氷点週刊李大同の中共中央に対する申入れ（２）

   
   

三、中宣部个别领导干部此举严重违反党章和宪法
   
    　　
    　　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袁伟时教授依据自己的研究，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文章，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篇文章本身是对100多年前晚清时期一段历史的讨论，属于正常学术观点的表达，文章在谴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依据国际关系理性，认为也有若干历史教训应当重新辨析和汲取，并对我国中学教科书的若干史料陈述和史观提出批评。文章里没有任何涉及党的领导、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也没有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将这篇文章蛮横地指责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纯属信口雌黄。
    　　
     依照宪法，袁伟时先生有发表这篇文章的自由，其他读者有反驳这篇文章的自由，报纸也有刊发交流文章的自由，这个权利是不允许被侵犯的。报纸作为一个各种不同意见平等交流的平台，也有义务发表态度严谨、材料扎实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这样才能使不同观点的作者和广大读者通过心平气和的交流，获得教益。真理越辩越明。
   
     作为周刊主编，从文章发表至停刊之日，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篇投给《冰点》据理反驳袁文的文章。我在研究各个网站的读者辩论时，看见既有大量反对袁文的意见，也有大量支持袁文的意见，表明这正是读者关心的话题，有必要继续讨论。在反驳意见中（以非理性谩骂为主），我精心挑选出一篇学术态度严谨、材料比较充分的商榷文章（网名“子乔”），发给袁伟时先生参阅。这篇文章如果投给《冰点》，已经具有发表水准（我已开始寻找真实作者联系发表事宜）。袁伟时先生也很赞赏反驳文章的严谨态度，回复说将仔细研究这篇文章的材料和观点，再作出回应。而这准备开展的正常的意见交锋，却因这次突如其来的停刊事件被中止。中宣部个别领导如此蛮横地侵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严重违反党章的。
    　　
     众所周知，报纸是订户因其能够满足他的特定信息需求而预先付款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报纸的生产者与订户之间建立了契约，而这个契约是由法律加以保障的。报纸生产者一方无权单方面改变契约。此次中宣部强令《冰点》周刊停刊，又不在报纸上作任何声明和解释，严重侵犯了订户（消费者）的法定权益。
    　　
     党和国家权力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有两个基本含义。一、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不得禁止；二、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公权力，不得行使。
   
     党组织本身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无权发布行政指令。此次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报纸重要周刊停刊，同时动用国家行政权力禁止一切媒体和网络刊布《冰点》周刊停刊的消息，甚至网友个人博客都不能幸免，凡发布此消息者均遭封杀。我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授予了中宣部个别领导这样的权力呢？这是一种目无党纪国法的严重的滥权，理应得到追究。
   

四、中宣部此举严重违反《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六章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准则》规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绝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做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准则》还规定：“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此次《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适时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也是我们准备要进行的。中宣部阅评小组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也属正常，但是批评必须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有关规定，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还应听取被批评人的意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应当允许从容讨论，特别是要多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不急于下结论，这才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体现。然而中宣部阅评小组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方式，粗暴指责，将一篇讨论百年前历史教训的文章，罗织罪名，臆造为“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何其荒唐！
    　　
     而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竟也不顾《准则》的相关规定，在被批评人、甚至连本报总编辑都不知道他们的批评意见的情况下，即强令团中央作出《冰点》周刊停刊的决定，并非法动用国家机器，封锁一切媒介和网络，封杀个人博客，这正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品质”的行为，应当立即加以制止。
   
    　　综上所述，这次由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发出指令、由团中央执行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事件，不仅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我要求：依据《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彻底调查此次事件的全部过程，查究中宣部个别领导同志的违纪、违法责任。立即恢复《冰点》周刊的正常出版。
   
    　　此致
   
    敬礼！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二零零六年二月六日

氷点週刊李大同の中共中央に対する申入れ（１）

処分取消要求が中共当局により拒絶されたため、これまで公開していなかった申し入れ書本文が公開された。

附件一：《冰点》停刊事件发展至此，证明了我们努力通过党内规定途径来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只是幻想。面对这样一个从团中央到中宣部均视党章为废纸的官僚群体，你还能说什么呢！立此存照吧。
   

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违法停刊整顿的申告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吴官正同志
    并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同志：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个别领导下令停刊整顿。此举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严重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明确规定；侵犯了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正当权利；侵犯了报纸编辑、记者正当的从业权利；侵犯了广大报纸订户按照购买契约如期阅读《冰点》周刊的法定权利，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现依照党章第一章、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申告。
   
     一、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简介：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于1995年元月创立的专题特稿版。创刊伊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1995年底中国青年报大型读者调查中，《冰点》获最高票，被读者选为“我最喜爱的版面”之榜首。
    　　
     1996年年中，《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
    　　
     1998年至1999年间，《冰点》为周一至周四连续出版的报纸版面。在这一年当中，创立了“冰点时评”言论栏目。2000年，“冰点时评”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新闻名栏目”。
    　　
     2003年年中，《冰点》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选为第三届“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此前在七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较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被提名为报纸类第一名。
    　　
     2004年6月，为满足读者的需求，《冰点》扩为每周四块版的周刊，每周三定期出版。
    　　
     《冰点》周刊自创立以来，持续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中国青年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报告中，《冰点》周刊的阅读率始终居于榜首，平均阅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冰点》周刊的四个版中，有三个被读者提名为“最喜爱的版面”。
    　　
     《冰点》周刊的报道和文章，经常被其他媒体转载，无论在读者还是在业界当中，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二、事发经过：
   
    　　2006年1月23日上午，本报总编辑通知我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的一份阅评，阅评对《冰点》1月11日所刊发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阅评》说文章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翻案”、“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蛮横不讲道理的批评，是中宣部阅评小组的一贯作风，批评不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我党早已明文禁止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文章的主旨。这种方式历来为新闻界同仁所不齿。
    　　
     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周刊在京编采人员照例将第二天出版的四个版样出齐，下午三点左右送总编辑审阅付印。此时听说报社社长和全体总编辑、副总编辑已被团中央书记处召去开紧急会议，报纸版样无人审阅。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开始陆续接到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各大网站同行的问询，“冰点为什么被停刊整顿”。此时，作为当事人，我们还完全被蒙在鼓里。经仔细询问，我们得知，中央及全国各媒体最早在当日上午11时就已经传达了中宣部如下指令：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一事，任何媒体不得报道和评论；不得参加任何由冰点采编人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得在网上以任何形式进行议论等等。与此同时，相同指令也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各地新闻办发至各大门户网站和其他网络媒体，“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一事，一律不报道，论坛不讨论，发现此类消息立刻删除，请立即执行”。其意图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封死关于《冰点》周刊停刊的任何消息和评论。
   
     当日晚六时左右，我即开始接到世界各主要媒体的采访电话，要求确认此消息。我意识到，一场严重危害我们国际形象的新闻浪潮即将因此而发生。
    　　
     当日晚七时三十分，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党组书记王宏猷，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找我谈话。他们向我宣读了一份《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决定内容有两条：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个决定竟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中国青年报直属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在管理权限上，团中央宣传部根本无权作出这种决定。
    　　
     自这篇文章发表之日（1月11日），直至1月24日晚上，本报没有收到过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的任何批评意见。本报所接到的批评，均为中宣部新闻局发出（1月13日，中宣部新闻局宣传处发出一份“月报”；1月20日，又由新闻局阅评小组发出“阅评”）。
   
