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いつくまま

みどりごを殺す「正義」はありや?
パレスチナ占領に反対します--住民を犠牲にして強盗の安全を守る道理がどこにあろう

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三)

2007-10-27 23:35:21 | Weblog
七、死在北京,自然结案
   
   在上访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在北京,自然结案。
   很多访民,在漫漫上访路上,由于身体原因、经济原因以及北京与地方截访人员的殴打与牢狱的摧残,或者政府所雇佣帮的暗杀,其生命就终结在上访路上了。但关于这些方面,由于无从考察当事人,便自然而然被人们完全遗忘。毕竟当事人已死,便一了百了,被控告投诉的某政府或官员就不再感到任何压力了,所以这案子自然就终结了。
   关于这种感受,凡是上访者,无人不深有体会和感触。所以,自他们迈上上访路的那一天起,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最怕死亡,因为死无对证啊,再不要说还有人继续为根本没有昭雪的冤案上访下去了。

八、访民之歌
第一首:
上访才知路艰难(京剧《红灯记》浑身是胆雄赳赳配曲)
亲口吃梨知甘甜,上访才知路艰难;
两办胡同截访人墙栏,想进两办难上难。
地方和两办,上下都串联,
各省市截访,心肠实在残;
众冤民闯进两办要提防,狼拖狗拽更猖狂;
不注意随时填表也被抢,到那时冤民可就遭了殃;
上访的冤案没办完,冤民先遭打骂关。

第二首:
访族就盼这一天(不忘阶级苦配曲)
1、天上布满星,上访到北京,冤假错案贪官定,进京找包青。来到北京城,心灰意又冷,想找公正,想找公正,天天把表登。可怜我们上访族,都把青官等。
2、访京多少年,天天在喊冤,春夏秋冬都心寒,情丝白发变。信访踢着玩,冤民无人权,案子空中案子空中,都把足球看。可怜我们上访族,向谁喊冤?
3、中央国务院,信访是两办,部委高法开信函,都是废纸单。省市不办案,乡县最暗,村委权利村要权力,大于国务院,可怜我们上访族,哪里有青天?
4、 共产党有清官,案子您督办,执政为民荣辱观,不能嘴上淡。盼望除贪官,维护俺人权,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美家园。可怜我们上访族,就盼这一天!就盼这一天!
(访民韩洪布2006-4-10)

第三首:
冤民盼安南,向您要人权
1、 联合国安南, 中国冤民盼;帮助解决中国难,维护公民权。2、安南您有胆,私访北京南 ;深入现场仔细看,一目都了然。3、人民最高院,接待来访办,东庄“幸福'”大街上,墙上都贴满。4、 张张事实谈,案案都是冤:冤民睡在大街上,被子是蓝天。5、 人大国务院,安南您去看;各省接访人墙拦,您把冤民扮。6、 亲身您试验,步步都艰难;等到上楼去接谈,您要过五关。7、想进国务院,保安把门看;进去领表排队站,这是第一关。8、进厅第二关,保安把表看;如果您要没有表,请您旁边站。9、窗口第四关,登记材料看;盖章之后上楼谈,小鬼又阻拦。10、楼上接谈员,胡搅又蛮缠;接谈看你不顺眼,撕表叫保安。11、关公过五关,六将都被斩;虽然闯过这五关,接访忽悠俺。12、联合国安南,帮助除贪官;特色中国新平安,解决冤民案。13、洪布用笔谈,作词安南看;洪布相见您安南,只能电视看。14、冤民实在冤, 安南您看见;依据联合宪章办,维护俺人权。

九、畸形制度下的特有现象


   上访者的问题为何久拖不决?法学专家以及很多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乃是因为一党专制下的司法制度缺乏独立、统一、完整的司法权。信访部门的批示,不仅没有法律地位,还是绝对服从于政府指令的一个小小行政机构。对上访者的问题只有传达的责任,没有解决的权力。当司法制度缺席,即使上访者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与牺牲,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其所想象中的正义与公道。所以,上访者把接待他们的信访官员的态度总结为三个字:踢皮球。
   有人上访“战斗”了51年;有人上访15年间,光一个信访办就“拜访”2018次;有人被强制收容遣送152次;有人上访途中丢了老伴,甚至被迫失踪。超过90%的上访者,明知无望,但仍滞留北京。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上访,就已有家而不可归了,上访起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事实上,当上访者迈到请愿路上时,就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丢失了。最后,每个人都患上“寻求正义导致的神经疲劳症”。他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全部扭曲变形。
                           2007-8-11
「人与人権」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715


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二)

2007-10-27 23:31:41 | Weblog
五、安徽少女上访20年发变白发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于2005年8月3号介绍了安徽省农妇王凤枝20年上访发变白发的痛心历程。报导说,为了解决一桩冤案,这名原本清秀活泼的青春少女现已头发花白,至今仍然独身一人。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当代“人间悲剧”。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其他上访人员身上。上访村附近,记者在傍晚时分看到一群群刚从信访接待部门返回的上访人员聚集到一个小公园里。他们有的在歇息,更多的人是在互相交谈,沟通情况,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厚厚的申诉材料。一看到记者,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反映情况。
   一名双手残疾的四川上访人员说,他是由于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致残的,他要求赔偿,始终没有结果。记者一问才知道,这位蓬头垢面、衣杉褴褛、看上去50来岁的男子其实只有30多岁,至今尚未成家。当他向记者讲述过去7年来的上访经历时,两行热泪顺着面颊缓缓流淌,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
   另外一名上访人员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生活没有着落,没法过正常生活。孩子一个18,一个16,姑娘考上县里重点中学,儿子明年要考大学。最起码,一年3千块钱,两个孩子就是6千,我拿不出来。我没法面对孩子,只好来北京告状,希望有一天对孩子有个交代。我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他们踢皮球,踢过来踢过去的。谁知道就是这迟到的公正啥时候能到?”

六、无奈“制造事端”

   当大量上访公民问题不能解决,绝望中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引起高层领导的直接关注。重庆云阳县农妇雄明丈夫打工的工钱怎么也要不回来,这样案例在中国遍地皆是,可她碰巧遇上从家门口走过的温家宝,温的一句话当天晚上就解决了。结果这个幸运的农村妇女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她的故事给很多上访者鼓舞。上访者盼望领导的直接关注,就像癌症晚期的患者相信灵丹妙药一样,不是他们不知道这希望渺茫,而是为了这希望甚至已经成为支撑他们历尽命运的不公和摧残而不倒下的信念。
   有个山西上访妇女对记者说,她有一次在车站千真万确远远见到胡锦涛了,等她跑过去,主席已经上车走了。她责怪自己:都怪我反应慢了一步,我远远地喊胡主席,他没听见。还有东北来的大婶告诉记者,她天天守在最高法院门口,终于有一次她等到了肖扬的座车出来,没有关严车窗,她拼命冲上去,想塞自己的诉状,只差一步被武警拦住了,她扔出自己的申诉材料,可惜太轻了,没有扔进车里去,她惋惜地比划:唉,就差那么一点点。
   事实上上访者很快就会明白在北京要象雄明那样遇上领导微服私访,比等待中福彩大奖的机会还渺茫,即使遇上领导下基层,要想和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攀谈更是难于上青天。国家领导身边的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准备应付恐怖分子,要是有几个普通上访者就可以突破警戒线,那岂不成了国际笑话。
   于是绝望的上访者只有通过制造轰动性事件,才会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中国农民调查》中就记录了这样令人痛心的故事。当法律途径被堵死,走投无路的王营村赴京上访群众最后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这一悲壮的举动,终于触动了庞大的官僚机器。中央有关部门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当场还上访农民公道。历尽艰辛的上访者此时仿佛在做梦一般,止不住相拥而泣,老泪纵横。
   但这种“漏洞”很快就被堵上了,2004年北京市出台《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其中明确表述“打横幅”;“呼喊口号”;“拦截公务车辆”都被称作“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于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到天安门等重点地区的上访人员”“由公安机关送交信访部门,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带离现场由信访部门交由上访人员所在地党委政府或单位接回教育处理。”
   对上访冤民,媒体和政府部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话语模式,比如前不久在北京某机关报的报道“少数上访人员,为达到个人目的,策划组织,并煽动其他上访人员非法聚集,欲到天安门广场、钓鱼台国宾馆等地上访,以制造事端。”其中的技巧就是先将其中的带头人划到人民的对立面,强调其是“少数”、“极个别”、“一小撮”,接着挖苦其动机不纯“为达到其个人目的”,解释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煽动其他上访者”,最后给活动定性“制造事端”。顺理成章,“不明真相”的群众要“进行批评教育”,蓄意“制造事端”者“依法坚决打击”。这样的表述有很强的专政色彩,使打击访民有了维护稳定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北京市维护形象的逻辑,既然天安门、钓鱼台等属于国家的面子,上访人员不得停留;那么对一个省会城市来说就可以得出类似省市政府广场一类的地区上访人员不得停留;而到了县城里,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县政府县人大周围上访者不得停留,否则就是“制造事端”。

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一)

2007-10-27 23:20:25 | Weblog
冤情似海:北京上访村
郭永丰 (深圳)

有人上访15年间,光一个信访办就拜访2018次;有人被强制收容遣送152次。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上访住在屋檐下, 下雨挨雨淋,来风遭风刮;白天两办去上访,晚上回来棚里趴。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碎板簿膜墙根搭,昼夜检破烂,生活全靠它;白天父母去上访,兄妹二人守着家。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扔掉衣服检着它,夏天炎日晒,冬天霜雪打;春天三月两会抓,秋天城管违法扒。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扒掉冤民再重搭,城管一时砸,棚料全部拉;上访材料被搜刮,冤民重建上访家。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冤民何时离开他,清官再出现,贪官全部杀;首都北京他再好,不是冤民温暖家。(用闪闪的红星插曲唱)”
以上是访民韩洪布2005年写的一首歌词“上访的家——北京南站东侧缩影”。


一、鬼子“进村”

2007年8月5日晚11时左右,正在北京上访的访民刘学立打电话说,上访村、南站又开始大规模地抓捕访民了。在南站,十几辆警车,几十个警察和三辆大客车进到上访村和南站,见到访民就抓,肆无忌惮,野蛮粗暴。

