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三）

七、死在北京，自然结案

　　　
　　　在上访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在北京，自然结案。
　　　很多访民，在漫漫上访路上，由于身体原因、经济原因以及北京与地方截访人员的殴打与牢狱的摧残，或者政府所雇佣帮的暗杀，其生命就终结在上访路上了。但关于这些方面，由于无从考察当事人，便自然而然被人们完全遗忘。毕竟当事人已死，便一了百了，被控告投诉的某政府或官员就不再感到任何压力了，所以这案子自然就终结了。
　　　关于这种感受，凡是上访者，无人不深有体会和感触。所以，自他们迈上上访路的那一天起，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最怕死亡，因为死无对证啊，再不要说还有人继续为根本没有昭雪的冤案上访下去了。

八、访民之歌

第一首：
上访才知路艰难（京剧《红灯记》浑身是胆雄赳赳配曲）
亲口吃梨知甘甜，上访才知路艰难；
两办胡同截访人墙栏，想进两办难上难。
地方和两办，上下都串联，
各省市截访，心肠实在残；
众冤民闯进两办要提防，狼拖狗拽更猖狂；
不注意随时填表也被抢，到那时冤民可就遭了殃；
上访的冤案没办完，冤民先遭打骂关。

第二首：
访族就盼这一天（不忘阶级苦配曲）
1、天上布满星，上访到北京，冤假错案贪官定，进京找包青。来到北京城，心灰意又冷，想找公正，想找公正，天天把表登。可怜我们上访族，都把青官等。
2、访京多少年，天天在喊冤，春夏秋冬都心寒，情丝白发变。信访踢着玩，冤民无人权，案子空中案子空中，都把足球看。可怜我们上访族，向谁喊冤？
3、中央国务院，信访是两办，部委高法开信函，都是废纸单。省市不办案，乡县最暗，村委权利村要权力，大于国务院，可怜我们上访族，哪里有青天？
4、 共产党有清官，案子您督办，执政为民荣辱观，不能嘴上淡。盼望除贪官，维护俺人权，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美家园。可怜我们上访族，就盼这一天！就盼这一天！

（访民韩洪布2006-4-10）

第三首：
冤民盼安南，向您要人权
1、 联合国安南， 中国冤民盼；帮助解决中国难，维护公民权。2、安南您有胆，私访北京南 ；深入现场仔细看，一目都了然。3、人民最高院，接待来访办，东庄“幸福'”大街上，墙上都贴满。4、 张张事实谈，案案都是冤：冤民睡在大街上，被子是蓝天。5、 人大国务院，安南您去看；各省接访人墙拦，您把冤民扮。6、 亲身您试验，步步都艰难；等到上楼去接谈，您要过五关。7、想进国务院，保安把门看；进去领表排队站，这是第一关。8、进厅第二关，保安把表看；如果您要没有表，请您旁边站。9、窗口第四关，登记材料看；盖章之后上楼谈，小鬼又阻拦。10、楼上接谈员，胡搅又蛮缠；接谈看你不顺眼，撕表叫保安。11、关公过五关，六将都被斩；虽然闯过这五关，接访忽悠俺。12、联合国安南，帮助除贪官；特色中国新平安，解决冤民案。13、洪布用笔谈，作词安南看；洪布相见您安南，只能电视看。14、冤民实在冤， 安南您看见；依据联合宪章办，维护俺人权。

九、畸形制度下的特有现象

　　　上访者的问题为何久拖不决？法学专家以及很多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乃是因为一党专制下的司法制度缺乏独立、统一、完整的司法权。信访部门的批示，不仅没有法律地位，还是绝对服从于政府指令的一个小小行政机构。对上访者的问题只有传达的责任，没有解决的权力。当司法制度缺席，即使上访者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与牺牲，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其所想象中的正义与公道。所以，上访者把接待他们的信访官员的态度总结为三个字：踢皮球。
　　　有人上访“战斗”了51年；有人上访15年间，光一个信访办就“拜访”2018次；有人被强制收容遣送152次；有人上访途中丢了老伴，甚至被迫失踪。超过90%的上访者，明知无望，但仍滞留北京。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上访，就已有家而不可归了，上访起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事实上，当上访者迈到请愿路上时，就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丢失了。最后，每个人都患上“寻求正义导致的神经疲劳症”。他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全部扭曲变形。
　　　　　　　　　　　　　　　　　　　　　　　　　　　2007-8-11
「人与人権」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715

