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確立（３）

　　其二，是维持行政主导国家的政治传统还是坚定不移地向现代宪政制度的转型。我认为，信访制度不断强化将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从制度上消解现代宪政制度的分权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官员个人权力对国家体制性职权的侵害，而且由於从国家信访局到地方信访机构都是由执政党的党委和政府共同领导的，这样会为党权侵入行政权、行政权借助党权侵入国家的立法权及司法权预设了一条「合法」的通道。如果强化信访的职权，其实际性意义则加强了以党权为背景的国家行政权力，这样就会有使党政合一的「信访机关」凌驾於国家一切机关之上的可能性，会从根本上消解国家的宪政基础15.批评者则认为，「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厚行政传统、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进程以及急於向法治转型的国家中，由於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规则的缺失所引起的种种行政违法、社会不公现象频频出现，通过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显得特别重要」16.对於这种希望通过加强信访来制约行政违法和司法不公的观点，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彭兴庭就指出17：在目前的制度结构中，行政部门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比如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制拆迁中，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公安、检察、法院倾巢而出。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制度问题，司法系统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使命，它的多种权力上仍然受制於行政部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老百姓不懂程序没有法律意识，而是深知利害关系才越权上访，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爷」，期待「皇上圣明」。司法独立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努力改善司法机关的地位，这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本之道。信访无论如何，是与一个法治社会背道而驰的。信访中更多的是法律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这不是行政机关和工作单位所能解决的。

　　其三，能否把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来。我认为，目前的信访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即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运用信访进行政治参与的法定依据，它表明公民的信访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因此，作为政治参与和表达意愿方式的信访，是不仅不能被取消而且应该强化的。问题是，现实的信访制度强化的是信访权利救济功能，尽管它在现实中也能解决公民的一些具体权利诉求问题，但如果从国家宪政体系来考量，信访的这种权利救济功能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的实现没有严格的程序而主要靠领导批示，是「人治」的结果，对司法权威的消解和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具有较大的消极作用18.批评者则认为，「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它「可以成为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19.应星甚至认为，经过制度的创新，信访这种「陈旧的」救济方式可以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20.对此，姜明安则反驳说：「最终取消信访的救济功能是必须的，只有人治的路完全堵死了，法治才会真正出现。」21

　　四、新的问题

　　应该说，国家最高决策者关注到这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已超越了他们为化解信访洪峰这一实用主义底线。因此，在「搁置争议、规范为主」的原则下，国务院在2005年1月5日通过了新的《信访条例》。在这个条例正式公布之前，国务院法制办主要负责人奉命与我有一次单独的正式谈话。他主要谈到了新条例有畅通信访渠道、建立网络信访系统、规范信访人的行为、强化信访工作的责任几大亮点。可我认为，这次《信访条例》修改虽在保障信访人权利等方面有所进步，但只是应急之作，没有体现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不仅不能有效地化解目前存在的信访洪峰，而且有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第一，新《信访条例》的主旨还是在於「束民」而不「约官」，虽然把保障信访人的权利作为重要的原则确定了下来，但同时又为各级政府打击迫害信访人预设了各种理由和藉口。

　　由於现实中打击迫害信访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新条例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提到了总则。但问题是，新条例同时规定了许多所谓「规范」信访行为的条款，比如，第十八条规定「多人採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可条例中并没有对如何推选代表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而在现实中，要推选代表就要开会，地方政府就会定一个「非法聚会」或「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罪名；要选代表就得要支付一定的上访费用，就可以定一个「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罪名。再比如，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否则，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要受到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採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条款都可成为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理由和藉口，已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正因为如此，北京上访村的信访公民已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对这些条款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22.

　　第二，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的调查、直接移交和督办权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即某某领导批示，这主要针对个案而言的。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即各级政府都有关於各地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并与政绩挂钩。各级信访部门虽然可以依靠这两种压力来促使具体工作部门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於信访民众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新条例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将其法规制度化。比如，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这种压力型信访体制能否化解目前已十分严重的信访形势呢？据我最近对有关部委七十多位来自基层省市的信访干部的调查表明，他们中有近六成的人认为，如果还搞信访排名甚至与政绩挂钩的话，地方党政会採取更为严厉手段打击信访人，这样也会有更多的人进京上访。

　　结语

　　回顾围绕因《信访条例》修订而发生的这场争论，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反思的。这正如赵凌所言：「关於信访改革的争论并不会因《信访条例》通过而停止，这不仅是由於《信访条例》对於化解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有难度，而且在於中国的信访制度改革折射出我们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青天意识、政府万能意识这些东西，更在於信访改革的争论实质是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选择问题。」23在我们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当执政者的政策目标、知识界的价值取向、行动者的现实目的出现严重分歧时，甚么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遵守和追寻的基本原则呢？在我看来，这只能是国家的宪政建设。

