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七宣言（1989年5月17日）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翻“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新世紀：包遵信の追悼会を共産党が卑劣な手段で妨害

北京包遵信追思会遭卑劣手段破坏

来源:新世纪 | 日期:2007-11-26 | 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

包遵信先生追思会11月24日下午3点半在北京陕西大厦举行，原定50人出席，结果20多人被拦阻在家，近40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年轻人与会。会场提前由包遵信先生子女布置好，正面是追思会的横幅和挽联，不大的屏幕准备放映11月3日追悼大会的录像资料，四周是包先生的彩色照片，宛如栩栩如生的包遵信仍旧和朋友们在一起。但是3点钟会议室突然停电，一批穿饭店制服和佩戴徽章的人，搬着4米高的梯子，进来"修电"。早到的朋友只得自己搬桌椅，先坐下来。会议时间到了，穿制服的人越进越多，开始给来宾照相，主持人张显扬作主持讲话，高瑜和姚监复先后发言，穿制服的人用对讲机高声喧哗，只有十多分钟会议就开不下去 了，穿制服的人进来抢与会者正在使用的桌椅，把高梯子竖到房子正当中，为避免事态激化，张显扬宣布追思会结束。与会者想在两个花圈下合影，结果遭到一群身高一米八至一米九以上的"员工"极粗暴的遮挡。在100多名穿饭店制服的警察严密监视下，与会者不得不走出饭店。包先生家属头一天已经交纳了4千元费用， 包括开会和用晚膳，使用时间至晚上9点，完全是家庭活动，结果遭到了当局采用卑劣手段的破坏。 张显扬不得不把远道来的朋友们领到他家，使追思会得以继续进行，会上发言的有孙长江、于浩成、顾骧、黎明、朱学文、刘米拉、黄钟、毕谊民、雷祯孝和其他人。大家对包遵信作为80年代思想启蒙的发动 者和主将的功绩和人品予以高度赞扬，赞叹他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几乎人人怀念他的道文章。 包遵信夫人王淑苓和女儿、儿子、女婿，出席了两个会场的活动。包夫人王淑苓夫最后说 : 她感谢大家，她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和包遵信生活几十年，也没有像大家这么了解他，朋友使她更了解了自己的丈夫，使孩子更了解父亲。 被拦住未能出席会议的有江棋生、陈子明、莫少平、刘苏里、张先玲、浦志强、余世存、俞梅荪、李 海、刘 荻、这些基本上也是包遵信送别仪式上遭到警方阻拦而未能出席的人，不同的是这次追思会的组织者刘晓波和张祖桦竟然也遭到警方阻拦未能出席；而前次遭到阻拦的王力雄，这次成功突围参加了追思会。 包遵信先生追思会遭破坏现场照片 1 ，家属提前布置好的追思会。 2 。会议才开了十来分钟会场突然断电。 3 、记者闪光灯拍下穿饭店制服的国保进会场干预 4、记者闪光灯拍下与会者与穿饭店制服的国保理论 5、记者闪光灯拍下穿饭店制服的国保驱会场里的人 6 ，记者闪光灯拍下当局派工人在会场钻顶棚"修电" 7、 抢走桌椅后的会场一片狼藉

 

曾金燕：東南アジアのスラムと中国の都市の比較（２）

抵达孟买的第一个星期,我在震惊中忍受痛苦的煎熬。我们住在邻近机场的一个狭小但干净整洁的旅馆,附近是据称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每天行走在街头,看着四周低矮破旧拥挤的贫民窟建筑,或者街头破布和棍子搭建的临时居所,以及一无所有躺在街头睡觉的大批女人、老人和孩子,我觉得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是一种罪恶。某天外出在离旅馆不远的街头拐弯处有条水沟,看见一个母亲用棍子支起两块布作为遮挡,为她几个孩子清洗身体。几乎每天外出都能遇到乞讨的孩子敲打汽车窗户,某天我们在车里把饮用水给了一个年幼乞讨的女孩,结果来了更多的孩子,要走了剩下的水和所有带着的少量食物,孩子们包围了车想要更多。尽管印度本地人Ashish一再警告我们不要给街头乞讨的人任何东西,因为一旦给了一个,就会有一群围着你。可是当我回头看那群街头孩子小心翼翼地轮流喝我们给的饮用水并露出愉快的笑容时,一点点的欣慰、更多的痛苦和负罪感涌上心头。我明白就算把所有的东西给乞讨者,也不能解决问题,可是那么多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我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做更多。

看着街头孩子们喝水的瞬间,我感觉到圣雄甘地,觉得自己以前不能理解的一些“极端”的禁欲观突然开朗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一个普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也不会在一大群的同胞缺衣少食时,自己却享受刺激感官的美味和衣着,从而大量地占有、消耗自然和社会资源。更何况忧国忧民、爱人如己的甘地呢!