由于是午夜时分,劳累一夜的访民绝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梦乡。但听说“鬼子”进村。所有人匆忙爬起来,这些人中有老人、残疾人、小孩或女人等,他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抓捕面前,所有人都哭着、叫着四散奔逃。而被抓到的人只好任其宰割,仿佛老鹰抓小鸡似的被拖着,扯着,拉着,拎着,甚至拳脚相加地踢打着,扔到大客车中。

由于这种抓捕行动极其频繁,几乎在北京所举行的每个大型活动里都要开展一次,比如这次的抓捕,访民刘学立就分析说,8月8号是奥运会开幕倒记时一周年,官方将有大规模庆祝活动,所以就要将访民提前清走。

现在,许多访民由于长期在北京上访,对付警察抓捕已很有经验,许多人听说当晚警察来了,纷纷逃出访民聚集区,而警察和保安们则跟踪追击,他们甚至追到附近的公园草坪、天桥等访民露宿的地方去抓捕。刘学立说,被抓的访民肯定会被送到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龙江省鹤冈市在京访民张国良说,他们有二十几人刚从小旅馆里被抓到一辆大客车上,现在大客车正停着,不断有访民正在被抓上来。

来自内蒙古的访民孙玉昆老师说,警察进到上访村,那可比日本鬼子进村野蛮多了。比如他们来了二话不说,一脚踹开破棚屋,并把棚屋彻底掀翻,也无论你是残疾人还是老年人,是否正带着心脏起搏器,几个人同时上来,拖了就走,就象拖死猪一般。也无论你在那里放了什么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反正一切都不管。一时间,拥有成千上万访民所居民的上访村,哭声喊声一片,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场面极其壮观。


二、上访村的由来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不到被官方命名的北京上访村,但长年奔波的上访者们却无人不知:它位于北京永定门幸福路周边。在这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又一群不幸的人,成千上万张嘴只会喊:冤。

他们是从九百六十万公里的中国土地上的各个角落里蜂拥而来申诉冤情或抗议请愿的人,被通称为上访者。中共中央与政府机关接待上访者的办公室大多设在附近。由于聚居的上访者多了,就自然形成一个大村落,于是便被称之为上访村。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周代,就有史书记载关于“击鼓鸣冤”、“拦轿下跪”的上访方式。今天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它其实是指民间百姓对一些无法解决或解决了又显失公平的问题或情况,向上一级或中央政府的申诉并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或希望透过专制党皇帝——“英明领导”的额外作为得到最公正解决的一种看似比较便捷的行为模式。它被解释是补充国家管理制度“不完善”的一种方式。

这种制度的存在,是有几项必要条件的:1、非公民社会。人民没有选举领导人及影响政策的权利;2、人民相信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智者”或仁慈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相信腐败不是制度的问题,地方以外必定有“青天”存在的,尤其对中共高层官员期望过高;3、它是一种行政手段。只有一个缺乏完善法律制度,或者总是虚置有关法律制度的国家或社会才会如此普遍存在。


三、各种访民的沉痛遭遇和教训

历经岁月和制度的磨难(炼),上访者大多都脸颊深陷,眼睛突出,双眸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里面藏有被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申诉冤情的材料。

一个个血泪的故事,当中包括干部贪污腐败、地方当局野蛮圈地、酷刑、司法不公、“文革”后遗症、地方发展强迫迁徙、杀人命案等等。

中国国家信访局公布的信访数字是每年1000万件。上访数位每年则超过50万人次。一位信访部门的高级官员承认:上访者80%是农民。80%的问题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80%是基层政府或官员不作为或故意刁难所致。而中国信访问题专家则称,仅0.2%的上访者问题能获解决。

针对这种现状,那些已上访完全绝望的访民中,有人就把自己武装成人肉炸弹,与执法者甚至政府高官同归于尽;有人将含冤而死的亲人的头颅割下来提着上访,期望能得到高官重视;有人到天安门广场撒冤情传单,立即被警察拘捕;有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体,却趁机下跪喊冤;有人冲闯中国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地中南海,或正在商谈国事的人民大会堂,不是被劳教,就是被逮捕入狱;有人拦截中央首长乘坐的车辆请求给其案子写“批示”(即享有特权的上级,命令下级绝对服从的书面意见),反而被地方当局强送精神病院。等等。

但他们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理会,反而遭到粗暴对待。中共中央政府一再向人民宣告,说要依法治国,实质上是以法愚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规定上访是公民合法的权利。但更多的上访者说:看得见的,是成堆码放的法律文本。但我们却始终看不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不仅如此,上访者还是国家政治卫生的天敌。上访者赴北京请愿抗议,影响地方官员政绩。地方当局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轻则关押十天半个月,重则送进精神病院终身监禁。甚至用焚尸炉阻断上访者上访反映问题。

针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的政策则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杜绝上访。往往把上访者的申冤推送回原籍,或将其强制收容遣送回去。上访者开始是为冤情而上访。后来冤情慢慢淡化,上访本身转而成为主要目的。有的甚至成为职业上访者,协助其它人上访。


四、截访者也“可怜”

在人们的印象中,访民最可怜。可2007年7月13日晚,民生观察记者在采访来自新疆石河子市七位截访者时,更多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处处“可怜”。

7月13日晚十一时多,被非法软禁在石河子市驻京办已达三天的冯永记、唐卫红等三位石河子访民,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电话一打通,就听到冯永记在电话中大声吼到:“这是人权记者,你们也来谈谈”。
冯永记说的你们就是指三天来软禁、跟踪她们的七位截访者,这里面包括石河子市中级法院一人、石河子市公安局一人及下属公安分局一人,还有149团二人等。

没想到在经过短暂寂静后,电话那头截访者真的拿起电话接受了记者的询问。在记者自我介绍后,记者首先请对方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只听对方说:“我们是地方政府派来的,没人派,我们能跑几千里路到这儿来吗?”“我们的身份是不可能告诉你的”。这时,记者又听到冯永记等人在电话旁边大声吼道:“说出你们的身份职务!”。一个人做事,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敢报上来,此其“可怜”一。

冯永记对记者说:“今天白天,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们去全国人大交表,他们跟着;我们去修手机,他们也跟着”“现在我们被关在石河子驻京办一套间内,我们睡里面,他们在守在外面,他们根本不敢睡觉,生怕我们跑掉”。如此辛劳与紧张,此其“可怜”二。

在电话中,截访者一再表示:“我们当地政府收到了让把她们接回去的函,我们能不把她们接回去吗?”“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没办法”“我们在这儿等回去的票,等了几天了”。据冯永记介绍说:“我们做任可事,这些人都要打电话去请示”“我这是第九次来北京上访了,以前都是一些干部来接我们回去,吃饭时满桌子大席,这次来的都是一般人员,他们一天十块钱的生活标准,有时就只吃大饼”,如此没有决策权,生活标准如此之低,此其“可怜”三。

在整个谈话中,记者明显感到截访者们的不自信,他们说话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这是他们自知理亏的表现,这是他们良心受到谴责的表现,记者想,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可怜”之处。

楊憲宏+王丹+黄:鼎談(4)

2007-10-07 23:19:52 | Weblog
黄:关键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变成同类。 既然中共说要人权民主,我们也说人权民主,胡温政权实行的也是亲民政策,他的亲民政策只是在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不能够否定他这个亲民政策是假的,不能因为某个个案就说亲民政策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他们弄出来忽悠老百姓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天网开展这一块只是在不顾忌既得利益集团下的人权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当我们和他们变成共同追求民主人权的同类,至少我说的是口头上的同类吧,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打压就要少一些。 如果你把他说成是地球上最暗、最法西斯的一个群体,8000万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我想你要开展一切工作都是寸步难行。 杨宪宏:是,王丹你刚刚谈到很关键,这个空间要自己找啊。就是说某种程度去改变共产党。 王丹:我是说政府和民间都是在互动的,互动有不同的方式,从民间讲也有不同的立场,包括你对政府是怎么认识的,你要给他讲互动,总之政府和民间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互动可以是敌对的,也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互不理睬的,但是一点要动起来。过去政府和社会隔了一层道,叫做单位,一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都被单位给稀释掉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就是僵硬的,那今天有这样的互动我都认为是很好的。 杨宪宏:只要互动就是很好的,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黄先生在最后我想请你也谈一下就是说,王丹先生认为这个互动少了,就是说他想回中国去,最好的互动就在中国啦。 王丹:光我动了他们不动,没有互动。 杨宪宏:怎样让共产党也动起来? 黄:要让共产党动起来,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我们必须在民间维权中实干,逐步集聚更大的力量。 你有了力量以后,你给别人谈什么要尊严、要民主、要人权,什么东西都会唾手而得。但是,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每天去祈求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 强者不会向弱者施舍什么。 杨宪宏:这倒是正确的,其实或许王丹先生也会同意黄先生这个观点,不过不要忽视真正弱者的力量。我是最喜欢讲这句话的,就是无力者出力最有利。我是无力者理论啊,其实历史就是无力者到时候一齐出力就改变了。所以说如何唤起无力者在中国感觉到自己要出力了,你说这无力要我出力,那就是真正的力量者都没有了嘛?如果一旦无力者出力,再强的有力者都倒台啊,这是历史多次几千年来告诉我们都是如此。 王丹:对。 杨宪宏: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王丹先生,非常谢谢黄先生,我们在空中交谈,谢谢。 王丹:黄先生再见。 黄:好,王丹先生再见。 杨宪宏: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转载自: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8&aid=435

楊憲宏+王丹+黄:鼎談(3)