原文：
http://www.usc.cuhk.edu.hk/
wk_wzdetails.asp?id=4406

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建設（２）

　　二、改革的几种取向

　　然而，由於对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也有不同的主张。学界和政界主要有三种基本的改革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5，其核心观点是扩大信访机构的权力，使之具有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认为，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信访洪峰就得强化信访部门的权力。杜钢建也认为，现在之所以出现了信访洪峰，根本原因是信访机构没有权威性，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信访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因此，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是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需要信访这样一套没有门槛的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并通过赋予信访机构实实在在的权力，树立信访机构的权威来解决社会问题6.

　　第二种取向是，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信访制度改革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从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7.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周梅燕等人也认为，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理顺各种信访的处理渠道，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採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8.

　　第三种取向是，应该站在政治现代化的大局高度，来看待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黄锺认为，当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时，却忽视了如果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其实是直接跟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僭越立法权或者司法权的现象。这既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实践里。这些都有悖於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信访制度应该废除9.张耀傑则进一步指出，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是诱导本国公民跪着请愿甚至於跪着造反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制度陷阱，而置本国公民於极权之下的层层上访，本身就是对於中国公民自由平等的合法人权的公开亵渎和肆意践踏，因此《信访条例》可以休矣10.

　　这三种改革取向被新闻媒体归纳成为「强化扩权派」和「削弱取消派」，其中第一种取向属於前者，第二种和第三种属於后者。我则被视为「削弱取消派」的代表人物，有的媒体说我主张现在就取消所有的信访办公室11.实际上，我当时给国务院领导人提出的具体建议是要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维护社会稳定。主要措施是：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其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主要措施有：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覆；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其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主要措施是：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

　　同时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由於我的这些建议与国家主管部门所倡导的改革主张相背，也与持强化扩权论学者的基本理念不同，加上新闻媒体的片面报导，导致了社会各方批评。

　　三、论争的焦点

　　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这场以批评和反批评形式展开的论争，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其一，如何认识和对待信访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我认为，信访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专制主义的皇权意识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治」思想。这一制度最初虽然是打着联系群众的旗号建立的，但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意上达」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机制。它不仅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体现，甚至不符合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而是在强化「官重民轻」的皇权思想，以误导民众把通过信访获得高官的批示来解决问题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因此，无论这个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甚么样的作用，它都应该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12.批评者则认为，中国民众有崇尚清官的历史传统，今天的信访改革是在这种历史传统下进行的，因此只有顺应这种历史传统，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郭松民就指出13：和学者的思维方式不同，民间的智慧总是质朴而深刻的。老百姓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逻辑非常简单：谁有权任命官员，谁就有能力约束官员。在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这根「救命稻草」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是和那些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力量沟通的最主要渠道。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批驳说14：在封建中国，地方行政长官往往也是司法长官，这种申诉冤屈、要求求决的上访形式具有合法性。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类事情却演变成了「拦首长、外宾的汽车」。这种青天意识和臣民意识历时几千年，以至於到今天在走向法治社会和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惯性依然不可忽视。「群众上访」遇到挫折，以至於遭到打击报复以后，信访被制度化以至於不断地被完善，是不是在间接地鼓励人们不去寻找正常的司法救济而选择上访？我们必须清楚，信访这种「玄机」重重的制度安排虽然可以使法律正义的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但这一过程恰恰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

于建：陳情制度改革と立憲政治の建設（１）

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

于建嵘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七月号

　　引言

　　2004年下半年，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於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这些观点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影响到了国务院对《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2.客观地说，在这场争论中我是少数派，而且如果以国务院最后通过的《信访条例》为标准，我还是一位失败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些不被执政者採纳的改革设想，反而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各方所表达出来的理念和取向，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信访制度的政治迷惑性，更加坚定了要从国家宪政建设的高度来改革信访制度这一基本主张。

　　一、洪峰压迫下的改革

　　信访制度之所以在近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最直接原因是信访总量连续十一年上升，并在2003年形成了信访洪峰。据统计，2003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万人（件）

　　次公民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4.1%，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46%，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14%；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接待公民集体上访31.5万批次、712万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了41%和44.8%，其中五十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最多的达八百余人，创单批次进京上访人数的最高纪录。

