勢である。典型的な例が王震の骨灰を天山に撒いたことだ。新疆の地元民族はすべての水を神聖な天山から流れてきたと見なしている。またイスラム教徒はとりわけ清浄を重んじ、物理的な清浄だけでなく、観念的な清浄も重んじる。骨灰は不浄な物であり、まして王震は彼らにとっては異教徒の虐殺者である。王震の骨灰を天山に撒くということは、すべてのイスラム教徒が飲む水をけがすことである。新疆統治を長く続けてきた当局がそれに気付かないほどの間抜けとは考えられない。王震の願望を実現するために、千数百万人の新疆のイスラム教徒の願いが退けられたのだ。しかも、それを大々的に宣伝し、すべての新疆人に知らしめた。新疆のイスラム教徒はこれに対しなすすべなく、水はやはり飲ま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しかし毎回水を飲むたびに、彼らの眼前には不浄の影がよぎり、自然に新疆が独立したならばこうしたことは起こらないことに思い至る！（第一部）

警官の話したもう一つのエピソードは、王震に関するものだった。新疆に来た漢人が、水を貯めておく溜め池でウイグル人が身体を洗ったので、飲み水だからやめさせてくれと王震に訴えた。王震がウイグル人を訊問すると、ウイグル人は「水は生きているから、3回かき回せば汚いものはなくなる」と答えた。そこで王震はロバの尿をウイグル人に飲むよう命じた。いわく、「ロバが放尿するときは、もっと何回もかき回されているから、もっときれいなはずだ。飲まなかったら銃殺するぞ」。この種のエピソードは全くの伝説であるが、これを新疆の漢人はいつも愉快そうに話す。この警官は自慢げに言った。「新疆で何が起ころうと、王震が来たらすぐに平定されるさ」。彼の心の中では、国民党の盛世才であれ、共産党の王震であれ、ウイグル人に対して残虐ならば、気骨のある人物ということになる。（第二部）

ムフタル：当時のことを老人たちはこう言っている。王震は進駐して来てから、ウルムチの大十字 で演説して言った。「有史以来、清朝から今日まで、満州人と漢人は新疆人に大変申し訳ないことをした。私たちが新疆に来た目的は、侵略ではなく、新疆で社会主義を行うことであり、私たちはそれが終われば帰るだろう」。その時の宣伝で張られたステッカーにも、「私たちは帰っていく、私たちは新疆に与えるために来たので、私たちの目的は社会主義の建設だ、社会主義を作り終ったら我々は撤兵する」と書かれていた。彼らはこういう宣伝をしたんだ。（第三部）

ムフタル：自治区成立の過程について、三区革命の一部の高級将校と知識人は非常に不満だった。中共は大勢の知識人を捕まえた。東トルキスタン分離主義者に利用されたという名目で捕まえたんだ。また、王震は社会主義と反迷信を掲げて大勢の宗教者を捕まえた。王震は各種の手段で新疆で６万人以上の知識人と宗教者を殺害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る。だから、80年代以前は、子供がぐずったら、一言「王震が来た」と言えば泣きやんだ。「王震が来た」が、鬼が来たと同じように決まり文句になった。子供は王震が何かは知らなくても、大人の顔色を見てそれがとても恐ろしいものだと分かった。彼は知識人と宗教者を殺したり投獄したりしてすべて始末し、民族の代弁者を消し去った。（第三部）

ムフタル：新疆の文革は主にこの二つの分派に分かれていた。ウイグルの知識人はイミノフを支持し、漢族知識人と一部の農業労働者は王恩茂を支持した。王恩茂は王震が一手に育てた人材だから、兵団の中で威信があった。兵団は王震をとても慕っている。王震がいたころは、彼らが勝手にアホンでも誰でも殴り殺しても、王震は責めなかったばかりか、むしろ称賛していた。だが王震が去ってからは、彼らは勝手な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第三部）

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完）

六
　『第三の道』は明らかに「ニューレイバー」の自由主義化を意味しており、「社会主義」・「保守主義」・「権威主義」・自由主義の四象限分析において論理的に可能な６つの対立は今ではすべて自由主義に有利な方向に進んでいる。だが、それは決して「歴史の終わり」を意味せず、自由主義が今後厳しい挑戦を受けること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のでも、社会民主主義がこれによって同化され消えてしま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のでもない。

　人間性の中には「安全」のために自由を犠牲にし、束縛と引き換えに保護を求める一面もある。冷戦後の世界は危険な現象を消し去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ら、人々の「自由からの逃走」の可能性を消し去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長い間、結果の平等の「理想社会」が西側左派が市場競争制度の不公正を非難するときの主な理由だった。近年現実の社会主義体制の失敗に伴い、この種の非難は勢いを失った。それに取って代わったのは公平な競争の視点からの資本主義批判である。その一つは、自由競争の結果自然独占が生じ、公平な競争を妨げるので、極端な場合にはブローデルが言うように資本主義は反市場経済的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みなす。もう一つは、自由競争は「勝者の一人占め」を招くが、勝者が多く得るならまだしも、「勝者の一人占め」は不合理だと批判する。そしてルールを改めて、勝者の取り分を少し減らして、敗者も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すべきだ（すなわち最低保障）と主張する。第三に、「公正なプロセス」は遡及に耐えられるか？ということだ。伝統的私有制の下での「所有の連鎖」はすでに千年以上続いているが、誰がその一つ一つがノージックの「獲得における正義」と「移転における正義」に適合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とりわけ「最初の獲得」が正義であるかどうかをどう認定し、「矯正的正義」をどう把握するのか？

　このいくつかの追及は理不尽とは言えない。だからこれまでの追及者が実行可能な解決方法を提示できてはいない（なぜなら古典的自由主義が論破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れらの追及は永遠に存在し続けるだろう（なぜなら社会民主主義は決して論破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

　現代の西側の左派運動もしくは社会民主主義運動は反省期にあり、ギデンズを代表とする自由主義化が唯一の探求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自由秩序・市場経済・民主国家とグローバル化は決して欠点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これらの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も歴史が「終わる」ことはありえないし、西側社会の左派運動と批判思潮が終わることもありえない。ギデンズの本の中の「福祉社会」構想・「教育と訓練」スローガン・「社会投資型国家」の主張、および彼の「家庭の民主化」・「世界的な民主化」・「グローバルな市民社会」の主張も、「ニューレイバー」の自由主義化と同時に左派の批判的伝統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努力を示している。

　しかし指摘してお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のは、これらの見解は「旧左派」や「新右派」と異なる「第三の道」を作るにはまだほど遠いということだ。数年前、いわゆる「福祉国家でもなく、自由放任でもない」という「オランダモデル」が注目を集め、多くの社会民主主義者がそれを福祉国家の苦境を抜け出す「中道左派」の選択肢とみなした。しかしギデンズ自身の「オランダモデル」に対する分析（同127～128ページ）によると、ヨーロッパの社会民主主義者はいま票は獲得しているが、彼らの新モデルはまだまだできてない。

　しかも、もしそれができたとしても、それは彼らの問題解決の「道」であり、私たちに適しているとは限らない。今日ブレアは彼の「第三の道」は「福祉国家でもなく、自由放任でもない」と言明しているが、それは彼らの福祉国家と自由放任がどちらもかつて行き過ぎたからである。だが私たちの中国のような大多数の人（〔戸籍身分上の〕農民）に社会保障が全くなく、同時に自由も非常に少ない（「農民工〔出稼ぎ労働者〕の整理」の様相を見よ！）国で、「より多くの福祉国家、より多くの自由放任」の道を進むべきでないのだろうか？ ブレア、ギデンズの探求は貴重なものだが、私たちは真似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西側の伝統では、古典的自由主義者は「小さな政府、大きな社会」を主張し、社会民主主義者は伝統的に民主国家の社会保障の責任の重要性を強調す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だが後者は決して国家（政府）権力が制約を受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のでは決してない。それどころか、マルクス派もラサール派も社会民主主義は伝統的に国家権力に懐疑的で、国家権力の消滅を理想としていた。自由主義の「小さな政府」は国家権力について言っているが、社会民主主義の「大きな政府」は国家の責任について言っているのだ。形式論理的には両者は直接対立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だが民主的法治社会では、国家権力と国家責任は社会契約の上で一致する。市民が政府により多くの責任を負わせることを希望すれば、政府にその分の権力を付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権力の小さな政府は責任も小さく、責任の大きな政府は当然より大きな権力が必要になる。そこでは、自由主義の「小さな政府」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大きな政府」の対立が成立する。

　だが非民主的非法治社会では、統治権力は被治者から授与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い。社会契約がなく、国家権力と責任が対応していないという状況の下では、この両者は必ずしも対立しない。もし国家権力が大きすぎて責任が小さすぎるなら、国家権力の制限を要求する「自由主義」の主張と、国家に対しより大きな責任を負担するよう要求する「社会民主主義」の主張は同時に成立する。逆もまた同様だ。

　一部の移行中の東欧国家は急進的民主化改革の中で国家権力が急速に縮小したが、社会主義時代から引き継がれた国家の社会福祉責任は減少しなかった。その結果自由主義派が政権に就くと逆に政府権力の強化に努めたり（たとえばロシアのプーチン）、左派が政権に就いて逆に福祉に大なたを振るったり（たとえばハンガリーの「ボクロシュ・パッケージ」）という現象が出現した。これは確かに「福祉国家でもなく、自由放任でもない」という言葉に対応している。

　だが中国は全く逆に、一方で改革20年たっても政治権力が制約を受けないという状況は本質的に変わっておらず、もう一方で改革前の旧体制以来社会福祉水準はもともと非常に低いのに、国家は大多数の国民（農民）に対してその低い社会保障の責任すら負担せず、むしろ厳しく権力を行使し、彼らを空前の厳格な身分制の束縛の下に置いている。この二つの事実は同類の制度を持つ他の国においてさえ例がない。だから簡単に中国の国家装置を「大きすぎる」というのは必ずしも正確ではない。実際にはこの装置は権力が大きすぎ（そのため市民の自由が足りない）、責任が小さすぎる（そのため社会保障が足りない）のだ。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国家権力を制限する自由主義の要求と国家の社会的責任を拡大する社会民主主義の要求の間に矛盾が生じ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 あるいは都市住民にとっては多少矛盾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が、農民にとっては完全に一致し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の一部の新左派の傾向の学者は正反対の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彼らは権力問題では強烈な国家主義的立場に立ち、執拗に国家の「吸引力」拡大を図るが、責任問題では非常に「自由主義」的で、政府の社会保障の責任を免除し、コミュニティ・サービスとボランティアで代替するよう要求している。これは疑いもなく非常に「中国的特色」ある立場だ。