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二）

五、安徽少女上访20年发变白发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于2005年8月3号介绍了安徽省农妇王凤枝20年上访发变白发的痛心历程。报导说，为了解决一桩冤案，这名原本清秀活泼的青春少女现已头发花白，至今仍然独身一人。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当代“人间悲剧”。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其他上访人员身上。上访村附近，记者在傍晚时分看到一群群刚从信访接待部门返回的上访人员聚集到一个小公园里。他们有的在歇息，更多的人是在互相交谈，沟通情况，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厚厚的申诉材料。一看到记者，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反映情况。
　　　一名双手残疾的四川上访人员说，他是由于爆竹厂发生爆炸事故致残的，他要求赔偿，始终没有结果。记者一问才知道，这位蓬头垢面、衣杉褴褛、看上去50来岁的男子其实只有30多岁，至今尚未成家。当他向记者讲述过去7年来的上访经历时，两行热泪顺着面颊缓缓流淌，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
　　　另外一名上访人员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生活没有着落，没法过正常生活。孩子一个18，一个16，姑娘考上县里重点中学，儿子明年要考大学。最起码，一年3千块钱，两个孩子就是6千，我拿不出来。我没法面对孩子，只好来北京告状，希望有一天对孩子有个交代。我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他们踢皮球，踢过来踢过去的。谁知道就是这迟到的公正啥时候能到？”

六、无奈“制造事端”

　　　当大量上访公民问题不能解决，绝望中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引起高层领导的直接关注。重庆云阳县农妇雄明丈夫打工的工钱怎么也要不回来，这样案例在中国遍地皆是，可她碰巧遇上从家门口走过的温家宝，温的一句话当天晚上就解决了。结果这个幸运的农村妇女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她的故事给很多上访者鼓舞。上访者盼望领导的直接关注，就像癌症晚期的患者相信灵丹妙药一样，不是他们不知道这希望渺茫，而是为了这希望甚至已经成为支撑他们历尽命运的不公和摧残而不倒下的信念。
　　　有个山西上访妇女对记者说，她有一次在车站千真万确远远见到胡锦涛了，等她跑过去，主席已经上车走了。她责怪自己：都怪我反应慢了一步，我远远地喊胡主席，他没听见。还有东北来的大婶告诉记者，她天天守在最高法院门口，终于有一次她等到了肖扬的座车出来，没有关严车窗，她拼命冲上去，想塞自己的诉状，只差一步被武警拦住了，她扔出自己的申诉材料，可惜太轻了，没有扔进车里去，她惋惜地比划：唉，就差那么一点点。
　　　事实上上访者很快就会明白在北京要象雄明那样遇上领导微服私访，比等待中福彩大奖的机会还渺茫，即使遇上领导下基层，要想和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攀谈更是难于上青天。国家领导身边的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准备应付恐怖分子，要是有几个普通上访者就可以突破警戒线，那岂不成了国际笑话。
　　　于是绝望的上访者只有通过制造轰动性事件，才会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中国农民调查》中就记录了这样令人痛心的故事。当法律途径被堵死，走投无路的王营村赴京上访群众最后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这一悲壮的举动，终于触动了庞大的官僚机器。中央有关部门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当场还上访农民公道。历尽艰辛的上访者此时仿佛在做梦一般，止不住相拥而泣，老泪纵横。
　　　但这种“漏洞”很快就被堵上了，2004年北京市出台《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其中明确表述“打横幅”；“呼喊口号”；“拦截公务车辆”都被称作“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于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到天安门等重点地区的上访人员”“由公安机关送交信访部门，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带离现场由信访部门交由上访人员所在地党委政府或单位接回教育处理。”
　　　对上访冤民，媒体和政府部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话语模式，比如前不久在北京某机关报的报道“少数上访人员，为达到个人目的，策划组织，并煽动其他上访人员非法聚集，欲到天安门广场、钓鱼台国宾馆等地上访，以制造事端。”其中的技巧就是先将其中的带头人划到人民的对立面，强调其是“少数”、“极个别”、“一小撮”，接着挖苦其动机不纯“为达到其个人目的”，解释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煽动其他上访者”，最后给活动定性“制造事端”。顺理成章，“不明真相”的群众要“进行批评教育”，蓄意“制造事端”者“依法坚决打击”。这样的表述有很强的专政色彩，使打击访民有了维护稳定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北京市维护形象的逻辑，既然天安门、钓鱼台等属于国家的面子，上访人员不得停留；那么对一个省会城市来说就可以得出类似省市政府广场一类的地区上访人员不得停留；而到了县城里，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县政府县人大周围上访者不得停留，否则就是“制造事端”。