     我们了解到，团中央书记处在1月24日下午向本报领导下达《冰点》周刊停刊指令时，明确表示“这不是团中央的决定”。事实也证明如此：团中央怎么可能有权命令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站封锁消息呢？很明显，这是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无视党纪国法约束的一次滥用职权的恶劣行为，直接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章、第十四条的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时，在通常情况下，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干预。”
    　　
     鉴于中国青年报是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和广泛影响力的中央级主流大报，而《冰点》周刊是中国青年报阅读率最高的一个周刊，如无正当理由，突然停刊将构成重大事件，也将构成重大国际新闻热点。我当即向本报社长和总编辑指出：停刊指令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将在人民群众中严重破坏我党形象，也会在国际上严重破坏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我向社长、总编辑提出紧急建议：为顾全改革开放的大局，请他们立即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应保证《冰点》周刊第二天的正常出版；作为缓冲措施，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处理（事后证明，我的建议没有向上汇报）。我当场向社长、总编辑表示：我将按照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中宣部个别领导人滥用职权的行为。
    　　
     当天晚上十时左右，我的私人博客被非法关闭。据了解，这家网站是在接到某市公安局的强硬限时指令后，被迫将我的个人博客关闭。网站被威胁说：如果五分钟内不关闭李大同的博客，就拔掉网站服务器的网线。
    　　
     第二天，《冰点》周刊未能正常出版。本报当天接到大量读者电话询问；很多读者听说《冰点》周刊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报。
   
     与此同时，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俄罗斯文传通讯社、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悉尼先驱晨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朝日新闻》、《国之声》电台、《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数十家著名媒体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量媒介均集中报道了此事并发表了评论。停刊事件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
    　　
     1月25日，鉴于本报没有对《冰点》周刊停刊一事向本报读者作出任何说明解释，作为周刊主编，我认为这是对读者、订户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有大量订户是因为要阅读《冰点》周刊才订阅本报的）。当晚，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一篇短信，以邮件方式回复给一些直接向我询问的热心读者，以说明事实真相。

中共当局の人権侵犯に抗議するハンストリレー

中国では、2月に入って、中共当局の人権侵犯に抗議するハンストリレーが全国的な広がりを見せている。また、ハンスト参加者の中共当局の犯行によると思われる失踪事件が頻発している。

（１）

为声援大陆被迫害维权者的绝食接力，于二月初开始迅速在各地展开。大陆绝食声援团星期三改变以地区为单位每次两人的绝食模式，改为十个省份同时进行绝食。该团当天发出公告写道：人民最后用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的绝食抗议竟遭到各地公安机关恶劣的非法迫害。为了抗议各地政府的这种野蛮暴行，今天我们首次进行十省联动绝食 24小时的适度抗议。

行动发起者高智晟向本台列举了一些因为绝食受到打压的例子：

“赵昨晚被云南公安传唤，因为绝食；北京２／３参与绝食者被公安软禁家中；广西钦州的戚钦红由于参加绝食被大局以违反社会秩序为由传讯，家里两台电脑被拿走，至今要不回来。上海的马亚莲、田保诚由于绝食，被当局追捕，逃到外面不敢回家；上海的杜阳明和毛衡凤由于名字上了绝食的网，被当局软禁。杭州陈树庆，由于绝食昨天今天被当局两天传讯。安徽的侯文豹因为绝食，被公安传讯。各地一系列这样的暴行已经展开，我们有必要做出反应。信息是：这样的打压，极广范围内，极多人认为他是野蛮的非法的。同时我们想让外部世界，关注中国人目前的艰难处境。”

活动统筹者之一，正在软禁中的胡佳星期三又被国保部门叫去谈话： “我现在在俄我家楼下一个景卫视里面，通州国保的和处长在我面前呢。给一些忠告，某些方面要收敛，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　要我写一份书面的东西，表达我现在的思想状态。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东西，这个要求很可笑。”

对于十省联动的绝食安排，胡佳表示：“今天是第一次这样，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的话，下次将有２０省同步进行，参与的力量是广泛存在的。”

由于报名踊跃，绝食声援团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通过电话等途径接受志愿者报名，并进行统筹。星期三绝食地域是北京、上海、山东、广东、江苏、辽宁、浙江、河北、陕西、湖北，超过４４人参与。而另有不在安排之列的五个省份也有代表自动绝食响应。

除了牵涉地域广泛，参与者也来自很多族群。本台当天收集了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

浙江的民主党成员单称峰在０１年因发表声援狱中民主党员的文章，被判劳教两年。她说：“这次绝食是抗暴维权行动，它和我们民主运动的理念信仰是不矛盾的，所以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应该参与的。”

宗教人士也积极响应，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刘焕文，０５年因参与悼念赵紫阳活动，被打断肋骨，他说：“这次活动主要是维权反暴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时本是也是受害者，我觉得有义务参加这次活动。为教会祷告，还有，为我们这些维权人士。”

参与绝食活动的还有少数民族，北京的蒙古族自由撰稿人尼斯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声援高律师不单是汉族的事儿，我也想唤起更多少数民族同胞，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２）

胡佳妻子称丈夫于2月16日上午失踪
    
    几位知名中国维权人士发起接力绝食的形式，抗议遭受暴力迫害，但其中两人证实失踪。
    
    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周四（16日）对BBC中文部证实丈夫失踪。
    
    不愿姓名被公开的胡佳妻子说，这几天以来胡佳都被软禁，每天外出都要看守者取得上级同意才能够外出，但前提是需要坐在看守者车里与他们一起离开。
    
    胡佳的妻子说，周四早上在她离家后，胡佳并没有到“爱知行”办公室上班，也不在家里，她四处查询也不得要领。
    
    她怀疑胡佳这次失踪是与他参与绝食行动有关。
    
    此外，胡佳的妻子也透露另一名绝食人士齐志勇的妻子在周三晚曾致电胡佳，称齐志勇不见了。但她表示，不知道具体的详情。
    
    齐志勇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中被枪伤失去一条腿。
    
    外界猜测，他们是被国安局的公安带走的。
    
    也参与这次绝食行动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表示，他相信他们这次被扣留是与绝食有关。
    
    在中国有至少370人从2月4日开始参与这次接力绝食，抗议当局对维权人士的迫害。
    
    　ＢＢＣ

李大同の審査要求が共青団に阻まれる

2月8日既報のとおり、李大同は共青団内の共産党グループを通じて中共中央規律検査委員会に中共中央宣伝部による「氷点週刊」停刊処分の審査と責任追及を求めていたが、共青団党グループはこの申請を規律検査委員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を拒否した。これで、党内手続による停刊処分の取り消しの道は申請受理さえされることなく閉ざされた。体制内異議申立の道が閉ざされた以上、残るのは体制外の抵抗の道である。

