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国之声的稿子已经挂在互联网上，在这篇采访非常公正和客观的稿子里，刘佑平对我解职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陈杰人的降职与这篇文章（指批评政府网英文错误的报道文章，笔者注）有任何关系，并表示陈杰人被降职是因为他不胜任主编职务，而这一降职决定在年前就已经决定。” “在谈到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时，刘佑平表示由于文章刚刚刊发，他还没有受到相关的反馈信息，但他个人没有收到任何政府方面的批评或者压力。” 原来如此！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位刘总编辑，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在此，我就他对国之声的表态提出几个疑问： 第一，报社真正的老板、社长刘京一直声称，没有授权任何人接受媒体采访，而刘佑平则说是代表单位表态。此事，不知道刘总编辑怎么解释？ 第二，称我降职和所发表的批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刘总编辑又如何解释在对我解职前报社所进行的“批斗会”，以及你在记者会上说对我解职是“预防性措施”，为的是应付民政部的追责？请问，你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呢？你是在骗公益时报的记者，还是在骗国之声的记者呢？ 第三，你说批评政府网的这篇文章刚刚刊发，你还没有受到相关的反馈信息，那么，请问，你在会上口口声声说民政部长非常重视，这篇文章惹了“天大的事情”，那么，你这到底是在说梦话还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四，你因为签发了这篇文章，而上头又在追究，事情还没完，你现在生怕自己被民政部怪罪，这不是压力，是什么呢？ 第五，你说批评政府网的这篇文章，你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那么请问，你亲自召集报社的网络编辑打车紧急回报社撤稿子，并且到处找民政部办公厅那位副主任的手机号码汇报执行情况，这不是反馈信息，那又是什么呢？你莫非是得了臆想症或者梦游症不成？如果你没有收到有关这篇报道的任何反馈信息，你指使报社网络编辑齐凯删除稿件的行为，如果不是梦游，岂不是在耍弄这位编辑？ 第六，你说解除我职务是年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恰恰要到这个节骨眼上才宣布呢，一定要等到民政部通知你撤稿的时候才免我的职务呢？你这不也太不会避讳了吗？依你平时的八面玲珑，你绝对不至于干这种没心没肺的傻事啊！ 第七，你说我不胜任主编职务，呵呵，没关系，这份公益时报是在你做这么多年主编有了成效，有了进步，还是我做这几个月主编有了明显起色？相信读者和业内人士自有公论，而不需要你的表白或者誓言，事实上，你的表态也确实没有用，因为那种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你的特长！ 第八，你说我在外发表文章，不错，我从来没否认过在外发表文章，作为一个职业评论人士，发表有价值的评论文章被我视为终生的追求，将发表文章也作为攻击他人的一个理由，亏你想得出来！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虽然你将发表文章居然视为丑事，但我从不这样认为。你可否记得，过去一个月当中，因为民政部扬言要另外办一个慈善排行榜，可能会抢了你做慈善排行榜的生意和利益，你就多次要我在其他媒体发表文章骂民政部，你以为就你聪明啊！那时候，当你要我在其他媒体写文章骂民政部，你是觉得发表文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尊敬的刘总，你能轻轻地告诉我吗？ 第九，你说我每天不去上班，请问，那些稿子是谁做出来的？那些版面是谁编辑出来的？我每天坐在你对面的办公室里，莫非你瞎了眼睛看不见我在工作不成？我每次出版周期前忙得一塌糊涂你每次来我办公室装模做样问我吃不吃饭，莫非你都得了帕金森氏症全部忘了不成？ 刘佑平，有人说你不学无术，我懒得去判断，有人说你是八面玲珑阿谀成精，我也懒得去考究，这个世界上本来就需要你这样的小丑，否则“丰富多彩”这个词岂不是浪费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以为你说的假话会没人揭穿，尽管你威胁记者不能接受采访，但《公益时报》的记者不是像你那样的奴颜媚骨和心理阴暗，他们不少人很正直也很乐意作证！ 为了保全这个报社，甚至为了你来之不易的总编辑乌纱帽，我主动承担了本应该由你承担的签发稿子的责任，并且在我看来，因言获罪无尚光荣——这个世界上，公益时报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刘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在报道风险降临之际，却不惜用说假话的方式，在中伤我的同时还中伤学术批评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就你恶意中伤的卑劣行为，我保留依法起诉你的权利。 遗憾的是，刘佑平，你那些前后不一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谬论和中伤，只能让你的谎言欲盖弥彰！你自以为聪明，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你自以为天衣无缝却忘了事实胜于雄辩！你想做民政部的一条狗，而我不愿意与你为伍。 我为曾经是一个《公益时报》人而感到无尚光荣，我为曾经有那么一群可爱的无私的勤奋的勇敢的同事而自豪，但我也为曾经有刘佑平这样的新闻界败类同事而感到悲哀。 一路走好，刘佑平的谎言！ 一路好走，公益时报！ （２月１０日，就在该文即将发表之际，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先生在我的办公室强硬地对我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要起诉刘佑平，就是和公益时报作对。这种态度和先一天傍晚迥异，在２月９日傍晚，他还在对我表示，刘佑平不能乱说，不能接受采访。看来，这家报社是彻底选择了以恶意中伤我为代价而回避政治原因的道路了。）