郭永豊：北京請願村（一）

冤情似海：北京上访村
郭永丰 （深圳）

有人上访15年间，光一个信访办就拜访2018次；有人被强制收容遣送152次。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上访住在屋檐下, 下雨挨雨淋,来风遭风刮；白天两办去上访，晚上回来棚里趴。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碎板簿膜墙根搭，昼夜检破烂，生活全靠它；白天父母去上访，兄妹二人守着家。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扔掉衣服检着它，夏天炎日晒，冬天霜雪打；春天三月两会抓，秋天城管违法扒。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扒掉冤民再重搭，城管一时砸，棚料全部拉；上访材料被搜刮，冤民重建上访家。
上访的家，上访的家；冤民何时离开他，清官再出现，贪官全部杀；首都北京他再好，不是冤民温暖家。(用闪闪的红星插曲唱)”
以上是访民韩洪布2005年写的一首歌词“上访的家——北京南站东侧缩影”。

一、鬼子“进村”

2007年8月5日晚11时左右，正在北京上访的访民刘学立打电话说，上访村、南站又开始大规模地抓捕访民了。在南站，十几辆警车，几十个警察和三辆大客车进到上访村和南站，见到访民就抓，肆无忌惮，野蛮粗暴。

由于是午夜时分，劳累一夜的访民绝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梦乡。但听说“鬼子”进村。所有人匆忙爬起来，这些人中有老人、残疾人、小孩或女人等，他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抓捕面前，所有人都哭着、叫着四散奔逃。而被抓到的人只好任其宰割，仿佛老鹰抓小鸡似的被拖着，扯着，拉着，拎着，甚至拳脚相加地踢打着，扔到大客车中。

由于这种抓捕行动极其频繁，几乎在北京所举行的每个大型活动里都要开展一次，比如这次的抓捕，访民刘学立就分析说，8月8号是奥运会开幕倒记时一周年，官方将有大规模庆祝活动，所以就要将访民提前清走。

现在，许多访民由于长期在北京上访，对付警察抓捕已很有经验，许多人听说当晚警察来了，纷纷逃出访民聚集区，而警察和保安们则跟踪追击，他们甚至追到附近的公园草坪、天桥等访民露宿的地方去抓捕。刘学立说，被抓的访民肯定会被送到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龙江省鹤冈市在京访民张国良说，他们有二十几人刚从小旅馆里被抓到一辆大客车上，现在大客车正停着，不断有访民正在被抓上来。

来自内蒙古的访民孙玉昆老师说，警察进到上访村，那可比日本鬼子进村野蛮多了。比如他们来了二话不说，一脚踹开破棚屋，并把棚屋彻底掀翻，也无论你是残疾人还是老年人，是否正带着心脏起搏器，几个人同时上来，拖了就走，就象拖死猪一般。也无论你在那里放了什么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反正一切都不管。一时间，拥有成千上万访民所居民的上访村，哭声喊声一片，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场面极其壮观。

二、上访村的由来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不到被官方命名的北京上访村，但长年奔波的上访者们却无人不知：它位于北京永定门幸福路周边。在这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又一群不幸的人，成千上万张嘴只会喊：冤。

他们是从九百六十万公里的中国土地上的各个角落里蜂拥而来申诉冤情或抗议请愿的人，被通称为上访者。中共中央与政府机关接待上访者的办公室大多设在附近。由于聚居的上访者多了，就自然形成一个大村落，于是便被称之为上访村。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周代，就有史书记载关于“击鼓鸣冤”、“拦轿下跪”的上访方式。今天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它其实是指民间百姓对一些无法解决或解决了又显失公平的问题或情况，向上一级或中央政府的申诉并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或希望透过专制党皇帝——“英明领导”的额外作为得到最公正解决的一种看似比较便捷的行为模式。它被解释是补充国家管理制度“不完善”的一种方式。