北京中国青年报下属的《冰点》周刊在农历年前被中共宣传部勒令停刊后，冰点主编李大同，6号，按中共党章规定向中纪委递交申诉书，指中宣部有关负责人下令冰点停刊是违反中共党规和国家法律的，要求中纪委追究该负责人的党纪责任。星期一，李大同收到通知，共青团中央党组拒绝向上呈交申诉书。李大同星期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13号讲拒绝递交，他们的理由就是党章里他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级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替党员递交申诉，就是这个理由。我很吃惊，说句老实话。因为党组织必须按照程序给党员逐级转交申诉，是每一个中共党员的常识，也是党章的明文规定，我们将通过其他的渠道继续递交我们的申诉，他拒绝也可以拒绝，没关系的。”

野百合也有春天

作詞：羅大佑　作曲：羅大佑　演唱:邱琳麗

彷彿如同一場夢　我們如此短暫的相逢
你像一陣春風輕輕柔柔吹入我心中
而今何處是你往日的笑容　記憶中那樣熟悉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愛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變
難道你不曾回頭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戀開放在水中嬌艷的水仙
別忘了山谷裡寂寞的角落裡野百合也有春天

從來未曾擁有的　總難陷入哀傷和歡愉
從來未曾屬於真情的是空幻的物語
而今當你說你將會離去　忽然間我開始失去我自己

你可知道我愛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變
難道你不曾回頭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戀開放在水中嬌艷的水仙
別忘了山谷裡寂寞的角落裡野百合也有春天


http://bbs.mz520.com/Archive_view.asp?boardID=74&ID=115062

「氷点週刊」停刊に抗議する13名の共同声明

江平（元中国政法大学校長） 
朱厚沢（元中共中央宣伝部部長）
李鋭（元毛沢東秘書）
李普（元新華社副社長）
何家棟（元工人出版社社長）
何方
邵燕祥（詩人）
张思之（弁護士）
呉象 （元国務院農村発展研究センター副主任）
鐘沛璋（元中国青年報社社長）
胡績偉（元人民日報社社長）
彭迪（元新華社副編集長）
戴煌（元新華社記者）

 

 

萧瀚按：受当事人委托，代为上传此份文件。
    
    
    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 朱厚泽 李锐 李普 何家栋 何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迪 戴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中共は中央宣伝部による言論統制をやめよ（蕭瀚）

冰点事件评论之一：取消中宣部管制，走新闻法治正道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

2006年1月24日，久负盛名的《中国青年报.冰点》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一份如此杰出的周刊被肆意封杀，是中国大陆新闻业的恶劣管理制度作祟之果。

《冰点》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是大陆新闻界继《新京报》无端撤换管理层之后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多年来自《岭南文化时报》被非法停刊，《方法》杂志、《环球经济报道》被非法停刊，《书屋》、《同舟共进》被强行改组，《南方周末》被多次强行改组，《战略与管理》杂志被非法停刊等无数扼杀舆论事件的延续，这些恶性事件严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和社会权利。

多年来，中宣部采取事先审查、文字阅评警告、事后追查、开会宣布拟封杀的作者、书籍名单（与会媒体不得记录）、封杀恐吓、电话通知停刊等一系列卑鄙手段，配以新闻出版业产权制度上的国家垄断，打击、分化、瓦解国内新闻出版业，致使国内新闻出版业生似漂蓬、死如草芥，呈现着一派零落凋敝之相。中宣部钳制了国内舆论，取消了人民知情权，愚化、奴化了国人精神。

中宣部对中国大陆媒体享有如此生杀予夺之重权，在法律上却是一个子虚乌有不存在的机构！它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它无法无天，可以肆意虐杀任何媒体——中宣部是非法机构！

在举国倡导法治的当代，居然存在着这样一个享重权不依法、权霸神州却丝毫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隐形机构，可谓荒诞透顶。

呼吁《新闻出版法》立法已有近20年的历史，却至今仍未列入法治议题，是源于权力阶层人治的思维惯性。中国新闻出版界至今延续着1949年以来的言论政策：政府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权术，这种政策的长期延续已是恶果累累。以至于中国社会对于一步到位的言论自由可能未必能够立刻适应，因此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对待。

掌权者以为钳制言论就能够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自由的舆论可以弥补司法的部分缺陷，在司法的边界之外给社会提供一个矛盾缓冲地带，广泛的言论渠道将释放部分社会冤怼，有助于在最终意义上缓解各种深层的社会矛盾。同时在其他良性制度的配合下，社会整体较易获得均衡和谐。

不过，若以为言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这也是一种误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有多大的自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任何言论都应对遵循良法。一方面，政府不得对即将发表的言论进行事先审查，这是基础性的言论自由之最低要求。另一方面，已发表的言论是否触犯法律，应该由司法来裁断，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越俎代庖、以权凌法，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言论法治模式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当前中国因为长期的言论恶政导致社会而对乍然开放的言论承受力不够，可能引发暂时的混乱，从而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以便在稳定之中有步骤地达到言论自由的境界，也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不是由中宣部甚至几个阅评员来断定是非、非法钳制。

言论自由的立法过程应当透明、合法，尤其应当举行立法听证，即社会有权介入立法过程，对于法律确定哪些种类的言论属于限制范围也应当获得社会认同。这样的法律实施之后，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订，直至达到人们所理想的言论自由程度。

当今中国处在旧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重大历史关头，参酌古今中外的类似历史时期，强行压制乃至封杀舆论的做法不但给政治转型，也给社会转型埋下祸根，而开放报禁，还公民、社会以言论自由者则往往能安然转型、渡过危机，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与他们取消国民党中宣部管制并决然开放报禁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健康、负责任的新闻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稳定功能，是社会政治转型的稳压器。健康良性的新闻界立足于基本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制度设计，唯此方能形成外部的法治支持和约束，内部的健康行业伦理准则，并且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局面。转型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未来福祗，而健康良性的新闻界是一切权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条件，是好社会的基石。

当今中国社会亟需而且能够承受言论自由，它应当、也必须属于法治。

鉴于此，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如此，则国家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

2006年2月14日（欢迎完整转载）

「氷点週刊」停刊に抗議する署名サイト

http://www.chinaesignature.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68