2007-10-07 23:16:21 | Weblog
王丹:实际上这个状况都说所谓的胡锦涛那个,实际上我认为是比江泽民时代控制的更紧了。其实像我们这样,保括魏京生、王军涛等等被释放,也都是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的时代你很少看到,再释放被关押的著名人士。包括杨建利美国关注程度非常高,杨建利是坐做满才出来。胡锦涛这个核心在政治上实际上是更严苛的。这个其实现在包括国内很多人也都可以看到,只不过说,他们会比江泽民时代更会在政治上做一些包装,嘴上会说得比江泽民时代更好的多,但实际上呢是真正操控方面技术上操控的更紧,或者说技术上更新颖化,手法上更精明化一些。 杨宪宏:我也满公然的,像这种把人就抓走或者是关精神病院,这个我觉得是怎么回事? 王丹:在网络上发表几篇文章就可以判到十几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杨宪宏:黄先生,17大到了,你有没有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黄:17大到来,我们还是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中间朋友的压力。包括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义工还有访民,他们时常打电话给我,特别是这一个月时间,被绑架回去、送精神病院、看押或者是劳教劳改逮捕的朋友们,很多很多。 实际上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有那些区别,我感觉最关键一点就说胡锦涛时代对于境外涉及的维权力量或者民运人士的打压是非常严厉,从不手软,只要境外介入马上全力打压。 但是相对说来,胡温政权由于他强调一个亲民政策,所以说时常在那个民间维权这一块来说,它比江泽民时代要放得适当宽一些,因为在江泽民时代很多老百姓是被关押轻而易举就被判刑,那个时代由于没有网络这个东西,很多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说站在中国大陆来对比,实际上是现在的当局对访民对维权者对民间维权者采取的方式方法很多,不是一概而论的判刑、送进精神病院等等,而是监控、打招呼、上门干扰。这种手法至少比那个随意拉进去判刑、送精神病院要好狠多很多。
擦枪走火跌跌撞撞 杨宪宏:这个黄先生你提醒我,其实我曾经想过,很早以前我就想做今天这样的节目,非常着急。可是呢,你知道嘛,我对当时可以拿到的资料,我其实都不是非常相信,好了,就算相信了,能不能说黄透过空中交谈也没有机会,因为相互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度还是要有基本的,否则很难进行。可是有了网络以后,特别是这几年。 黄先生你不记得,我经常爱问的那句话当前中共会让网络继续存在嘛?他不会像北韩那样一刀把他给剪了,反正就说天下无事了,天下太平了。中国的维权人士,中国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就根本不可能通过互联网来互相互通,拿这些活动就某种程度回到不是江泽民时代,而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去了。可是我一致都有这样的顾虑,说会吗?会吗?但是大部分的中国朋友都告诉我,不会!不可能!这个网络中国是已经离不开网络,这个中国政府也不可能管制,就是再会管制,他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都会克服的还会来。 我们这几年做的这些节目,必须讲是透过网络做了很多的功课,还有了熟悉感,所以我们交谈访问都可以进行,很顺利,原因就是我们的功课都是透过你们平常在网络上就有了很多累计的资讯,我们确信这些资料经过比对,我们知道即使有时候他也会假造,有些网络假造你们的名字这样来做,我们也可以辨识,说得很清楚,彼此的熟悉度都有了,那么信赖度就会加,就能够继续做这样的节目,就可以扩大这样的影响力。我要问的就是说,中共当局你难道不知道吗?他难道不知道明白着这样的情况即时在发生嘛? 黄:我先说一下,杨宪宏先生在大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对我们读者和网民熟悉的一句话,是中国维权活动“擦枪走火跌跌撞撞,撞到了就有”【杨宪宏访谈黄:陈水扁颁奖记者无国界有背景】。这是你最著名的一句话、、、、、、 杨宪宏:哈哈,擦枪走火跌跌撞撞。 黄:对,这是你最著名的一句话。 说到中共当局是否知道,我想他们是完全清楚的。他们为什么有时候还让这种声音发出来,有一点可以说,中共政权不是一个整体;况且,推动中国民主化我想这是全民族共同的心愿,只是每一个力量、每一个势力集团、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都想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规划中国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让大陆民间维权者发出一点声音,也说明他们自我感觉非常强大。如果说他感觉他们的政权像金正日政权,或者说缅甸政权那样的话,是不会让我们发出任何声音的。 杨宪宏:至少他不是金正日,不是缅甸军政权,是这样的意思吗? 黄:对。 很多共产党员也要民主 杨宪宏: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中国想要民主的人也包括部分的共产党吗? 黄:是的,包括很多党员,包括我们昨天发出的一个稿件就是【包头市公安局拒绝劳教村民代表】。 从境外的角度往往把中国的公安部门说得是一团。昨天,那个访民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中,详细介绍了包头市公安局在政府把访民逮捕以后,拒绝劳教三次,拒不批准劳教的情况。这种力量就是促进中国大陆人权进步的力量,这种声音往往被海外所不知。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揭露中共的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彰显这种民主人权力量所发挥的作用,这才是客观公正的报道。 杨宪宏:是,王丹你怎么看呢?我其实说过了,我们做中国民运的报道,真的是跌跌撞撞撞到了才有,撞不到没有办法,擦枪走火打到了就有,没打到没办法。今天打到一个算一个,撞到一个算一个,就这样。 王丹:我很赞成刚才黄的看法。中国社会是个很庞大复杂的事,包括共产党内部几千万党员,我想至少大部分人内心不会是敌视民主的,几千万按比例算我想不会低于百分之八十是不敌视民主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都是搭顺风车的心理,或者是不愿意积极主动的去推动。当然共产党内部是有民主派,他们也会做很多的推动,最近像李锐前两天又发表新的17大公开信。从老的那一代到今天更年轻的一辈,像比我们还年轻的进入到体制内部,其实这些健康力量都是存在的。当然也应该把他们的种种努力报道出来,让我们看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同时今天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你比方说在政治上管控的严,但是在社会上的自由度却是比过去有扩大,所以说这就是中国很复杂的东西,各方面都存在。当然通过网络网民把全面的情况呈现出来,有助于外界对中国现实有一个更公正的看法。 杨宪宏:对,我其实到现在都对一个问题打一个问号,就是说中共难道不知道这些碰碰撞撞、碰碰撞撞的过程里头,一定会碰出一些未来他所最担心的结果。也许就说是小人之心吧,他不但心碰撞出倒台或者是说难以置信的是说,他难道这样做了以后也协助共产党走向民主的过程吗? 王丹:其中有一个原因实在是中国太大了,真像你说的这么严密的话,去掌控每一个细节的话,那个成本太高了,他也做不到,他已经顾不过来了,他需要去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付不出这么大的社会成本,把社会化掌控级别化的程度。 杨宪宏:所以黄这就是我的理论,但我在碰碰撞撞都碰得到,撞来撞去散弹打鸟我都打的到,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就越打越多,越撞越多,就是这样我不会停止。 王丹:我给你举个列子。《北京之春》这是完全被定性的罪犯刊物,当然我也寄到我的家里和北京的朋友分享。我不觉得这是政府开放了说,你《北京之春》完全可以进来,他肯定不说给你一个政策开放了你可以进来。他肯定是管不过来了,不可能每一个邮件没一个邮件去查。 杨宪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黄你讲的这个话就更有力道了,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做这些民主运动的中国朋友,这个力道用的还不够,实际上他的天花板在哪里还不知道,他管不到就有一个天花板出来了,这个空间就有有了,这个空间到底多大没人知道。 王丹:自己要去找。 实干中集聚力量找回尊严 杨宪宏:自己要去找。就是王丹这句话,黄你怎么看呢?

楊憲宏+王丹+黄:鼎談(2)

