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思：張純如の『南京大虐殺』について（２）

自民党元老野中广务曾于担任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的1998年5月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哀悼死难者。他不但没有因这一举动丢官或遇袭，反而两个月后升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内阁官房长官。

民主党党魁菅直人也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也没有丢官或遇袭，选举时依然高票当选。

单从举动来看，这二人比本岛等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战争观，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不知对这些，云儿网友该做何种解释？

张在她的书中还说，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

说实在，张纯如真正使我感到讶异的便是这两段话。一般来说，学者或是新闻工作者在研究或报道某一历史问题时，最先做的事就是详尽了解先行研究的情况。张不懂日语，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现状有些误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受过西方新闻训练的作家对先行研究的无知到此种地步，不免令人咂舌。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如张女士所言，有两个对立的流派“承认派”和“否认派”。“否认派”在华人世界知名度甚高，暂且不提。我想谈的是以洞富雄为代表的“承认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人物有：
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已故。
藤原彰  一桥大学教授，已故。
本多胜一，朝日新闻资深记者。
江口圭一，爱知大学教授，已故。
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中央大学教授
石岛纪之，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
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

此中除本多胜一是新闻界人士以外，其余都是科班学院派出身的学者，不知张女士“由学术界以外的人进行”之说从何而来？“很少有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很少”是什么概念？中国史学界拿得出这么长的名单和如此多的专业论著吗？

以下是该派别主要的著作（因篇幅所限，只列单著）
『中国の旅』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1年
『南京への道』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9年
『本多勝一集(23)南京大虐殺』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1997年 ※『南京への道』増補版
『殺す側の論理』本多勝一・朝日文庫(山本七平ＶＳ本多勝一の論争)
『日中全面戦争』藤原彰・小学館
『南京の日本軍－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藤原彰・大月書店・1997年
『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本多勝一・藤原彰
『決定版・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まぼろし」化工作批判: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近代戦史の謎』洞富雄
『南京大虐殺の証明』洞富雄・朝日新聞社・1986年
『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洞富雄
『南京事件』笠原十九司・1997年・岩波書店・岩波新書 ※僞寫眞で初版が囘收
『南京難民区の百日、虐殺を見た外国人』笠原十九司・岩波書店・1995年
『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9年
『アジアの中の日本軍－戦争責任と歴史学・歴史教育』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4年
『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吉田裕・青木書店・1986年
『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吉田裕・青木書店・1997年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の証言』松尾章一編・皓星社・1998年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と戦後補償』松尾章一・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8年
『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新装版］東史郎・青木書店・1996年
『天皇の軍隊』熊沢 京次郎
『人民の沈黙』松井やより
『南京・広島・アウシュビッツ』黒田秀俊
『日中15年戦争』黒羽清隆・教育社・全3巻
『目撃者の南京事件、発見されたマギー牧師の日記』滝谷二郎・三交社・1992年
『南京虐殺と日本軍、幕府山の中国人捕虜殺害事件の真相』渡部寛・明石書店・1997年
『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津田道夫・社会評論社・1995年
『旅順虐殺事件』井上晴樹・筑摩書房・1995年
『戦略爆撃の思想』前田哲男・朝日新聞社・1988年
『日中戦争の悲劇』馬振犢・陳仲丹・林彗敏編著 藤尾直正・藤尾玲子訳 柳原書店(1996年)
『戦争と罪責』野田正彰・岩波書店・1998年
『わたしの見た南京事件』奥宮正武・ＰＨＰ研究所

我不知道张女士眼里什么才是严肃的研究，不知这一长串书目算不算严肃的研究？张女士的书中蜻蜓点水地谈到洞富雄、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的研究，但是显然她对日本学者为证实南京大屠杀所作的努力知之甚少。

我还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怀着人道情怀几十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因他们的观点受到失业的威胁，七旬以上的都是以名誉教授身份荣退，仍在执教的没有像炮轰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那样被下讲坛，新闻界的本多胜一后来升任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并没有像马立诚那样为了几句“对日新思维”弄得丢掉人民日报的饭碗。日本是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同一个东京大学，有藤冈信胜那样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教授，也有高桥哲哉那样为慰安妇鸣不平的教授；同一个京都大学，有中西辉政那样靠中国威胁论混饭的教授，也有坚持“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井上清教授。

写到这里，我依然愿意认为，张女士误读日本的现实情况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她如果接触的是大量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自然会产生不够客观的看法。

其实，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早已在中国翻译出版。1985年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就在中国付梓，2001年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也有了中译本。这两人支持“三十万人之说”，可以说是中国超越国界的友人，但是在中国这两人的知名度却远远比不上东史郎。个中原因，还待各位网友去解读。