　私はコミュニティ・サービスの類の領域は、非国有経済を大いに発展させるべきなのと同様、大いに発展させるべきだと思う。だがそれは政府の責任を免除する口実にすべきではない。我が国は西側諸国とは異なり、市場メカニズムが発展し過ぎたなどとはとても言えないのと同様、国家が担う社会保障を含め社会保障全般がとても発達しているなどとは言えない状況なのだ。人口の80％を占める「農民」（農耕者だけではない）にとって、競争の自由と市民的権利がないことは社会保障がないことと同様驚くべきことだ。とりわけ、我が国の計画経済時代の労働者が生み出した社会保障積立金が国家資本の一部となっていて、証券の分配などの方法を通じてこれを国民に返していないのに政府の社会保障責任を免除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労働者の搾取に他ならない。だから私は今日の中国で「市場の失敗」と「政府の失敗」だけを強調することには副作用があると思う。今日の中国は実際は「規範的競争による効率的な市場」と「民主化による効率的な福祉国家」の目標に向かって発展している〔すべきである〕。これは先進国と異なるだけでなく、伝統的私有制の下での開発途上国とも異なり（彼らには歴史的に国有資本項目に公益積立金を含むという問題はない）、さらには他の多くの移行国家とも異なる（彼らは旧体制の下でも社会福祉が我が国よりずっと発達していただけでなく、移行後その多くが公益積立金を国民に返還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は、「国家の責任を多めに」という社会民主主義の立場と「市民的権利をより多く」という自由主義の立場は相互補完関係であり、決して相互排斥関係ではない。米国のレーガン元大統領は「私たちは政府に対し本来ボランティアが担うべき仕事を担わせている」と言ったが、米国ではこの発言は自由主義の立場から発せられ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現状の下で同じことを言ったら、多分自由主義の立場に反するだろう（社会民主主義に反す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第三の道』において、「ニューレイバー」ギデンズは「保守主義者」レーガンのこの発言を称賛している（同116ページ）。これは今日の西側社会民主主義者と自由主義者の「福祉国家でもなく、自由放任でもなく」という前提の下での共通認識である。ギデンズが「社会投資型国家」によって伝統的福祉国家に代えるという理念の中で「第三セクター」（ボランティア型の公益を基礎とする非政府組織もしくは非営利組織）に非常に重要な地位を与えていることは、私たちにとって啓示に富む。だが西側の「第三セクター」の主な任務は政府の責任の分担（ボランティア方式でもともと政府権力が提供していた公共財を提供する）ことであり、政府権力を制限することではない。中国の「第三セクター」はもちろん積極的に責任を分担すべきだが、政府の責任を肩代わりする必要はない（まして彼らにその能力などない）。逆に、政府の権力を制限することは中国第三セクターの任務とすべきであるだけでなく、それは中国で第三セクターが存在し、発展するための前提でもある。

　要するに、彼らの問題は、自由主義（実際は保守主義というべきだ）はすでに不十分で、社会民主主義も不十分だから、「第三の道」を探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だが私たちの問題は、自由主義でもいいし、社会民主主義でもいいが、まず両者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を実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そして最も恐ろしいのは、自由もないし社会民主主義もない第三の道、かつてヒトラーがやったような「アングロサクソン式民主主義」と「ソビエト式民主主義」を超越する「ゲルマン式民主主義」のような道に進むことである。

（最近雑誌『天涯』に私の『田園詩と狂詩曲』の韓国語版序文を発表したが、この文章の原題は「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だった。しかし編集部が本文はそのままに、私の同意なしに題名を「私の第三の道」に変えてしまった。この題名は人目を引きはするが、文章の内容とは矛盾しており、適当でない。この場を借りて説明しておく。）

初出：許紀霖、劉編『麗娃河畔で思想を語る：華東師範大学思与文講座講演集』華東師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出典：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3080.htm

（転載自由、要出典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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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五）

五
　しかし西側の市民社会の実質的な意味での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対立が、新しい条件の下で希薄化している今になっも、私たちの非市民社会、プレ自由秩序の下では本来「別個に進んで、共に撃つ」べき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間の同盟は実現していない。それどころかいわゆる「自由主義と新左派」の争いはますます激し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は非常に興味深いことだ。

　実は今日の中国の社会の現実と問題状況の下においては、自由主義とギデンズのような「新左派」もしくは「第三の道」（前にのべたように、これは実際には社会民主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である）の間の対立などあり得ない。自由主義と古典的社会民主主義「旧左派」（エンゲルス、プレハーノフから社会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まで）でさえ、少なくとも自由秩序が実現するまでは対立の可能性などあり得ない。今のスペイン国民党でさえ労働組合を尊重す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のだから、今の中国では本当の自由主義者なら当然労働者の結社の自由の守護者になるはずだ〔なぜなら今の中国に労働者の結社の自由はないから〕。かつてプレハーノフでさえ「『自由主義者が獲得し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る』『抽象的権利』こそ、人民の成長に必要な条件で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たのだから、今の中国で本当の社会民主主義者なら普遍的人権を実現することに躊躇などしないはずだ。

　しかし問題は、今の中国の思想分化は一方で権威主義と自由主義の対立の枠組みを脱していないこと、もう一方で「ストルイピン式改革症候群」の背景のもとで寡頭主義の自由主義（主に経済的自由主義）に対する歪曲と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のいわゆる「自由左翼」潮流に対する統制が出現していることだ。そして中国では、寡頭主義による社会民主主義（ないし自由主義自体）に対する抑圧（労働者の正当性ある「公益広告」を奪うことは「仕切り直しにすぎない」と公然と主張する連中を代表例とする）と、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による自由主義（ないし社会民主主義自体）に対する抑圧（プレ警察体制の改革を主張する「再文革」派を代表例とする）がどちらも勢力を拡張している。そして興味深いことに、寡頭主義と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の間には基本的に論争がないのだ。
　　
　明らかにこのような中国の思想分化と今日の西側の「自由主義と（ギデンズ式の）新左派」の分岐とは全く異なるし、かつての自由主義と社会党員旧左派の分岐とも同日の談ではない。根本的な違いは、自由主義と市民社会における現代左派（新旧を問わず、また「新左派」はとりわけ）の分岐は上述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を前提にした分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そのベースラインとは自由・民主、個性の解放、普遍的人権〔基本的人権〕と手続的正義の承認である。それは正統派マルクス主義の言説によれば「資本主義」は「封建主義」に勝り、自由民主は専制独裁に勝り、「抽象的権利」は無権利に勝り、「手続的正義」は「超経済的強制」に勝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また、ギデンズの言葉を借りれば、「自由市場の哲学」と「社会（民主）主義」はどちらも左派の歴史的源流であり、どちらも個性解放の性質があり、どちらも反「伝統」と「永続革命」の色彩があるのだ。

　私たちの中国の寡頭主義と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はどちらもこ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に反している。反対にそれらは全く別の共通の基礎をもっている。かつて反自由主義の考え方で「私有財産の国有化」を行ったポピュリズム権力こそ、今日反民主主義の考え方で「国有財産の私有化」を行っている寡頭主義権力なのだ。かつてそれ〔共産党〕は国民の私有財産ないし一切の市生活領域に対して「公共選択」を実施したが、いまそれはふたたび公的経済資源、公共財とその他の公共分野について大々的に「相対取引」〔市場外での裏取引〕を行っている。過去の「反競争のニセ公平」と、今日の「不公平なニセ競争」は、どちらもこのポピュリズム＝寡頭主義を基礎とした産物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この基礎は過去〔毛沢東時代〕において決して社会民主主義ではなかった。それは最も「右」の自由主義（前述のスペイン国民党、それは少なくとも労働者の自主的な組合結成の権利を認める）よりもはるかに社会民主主義に遠い。この基礎は現在〔改革開放以降〕でも自由主義ではない。それは最も「左」の社会民主主義（前述のスウェーデン社会民主党、それは少なくとも言論の自由は認める）よりもはるかに自由主義に遠い。したがって、本当の社会民主主義者なら過去を反省するという理由で今日の「不公平なニセ競争」を認めることはありえない。私はかつて、今日の中国（今日の西側ではない）の条件のもとでは、自由主義に反対するだけの人は社会民主主義者ではなく、社会民主主義に反対するだけの人も自由主義者ではないと言った。今日の中国の自由主義は寡頭主義と決別しなければならず、社会民主主義はポピュリズムと決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日の中国の「問題」が呼び起こす「主義」は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つまりギデンズの言う「急進的な中間派」の立場であるはずだ。しかし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立場は「第三の道」というより、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二つの「道」の重なり合いであり、それらの「間の」もしくは「外の」道ではない。

　今日の中国では、自由主義の旗を振って寡頭主義を主張する人がいて、しかもその人数は多い。だが、本当に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を守っている自由主義者（それはいわゆる新左派ではない）は、これに対して最も早く最も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いる。彼らは公正の至上性を主張し、原始的蓄積〔農民の搾取〕と有力者による私有化に反対し、「獲得における正義・移転における正義・矯正的正義」を基礎とした公平な競争の市場経済を支持し、民主化を通じて財産権改革の中の「売り手の不在」と「管理者取引」の問題〔民営化過程において真正の所有者である国民を排除して管理者である役人が同じ役人に自己取引により低価格で売り払うこと〕を解決することを強調し、それによって「料理人が料理を独占する行為」や「盗んだ金で取引をする行為」を阻止し、出発点の公平とルールの公平原則の下で市場経済への移行を実現することを目指した。要するに、彼らは民主的条件のもとで出発点の平等から公平な競争に向かうこと、「獲得における正義」から「移転における正義」に向かうことを希望し、独裁状態の下で「有力者の一人勝ち」から「勝者の一人占め」に向かうことに反対し、さらに改革プロセスが「不公平なニセ競争」と「反競争のニセ公平」の悪循環に陥ることに反対しているのだ。

しかしこれに対して、新左派もしくは「自由左翼」の旗を掲げた警察ポピュリストは、ほとんど誰も社会民主主義の立場からこれ〔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と寡頭政〕と一線を画そうとはしなかった。これもいわば歴史的原因がある。中国近代史においては、社会民主主義の伝統は自由主義の伝統より希薄である。中華民国時代、社会民主主義の訴えは自由主義者によって表明された（その表明方法を私たちは今日まねる必要はないが、その精神は発揚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そして「左派」は中国歴代の「農民戦争」とロシア・ナロードニキ主義＝スターリン主義の二重の影響を受けた強大な警察ポピュリストの伝統に起源をもつ。これらの伝統の社会民主主義思想に対する破壊は、どんな「右派」よりもひどかったと言える。それは、スターリンがかつて社会民主党が「最も危険な敵」と言ったこと〔主要打撃論〕や、中国の「ソビエト区」〔共産党支配地区〕で行われた「社会民主主義者」大量殺害の大粛清を見るだけで、容易に知ることができる。今日においても、社会民主主義的要素の欠如は中国の新左派もしくは「自由左翼」を含む「左派」の大きな欠陥である。最近一部の新左派の学者はギデンズ式の西側「新左派」や、彼の『第三の道』を大いに持ち上げているが、それを見るとまるでこの本が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や自由主義化した「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の論証ではなく、逆に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を破壊する、自由主義からも社会民主主義からも逸脱した、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の「道」の立論であるかのようだ！

