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聞連続インタビュー歴史認識／イム・ジヒョン

韓国のノ・ムヒョン大統領が、4月下旬に発表した対日政策特別談話をどう考えればいいのだろう。竹島周辺での日本の海洋調査の動きを植民地支配の歴史と絡めて批判、強硬姿勢を打ち出したもので、韓国では「歓迎一色」だと伝えられている。

「韓国で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は支配のイデオロギー。権力そのものです」と説明する。「今回の発言、その発言への支持も、韓国社会の民族主義的情緒を反映したという脈絡から見るべきでしょう。韓国では右であれ左であれ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包摂されていますから」。

ノ大統領の発言に、日本では困惑が広がっている。

「小泉首相の靖国参拝や民族主義的な発言が日本でいかに政治的に消費されているかを理解すれば、ノ大統領の発言の韓国社会におけるメカニズムも理解できるはずです。両者は相互を補強・補完する関係にあるのですから」。

現状を打ち破るには「民族主義を超えた歴史を描き出すことが必要だ」と主張する。研究と活動の母体「批判と連帯のための東アジア歴史フォーラム」は99年にスタート。日本で西尾幹二氏の『国民の歴史』が刊行され、韓国でも話題となっていたころだ。
日韓の研究者に参加を呼びかけ、当初は東アジア共通の歴史教科書作りを目指したが、すぐに撤回した。討論の結果、「急ぐべきは一国史のパラダイムを壊すことだ」との見解で一致したからだ。近代国家の枠組みから歴史を見る限り、新しい歴史像は描けないとの判断だった。

04年に出した『植民地近代の視座』（共著、岩波書店）では、より明確に歴史観をめぐる問題点を指摘している。
「日本の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や支配の事実が教科書に記述されれば、歴史認識における対話とその共有が可能になるのだろうか」と疑問を投げかけ、さらに「歴史教科書問題で問われている最大の問題は、日本の近代をどのように理解し、世界史の中で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るのかについて、共通の認識基盤が形成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にある」と主張した。それは、東アジアがどのように近代を迎えたのかという大きな問題を設定し、先導した日本と、日本と深く関係しながら近代を迎えた韓国や中国、台湾の歴史を描きなおすという、枠組みの転換の必要を訴えたものだった。

「国境とは何か、考えてみませんか」と呼びかける。「済州島の音楽は、韓国の伝統的な音楽とは音調が異なる。沖縄の音楽が、日本の伝統音楽と違うことも知られているが、済州島と沖縄の音楽は類似点があるとの研究がある。済州島がいつから韓国で、沖縄がいつから日本だったのか。近代国民国家の人為的な境界から過去を見てはいないのだろうか…」
近代以前において国境とは点であり、ゾーンだった。漁師たちが漂着する場であったり、文化の交流の場であったりしたのが、国民国家が線をひいたことで領土の意識ができて、紛争の場になった－－と説明する。そして、「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掲げる歴史家たちに利用されてはいけない」。

靖国問題でも、「A級戦犯を除けばいいという問題ではない」と視点の転換を唱える。「日本のファシズムは大多数の市民の支持を受けたものだった。韓国でも少数の親日派の責任として解決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翼賛体制は大衆に受容されていた。とても悪い体制だが、なぜ作動し、それが可能だったのかをしっかり振り返らないと、ファシズムが再び到来してしまうだろう」と訴える。

「韓国にも国立墓地があり、無名戦士の搭がある。祖国と民族のために死んだ人を美化す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政治宗教、世俗宗教の神殿だ。韓国は被害者だから神殿をもっていいが、日本は加害者だからも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論理にはならない。根本的に考えることが必要だ」と問題を提起する。

さらに、「国家の命令で死んだ人に謝罪し、国家が反省する場を作ることが大切だ」と説く。「靖国神社の遊就館を見ると、もう一度同じような危機があればおまえたちは呼び出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告げている。靖国は反省の場ではない」。

現状を打破するインフラとして、東アジアの歴史や問題点を研究する、国の枠を越えた研究財団の設立を提案する。
「韓国で私はマイノリティー、デモ、足場は確実に広がっています」。

（渡辺延志）2006年5月11日夕刊

文革の災いを語ることを禁ずるのは…（劉暁波）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 —— 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刘晓波