2007-10-07 23:12:59 | Weblog
杨宪宏:对,可是这是个借口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怕不怕的问题。黄先生,你能理解我们刚才交谈的意思吗?你也在考虑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台湾媒体"怕得罪中共当局"的说法是一种合理的担心呢?还是一种不必要的借口呢? 黄:对于台湾媒体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媒体,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肯定首先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刊登各种报道。如果说要让别人不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为我们大陆的发展出声音,甚至影响到别人的话,我觉得这种想法还值得探讨。 杨宪宏:是,我想有关台湾的部分我们先谈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但是恐怕要多做努力了。我再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因为最近我访问了很多人,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我告诉你们,他们连陈光诚是谁都不知道。 王丹:那是可以想象的。 杨宪宏:我觉得我是非常愤怒。 王丹: 应该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赵紫阳?可能也是不知道。 天网反映民间维权实干 杨宪宏:这个太过分了对不对,呵呵。我们面对的中国这么大,这个事件这么重要,中国人民里面,像陈光诚这个事件。这种事件如果说在台湾你都不了解的话,你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不管你的哪一种偏差,偏差一定是非常大的,更不要谈高智晟律师的处境,有些人更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中共政权来说,他在处理中国人民的问题的时候,他把他处理到现在这种程度,有一定的分量啊!对于台湾来说,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你连他脑子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对应呢? 我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事情一无所息啊。不是说不关心而已哦,而是一无所息,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块。 我很惊讶,非常之惊讶。更不要谈某些媒体,每天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上发表言论,夸夸而谈!谈起这几个,这么有名的哦,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对象。不知道?那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报道?有,台湾的报纸并不是没有报道。可是视而不见!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我用这个东西测度说台湾能不能用非常务实的态度去对付中共政权对台湾的压迫,如果你连它其它的手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看都只能看到它面对着你说话时,它的话是不值得参考的。我的 意思就是这样,去年6月4日在美国王丹先生你曾经颁奖给黄先生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能不能从颁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奖颁给黄的心路历程呢? 王丹: 那我们认为黄做的事情至少抓住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三个基本点:1、公民社会这一块,通过天网这样的活动,作为独立公民的角度,这个我觉得是公民社会的建设。2、维权运动这一点,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表现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天网抓住了这最敏感的焦点。3、抓住了网络,这也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帮助公民社会成长最有用的工具。如何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天网也抓住了这个点。 所以公民社会、维权运动,然后在网络上运行,我们认为都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做法。所以我们经过讨论,说要以此表示我们高度的肯定。 杨宪宏:黄先生您有没有回应呢? 黄:的确对于我们能够得到18年前天安门运动领导者的支持和认可,我们当时从内心里面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我们为此专门致函王丹先生,对他们给我们中国大陆这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这种奖励促进了大陆和境外民主力量的沟通,这种沟通对于大陆未来的发展,还是起很大作用的! 杨宪宏:王丹先生刚讲了三个重点,第一是公民、第二是维权、第三是网络。从你实际操作的经验,我当然觉得这个工具本身是最惊人的,其实我请教过黄先生很多次,从网络上面来进行这些事情,显然是有很大的效果。怎么去评估网络在公民、维权方面的价值,怎么去评估互联网在这方面还可以取得的成就。 黄:天网主要通过网络把民间实干的情况反映出来,最主要是我们发布声音的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我们发现很稀缺。在以前的时候,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还有各省级的媒体,大量报导天网的人权工作,后来他们逐渐发现我们比较敏感,或者说受到当局的压力以后,这种关注就减少了。所以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媒体,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所以由此建立了六四天网。 现在六四天网的主要功能还是把我们和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的声音发出去,让我们的维权工作为世人所知道,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不会有更大的功能,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做一点小事罢了! 杨宪宏:是,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黄跟王丹,让我们在空中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交谈。我们稍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访问两位。
当局依法办事的一个典范 杨宪宏:王丹先生你好! 王丹: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宪宏:黄先生,你还在电话线上吗? 黄:你好,大家好! 杨宪宏:是,谢谢!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王丹先生,这个状况我要请教,确实我搞得不太懂哦。就是说1998年你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来,我以为那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最近好象听说中国政府通知你在中国的家人,说到监狱去办理刑满释放手续。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丹:实际上就是昨天以前,我还是一个服刑人员。可能我的情况是属于脱逃,1998年是合法脱逃,实际上刑期根本没有服满。因为我是1996年判11年徒刑,所以你刚才算正好是2007年才刑满。 杨宪宏:是。 王丹:那在你刑期没有服满之前,他又要放你,迫于国际压力他要放你,他要找个台阶,这就是所说的保外就医。保外就医的意识就是说你出去看病,但是你的刑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你还是在继续服刑,只不过就是允许你在国外服刑。其实昨天我那个刑满释放新闻出来以后,我有朋友就给我讲说:“原来你这些年都在坐牢,你这个牢真是全世界最舒服的牢,到美国去读哈佛大学居然还是在坐牢”。开玩笑说没有这么舒服的牢。 从法律上讲,至少从他制定的刑法来讲,昨天才是11年刑期的正式结束。 杨宪宏:可是他刑满释放的意思,我不懂的地方就是说共产党对你这几年在美国从事的民主运动都很满意啊? 王丹:呵呵,没错没错,他本来应该给我加刑的,结果…… 杨宪宏:呵呵,连加刑都没有,还通知刑满释放,那就是很满意咯。 王丹:对啊,所以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要加刑的理由嘛!可见他们也知道,我从事的是推进国家利益的事情嘛。 杨宪宏:应该是…… 王丹:但我觉得这个呢,完全是个程序上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必然要走这么一个程序,如果他不走这个程序,他可能就会有麻烦。因为我可能就会去找他说,凭什么加我一天刑,哪怕你推迟一天我都会去问他们:“凭什么要多加我一天刑?” 所以他们就很准时,提前一两个星期就通知说无论如何请你们一些人一定要来办理这个手续。他们很紧张! 比如我家人就讲说,其实这个手续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远从北京跑到锦州去办。他们就讲说,哎呀,无论如何还是要麻烦你们来一趟。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完成这个手续,也少些麻烦,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 杨宪宏:他应该这样说,不可以家人来办,要王丹自己来。 王丹:有,有,我就是这样。我就叫我家人给他这样说。 杨宪宏:应该本人嘛,对不对?应该再回到锦州去,办理手续。 王丹:我家人给他讲,他们的回答就是很中国似的的回答,三个字叫"哈,哈,哈",哈哈哈一笑就过去。因为哈哈哈没有任何可说得。我家人就说应该叫王丹自己回来。 杨宪宏:是啊,我也认为。 王丹:他们就是哈哈哈。 杨宪宏:还是要叫你们家人去办理。 王丹:这中国式的回答就是哈哈哈。 杨宪宏:黄先生听到王丹先生在这么久以后忽然被通知说说刑满释放,你有什么看法? 黄:我说这个事应该是中共当局依法办事的一个典范,有很多访民还有那个其他维权者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局并没有通知他们,所以说中共当局对王丹先生挺重视的。 杨宪宏:哈哈。你的意思是说? 王丹:当然重视,谁给他制造麻烦他就重视谁?嘿嘿。少一天我就告他去。 杨宪宏:这里头我也刚刚问了,王丹其实你很想回中国,对不对? 王丹:那当然!我很想回去。 杨宪宏:呵呵,这个其实是中共也深知这一点,他应该说“欢迎啊,他应该回来。” 王丹:依我的认识啊,中国政府应该是有这个压力的,按理说你在怕什么?对不对,可是你怕什么?所以我老说中国政府没有信心,它比我们知道的真相还虚弱,否则你在怕什么?给我们讲现在归国的问题,我都说,我三四十岁年轻力壮你要害怕,我还可以理解,那我们这些流亡出来接近20年的戈杨都接近91了,已经都不认识人了,为什么都不能让她回去?对吧,郭锣基、苏绍智88岁了,已经眼睛都不能看见字了,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回国,你就莫明其妙嘛?这个是莫明其妙的事情。
胡锦涛时代全力打压涉外力量 杨宪宏:不让人回去。当然中共要在10月举办17大,那这个期间很多国内的人权活动者都受到很严厉的打击,被软禁的软禁,被莫明其妙关押的关押,很多。谈一谈这样的现象,好像十年来都没有变?这个状况。

楊憲宏+王丹+黄:鼎談(1)

2007-10-07 23:11:17 | Weblog
杨宪宏王丹黄三方对谈:实干中获得尊严 [ 录入者:hq | 时间:2007-10-07 18:43:53 | 作者:杨宪宏 | 来源:中央广播电台 | 浏览:39次 ] 杨宪宏与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三方对谈中国人权展望 连接收听: mms://play.ccdntech.com/vod09/wma/6200710041815.wma ---------------------------------------------------------- 主 持 人:中央广播电台杨宪宏资料来源: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录音整理:黄晓敏、天网义工峻宇、风萧萧兮 ---------------------------------------------------------- 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今天节目我们进行一个单元[焦点访谈]。 我要访问的是刚从美国到台湾来进行短期访问的中国民运领袖王丹先生,以及住在中国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先生。 王丹先生最近接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到台湾来进行为期三个礼拜的访问。访问期间,王先生参加的各种活动中,包括接受新成立的[第三社会党]的邀请,在10月5日到7日举办的[青苹果合作社]青年营队担任讲师。同时,我们也很高兴知道,1998年被以保外就医名义,流放到美国的王丹先生,中国政府已经通知他的家人,到监狱办理[刑满释放]的手续。这一点到底是什么玄机呢?我们等一下请教他。 另外一位受访人,黄先生主持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九月底向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到的一笔资金,被中国银行四川分行无故冻结了,引起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关注和抗议【台湾民主基金会第一次拨款大陆民间机构遭冻结】。 黄先生曾经在去年的2006年6月4日,荣获王丹先生在美国洛杉矶颁发的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 台湾搭建境内外沟通平台 我们节目今天很高兴能够安排两位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努力的朋友,谈谈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杨宪宏:首先我们来给王丹打个招呼,王丹? 王丹: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宪宏:是,黄先生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黄:你好,大家好! 杨宪宏:是,谢谢黄先生。我先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 王丹先生是1969年出生,[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运动领导之一,六四事件以后他被中国政府通缉,可是他并没有像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往外国逃亡,而是留在中国境内四处躲藏。同时,他还不断的宣扬民主的讯息,1990年被捕,1991年被判监四年,后来获得假释。1996年再次被中国政府逮捕,被判重刑11年。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在4月19日把他递解往美国底特律。王丹到了美国以后,积极介入海外的民运事业,并且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2007年从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毕业。他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社长。 黄先生是1963年生,中国四川人,他跟妻子曾丽共同创办的六四天网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因为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黄先生成立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多年来一直站在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的立场来为民众维权。 首先我要请两位来谈一谈对台湾的看法。 王丹先生这次来台湾访问,是接受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黄先生最近申请台湾民主基金会一笔款项。两位能不能谈一谈台湾的NGO组织对大陆民主人权活动的支持,以及台湾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你们怎么看呢? 王丹:其实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就像我跟黄虽然有Email以及其他方式的联系,但像今天这样面对面的场合,然后要借助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的媒体来进行,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 杨宪宏:是。 王丹:这就是台湾可以起的作用,帮助国内以及海外的有志于推动民主人权的人士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这就是台湾很能做的一件事情。 杨宪宏:黄先生你怎么看呢?就是说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这个过程中“今天”的角色。 黄:台湾本身具有很多从底层民间维权逐渐发育壮大的例子,以及建立民主政权的历史经验,大陆在这方面需要多加借鉴。 杨宪宏:多加借鉴哦!当然刚才王丹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法,我先讲一下我的观点,因为最近我的确说过这个观点,因为台湾在民主的过程当中,有关传播的媒体工具,常常受到诟病。台湾的媒体工具通常被分为蓝、绿,有些被认为支持国民党,有些被认为支持民进党,都被诟病。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比较平衡报道的人也不多。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国民党曾经想利用台湾南部一些所谓的地下电台(民进党过去曾经使用过所谓的地下电台来做一些事情),地下电台这个话题在台湾就被传开来,有些人批判的很厉害。当然,我也被访问,我就说我也是地下电台。有些人一听被吓一跳,就问:“你什么时候也成了地下电台?”我就说:“我是啊,我在对中国广播的时候我是地下电台,我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电台。” 没有力量要人关注那是乞求 因为共产党绝对不会喜欢我的言论,甚至于我们在短波的广播里面还会被共产党干扰。可是,我就觉得在这种历史的始点上,台湾本来就有这种必须有的角色。不管是从政治理念出发,还是从媒体的情境去思考,他的确有这样一块这样子的空间,就是透过台湾这个平台,完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管制的,面向中国的民众,大家有一个沟通的机会。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还是过去的国民党政府,都曾经想过在这一块用力。是不是有效果呢?王丹,你觉得效果如何呢? 王丹:我觉得这一两年来,别的我不太了解,像央广在节目的一定调整上,我感觉到了有加大对中国大陆这一部分,尤其是能够深入去接触到中国大陆一些公民社会的力量。这是过去像央广这样的台湾媒体上没有看到的,这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进步的。 杨宪宏:有进步。 王丹:对,但是平面媒体说老实话就有点让人失望。 杨宪宏:平面媒体让人失望。 王丹:对,他基本上很少报道大陆的状况。 杨宪宏:那电视里是不是更失望呢? 王丹:电视我很少看。 杨宪宏:是。 王丹:基本都聚焦在经济这个层面上,这是对中国进行的不是很客观、全面的报道。 杨宪宏:不够客观? 王丹:对,不够全面。 杨宪宏:我想这个批判是非常正确的。黄先生呢?我一直以来老是想请教,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机会请教你,就是说你对台湾的媒体信任吗? 黄:我对台湾的媒体是充满了信任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在有些方面他藐视我们,或者对大陆的一些事情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我觉得都应当尊重他们。首先一点就是说必须力量充分成长才会被人关注,没有力量要别人关注那是“乞求”,对不对? 杨宪宏:是。 黄: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乞求”不来的。 杨宪宏:是。就是说对于台湾的媒体,它对中国大陆的报道,不管是真相还是虚相,你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黄:是的,别人不关注,或者说别人报道得不充分,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工作没有做好,信息的传递工作没有做好。要说把这个责任推到台湾媒体头上,也不是很合适,也还是要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知不知道赵紫阳? 杨宪宏:是。当然台湾在媒体方面在对中国大陆的报道,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只是觉得说的确如王丹说的。王丹虽然在台湾的时间不算很多,可是你的观察其实是正确的。基本上台湾的媒体,其实对中国的报道多多少少比较偏向于单纯从经济,或是利益上面去看,而很少从广面上,包括中国人民的声音,我认为都没有被充分的表达。中国人民的声音显然在台湾被报道的比例是太低了。 王丹:有选择的报道。 杨宪宏:嗯,有选择的报道。不够真实,就是说中国的真实状况在台湾是被扭曲过了。 王丹:而且我感觉中共在台湾媒体界比较有影响的。有些平面媒体,比如说我们会把新闻发到各家媒体,可以看出有些媒体就会采用你,有些就不会采用你。这里就值得很深刻的考虑,比如说某大报行(被认为是深蓝的大报)因为跟大陆的关系比较深厚,你看他今天的大陆新闻这个板块,就很少报政治内容。当然另外一个大报(被认为是比较偏绿的),他就会比较愿意去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啊,迫害情况等等。 杨宪宏:是。 王丹:这个媒体趋势,看起来还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杨宪宏:能看得出来啊。你认为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这个现象我们知道了,可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让台湾的媒体在特别对中国的报道,也不必特别去谴责共产党。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必特别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王丹:我想第一呢,刚才黄说的也对,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更全面的,更主动的去跟媒体沟通,提供各方面的资讯。另外一方面,当然我觉得就是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牵扯到他报道外部的这些立场观点,这个是目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我们只能说,希望台湾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超越蓝绿,我们也只能表达这个期待而已。 杨宪宏:其实这个感受哦,就是说站在民进党政府来看的话。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也请教过民进党政府的高层人员,有关对中国民主运动报道,特别是人民的声音部分,他们理论上都是支持的。可是实际上碰到议题的时候,就不见得是那么回事,甚至有些声音说他们怕做太多了就得罪中共当局。像这样的话在民进党高层里面也是会说出来的,也不是不说出来。但是我就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害怕,就是说"做太多了就会得罪中共当局"这句话。这个想法,我也是很难理解,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 王丹:有时候不做事,也要找个借口。