短短的两个月，《公益时报》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变成了现在的广为人知。 不过，就现在看来，正如祸福所倚的道理一样，在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崭新的《公益时报》也注定走上了匆匆的不归路。 早在2005年底和2006年初，本报连续两期刊登陕西省渭南市和其下属的华阴市政府移民部门截留、虚报冒领中央政府救济移民专项资金5000万元和一亿元并对举报者处以劳教一年的恶劣事例。报道发出后，网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最高领导人也在《互联网舆情》等材料上批示要查处。 但是，陕西省政府一方面释放被劳教的灾民，一方面以公函形式与报纸的主管部门民政部交涉，民政部在收到此公函并得悉最高领导人有了批示后相当紧张，并指责《公益时报》不该惹这种麻烦。为什么报道没有事实错误却反而遭到主管部门的批评呢？报社总编辑刘佑平在报社的多个场合解释了两个理由：一是民政部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媒体事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干脆以“惹了麻烦”为由指责所谓的始作俑者；二是因为一说救灾款，就马上会联想到民政部，而民政部在这方面屁股并不干净，怕人查到自己头上，所以不希望报纸报道这些事情。 陕西的报道事情，仅仅是个缩影。在2005年12月，报纸发表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的一篇讽刺性评论《给李荣融的嘴颁个诺贝尔奖》，文章大意是批评李不负责任的言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此前对媒体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人民的，所以不存在垄断的行为和现象。 该文也引起了报社上司的担忧。一位领导善意提醒：“写这样的文章，如果让李荣融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李学举部长，李部长会不高兴的。” 直至后来，报社记者在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期间，亲耳听到了民政部长李学举在会上告诫民政干部要将困难群众生活放心头，这位部长用了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三次就困难群体生活救助问题所做的指示作为由头，告诉民政干部没有理由不做好这项工作。 报社记者回来后，根据李的讲话，写成了《胡锦涛三次批示救助困难群体始末》一稿，但就是这么一个“正面宣传稿”，也让民政部长李学举“吓了一跳”，后来，部新闻办要求报社写检讨，理由是违反了宣传纪律，因为按照中国的规定，涉及国家领导人的稿子应该由新华社发通稿，尽管这个规定早就被许多媒体所打破，但民政部新闻办执行得非常卖力。 这一系列稿子和所惹的“麻烦”，既让民政部感到巨大的担忧，民政部长李学举的批示称这是“三番五次出现问题”，同时，民政部的不满，也让报社领导层特别是总编辑刘佑平感到非常不安，这位平时在民政部哪怕是一位处长面前也必恭必敬的总编辑先生，已经完全陷入了为报社转型所带来的官场风险的忧虑之中。尽管他实际上和我一样，也是“体制外”的人，是应聘于这家报纸，但出身湖南省社科院的这位总编辑大人，毕竟和我的政治觉悟不一样啊。 所有的“风险”，到2月8日这天终于演化为一场荒诞的举动和无聊的游戏。按照刘佑平当时在会上的说法，对我的免职是一种“预防性措施”，目的就是应付民政部的追责。报社内部一位记者说，在刘的内心里，因为签发稿子是他本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丢卒保帅”。 最可笑的一个插曲是：就在2月8日下午的这次记者会上，刘佑平说：鉴于当前实际情况，报社停止做那些“挑战权威部门”的报道，以后可以多“打打虾米”，比如可以报道一些村委会选举中的问题。可话说完没多久，还没散会，刘佑平又捧着个批示复印件，面如土色地回到会场，这个批示显示，东北的一个村委会将状纸直接递到了民政部长李学举，称前不久《公益时报》报道该村的选举问题，是不属实的。 告状是任何人的权利，我一点也不惊奇，更无权反对，可奇怪的是，民政部这位李部长大人，居然在未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在这个村委会的告状信上直接写下批示，认定是公益时报有问题，并严厉批评。 拿着这个批示，刘佑平面如土色，他颤抖地对在场的记者说：“算了，以后村一级也不要批评了。”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改版后的《公益时报》有幸得到了民政部领导的多次“垂青”，同时也让刘佑平先生这位过去习惯了做表扬报道的自称“新闻界大腕”的人士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在一场似乎早就设计好的预案中，我被作为“预防性措施”免职！ 