　ギデンズ式の「新」左派と言わず、過去の労働党よりもっと自由主義化した「第三の道」と言わず、中国の「左派」に少しでも社会民主主義意識があれば、「マクドナルド〔初代労働党出身首相〕社会主義」時代の労働党「旧左派」であれ、古典的社会民主主義の「第一の道」であれ、誰一人として「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鞍鋼憲法」の類のものをほめたたえたり、東欧の民主化を呪ったりしないだろうし、彼らと自由主義者の間の論争もほとんど起こらなかっただろう。

こう見てくると、過去に人々が「中国式の新左派」は西洋思想を取り入れても消化できず、南では甘い実をつけるミカンの木も北に移植したらカラタチのような渋い実しかつけないように、風土に合わないのだ、と評したことは必ずしも適切ではない。もし彼らが本当に社会民主主義という洋物を食べて、ギデンズ式の左派の果実を得られるのなら良いのだが、残念ながら彼らは実際は魚眼を真珠と言いくるめ、カラタチをミカンと偽っているようなのだ。

出典：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3080.htm

（転載自由、要出典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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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四）

四
　歴史の起源からも現実の論理からも、「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の形成には裏付けがあり、これを単純に現実主義の選挙戦略と解釈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ちろん彼らの政治論理によれば、選挙人に迎合することはおかしなことでも、恥ずべきことでもない。選挙人の意思を考慮しないとしたら、皇帝の顔色をうかがうのだろうか？ 一人の思想家としては、もちろん上にも媚びず民にも媚びずに、知見に基づいて真実を求めるべきであるが、社会運動としては、その興亡は学説史の視点からではなく、社会学的視点から解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ギデンズは学者ではあるが、マルクーゼやフーコーのような象牙の塔の中の人とは違い、社会運動の理論家としての彼は学術の論理だけによって著述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もちろん、「社会民主主義の復興」は自由主義化だけでなく、左派の社会批判精神の継承を求める。ギデンズはここで多くの卓見を提示している。例えば彼は「中間派すなわち穏健派」という常識論を否定し、「急進的中道左派」論を提示している。彼の説明によれば、この見解は西欧より中国に対してより大きな価値がある。彼は「抱え込み」の福祉政策を政府の人的資源への投資に改め、教育と訓練に力を入れ、「可能性」の平等と人間の潜在能力の開発を実現することで福祉国家を「社会投資型国家」に変えるという。彼は「大きな政府」「小さな政府」の議論を越えて、機能を改善した新しい政府を作るという。また、公平に対する共感の方が文化に対する共感より重要だという観点などなど。

　これらの観点のいくつかは我々にとって啓発的な意味がある。例えば公平に対する共感は文化に対する共感より重要だという観点だ。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歴史的に社会民主主義者の普遍主義的傾向は保守主義者よりはるかに強い。中国で今広く流行している文化相対主義、文化決定論と伝統的社会民主主義の普遍主義的価値指向は相容れない。今の社会民主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はその普遍主義的性質を弱めるものではなく、社会民主主義の「実質的平等」を一定程度自由主義の「形式的平等」にとって代えるにすぎない。「社会的公正を支える基礎は広範に存在する。その支えは保守的なカトリック教徒からも、東海岸（プロテスタント）の自由主義者からももたらされる」「大多数の人の公平感への依存は多元文化主義者の理解をはるかに上回っている」という研究者の言葉をギデンズは引用している（同112、138ページ）。これを見れば、コソボ問題などで「ピンク色のヨーロッパ」が保守主義のヨーロッパより「正義の干渉」に熱心だったことは少しも不思議ではない。

　また「第三の道」を中道路線とみなし、さらに中間派を中庸で穏健な傾向とみなす伝統的見方に対し、ギデンズは「ニューレイバー」はその戦闘性を維持するだろうと特に強調している。彼は現代のヨーロッパの社会党が議論している「活発な中間派」もしくは「急進的中間派」の主張について、「これは『中道左派』が必ずしも『穏健な左派』と同じ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せず」、「社会的正義と政治的自由は依然としてその核心である」と指摘する（同48ページ）。

　社会政策面での「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がまだ具体化していない段階では、これらの話はまだイギリス人を納得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だが、別の社会的背景のもとでは、「急進的中間派」は論理的必然である。とりわけプレ民主状態化の独裁国家においては、自由主義であれ社会民主主義であれどちらも次のような立場を意味する。すなわち、「反対することを許す政府を擁護し、擁護することしか許さない政府に反対する」。このような立場は西側式の現代左派が断固として「反対することを許す政府」に反対しているのと比べ、そして伝統的右派の王党派がひたすら「擁護することしか許さない政府」を擁護していたのと比べ、疑いもなく典型的な「中間派」の立場である。しかし、西側とまったく異なるプレ民主状態化では、上述のいわゆる左派と右派の立場は非常に近い――「擁護することしか許さない政府を擁護する」ことと「反対することを許す政府に反対する」ことは実際は一つのことである。そしてこの状況の下では上述のいわゆる中間派の立場（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共通の立場）は非常に急進的なものとなる。――これは合理的な急進性であり、近代化と民主化に必要な急進性である。それは「実質的平等」を口実に形式的平等を破壊し、全体至上の旗を掲げて市民的権利と個人の自由を奪う「急進」とは根本的に異なる。「社会的正義と政治的自由」こそが「急進的中間派」理念の核心である。

　同様に、この種の自由主義者と社会民主主義者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としての「急進的中間派」の立場は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間の調和と中庸の立場とは根本的に異なる。「急進的中間派」は近代的市民としての指向を有する自由主義者と社会民主主義者が共同で前近代的伝統と独裁の桎梏に反対する立場である。そのような立場に立たない「自由主義」は実質的には寡頭主義であって自由主義ではない（「自由主義右派」ですならない）。そのような立場に立たない「左派」は実質的には警察ポピュリストであって「新左派」ではない（「旧左派」すなわち古典的社会民主主義者ですらない）。
　
　ゆえに私たちはそれを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間の「第三」の立場ではなく、「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と呼ぶ。こ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は二つの「主義」が独裁に反対する闘争の中で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もちろんギデンズ理論の成果ではない。ギデンズが探求しているのはたしかに二つの主義の間の「第三の道」だが、この本について言えば、その道は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ない。上にのべたように、本書が実際に体現しているのは社会民主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である。ギデンズは労働党の社会民主主義の顔を曖昧にしている（もちろんそれは彼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が、「第三の道」が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はまだ明確にしていない。この点では、労働党の支持者と社会民主主義運動の仲間たちは彼に不満を抱く理由がある。しかしギデンズは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の「急進的」立場は曖昧にするどころか、むしろ際立たせている。これについて私たち中国人は満足を表明する理由がある。ギデンズは社会民主主義と自由主義の境界を曖昧にしたが、社会民主主義とポピュリズム・権威主義・民族主義など「東側〔中国〕左派」の伝統的病との境界を曖昧にするどころか、違いをいっそう明確にした。その境界は、ギデンズやこの本について騒ぎ立て、「第三の道」と「鞍鋼憲法」〔1950年代末、中ソ対立後の中国の生産躍進方針。ソ連のマグニトゴルスク鉄鋼コンビナート憲法に対抗して出されたもの。〕の類の改革前の旧体制とを一緒くたにする人々を含む多くの「東側〔中国〕左派」が曖昧にし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るものなのだ。

　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の立場は、また反独裁・自由獲得の「急進的中間派」の立場であり、歴史上自由主義者と社会民主主義者の同盟の基礎だった。ロシア社会民主主義の第一人者プレハーノフの言葉を借りれば、その時の両者は「別個に進んで、共に撃つ」という関係だった。当時の人々は自由主義者と社会民主主義者がともに主張していた価値のために奮闘し、自由主義者と社会民主主義者がともに反対していたもの（独裁制度など）に抵抗していた。自由主義者が支持し社会民主主義者が反対していたものと、自由主義者が反対し社会民主主義者が支持していたものは、当時はどちらも顕在化していなかった。

　自由民主秩序が実現し、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の要求が現実になり、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がともに反対していたものが姿を消した後で、二つの主義の間の対立が先鋭化したにすぎない。だがたとえその時で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に含まれる基本的価値の承認は存在し続けるので、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対立も決して常に最優先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それどころか、多くの場合保守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対立（たとえばイギリスの保守党と労働党の二元政治を代表例とする多くの西欧国家）、および自由主義と権威主義の対立（たとえばいわゆる冷戦）の方がはるかに目立っていた。これは歴史的原因だけでなく、前節で述べたように論理的帰結でもあった。
　　
　今日世界中で、少なくとも理論上は次の三つの対立は決着している。自由主義と権威主義の対立は冷戦の終結、権威主義の崩壊によって決着した。保守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対立は双方が「第三」の方向に向かうことで（すなわち自由主義化により）決着した。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対立は本書をメルクマールとして、後者が前者に接近することで決着した。――前にのべたようにこれは冷戦の結果というだけでなく、より重要なのは新産業革命と、先進国の社会構造の変化と関係している。要するに、以上の三種の対立は自由主義の優位によって決着しているのだ。

　それ以外に、ブランデル=ゴスチョークの四象限分析によれば論理的に可能な他の三つの対立の決着はもっと早かった。（イギリス保守党のディズレーリからサッチャー夫人までの変化をメルクマールとする）保守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は労働党の自由主義化の前にすでに完了している。保守主義の権威主義化（ビスマルクからヒトラーへの変遷をメルクマールとする）は社会民主主義の権威主義化（プレハーノフからスターリンへ）の崩壊の前に第二次大戦の終結によって瓦解している。社会民主主義と権威主義の対立は、1956年～1989年の間に前者が徐々に優位を占め、1990年以降の社会民主主義の「勝利」はその後の社会民主主義自体の自由主義化によって決着している。

　言い換えれば、今日では四象限分析の中で存在可能な全ての対立がすべて自由主義に有利な結果になっている。今日の西側の二元政治は、プレ自由状態、独裁状態下の「階級闘争」とは全く異なり、また20世紀前期の民主制の下での二元政治とも非常に異なる。識者の言葉を借りれば、たとえイギリス労働党よりさらに左のスウェーデン社会民主党でさえ国王という「保守の象徴」を尊重することを知っており、イギリス保守党よりさらに右のスペイン国民党でさえ労働組合という「急進団体」を尊重す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自由が主義に優先する」が社会の共通認識になっただけでなく、各「主義」自身の制度的含意もかなり似たものなっている。


出典：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3080.htm

（転載自由、要出典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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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自由のために権力を制限し、福祉のために権力の責任を問う

