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战争深处／刘爱民 |
连载：见证《焦点访谈》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
| 1996年夏天，我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接触到了一个来华访问的日本民间调查组织，这个组织中有社会学者、有律师、有演员、有大学生，他们自愿结合在一起，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调查一件事情：日军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经过。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在对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上研制和广泛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了无数平民和军人染病死亡，这个事实令我震憾。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采访关于细菌战调查的节目。正是通过对细菌战的调查，我深感到不道义的战争手段会衍生出多少可怕的结果，会诱发出人类身上多么可怕的兽性。 在1996年以前，我自己曾有过18年的军队生活经历，从一名士兵擢升为中校。尽管如此，我对战争一直没有具体的认识。1979年中越边境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尽管我离边境只有几百公里，但是从未接近过战区。我不了解死亡，不了解战争中人的心理。直到1996年夏天，我采访到5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细菌战之后，我才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感受到了战争是如何让生命变得渺小、让道义迷失至尽。 实际上，对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首先是从日本开始的。最早人们只知道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拿中国人做活人试验，并且还进行了鼠疫、伤寒等细菌的培养，准备用于战争。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于战争？如何用于战争？造成了多大中国军民的伤害？一直没有认真调查清楚过。二战后中国忙于内战，之后又是两岸分治，又是内乱，这段历史幕从来没有被揭开过。到了八十年代，日本个别参与战争的老兵开始说出一些历史真相，这段细菌战的历史才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但正因为有了冰山一角露出，日本民间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开始了对这一非人道的战争罪行进行全面调查。 现在根据中日民间人士的调查，日军当年在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区，用空投、地面投洒等方法，广泛使用了细菌武器，起码造成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和军人致病而死。而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是中日民间人士用自己的双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在中国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扎扎实实调查出来的，而日本政府至今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战争档案。 事实求是地说，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此的调查活动远远落后于日本。或者说是由于有了日本的民间调查，才有了中国受害者的跟上。即便如此，中国受害们对这一战争罪行的控诉和追究，也常常受到诸多的限制，常常被自己国内的政治环境所不容。为此，我制作的节目，也有了几多波折。《细菌战的调查》这期节目1996年夏天采访拍摄完毕，原本定于1996年的“9·18”纪念日播出，后却被推至1997年1月10日才得以播出，同时删去了关于中国民间索赔方面的内容。《难民营里的罪恶》这期节目的命运好一些，在删去了一些可能“影响中日友好”的内容后，于1997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播出。至今，我对采访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还记忆犹新。 在我初次接触日本的一些民间调查细菌战的人士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大学生，她的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军驻华细菌部队之一的1644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的总部当时设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原址就在如今的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位置上。在南京时，石田所在的细菌部队天天用中国人做鼠疫实验，直至这些中国人死去为止，为的是繁殖、制造大量的鼠疫细菌，然后制成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由于目睹了数百名中国人在实验中活活致死的恐怖情景，石田战后回日本一直郁悒寡欢，负罪的心理使他苦闷。但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重压之下，他像所有的细菌部队成员一样，对这段历史只有缄口不言，一直到死。石田到了晚年，因为曾经目睹了日本细菌部队的恐怖“研究”，最后他甚至对现代医学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到了生病都不敢去医院的程度！在临终的前三天，老人把外甥女水谷尚子唤到了身边，拿出了他50多年前在中国使用过的手术刀、保险柜的钥匙、部队的徽章等等，亲口说出了1644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作战的一些重要事实。他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到中国去，向中国受害者公开认罪、赎罪，他要使自己的灵魂能够安息。 从此，年复一年，在中国华东、华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日本女子的足印，她按照舅公临终前的讲述，在南京、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等地一遍遍地调查、赎罪！石田生前终于没有勇气揭露战争中这一最隐秘、最肮脏的一幕，只有等待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此进行道义谴责。 人类打了几千年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的确是最重要的，但是通过什么手段去获胜同样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人们可是容忍战场上数十万、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屠杀战俘是永远不能饶恕的。希特勒国吞食波兰、突袭苏联、占领法国，人们对此的评价多见于军事、国际政治方面。可是当希特勒开始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时，任何一个人的感情都开始愤怒和紧张，因为它剌穿了人类的道底线。道义，毕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神经系统。 为什么要在50年后重新调查这段历史，因为人类要找回失去的道义。在采访中，我们还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有无数在细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正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真的出乎我的想象，目前中国居然有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从事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民间索赔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同时在日本，也有成百名律师在为中国受害者们提供法律支持。 在杭州，我采访了在浙江教育学院工作的高雄飞教授。在他四岁时，日军空投的一枚炸弹，同时炸掉了他和母亲一人一只手臂。作为一名战争受害者，从18年前开始，他就一直为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四处奔走。在华东地区，他竟然征集到了数万名中国受害者的签名和受害资料。他有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文明社会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去反对侵略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索赔。首先，索赔具有民间性，它把最残酷的战争细节展示出来，深深影响加害国和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其次索赔具有法律性，它可以让加害国通过法律来判定侵略罪行，这比政府的反省和道歉要可靠得多。 无论是水谷尚子，还是高雄飞，从他们身上，我感到道义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东西，思考战争的道义、思考战争手段的道义，一定会对人类的未来有帮助的。而索赔、审判，不仅仅是经济和正义的问题，而是给所有人包括已经死于战火之中的芸芸众生以尊严，还有爱。面对背离人性的恶行，即使过去一万年，也不能宽容，也不能忘记！ 所以在今天，进行日军对华细菌战的调查和索赔，不仅仅是揭露罪行，也是人类反省自己的一次机会。 |