署名者の一部

陈彩桂, 康义, bjxu, 胡安, 王先生, 刘真理, 文海, 文志明, 不化居士, 萧锐, 刘国华, 姜弘, 李昌玉, Wu siyu, 定芬, 雷跃辉[雷激], Eric Yin, 谢耀敏, 梁建华, 江河, 周育田, 清风,雏菊与益花, 计陀, 杨雨, 帅哥, Limin Liu, 黄文浩, 范泓, 江翔, 囡囡不乖, 磊, 高建生, 陈新凤, 刘益雁, 雷碧波, 刘仲桦, 秦蹈平, 杨昌奇, 吕晓园, 李力, 明, 谭坚民, 吕新华, 刘飞跃, 黄亚东, 龙伟明, 袁文瑞, 李靖, 赞大同, 王继海, 洪大钝, 陈弘莘, 郑渊洁, 陈梅村, 扬娟娟, 江边, 尹淑舫, 秦蓉兰, 付爱冰, 正义侠, 夏业良, 程眯眯, 陈振武, 张, 孙军, 方华, 孙立勇, 葛陵元, 薛村宁, Stanley Zheng, 张苏伦, 焦柏固, 蔡晓明, 王胜林, 杨帆, Xi Ding, 原装, 景鹏, 石火, Thunderbird, 徐婉诗, 蔡敏, 狗奴才, 张广达, 张伦, 海雷丁, datongispig, 王教练员, 唐保国, 任庆良, X, 李松, 戴学武, 李国涛, 何永全, 高晓亮, 沈继忠, 杨勤恒, 张汝隽, ljbdoit, 罗维, 季辉, 王泰铭, 赵新华, 亚子, 余围镜, 张声远, 房重光, 李晋, 陶业, 刘声溶, 张家曜, 李声光, 扬占芳, 张民昌, 刘耀忠, 李省三, 王晋云, 程小倩, 李荣, 王犀利, 文志明, 周健, 陈光明, 陈立群, 邢大昆, 贺伟华, Limin Liu, 李强, 陈广, 铃木贤, 陈广, 刘小明, 庄一伟, 李先锋, 王廷康, 虽然, 原熙, 严正学, 孟飞, 徐敏, 朱易平, 邓辉, 冯达勋, 曾福洪, 买天让, 韩斌, 鲁登川, 文强, 周志刚, 侯多蜀, 雷风云, 李必丰, 张明, 陈卫, 欧阳懿, 王永富, 刘海荣, 冯钧, 杜和平, 陈 西, 陶玉平, 申有连, 刘晓涛, 张重发, 陈富, 郭实如, 吴 郁, 黄燕明, 李仁科, 方家华, 孙光全, 全林志, 侯文卓, 陈清泉, 陈建华, 刘丰, 刘国强, 陈设华, 王长荣, slwong, 北村, 高军生, 柳玉成, 邢诒心, 陈树庆, 吕京花, 任自由, 郭起真, 陈泱潮, 吕新华, 刘为民, 邹光旭, 唐元隽, 周 肇 锡, Andy Chan, 雪莲, 毛国良, 黄河, 冷眼看党, CL perez, 郭庆海, 刘逸明, 崔巍, 区立行, 廖亦武 , 李蕴, 许治英, 罗雯妍, 黄伟明, 李柏光, Annie Chen, 成丽虹, 胡萌, 郭少坤, 高小清, 李天笑, 归宇斌, 王斌, 杨欢, Qiao Moo, 喻智官, 孟乾成, 李忠, neptune pan, 李晓, 贾山, 草庵居士, 梁文道, Lihong Cheng, 张天雪, 高文谦, 西林, 丁自贵, 蔡小林, 万平, 黎嘉让, 赵力莎, 毛脚, 施雪捷, Tong Ren, Clyde Liu, 张夏阳, Heitong, 陆文, 龙海波, lingqi Tong, 田聪明, 舒阳, 王小山, 黄洁婷, 黄晓敏, 野渡, 李嘉辉, 蒋绍天, Jiang Xiaoyang, 孙治淮, 林文清, PC, Tom Lu, John Chao, 伍少白, 渴望自由, 荆轲, 赵九州, 杨联力, 杨恒均, 陈维明, 陈维健, 李镇洲, 李卫华, 曾节明, 水镜, 悠犁, 吴小杰, 陈开河, 田中人, 曾西西, 张行乡, 刘小梅, 消灭法西斯, 何平, 王涛, Ivy Choi, jacky, 王军涛, 郭庆海, jiang xiao, 傅希秋, 夏阳, chiu kwok sui, Li Ping (Sarah), zhangshenyuan, heit to chaw, 冯福 洪淇, 李玉梅, 西风, 秋潇雨兰, 高洁, 黄翔, 高智晟, 韩杰生, 陈立群, 孔照明, HONG, 周丹, 周斌, 刘键, 为民, 张大卫, Bill Su, KHK, Mark J Chiu, 陈赛, 汉心, Mee Wilson, ta chan, 李洪宽, 朱杰灵, Sun Ruiqi, Ken Han, 辛明, Cedric Wong, laikinming, 一平, 江平, S Z, 西风烈, 聂精保, 老灯, 于大海, Tao, Dehai, 薛伟, Dai weifan, zhouzheng, 唐芝云, walter, 王光泽, 郑钦华, wenbo zhang, 程真, 马丽, 池建伟, 王富华, 杨建明, 戚惠民, 高海兵, 吴远明, 来金彪, 王东海, 吕耿松, 工蚁, 姚自器, 王中陵, 易尧, 杨炼, 张嘉谚, 欧阳小戎 四川, 李健, 邵江, 彭小明, 潘永忠, 费良勇, 黎子, 布行, 刘正有, 北斗, 杰, 微言, 罗杨, Li Yi, 康秋星,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 刘 泰, 宋晓红, 陶韬, 刘俊民, 顾和平, 吴越雨, 童蒙, 黄世泽, 张鸣, 傅正明, 茉莉, 柯华, 徐维克, 左晓环, Victor Li, 巫一毛, 刘晓波, 赵晶, 袁红冰, 万之, 曾宁, 曾铮, 刘水, 阿南, 陈奎, 张三一言, 武振荣, 孙志峰, 戚钦宏, 王, 蔡红, 王, 张国堂, Yongjing, 高瑜, Xiaobing Yun, 郭飞雄, 李强, rong cui, 肖勇, 赵达功, 逸风, 胡佳, 赵, 刘晓峰, 张耀杰, 李剑虹, 梁泉, 张苏文, 张祖桦, 滕彪, 无名, 东海一枭, 杨健自, 王一梁, 井蛙, 王丹, Jane Cao, 李关汉, yu, Catherine, 郑义, 王有才, 伍凡, 粱桐, Chungchi Che, 廖双元, 莫建刚, 吴玉琴, 吴方城, 陈宽, 罗列, 徐文立, 典彬, 王金波, 巴骄, 王宁, 盛雪, 杜导斌, 孟浪, Zhang, Dongmao, 郭国汀, 武宜三, 缚来宾, 张岚, 蔡楚, 胡平, 吕京花, 张伟国, ...