在这场闹剧之后，最应该感到安心的，就是刘佑平先生了，因为，他又重新回到主编的位置上，再也不会有人要求他做公共新闻，再也不会有人对他要求多做正面表扬的指示表示质疑，再也不用担心民政部又会降罪下来！ 九问刘佑平 在免职事件发生后，我的电话成了记者热线，即便如此，直到2月9日中午，我仍然信守对报社的承诺：不公开发表有关此事的任何评论。 因为在此前，报社一位领导非常善意地告诉我，对我的免职，是“没办法的办法，虽然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正是因为你太出色了，所以现在只能让你先停下来，好对上面有个交代。” 这位领导的诚恳之词，已及在报社记者会上所说明的“无奈”，让我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一时情绪而影响报社的声誉和根本利益，毕竟，这是我曾经付出心血努力试图改变它的一个新闻平台，而更重要的是我眼看着它慢慢成长起来。 但是，到了2月9日中午时分，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这个错，就是过于信任报社总编辑刘佑平！ 这天中午，国之声的记者石涛（音）从国打电话给我，希望采访我被免职的这件事情。这位率直的记者一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他刚给刘佑平打过电话，刘说对我的解职是因为我“做不好这个主编工作”，“在外发表文章”，“擅自安排老婆在报社工作”，早在年前就决定要对我解职了，云云。 我大吃一惊，因为几小时前刘佑平还对我表示，要向我“学习”，学习我主动承担政治风险的精神。我一边向国同行坚决否认，一边立即打电话给刘佑平和社长刘京核实。 在电话中，刘佑平环顾左右而言他，称只是对国记者说了我在外发表文章，并没有说其他理由，他又解释这种说辞是代表报社接受采访。 我打电话给社长刘京，刘京告诉我，按照报社领导层的决定，是要求所有的人不要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报社并没有授权刘佑平说什么。 我旋即又打电话给几位同事，几位记者告诉我，从这天上午开始，刘佑平就打电话威胁记者，不许将2月8日会议上所说的对我的解职理由说出去，否则要开除。 就在这时，某世界级著名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此前打电话到公益时报社，总编辑刘佑平“非常反常”地大谈特谈，而在这位资深记者经验中，中国报纸一出这种事情，负责人对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从来没有这种长时间接受采访的”。这位记者告诉我，刘佑平的谈话内容，居然称对我解职的理由是我“新闻能力不行”、“每天都不去上班”、“不是称职的主编”。
第二天，也就是2月8日，上午9点，正在上班路上的我接到刘佑平打来的电话，称为了批评政府网的那篇报道的事情，报社在10点开紧急会议，刘要求不要进办公室，而直接去社长办公室开会。紧接着，我又接到了报社前台的电话，说通知所有的编辑记者在下午4点半开紧急会议。此时的我，心里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果然，我一走进社长办公室，会议立即开始。我环顾四周，在座的人还有社长刘京、总编辑刘佑平、社长助理李小红、编务总监王高利、报社办公室主任徐芳，报社常务副社长彭建梅随后也匆匆到。 报社领导通报说，因为批评政府网的那篇报道，民政部长李学举已经通知报纸的主办者——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领导去部里谈话。紧接着，大家围绕批评政府网的报道文章，并联系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报道引发的事件，进行分析判断： 报道陕西华阴地方政府大肆截留救灾款的事件，让陕西省政府方面直接找民政部交涉，民政部认为这给部里带来了麻烦； 曾经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因为李公开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人民的，所以不存在垄断行为”，领导担心这种文章让李荣融看到之后会找民政部领导的麻烦； 曾经发表《胡锦涛三次批示救助困难群体始末》一文，被民政部新闻办责令写检讨，民政部认为，尽管文章内容都是民政部长李学举在会上亲口所说，但按照中国的规定，报道国家领导人的事情要由新华社发通稿，否则就是严重违纪，哪怕报道的是好事； 针对当期报纸所报道的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社级领导也认为，学术打假这种事情和公益没有关系，不应该做。刘佑平则提出：杨玉圣曾经批评过他的老师陈某某，这说明杨有“道问题”，报纸不应该报道这样的人物。而事实上，正是杨坚持学术规范，对其老师的不规范行为提出过批评。 对于这一系列事件，会议最后形成了的未成文意见是：报纸导向出了问题，办报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惹了很多麻烦。“尽管有些报道打出了影响，但却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不划算。”领导说。 一开始，我还据理力争，认为这是民政部对报道的反应过度，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被通知撤个稿子，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有经验的媒体管理者知道，撤了就撤了，只要上头不继续追究，也就没什么事。但民政部却对这种撤稿通知大为紧张，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所以上头没追究什么责任，自己反而先紧张起来。 