水谷尚子：战争罪责反省态度日之比较
2005年8月15日(国之声)
水谷尚子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的发言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次，水谷小姐应国之声中文网邀请于东亚地区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撰文，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反复审阅译文。她指出，当时中国不少媒体对她言论的报导有歪曲的成分。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频繁地通过比较国和日本对二战反省的态度高调批评日本。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反驳说：国将所有的罪行都转嫁给纳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二战后，在国和日本都有人认真反省当年的侵略战争。日两国对二战反省的巨大差异在于是否将“对过去的清算”与“是否将国家新旧体制分离”两方面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国彻底地进行了“体制分离”。在日本却相反。
“体制分离”即纳粹国同二战后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国属于根本不同的体制，否则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就不可能成立。此种观点的基础是由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提出的罪责分类说。雅斯贝尔斯将有关战争的罪责分为“刑法”、“政治”、“道”和“本体”四个层次。1985年，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国无条件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就是在雅斯贝尔斯的罪责分类说的基础上架构的。依照这种学说，“道上的罪责”和很难下定义的“本体上的罪责”应当由国民来承担，但是追究“刑法上的罪责”仅限定适用于参与实施纳粹罪行的战争罪人，所以不少国民能够避免被判为法律上的“罪犯”。以这种方法使得“作为集体的责任”同“转嫁罪责”并存。当然，如果以此批评“国国民将罪行转嫁给纳粹从而逃避了责任”则是不恰当的。可是，将现有体制与纳粹国彻底分离仍不免会被人看作是国求得近邻以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一种策略。
相反，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占领政策使得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追究。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虽然知道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基本责任，但是为了顺利进行占领，他仍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一部分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从而以真正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方式，在日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由此，岸信介之类的战争支持者作为旧体制下的政客、经济界人士得以在战后接连重返社会。
另一方面，美军在二战中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及在东京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众多平民的伤亡，老人、妇女、儿童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战后日本民间兴起一股 “再不求战”的强烈厌战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得到保守派的认可，进而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另外，1972年签署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此举令广大日本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心存感激，日本左翼运动和民间的和平运动更是倍受鼓舞。由此来看，与日本的民间反战意识相反，国的“再不发动卷入战争”的承诺是由国政府做出的。简而言之，日本的反战是自下而上的，国的则是自上而下的。
再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由于冷战日本没能在战后之初与中国、韩国等二战中受害的亚洲国家进行旨在解决问题的政治对话。在美国占领时期，日本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外交关系，后来虽然恢复了外交，但是权威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与苏联对立，渴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因此长年没有表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态度。中国方面有关日本战争反省态度的批评也是随着冷战结束苏东结构崩溃而逐渐明显加的。
在日本，有不少民间人士通过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战争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录。在经历过言论自由受到束缚的战争时代的人群中有人因为昭和天皇这个“障碍”而对于讲述战争时期的经历心存恐惧，选择了保持沉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经历过惨境的老兵，或者是因为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或者是因为再也不想让后辈经受战争、或者是寄希望于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卸下心理的重担，讷讷作证。尤其是当年的一些低级兵士现在平静地告发了军部和自己的非人道行为。日本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跟战争加害者握着手流着眼泪搜集历史的证据。讲述者和记录者双方都抱有“再不求战”向往绝对和平的愿望。故此，日本民间人士逐渐揭露了像731部队全貌这样的日本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事实。但是中国媒体只剪下这种“结果”的表层部分，目的在于谴责日本而“使用”。
打破僵局是不容易的，但当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希望在中日之间达成一种共识。中日之间虽然尚未进行国与邻国之间就战争问题进行的政治性对话，但是日本国内并不是对历史毫无反省。具体地说，中国人应该最终了解到，战后的日本以民间为主在认真不断地开展和平主义活动。
作者简介：
水谷尚子，1966年出生。现任日本中央大学非常任讲师，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曾参与编纂《在中国进行反战活动的日本人》一书，并在《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等杂志发表诸如《1644部队的组织活动》等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
（编者：）水谷尚子曾在北京、台湾等地长时间读书。1999年和2004年，她应邀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等节目的讨论。她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她一时在中国成了名人。出于误解，不少中国观众责骂她，愤怒的群众甚至一度包围了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居住的宿舍楼。不仅中国的新华社等主要媒体大量报导她的言论和有关争论，日本产经新闻等重要媒体也参与了讨论。中国的媒体说，在日本媒体看来，水谷是日本的代表，而东史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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