公益時報編集長陳傑人の抗議文（４）

 　　到了晚上，国之声的稿子已经挂在互联网上，在这篇采访非常公正和客观的稿子里，刘佑平对我解职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陈杰人的降职与这篇文章（指批评政府网英文错误的报道文章，笔者注）有任何关系，并表示陈杰人被降职是因为他不胜任主编职务，而这一降职决定在年前就已经决定。” 　　“在谈到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时，刘佑平表示由于文章刚刚刊发，他还没有受到相关的反馈信息，但他个人没有收到任何政府方面的批评或者压力。” 　　原来如此！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位刘总编辑，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在此，我就他对国之声的表态提出几个疑问： 　　第一，报社真正的老板、社长刘京一直声称，没有授权任何人接受媒体采访，而刘佑平则说是代表单位表态。此事，不知道刘总编辑怎么解释？ 　　第二，称我降职和所发表的批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刘总编辑又如何解释在对我解职前报社所进行的“批斗会”，以及你在记者会上说对我解职是“预防性措施”，为的是应付民政部的追责？请问，你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呢？你是在骗公益时报的记者，还是在骗国之声的记者呢？ 　　第三，你说批评政府网的这篇文章刚刚刊发，你还没有受到相关的反馈信息，那么，请问，你在会上口口声声说民政部长非常重视，这篇文章惹了“天大的事情”，那么，你这到底是在说梦话还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四，你因为签发了这篇文章，而上头又在追究，事情还没完，你现在生怕自己被民政部怪罪，这不是压力，是什么呢？ 　　第五，你说批评政府网的这篇文章，你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那么请问，你亲自召集报社的网络编辑打车紧急回报社撤稿子，并且到处找民政部办公厅那位副主任的手机号码汇报执行情况，这不是反馈信息，那又是什么呢？你莫非是得了臆想症或者梦游症不成？如果你没有收到有关这篇报道的任何反馈信息，你指使报社网络编辑齐凯删除稿件的行为，如果不是梦游，岂不是在耍弄这位编辑？ 　　第六，你说解除我职务是年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恰恰要到这个节骨眼上才宣布呢，一定要等到民政部通知你撤稿的时候才免我的职务呢？你这不也太不会避讳了吗？依你平时的八面玲珑，你绝对不至于干这种没心没肺的傻事啊！ 　　第七，你说我不胜任主编职务，呵呵，没关系，这份公益时报是在你做这么多年主编有了成效，有了进步，还是我做这几个月主编有了明显起色？相信读者和业内人士自有公论，而不需要你的表白或者誓言，事实上，你的表态也确实没有用，因为那种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你的特长！ 　　第八，你说我在外发表文章，不错，我从来没否认过在外发表文章，作为一个职业评论人士，发表有价值的评论文章被我视为终生的追求，将发表文章也作为攻击他人的一个理由，亏你想得出来！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虽然你将发表文章居然视为丑事，但我从不这样认为。你可否记得，过去一个月当中，因为民政部扬言要另外办一个慈善排行榜，可能会抢了你做慈善排行榜的生意和利益，你就多次要我在其他媒体发表文章骂民政部，你以为就你聪明啊！那时候，当你要我在其他媒体写文章骂民政部，你是觉得发表文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尊敬的刘总，你能轻轻地告诉我吗？ 　　第九，你说我每天不去上班，请问，那些稿子是谁做出来的？那些版面是谁编辑出来的？我每天坐在你对面的办公室里，莫非你瞎了眼睛看不见我在工作不成？我每次出版周期前忙得一塌糊涂你每次来我办公室装模做样问我吃不吃饭，莫非你都得了帕金森氏症全部忘了不成？ 　　刘佑平，有人说你不学无术，我懒得去判断，有人说你是八面玲珑阿谀成精，我也懒得去考究，这个世界上本来就需要你这样的小丑，否则“丰富多彩”这个词岂不是浪费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以为你说的假话会没人揭穿，尽管你威胁记者不能接受采访，但《公益时报》的记者不是像你那样的奴颜媚骨和心理阴暗，他们不少人很正直也很乐意作证！ 　　为了保全这个报社，甚至为了你来之不易的总编辑乌纱帽，我主动承担了本应该由你承担的签发稿子的责任，并且在我看来，因言获罪无尚光荣——这个世界上，公益时报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刘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在报道风险降临之际，却不惜用说假话的方式，在中伤我的同时还中伤学术批评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就你恶意中伤的卑劣行为，我保留依法起诉你的权利。 　　遗憾的是，刘佑平，你那些前后不一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谬论和中伤，只能让你的谎言欲盖弥彰！你自以为聪明，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你自以为天衣无缝却忘了事实胜于雄辩！你想做民政部的一条狗，而我不愿意与你为伍。 　　我为曾经是一个《公益时报》人而感到无尚光荣，我为曾经有那么一群可爱的无私的勤奋的勇敢的同事而自豪，但我也为曾经有刘佑平这样的新闻界败类同事而感到悲哀。 　　一路走好，刘佑平的谎言！ 　　一路好走，公益时报！ 　　（２月１０日，就在该文即将发表之际，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先生在我的办公室强硬地对我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要起诉刘佑平，就是和公益时报作对。这种态度和先一天傍晚迥异，在２月９日傍晚，他还在对我表示，刘佑平不能乱说，不能接受采访。看来，这家报社是彻底选择了以恶意中伤我为代价而回避政治原因的道路了。）