　　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如此严峻的信访形势迫使学界和政界不得不思考，为甚么会产生这样规模的信访洪峰？发展下去会产生甚么样的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软科学基金资助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中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我们的调查包括对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住进「上访村」

　　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我们的调查表明，现行信访制度主要有如下制度性的缺陷，并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由於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但信访公民来京后，不停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最终导致他们对中央政治权威产生怀疑。如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3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一变化说明了信访这道政治防火墙出现了问题。

　　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在制度设计上，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民众更为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视为最后的希望所在，这样不仅使各种诉求交错在一起，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民众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於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複杂，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信访者要求问题的複杂综合性，必然加解决问题的难度，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由於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覆均具有十分的随意性。但由於信访量特别是进京上访的人不断加，影响到社会稳定，中央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这样就迫使地方党政想尽一切办法压制民众进京上访，最为常见的是採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信访公民。调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4

　　根据这些调查结论，我们向中央提出了彻底改革信访制度的建议。此项建议得到了中央最高层的重视，他们分别多次批覆并要求国家信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专门听取我们有关信访制度改革的意见。

梁京：中国陳情制度の欺瞞

梁京评论：大一统下没有解
--评大陆“上访”制度改革的困境

2004.11.29

胡温的亲民作风，让不少人对他们产生期望，其中也包括许多遭到地方官僚欺压的百姓。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冲破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挠，前往北京“上访”，令胡温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据近两期《南方周末》报导，上访的压力终于迫使胡温决心对上访制度进行改革。由于情势紧迫，胡温希望各方面能尽早拿出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是，大陆学者对如何改革上访制度发生了重大分歧，颇让他们左右为难。

挑起争论的主要人物是大陆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此人是研究大陆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专家，以大胆揭露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而引起朝野注意。他也是主张在大陆农村基层实行激进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对许多人来说，于建嵘关于上访的改革主张大感意外。因为他主张乾脆利用这个机会，弱化上访制度，给法治和民主代议制的发育成长腾出空间。具体来说，于建嵘主张最终撤销各级政府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很明显，于建嵘脑子里的蓝图，就是西方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

反对于建嵘而主张强化上访制度的官员和学者人多势众，他们认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在中国大陆不仅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这方面，向胡温建言恢复中国“仁政”传统的康晓光，表达得最为明白。康晓光提醒采访记者，不要无视中国的国情。他说“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在康晓光们看来，于建嵘取消上访机构的想法是匪夷所思，是食洋不化的一种迂腐之见。

但事实上，于建嵘并非等闲之辈。他看到了上访制度存在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其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昂，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因此上访制度绝非如康晓光所言，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系统”。此次《南方周末》借报导上访改革争议之机，著实向海外透露了不少原本属于大陆“国家机密”的内容。

内容之一，大陆当局为了减轻上访的压力，采取按照上访人数给地方政府排名次的办法，对地方当局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内容之二，地方当局为了减少中央的上访压力，派出大量警力阻止上访，乃至到北京“接访”，也就是把上访的人员截回本地。内容之三，地方政府为减少上访的种种措施，耗费巨大。

四川有关部门向当地人大汇报，每“从北京领一个上访者回来，要耗掉一万元人民币”！内容之四，大陆的上访量连续十一年长。每次当局采取新的举措，结果都事与愿违，引发更大的上访高峰。海外虽然对上述情况早已知其大概，但由大陆媒体如此公开地透露这些令当局十分尴尬的内容，还是第一次。

为阻止上访，政府耗费巨大，而上访百姓更是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不久前，在大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中，著名主持人王志，采访了一位上访十年，终获成功的东北农民佟凤奎。佟是上访人员中不到千分之二的幸运者之一，他通过电视，第一次对全世界讲述了上访者忍饥挨饿，露宿接头的悲惨处境。

胡温最终会听从谁的意见呢？是听从于建嵘的主张，弱化上访制度，走向司法独立与民主代议制，还是听从康晓光们的意见，给求告申冤的小民们树一个更大，更有权威的信访衙门呢？事实上，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意见，都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以中国之大，内部差异之悬殊，于建嵘和康晓光们的各自主张，都只适合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不错，在总体上，大陆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距司法独立尚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并不等于一些地区没有快速向司法独立过度的可能。

近年来，大陆当权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在经济高速长的鼓舞下，经常感到他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他们不放弃对大一统的迷恋，无论他们是主张复古还是主张维新，都不可能抓住机遇。因为对大一统的迷恋窒息了他们的想像力，而一个缺乏想像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抓住任何历史机会的。

原載：
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
2004/11/29/commentary_politicalreform/
index.html?simple=