但领导并不认为我的说法有道理，相反，他们认为我这是“认识没有到位”。我后来才知道，报社另一位领导层成员，在开会之前，已经据理力争过了，但不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违心承认自己有错，并说错就错在对民政部的环境没有正确的判断。 实际上，对于这篇引起民政部紧张的批评报道，我由于孩子生日的原因，并没有签字，从理论上讲没有我的责任。但在会上，我主动表示，作为主编，不管有没有签字，责任首先由我来承担，只要我的担责能免去其他处罚就好，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处罚记者，不要停报纸。 事后，我才知道，作为对这篇报道的追责程序，有关机构的官员提出要处罚在当天版面上签字的报社负责人即总编辑刘佑平。而刘则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我的头上。 短命主编史 从2005年8月入主《公益时报》到2006年2月8日报社“自宫”免去我的主编职务，仔细算来，我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5个半月，这正应证了一位朋友的话——短命主编。 5个半月的历史，是我带领同事们改变公益时报的历史，也是我深刻认识公益时报特别是该报总编辑刘佑平的历史。 大约在2005年7月底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一则招聘启事，称《公益时报》正在招聘负责人。 尽管我以前对这家报纸一点也不熟悉，但看到这个报纸的名字，作为职业新闻人的我还是感到眼前一亮：公益？很好的名字！在我看来，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利益，我们的法治、民主、公平，不都是为了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吗？我觉得，这个报纸应该很有做事的空间。 接下来的谈判，似乎在印证着我的猜想和判断。谈判中，时任总编辑的彭建梅女士和主编刘佑平，都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公益时报》打造成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而社长刘京先生则干脆表示，就是希望报社能进一些“新鲜血液”，促动报纸的改革和发展。 在这个阶段，我和盘托出了我对今后《公益时报》的办报设想：立足于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将这个领域的新闻做大做精，花大力气做好企业公民运动的新闻内容以传播新兴的企业管理理念，同时，要从良心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有影响的公共新闻。 我提出的口号是：大到宪法，小到井盖，都是公益。 在提出理念的同时，我还提出了改革文风、调整版式、加强经营和品牌推广等多种报纸改革思路。 这些思路，尽管期间还引起过热烈的争论，因为，这些思路，毕竟大大不同于刘佑平担任主编时期的办报方向，他的思路是以宣传为主，瞄准民政系统的工作和活动，大力进行宣传，使之成为民政工作领域的“喉舌”。 但以社长刘京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确定要求我担任主编，全力打造一张敢说真话，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大众报纸。 在社长的支持下，我对报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版式和美编，使报纸形式一新；狠抓文风转变，使之从过去官样化十足的文章，转变成为符合传播规律的主流新闻语言；调整版面安排，将深度、要闻和评论作为报纸的主打品牌。 改革期间，一些原来的记者有的感觉不适应这种市场化的工作要求，辞职走了，有的因为无法完成工作量而被辞退，但由于待遇的原因，一时也无法招聘到合适的新编采人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经营报一位资深的记者在看到公益时报招聘广告中描述的光辉前景后，欣然前来应聘，却被告知每月只能给800元的底薪。这位同人什么话也没有说，走了。 经过整合，原有的编采队伍到现在只剩下4个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每次出版，我都要做大量的版面，最多的时候，整个报纸16个版，我一个人要编8个版。 2005年12月底，总编辑刘佑平知道我的太太也一直在从事新闻工作并写过大量的新闻作品，就提议由她来帮一下忙，刘特别提出，这事只要他知道就行，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刘和我都是湖南人，他希望能避免别人产生“帮派用人”的嫌疑。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位看上去憨厚的总编辑自己的提议，今天倒成了他推卸责任向我泼脏水的借口！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我克服了重重困难，让报社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重大变化，迎来了生机和活力。 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变革，首先让《公益时报》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张报纸由过去的毫不知名，到现在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而香港的媒体更是称它为“中国大陆又一张敢说真话的报纸”，“有良心的报纸”，在读者中，本报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陕西渭南，百姓拿着公益时报奔走相告；在互联网上，《公益时报》的转载率和点击率节节攀升，甚至成为新浪网新闻的头条，网友对《公益时报》的新闻给予了很多肯定和表扬的留言。