再过几天，就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纪念日，但象改革以来的每一个文革纪念日一样，中国再次出现外热内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压制和封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个体的良知匮乏，也不能推卸责任。特别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道义责任，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全国性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但仅仅是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把林彪和"四人帮"作为毛泽东替罪羊，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弊端。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各种托词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比如，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文革回忆录，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最为疯狂。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标榜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要么诉说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基本不提他们那种"自来红"的特权傲慢，也不提他们造反来自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个体责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责归咎为极少数替罪羊（如四人帮），或者归结为抽象的时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体性。 比如，2003年12月，叶剑英的儿女儿叶向真曾向凤凰卫视谈到过叶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双重身份--中共元帅之女和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使她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连她自己也承认那时的她"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但她对自己的红卫兵领袖生涯的叙述，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她参加了那些造反活动，是否参与过"打砸抢"和"揪斗"，是否迫害过别人。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作为一场全民卷入的狂飚，遭到残害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那么，参与迫害的人数将几倍于被迫害者，却很少有人反省和忏悔。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造反派的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没见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在此意义上，阻碍国人直面文革灾难的负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参与制造文革灾难的个体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肯忏悔和反省的民族传统，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间基础。因为在网络时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于反省和忏悔，那么官方绝对无法封锁民间对文革的自发反思。 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进行个体性的反省和忏悔，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或道审判，而仅仅是为了：1，还原文革大灾难的真相，并通过还原真相来总结文革的教训，以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2，逐步摆脱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传统意识，进而培育一种健全的个人责任意识；3，把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大灾难变成国人的精神财富，通过每个人自愿的反省和忏悔来提升国人的精神素质。 可悲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延续至今：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文革的最大祸魁毛泽东仍然是中国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高干子弟变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开的清算和讨论，浩劫就一直没有过去，只不过变成另一场更隐秘的"浩劫"：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 ── 原载 《苹果日报》2006年5月10日 Wednesday, May 10, 2006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中共はなぜ抗日戦犠牲者数を膨らませ続けるのか？（凌鋒）

中共为何越来越夸大抗战死亡人数？/凌锋

(博讯2005年9月04日)     中共为抗战胜利6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但是由于在活动中造假而失去它的意义。例如一再声称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仅是这个造假，就说明这些纪念活动纯为一党之私造势。由于中共控制全国媒体，这种造假活动越演越烈，例如最近香港媒体报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将于9月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届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率党政军各省市区党政要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寄托13亿中国人民对近3500万抗日阵亡将士、英烈及死于日本侵略者刀枪之下的骨肉同胞无尽哀思。”

     根据这个报导，中国在抗战期间阵亡的军民多达3500万之众，这个牛皮是越吹越大了。到底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有多少死亡的呢？今年五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有一个中日关系的专题谈到这个数字：维基百科是“中国军人在中日战争中伤亡人数380万人”。在中港研究抗战历史的杨克林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书中说，中国军人伤亡380万，人民死伤1800万（共计2180万）。但是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伤亡人数就有3500万。这就奇怪了，因为九一八到七七只有六年，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没有抵抗就撤军，日军杀人再多也只是在东三省，顶多再加察哈尔与绥远的冲突，这个地区就伤亡1320万人？笔者查了资料，这3500万人的数字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5年5月9日莫斯科二战胜利50周年提出的，而杨克林的书是在该年七月出版的，因此引用了江泽民的最新数字来“接轨”，结果就出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文革以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主编是中共现代史权威的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也说人民伤亡18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而江泽民1998年访问日本时则说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整整加了一个零。

     而现在胡锦涛把江泽民3500万的“伤亡”数字进一步提升为“死亡”数字，更是匪夷所思，不但说明中共一贯造假，在抗日死亡数字上的造假更是一代胜过一代。

     那么中国军民在抗战期间的伤亡数字到底多少？最近在“野草先锋”网站上看到一个用“蟋蟀王”发表或者是转贴的文章“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4000万还是700万？”有有关伤亡数字的详细资料，而且注明资料来源。作者认为死伤人数3500万不符合历史档案记录。因为1946年底，国民政府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1947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行政院赔偿委员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对1946年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修订，加为 12,784,974人。中共建政后提出的伤亡数字与之相若。

     这位作者还提出以下数字值得参考：一，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二，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水灾，致使893000中国平民死亡；三，国民政府徵集抗日军队时，大肆抓壮丁，虐待迫害壮丁，致使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死亡上百万人之多。笔者还要补充的是国共之间的摩擦也死了一些人，例如皖南事变中共就自称损失一万人；国军的伤亡更多。

     该作者认为中国民众作为受害者的感情用事是难免的，但是对主张提供客观数字的人被指为“汉奸”则不表认同。但是作者身在中国，不便指出为何官方主导造假。

     从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数字造假主要在江泽民时代开始。这有以下原因：

     一，六四后中共需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所以扩大抗战死亡数字，加重受害者身份，有利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追求自由、民主和社会公平的视线。

     二，六四后中共上下交徵利，全国向钱看，本来放弃对日索赔，也变为积极索赔了，因此提高死亡人数和加损失数字，一旦索赔目的达到，那些贪官污吏自是最先肥了自己口袋。

     三，中共建政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达八千万人，其中大跃进就死了四千万人，人们常常将日本杀死中国人的数字与中共害死自己同胞的数字比较，说明中共更加恶劣，何来“民族主义”之有？因此中共不断提高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死亡数字，就可以不断减少中共的罪孽。有朝一日日本皇军杀死的中国军民超过八千万，中共就可以免罪了！