インタビュー記事

秦暉：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本刊記者/陳曉萍

　　　　2002年，秦暉教授給當時《戰略與管理》的執行主編黃鐘新書《游手好地思想》作序，寫下了：“回到常識去，在常識的基礎上思想吧！”

　　　　什麼是常識？表面上把常識捧得很高，卻拒絕圍繞常識去思考——無論證明還是證偽——這是秦暉一直批判的。秦暉經常說“這是一個偽命題……”偽命題的泛濫，遮蔽了常識。

　　　　2009年歲末隆冬，在北京藍旗營秦暉家中，百來平方的單元房客廳，三壁直抵天花板的書架上堆滿了書，過道、牆角和書架的前面，還是堆著的書。

　　　　落座，采訪開始。

　　　　隨著交談的深入，秦暉語調高亢起來。

　　　　“我從來就不認為有三農問題，本來就只有一農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都是被誇張出來的。”

　　　　“從農民問題到民主問題，實質上是一回事……我認為當今的中國既沒有‘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也沒有‘福利國家’的問題，只有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的問題。”

　　　　所有關於中國現實的問題，都被秦暉最終歸結於中國人的自由和福利都太少了——老百姓應該不斷地向政府要求福利，但同時又要反對征暴斂，直到我們的統治權力太大(在經濟上表現為任意“汲取”)而責任太小(表現為低福利甚至“負福利”)的弊病逐漸減少，最終治者與被治者達成權責對應的契約——那時“權大責亦大”的福利國家好，還是“責小權亦小”的小政府好，才能成為“真問題”。

　　　　共同的底線

　　　　1969年，年僅15歲的秦暉初中畢業，到雲南、貴州、廣西三省交界的百色地區田林縣下鄉插隊。在那裡，他一呆就9年多。直到1978年，他以同等學歷直接從農村考進了蘭州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師從中國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爭史的學科開創者趙儷生導師。

　　　　上個世紀80年代，秦暉學術研究以農民史為開端，後轉向經濟史研究。90年代以後，秦暉與妻子金雁、中國著名的蘇聯東歐問題學者一起，開始了中國與東歐的轉軌比較研究。他開始關注經濟社會轉軌中的公正性問題，從1990年代抨擊“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倡言“公正至上”，到新世紀進而提出“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

　　　　今天，他很高興自己對現實中的農民問題言論得到不少農民朋友的好評，但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名學者，未被授權“代議”，也無權以“農民利益代言人”自居， 任何人的權益最終只能靠他們自己來維護。農民應該有這樣的權利。

　　　　“我原來是研究農民問題的，但我理解的農民問題不光是種田人的問題，實際上是個農業社會的問題。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是種田的，但這個社會最本質的特征並不是這一點，而是這種社會在現代化之前所固有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不只涉及到種田的人，也未必會隨著種田人的減少而自動消除。”作為公民，秦暉認為，農民的權利與自己的權利是統一的，他為他們的權利呼吁實際上也是維護每一個公民、包括自己的權利。

　　　　到了新世紀以後，秦暉發現，學界出來兩股風氣：“左派”朋友特別喜歡反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要加強壟斷；一些“右派”朋友又特別喜歡反對福利國家，認為所有毛病都是國家對窮人太照顧造成的。

　　　　“我就覺得這兩方面都很成問題。”秦暉說道。

　　　　2002年，也是在藍旗營，秦暉接受英國著名左翼知識分子、《新左翼評論》的編輯和靈魂人物佩裡·安森采訪時說過：“中國的問題完全不能納入歐美思想界左右派，或‘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這樣的話語體系中來討論……在中國，大多數人即農民面臨的問題是既缺少自由，又缺乏保障。因此，對他們而言，應該強調更多的自由放任和更多的福利保障……可能有人會問，你到底是左還是右呢？對此，我的回答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應該是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共同追求的東西，即他們的共同底線。而現在我所反對的東西是他們兩者都反對的東西。”

　　　　世紀之交的論戰

　　　　中國思想界走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時期之後，進入9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顯著的分化。自由主義開始浮出水面的同時，也受到了來自新左派的批評。

　　　　據統計，90代中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77，已經越過了警戒線。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引起了一些人對改革步伐和改革方向的質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知識界發生了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大論戰。

　　　　這場論戰最早發生在大陸以外。1995年起秦暉、雷頤等與崔之元、王紹光等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志上開始交鋒，到1997年爭論在大陸“浮出水面”。汪暉的一篇題為《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的文章成了導火索。雖然汪暉一直不喜歡被貼上“新左派”的標簽，但在這場被稱為“世紀之交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大論戰中，他和秦暉被分成了兩派——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持續了數年之久。

　　　　用參與論戰的另一位學者朱學勤的話來說，雙方分歧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國情的判斷；二是對社會弊病的判斷；三是如何解決社會弊病。而另一方面的汪暉則說，論戰的焦點歸結為社會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

　　　　秦暉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但他談社會公正問題很出名，這既使那些指責“自由主義者忽視公正”的“左派”人士感到惱火，也為那些確實想淡化公正問題的“右派”人士所不滿。“我這個自由主義者並不‘新’，遠沒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來得時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反對者，在這個意義上我顯然並非‘新自由主義’者。”秦暉這樣定義自己。在他看來，老自由主義強調的限權，要限的是非民主國家之權，而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民主福利國家。後者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意義。現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統治權力的情況下卻強調給它卸責，這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了。

　　　　時到今日，秦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我對‘右派’朋友說，你們主張減稅我堅決支持，但你們說減福利我是不支持，憑什麼減稅就得減福利，如今國家拿了那麼多，也沒搞什麼福利呀，要再減那還得了嗎？我對‘左派’朋友說，要加福利是可以的，但要像王紹光說的那樣強化國家的汲取能力，我絕對不贊成。”

　　　　指出“負福利”之弊

　　　　進入21世紀的中國社會，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最近，國家發改委2009年重點課題《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揭示，從1988年至2007年，中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在秦暉看來，造成這種狀況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前者導致民眾自由不足，後者導致福利不足，或者甚至是“負福利”——這是秦暉原創的一個概念，源自黃宗羲的話“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指福利特權化，國家“二次分配”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差別，比“零福利”還不如。

　　　　秦暉認為憲政民主國家有高福利與低福利之別，也就是照顧窮人多少的問題、基尼系數降低多少的問題，但不會有“負福利”。比如歐洲實行全民醫保，是高福利，而美國的medicaid和medicare只保18%最弱勢的窮人和老人，造成“次弱”群體無醫保的問題，這就是低福利。而我們過去公費醫療的覆蓋面並不比美國的18%高，但最弱勢的農民和失業者反而沒有。以至於把各種“待遇”加入後基尼系數反而會明顯提高。“這是高福利還是低福利？這明顯是‘負福利’嘛！”秦暉說，在這種情況下主張低福利的右派朋友大可以去抨擊特權福利，但為什麼要反對保障窮人？反過來講，主張高福利的左派朋友大可以給窮人爭保障，但他們反對限制政府權力，難道就不擔心政府“擴大汲取能力”後進一步強化特權福利嗎？

　　　　本來憲政民主條件下的國家就如同一個家庭，主人家兩口子一個左一個右，俗話稱為左公右婆——老公很左，主張多給僕人(政府)錢(授權)，讓他多買菜(公共服務與福利)；老婆很右，主張少給僕人錢，讓他少買菜，於是兩口子爭吵起來，這是很正常；至於僕人，就等他們吵完了，吵出結果，給多少錢就買多少菜。

　　　　但另一種情形卻是，政府不是僕人而是主人，這個主人有著左傭右佃——右派是佃戶，左派是長工。本來左傭要求改善伙食，右佃要求降低地租，這都各有道理，即使兩人不能合作，也不妨各自向主人要求。但現在，左傭右佃自以為成了左公右婆，左傭指責說：右佃，你為什麼要求降低地租，主人就是應該擴大“汲取能力”嘛；右佃指責說：左傭，你憑什麼要求主人給你改善伙食，主人不能慣你的“福利病”——這是秦暉的形象表述。

　　　　本來不應該的爭吵出現了，而且爭吵還在繼續擴大。

　　　　民主福利國家和走向憲政之路

　　　　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右手爭自由(這就要限治者之權)，左手爭福利(這就要問治者之責)，我們就會有進步。哪怕是漸進的，一件事一件事地爭取，只要方向對，總會有成功的一天。”但如果方向相反，“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那不就離我們的期望越來越遠了嗎？

　　　　秦暉說，現在發達國家政府很難有財政盈余，原因很簡單：一派人反對它任意向富人(更不用說窮人)要錢，另一派人督促它為窮人花更多的錢，你說它怎麼可能有盈余？而我們則相反，一派人支持它向富人(無權的富人，甚至是不富的人)要更多的錢，另一派人則論證說它不該為窮人花錢，你說它怎麼會沒盈余？當然錢也不會花不掉，那就花在政府自我服務上嘛！這些年我們看到的這種事還少嗎？

　　　　說到現實問題，秦暉的語調高昂起來。在他看來，現在不少人把財政公開、“預算民主”視為憲政第一步，這很有道理。可是政府怎麼會有這樣做的動力？除了寄望於善良外，真正的動力很簡單，就是因為一方面他不能隨便收錢了，另一方面你又要求他必須花什麼什麼錢，弄得他不僅沒有余錢自我服務，還產生壓力，使他面對問責只能攤開賬本說：你們看我就只收到這麼些錢，你們讓我辦那麼多事我辦不到，現在你們自己商量：是讓我多收點錢呢，還是讓我少辦點事呢？這就有了商量，有了治者與被治者的契約，就有了憲政的基礎，就有了“左傭右佃”變成“左公右婆”的可能。如果相反，我說他應該大肆收錢，你說他可以不必花錢，他全無壓力，手中留下巨額錢財還可以自己享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會有向你攤開賬本的意願？這就是為什麼從當年英法“無代表不納稅”規則的形成，到當代波蘭的圓桌會議，都是在財政赤字的背景下發生的。我當然不想反過來證明巨額赤字就一定有利於憲政，更不是說為了推進憲政就應當人為制造赤字，但是那種“左派”“右派”共同促進“低自由低福利”條件下形成的“病態盈余”、而政府自我服務愈演愈烈的狀況，也的確應該反思。