于建：中国における階級対立（２）

将来の中国社会の衝突の予測と考察

将来のある時期、中国は社会的衝突の多発期に入るであろう。社会的弱者集団である労働者農民大衆と、政治権力と経済的資源を掌握している社会的強者集団の争いがその主な内容である。もしも、効果的な社会的利益表現メカニズムの構築をもって社会の不公平を解決できなければ、社会的弱者の地位におかれた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は連合をむすび、社会の主導的地位にあるエリート同盟と対抗するであろう。もし下層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との衝突が革命的政権転覆をもたらすことを防ぎたけ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を再構築し、公正な立憲政治体制を建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1に、中国が労働者農民大衆の権利擁護闘争の社会的衝突多発期に入ると、労使衝突と農地問題衝突が主な衝突原因となるであろう。

　国有企業改革の推進に伴い、社会主義の伝統的意味の労働者は徐々に雇用労働者に変わってゆく。失業者は一定の期間は各種の抗議行動を行うだろうが、大勢は定まっており、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よって、労働者の権利擁護闘争の主体は出稼ぎ労働者をはじめとする雇用労働者と資本の側との衝突へと移ってゆくであろう。そして農村においては、税制改革の進展に伴い、地方政府および強者である資本家集団は現在農村で最も価値のある土地資源を略奪の主要目標とし、農地をめぐる衝突が長い期間続き、土地を失った農民は社会問題の焦点となるであろう。

　第2に、弱者集団となった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は連合を実現し、社会の主導的地位を占めるエリート同盟と対抗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それは下記の要素によって決まる。

　１、下層集団の身分的共同性の承認。他の国と違い、中国社会の弱者集団は老人、病者、傷害者にとどまらず、生活の貧困と就業競争において弱者の地位に置かれた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である。一般には、現在の労働者と農民は共同の社会的地位と利益を有するが、独立の社会的行動勢力となることは難しいと考えられている。彼らの連合は社会のほかの集団の共同行動への参加なしに実現しない。しかし、そのことは彼らが自己の利益のために闘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か、彼ら自身に組織能力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現在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下層集団の中には、一定の社会的関係と組織的動員力を持った社会集団がある。それは退役軍人である。これは非常に独特な社会集団であり、農村に生活する退役軍人だけでも2100万人いる。現在多くの農民負担軽減組織や土地権利擁護組織の中には、退役軍人が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南部のある地区では、退役軍人がこの独特の身分を生かして連合型の社会的動員を行っている。例えば湖南省のある地区の退役軍人は自称10数万人の「反腐敗部隊」を組織しており、その主なメンバーは失業労働者と貧しい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であり、「労農連合」を実現したと称している。

　２、大衆連合の言説体系が効果的かどうか。社会の下層にある集団が連合行動を行うには、彼らに合った社会的動員を行う言説の体系が必要である。それを通じて彼らの共同の境遇を認識することは彼らが連合行動を行うための重要な前提条件である。現在の中国の状況から見て、「反腐敗（汚職）」は社会的動員の言説となっている。過去に発生したり現在発生している衝突において、労働者と農民の基本的要求の中にはいずれも「反腐敗」の内容がある。一部の労働者と農民にとっては、彼らの生活の困難の根源は「腐敗」であり、境遇を変えるためには団結して彼らの共同の敵である「腐敗分子」と戦わ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彼らは現行体制の中の腐敗現象に不満であるが、将来の社会について明確な展望はなく、ただ汚職反対を通じて自己の生活状況を改善したいのである。

　第3に、下層大衆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との衝突が革命的な政権転覆になるのを防ぎたけ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を再構築し公正な立憲主義政治体制を創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国にはすでに大規模な社会運動が発生する基本的条件がそろっている。しかし、現在の労働者農民大衆とエリート集団の間の衝突が社会運動や社会革命になるかは、多くの不確定要因がある。主に次のいくつかの点が問題となる。

　１、最高権力者の「仁政」は既得権益集団の承認を得られるか。かなりの程度、胡錦涛・温家宝の親民新政は下層大衆の承認と賞賛を得ている（訳注:たしかに江沢民との交替当時はかなりの期待があった）。しかし、既得権益集団、とりわけ権力を使って富を築いた者たちの本当の承認を得ているとは限らない。時間の推移に伴って、権力集団内部での分裂が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実際、以前も現在も続く中央政府と地方政府の利益争奪ゲームにおいて、中央の権威は徐々に地方共産党政府の利己的主張によって崩されている。しかも、国家や党の幹部が追及する個人的目標は、多くの場合国の目標と衝突する。このことは、経済が開放された社会は、多元的政治秩序がなければ維持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という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２、権力者がいかに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に対処するか。現在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は一種の政治的圧力として存在する。もしも、圧力としての限界を越えれば、現在の統治秩序はバランス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とりわけ強まり続ける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を法治システムの中に取り込む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各種の社会的衝突事件を引き起こし、社会秩序の混乱をもたらすであろう。そうすれば、権力集団の再編をもたらし、いずれにしてもそうなれば、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は国家政治レベルの行動に変化するであろう。