无聊的游戏 卑劣的伎俩 ——就本人被解除《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遭总编辑刘佑平恶意中伤告天下 陈杰人
2月8日中午，《公益时报》因刊发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的文章，而让报纸的主管部门民政部大为不满，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报社宣布免去我担任的该报主编的职务，以“应对上头可能的追查”。 对于这种因言获罪的遭遇，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既表示理解，甚至还表示愿意主动替人担责以避免报纸被停刊和记者受处分的命运。 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作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刘佑平在接受“国之声”等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竟然将这次政治事件轻描淡写为私人事件，刘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称免职是因为我“不胜任本职工作”，云云。 鉴于刘佑平的卑劣手段和罔顾事实的说法，我决定收回“不就事件公开发表谈话”的承诺，将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公诸众人。 风云突变 2005年2月8日中午1点49分，《公益时报》办公室主任徐芳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报社决定从即时起，我不再担任《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称，“鉴于你的优秀和卓越的新闻职业能力，衷心希望你能留下来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 此时，距这天上午报社对我进行的“批斗会”结束刚好1小时，距我应邀担任该报主编一职5个半月。 1天之前，我所主编的《公益时报》发表了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和人物报道《学术“清洁工”杨玉圣》，前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了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存在的大量翻译错误，后者则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5年来坚持办学术批评网，支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在这次“批斗会”上，报社领导指出，有关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报道，已经被上级勒令从网上撤下，国务院办公厅还因此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称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而对后一篇人物报道，报社领导则表示，学术批评和学术造假与公共利益没有关系，《公益时报》根本不应该刊发这样的报道。 两篇文章成了8号报社会议批评《公益时报》最近以来“办报思路和导向出现严重错误”的呈堂证供，作为该报主编，我在经受了近两小时的“苦口婆心的规劝和善意的批评及提醒”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对《公益时报》的办报环境“判断有误”，会议于是宣告结束。 2月8日下午4点半，在报社紧急召集的记者会上，报社办公室主任徐芳宣布了关于免去我的主编职务的决定，徐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一再表示，免去陈杰人的职务，不是因为能力原因，相反，陈杰人在担任主编期间，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主持会议的报社总编辑刘佑平接着发言，除了对陈杰人的能力和工作业绩重申了赞赏和充分肯定之外，公开表示，这次免职，是因为批评政府网这篇报道惹了麻烦，现在正被民政部部长亲自追究，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免去我的职务，是为了“应对部里可能的追究”。 谈到报道文章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刘在会上用了一个动向作了说明，他说，就报纸的问题，民政部长李学举正要亲自召集《公益时报》的主办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领导“进行谈话”。在刘总编辑看来，部长的谈话，意味着“天大的事情”。 在这次简短的记者会上，刘佑平就2月14日即将出版的报纸作了简单的选题调整，按照原来的策划，报纸打算在深度报道版推出关于修改《邮政法》的报道，这一报道的策划方向，就是报道众多速递公司对邮政局试图通过立法继续保持行业垄断局面的批评和立法请愿。 