公益時報編集長陳傑人の抗議文（３）

　　短短的两个月，《公益时报》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变成了现在的广为人知。 　　不过，就现在看来，正如祸福所倚的道理一样，在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崭新的《公益时报》也注定走上了匆匆的不归路。 　　早在2005年底和2006年初，本报连续两期刊登陕西省渭南市和其下属的华阴市政府移民部门截留、虚报冒领中央政府救济移民专项资金5000万元和一亿元并对举报者处以劳教一年的恶劣事例。报道发出后，网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最高领导人也在《互联网舆情》等材料上批示要查处。 　　但是，陕西省政府一方面释放被劳教的灾民，一方面以公函形式与报纸的主管部门民政部交涉，民政部在收到此公函并得悉最高领导人有了批示后相当紧张，并指责《公益时报》不该惹这种麻烦。为什么报道没有事实错误却反而遭到主管部门的批评呢？报社总编辑刘佑平在报社的多个场合解释了两个理由：一是民政部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媒体事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干脆以“惹了麻烦”为由指责所谓的始作俑者；二是因为一说救灾款，就马上会联想到民政部，而民政部在这方面屁股并不干净，怕人查到自己头上，所以不希望报纸报道这些事情。 　　陕西的报道事情，仅仅是个缩影。在2005年12月，报纸发表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的一篇讽刺性评论《给李荣融的嘴颁个诺贝尔奖》，文章大意是批评李不负责任的言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此前对媒体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人民的，所以不存在垄断的行为和现象。 　　该文也引起了报社上司的担忧。一位领导善意提醒：“写这样的文章，如果让李荣融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李学举部长，李部长会不高兴的。” 　　直至后来，报社记者在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期间，亲耳听到了民政部长李学举在会上告诫民政干部要将困难群众生活放心头，这位部长用了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三次就困难群体生活救助问题所做的指示作为由头，告诉民政干部没有理由不做好这项工作。 　　报社记者回来后，根据李的讲话，写成了《胡锦涛三次批示救助困难群体始末》一稿，但就是这么一个“正面宣传稿”，也让民政部长李学举“吓了一跳”，后来，部新闻办要求报社写检讨，理由是违反了宣传纪律，因为按照中国的规定，涉及国家领导人的稿子应该由新华社发通稿，尽管这个规定早就被许多媒体所打破，但民政部新闻办执行得非常卖力。 　　这一系列稿子和所惹的“麻烦”，既让民政部感到巨大的担忧，民政部长李学举的批示称这是“三番五次出现问题”，同时，民政部的不满，也让报社领导层特别是总编辑刘佑平感到非常不安，这位平时在民政部哪怕是一位处长面前也必恭必敬的总编辑先生，已经完全陷入了为报社转型所带来的官场风险的忧虑之中。尽管他实际上和我一样，也是“体制外”的人，是应聘于这家报纸，但出身湖南省社科院的这位总编辑大人，毕竟和我的政治觉悟不一样啊。 　　所有的“风险”，到2月8日这天终于演化为一场荒诞的举动和无聊的游戏。按照刘佑平当时在会上的说法，对我的免职是一种“预防性措施”，目的就是应付民政部的追责。报社内部一位记者说，在刘的内心里，因为签发稿子是他本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丢卒保帅”。 　　最可笑的一个插曲是：就在2月8日下午的这次记者会上，刘佑平说：鉴于当前实际情况，报社停止做那些“挑战权威部门”的报道，以后可以多“打打虾米”，比如可以报道一些村委会选举中的问题。可话说完没多久，还没散会，刘佑平又捧着个批示复印件，面如土色地回到会场，这个批示显示，东北的一个村委会将状纸直接递到了民政部长李学举，称前不久《公益时报》报道该村的选举问题，是不属实的。 　　告状是任何人的权利，我一点也不惊奇，更无权反对，可奇怪的是，民政部这位李部长大人，居然在未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在这个村委会的告状信上直接写下批示，认定是公益时报有问题，并严厉批评。 　　拿着这个批示，刘佑平面如土色，他颤抖地对在场的记者说：“算了，以后村一级也不要批评了。”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改版后的《公益时报》有幸得到了民政部领导的多次“垂青”，同时也让刘佑平先生这位过去习惯了做表扬报道的自称“新闻界大腕”的人士感到极度不安，于是，在一场似乎早就设计好的预案中，我被作为“预防性措施”免职！ 　　在这场闹剧之后，最应该感到安心的，就是刘佑平先生了，因为，他又重新回到主编的位置上，再也不会有人要求他做公共新闻，再也不会有人对他要求多做正面表扬的指示表示质疑，再也不用担心民政部又会降罪下来！ 　　九问刘佑平 　　在免职事件发生后，我的电话成了记者热线，即便如此，直到2月9日中午，我仍然信守对报社的承诺：不公开发表有关此事的任何评论。 　　因为在此前，报社一位领导非常善意地告诉我，对我的免职，是“没办法的办法，虽然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正是因为你太出色了，所以现在只能让你先停下来，好对上面有个交代。” 　　这位领导的诚恳之词，已及在报社记者会上所说明的“无奈”，让我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一时情绪而影响报社的声誉和根本利益，毕竟，这是我曾经付出心血努力试图改变它的一个新闻平台，而更重要的是我眼看着它慢慢成长起来。 　　但是，到了2月9日中午时分，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这个错，就是过于信任报社总编辑刘佑平！ 　　这天中午，国之声的记者石涛（音）从国打电话给我，希望采访我被免职的这件事情。这位率直的记者一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他刚给刘佑平打过电话，刘说对我的解职是因为我“做不好这个主编工作”，“在外发表文章”，“擅自安排老婆在报社工作”，早在年前就决定要对我解职了，云云。 　　我大吃一惊，因为几小时前刘佑平还对我表示，要向我“学习”，学习我主动承担政治风险的精神。我一边向国同行坚决否认，一边立即打电话给刘佑平和社长刘京核实。 　　在电话中，刘佑平环顾左右而言他，称只是对国记者说了我在外发表文章，并没有说其他理由，他又解释这种说辞是代表报社接受采访。 　　我打电话给社长刘京，刘京告诉我，按照报社领导层的决定，是要求所有的人不要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报社并没有授权刘佑平说什么。 　　我旋即又打电话给几位同事，几位记者告诉我，从这天上午开始，刘佑平就打电话威胁记者，不许将2月8日会议上所说的对我的解职理由说出去，否则要开除。 　　就在这时，某世界级著名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此前打电话到公益时报社，总编辑刘佑平“非常反常”地大谈特谈，而在这位资深记者经验中，中国报纸一出这种事情，负责人对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从来没有这种长时间接受采访的”。这位记者告诉我，刘佑平的谈话内容，居然称对我解职的理由是我“新闻能力不行”、“每天都不去上班”、“不是称职的主编”。

公益時報編集長陳傑人の抗議文（２）

 　　第二天，也就是2月8日，上午9点，正在上班路上的我接到刘佑平打来的电话，称为了批评政府网的那篇报道的事情，报社在10点开紧急会议，刘要求不要进办公室，而直接去社长办公室开会。紧接着，我又接到了报社前台的电话，说通知所有的编辑记者在下午4点半开紧急会议。此时的我，心里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果然，我一走进社长办公室，会议立即开始。我环顾四周，在座的人还有社长刘京、总编辑刘佑平、社长助理李小红、编务总监王高利、报社办公室主任徐芳，报社常务副社长彭建梅随后也匆匆到。 　　报社领导通报说，因为批评政府网的那篇报道，民政部长李学举已经通知报纸的主办者——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领导去部里谈话。紧接着，大家围绕批评政府网的报道文章，并联系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报道引发的事件，进行分析判断： 　　报道陕西华阴地方政府大肆截留救灾款的事件，让陕西省政府方面直接找民政部交涉，民政部认为这给部里带来了麻烦； 　　曾经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因为李公开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人民的，所以不存在垄断行为”，领导担心这种文章让李荣融看到之后会找民政部领导的麻烦； 　　曾经发表《胡锦涛三次批示救助困难群体始末》一文，被民政部新闻办责令写检讨，民政部认为，尽管文章内容都是民政部长李学举在会上亲口所说，但按照中国的规定，报道国家领导人的事情要由新华社发通稿，否则就是严重违纪，哪怕报道的是好事； 　　针对当期报纸所报道的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社级领导也认为，学术打假这种事情和公益没有关系，不应该做。刘佑平则提出：杨玉圣曾经批评过他的老师陈某某，这说明杨有“道问题”，报纸不应该报道这样的人物。而事实上，正是杨坚持学术规范，对其老师的不规范行为提出过批评。 　　对于这一系列事件，会议最后形成了的未成文意见是：报纸导向出了问题，办报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惹了很多麻烦。“尽管有些报道打出了影响，但却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不划算。”领导说。 　　一开始，我还据理力争，认为这是民政部对报道的反应过度，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被通知撤个稿子，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有经验的媒体管理者知道，撤了就撤了，只要上头不继续追究，也就没什么事。但民政部却对这种撤稿通知大为紧张，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所以上头没追究什么责任，自己反而先紧张起来。 　　但领导并不认为我的说法有道理，相反，他们认为我这是“认识没有到位”。我后来才知道，报社另一位领导层成员，在开会之前，已经据理力争过了，但不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违心承认自己有错，并说错就错在对民政部的环境没有正确的判断。 　　实际上，对于这篇引起民政部紧张的批评报道，我由于孩子生日的原因，并没有签字，从理论上讲没有我的责任。但在会上，我主动表示，作为主编，不管有没有签字，责任首先由我来承担，只要我的担责能免去其他处罚就好，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处罚记者，不要停报纸。 　　事后，我才知道，作为对这篇报道的追责程序，有关机构的官员提出要处罚在当天版面上签字的报社负责人即总编辑刘佑平。而刘则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我的头上。 　　短命主编史 　　从2005年8月入主《公益时报》到2006年2月8日报社“自宫”免去我的主编职务，仔细算来，我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5个半月，这正应证了一位朋友的话——短命主编。 　　5个半月的历史，是我带领同事们改变公益时报的历史，也是我深刻认识公益时报特别是该报总编辑刘佑平的历史。 　　大约在2005年7月底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一则招聘启事，称《公益时报》正在招聘负责人。 　　尽管我以前对这家报纸一点也不熟悉，但看到这个报纸的名字，作为职业新闻人的我还是感到眼前一亮：公益？很好的名字！在我看来，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利益，我们的法治、民主、公平，不都是为了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吗？我觉得，这个报纸应该很有做事的空间。 　　接下来的谈判，似乎在印证着我的猜想和判断。谈判中，时任总编辑的彭建梅女士和主编刘佑平，都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公益时报》打造成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而社长刘京先生则干脆表示，就是希望报社能进一些“新鲜血液”，促动报纸的改革和发展。 　　在这个阶段，我和盘托出了我对今后《公益时报》的办报设想：立足于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将这个领域的新闻做大做精，花大力气做好企业公民运动的新闻内容以传播新兴的企业管理理念，同时，要从良心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有影响的公共新闻。 　　我提出的口号是：大到宪法，小到井盖，都是公益。 　　在提出理念的同时，我还提出了改革文风、调整版式、加强经营和品牌推广等多种报纸改革思路。 　　这些思路，尽管期间还引起过热烈的争论，因为，这些思路，毕竟大大不同于刘佑平担任主编时期的办报方向，他的思路是以宣传为主，瞄准民政系统的工作和活动，大力进行宣传，使之成为民政工作领域的“喉舌”。 　　但以社长刘京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确定要求我担任主编，全力打造一张敢说真话，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大众报纸。 　　在社长的支持下，我对报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版式和美编，使报纸形式一新；狠抓文风转变，使之从过去官样化十足的文章，转变成为符合传播规律的主流新闻语言；调整版面安排，将深度、要闻和评论作为报纸的主打品牌。 　　改革期间，一些原来的记者有的感觉不适应这种市场化的工作要求，辞职走了，有的因为无法完成工作量而被辞退，但由于待遇的原因，一时也无法招聘到合适的新编采人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经营报一位资深的记者在看到公益时报招聘广告中描述的光辉前景后，欣然前来应聘，却被告知每月只能给800元的底薪。这位同人什么话也没有说，走了。 　　经过整合，原有的编采队伍到现在只剩下4个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每次出版，我都要做大量的版面，最多的时候，整个报纸16个版，我一个人要编8个版。 　　2005年12月底，总编辑刘佑平知道我的太太也一直在从事新闻工作并写过大量的新闻作品，就提议由她来帮一下忙，刘特别提出，这事只要他知道就行，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刘和我都是湖南人，他希望能避免别人产生“帮派用人”的嫌疑。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位看上去憨厚的总编辑自己的提议，今天倒成了他推卸责任向我泼脏水的借口！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我克服了重重困难，让报社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重大变化，迎来了生机和活力。 　　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变革，首先让《公益时报》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张报纸由过去的毫不知名，到现在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而香港的媒体更是称它为“中国大陆又一张敢说真话的报纸”，“有良心的报纸”，在读者中，本报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陕西渭南，百姓拿着公益时报奔走相告；在互联网上，《公益时报》的转载率和点击率节节攀升，甚至成为新浪网新闻的头条，网友对《公益时报》的新闻给予了很多肯定和表扬的留言。