　３、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観念が打撃を受け、現在のイデオロギーでは修復不可能になっている。中国の現在の主流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はすでに大きな変化を遂げている。被統治者が革命を通じて政治制度を変革するという要求もますます合法性がうしなわれている。しかし、そのことは社会の最下層にある民衆に革命の衝動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ない。革命期からのイデオロギーはすでに政治的遺産になっており、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政治的資源となりうる。
　しかし、政権党にとっては、もし革命期の政治的遺産を財産とみなせば、労働者農民大衆の政権党に対する承認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た現在強化されつつある排他的体制の力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ちろん、そのためには権力者が政治的な智慧と勇気を以って、労働者農民「解放」の社会的価値を再構築する必要がある。その再構築は多方面にわたるだろうが、一つだけ確かなのは、政権党が政治制度の整備を通じて、労働者農民が自己の利益を代表する組織を作ることを認め、彼らの市民的権利を擁護し、彼らの労働者としての基本的権利を擁護し、全社会の各階層の調和的発展を図ることである。

『鳳凰週刊』2005年第7号（通巻176号）
原文：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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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中国における階級対立（1）

転換期中国の社会衝突－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観察と分析

　今後一定の期間、中国では社会衝突が多発するであろう。社会的弱者である労働者農民大衆と政治権力と経済資源を握った社会的強者集団との間の争いがその主な内容である。もしも、効果的な利益代表メカニズムを築いて社会の不公平を解決できなければ、弱者の立場におかれている労働者、農民と下層インテリが連合して、社会の支配的地位にあるエリート同盟に対抗するかもしれない。下層連合とエリート同盟の衝突が革命的な政権転覆をもたらすことを防ごうとするのであれば、中国社会の核心的価値の再構築と公正な立憲主義政治体制の構築が必要である。

　中国が計画経済から市場経済への転換の過程において直面している社会衝突の問題は、非常に敏感ではあるが避けて通ることのできない問題である。もしも、各社会集団の利益要求を直視できなければ、とりわけ社会的弱者の地位にある集団の行う抗議行動を正確に認識し処理できず、それに体制内での利益実現の道を与えなければ、社会の動揺と爆発のエネルギーを蓄積す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過去の中国の社会衝突

　1989年の天安門事件をメルクマールとして、中国の社会衝突は知識エリートの主導する先制的権力闘争から、労働者農民主体の反応的権利擁護闘争へと変化していった。前者の特徴は民主と法制の旗の下に社会的価値と政治体制を再構築することにある。後者は法定の枠組の中で基本的権利の擁護を目指すことを特徴とする。こうした変化の特徴は社会的利益構造とそれ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統治秩序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

　1989年以降、とりわけ1992年の小平の南方視察以降、開放された経済分野において出現した公務員の退職商売熱は、一部の知識エリートの政治的情熱を冷ました。同時に、政治的抱負を失ってはいないが現体制に帰属することを望む知識エリートは、より多くの権力体制への進入ルートを与えられた。こうして、20世紀末の中国には新しい排他的な統治構造が形成され、社会衝突もまた新たな段階に入った。

新しい統治構造の特徴

特徴その1。権力主体としての政治エリート、資本主体である経済エリート、文化主体である知識エリートを代表する。彼らが共同して「合法的」に社会の主要な経済的成果を享受すると同時に、相互間の身分交流メカニズムをほぼ形成している。指導幹部の「知識化」の要求のもとに、多くの知識エリートが権力エリートとなった。権力エリートもまた退職して商売をしたり在職のまま商売をしたりというやり方で経済エリートになった。このことは彼らの政権に対する帰属意識を大いに高めた。共同の利益に駆られて、比較的安定した境界をもつ統治集団が形成され、いわゆる「エリート同盟」が実現した。

特徴その2。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は貧困のために経済、政治および社会生活の外縁に追いやられ、周縁化され、社会的弱者集団となった。とりわけ、ほとんどの知識エリートによって見捨てられた労働者農民は無意識と無組織の状態に置かれた。その生存のための正当な利益は正常に表現されず、労働者農民は「失語症」に陥り、集団は無組織の「バラバラな砂」状態である。