不过，鉴于刚刚发生的公益时报报道引起国务院办公厅批评和新闻办撤稿通知以及民政部长李学举亲自关注的事实，刘佑平在会上拍板——停止做关于邮政法修改的报道，理由是如果这个报道让邮政局不高兴，一打电话到民政部，民政部又会怪罪下来。 我的确没有想到，一篇完全善意提醒政府网存在翻译错误的报道，竟然被斥为“严重影响政府形象”，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上头通知“从网上撤稿”这种在中国新闻界见惯不怪的常规举动，民政部竟然如此恐慌，要由部长亲自出面找人谈话解决，而这种恐慌到了报社层面，则演化为一场极度自危的战战兢兢，并导致报社的“自宫”。 尽管，我对这种免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理解当下中国新闻行业的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甚至表示，只要有可能，我愿意以直至被开除的代价，求得整个事件的解决，最重要的希望就是两点：报纸不要被停刊，记者不要受处分。 与此同时，我坚决拒绝了报社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的邀请，在刚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甚至还决定忍辱负重，不公开发表有关我因言获罪的一切评论，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我爱《公益时报》，特别是爱2005年11月以来崭新的《公益时报》，希望它一路前进，哪怕是跌跌撞撞。 “政府网稿子”的来龙去脉 要了解此番我被免去主编职务的原由，首先得了解《公益时报》关于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它，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2月5日，正月初八，我召集刚刚从全国各地休完春节假回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在报社开会，商量下期的选题。按照出版计划，这一期报纸应当在2月6日，正月初九截稿。 说是一张每周出版一次的新闻周报，其实当时的人手少得可怜，加上我这个主编在内，一共7个编辑记者。 开会了解到的情况让我担忧不已——离出版只有一天了，编辑记者们手中没有一篇像样的稿子，更别说像样的深度报道了。而报纸的每一期，都有“ 深度”报道栏目——一个由两个整版组成的页面。 显然，临时的选题和采访，既不符合深度报道的要求，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深度报道。这时候，我提出，在学术批评网上，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有一篇文章，指出刚刚开通一个来月的中国中央政府网英文版存在大量的翻译错误。 我认为，如果将文中所提到的翻译错误核实，秉着非常善意提醒的目的，在采访黄卫峰教授本人和中国政府网编辑的前提下，报纸可以考虑做一个深度报道，既是提醒政府网的内容维护人员注意不要出错以免以讹传讹，也可以提醒其他网站的管理者注意英文翻译的准确性。 商量之后，大家认为这个稿子可行，既无政治风险，又有事实根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可读性。一位记者根据大家的意见，紧锣密鼓地开始采访。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采访。 第二天，也就是报纸编辑出版的当天，这一天是正月初九，中午时分，记者将采写好的稿子交给我，我进行了编辑修改后，交美编排版。 由于这一天是我孩子一周岁生日。下午6点半，总编辑刘佑平主动提出，让我提前回家陪孩子过生日，签版的事情由他和报社另一位领导层成员负责。 这一天平静过去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正月初十，我一早来到办公室，看到了出版的报纸，报纸上有关于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深度报道。 当天上午，《公益时报》这篇批评报道和另外几篇报道一起，成为几家门户网站转载的重头文章。 不过好景不长，时至上午11点半左右，某门户网站一位新闻编辑告诉我，批评政府网的文章“被盯上了”，北京市新闻办要求该网站将这篇文章的“位置放低些”。他还透露，北京市新闻办打了招呼，以后不许再转载《公益时报》的时政稿件。 如果说这种态度还不算太坏的消息，那么事情发展到傍晚，风云突变。当天傍晚6点30分，总编辑刘佑平急匆匆对我说：“老陈，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民政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部里坐镇，要求将批评政府网这篇稿子从报社网站撤下，不撤下，他就不能下班。” 看上去万分焦急的刘佑平告诉我，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国务院办公厅“对稿子很生气”，因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已经打电话责令民政部督促报社撤稿。在此之前，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已经按上峰通知将这篇稿子撤下。 为了落实民政部的指示，刘佑平总编辑严令已经下班回家的报社网络编辑从位于市郊清华大学的家中“尽快回报社删稿”，速度“越快越好”。“老兄，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开不得玩笑的，部里领导在等着要结果呢！”刘佑平说。 在刘的严令下，网络编辑气喘吁吁地打车回报社，将报社网站中的相关文章删除，直到这时候，可怜的刘佑平还没忘到处找那位自称“不撤稿就不下班”而实际上早已下班不知去向的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手机号码，希望向他汇报删稿的情况。