关于东史郎案，多数华人将其解读为“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典型事件。但案件的原貌是什么呢？东史郎的老战友桥本认为东史郎在书中影射他，认为东史郎捏造了桥本其人杀害中国人的情节，才把东史郎告上法庭。不管桥本是否犯下过暴行，从逻辑上也可看出，法官要判决的不是南京大屠杀是否属实，而是东史郎是否构成对桥本的名誉损害。举例而言，甲在书中说乙文革中打死老师，被乙告上法庭，法庭需要判决的是乙是否真的打死过老师，而不是文革是否一场灾难。

然而中国传媒却没有涉及东案的细节，大而化之说东史郎由于揭露南京大屠杀被告上法庭，那么谁能解释得了，法庭在明确“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的同时判决东史郎败诉是怎么回事呢？把一场民事案泛政治化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样偏离事实的煽情能使我们离历史的正义更近吗？

最后我想引用konami网友的话作为结束语：仇恨不都是煽动起来的，但是仇恨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其实残酷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但残酷伴随战争。作为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等文化人，保留历史的面目，记述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即，不让悲剧重演！如果仅仅是为了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并且在揭开这个盖子时，为了渲染气氛，连自己不确实的照片和证据都肯引用，这种心态就很让人不安。由民族仇恨引发战争是可怕的。我觉得在日网友对这一点的担忧，应该被理解，也是无可指责的。”

鄭若思：張純如の『南京大虐殺』について（１）

出典：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36298
2004-11-22

我看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读天一网友的贴子有感

郑若思

张纯如女士不幸去世后的一个星期，互联网上爆发了一场颂张和贬张的争论。颂张者，称其为人权斗士，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杰出贡献；贬张者责之宣扬仇恨，招摇撞骗。本坛“批林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众多议论中，窃以为天一网友的意见最为中肯，他说；“我想，张也是在感情中极为坚持的人，她可能达心底里对日本人厌恶仇恨。至于这些情绪，对她作品的价值有多大影响，那必须，直接地，指出她文章数据的错误。”

我反对由于张纯如书中的某些错误就硬加上“骗子”罪名的做法，因为再优秀的学者也有出错的时候；也反对把质疑张纯如的某些措辞和观点等同于“与日本右翼一鼻孔出气”，反对“谁敢质疑张纯如就打倒谁”的党同伐异，因为任何学说只有经得起质疑，才能确立其历史地位。

无奈，要令人信服地指出张女士书中有关史实数据的错误，除非是专业研究者，掌握有来自第三者的原始资料，可惜对大多数华人（包括我自己）来说，南京大屠杀更大的意义上是个“符号”，是被压迫民族屈辱历史的象征，而“倒底是怎么回事”好像并不重要，真正不重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恰恰是中国人自身，因而在网上的诸多议论中，也就少见从纯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好恶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评价的声音。

也正因为中国人在传统上对个体生命消逝的冷漠，才会出现中国人多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回击日本右翼，只能空喊“东京大屠杀”来解气的尴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纯如写出《南京大屠杀》，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至少告诉世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华人）都对个体生命的无辜死亡无动于衷。

张纯如在书中流露出的仇恨情绪，来自战争中的日军之所作所为。这种仇恨如果仅仅针对日本的暴行本身，不要说中国人怀有共鸣，就是正直善良的日本人都能够理解。但遗憾的是在关于日本现状的描写中，张纯如显然仅仅凭借一些间接的资料，甚至借助自己的想象来补充没有进行田野工作的缺陷，出现数处瑕疵。对当代日本缺乏了解的读者当然很难觉察，但是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就立即感到某些描述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出入甚多，这即使不是造假，也是应该指出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客观上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公信力。难道中国人出的问题中国人不去纠正，还要文过饰非，等着日本右翼来看笑话不成吗？

在指出张纯如的几处有违事实的记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日本中学教科书没有没有统一教材，而是由七家（2000年以后才加由右翼学者操控的扶桑社，加到八家）出版社组织学者班子自行编写，然后由文部省审批。各学校使用哪个版本，由各校自行决定。除扶桑社以外的教科书是怎样谈到南京大屠杀的呢？

这七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其中，东京书籍出版社的记述为“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当时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南京大屠杀）。”