     由于中共控制全国媒体，所以造假久而久之也有许多人相信。这次大规模纪念，就是要大规模造假。而从台湾前去参加纪念活动的政治、军事人物，除非当场揭穿中共造假，否则就是参与中共造假。特别是那些退役的国军将领，前去参加纪念活动，就是认同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认同中共的造假，这就是助纣为虐。对扬言要武力攻打台湾的中共不但是为虎作伥，也背叛了当年在抗战当中牺牲的国军兄弟，甚至认贼作父和出卖了蒋委员长。台湾民众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和他们做出区隔，马英九和郝柏村如果拒绝出席，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为匪张目”，应予鼓励。

共産党のプロパガンダを暴く中国人／蟋蟀王（２）

国民政府1947年的数字，比1946年的数字，加了105万人，主要是在平民伤亡数字，加了71万多人。1947年的军人伤亡数字比1946年减少，但是加了“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中国军人伤亡人数一共为3,650,405人。如果把1946年的军人阵亡作战数字1,319,958加上1947的病亡数字，则中国军人遇难者人数总数为1,742,437人。

至于1946年的平民伤亡842万多人的数字、以及1947年的9,134,569人的数字，目前尚未有国民政府病公布的平民死亡的具体数字。不过，842万多人的平民死亡大概数字，可以通过中国的军人伤亡比例以及二战中苏联军人和平民死亡比例，大致推算出来。按照1946年的数字，中国军人伤亡3,311,419人中，阵亡与失踪1,450,084人，死亡人数占伤亡总数的43.8%。按照1947年的数字，中国军人伤亡总数3,650,405人中，阵亡与病亡1,742,437人，死亡人数占伤亡总数的47.7%。苏联在二战中，死亡总人数为2,660万，其中军人死亡人数为866.84万人【注十四】，即军人与平民的死亡比例为1:3。苏联在二战中，战争的伤害情况是最残酷的，军人和平民的死亡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是最高的。所以，以苏联军民死亡比例来推算中国军民死亡人数，是比较准确的。以苏联的军人与平民的死亡比例为1:3来推算，中国八年抗战中平民死亡人数应该是军人的三倍，按照1946年的数字，应该约为4,350,252 人（1,450,084×3）。按照1947年的数字，应该约为5,227,311 人（1,742,437×3）。1946年的4,350,252 人平民死亡人数概算，占1946年数字中平民伤亡总数842万多人的51.8%；1947年的5,227,311平民死亡人数概算，占1947年数字中平民伤亡总数9,134,569的57.2%。这两个比例，都高于中国军人的43.8%（1946年数字）和47.7%（1947年数字）死亡受伤比例接近。鉴于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受伤比例应该低于军人的死亡受伤比例，上述两个平民死亡的估计数字，应该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如果上述推算正确，那么八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概算如下：根据国民政府1946年的数字，应为1,450,084（军人死亡）加4,350,252（平民死亡），一共约为5,800,336人，四舍五入，约为600万人。根据国民政府1947年的数字，应为1,742,437（军人死亡）加5,227,311（平民死亡），一共约为6,969,748人，四舍五入，约为700万人。

四、没有官方具体死难者人数的原因

上面说了，无论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还是1949年之后的人民政府，都没有提供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的具体数字，而是用“伤亡”这种模糊的概念，笼统提供相互矛盾的大概数字。原因何在？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抗战贡献思维。这种思维认为，中国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就把死难者人数与反法西斯贡献简单划上等号，以为中国和苏联一样，人员伤亡越多，就是抗击法西斯越坚决、对反法西斯战争贡献越大。殊不知，这种思维是并不具有普遍的道理。虽然人员牺牲最多的苏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犹太人在二战前后，被国法西斯屠杀六百万人，可是犹太人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贡献，几乎没有；相反，美国在二战中死难者不到三十万，却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与苏联一样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历史的尴尬。尤其在中国平民死亡数字上，这种尴尬最为严重。这里的问题是，抗战中的“死难者”人数，并不等于侵华日军直接杀死的人数。如果军人的死亡，均是在战场上的话，那么平民的死亡，原因却是多样的。抗战中中国平民的死难者，其中一部分，是死于中国人自己手里。例如，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进攻，在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水灾，致使89.3万中国平民死亡。又如，国民政府征集抗日军队时，大肆抓壮丁，虐待迫害壮丁，致使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死亡上百万人之多。【注十五】如果要提供具体平民数字，无疑就要细细分类，就会看出被日本人直接杀死和死于中国人自己手中的死难者人数之比例，这对于一直顽强抗战、谴责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十分尴尬的。

第三，迫使日本内疚思维。这种心理认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造成了中国人民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日本必须正对历史，以史为鉴，绝不能复活军国主义。在这种思维作用下，就把中国伤亡数字层层加码，以为中国人员伤亡越多，日本就越必须低头认罪、真诚道歉。我上面说了，爱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决不能依靠煽情和谎言来维持。把中国死难者的数字说的越高，并不代表就越爱国。把中国死难者的数字说的越高，只能减少我们的可信力，只能给那些图谋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极右分子找到口实。无论中国死难者人数是多少，都不能抵消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恶的一丝一毫。