張耀杰:中国医療界の「オオカミトーテム」(2)

2007-10-05 16:27:33 | 中国異論派選訳
五、「出稼ぎ労働者のための病院」の趙華瓊(ちょうかけい)

 2005年11月27日、つまり中央テレビ局が「新聞調査」で「天文学的入院費」を放送した4日後、山東衛生テレビは「趙華瓊:出稼ぎ労働者のための病院」を放送した。

 その1ヶ月前の10月27日、「南方週末」の記者戴敦峰は「杭州出稼ぎ労働者病院院長趙華瓊:財産を使い果たして出稼ぎ労働者を治療」の中で、すでにより詳細な調査報道を行っている。

 10月28日、新華ネットの焦点網談に「一騎当千の女医医療暴利と戦う、作った出稼ぎ労働者病院が倒産の危機」という記事が発表されると、ネット市民の間で強烈な反響を巻き起こした。12月13日、新華ネットはふたたび、追跡報道「杭州出稼ぎ労働者病院でまた騒動、衛生局長が規則違反と責める」を載せ、趙華瓊事件をクライマックスへと押し上げた。

 趙華瓊は寧波の代々医者の家に生まれ、両親とも医者で、5人の兄弟姉妹もみな医者である。この家庭は小さいうちから彼女に「施すことは受けることより楽しい」という道理を教えた。1967年、趙華瓊は寧波の衛生学校卒業後辺鄙な蒼山県の村医者に配属された。まるまる7年の間、彼女は周囲50キロの範囲の医療衛生活動に従事した。そこの貧乏な人は鶏卵1個と交換で1か月分の塩と醤油を得ていたので、彼らが卵を節約できるように、彼女はいつもおなかをすかせて帰って、サツマイモで腹を満たした。

 1973年、趙華瓊は病気になって杭州に戻り、杭州の靴工場の医務室で仕事を始めた。1998年に退職後、彼女はある製薬会社で医薬セールスの仕事に応募した。数年間で稼いだお金で、何軒かの家を買った。2001年に、趙華瓊は辞職を決意した。「この業界はあくどすぎる。私はもうこの仕事で稼ぐことはできない」。

 趙華瓊は杭州市西部の市街地と農村の境界域に出稼ぎ労働者向けの小さな診療所を開設して、医者一人と看護士一人だけを雇って診療を始めた。一人の出稼ぎ労働者が胃出血で来院したが、診療所では治せないので、彼に2000元を与えて大きな病院へ行かせた。結果、二日後に彼は戻ってきて言った「大病院も点滴するだけで手術はしてくれなかった」。

 2004年末、趙華瓊は自分の家を売って500平米の崇一医療外来診療部を設立した。一般疾病の9つの診療科があり、すべての診療科が対外請負はせず、すべての医者が医薬品リベートを受け取らない。彼女の話では、「病院が30元で売る薬は、仕入れ値が5元、残りの25元は診療科、医者がリベートとして持っていく。私のところではすべての医者が一銭もリベートを受け取ってはならず、節約した中間マージン分は患者に回る」。

 しかし、この個人で始めた出稼ぎ労働者病院が、よりによって医療行政部門の嫌がらせや締め出し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西湖区衛生局局長楊専成(電話:0571-8796-1856)は記者の取材に次のように答えた。「趙華瓊はすでにわれわれの衛生システムの民衆のため、法令遵守というイメージを傷つけている」。

 楊専成の非難に対して、趙華瓊は自分の見解を述べている。10月初め一人の出稼ぎ労働者が生後5ヶ月の子供をつれて彼女を訪ねた。子供は先天性の心臓病で、手術にすでに5万元を使っていた。出稼ぎ労働者は「趙先生、私は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大病院には行けないから、食塩水を点滴して炎症を抑え、何とか持ちこたえさせてください」と言った。超医師は外来診療部に専門の小児科医師がいないのではじめは診察を断った。出稼ぎ労働者は彼女に尋ねた「出稼ぎ労働者の子供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先生が診てくれなかったら、連れ帰って死ぬのを待つだけです。」と言った。

 趙華瓊は出稼ぎ労働者の願いを断りきれずこの赤ん坊を診たために、法令違反で西湖区衛生局から1000元の罰金を徴収された。趙華瓊はそのためにひとしきり泣いた。なぜなら、この罰金記録があるために、崇一外来診療部は省医療保険指定医からはずされる可能性が大きいからだ。

 それからこういうこともあった。ある出稼ぎ労働者が犬に咬まれて、狂犬病のワクチンを買った。出稼ぎ労働者の家には冷蔵庫がないため、趙華瓊のところに置いてもらおうと思った。なぜなら、防疫站でワクチンを注射すると手数料を取られるが、崇一外来診療部だと無料だからだ。「法律上は確かに私が間違っている。だけど出稼ぎ労働者の必死の願いを無視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と趙華瓊は記者に聞き返した。「あなたは出稼ぎ労働者に向かって、あなたの病気を治療したら私が罰金を課せられるから、診られないといえますか?」。

 それからこういうこともあった。江西省贛州市于都県禾豊鎮黄田村の農民丁俊華と妻華清英が、熱湯で太ももにやけどをした女の赤ん坊を連れて外来診療部にきた。その話では、数日前に子供を筧橋病院の熱傷科に連れて行ったが、病院は1万3千元の前金を払わないと診療しないといったが、金を集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でここに来たという。趙華瓊の規則違反の治療で、患者の両親はわずか200元の費用で子供の痛みを直すことができた。

 こうしてみると、本当に出稼ぎ労働者に公共医療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ているのは趙華瓊と彼女の外来診療部であり、本当に国民に公共医療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西湖区衛生局である。自分では権限を握りながら実行はしないという独占権力と部門利益を維持するために、趙華瓊の人を以って本となし、病を治して人を救うという天職を剥奪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法律や規則は、楊専成が自分の非人道的、反人道的な部門権力を維持するための道具となっている。

 さらに「杭州日報」記者の葛婷婷の2006年4月19日の報道記事「香港の客が善意の医師趙華瓊に会った」によると、趙華瓊の赤字続きだった外来診療部はすでに収入と支出が均衡した。しかしそれでも、彼女は巨額の債務を返済できない。外来診療部の賃料ももうすぐ支払期限が来るが、まだ金が準備できない。中国で最初の命を救い傷を治すことを第一目標とする出稼ぎ労働者病院は、依然として生死の境をさまよっている。
(参照:崇一外来診療部のホームページはこちら:http://www.hzchongyi.com/index.asp)