　　　　秦暉因此再次提出他的民主福利國家說。他強調福利國家有幾個基本特點：其一，福利是民眾加於政府的責任，不是統治者的愛好，更非“皇恩浩蕩”，有之民眾不必謝恩，無之官家要被問責。其二，無論高福利還是低福利，只是窮人被照顧得多少的問題，不會出現“負福利”，國家不可能搞負調節，基尼系數是下降多少的問題，不會反而升高。其三，正因為福利是公民的權利、政府的責任，所謂的福利是公民要求於政府的，如果只是政府要求公民的就不是(當然不是說政府就不能以別的理由要求百姓)。比如把流浪者抓起來的“收容遣送”不是福利，而孫志剛事件後改行流浪者“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救濟，那就是福利。又如，假如政府應窮人要求提供了廉租房而使其告別貧民窟，這是福利；假如政府不予安置，卻指貧民窟是“違章建築”而趕走窮人，這就是反福利了。《義務教育法》作為福利立法本來是要求政府承擔義務保證民眾享有免費教育，但以前卻常被理解為政府有權強制家長盡“義務”掏錢供孩子上學，供不起就抓家長，這就是反福利。政府給農民提供醫療保障這是福利，但過去在沒有醫療保障的情況下政府禁止農民“賣地救命”卻被有些人說成是“土地福利”，這不是荒唐嗎？

　　　　按這樣的看法，我們現在是福利太多呢？還是“負福利”太多而自由太少？秦暉把這個問題提到了我們面前。★

出典：http://magazine.sina.com/chinanewsweek/2009048/2010-01-03/ba81780.shtml

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二、三）

二

　冷戦後の世界では、ソ連東欧型社会主義の評判が地に落ちたのに巻き込まれたこともあり、しかし主としてポスト工業化時代の先進国の社会構造と文化的雰囲気の変化に伴うブルーカラーの委縮・伝統的労働者運動の退潮・左派の社会的基礎の縮小などの原因により、西側社会民主主義運動は一時深刻な危機に見舞われた。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労働党）と労働組合、左翼思想界はその反省の中で、思想と価値の指向および綱領・戦略の全面的調整を行った。社会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中では「社会自由主義」思潮が興り、ドイツの「民主社会主義か社会民主主義か」の論争と「赤緑連合」、イギリスの「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いわゆる「自由放任でもなく福祉国家でもない」「オランダモデル」の出現、ポーランドの「社会民主主義か人道的資本主義か」の論争と社会民主党の解党と民主左翼連合への再編、ハンガリーとクロアチアの「社会－自由連立政権」などなど、いずれもこの新しい流れを反映している。数年の調整を経て、社会民主主義政党もしくはいわゆる左派政党はふたたび全欧州で盛り返し、西欧においても、また移行過程にある中東欧においても、「左派」もしくは「中道左派」政権が続々と誕生した。

　「ピンク色」のヨーロッパは中国を含む世界の思想界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人々は、これは資本主義が最終的に勝利したという「歴史の終わり」論が破産し、新しい「左派の復興」が来たのか、それとも「左派」はその社会的基礎を失った後さらに価値観の基礎までも失い、競争技巧の展示もしくは「専門化した選挙運動」に堕落したのか、「この運動はアメリカ人が開発したメディア技術を使って、メディア主導型政治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この種の「デザイナーズ社会主義」はむしろ「個人のイメージ・象徴的な舞台・声のアピール力・視覚効果」を重視して、「論争中の問題・論証方式・綱領や公約」にはこだわ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問いかけた。私たちの中国では、一知半解の流行追随者はすでにばつの悪い思いをしている。彼らが自由主義派の幻滅と「社会主義の復興」に喝さいを送ったと思ったら、たちまちコソボ事件などで「ピンク色のヨーロッパ」は「白いヨーロッパ」よりはるかに普遍的人権原則に熱心で、「新左派」は「旧右派」よりはるかに人道主義的介入を強く主張す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価値観外交を好む社会党員は往々にして利益外交を好む保守党員より「世界的な民主主義」を守ることに熱心で、商人気質の後者の方が儲かりさえすれば「全体主義者」と取引することもいとわない……。どうやら、こちらの「左派」とむこうの「左派」の間の距離は、ときとしてこちらの「左派」と向こうの「極右派」（例えばフランスのネオナチのルペン、彼はミロシェビッチの数少ない西欧での支持者の一人だ）との距離より大きいようだ。

　では、むこうの「新左派」とは一体何者なのだろう？ 「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の名付け親、イギリスの労働党政権首相のブレアの精神的教師と呼ばれる現代欧州における有名な新左派思想家アンソニー・ギデンズの『第三の道－社会民主主義の復興』は我々に明確な輪郭を示してくれている。

　「第三の道」はすでに使い古された名詞である。20世紀初めの社会主義運動の勃興期に、それは自由主義と社会主義のどちらにも不満な人々、往々にしてこの両者よりさらに「右」の勢力のスローガンとなった。20年代のファシズム運動でもこのスローガンが掲げられた。ヒトラーは当時「アングロサクソン式民主」と「ソビエト式民主」を超越する「ゲルマン式民主」を主張したが、これは自由でもなければ平等でもない「第三の道」の例である。また40～50年代には、社会民主主義自体が資本主義とソ連式社会主義の間の「第三の道」、つまり米国式自由市場経済とソ連式計画経済の間の「社会的市場経済」、もしくは自由放任の「夜警国家」と高度に集権的な「全能国家」の間の民主的福祉国家とみなされた。50年代の社会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はこのスローガンを掲げ、また60年代のドイツ社会民主党が「ゴーテスベルク綱領」の基礎の上にいっそう自由主義化して以降、「第三の道」は福祉国家路線の先を行く一部の社会党（たとえばスウェーデン社会民主党）とヨーロッパ共産党の改革派（たとえばチェコ「プラハの春」の理論家オタ・シークらの「市場社会主義者」やスペイン、イタリアなど西側諸国の共産党を代表とする「ユーロ・コミュニズム」思潮）が奪い合う旗となった。一般に、この両者の立場は社会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主流より「左」で、ソ連をはじめとする「社会主義陣営」より自由化されている。よって、この意味での「第三の道」は実際は社会党と共産党の間の「第三の社会主義」である。

三
　だがギデンズの「第三の道」はこれらとは全く異なる。それは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の間の「半社会主義」でもないし、社会党と共産党の間の「第三の社会主義」でもなく、また社会民主主義と古典的自由主義（米国人の言う保守主義）の間の選択の一つでもない。ではそれは何か？

　正確にいえば、それは実は社会民主主義とヨーロッパ保守主義（トーリー主義）の間の「第三」の選択肢である。トーリー党とイギリスのディズレーリ、ドイツのビスマルクを代表とするこの種の保守主義は、中世の貴族的伝統に源を発し、平民的自由主義よりさらに右に価値を指向する。米国〔独立〕革命はトーリー党の伝統をほぼ消し去り、今日古典的自由主義の代名詞となっている「米国の保守主義」はトーリー主義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だが、トーリー党すなわち後の保守党は一貫してイギリスの二大政党の一つとしてしばしば政権に就き、トーリー党と似た保守主義の伝統も一貫してヨーロッパ政治の重要要素であり続けた。むしろトーリー党と対立していた典型的自由主義政党のホイッグ党（米国の共和・民主両党はどちらもこの流れをくむ）すなわち後の自由党がイギリスでは衰退してしまった。

　だが政党としての自由党は衰退したが、それが体現する自由主義の伝統は徐々にその右側の保守主義と左側の社会主義を同化していき、まず保守党、後に労働党が自由主義化していった。この種の「自由主義の組織は生命力がないが、自由主義的価値観は生命力が強い」という現象（イギリスだけではない）は非常に興味深い。だがそれはこことでは取り上げない。ここで言いたいのは、保守党と労働党の自由主義化は、実施的には両党がどちらも「第三の道」を選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その路線により保守党もしくは労働党は危機を脱して「復興」する可能性が生じた。しかしこれはトーリー主義もしくは社会主義の「復興」ではなく、自由主義の発展である（とはいえそれは自由党の発展を意味せず、むしろ逆に、その価値観が特色を失い、その主張が左右二大政党の価値観となったために、自由党はさらに衰退が進むだろう）。

　言い換えれば、この種のいわゆる「第三の道」は社会主義と自由主義の間の道ではなく、社会主義とヨーロッパ保守主義の間の道であり、つまり両者の自由主義化である。

　労働党の自由主義化はブレアとギデンズ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が、ブレアとギデンズの「ニューレイバー」理念は確かにこのプロセスを大幅に押し進めた。だからギデンズのこの本〔『第三の道』〕では通常「旧左派と保守主義」の間のニューレイバーと述べている。しかし、歴史的に保守党の自由主義化が労働党に先行し、保守主義は時に自由主義の同義語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ギデンズも時に自身の新理論を「旧左派と自由主義の間」とも述べている。だが、ここで言う「間」とは決して等距離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指摘してお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まずギデンズはこの選択が国家が市場競争に干渉し両者がともに苦境に陥っているという背景のもとで、しかも前者の一方的な失敗の背景のもとで現れたものであり、「社会主義が計画経済管理の理論としては滅亡したことにより、左と右の間の主な境界線の一つが失われた。……今ではだれも資本主義以外の別の選択肢があるとは考えていないだろう。残った問題は、どの程度そしてどのような方法で資本主義を管理し規制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だ。」（漢語訳版46ページ）。

　次に、集団主義か個人主義かという問題について、ギデンズは「新個人主義」であって新集団主義でも、半集団・半個人主義でもないと明確に主張する（同36～39ページ）

　第三に、ギデンズは自由主義の最大の内在的矛盾は、個人主義と自由選択・市場論理の反伝統的性質もしくは「永続革命」的性質と、バーク、ハイエクが強調する伝統と連続性の保守主義的傾向の間の緊張である（同6、16ページ）と指摘する。ギデンズのこれに対する主張は、「家庭の民主化」と「世界的民主化」を基礎として「伝統家族」と「民族国家〔国民国家〕」を目立た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これら保守主義が擁護する伝統的価値の払拭を図る一方で、彼は個人の自由の削減には触れていない（同92～101、143～147ページ）。個人の自由と伝統への服従という二元的緊張関係の中で、ギデンズが明らかに前者の立場をと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言い換えれば、彼は実際は保守主義よりもさらに徹底した個人主義、すなわちより徹底した自由主義の立場をとっているのだ！

　ゆえにギデンズの主張は実際は「社会民主主義の復興」というよりは、社会民主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というべきである。しかし歴史を見れば、ギデンズの立場は別に驚くにあたらない。本書の中（同40～41ページ）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ように、自由市場哲学は19世紀には左派の主張とみなされ、右派の「トーリー党の父権主義的社会主義」もしくは「プロイセン式皇帝＝国王の国家社会主義」と対立していた。イギリスについて言えば、「名誉革命」から19世紀末まで、政治的な二大政党の対立はトーリー党（保守党）とホイッグ党（自由党）の対立であり、つまり右派の保守主義と左派の自由主義の対立だった。20世紀初頭になってやっ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労働党が勃興して二大政党の一つになり、左派主流派の立場を占め、自由党は中間政党に後退した。言い換えれば、自由主義は本来社会主義と保守主義の間の中間派であって右派ではなく、早期にはむしろ「左派」だったのだ。よって今日の左派の労働党が、「中間派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自由主義化であり、前世紀の左派としての自由主義の顔を取り戻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り、道理にかなったことなのだ。