每当人们呼吁提供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具体人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辱骂他们是汉奸、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他们的拿手论据就是：即便日本没有杀死3,500万中国人，即便日本当年杀死1,000万人，那么他们就没有罪了吗？对于这种愤青思维，我的反驳就是：假如侵华日军真的杀死了1,000万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夸大为3,500万人呢？难道你还嫌苦难的中国人死的还不够吗？

谨此纪念“七七事变”六十八周年。
谨此向八年抗战中死难的中国人志哀。
八年抗战中英勇奋战的中国英烈，永垂不朽。

（2005年7月7日首发于《环球聚焦》）

【注一】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1998-11-29第1版。
【注二】新华网新闻资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http://202.84.17.11/world/zl/bj/gjgx/bj_gjgx_twowar.htm
【注三】918爱国网：“引言 编　者 ” http://www.china918.net/91802/njpic/ReadNews.asp?NewsID=7
【注四】日本的大屠杀与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佚名，[强国论坛看客] 于 2003-08-27 21:55:03发表。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291005&Key=755598582&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1953&flag=1
【注五】新华网：新华资料：抗日战争。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02/content_948532.htm
【注六】佚名，“对日索赔史实简述①-国恨亲仇背后 ”，
2002-1-12 15:24:15　据高平 唐芸 阳雨《血债》整理。http://user.7host.com/yeu422/drsp/d-002.htm
【注七】同注五。
【注八】“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 ”，汤重南， Google网/2001年4月20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探讨/2005年4月5日转发。http://www.jianwangzhan.com/cgi-bin/index.dll?page0?webid=jianwangzhan&userid=129362&columnno=7&articleid=13605
【注九】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教师教学用书：抗日战争。http://www.pep.com.cn/200410/ca528582.htm
【注十】《中国抗日六大主战场秘闻》，中华传奇杂志社，2005年1月，第93页。
【注十一】“二战人命伤亡”。http://twr_ww2.tripod.com/ww2p14.htm
【注十二】BASIC FACTS ON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by New Jersey Hong Kong Network (1990)。http://www.arts.cuhk.edu.hk/NanjingMassacre/NMchron.html
【注十三】同注六。
【注十四】国际在线报道：俄国防部长公布苏联二战中人员伤亡精确数据。http://news.sina.com.cn/w/2005-05-08/13585830773s.shtml
【注十五】“震撼与悲凉：天堂无路访群魂？？记一群从未上过战场的抗日国军”，作者不祥。http://forum.netbig.com/forum/showArticle?id=005000994744813

★文章刊载于百灵◆全球中文门户社区《前沿周刊》先锋网络杂志总第二十七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共産党のプロパガンダを暴く中国人／蟋蟀王（１）

共産党独裁下の中国という困難な環境のもとでも、一部ではまじめな歴史研究も積み重ねられている。

以前、王直墓評価についての共産党公認史観を批判する論文を転載したが、ここでは、日中戦争の中国側犠牲者数についての共産党プロパガンダを批判する論文を転載する。

これらの成果を見ていると、いまの日本政府が共産党に見習うように愛国心の押し付け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にいよいよ疑問を感じる。いまの日本人は、本当に、せっかく手に入れた主権者としての地位を投げ出して、再び戦前の天皇主権国家のもとでのように、あるいは共産党政権下の中国人のように、思想的隷属生活を送りたいのであろうか？

http://www.blsq.com/qianyan/View.asp?ViewID=1317

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到底多少？

◇蟋蟀王

（2005年7月7日）

今天是“七七事变”六十八周年。六十八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上一阵枪声，拉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1945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给中国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不应该忘记。尤其是中国人民，要永远牢记这笔血债，坚决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然而，既然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既然要和日本军国主义算账，那就要算清账，而不能是一本糊涂账。中国做为一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家，一个坚持日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世界大国，自己却对中国八年抗战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权威的准确的结论。这个问题就是：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到底多少？

中国的官方说法，对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具体人数避而不谈，只是笼统地提出“伤亡3,500万人”这样一个模糊概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赫然写着：“日本侵华：（1931－1945）中国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1998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在访问日本期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说：“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军民3500万人伤亡，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注一】

这个“伤亡3,500万人”的数字，到了某些网站、媒体时，就变成了“死亡3,500万人”。例如，新华网新闻资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网页中，居然说“中国在八年抗战中共有3500多万同胞在战争中牺牲，占二次大战参战国死亡总人数的42％”。【注二】918爱国网的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被屠杀。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期间屠杀了三千余万中国人，是国纳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总数的五倍。”。【注三】到了狂热反日的愤青嘴里，这个“伤亡3,500万人”的说法又从“死亡3,500万”升级到“死亡4,000万”：“日本人取中国人四千万条命，没有得到任何惩罚，直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是为大东亚共荣。”【注四】。