六、病院が救命金を奪う

 北京で仕事をしている国家公務員として、私は今でも公費負担80%の公費医療を享受している。ただ自分が丈夫なのと面倒なので、ほとんど病院でこの特権を享受することはない。たまに持病が出ても、近所の薬屋で大衆薬を買ってきて自分で解決する。しかし、いったん病院に行ったら、医者に安い薬を処方してくれと何度も頼んでも、薬代は300元以上にはなる。私が享受する非常に限られた制度的優位と比べると、外地企業の従業員の保障は非常に頼りない。

 2005年11月13日、中央テレビ局「焦点訪談」で「病院が医療保険をだますとは」を放送した。内容は江蘇省連雲港市の鉱山病院で、患者の医療費を実際より多く報告したり、ニセの入院患者を申請したりして、医療保険基金から金を騙し取っていたというものだった。「1998年、わが国で都市従業員基本医療保険制度がスタートし、保健に参加した事業所と個人は医療保険費を医療保険管理部門に納付し、従業員が病気になったら一定の補償を得られる。とりわけ、一部の生活困窮従業員にとっては、その金は彼らの救命金である。しかし、連雲港市の一部の病院では、この救命金を狙った者がいた」。

 連雲港市鉱山病院入院部内科病棟で、記者が任意に林蘭英と陳家艶という二人のカルテを引き抜いた。連雲港市医療保険処の薬代計算書によると、この二人の患者は入院期間中にいずれも医療費が1900元かかった。一方、病院の入院患者の毎日の薬消費量を見ると、当時の内科病棟の入院患者はわずか4人だが、その中に林蘭英と陳家艶どちらの名前もなかった。さらに調査を進めると、記者はこの病院がニセの患者登録を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検査をすり抜けるために、鉱山病院はこのニセ患者についてワンセットのカルテを作っていた。ニセの患者を使って騙し取った医療保険は、病院の電気・水道代、従業員の賃金と報奨金に使われていた。

 2006年4月12日、中央テレビ局「焦点訪談」は再び「男の院長が女性病棟に『入院』していた」という番組を放送した。それによると、安徽省蚌埠(ぼうふ)市伝染病病院では、「登録ベッド」というやり方で医療保険基金を騙し取っていた。記者が病院の病室で名札には17号と18号のベッドは患者がいるのに、実際にはその二つのベッドはずっと空いていることを発見する。51号と55号のベッドも同様だった。記者が40号のベッドを調べて、このベッドは当該病院の男性の院長陳継齢が入院していることを発見する。彼の生化学的検査データ、入院カルテはいずれも偽造されたものだった。果ては何を間違ったか、女性病室に「入院」していた。調査によると、ニセの入院患者は「登録ベッド」と呼ばれ、病院が医療保険加入者の名前を使って入院手続きをし、本人はまったく入院していなくても、検査、生化学的検査、注射、服薬などの出費はすべて医療保険で支払われていた。

 さらにインタビューを重ねて、記者は「登録ベッド」は病院の経営層が相談して決めたことだと知った。2005年12月28日に開かれた病院中間管理職会議で、病院の副院長張翼は今年二月から「登録ベッド」を大幅に増やす手配をしていた。

七、医療保障の邪悪な制度

 医療体制改革に関するにぎやかな議論の中で、もっともよくその弊害を突いているのは北京大学光華管理学院の張維迎教授である。彼は2006年4月4日に「健康報」に発表した「医療体制改革の主要問題は政府独占である」という文章の中で次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最近医療体制改革に関する議論が非常に多い、非常に広く流布している説は、現在の医療体制の問題を市場化改革のせいだという。私が思うに、この見解には根拠がない。市場の最も重要な一面は、自由な参入退場であるが、改革開放以降、医療業界は基本的に国家独占である。……政府自身がうまくできないのに、他人にやらせないことが、深刻な医療供給不足をもたらした。常識的には、社会の医療サービスに対する需要の伸びは経済成長よりも高いはずである。しかし、中国の医療サービスの成長ははるかに個人収入の成長より低い。簡単な例を挙げると、1978年から2004年までの中国のGDP成長は10倍近いが、医療衛生機関のベッド数はわずか60%増えただけである。政府独占が中国全体の医療サービスの深刻な不足を招き、医療費の異常な高騰を招いただけでなく、現在のさまざまな問題も招来したのだ」。

 言い換えると、医療保障体制を含む中国社会の根本問題は、「苛酷な政治はトラよりも恐ろしい」という問題である。あるいは、公的権力が数値化可能かつ操作可能な制度的ルールの効果的な監督と強力な制約を受けていないという問題である。いわゆる社会主義制度は、実際のところは公的権力を掌握した共産党政府官僚がやりたい放題に国民の私有財産を国家の公有とし、その後で国有のものを党派の私物やはては個人の私物とする強盗式の邪悪な制度である。そのもっとも根本的な強盗論理は「俺の物は俺の物、おまえの物も俺の物」という野蛮な共産主義である。毛沢東時代と現下の中国社会の違いは、前者がいかに良かったか後者がいかに腐敗し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前者が毛沢東一人だけに国家政治権力を凌駕してほしいままに自分の残忍なオオカミ性を発散することを認めたのに対し、後者がすべての公共権力と公共権力を掌握している者がみな自分の勢力範囲の中で法律をしのぐ権力をふるって邪悪なオオカミ性を発揮できるという違いである。

 医療保障体制についていえば、裸足の医者がどんな病気も診た低級保障状態を懐かしむノスタルジアにも注目すべきである。その中で最も代表的かつ最も現実から隔たっているのは、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衆衛生研究所の陳美霞教授の長編論文「大逆転: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医療衛生体制改革」である。朱鎔基が推進した経済改革の最大の誤りは、不健全でしかも不公正な公費医療と公費教育制度を徹底的に壊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である。その結果、この二つの最低限の社会保障の最低ラインを破壊してしまった。たとえそうであっても、医療衛生体制改革を丸ごと元に戻す「大逆転」は、どうやっても不可能である。

 中国の農民が本当に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1978年の農地戸別請負制以後のことである。農村乳児死亡率の減少もまた、中国の農民が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る。1978年以前の「文化大革命」時代、私は学校が引けるとよく山の奥の深い谷まで羊の放牧に行った。数日おきに谷底に死んだ子供を入れた竹かごが捨てられているのを見た。私の下の妹は1971年生まれだが、裸足の医者が取り上げたのではなく、私と同じく村の産婆が取り上げた。私自身はもっとひどい裸足の医者医療体制の被害者である。子供時代は栄養不良と寒さでしばしばひどい風邪をひいた。風邪をひいた時に裸足の医者からもらえるのは、きまって症状にあっていない白い大安片(訳注:スルファジアジン錠。サルファ系抗菌剤)何粒かと、自家製の漢方薬錠剤何粒かである。そのうちに、かぜは一日中鼻水の出る蓄膿症となった。冬になると、綿入れの袖口は鼻水を拭く最良の道具となり、両方の袖口はこすられてぴかぴかになった。北京に来てから私は2回鼻の手術をしたが、数十年続く持病を根治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いわゆる裸足の医者は、その大部分が農作業をしないで高い労働点数を稼げる貧農下層中農子弟と勉強のできない郷鎮役人の子弟だった。

 結論としては、現下の中国の医療保障制度を改善する根本的な道は、人を以って本となす立憲民主制の構築であり、実行可能かつ有効な法的手続きと制度ルールにより、市場法則や法律制度までも凌駕する独占権力の手を強力に監督することである。張維迎の言葉を借りれば、「米国は今現在、非営利団体のGDP比は5%だが、60%のコミュニティ病院は非営利団体の経営であり、それが入院ベッドの70%を提供し、30%の看護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ている。これらの事実は我々の参考になるだろう。私が思うに最も重要なのは病院市場を開放し、非国有や私人の資本さらには外国資本が病院に参入することを許すことである。政府は病院を運営する責任があり、基本的医療保険を提供する義務がある。しかし政府には私人や政府以外の組織が病院を経営するのを制限する権利はない」。

「人と人権」2006年7月号より転載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473 

張耀杰:中国医療界の「オオカミトーテム」(1)

2007-10-05 16:26:24 | 中国異論派選訳
中国医療界の「オオカミトーテム」
張耀杰

原文:http://boxun.com/hero/2006/zhangyj/17_1.shtml

2004年4月、寓話的な歴史文化小説『オオカミトーテム』が長江文芸出版社から出版された。姜戎と名乗る作者は激情に満ちた神聖な言葉を使って華夏民族(訳注:漢民族)の「オオカミトーテム崇拝」を、ほしいままに殺戮略奪するオオカミ性崇拝にまでさかのぼらせた。私の子供時代の記憶の中には、それとは違う「オオカミトーテム」が存在する。「日が落ちると、オオカミが山を下りてきて、年寄りと子供は逃げられない」年長者の話では、この宗教的予言のような童謡は、共産党が天下を取って土地改革運動を行ったときに生まれたものだそうだ。それは国民党の青天白日旗が降ろされて、北方のソビエトロシアの「赤いオオカミ」が人間界に攻めてきて、数千万人の中国人、とりわけ農民が餓死させられたいわゆる「三年自然災害」。の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という。
 まさにほしいままに殺戮略奪する「赤いオオカミ」の統治の下で、西側現代文明では白衣の天使と称される医者と看護士が、病を治して人を救う人道的な天職をなげうって、患者を食い物にする「白いオオカミ」となった。これこそが今の中国医療衛生界の奇怪な現状である!