特徴その3。このような二元的社会の排他的体制は堅く安定している。強者である社会の核心組織の境界は強く閉鎖されており、弱者である周縁集団は一体として核心集団に溶け込む能力を欠いている。しかも、このような状況は経済発展によっては改善されない。全く逆に、経済の発展は強者の核心組織により多くの資源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周縁に対する排除能力を高める。いったんこの排除体制の周縁境界が形成されると、労働者農民の地位はさらに周縁化され、不可逆的な流れとなる。

　つまり、経済が大々的に発展する「太平と繁栄の世」において、社会的公平に対する関心が欠けているために、労働者農民を周縁化する排他的な体制が出現し、社会衝突もまたその結果労働者農民を主体とする権利擁護闘争の段階に入ったのである。統計によると、全国的な集団抗議事件は1993年8709件であったが、それ以降増加し続け、1999年には32000件に達した。最近3年（2002～2004年）は毎年40000件以上である（2005年は8.7万件との報告が2006年の政治協商会議でなされた）。これらの事件の誘引は基本的には労働者や農民の利益が侵害されたためであり、主体はほとんどが労働者、農民である。

　知識エリートの権力闘争は比較的典型的な社会運動の形で表現される。それは、基本的価値理念の統一の願望のもとに行われる集団行動である。それは、一定の組織と規模をもつ。一方、労働者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一種の課題型の抗議行動であり、具体的な事件と具体的な要求であることがその多発性と分散性を決定付けている。労働者、農民は一般に直接社会の核心理念を攻撃することはなく、伝統的政治言語と法律の枠組の中に権利擁護の根拠を見出す。

労働者の「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と農民の「法による抗議」

　現在の労働者と農民の権利擁護闘争の特徴としては、労働者の「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のテーマは経済的権利とそれに関連する民主的管理の権利であり、農民の「法による抗議」は土地紛争を焦点とする。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二大集団の社会的地位と当面する問題には違いがあるため、彼らの権利擁護闘争にも多くの違いがある。

　第一に、権利擁護闘争の根拠が異なる。農民は「法による抗議」であり、労働者は「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である。税・負担金であれ土地であれ、農民は多くの場合国の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文書を根拠とし、「農民負担の軽減」と「村民自治」の完全実行を要求の目標とする。彼らは彼らの苦しみは県や郷の政府あるいは村の幹部が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文書の通りに仕事をしていないからだ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労働者の権利擁護闘争はイデオロギーを根拠とする。労働者の要求文書の中に最もよく見られる理由は「中国は社会主義国家であり、我々労働者階級は国家の主人であり、共産党は我々労働者階級の前衛であり、工場は我々自身の工場だ」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多くの労働者の想像の中では彼ら自身まだ国家の権力の中心におり、彼らの闘争は「理による権利擁護」と概括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第二に、権利擁護闘争の内容が異なる。農民は負担の軽減と村民自治の実現が中心である。近年、地方政府と開発業者の農民の土地権益を侵害し、土地問題がきっかけの衝突が増加し、土地権益の擁護が中心テーマになりつつある。労働者の闘争は経済的権利が中心である。定年退職した労働者は受け取るべき福利厚生を求めて「食べさせろ」と主張し、解雇された労働者は働く権利の実現を求めて「仕事をよこせ」と主張している。国有企業改革が進められている企業の労働者は職場を守るために「国有財産の流出防止」を主張している。生活が完全に「資本主義体制」のもとにある雇用労働者は「約束どおりの賃金支払い」と労働条件の改善などを目標としている。

　第三に、権利擁護闘争の対象が異なる。農民は末端政府機関を直接の闘争目標としている。農民から見れば、末端政府機関が国の法律と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の政策を忠実に実行しないために、彼らの権益が損なわれているのである。労働者の闘争の対象は企業管理者と資本所有者である。国有企業の労働者にとって、彼らの失業や福利厚生を受けられないことは、企業管理者の腐敗と無能がもたらしたものだ。そして、「資本主義体制」のもとにある労働者は、資本家と企業管理者を闘争の目標とする。労働者と農民の闘争対象の違いの重要な根源は、農民権益の損害の表面的原因は末端政府機関にあり、共産党中央・中央政府は農村末端の共産党と政府を改革の対象とし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一方、労働者の権益の損害の決定は中央からもたらされ、地方政府は比較的関係が薄い。しかも国は往々にして資本家側に立つので、地方政府の行為に合法的根拠を与える。