　そして現実を見ると、ヨーロッパ社会主義（すなわち社会民主主義）と自由主義には以前から多くの共通点がある。ブランデルたちが指摘するように、国家の干渉と自由放任の二つの選択肢は経済と倫理・イデオロギーという二つの分野に対応しており、イギリス（実際は西側）には次の4種の政治的態度がある。

　「社会主義」もしくは伝統的西側左派は国家の経済への干渉（国有制、計画経済など）を主張するが、国家の倫理への干渉には反対する（すなわち倫理面での個性の解放を主張し、家庭の束縛・国家至上主義・民族主義・宗教的責任などの倫理的桎梏に反対する。婚姻の自由から今日の性の自由・堕胎の自由・同性愛の権利や「Make Love，No War！」〔60年代ベトナム反戦のスローガン〕という有名なスローガンは、いずれも西側左派の倫理的指向を反映している。注目すべきは、東側〔中国〕の「左派」には初期の「西側化」啓蒙段階を除けば、一般にこの指向が欠け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彼らの指向はむしろ以下にのべる「権威主義」に近い）。
　　
　「保守主義」は反対に、国家が倫理に干渉すること（宗教的責任の擁護、国家=民族至上主義、伝統家族、堕胎や同性愛の禁止など）を主張し、国家が経済に干渉することには反対し、自由競争・市場経済・私有財産制を支持する。（最後の一つは実際は保守主義の「自由主義化」後の産物であり、歴史的にはディズレーリ、ビスマルク時代には保守主義は経済的にも濃厚に「トーリー党父権制社会主義」の色彩を帯びていた）。ギデンズの言葉を借りれば、保守主義とは「一方で自由市場に惚れ込み、もう一方で伝統的な家族と民族に期待を寄せる」（同16ページ）指向を意味する。

　「リバタリアン」はこの二つの分野両方で国家の干渉に反対し個人の自由を支持する。彼らは経済的な自由競争を主張するとともに、倫理的な個性の解放を主張する。

　だが「権威主義者」はその逆に、この二つの分野で国家の干渉を重視し個人の自由に反対する。すなわち「国家社会主義」の類の経済統制も主張するし、「三忠於四無限」〔文革期の中国共産党のスローガン。毛沢東に対する無限の忠誠を要求する〕の類の倫理統制も主張する。

　以上の4種の態度の論理関係は下式のように表わすことができる。

倫理的統制 + 経済的自由　→　「保守主義」
　　 　 + 　　　　　　　 +
経済的統制 + 倫理的自由　→　「社会主義」
　　　↓　　　　　　　　↓
「権威主義」 　　「自由主義」（もしくは「リバタリアニズム」）（注1）
　　
　そうすると論理的には、「社会主義」とはっきり対立しているのは「保守主義」だけであり、「権威主義」とはっきり対立しているのは「リバタリアニズム」だけである。社会主義の自由主義化（経済に対する国家の干渉の放棄）もしくは権威主義化（国家の干渉の倫理・イデオロギー分野への拡大）、そして保守主義の自由主義化（倫理に対する国家の干渉の放棄）もしくは権威主義化（国家の干渉の経済分野への拡大）はいずれも論理的には可能である。下図参照。


　　　　　　　　　 　　　　　　　「社会主義」
　　　　　　 倫理統制の増加 　　　　　 経済統制の放棄
「権威主義」 　　　 　　　　　　　 ┼ 　 　　　　　　　　　 「自由主義」
　　　　 　　 経済統制の増加 　　　　　 倫理統制の放棄
　　　　　　　　　　　　　　　　「保守主義」

　80年代以降の実際の動きは、権威主義は瓦解し始めている。社会主義者は（ギデンズが表明したように）徐々に経済分野の国家統制主義を放棄しているが、倫理分野の個性の解放の主張は維持している。そして保守主義者は徐々に倫理分野の国家干渉主義を放棄しているが（それは中絶問題について特に顕著である）、経済分野の自由競争の主張は維持している。そして双方が権威主義との関係を断ち切り、自由主義の方向に移ってきている。これはもちろん歴史が「終わった」ことを証明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が、今後一定期間の大きな方向性は示している。それは東欧の西欧化、西欧の米国化、社会主義と保守主義の自由主義化である。イギリスの保守党はその前身であるトーリー党とはますます違ってきて、米国の共和党に似てきている。イギリス労働党もますます社会党とは違ってきて、米国の民主党に似てきている。

注1：「リバタリアニズム」と「リベラリズム」は微妙に違うが、ブランデル=ゴスチョークの四象限分析 〔John Blundell and Brian Gosschalk, 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7.
〕 の中にはリベラリズムはない。彼らは「リバタリアン」と「保守主義者」をどちらも広義のリベラリストとみなしていたが、前者がより典型的なリベラリスト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ない。

出典：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3080.htm

（転載自由・要出典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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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一）

秦暉：「第三の道」か、それとも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か？


一
　早くも五四運動以前に、中国では「中西文化の衝突」が起こっていた。20世紀末の改革時代に入ってから、「文化ブーム」の中の「中西」の争いが再びにぎやかになった。80年代には多くの人が積極的に西側化を推進し、90年年代には伝統の振興が主旋律となり、くわえて国際的なハンチントン式の「文明の衝突」論が一段とそれを盛り上げ、次から次へとブームが押し寄せた。

　また清末民初から、中国では「主義」の争いが始まり、50年代より前〔共産党政権が成立する以前〕は国内の「左対右」の熱戦〔国共内戦のこと〕で多くの血が流され、50年代以降は国際的な「資本主義対社会主義」の冷戦では臨戦態勢でにらみ合った。世紀の変わり目になって、国際的なイデオロギー闘争は冷戦の終結とともにだんだんと姿を消した。だが国内では、改革の進展と社会矛盾の深まりにより、「主義」の争いは「文化」の包装を脱ぎ去って再び「水面に浮かび上がった」。

　今日的な背景の下で、多くの国の民主的な公的権力機関――政府セクター――と競争的な市場組織――企業もしくは営利セクター――は高度に発達したが、同時に顕著な限界も露呈した。そこで「市場の失敗」と「政府の失敗」の叫び声の中から自治的な市民社会とボランティアの公益組織（いわゆる「第三セクター」）も発展してきた。それは国民国家＝政府機関（「第一セクター」）や市場＝営利企業（「第二セクター」）とは本来別の活動をするものだ。だが、多くの発達した社会は「福祉国家」を拡大して市場領域を圧縮するという社会民主主義的傾向と、市場秩序の拡大により政府権力を制限するという古典的自由主義の傾向を持っており、この両者が長期にわたって対峙してきたという伝統がある。そこで、ソ連型社会主義が没落し、「福祉国家」体制も困難に陥った「左派の危機」の時代に、「市場経済のグローバル化」の拡張に直面した反対者が第三セクターの国際行動に向かい、それに「オルタナティブ左派」の色彩もしくは「第三の道」の色彩を持たせたことは無理からぬことである。1999年のシアトル事件後この種の多国籍第三セクター組織は市場グローバル化に挑戦し、同時に開催国政府権力との間の「第三セクターの闘い」が世界各地で発生した。国内の一部の学者はその「ポストモダン」的意義を称賛し、国内プロセスをこの意味で「国際化」しようと努力した。

　それでは世紀の変わり目にあたって、激しい変化の中にある中国に身を置き、グローバル化と多元化が同時に進む世界において、「文化」の争い、「主義」の争いと「セクター」の争いの中で、私たちは自分たちをどう位置付け、自身と社会の運命をどうコントロールすべきなのだろう？

　「中西文化衝突」は百年以上になるが、新世紀の初めの親を騙し知人を殺すような「信頼の危機」に直面しているという中国の人々の恐怖の叫びは、今日の中国の「文化」の中では中国のものであれ西側のものであれ最も基本的な倫理が「希少資源」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百年来の「文化の衝突」によって得られたのは近代の市民的権利が実現せず、伝統的責任倫理が失われてしまうという結果だった。「西側の自由民主」と儒教的「伝統」道徳が共倒れになり、自由民主と儒教がどちらも失われた土地には、「始皇帝政治」とごろつき風潮の因果が巡り、強権主義と冷笑主義が互いに補い合い、強め合っている。

　「左右の主義の争い」は80年前から続いている。過去のスターリン体制はすでに灰燼に帰し、現在の資本主義システムも多くの問題を抱える。だが私たちの中国では、「自由放任」もなければ、「福祉国家」もない。一部の人は、「米国式の個人の自由にはいろいろ欠陥があるし、スウェーデン式の社会福祉もいろいろ悪いところがある。前者は平等を損ない、貧乏人に不利だし、後者は自由を制限し、エリートを押さえつけるから、我々はまねてはならない云々」と言っている。この言葉がもしブレアやギデンズの口から出たのなら、「自由放任も要らないし、福祉国家も要らない」という彼らの制度革新が一体どんなものなのか人々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とはいえ、一つの見識とは言えるだろう。だが私たちの中国でそう言う人に対しては「米国式の個人の自由が行きすぎというなら、米国の社会保障はどうなんだ？ スウェーデン式の社会福祉なんてできないというなら、スウェーデンの個人の自由はどうなんだ？ 外国の左派は米国の社会保障が少なすぎると責め、右派はスウェーデンの個人の自由が足りないと批判するが、私たちが米国式の社会保障、スウェーデン式の個人の自由が実現できたら、すごい進歩じゃないか！」と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まして「三つのセクター」の争いは言わずもがなだ。1968年の「プラハの春」がないのに、2000年の「プラハの秋」があるだろうか？

　両極に対する不満から、各種の論争の中で中庸の道が生まれた。「中西文化」の対立の中でも、昔か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結合の説があった。「左右の主義」の対立の中での、様々な「第三の道」も数十年の歴史がある。そして最近興った国境を超える第三セクターの運動と「NGOがWTOに反対する」風潮の中でも、NGOも必要だしWTOも必要だという主張に事欠かない。

　だが中庸の道が理論上いかに包括的であっても、実行したら大抵壁にぶつかるものだ。その原因について、人々は常々両極の力が大きすぎて中間派が弱過ぎるからだと不満を抱く。一部の人は2でなければだめ、別の人は10でなければだめで（誰が10を求め誰が２を求めているかはさしあたり触れない。自由主義者が10の自由を求めるとき、彼らの目には社会民主主義者は２しか要求していない。一方後者が１０の平等を求めるとき、彼らの目には前者は2鹿要求していない）、「（２＋１０）÷２＝６」の呼びかけは埋もれてしまう。疑いもなく、このような状況は歴史に多くの実例がある。