在谴责日本法西斯罪行时，曾经蒙受沉重损失的中国人民，感情用事，是难免的。但是，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是一个沉痛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资料的统计，我们需要理性和客观。狂热反日的人来说，缺乏理性和客观是他们的硬伤。爱国是对的，反对日本右翼否定历史也是对的，但是爱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决不能依靠煽情和谎言来维持。试问：难道把中国死难者的数字说的越高，就越爱国吗？难道把中国死难者的数字说的越高，就越暴露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吗？不是。这只能减少我们的可信力，只能给那些图谋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极右分子找到口实。我们要的，是真实的数据。如果死难者数字是500万，就承认是500万；如果是1,000万，就承认是1,000万人。无论这个数字是多少，都不能抵消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恶的一丝一毫。

本着以上原则，我根据研究中查到的中外资料，试图对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做一个客观中立的估计。根据我的估计，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应该是在600万至700万人之间。我的理由如下，写出来与各位讨论。对于文中谬误，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伤亡3,500万人”之说不符合历史档案记录

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统计的抗战“伤亡3,500万人”之说，不符合抗战后当时国民政府的正式统计数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八年的人员损失统计数字，是“伤亡1,173万人”之说。1946年底，国民政府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注五】1947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行政院赔偿委员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对1946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加为 12,784,974人。【注六】

对于国民政府的上述数字，1949年之后，我国政府对其进行了修改。修改的理由是：当年国民政府统计的数字，“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３５００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注七】后来，另外一种说法则更为具体，声称死亡人数达2,000多万：“在侵华战争的15年间，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约为3500万，其中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注八】

对抗战后国民政府所统计的抗战伤亡人数，为1,173万人到12,784,974人之间。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的修订数字，为3,500万人，两者相差将近三倍。我认为，1949年后我国政府对抗战后国民政府所统计的抗战伤亡人数进行的修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首先，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损失，从1944年就开始统计，前后进行了三年，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资料和日伪政权的资料，深入认真的调查统计，1947年的数字甚至精确到个位数。其次，说“中共敌后抗战所受损失”没有包括在内，也是不确切的。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抗战，也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现的。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战场是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国民政府对此数字不计算在内，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敌后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场是晋察冀边区，抗战死难者人数早有具体统计数字。据统计，1937年到1945年期间，晋察冀边区死难者总人数为709,800人，其中冀晋区152,000人、冀察区100,800人、冀中区232,000人、冀热辽区225,000人。【注九】

二、伤亡之说不科学

无论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还是1949年之后的人民政府，统计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时，都使用了“伤亡统计法”。所谓“伤亡3,500万人”，就是说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加起来，是3,500万人。我认为，在计算八年抗战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人员损失时，加上“受伤”人数，是不科学的。道理很简单：在一个为期八年的战争期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但是可以受伤多次。在统计二战人民生命损失的数据中，其他国家绝大多数是计算“死亡”人数的。如果把“受伤”这个同一人可以重复多次的数字加进来，那么， 这个“受伤”的概念就变成是一个累计计算的“人次”概念，客观上夸大了“伤亡”人数。

这里有个实例。1939年12月，在昆仑关战役中英勇抗敌的中国军队中，有一支光荣的部队。这就是杜聿铭统领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郑洞国荣誉第一师。这支部队全部是由在抗战中负过伤的老兵组成的。例如，该师二团3连下士林四良，参加过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受伤两次。【注十】如果林下士在昆仑关战役中再次受伤后不幸牺牲，那么，按照“伤亡人数统计法”，那就是“伤亡四人”（受伤三人次、死亡一人次）；要是按照死亡人数统计法，就是“死亡一人”。假定荣誉第一师官兵人数为一万人、在昆仑关战役之前平均每人受伤1.5次计算，再假定昆仑关战役中该师官兵60％受伤、20％牺牲（伤亡比例3:1）；再假定昆仑关战役是该师最后一战，那么，按照“伤亡人数统计法”，该师在抗战中的伤亡人数就是23,000人（10,000 × 1.5） + 2,000＋6,000）；要是按照死亡人数统计法，该师在抗战中的死难者人数为“死亡2,000人”。两种算法相差近十二倍。伤亡统计法之夸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600万~700万死难者之说”的依据

如同第一节中所述，“伤亡3,500万人”这个数字过于夸大，不应做为计算死难者人数总数的依据。至于“死亡2,000万人”甚至“3,500万人”说法，更是不值一驳。这些数字，连简单的加法都过不了关。我们知道，二战中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000多万，其中苏联就占了2,100万（最近又有新的数字）。波兰死了730万人、国死了440万人、日本死了200万人、南斯拉夫死了120万人，法国死了100万人、罗马尼亚50万人、匈牙利40万人【注十一】，这已经就是3,780万人了，要是加上中国的“死亡2,000万人”甚至“3,500万人”总数岂不是超过了二战死亡总人数了吗？

我认为，八年抗战中国死难者人数约为600万~700万，有两个依据。第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两个统计数据，第二是关于苏联二战期间军人平民死亡比例。关于1946年底国民政府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中“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的数字，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的资料，上述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的确切数字为：伤亡总人数为3,311,419人，其中阵亡人数为1,319,958、受伤人数为1,761,335、失踪人数为130,126。【注十二】假定失踪人员全部属于阵亡，那么中国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死亡总人数为1,450,084。1947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行政院赔偿委员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则为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的惟一一次八年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数字：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 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 12,784,974人。【注十三】