　第四に、闘争の主体と組織が異なる。労働者の闘争の組織指導者は主に一定の知識と人望をもつ失業者、定年退職労働者および党幹部や組合幹部などの幹部である。農民闘争の中心分子は退役軍人、退職して故郷に帰った国家幹部、村民小組幹部などである。農民権利擁護闘争組織は「負担軽減グループ」、「負担軽減会」、「権利擁護会」などと名乗ったり、直接に「農民協会」と名乗ったりするが、多くの場合「負担軽減代表」、「陳情代表」と名乗る。労働者の組織は「学習グループ」、「工場防衛隊」、「毛沢東思想学習グループ」などと名乗ったり、直接に「デモ指導グループ」や「ストライキ委員会」と名乗ったりする。比較的労働者の組織は公開度が高く、明確な組織規律がある。農民の組織は多くが地下組織であり、主に道義的な拘束のみで、比較的柔らかな組織である。

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と中国政治の発展

　ここ10年余りの中国の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この時代の特定の社会的政治的環境のもとで発生したものである。農民は全国総人口の4分の3を占めるとはいえ、彼らは経済的に搾取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国の政治生活の埒外に排除され続けており、「正式な政治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その真の権利代表を有しない」社会的弱者集団である。よって、彼らの闘争活動は弱者の反抗にならざるをえない。つまり「法的には認められ」ながら「政治的に禁止された」行動である。これは中国政治が法治主義で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に政治的意義がないというのではない。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と国の政治は非常に複雑な相互作用があり、我々が中国政治を理解するために多くの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

　第1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社会的圧力となり、権力者に政治の観点から農民のおかれた状況を理解させ、その政策の修正を迫る。政府が「各地各部門が農民負担の軽減を政治的任務として取り組むよう」何度も通達を出していることがそのことを十分に説明している。なぜなら農民負担の問題など権益が侵害されたことから生ずる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社会の安定と発展に消極的影響を与える要因とみなされるからである。事態の発展に伴って、この「消極要因」は「政治問題」となり、さらに進んで「非常に緊迫した政治的任務」として「すべての政治工作の中で最も重要なもの」となる。これは、権力者が農民の権益侵害の政治的結果を認識し、国家の政策を変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利害関係を調整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中国の改革は農村からはじまったが、それは農民が餓えていたことから彼らを貧しさに苦しめる体制に対して離反したからである。この離反の圧力が小平などのリーダーに認められ、かれらはそれを中国農村改革の動力とした。引き続き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の提起する政治的主張に乗って、それを合理的に中国の新しい農村政策に転換するか？我々はすでに、中国の新しい世代のリーダーの農民権利擁護問題についての民意尊重の特色を見た(訳者：最近の弾圧状況を見たら大いに疑問！)。「民に優しい」が彼らの主な政治的トレードマークとなった。学者たちが云う新民本主義とは民権の擁護をその中心とする。

　もちろん、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と権力者の政治的行為が一致するためには条件が必要だ。最初の条件は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を体制内の政治的参加と政治的話し合いに包摂し、制度上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合法性を保障することである。農民が自己の法定の権利を守る行為は現実政治の枠組の中では成果を上げることは難しい。そのことは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要求を権利擁護から社会の統治（自治）権の獲得に発展させる。そして権利擁護活動がいったん政治運動の段階に達すると、権力者に対する厳しい挑戦となる。

　第2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多くの面で末端政府機関の統治行為の変更をもたらし、農村の政治的話し合いを可能とする。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直接の目標は末端政府機関であり、彼らは中央の権威を基礎として、中央の政策と国の法律を一種の基準として地方政府機関の行為を判断しようとする。そして、多くの場合地方政府の監督者の身分で行動する。このように、農民は事実上地方政府が必ず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政治勢力となる。

　この政治勢力に対し、地方政府は初めは弾圧して消滅させようとする。彼らは国家権力やヤクザ組織を使って、農民の代表者にさまざまな迫害を加える。こうした迫害は農民の代表者を消滅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ばかりか、反対に集団衝突事件を引き起こし、社会秩序と統治の安全を乱す。こうした事態は中央政府をして地方政府の行為を束縛する措置をとらせ、農民に対しては一定の懐柔措置を講じさせる。中央政府のこうした態度は、農民に公正な役人の存在を感じさせ、彼らの行為に合法性と正当性を与える。そして、迫害された農民の代表者は英雄となる。このことはより多くの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への参加をもたらす。