一、私が見聞きしたこと

 2005年の夏休み、私と妻は初めて11歳の息子を連れて湖南省のふるさとに戻ったが、私が育った村ではきわめて不愉快な数時間を過ごしただけだった。

 記憶の中のよく知った心温まる村はすでに廃墟だらけで雑草が生い茂る空洞の村に変わっていた。村の中ではあちこちで男たちがしゃがみこんでトランプ遊びをしていたが、誰も自分の家を片付けていない。昔から物乞いで生活している張西臣はもうすぐ60歳だ。むかし彼はとても臆病に家の前で「だんなさん、おかみさん、一口のご飯を恵んでもらえませんか?」と声をかけていた。それが今では公然と道端に寝転んで、えばって施しを強要している。一本の棒で泥道をふさいで、すべてのそこを通る車から一律2元の通行料を取っていた。

 父が残した家はとうのむかしに倒壊していたので、仕方なくすでに行き来のなくなった長兄の家に短時間滞在した。集まってきた友人たちが語るには、環境汚染の急速な悪化で、村の中にいろいろな「奇病」が現れて、多くの村人が分けがわからないまま死んでいる。その中には私の6人の父方のおじおばのうちの5人、そして私の30過ぎの父方のいとこも含まれていた。

 母は10年前に再婚して数十キロ離れた町に行き、母と継父は継父の毎月700元あまりの退職年金で生活している。継父は高血圧など多くの病を患っているが、保険から償還されない医療費が1年分以上たまっている。地元の政府の話しでは今後医療費請負制度が実施されるので、限度額を超えた部分は完全に自己負担になるという。母の片目は白内障でほとんど失明していたが、老人二人は私の負担をかけるのではないかと心配して、ずっと私に話さなかった。北京に戻って、私が最初にやったことは、2000元を用立てて母に送り、省都の鄭州で白内障手術を受けるよう促すことだった。

 今回のふるさとへの旅で、私はいまの農村の社会的医療衛生保障の欠乏を実感した。

 2005年9月17日、私は有名な記者であり農村活動家でもある高戦の誘いに応えて、江蘇省沭陽(じゅつよう)県官墩(かんとん)郷の所房村と新沂(しんき)県窑湾(ようわん)鎮の陸口村で彼が推進して設立した二つの農民発展協会を実地調査した。

 沭陽では、私は農村衛生所(訳注:村単位に設置された医療・母子保健・伝染病予防・計画出産指導を行う最末端の医療衛生機関。衛生站ともいう。県には病院、郷鎮にはより規模の大きい衛生院が設置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の医療設備がお粗末で、重症の農民は痛みに耐えて死を待つ状態であること、および郷鎮公務員の「金要求」(税・手数料)と「命要求」(計画出産罰金)の実態を再び目の当たりにした。最も印象深かったのは2003年7月に起こった事件である。高戦が北京師範大学、中国農業大学と中国工業大学の学生40名をつれて農民に「農協」設立を働きかけているとき、郷派出所の門の前の公道で交通事故が起こった。加害者が逃げてしまったのに、派出所の警官は誰も出てきて調べない。救急車は高戦が救急センターに電話したのに、いっこうに来てくれない。仕方なく、彼が通りがかりの車を止めて自分で金を出して被害者を近くの郷病院まで運んでいった。被害者は貴重な救急のチャンスを逃したので病院で死んでしまったが、救急車は後から来て死人の金を取っていった。本来なら国民に公共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べき国家資源が、政府部門や公務員個人が暴利をむさぼるための道具となっている。

 2005年9月19日、私と高戦は江蘇省から山東省に向かった。そして次の日、中国社会科学院の陸雷博士と山東大学の楚成亜博士と連れ立って、鄒平(すうへい)県張高村で于建博士が主催する「農村組織化建設」プロジェクト基地を視察した。そのあと、関係者の積極的な協力のもと、張高村に老年協会が成立し、健康診断を実施した。村の老人たちは生まれてはじめて自分の健康ファイルを持った。

 私の友人淮正は湖北省の農村出身である。彼が2004年に書いた『中国農民の医療衛生現状スキャン』の中で、自らの体験を紹介している。「私には二人の父がいる。ひとりは実父で、もう一人は継父である。実父は去年の年末、慢性前立腺炎に苦しめられて死にそうになったとき、農村の家から武漢に行って前立腺の手術を受けた。1週間の入院で8000元あまりかかった。とても払いきれないので、強硬に退院を要求した。『患者側の要求で退院する。それがもたらす一切の結果は病院と関係ない。』という免責保証書に署名して逃げ帰った。同じころ、私の継父は脳卒中になった。半身麻痺で動けなくなったが、病院に入る資力はなく、家で何とか持ちこたえている。これは無数の農村住民の医療の現状の一例に過ぎない。農民にとって、病院とは何か? それは血まみれの大きな口をあけた人食いトラだ。だから、私の実父は急いで逃げ出し、私の継父は死んでも近づこうとしない。気が焦ってもいかんともしがたい私は、外国人がうらやましくて仕方がない。米国人、イギリス人だけでなく、リビア人や貧しいアフリカ人までもが……」。

二、失敗した医療体制改革

 2003年の年明け、国務院発展研究センター社会発展研究部と世界保健機構の協力で、「中国医療衛生体制改革」のテーマ研究を決定した。タスクフォースは国務院発展研究センター、衛生部衛生経済研究所、北京市疾病予防管理センター、北京大学公衆衛生学院、労働社会保障部などの機関の専門家で構成された。2005年7月28日、国務院は医療改革研究報告を発表し、「現在の中国の医療衛生体制改革は基本的に不成功である」と認めた。そこで提供されたデータによると、13億人の人口のうちわずか1億人しか医療保険に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8億人の農民中、37%の受診すべき患者が受診していない。65%の入院すべき患者が入院していない。2003年、全国民の二週罹患率は14.3%で1993年より0.3%増加している。しかし、受診率は逆に1993年の17%から13.4%に下がっている。全国民の二週罹患者の適時に受診しなかった比率は5割近い49%である。この人々のかなりの部分は経済的困難によるもので、その比率は都市で36%、農村で39%に上っている。

 200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報」の記者蘇敏は「60%の医療衛生費は自費、1年の収入で1回の入院をまかなえない」という記事で、関志強教授が提供したデータを紹介している。「制度的保障がないために、医療衛生費の60%以上を個人が負担しており、都市では44%以上の人がいかなる医療制度保障も受けておらず、農村ではそれが80%にもなる。医療支出の伸びは個人収入の伸びをはるかに上回り、庶民の一年の収入では一回の入院費用をまかなえない。いったん病気になったら、多くの家庭が貧困に陥る。中国では13人に1人が赤貧状態である。そのうちの1/4から1/3は病気が原因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状態が続くことは、内需による経済の牽引を妨げ、中国の社会経済の健康な発展に巨大な脅威となっている」。

 医療衛生事業は国の経済と国民生活にかかわるが、計画経済と市場経済の並存する中国社会でなんとも奇怪な状況が出現している。市場の需要は非常に大きいのに、価格は常軌を逸した高さである。計画経済の恩恵を受けるべき一般大衆が、市場経済のもたらす膨大な医薬費を負担しなければならず、膨大な社会的弱者グループが搾取されるに任されている。依然として計画経済時代の資源の優位を享受する国有病院と国有製薬工場は、国家権力の保護の下にニセ市場経済改革の名の下に暴利をむさぼる吸血鬼となっている。病気を治して人を救うことを天職とする医者と看護士もまた、国家暴力に駆り立てられて利益のためにリベートと賄賂をむさぼる「白いオオカミ」になっている。
(参照:2007中国衛生統計ダイジェスト
http://www.moh.gov.cn/open/2007tjts/TT%ef%bc%88%e5%b0%81%e9%9d%a2%e3%80%81%e8%af%b4%e6%98%8e%e5%8f%8a%e7%9b%ae%e5%bd%95%ef%bc%89.htm)

三、人を見殺しにする北京同仁病院

 2005年12月15日、「新京報」記者の耿小勇と張漢宇は「二度入院して放置され、金がなくて同仁病院で死亡」という記事で次のように報道している。「前日の夜9時30分ごろ、北京同仁病院の救急の廊下で、北京に仕事を探しに来ていた37歳のチチハル人王建民が持ち金がなかったため、『痛い、助けてくれ』と言いながら死んだ。その前に、救急車は2回王をこの病院に送っていた。同仁病院の救急主任の話しでは、『検査したところ生命の危険がなかった。病院は前金の立替はできない。医者が王の症状が重大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たときには、王はどこかに行っていた』という」。

 二回王建民を同仁病院に運んだ都貴発によると、12月11日深夜、王建民は両手で腹を押さえて地面を転げまわっていた。そして、たびたび口から血の混じったものを吐いていた。都貴発が120の救急に電話すると、救急車は近いところに搬送するという原則で近くの同仁病院に搬送した。王が金を持っていないことを知ると、医者は「検査の結果生命の危険はないからだ、見殺しに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って追い返した。12日23時50分、救急車は再び王建民を同仁病院に運んだ。患者の症状はやはり「吐血」だった。医者の答えはやはり生命の危険はない、金を持ってきたら治療してやるということだった。

 13日夜8時30分ごろ、病院にとどまっていた王建民は救急治療室から10メートルも離れていない男子トイレの入り口で死んだ。同仁病院のエレベータ修理工の証言によると、王の死体は14日午前9時30分ごろ遺体安置室に運ばれた。

 2006年2月16日、「京華時報」記者の傅沙沙は「同仁病院の死亡出稼ぎ労働者死体検査結果出る」という記事の中で次のように書いた。2005年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学鑑定センターは王建民の遺体の死体検査を行った。2006年1月5日、チチハルから駆けつけた王建民の兄王建群は、救急治療の法的義務を履行しなかったとして、47万元あまりの損害賠償を請求して同仁病院を訴え、東城裁判所に受理された。

 これより前の2005年12月15日、博客ネットに李保君の文章「医療体制は大勢の人の命を埋葬した」が載った。「奇形の医療体制は極端に誇張された医療費用を招き、……王建民は死んでも金を払えない、彼はなぜ(公費医療のある)公務員でなかったのか? 生命の消失には多くの方式があるにしても、北京同仁病院の救急治療室の外というのはあまりに情けない気持ちにさせられる。金がないばかりに! 私たちは知らないが、毎日このようにして死んでいく人はたぶんたくさんいるだろう。私はせめて彼らが死んだ後、これからどれだけ多くの人が「同じ轍を踏む」ことになるのかが知りたい」。