　しかし、往々にして人々はもう一つの可能性を無視している。もし健康な両極が弱すぎたら、中間派は強くなれるだろうか？ 例えばまだ１もないのに、２と10の中間数にどんな意義があるのだろう？ このような状況下では、２を主張する人と10を主張する人はまず１を獲得するために奮闘す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１を獲得するための奮闘」はもちろん２と10の間の第三の道ではなく、両者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に過ぎない。また、それは決して両者が妥協して互いに譲り合った結果ではなく、両者ともに自らの前提として必要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たとえ相手が要求しなくても自分が必ず勝ち取ら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基本目標である――それがたとえ最終目標には遥かに遠いとしても。

　例えば「文化衝突」に関して、人々は当然文化の多元性、文化の寛容性と文化間で互いの欠点を補い合うことを提唱できるし、そうすべきだ。この原則によれば、キリスト教、儒教理念とイスラム教は平和共存できるはずだ。だが、その前提は信仰の自由の原則が異端審問に打ち勝つことであり、この両者には共存の余地はない。もし異端審問が存在すれば、各種の文化と信仰の多元的共存が不可能となるだけでなく、私がトマス・モアを記念する文章の中で述べたように、それぞれの文化自体が窒息してしまう。ゆえに、全ての文化、全ての宗教は異端審問、異端弾圧に反対し、原理主義神権独裁に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原理」への反対ではない）。これこそが文化の多元的共存の基礎として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である。近年一部のキリスト教学者が孔子の言った「自分の欲しないことを、人に行ってはならない」を基礎とし、「グローバル基本倫理」を作ろうと提案しているが、それはもちろん彼らが「キリスト教文化」を放棄して「儒教文化」に帰依す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のではなく、「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を確立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なのである。
　
　また、「左右の争い」の中で、先進国の伝統的テーマは「自由放任か福祉国家か？」である。先進国の左派は国家が負う責任を拡大するよう主張し、右派は国家機関の権力を制限するよう主張する。この両者の対立には、明らかに一つの前提が必要である。それはまず社会契約的意味の「国家」が存在し、その契約のもとで国家の権力と責任が厳格に対応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権力は国民から授与され、国民に責任を負う。国民が国家に負わせるべきと考える責任の大きさによって、それに必要な分の権力を国家に授与する――明らかにこのような意味の「国家」とは民主国家だけである。この前提のもとでのみ、国家の責任の拡大（それによって授権を拡大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左派の主張と国家権力の削減（そうなれば責任の拡大は要求できない）という右派の主張の対立が成立し、そして「中道路線」の第三の選択肢が成立する。もしこの前提がなければ、もし権力が社会契約によって成立するのではなく、民主的な授権でも国民に対して責任を負うのでもなければ、国家権力が極大で責任が極小になり、国家権力を制限するという自由主義的要求と国家の責任を拡大するという社会民主主義的要求は全く対立構造にはならない。西側の「左右の争い」ないし「左右の間の」折衷的立場はそのような条件のもとでどんな意義があるだろう？ もし私たちの体制の弱者層に対する社会保障が米国にはるかに及ばなかったとしたら、一体どんな資格でその自由が多すぎると非難するのだろう？ もし私たちにスウェーデンのレベルの自由さえないのであれば、一体どんな資格があってその社会保障が多すぎると批判するのだろう？ もし米国式の「目立たない社会保障」とスウェーデン式の「目立たない個人の自由」さえ実現できていないのなら、「米国とスウェーデンの間の」中間水準の保障と中間水準の自由を議論することに一体どんな意義があるのだろう？ 最低限度の自由と社会保障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権力と責任が対応する民主体制が必要なのであり、これこそが中国の左右両派が堅持すべき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なのだ。

　「三つのセクターの争い」については、私が本書の中で論証しているように、「権力は公益のためにのみ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現代民主国家と「私益は自由な取引によってのみ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現代市場経済がなければ、現代の第一、第二セクターは存在し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し、本当の意味での「ボランティアによって公益を実現する」という第三セクターも存在しえない。そして「強制によって私益を実現する」「第四象限」から離脱し、権力を公益のためにのみ用い、私益は自発的取引によって得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こそが三つの「セクター」が存在するのに必要な前提である。またそれは市場経済・民主政治・自治公益の三者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でもある。このベースラインを基礎として、初めて「三つのセクターの争い」が存在し、「シアトル問題」が意味のある問題となるのだ。
　　
　先進国では、こ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は遥か昔に実現しており、すでに追求すべき目標ではない。それゆえベースラインの上の「文化」、「主義」、「セクター」の争い（およびこの種の論争の折衷）が前景に出てくる。人々はたまに特殊な状況下でのみこのベースラインについて言及する。最近フランスでのシンポジウムの際、私が「自由主義と社会民主主義の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について述べた時、一人のフランスの学者が「自由放任を主張する人と福祉国家を主張する人の間に、どうして共通の立場があるんですか？」と聞いて来た。私は「存在しないわけがないでしょう？ 最近のこちらの選挙〔2002年の大統領選〕の決選投票で、ルペンの当選を防ぐことが両者の共通の立場だ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と答えた。たしかに、今回の選挙の決選投票において、ルペンを代表とするネオナチ傾向が勢いを得るのを阻止するために、フランスの現代右派（フランス人は「伝統右派」という）――自由保守主義の共和国防衛連合――の大統領候補者シラクは自党の支持だけでなく、左派社会主義者――社会党とフランス共産党――の賛成票も獲得した。これは「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であって、「第三の道」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フランスの左派がルペンに反対したのは彼らの固有の立場からであり、決して右派との折衷のための妥協や中道路線ではないからだ。
　　
　フランスには歴史上左右両派の連合政権があった。それは第三の道の選択であって、互いに妥協しなければ連立などできない。しかし今回は違う。左右両派は連立するわけではなく、彼らがともにルペンに反対したのは両派の「重なり合い」部分に立脚したもので、双方もしくは一方の譲歩による「収束」ではない。社会党はもしルペンに反対しなければ社会党ではなくなり、共和国防衛連合がもしルペンに反対しなければやはり共和国防衛連合ではなくなる。これはいかなる第三の道とも関係ない。

　だがフランスではこのように「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が目立つことはめったにない。なぜルペンに反対するのか？ それは彼の当選がフランスが持っている多くのもの、すなわち左右両派が認める自由・民主・人権といった基本原則を脅かすからだ。だがこれらのものはすでに存在しているので、特殊な状況以外では（例えば今回のルペンの「予想外」の躍進）、人々は失う心配がないので、このような共通性は表に出る必要がなく、普段見られるのは左右両派の闘争と妥協だけである。
　　
　だが、もしそれらのものがまだ勝ち取られていないなら話は別だ。フランスの大統領選の後まもなく、米国の思想家ドゥオーキンが訪中した。筆者との対話の中でドゥオーキンは「ノージックとロールズの論争は水と油だ」と言った。筆者はそれは十分理解できるとは言ったが、私の視点から見たら必ずしもそうでもない。その時私もフランスの選挙の例を挙げた。後で考えたら、米国にはもっといい例があった。かつて南部に北部のような自由（後の左派からしたらもちろんそれは「ブルジョア自由主義」だ）を実現するために、社会主義者ウェデマイヤーはマルクスの賛同を得てリンカーン政府の連邦軍に参加し軍管区司令官になった。ウェデマイヤーとリンカーンの「主義」の違いは疑いもなくノージックとロールズの間より大きい。しかし自由がまだ獲得されていないときウェデマイヤーとリンカーンが直面していた問題はノージック、ロールズとは全く違っていた。もし今日のフランスの左右両派（彼らはもう共同で自由を「戦い取る」必要はない）が連立政権を組むのに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だけでなく妥協も必要であるとすれば、ウェデマイヤーがリンカーンの軍隊に加わるには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だけで十分だった――ウェデマイヤーがそうするのは社会主義を放棄した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し、彼が「第三の道」を選んだことにもならない。むしろ、もしウェデマイヤーが南北戦争で中立を維持したり、南部の奴隷所有者と一緒になって「ブルジョアの」北部に反対したりしたら、もちろん彼は自由主義者ではないが、「社会主義者」を名乗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不幸なことは、今日の私たちの中国には親「南部奴隷所有者」の「ニセ社会主義」者と「ニセ自由主義者」が大勢いることだ。だから私はこの種の「左派」とこの種の「右派」をいつも批判している。上にのべた「共通のベースライン」は決して折衷でないから、私は今は自由主義にも社会民主主義にも反対しない。あるいは将来自由主義と社会主義の争いが現実の問題になった時、私は原則的かつ合論理的に折衷的態度を取るだろうが、いま私たちに必要なのはベースラインを求め続けることなのだ。

　今日誰もがグローバル化を言うが、「グローバル化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イギリスの軍艦が虎門〔広東省の地名。アヘン戦争はここの砲台への砲撃から始まった。〕を砲撃し、マルクスが全世界の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団結を呼びかけた時から、Capitalist と　Communist の対立のグローバル化が始まった。冷戦終結後この対立は一段落した。しかし世界は「大同」しなかったばかりか、「鉄のカーテン」を再建して彼我を隔て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私たちには矛盾のある、そしてそれゆえに多元的な地球村に生活することが運命づけられており、依然として一種類ではなく多種類のグローバル化に直面している」。だが、つまるところ世界はやはり進歩している。これらの矛盾、多元性と多様性はますます上述のベースラインを基礎と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おり、ベースラインを破る堕落はますます多くの反対に遭っている。たぶん、これこそ私たちの中国が必ず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国際化なのだ！

出典：http://www.chinese-thought.org/jz/003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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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転載自由・要出典明記）

中国青年報：春節休暇を狙って北京市当局が出稼ぎ労働者子女学校を強制閉鎖（2）

　　崔各庄乡的打工子弟学校几乎都面临着拆迁，但有几所学校却还都没有开始动手搬家。那些桌椅、板、半年前刚刚安装的锅炉没有地方搁置，办学者希望为过去的投资得到“合理补偿”。

　　他们向各级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在各自的村委会、崔各庄乡政府、朝阳区政府、朝阳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之间奔走。但很少有部门作出明确的回应。村委会告诉他们，“既然是和房东签的合同，就应该去找房东”。拆迁办则表示，“我拆的是地上物，你们是办学机构，得找教委。”

　　2月8日腊月廿五上午，4名学校举办者和两名幼儿园举办者来到朝阳区教委。接待上访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很无奈，连说，就算要赔偿，“也应该是崔各庄给钱，不是我们教委给钱啊。”更何况，这些学校本来就属于“非法办学”。

　　位于朝阳区的63所打工子弟学校，只有14所获得了办学许可证。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告诉记者，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条件很差，几乎都无法达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办学要求。“已经是将办学标准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来这14所。从2005年开始，再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取得过这类许可证。