　一方地方共産党組織と地方政府は中央の安定要求と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の二重の圧力のもとに、あるものは放任の態度をとり、あるものは権利擁護代表者の買収を働きかける。一部の農民代表の力の比較的強いところでは、地方共産党政府は農民代表を話し合いの対象と認め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ている。ある政策を実行する時、農民代表の意見を聞き、彼らが農民を説得してく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こうした話し合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で、制度化されていないが、その意義は大きい。

　第3に、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現代的権利について知識エリートを啓蒙する。そして中国の政治的発言の状況を変える。この1世紀あまり、毎回中国で社会的危機が起きると、知識エリートが啓蒙主義の旗を振ってきた。体制内の変革であれ、体制外の叫びであれ、知識エリートは中国社会発展の発言権を自己の手中に独占してきた。それが知識エリートの発言権と権力者の統治権力が結合したとき、知識エリートによって宣伝された政治的言説は中国社会発展経路と方式となり、さらにはある種の社会モデルの代名詞となる。彼らは「知識」の政治的権威を強調するために、西側の政治的言説を頻繁に移植する。しかし、この移植された言説が中国民衆の社会的現実と乖離し、中国の歴史的文脈と政治文化の前提を無視したものであれば、社会に福音をもたらすとは限らない。中国の近現代はその大部分が、まさに権力者と知識エリートが共同で作りあげた専門化した社会言説体系の中で、広範な労働者と農民という社会の主体が徐々に社会的弱者集団となっていく過程であった。

　歴史はついに我々に違った景色を見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こ10年の権利擁護活動の中で、農民は自らの力で権力者に影響を与え、しかも自らの行動で知識エリートを教育している。一部の先鋭的インテリがいわゆる「新民権行動」の旗を掲げ、立憲政治、民主と民権を叫んだ時、中国の農民はすでに自らの合法的権益のために闘争していた。このことは、中国民衆のフィールドの経験とフィールドの智慧は巨大な張力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いる。この張力は民衆の最も現実的な生存要求に発している。広範な農民はまさに自らの生存経験と生存の智慧をもって、その独自の行動方式によって、権力者と結合した知識エリートの言説に抵抗している。この種の抵抗の意義は決して軽視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ぜならそれは一定程度中国社会の進む方向を決定し、あるいはそれに影響を与えるからである。まさにこの種の抵抗が、多くの知識エリートに、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が中国の民主と法制運動の重要な表現形式であり、中国市民社会の出現に積極的な意義を有することを知らしめた。民衆が自らの生存状況の中から生み出す社会行動のみが、長い生命力を有する。そして、書斎の中で設計されたいかなる社会モデルも、発展計画も、農民の不屈の権利擁護活動の前ではいかにも幼稚なものでしかない。

　第4に、農民の権利擁護活動は農民自身をも変えてゆき、彼らは法による権利擁護活動の中から政治的経験を得て、そのリーダーの政治的智慧を育て、同時に農民全体の政治的要求を高める。農民が「法に依る闘争」から「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に向かいつつある。「法に依る闘争」の段階では、主に「課題型権利擁護」であり、すでに発生した具体的事件について単一の権利擁護要求を提出する。「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の段階になると、農民が行うのは「法定型権利擁護」であり、具体的事件に依存せず、「法定権益」の基準で彼らの一切の境遇を判断する。法定の権利は彼らの行動の基本的枠組となり、彼らの行動も一層理性的で我慢強くなる。「暴力を超える」が明確な組織を持った権利擁護農民たちの重要な目標と特徴となる。初期の暴力的権利擁護から、近年の理性的権利擁護へと、中国農民の権利意識は日増しに高ま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農民の要求にはいずれも明確な法的根拠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彼らの行動は法律の保護を受けられない。多くの場合、農民の理性的闘争は権力者の承認を得られない。まさにこの市民的権利意識の高まりと権力者の市民的権利の無視という状況こそが、各種の社会的衝突の増加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これらの衝突は、中国社会の進歩をもたらすかも知れず、また社会混乱の根と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ある。

　さら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農民が権利擁護活動で挫折した後に出現する集団意識の覚醒である。農民権利擁護活動は明確なイデオロギー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彼らが農民という社会的集団を通じて自らの運命を認識し理解することを否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彼らは闘争の目標を「法定権益」から人類の普遍的に尊重されるべき基本的人権に向けるようになる。「現代の農奴を解放せよ」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提起した農民リーダーはその中の傑出した人物である。法定権益の獲得から立法権獲得への闘争もまた必然的発展方向である。「法を以ってする闘争」から「法に依る参政権の実現」が彼らの次の目標になると予想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らはいずれも中国の末端政治の性質を変えていくであろ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