愛国心について

自分の住んでいる環境をよくしたいと思うのは、利己心に基づく人の自然な感情だから、自分の住んでいる国を愛する気持ちというのはたいていの人に備わっている。

しかし、人は利己心のみを行動の規範としていたのでは他人の利己心とぶつかって、絶え間ない争いが生じ、結局自分の状態を良くしたいという願望をほとんどの人が満足できないことになる。

そこで、他人の基本的人権を侵害しない限度でのみ、自らの利己心を満足すべき、というより高次の規範が必要になる。国を愛することは、教えなくても利己心に基づく自然な行動として身についているが、より高等な行動である基本的人権の尊重は教えなければ身につかぬ。

いま、自民党右派が吹聴している愛国心は、個々人の利己心を統治機構としての「国家」に集中し、「国家エゴイズム」を全開させようというたくらみである。それによって、確かに統治機構の周囲に群がる一部の人間は、自国民と他国民との犠牲の上に利権をむさぼ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しかし、一般国民は国家に対する批判を許さぬ忠誠と、標的にされた他者に対する憎悪の感情をあおられ、ゼロサムゲームに熱を上げて、終わってみれば馬鹿を見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相も変らぬ痴愚神礼賛、物神崇拝、フェテシズム、つまり野蛮な物欲による群集統合手法である。

冷眼傍観中共反日閙劇（２）

    二，中共无法摆脱干系

    至于这次反日运动，当然中共脱不了干系，这是赖也赖不掉的。因为在游行以前，已经有团体发动网上联署签名抗议日本入常。本来计划发动一百万人，但是在中共媒体报导与渲染之下，意味着官方支持这项行动，所以签名人数冒到两千八百万人！这对主办者、参与者无疑是极大的鼓舞，也不能满足于在网上这个“虚拟世界”签签名，他们需要在“现实世界”做出一些行动出来，于是就号召全国性的游行。如果这个游行与官方宗旨相违背，则此项活动必然被列为“动乱因素”而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当局的默认和鼓励，没有采取丝毫阻止的措施，于是群众就被中共运动起来了。四月九日，北京上万人游行，当局没有压制，对出现的暴力行为也没有丝毫批评，更拒绝日本政府的抗议，这等于鼓励更大规模与更暴力的“群众运动”，于是四月十六日，上海有更多的人上街，而且更暴力；十七日深圳也有更暴力的事件；甚至还有东管的日资工厂罢工。

    现在北京推说不知道谁组织，因为是通过互联网与手机短讯组织起来云云。那么当年法轮功通过电邮与手机串连起来的集会，中共为何就把他们当邪教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异议人士的网上联络中共为何可以屡屡“破案”而将他们逮捕判刑？看来中共耗费巨资建造的“金盾工程”的确只是对付异议人士，而反日游行则是“同议人士”所为，自然不在这个“工程”所要对付之列。既然他们是中共的“同议人士”，他们是民，中共是官，官管民，又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责任都推掉呢？何况，在游行过程中不少“便衣”混入其中，引导口号和路线，乃至暴力的程度。武警对秩序时也网开一面，维持示威者与特定破坏目标的一定距离，可以又小量破坏而不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样既不会引起重大国际争端，也可以达到对日本朝野的“威慑”作用，也就是这次发动反日浪潮的政治目的。

    当然，参与反日的人士情况很复杂，不否认有“自发”者在内。然而他们的资讯来自被中共删减、歪曲，有些还被封锁，因此会影响参与者的正确判断。而参与者的鱼龙混杂，也使中共担心失控，所以在“任务”完成后，中共就急于鸣金收兵了。

    三，中共为何要炮制这场闹剧？

    如果说这是中共炮制的闹剧，它又为何要炮制？这当然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如果观察当今的国际形势，最刺激中共的，该是美日安保条约将台海列为战略目标。中共认为这是干涉内政。然而美日则认为这是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破坏台海稳定造成的。这就涉及反分裂法的是非问题了。本来在去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美国已经不断向台湾施压，阻止“台独”的步伐，中美都声称他们的关系达到三十年来最好的时刻；十二月台湾立委选举，绿营达不到半数，说明即使要“独”，也不可能在立法机关通过。而且两岸包机成行，出现和缓局势。偏偏这时胡锦涛要建立有别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个人功业，便创造出这个反分裂法，自以为这是“以法治国”，下面当然也有一批马屁精吹捧他如何英明。更有无耻文人把他比喻为“汉武大帝”，所以中共不顾美国与国际的异议而悍然在人大通过这个反分裂法。而且因为中共大肆炒作而必然通过，所以在通过前，美日已经用安保条约的新内容在旁伺候。欧盟也因此推迟六四以来售武的解禁措施。中国又紧张又不满，但是美国早就表明不容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是中共先向美国挑衅美国才做出回应。但是中共又不敢直接与美国对抗，还需要去骗美国，放松美国对它的警，所以只能把气出在日本身上。日本离开中国近，地小人少，因为非战宪法的制约，军备也不如中国，所以中国就显得神气了。