教育出版社配上图片，写着“日军占领上海和中国首都南京，很多中国民众被夺去生命，生活遭到破坏，占领南京时，日军大量屠杀俘虏、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进行了掠夺和暴行。”该书栏外注明“一般认为该事件的牺牲者为二十万人，但是中国方面认为包括阵亡者在内有三十万人以上。另外，1941年起，日军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军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但是日本国民直到战败才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事实。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者：
七家出版社都写到“一般市民遭到杀害”或“俘虏和一般市民遭到杀害”。

关于死亡者人数：
大阪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四家出版社：“十数万人，中国称三十万人”。

东京书籍、日本书籍：“二十万人”。

帝国书院：无人数。

三光作战：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五社。

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张纯如原著的意思像云儿网友说的那样，意为“1982年以后，日本人再也不能在教科书中忽略南京大屠杀了，改而在死难者人数上作种种限制。”，是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真要证明“日本人有系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剔除出教科书，达几十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却不能言之成理，我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将南京大屠杀从课本中删去有困难，日本官方才默许右翼教科书出笼，让它把其他的教科书“平衡掉”。另外，铁木网友指出purge 就是“清除得一干二净”，本人英文修养欠佳，不作评论，如果确实如此，张的论述则是违背事实的。

下面我还要谈一谈在日本谈论和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否危险，是否面临恐怖威胁的问题。

张纯如在该书第十章中说：“他们（指日本人—笔者注）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我不知张女士指的是哪一家博物馆。日本的战争博物馆不多，除了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完全为军国主义张目，不必去说以外，所谓宣扬“被害者意识”的广岛、长崎原爆资料馆和冲绳战资料馆都有关于日本加害责任的展板，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至于“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也是言过其实的论述。现举几例：
一、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所写《中国之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一共发行了一百万册，这在一亿人口的国家是什么数字？即使是右倾化的今天，该书还在日本的书店出售，没有任何人去禁止。
二、数年前一名日本中学生前往南京调查，与遇害者遗属对话，将此内容写成演讲稿，还入围日本放送协会的全国青年演讲比赛优秀奖。
三、日本电视台播放的所有有关二战的历史纪录片或人物传记片，都没有回避南京大屠杀。
四、日本战败纪念日的专题片里，时常出现连线南京的现场报道，主持人曾谈到“几十年前日军曾经在该地屠杀中国平民”。
五、非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张女士的除外）可以在日本发行，律师可以举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听证会，南京大屠杀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曾记述了帝国军人的暴行，也在日本公开出版，并被当成证实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四年昭和天皇之胞弟三笠宫崇仁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亲自证实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侵华战争时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官的三笠宫对右翼在南京死亡人数上做文章表示不以为然，质问“那不是屠杀，请问什么才叫屠杀”？并证实“日军以刺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给新兵看在满洲以毒气杀中国人的电影画面等。读卖新闻还是日本比较偏右的报章，左倾的朝日新闻等报章杂志上此类报道就更多了。

张纯如说：“在日本，表达个人关于中日战争的观点，可能危及事业前途甚至生命”，她举出了长崎前市长本岛等（非本岛均）的例子。

遗憾的是，无论是张纯如还是云儿，都没搞清本岛遇袭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观点，而是触犯了日本战后最大禁忌：评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前文提到的本多胜一也是由于在裕仁热丧期间公开表明“不敬”，右翼竟然找到本多儿子就读的学校，恐吓其子。
禁止谈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固然不是直面历史的态度，但是却不等于日本人一谈到中日战争的观点，就会倒霉。既然本岛是政治家，那么我还可以举两个政治家的例子。 　

鄭若思：マルクスの私生児と魯迅の覗き見

郑若思: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名人批判之批判

2004年7月4日

出典：http://members.ld.infoseek.co.jp/clx3/zheng/04/0704a.htm

    大约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的老师去东访问，回来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天啊，马克思有私生子！”而且这私生子的故事还不是来自市民的口头文学，而是公开在东的纪念馆里。

     原来，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夫人燕妮忠贞不渝，竟然与相貌、教养都与燕妮相差甚远的女佣海伦共赴巫山，珠胎暗结，引发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最后老马那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睿智大脑灵光一闪，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恩格斯于是替朋友两肋插刀，不仅向燕妮谎称自己是那孩子的父亲，还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