公益時報編集長陳傑人の抗議文（１）

无聊的游戏 卑劣的伎俩 　　——就本人被解除《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遭总编辑刘佑平恶意中伤告天下 　　陈杰人 　　
2月8日中午，《公益时报》因刊发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的文章，而让报纸的主管部门民政部大为不满，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报社宣布免去我担任的该报主编的职务，以“应对上头可能的追查”。 　　对于这种因言获罪的遭遇，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既表示理解，甚至还表示愿意主动替人担责以避免报纸被停刊和记者受处分的命运。 　　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作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刘佑平在接受“国之声”等媒体记者的采访时，竟然将这次政治事件轻描淡写为私人事件，刘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称免职是因为我“不胜任本职工作”，云云。 　　鉴于刘佑平的卑劣手段和罔顾事实的说法，我决定收回“不就事件公开发表谈话”的承诺，将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公诸众人。 　　风云突变 　　2005年2月8日中午1点49分，《公益时报》办公室主任徐芳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报社决定从即时起，我不再担任《公益时报》主编职务，并称，“鉴于你的优秀和卓越的新闻职业能力，衷心希望你能留下来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 　　此时，距这天上午报社对我进行的“批斗会”结束刚好1小时，距我应邀担任该报主编一职5个半月。 　　1天之前，我所主编的《公益时报》发表了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和人物报道《学术“清洁工”杨玉圣》，前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了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存在的大量翻译错误，后者则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5年来坚持办学术批评网，支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在这次“批斗会”上，报社领导指出，有关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报道，已经被上级勒令从网上撤下，国务院办公厅还因此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称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而对后一篇人物报道，报社领导则表示，学术批评和学术造假与公共利益没有关系，《公益时报》根本不应该刊发这样的报道。 　　两篇文章成了8号报社会议批评《公益时报》最近以来“办报思路和导向出现严重错误”的呈堂证供，作为该报主编，我在经受了近两小时的“苦口婆心的规劝和善意的批评及提醒”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对《公益时报》的办报环境“判断有误”，会议于是宣告结束。 　　2月8日下午4点半，在报社紧急召集的记者会上，报社办公室主任徐芳宣布了关于免去我的主编职务的决定，徐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一再表示，免去陈杰人的职务，不是因为能力原因，相反，陈杰人在担任主编期间，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主持会议的报社总编辑刘佑平接着发言，除了对陈杰人的能力和工作业绩重申了赞赏和充分肯定之外，公开表示，这次免职，是因为批评政府网这篇报道惹了麻烦，现在正被民政部部长亲自追究，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免去我的职务，是为了“应对部里可能的追究”。 　　谈到报道文章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刘在会上用了一个动向作了说明，他说，就报纸的问题，民政部长李学举正要亲自召集《公益时报》的主办方——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领导“进行谈话”。在刘总编辑看来，部长的谈话，意味着“天大的事情”。 　　在这次简短的记者会上，刘佑平就2月14日即将出版的报纸作了简单的选题调整，按照原来的策划，报纸打算在深度报道版推出关于修改《邮政法》的报道，这一报道的策划方向，就是报道众多速递公司对邮政局试图通过立法继续保持行业垄断局面的批评和立法请愿。 　　不过，鉴于刚刚发生的公益时报报道引起国务院办公厅批评和新闻办撤稿通知以及民政部长李学举亲自关注的事实，刘佑平在会上拍板——停止做关于邮政法修改的报道，理由是如果这个报道让邮政局不高兴，一打电话到民政部，民政部又会怪罪下来。 　　我的确没有想到，一篇完全善意提醒政府网存在翻译错误的报道，竟然被斥为“严重影响政府形象”，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上头通知“从网上撤稿”这种在中国新闻界见惯不怪的常规举动，民政部竟然如此恐慌，要由部长亲自出面找人谈话解决，而这种恐慌到了报社层面，则演化为一场极度自危的战战兢兢，并导致报社的“自宫”。 　　尽管，我对这种免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理解当下中国新闻行业的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甚至表示，只要有可能，我愿意以直至被开除的代价，求得整个事件的解决，最重要的希望就是两点：报纸不要被停刊，记者不要受处分。 　　与此同时，我坚决拒绝了报社担任首席编辑或者首席记者的邀请，在刚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甚至还决定忍辱负重，不公开发表有关我因言获罪的一切评论，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我爱《公益时报》，特别是爱2005年11月以来崭新的《公益时报》，希望它一路前进，哪怕是跌跌撞撞。 　　“政府网稿子”的来龙去脉 　　要了解此番我被免去主编职务的原由，首先得了解《公益时报》关于批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翻译错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它，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2月5日，正月初八，我召集刚刚从全国各地休完春节假回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在报社开会，商量下期的选题。按照出版计划，这一期报纸应当在2月6日，正月初九截稿。 　　说是一张每周出版一次的新闻周报，其实当时的人手少得可怜，加上我这个主编在内，一共7个编辑记者。 　　开会了解到的情况让我担忧不已——离出版只有一天了，编辑记者们手中没有一篇像样的稿子，更别说像样的深度报道了。而报纸的每一期，都有“ 深度”报道栏目——一个由两个整版组成的页面。 　　显然，临时的选题和采访，既不符合深度报道的要求，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深度报道。这时候，我提出，在学术批评网上，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卫峰有一篇文章，指出刚刚开通一个来月的中国中央政府网英文版存在大量的翻译错误。 　　我认为，如果将文中所提到的翻译错误核实，秉着非常善意提醒的目的，在采访黄卫峰教授本人和中国政府网编辑的前提下，报纸可以考虑做一个深度报道，既是提醒政府网的内容维护人员注意不要出错以免以讹传讹，也可以提醒其他网站的管理者注意英文翻译的准确性。 　　商量之后，大家认为这个稿子可行，既无政治风险，又有事实根据，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可读性。一位记者根据大家的意见，紧锣密鼓地开始采访。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采访。 　　第二天，也就是报纸编辑出版的当天，这一天是正月初九，中午时分，记者将采写好的稿子交给我，我进行了编辑修改后，交美编排版。 　　由于这一天是我孩子一周岁生日。下午6点半，总编辑刘佑平主动提出，让我提前回家陪孩子过生日，签版的事情由他和报社另一位领导层成员负责。 　　这一天平静过去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正月初十，我一早来到办公室，看到了出版的报纸，报纸上有关于批评政府网英文翻译错误的深度报道。 　　当天上午，《公益时报》这篇批评报道和另外几篇报道一起，成为几家门户网站转载的重头文章。 　　不过好景不长，时至上午11点半左右，某门户网站一位新闻编辑告诉我，批评政府网的文章“被盯上了”，北京市新闻办要求该网站将这篇文章的“位置放低些”。他还透露，北京市新闻办打了招呼，以后不许再转载《公益时报》的时政稿件。 　　如果说这种态度还不算太坏的消息，那么事情发展到傍晚，风云突变。当天傍晚6点30分，总编辑刘佑平急匆匆对我说：“老陈，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民政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部里坐镇，要求将批评政府网这篇稿子从报社网站撤下，不撤下，他就不能下班。” 　　看上去万分焦急的刘佑平告诉我，事情之所以这样，是国务院办公厅“对稿子很生气”，因为“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已经打电话责令民政部督促报社撤稿。在此之前，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已经按上峰通知将这篇稿子撤下。 　　为了落实民政部的指示，刘佑平总编辑严令已经下班回家的报社网络编辑从位于市郊清华大学的家中“尽快回报社删稿”，速度“越快越好”。“老兄，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开不得玩笑的，部里领导在等着要结果呢！”刘佑平说。 　　在刘的严令下，网络编辑气喘吁吁地打车回报社，将报社网站中的相关文章删除，直到这时候，可怜的刘佑平还没忘到处找那位自称“不撤稿就不下班”而实际上早已下班不知去向的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手机号码，希望向他汇报删稿的情况。