    至于中国国内问题就更多了。经济过热问题，三农问题，金融洞问题，都越来越严重而更难解决。政治上，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和退党运动的持续发酵，使中共有苦说不出，只能制造国际事端来转移民众的视线。至少，制造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使民众放松对中共日益腐败的不满，这是各级党政领导所乐意见到的事情，所以反日活动才得以全面开花。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这样做法，难道不怕日本撤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为了表示对当年侵华的忏悔，以及报答中国勾销战争赔偿，因此给予中国低息贷款。在中国还处于极为贫穷和外汇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来自外国最大的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据统计，日本从一九七九直至二○○○年为止，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四批约共二万六千亿日圆（约一千六百九十亿港元）的低息贷款，三笔共一万七千亿日圆（约一千一百亿港元）的能源项目贷款，无偿援助则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亿日圆（约七十五亿港元），以及其他各种贷款一千四百亿日圆（约九十一亿港元）。综合以上各项，日本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援助合共近三千亿港元。此后，因为中国大力发展军备导致日本极为不安，舆论认为中国有能力支出许多军费，就说明不需要日本的贷款了，甚至质疑中国把日本的贷款用来购买军备，日本就更不应该再向中国贷款了，于是以后的贷款就逐渐减少。最近日本更表示三年后停止贷款。虽然北京表示不在乎，然而以目前中国官员对各种资金经手都要“雁过拔毛”的情况下，停止贷款不但损及中国国家利益，更使经手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当然也是反日浪潮被鼓动的原因之一。

    也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因为“财大气粗”而不大在乎外资是否撤走的问题。就如六四后台商给中国输血，当时中国感激涕零，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外资来得多了，中国在经济上也就不大在乎台商而要他们选边站，公开打击“绿色台商”，就是撤走也在所不惜。这种过桥抽板的伎俩就是中共的传统本性，问题是有些人利益当前，会忘记这些教训，所以它也就肆无忌惮的一再上演忘恩负义的戏码。

    四，中共的“谢幕”手段

    由于这是一场中共执导的闹剧，所以不论上场还是谢幕，都在中共掌控之中。四月十七日日本外长町村信孝到北京访问，他下午到达，会谈还没有结束，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就同时在下午五点以前发表评论文章宣布反日运动鸣金收兵。理由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说的，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这次会议的精神，紧紧抓住当前十分宝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也就是不要再去搞什么反日示威了。当天半夜，新华社又发布中日外长会谈的消息，明明气氛非常紧张，双方不但不握手，而且唇枪舌剑，但是新华社却说：“町村表示，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此深感痛心，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方愿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李肇星还严正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驻日机构和在日中国公民的安全。”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消息表示中国的绝对胜利，民众自然不需要再上街了。然而日本外务省否认日本向中国道歉之说。想来中共急于灭火而不惜造谣，凸显流氓政权的本质。至于日本要求中国就反日示威道歉中国表示拒绝，但是日本媒体报导中国准备赔偿，可能由地方政府出面对被破坏的日本外馆与企业进行赔偿，中央政府假作不知维持颜面。倒霉的该是那些“假洋鬼子”的中国企业，如果只是“平反”而没有赔偿，日本政府应该代他们索偿，给他们的“亲日”（例如开日本餐馆或取日本店名）一个鼓励，以培养更多“汉奸”。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时，深圳的反日民众还在街头高呼口号与破坏与日本有关的商店，在劝阻无效后，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武警把数百名（一说多达一千名）示威者驱到旅游巴士上带走。想来也不会法办，因为他们为完成党向日本施压的政治任务做出了贡献。当然，如果明知在中央号召收兵之后还要上街搞破坏，那么就要当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了。

    四月十八日，中国的亲日派国务委员、前外长唐家璇接见町村信孝，日本一定为当年拢络他的子女而在关键时候没有发挥到作用感到失望。面对反日浪潮，这个亲日官员也讲出狠话。他警告日本说：“今年是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时机敏感，若发言不慎，将引发‘想像不到的严重后果’。”什么是“想像不到的严重后果”？是更大规模和破坏性的反日示威，还是中国武装进攻日本？面对这个恐吓，可以预料日本民众会有反弹，非战宪法将进一步修改，还面对北韩这个中共的帮凶，日本也会振振有词发展核武。美国当然也会对日本的安全负责而采取适当的行动。亚太地区将因为中国的暴力崛起而多事。 (博讯 boxun.com) 

中共の排日煽動から1年余り：冷眼傍観中共反日閙劇（１）

林保华：冷眼旁观中共反日闹剧
(博讯2005年5月04日)    四月上旬到中旬的两个周末，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反日游行。游行规模是六四镇压后之最，从反日的角度来说，应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观察这次反日浪潮的前因后果，不难得出这是中共一手策划与导演的闹剧。之所以如此说，有以下的理由：