   此事之所以令我震撼，还不光是因为突然发现伟大导师其实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更大的惊诧在于同样是GCD，东共产党在对待革命导师的问题上与我们的伟光正有着天壤之别，东至少还把他们当成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而我们这边，马克思是整天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埋头写作、脚底把地板磨出凹槽、沿着陡峭的科学大道攀登的圣人（我在伦敦的时候特意去找过，结果证明是个天大的八卦）。别说马克思的私生子，就是鲁迅原配朱安夫人，又有几人能知？当年北京阜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里，根本就看不到朱安的照片，不然，二奶许广平的来历如何说得清？岂不是玷污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最近程映虹先生写出了洋老马这段轶事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程先生说：“一个欧美大学者和思想家有个把情人和私生子算不得丢脸的事，只要他不把自己当作完人，他的崇拜者也不把他当作圣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给人间播火的圣徒，而崇拜者们更把他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连他的婚姻都神圣化，那么任何品上的瑕纰，或者任何一个家庭中都可能有的隐私都会变成摧毁信仰的重磅炸弹，无数只手就会严严实实地把它们遮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今天在所有仍然把这个大胡子犹太人的画像挂得高高的地方知者寥寥的原因。”

    由此我想到如今正在见坛上议论得火热的鲁迅。鲁迅的可悲其实不在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我们的伟光正不由分说地把他神化为根本没有缺陷、甚至缺陷也是美的圣人。

    这是一场迟早会被揭穿的骗局，果不其然，当鲁迅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是一个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小人，偷看弟媳洗澡的色鬼、日军入侵便躲进内山书店的懦夫，总之，私不值一提。私的缺陷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了一颗颗摧毁鲁迅的重磅炸弹。

    其实，鲁迅的私尽管不好，但是他的缺点只是人性的弱点，是和很多人共同的弱点。何况他并不是政治家，不掌握国家命脉，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无行，除了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以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几近于零，诸君花费如此之笔墨揭批鲁迅的“生活作风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若论个人生活的荒唐，萨特恐怕在鲁迅之上。西蒙•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老态龙钟的萨特仍拥有数名年轻貌美的情人，将波弗娃丢在一边。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去否定存在主义的价值、否定萨特的思想成就，这就是西方人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鲁迅还原成和同时代的林语堂、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一样的普通文人，还会对他如此苛求么？

    当圣像倒掉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但是围绕脐下三寸打转的道批判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等凡夫俗子可能有的缺点，再伟大的导师、旗手都会有。倒是这些所谓导师和旗手的思想言论，到底对后世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是我们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倒掉的“圣人”，应该采取历史批判，而不是道批判。

    依我之见，洋老马那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原则，才是殆害后世的毒瘤，危害远比他和海伦的那宗糗事要大得多。我倒觉得假如海伦有杨贵妃那样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花容月貌，让洋老马写完《资本论》以后“从此导师不早朝”，靠《资本论》的学术成果当个经济学教授，不要拿什么暴力革命理论去害人，倒是地球人的造化。

    同样，鲁迅的害人之深，不是什么偷窥入浴或是包二奶，而是如老芦所说：“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骂人的痞子。”

    老芦对于鲁迅的肯定，我也深有同感。即“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己的劣根性。”

    糟的是目前对鲁迅的批判，有的连道批判都算不上，遑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简直就像文革专案组那样，以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细节，给鲁迅罗织罪名。楼下有篇《为什么你们对鲁迅那么宽容》，便给鲁迅戴了顶“媚日”的大帽子，但是作者又找不到像样的通敌证据，就把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说成是日本特务，其理由曰：“一是他曾代为管理日本皇军的军事胜利品——中国的出版社和书店，二是他在战败后是上海几十万日本“侨民”（以日本民族的特殊性，称其为侨民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二战中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一个没有穿军服的皇军）公推的领袖。 ”

    内山曾经接管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该公司根本不是中国的出版社，而是1917年由美商创办，地址在上海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1935年时资金约100万元，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西书出版发行单位之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内山书店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店，日美宣战，美商撤走，由内山书店接管，这与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是有区别的吧。何况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军事战利品。抗战胜利后，中美图书公司仍由美商经营，后来则被中国人买下来。

    至于侨民领袖一定就是皇军，就一定是赞成侵略战争，这种逻辑只能蒙骗小孩子。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里那个犹太音乐家曾经受到军军官保护，这其实是电影原著者的亲身经历。既然穿着法西斯军服的人都会对战争感到耻辱，那么没有穿军服的侨民就一定是铁板一块么？

    很多批鲁文章喜欢拿鲁迅和日本人的交往说事，大有不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让鲁爷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罢休的气势，但是下笔洋洋洒洒最终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钢鞭材料，证明鲁爷曾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出卖了民族利益。批了半天鲁，文章里还是透着一股“鲁”味，那“轻狂浮躁，只知骂人”的痞子魂，闹了半天还附在批判者的身上。从而证明鲁爷的毒素的确是渗透了我们的骨髓，不可救药。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