四、「天文学的な入院費」は水溜りの波紋

 2005年11月23日、中央テレビ局の番組「新聞調査」が「天文学的な入院費」を放送した。ハルビン市の退職教師翁文輝が悪性リンパ腫と診断されたあと、ハルビン医科大学第二付属病院のICUに67日間入院して、家族は139万7千元あまりを病院に支払った。一日平均2万1千元である。このほかに医者の勧めで、自費で400万元あまりの医薬品を購入して病院に渡している。

 「一つの石が、千層の波を破った」。番組が放送されると、紙メディアとネットメディアで大きな反響を巻き起こした。2005年12月8日、中央テレビ局の番組「東方時空」は「天文学的医薬費は例外的事件ではない」というテーマで古い事件を蒸し返した。「常軌を逸した費用徴収、天文学的請求書は例外的な事件ではない。実際、今年の9月末にわれわれ東方時空が報道した深圳の天文学的医薬費のこととハルビンの事例はそっくり同じである」。それによると、患者の諸少侠は心不全で深圳人民病院に119日間入院してから死亡した。医療費の92万元に加えて、病院が家族に勧めた自費購入の医薬品の費用を加えると、諸少侠の入院119日間の費用は120万元にも上った。

 200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に白剣峰記者の「高強:公立病院は公益であるべきで利益追求に走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記事が載った。その中で、衛生部長高強の次の見解を引用している。「公立病院の基本的職責は大衆に良好な医療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ことである。ハルビン医科大学付属第二病院の調査結果によると、高額医薬費の問題はメディアの報道と若干の食い違いはあるが、しかしやはり非常に深刻であり、まもなく発表する。この事件は改めて私たちに医療機関は必ず人民の健康のために奉仕するという理念と公益的性格を堅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ず、盲目的に経済利益を追求してはならず、ましてや医療サービスを利用して個人的利益を図っ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を示した。いかなる時にも、いかなる状況下でも、『医療で私利を図る』大衆の利益を損なう行為は、すべて厳罰に処する」。

 2006年2月6日、雑誌「財経」に「『天文学的医療費事件』調査」という記事が載った。その中で、医療専門家の席修明が翁文輝の息子翁強に次のように反論している。「これは実際には医療倫理学の問題にかかわる。ある一人の富豪が金銭と権力を利用して、有限な医療資源を最大限占有し、病院に最大限の延命を要求したとき、病院はどう対処すべきか?」。

 2006年5月11日、「北京晨報」の記者劉墨非は「衛生部は天文学的医薬費の報道が事実と異なるというが、過剰請求は十分な証拠があるか」という記事を発表した。「行政によるハルビンの天文学的医薬費事件の処理結果によると、病院の違法請求は20.7万元であった。最初のメディアの報道の500万元「天文学的」医薬費の内容について、衛生部スポークスマン毛群安は昨日の記者会見の席で疑義を示した」。毛群安が疑問を投げかけた原因は「自費で医薬品を購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メディア報道を通じて知ったが、メディアに聞きたいのは、その証拠は何で、証拠の出所はどこかということだ」。

 ここに至って、「550万元天文学的医薬費」事件は鎮まった。中国の現行医療衛生制度はこの大波の衝撃にもゆるがなかった。後から振り返ってみると、大波のようなメディアの攻勢も歴史の大きな流れの中では、水溜りに起きた小さな波紋に過ぎなかった。実際、早くも2000年12月11日の「法制日報」に、焦国標の文章が載り、その中である事件を取り上げている。記者が病院に非常に著名な老人を見舞った。老人は体中にチューブをさして、どれがどこ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老人の顔には少しも表情がなく、目もほとんど動かず、生命は完全に人工的に延ばされている。医療関係者の話では、このクラスの医療を受けている老人はこの病院にはたくさんいる。このクラスの延命措置には、毎日1万元近くかかる。このような生存状態は1,2年かさらに長く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国は毎年このような老人の医療に一人当たり200万元あまりを支出する。記者はこの話を聞いて非常に驚いた。「国家の医療資源は一定なのに、ここで手厚い医療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手薄なところ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ふるさとの農村では多くの老人が、死ぬまで一生の間一度も郷の病院にもかからない。多くの妊婦は10ヶ月の間一回も検査を受けず、分娩の産褥は家のベッドである」。

胡適:私自身の思想の紹介(3)

2007-10-02 17:51:16 | Weblog
  
                  五
  
    第五组的文字有四篇: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红楼梦考证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这都是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一篇是一种概论,故未免觉的太悬空一点。以下的两篇便是两个具体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历史考证的方法。
  
    古史讨论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辩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辩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是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顾先生说的最好:「我们看史籍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确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籍,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
      (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2)什么时候寻出的?
      (3)什么人寻出的?
      (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
    意的)的可能吗?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
    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
    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
    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
    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
  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1756。)
    ——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1715—1720。)
    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鞔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他死时只有「四
    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
    四十五岁,他的生时
  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
  
  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测正相符合。
  
    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我在别处(文存三集,页170—171。)说过: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  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        *        *        *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胡适。(1930年)

胡適:私自身の思想の紹介(2)

2007-10-02 17:49:40 | Weblog
    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篇略述民国十二年的中国思想界里的一场大论战的背景和内容。(我盼望读者能参读文存三集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吴敬恒一篇,页82—107。)在此序的末段,我提出我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文存二集页136—9)。这不过是一个轮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们不要仅仅接受这个轮廓,我希望他们能把这十条都拿到科学教室和实验室里去细细证实或否证。
  
    这十条的最后一条是:
  
      根据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
    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
    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
    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个意思在这里说的太简单了,读者容易起误解。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专门说明这一点。
  
   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故我说这个小我是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个人自有他不死不灭的部分: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复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便是宗教。
  
    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杀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成功不必在我,也许在我千百年后,但没有我也绝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阅,惶恤我后!」然而我岂能不负这毒害的责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集的,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集什么或造什么孽。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大的担子?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作梦的机会。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就说是作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没有呢?」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么?你能种什么?
  
  
                  三
  
    第三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漫游的感想
      请大家来照镜子
  
  在这三篇里,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
  
    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但是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所以我说: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
    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
    物的文明。
  
  反过来看看西洋的文明,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的东西文化论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吸收。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四
  
    第四组的文字有六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尝试集自序
      文学进化观念
      国语的进化
      文学革命运动
      词选自序
  
  这里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文存一集页57—63;页202—3;二集页243—8。)
  
      (2)我供给了一种根据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史上占什么地位。(文存一集页144—51;页449—67;三集页630—5。)
  
      (3)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文存一集页187—204。)
  
  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胡適:私自身の思想の紹介(1)

2007-10-02 17:47:11 | Weblog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
  
    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熬。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一
  
    第一组收的文字是: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杜威论思想
      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们。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我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  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  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我又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
    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
    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
    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
    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
    象名词的迷信。
  
  这些话是民国八年七月写的。于今已隔了十几年,当日和我讨论的朋友,一个已被杀死了,一个也颓唐了,但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诚恳的把这些老话贡献给我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不可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为一个通俗周报写的;十几年来,这篇短文走进了中小学的教科书里,读过的人应该在一千万以上了。但我盼望读过此文的朋友们把这篇短文放在同组的五篇里重新读一遍。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作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二
  
    第二组的文字只有三篇:
  
      科学与人生观序
      不朽
      易卜生主义
  
  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七年写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说: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
    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
    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
    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曲」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      *      *
  

張耀杰:不惑の光で歴史を照らす

2007-10-02 16:49:28 | Weblog
以不惑之光点亮历史 张耀杰
[本文是为新书《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所写的自序,该书已经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温故书坊”出版。《以不惑之点亮历史》是原文的标题,成书时被编辑改写为《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我自己当然更喜欢原来的标题,故用作网络标题。2006-3-16。]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癖”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我爷爷的“非正常死亡” 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10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做“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烟卖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我爷爷和大爷爷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姥姥即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钱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撒泼骂街,公开斥责我的未成年的爷爷和大爷爷不孝顺,直到我爷爷和大爷爷乖乖地交出血汗钱。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已经在县城经营小钱庄的我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并且再一次挑起货郎担。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童年时代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与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诅咒村干部的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了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我的母亲还是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僚,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选择留在了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像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反右”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中国大陆不成其为职业的职业:务农。从而使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典。一个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就是想象之中的阴曹地府,会比所谓的人间天堂更加温暖光明一点点。我小时喜欢说一些不讨大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里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喊。住在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就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出去拉卖煤时拣来的。拉卖煤是一种很缺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两个轮胎的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城乡居民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要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不义之财买菜割肉过春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靠拉卖煤挣来的血汗钱不光彩,但是因为争抢一块大肥肉,我还是要和哥哥妹妹们哭喊打闹的。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其中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深恶痛绝。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暗自盼望某些人快快死掉,理由是只有他们死掉了,我这个农家孩子才会拥有吃饱饭的生存权利。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为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了漂亮女人,还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我的读书生涯在“文革”中没有完全烧掉的父亲的存书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论语》、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和父亲读师范时的几种课本。在放羊的时候,我把一本《论语》读得滚瓜烂熟,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明明是人之常情的道错位,竟然被孔老夫子强词夺理地说成是“正直”之“直”,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也难怪他老人家“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了。孔子时代的生活水准与我的童年时代大体相当,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依靠。要是我放的羊被人偷掉了,一家人连买盐打油的钱就没有了着落。孔子儒学把人之常情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绝对化的“神道设教”,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压抑或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用马粪纸印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政学两界的写书人,其实大都是争权夺利且造谣说谎的人间败类。我自己的饿肚子与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和造谣说谎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 1978年,14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葱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手,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就近到亲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参加高考时,16岁的我体重只有38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学本科的高考成绩偏偏考取了相当于中专的河南省漯河师范,至此才开始吃上白馒头和大米饭。由于身体瘦弱和情绪低落,我采用各种方式逃避上课,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在阅读中外书籍和睡懒觉中度过的。 1982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的肩上。半年后我成为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寻找远离农村的个人出路,18岁的我开始自学英语,并且从各种英文读本中侧面触摸到了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从此养成了更加自觉的“历史癖”。来自胡适的不惑之思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和厚道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和厚道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我自己的不惑之思: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点亮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我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我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