忘れ得ぬ人々（１）王偉松

王伟松 Wang Weisong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外)日语系。参加农业部工作。

1990秋-1991春其间派到天津奶牛育种站锻炼。从事翻译和日语教学工作。

1995年4月17日去世。

歴史を捏造する麻生太郎

吉田茂のバカ孫の麻生太郎が台湾では日本の植民地時代義務教育が行われていたと、デマを流したそうな。大日本帝国の信奉者が当の大日本帝国の基礎資料さえ読まないとは信じられないが、麻生太郎は日本の植民地において義務教育は行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という基本的な事実も知らずに発言している。この無知たるや恐るべし。
台湾総督府資料によれば台湾では内地人・本島人ともに日本の敗戦にいたるまで義務教育は行われなかった。日本の植民地時代を通じて一番高かった1944年の就学率は内地人99％、本島人71％（『昭和二十年台湾統治概要』90頁、百瀬孝著『昭和戦前期の日本』吉川弘文館より）。

中共政権は一党独裁で言論を抑圧しているがゆえに国民を十分に「代表」しているとはみなしがたいが、日本の自公連立政権は民主主義的に選出されているだけに、国民を「代表」していることは否定しがたい。麻生発言とそれに対する国内の反応で日本国民の低レベルがまた世界にばれてしまった。

新華門前で人権活動家郭飛雄逮捕

一連の中共当局による人権抑圧に対して、ハンストで抗議しようとした人権活動家郭飛雄が8日午後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前で警察に逮捕された。ここ数日、中国では、当局に弾圧された農民を支援する弁護士の資格剥奪や警官による暴行などの弾圧に対して、高智晟弁護士の呼びかけにより抗議のためのリレーハンストが人権活動家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

据了解，郭飞雄星期三下午四点到达新华门。 北京异见人士齐志勇约四点半到新华门支援郭飞雄华找不到他，后来在场的警察无意中证实了郭飞雄被抓的消息。（录音）
被抓后，郭飞雄间断地与外界通过电话，表示自己被带到了府右街派出所。但六点后电话就无法再接通。
对于被抓，郭飞雄早有预料，他在星期三中午发给记者的电邮里写道：“我正前往中央政府所在地新华门，请在北京时间今日下午3点半之前，不要发表或引用下述文件内容。过了此一时间，大家不妨引用，不必与我本人联系上。因为我估计到时候我已失去自由。” 邮件还附有他给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和胡锦涛的和平请愿书，里面就政府在几件事件中采取的做法提出抗议，包括汕尾枪杀事件，官一家打压太石村村民罢选，广州大学城强行征地事件，暴力伤害维权者，以及关闭冰点周刊和燕南网。请愿书还要求领导人及早启动政治改革，放开新闻自由和基层选举。 郭飞雄写道“如果两位公仆认为我的请愿和绝食行为违背了相关法律，我愿意承担被拘留、被判刑的处罚。但我事先声明，促使我采取这一直接的微型抗争的责任在于中央政府本身。不管我遭受到怎样的处罚，我都提请两位公仆和中国各级政府正视我的上述抗议和要求中所包含的普遍民意和内在价值。”
在向外表示将要前往新华门之前，郭飞雄曾失踪三天，估计他是为了能够成功摆脱跟踪，前往北京。 范亚峰认为这次当局对郭飞雄的处理，将取决于很多因素：“ 其中包括外界的声援。但估计比０５年那次被抓要好一点。 ” （录音）
本名杨茂东的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得知他被带到派出所，既喜又忧：“北京那么冷，得知他去新华门绝食我真得很担心他的身体，你不要笑我，听说他在派出所我到安心点儿。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打他。”（录音）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2/08/jing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