    一，反日的几条理由缺乏说服力

     1，修改教科书。 (博讯 boxun.com)

日本有多家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被指“修改”的是扶桑出版社，市场占有量只占百分之几，学校仍可选择其他出版社。对比中国无可选择的、全盘歪曲历史的官版教科书，日本的修改只是小巫见大巫也。何况修改的内容，例如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把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说成是将亚洲人从欧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与我们所知道中共如何隐瞒在它统治下八千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将六四屠杀说成是“六四风波”，把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讲成是把他们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日本对教科书的修改，该是“以共为师”也。何况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改更是罄竹难书，例如把杀人魔王写成农民起义领袖，把对外侵略说成平定内乱，把国民党领导抗日说成共产党领导抗日等等。因此日本修改教科书要批判，但是更应该批判中共更广泛范围和无所不在的修改，更不容许中共利用反日来转移视线。     2，道歉不够深刻。     中共也一直认为日本的道歉不够深刻，从日本政府对教科书的态度或许还有些道理。然而问题是何谓深刻，也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英国“经济学人”因为中日争拗而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自从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在正式的场合向中国道歉了十七次。如果当时认为不深刻，应该立刻提出，不能接受了，后来又说不深刻，把国与国关系，当作国内人民在政治运动中要不断向党组织写检讨那样，一次不够，再写一次。何况如果日本对侵略罪行缺乏认识，为何毛泽东六○与七○年代接见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政客，当他们表示道歉时，毛泽东说不必，不但不须道歉，还要感谢皇军的入侵帮助中共夺取政权。而且中国就不应该与日本建交，更不应该不要赔偿，一九九二年还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中日共度蜜月。如今反悔，或因为有新的政治需要，就不断揪人家的小辫子。这哪里是正常的外交？     3，钓鱼岛的争议。     首先邓小平曾经表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为何现在就要解决清楚呢？何况主权问题的确有争议。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篇题目叫做“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的文章中说：“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洲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列屿。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台湾“联合报”在 “琉球尖阁群岛，禁我渔船作业”的一篇报导中说，“如果琉球政府禁止我国渔民进入尖阁群岛的鱼钓岛、南小岛，对于本省在北方海域作业的渔船，将造成严重妨碍。”可见即使台湾，也承认钓鱼岛为琉球政府所属。一九七○年八月，台湾政府和媒体对该岛声明主权；一九七○年十二月，中共媒体才对钓鱼岛声明主权。这是因为在钓鱼岛海域发现了丰富的油田，“保钓”也是那时开始。中共对有边界争议的国家在领土上都做了很多让步，如对俄国、印度、缅甸、越南、北韩等等，为何现在就是对日本“寸土不让”，还发动游行？当然是有其他政治目的在内。     4，争夺海底油气。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能源缺乏，特别是石油大量进口，中共对这个东海海底油田的开采更迫切了，不但多次派勘探船逼近中日领海的中线，连潜艇也开进来了，使日本感到威胁，而且从二○○三年开始了钻探。日本则在最近批准民间企业在中线的日本一边试采。但是中国认为日本要开采的油气田与中国所在的春晓、断桥两个油田相连，就认为日本在“挖墙脚”了。现在据说日本有意把这个争端拿到国际法庭裁决。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态度，会愿意服从裁决吗？从中国阻挠国际法庭对赤柬战犯的审讯，可以看出它对国际法庭的态度。那么怎么办？只能让中国即当球员，又当裁判？     5，中国反对日本“入常”。     联合国今秋要进行改革，一是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是会务的改革，例如加强重视人权工作。中国自认是“亚非拉”唯一在安理会的“代表”，又拥有否决权，自然不愿意日本分一杯羹，虽然日本对联合国有重要贡献。而会务改革，例如强调人权问题也对中共不利。由于反对联合国改革和反对日本入常提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虽然不敢公然反对，只能借用“民意”来反对。而为了让外国能够对这个民意有深刻印象，就不惜纵容暴力事件，以显示中国人民如何“义愤填膺”。     6，参拜靖国神社。     各国都有自己的神社。日本把甲级战犯的灵位也摆上，被侵略国家自然有意见。但是这只能用商量讨论的方式，因为日本有自己的国情，是人家的内政。正如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也伤害到韩国民众的感情；毛泽东全力支持的赤柬屠杀国人也伤害柬埔寨人民的感情，但是他们也没有权利要中国拆除毛泽东纪念堂，或把毛尸搬走。因为同是受害的中国人还没有这个觉悟。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是助长军国主义，那么参拜毛堂，不是继续世界革命与坚持中国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那不是更大的灾难？     从以上六点，说明中共这次煽动的反日浪潮，如果不是无理取闹，至少也是小题大作。当然，中共当局一再撇清自己和反日活动的关系，对暴民的暴力行动也声称不负责。以后者的情况来说，的确有点像当年满清政府把台湾人说成“化外之民”那样，为日本提供侵略借口。因此如果日本派“皇军”来捉拿中共管不到的这些暴民，代行家法，北京会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