这种制度的存在，是有几项必要条件的：1、非公民社会。人民没有选举领导人及影响政策的权利；2、人民相信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智者”或仁慈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相信腐败不是制度的问题，地方以外必定有“青天”存在的，尤其对中共高层官员期望过高；3、它是一种行政手段。只有一个缺乏完善法律制度，或者总是虚置有关法律制度的国家或社会才会如此普遍存在。

三、各种访民的沉痛遭遇和教训

历经岁月和制度的磨难（炼），上访者大多都脸颊深陷，眼睛突出，双眸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里面藏有被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申诉冤情的材料。

一个个血泪的故事，当中包括干部贪污腐败、地方当局野蛮圈地、酷刑、司法不公、“文革”后遗症、地方发展强迫迁徙、杀人命案等等。

中国国家信访局公布的信访数字是每年1000万件。上访数位每年则超过50万人次。一位信访部门的高级官员承认：上访者80%是农民。80%的问题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80%是基层政府或官员不作为或故意刁难所致。而中国信访问题专家则称，仅0.2%的上访者问题能获解决。

针对这种现状，那些已上访完全绝望的访民中，有人就把自己武装成人肉炸弹，与执法者甚至政府高官同归于尽；有人将含冤而死的亲人的头颅割下来提着上访，期望能得到高官重视；有人到天安门广场撒冤情传单，立即被警察拘捕；有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体，却趁机下跪喊冤；有人冲闯中国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地中南海，或正在商谈国事的人民大会堂，不是被劳教，就是被逮捕入狱；有人拦截中央首长乘坐的车辆请求给其案子写“批示”（即享有特权的上级，命令下级绝对服从的书面意见），反而被地方当局强送精神病院。等等。

但他们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理会，反而遭到粗暴对待。中共中央政府一再向人民宣告，说要依法治国，实质上是以法愚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规定上访是公民合法的权利。但更多的上访者说：看得见的，是成堆码放的法律文本。但我们却始终看不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不仅如此，上访者还是国家政治卫生的天敌。上访者赴北京请愿抗议，影响地方官员政绩。地方当局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轻则关押十天半个月，重则送进精神病院终身监禁。甚至用焚尸炉阻断上访者上访反映问题。

针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的政策则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杜绝上访。往往把上访者的申冤推送回原籍，或将其强制收容遣送回去。上访者开始是为冤情而上访。后来冤情慢慢淡化，上访本身转而成为主要目的。有的甚至成为职业上访者，协助其它人上访。

四、截访者也“可怜”

在人们的印象中，访民最可怜。可2007年7月13日晚，民生观察记者在采访来自新疆石河子市七位截访者时，更多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处处“可怜”。

7月13日晚十一时多，被非法软禁在石河子市驻京办已达三天的冯永记、唐卫红等三位石河子访民，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电话一打通，就听到冯永记在电话中大声吼到：“这是人权记者，你们也来谈谈”。
冯永记说的你们就是指三天来软禁、跟踪她们的七位截访者，这里面包括石河子市中级法院一人、石河子市公安局一人及下属公安分局一人，还有149团二人等。

没想到在经过短暂寂静后，电话那头截访者真的拿起电话接受了记者的询问。在记者自我介绍后，记者首先请对方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只听对方说：“我们是地方政府派来的，没人派，我们能跑几千里路到这儿来吗？”“我们的身份是不可能告诉你的”。这时，记者又听到冯永记等人在电话旁边大声吼道：“说出你们的身份职务！”。一个人做事，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敢报上来，此其“可怜”一。

冯永记对记者说：“今天白天，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们去全国人大交表，他们跟着；我们去修手机，他们也跟着”“现在我们被关在石河子驻京办一套间内，我们睡里面，他们在守在外面，他们根本不敢睡觉，生怕我们跑掉”。如此辛劳与紧张，此其“可怜”二。

在电话中，截访者一再表示：“我们当地政府收到了让把她们接回去的函，我们能不把她们接回去吗？”“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没办法”“我们在这儿等回去的票，等了几天了”。据冯永记介绍说：“我们做任可事，这些人都要打电话去请示”“我这是第九次来北京上访了，以前都是一些干部来接我们回去，吃饭时满桌子大席，这次来的都是一般人员，他们一天十块钱的生活标准，有时就只吃大饼”，如此没有决策权，生活标准如此之低，此其“可怜”三。

在整个谈话中，记者明显感到截访者们的不自信，他们说话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这是他们自知理亏的表现，这是他们良心受到谴责的表现，记者想，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可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