2月8日中午，《公益时报》因刊发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的文章，而让报纸的主管部门民政部大为不满，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报社宣布免去我担任的该报主编的职务，以“应对上头可能的追查”。 对于这种因言获罪的遭遇，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既表示理解，甚至还表示愿意主动替人担责以避免报纸被停刊和记者受处分的命运。 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作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刘佑平在接受“国之声”等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竟然将这次政治事件轻描淡写为私人事件，刘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称免职是因为我“不胜任本职工作”，云云。 鉴于刘佑平的卑劣手段和罔顾事实的说法，我决定收回“不就事件公开发表谈话”的承诺，将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公诸众人。 风云突变 2005年2月8日中午1点49分，《公益时报》办公室主任徐芳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报社决定从即时起，我不再担任《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称，“鉴于你的优秀和卓越的新闻职业能力，衷心希望你能留下来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 此时，距这天上午报社对我进行的“批斗会”结束刚好1小时，距我应邀担任该报主编一职5个半月。 1天之前，我所主编的《公益时报》发表了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和人物报道《学术“清洁工”杨玉圣》，前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了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存在的大量翻译错误，后者则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5年来坚持办学术批评网，支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在这次“批斗会”上，报社领导指出，有关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报道，已经被上级勒令从网上撤下，国务院办公厅还因此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称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而对后一篇人物报道，报社领导则表示，学术批评和学术造假与公共利益没有关系，《公益时报》根本不应该刊发这样的报道。 两篇文章成了8号报社会议批评《公益时报》最近以来“办报思路和导向出现严重错误”的呈堂证供，作为该报主编，我在经受了近两小时的“苦口婆心的规劝和善意的批评及提醒”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对《公益时报》的办报环境“判断有误”，会议于是宣告结束。 2月8日下午4点半，在报社紧急召集的记者会上，报社办公室主任徐芳宣布了关于免去我的主编职务的决定，徐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一再表示，免去陈杰人的职务，不是因为能力原因，相反，陈杰人在担任主编期间，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主持会议的报社总编辑刘佑平接着发言，除了对陈杰人的能力和工作业绩重申了赞赏和充分肯定之外，公开表示，这次免职，是因为批评政府网这篇报道惹了麻烦，现在正被民政部部长亲自追究，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免去我的职务，是为了“应对部里可能的追究”。 谈到报道文章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刘在会上用了一个动向作了说明，他说，就报纸的问题，民政部长李学举正要亲自召集《公益时报》的主办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领导“进行谈话”。在刘总编辑看来，部长的谈话，意味着“天大的事情”。 在这次简短的记者会上，刘佑平就2月14日即将出版的报纸作了简单的选题调整，按照原来的策划，报纸打算在深度报道版推出关于修改《邮政法》的报道，这一报道的策划方向，就是报道众多速递公司对邮政局试图通过立法继续保持行业垄断局面的批评和立法请愿。 不过，鉴于刚刚发生的公益时报报道引起国务院办公厅批评和新闻办撤稿通知以及民政部长李学举亲自关注的事实，刘佑平在会上拍板——停止做关于邮政法修改的报道，理由是如果这个报道让邮政局不高兴，一打电话到民政部，民政部又会怪罪下来。 