　　正在上访中的好几所学校，都曾被教委要求过“停办”。可这群举办者坚持认为，“教委就是我们的娘家”。

　　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教委常常给他们开会，对这些校长和教师进行培训。在大望京村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时，他们也曾经按照教委的要求，“无偿接收大望京村的学生”。

　　目前，朝阳区的外来人口子女达10万人，占整个北京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四分之一。公立学校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这样庞大的群体，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尽管它们中的许多已存在超过10年，但毕竟缺少一张“办学许可证”，而这恰恰是获得赔偿的关键。

　　半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的赔偿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尽管这已经不是第一所或第二所面临拆迁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至今仍没有“有关部门”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问题不可能一天就解决。快过年了，等到春节后我们会帮助协调。”在接待上访中，朝阳区教委作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我们肯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

　　在区教委待了近3个小时后，这些校长带着这个答复离开。

　　在这场拆迁补偿的博弈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打工者及其子女，却是缺席者。

　　住在文学校附近的蕾蕾，她的父母在奶西村开了一个小饭馆。蕾蕾1岁的时候来到北京，今年上二年级，但她还没有“进北京城里玩过”，最喜欢去的地方只是“隔壁的小朋友家”。

　　蕾蕾的父母每天都能看到那座正在被占领的学校，他们听说自己的小饭馆也快要被拆了。未来是如此迷茫，“搬到哪里去？再找什么学校？我们也不知道。”

　　在能够联系到的尚未离京返乡的家长中，尽管有些是从记者口中才刚刚知道学校即将被拆，但他们的表现都很平静，“拆了就重找地方，还能怎么办？”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他们只能向更远处迁移。这个城市可能已经让他们习惯了不断寻找新家。

　　也许，孩子们刚爱上自己的学校，但他们不得不离开。

　　文学校四年级的小骥在学校外面和小朋友玩。天气太冷，他被冻得鼻涕都淌出了半截，却很兴奋地从院墙外看着狼藉的校园。有人问他，“你知道学校里为什么变成这样吗？”

　　他吸了一下鼻涕，很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学校要把滑梯盖得更好。”

　　半个月之后，谁将在紧锁的校门前告诉他真实但残忍的答案？

出典：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2-10/120719668943.shtml

 

中国青年報：春節休暇を狙って北京市当局が出稼ぎ労働者子女学校を強制閉鎖（1）

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 赔偿诉求无答复

2010年02月10日12:07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赵涵漠 文并摄

　　穿粉红色棉袄的小敏正站在学校门口向里张望着，她不敢走进去。校园里面，小伙伴们曾经在趣味运动会上进行拔河比赛的麻绳，正被一群施工人员用作砍柳树的工具。

　　这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叫文学校。这里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子女。家长们选择了这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承担在这附近便宜的房租，尽管这里距离北京的心脏很远，他们只能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

　　小敏今年上六年级，“爸爸是开车的，妈妈在面条厂”。她来到文学校刚刚一个学期，因为她此前在朝阳区雷桥村就读的另一所打工子弟校已经被拆迁了。新学期过去，她开始交到新朋友，却还来不及记清自己的新老师叫什么名字。

　　“学校怎么了？”小女孩看着这一切，瞪大了眼睛问。

　　文学校的校长崔克忠就站在一旁，但他也无法给出答案。这一天是2月7日，农历腊月廿四。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如果进得去，每次下雪都是我扫校园。”这个40多岁的东北男人望着被大雪覆盖的教室屋顶和操场地面说道。

　　但半个多月来，他只能这样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心血。据他回忆，从1月19日开始，学校的大门就被人锁住。有人告诉他，“是村联防上的锁”。2月7日上午9点，他来到学校时，校门刚刚打开，某施工队蜂拥而入。他跟在施工人员的后面，才得以进入这所他已经营了7年多的学校。

　　他知道，这个学校保不住了，要拆了。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于2009年7月召开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文学校所在的崔各庄乡就位于其中。奶西村村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并未接到关于腾退和拆迁具体时间的通知，但因为政府预计在今年年中进行拆迁，因此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这些准备就包括村集体于1月中旬解除与崔克忠的房东张啸(本村村民)的合同，收回文学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该工作人员称，他对文学校内正在进行的施工并不了解，有什么问题“应该找房东谈”，但那里“确实是我们集体的地方”。此时，距离崔克忠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到期还有3年时间。

　　崔克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村里在锁门后限他3天腾退。“那么多桌椅、设备，我怎么腾退？我没有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

　　重新进入学校，他发现，自己的校长室像是经历了一场洗劫。门玻璃被砸碎，教材、试卷、教具、抽屉被撒了满地。一

　　不留神，就可能踩到几沓从箱子里倒出来的学籍卡。两位曾经获得第一届新公民园丁奖的老教师的获奖留念也被扔了出来。孩子从老家带过来的疫苗接种卡，散乱地摊在地上。

　　没有人声称为这强盗般的行径负责。崔克忠小心翼翼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疫苗卡捡起来，“这要是给孩子弄丢了怎么办？”他一直重复这句话，“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孩子带回老家。”

　　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当他被宣告必须腾退的前3天，这所小学就已经放假了。直到现在，那些回老家过年的家长和学生还不知道，等到春节结束，孩子就可能无处求学了。

　　文学校一共有200多名学生，而这所学校几乎是整个崔各庄乡面临拆迁的打工子弟校中学生最少的一个。据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介绍，崔各庄乡将要被拆迁的学校大概有20多所，学校人数多则1000多人，少则200余人。

　　几所打工子弟校校长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办法通知家长“开学别来了”，因为打工者一旦回到老家，往往都会立刻停掉北京的手机号，换成当地号码。

　　“正月初八来上学的孩子怎么办？难道要看着铲车推平学校吗？”一位校长激动地说。

　　这些学校这一次遭遇的困难，是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中国地质大学的志愿者易国强在打工子弟校做志愿者时，觉得这里“条件比我们农村老家的小学还要差”。另一位来自外企的志愿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几乎认为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墙面甚至都不平，讲台就是用水泥砌了个台，板只是涂了几层漆”。

　　在一堂名为“我们的城市”的课上，胡搏发现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一顿麦当劳，但她同时也发现，“这里的学生看上去挺快乐”。

　　这些孩子的父母从各地来，在北京城里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做装修工人、计时工，或者以卖煎饼、捡废品为生。在文学校，许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栏中就填写着“奶西市场”。在这片平房中，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个“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必须因为学生的特殊情况而将学校改变得更适合他们。在北皋实验学校，因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学生可以在老师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点半，校长李俊山总是担心“他们回到家一撂下书包就去网吧”。

　　在文学校，崔克忠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们常常搬家，这里的孩子流动得太快，“能在这念3个学期就算时间长了”。易国强也发现，每一次在这里做志愿者，“总有一些过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见了”。

　　但这个校长还是要求老师们时常进行家访，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样”。他们为一个男孩免掉学费，因为他直到六年级“几乎没穿过新衣服”，常常穿吊脚裤，甚至是妈妈的女式毛衣。这个男孩现在在这所学校里读他的“第二个六年级”，因为家里担负不起他上初中的费用，于是就恳求校方让孩子在这里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师总是记挂着另一个女学生。据说，她的父亲好逸恶劳，女儿13岁的时候，就想给她“说人家，拿彩礼钱”。为了保护这个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里住了一整个学年。没想到，假期时，女孩回到爸爸家里，就再也没了消息。最后祝欣听说“她才16岁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

　　“我们投入越多，就越伤心。”崔校长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学校。2009年9月，他刚刚将这里重新装修一番，教室外的墙上涂着孩子们喜欢的红色、黄色和蓝色。

　　可是现在，柳树的树枝已经被砍光，孩子们再也不可能在夏天里坐在柳树下读书了。本来崔克忠还想多盖几间教室，但校园西侧刚刚搭建的钢筋也已经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队的一位指挥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里要全封起来，盖三层楼。”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谁雇用。

　　“看到你们这里，我心凉了大半截。”北皋实验学校校长李俊山看到文学校的现状后说。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锁，而是崔各庄乡政府下达的《关于提前做好拆迁腾退中停止办学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范围内的非住宅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结束”。

　　这位开办了两所学校的校长常常说：“咱不关心国家大事，咱也关心不了。”但这一次，“大事”将渺小的个人遮蔽了。鲜艳的红色条幅挂在了实验学校的院墙上，“响应腾退政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秦暉：社会民主主義と「警察ポピュリズム」－－「人民独裁」論とその転換（4）

　　“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而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然而那“10个工人”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 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
　　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1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专列一章日“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另一章中,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
　　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

出典：http://qkzz.net/magazine/1008-2026/2008/05/2522538.htm

秦暉：社会民主主義対「警察ポピュリズム」ーー「人民独裁」論とその転換（3）

　　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按:即指农民)……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按:指普列汉诺夫)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列宁为此引了《宣言》中关于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等语,并断言:从《宣言》发表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其他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在对草案的又一处意见中,他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不满,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和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
　　可见,在当时的列宁看来。能够获得多数人支持就不需要“专政”。需要“专政”就是因为他认为无法获得这种支持、至少是无法保证这一点,而这又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落后、保守和“半反动”。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恐农症”。
　　这样,“专政”就不再是从古罗马到马克思时代的战时状态、“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紧急措施”。而变成不仅延续到和平时期。并进一步延续到“永久”的做法:“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永久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永恒斗争。”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尽管主要由于列宁的坚持。“专政”的提法最后还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保留下来,但他那种由于多数人落后所以需要少数先进者实行“专政”的想法并未写进《纲领》,显然也不为许多人接受。当时列宁在修改意见中声称: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讲废话……”曾与马克思通信的老资格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当即在页边批驳日:“对千百万人民!你试试看!”
　　显然。列宁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的“专政”变成了特卡乔夫的“专制”国。民粹派是主张“人民专制”的,但他们并不赞成“恐农症”。而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乃至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认同“农民落后论”,但却不同意特卡乔夫理论,不支持用“专政”来对付哪怕是“落后”的多数。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
　　1918年1月,由苏维埃政权自己组织的、被卢森堡称为“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权并且在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举行的一次人民投票”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只因布尔什维克竞选成绩不佳,就被列宁下令武力驱散。这场事变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不久便发生大规模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
　　1917年后列宁多次说“民主”与“专政”、哪怕是“一人专政”可以统一:“苏维埃——即社会主义民主——和一人行使专政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本质的矛盾”。而到了内战时期,他便公开强调“专政”与“民主”的对立。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对对立概念便频繁、广泛地出现在苏俄公共生活中。有趣的是:尽管官方理论总说“民主”与“专政”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是文献中只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举。而几乎没有见过“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举。流风所及,这时往往连两个词组前面的“阶级”定语都省去,而直接强调“民主”坏、“专政”好:1918年,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托洛茨基声称“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不适合革命的需要;1920年,列宁声称“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同年列宁还发表了重头文章日《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广见于报刊,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就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两者的对立乃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