我的确没有想到，一篇完全善意提醒政府网存在翻译错误的报道，竟然被斥为“严重影响政府形象”，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上头通知“从网上撤稿”这种在中国新闻界见惯不怪的常规举动，民政部竟然如此恐慌，要由部长亲自出面找人谈话解决，而这种恐慌到了报社层面，则演化为一场极度自危的战战兢兢，并导致报社的“自宫”。 尽管，我对这种免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理解当下中国新闻行业的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甚至表示，只要有可能，我愿意以直至被开除的代价，求得整个事件的解决，最重要的希望就是两点：报纸不要被停刊，记者不要受处分。 与此同时，我坚决拒绝了报社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的邀请，在刚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甚至还决定忍辱负重，不公开发表有关我因言获罪的一切评论，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我爱《公益时报》，特别是爱2005年11月以来崭新的《公益时报》，希望它一路前进，哪怕是跌跌撞撞。 “政府网稿子”的来龙去脉 要了解此番我被免去主编职务的原由，首先得了解《公益时报》关于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它，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2月5日，正月初八，我召集刚刚从全国各地休完春节假回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在报社开会，商量下期的选题。按照出版计划，这一期报纸应当在2月6日，正月初九截稿。 说是一张每周出版一次的新闻周报，其实当时的人手少得可怜，加上我这个主编在内，一共7个编辑记者。 开会了解到的情况让我担忧不已——离出版只有一天了，编辑记者们手中没有一篇像样的稿子，更别说像样的深度报道了。而报纸的每一期，都有“ 深度”报道栏目——一个由两个整版组成的页面。 显然，临时的选题和采访，既不符合深度报道的要求，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深度报道。这时候，我提出，在学术批评网上，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有一篇文章，指出刚刚开通一个来月的中国中央政府网英文版存在大量的翻译错误。 我认为，如果将文中所提到的翻译错误核实，秉着非常善意提醒的目的，在采访黄卫峰教授本人和中国政府网编辑的前提下，报纸可以考虑做一个深度报道，既是提醒政府网的内容维护人员注意不要出错以免以讹传讹，也可以提醒其他网站的管理者注意英文翻译的准确性。 商量之后，大家认为这个稿子可行，既无政治风险，又有事实根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可读性。一位记者根据大家的意见，紧锣密鼓地开始采访。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采访。 第二天，也就是报纸编辑出版的当天，这一天是正月初九，中午时分，记者将采写好的稿子交给我，我进行了编辑修改后，交美编排版。 由于这一天是我孩子一周岁生日。下午6点半，总编辑刘佑平主动提出，让我提前回家陪孩子过生日，签版的事情由他和报社另一位领导层成员负责。 这一天平静过去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正月初十，我一早来到办公室，看到了出版的报纸，报纸上有关于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深度报道。 当天上午，《公益时报》这篇批评报道和另外几篇报道一起，成为几家门户网站转载的重头文章。 不过好景不长，时至上午11点半左右，某门户网站一位新闻编辑告诉我，批评政府网的文章“被盯上了”，北京市新闻办要求该网站将这篇文章的“位置放低些”。他还透露，北京市新闻办打了招呼，以后不许再转载《公益时报》的时政稿件。 如果说这种态度还不算太坏的消息，那么事情发展到傍晚，风云突变。当天傍晚6点30分，总编辑刘佑平急匆匆对我说：“老陈，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民政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部里坐镇，要求将批评政府网这篇稿子从报社网站撤下，不撤下，他就不能下班。” 看上去万分焦急的刘佑平告诉我，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国务院办公厅“对稿子很生气”，因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已经打电话责令民政部督促报社撤稿。在此之前，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已经按上峰通知将这篇稿子撤下。 为了落实民政部的指示，刘佑平总编辑严令已经下班回家的报社网络编辑从位于市郊清华大学的家中“尽快回报社删稿”，速度“越快越好”。“老兄，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开不得玩笑的，部里领导在等着要结果呢！”刘佑平说。 在刘的严令下，网络编辑气喘吁吁地打车回报社，将报社网站中的相关文章删除，直到这时候，可怜的刘佑平还没忘到处找那位自称“不撤稿就不下班”而实际上早已下班不知去向的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手机号码，希望向他汇报删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