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孟买有6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的居民中,大概有20%的人居住在稳固但条件差的建筑内,包含1947-1960年之间政府建立的房屋;20%-25%的人居住在临时建筑的房屋内;还有55%-60%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更不稳固的、条件更差的居所内,没有水电和公共厕所。但是许多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将近70%的孟买人居住在贫民窟,因为政府没有把街边居住的大约100万的人口计算在内。

随着孟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人从乡村和小城镇涌到大城市。1981年以后,进入孟买的农村人口减少了,贫民窟人口长主要是市区和贫民窟内部的人口长。由于缺乏良好的、具有远见的市政规划,缺乏基本的供水、供电、排污和绿化设施;由于许多移居者收入低,无力建设更好的住房;由于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居住权或建设权,即使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贫民窟居民,也不愿意花钱投资在居住条件改善方面;再加上由于数量众多的庞大的贫民窟,政府无力补偿居民进行房屋重建;导致城市许多居民区变得越来越拥挤,不适合人类居住。贫民窟的居民,不同程度上面临随时被政府拆迁、无清洁水源和合理排污措施带来的健康威胁、居民失业、家庭低收入导致儿童大量失学、无足够食物营养不良等问题。

11 月3 日, 在CRH(Committee for the Right toHousing)的安排下,我们访问了名为Behrampada (第一个到这个地方居住的人的名字)和Pipeline (意为管道,这个贫民窟的人住在孟买市政供水管道边)的两个贫民窟社区。Behrampada 社区很大,有自来水,属于情况中等的贫民窟,房屋大多高于4层楼,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通道非常狭小,往往不到0.5米,地面泥泞,抬头几乎看不见天空,有些地段通道上方被两边建筑伸出的阳台覆盖,光线不足,昏暗甚至完全暗。街道两旁的居民,即使是正午,也开着日光灯。我们跟着社区妇女组织的工作人员到了社区集市上,商贩们沿着一米多宽的街道摆摊,卖蔬菜水果和各种生活用品,集市很热闹,拥挤不堪。我们一行“外国人”引起孩子们的好奇跟随,导致街道阻塞。整个社区的卫生状况很差,到处都是垃圾,雨季到来时居民屋内积水及腰。

小学老师X英语好,我们交流很方便,X邀请我们到她家小坐。X有气质显得漂亮,40岁左右的模样,她的儿子和丈夫都去世了,她与一个在技术学校念商业专业的女儿相依为命。X的家很小但是很干净,室内包括楼梯所占的空间大概十平方米的面积,第一层是合法建筑,用于出租;第二层、第三层和阁楼是她丈夫在世时建起来的,是“非法建筑”。她强烈不同意拆迁的一个原因是只能获得第一层楼的补偿,她认为自己的损失太大。X很为自己和会弹吉它的女儿自豪,也为自己家有独立卫生间骄傲。她平时在小学教书,假日在家为附近的一些小朋友补课,对待学生如同亲生孩子。同时X还是社区妇女组织的成员,免费为妇女提供英语教学。此外她也积极组织贫民窟社区的居民自我管理。X说她正在给政府写信要求政府修理门口的道路,如果政府不作为,她就会自发组织居民集资,修建道路,方便大家行走。Behrampada是穆斯林为主的社88 区,X是基督徒,通过教会做一些慈善工作。

走到Pipeline社区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供应孟买全市水源的大水管旁,人们用硬纸、塑料、布、棍子支起“家”。“家”低矮,非常小,刚好够家人平躺下。“家”里空空如也,最好的情况是拥有锅、勺、碗和一些衣服。没有电,通过偷偷地凿市政输水管一个细小的出水口获得水源,几个男孩在臭水湖里玩。一个母亲抱着幼小的婴儿在门口看着我们,皮包骨的小婴儿也看着我。这个脆弱小生命游离的眼神却击痛我,我心中默念特丽莎修女的名字,获得勇气和信心走完接下来的路程。离开Pipeline时,看见一个青壮年男子在大水管的阴凉处躺着,背对着我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似乎正在睡觉。印度正午强烈的阳光照着大地,我却感到沁骨的悲凉。年轻人,孩子们,老人们,我们不要放弃希望!我时刻鞭策自己,过更简朴的生活,更加努力地为社会服务,因为还有这么多和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却在忍受饥饿、干渴和居无定所。

现在印度政府急切地宣称要把孟买建立成中国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我暗问要奋斗多少年?除了历史基础,上海地处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和工业区的发展为上海的繁荣提供了支持;土地公有和强制拆迁为上海建立摩天大厦提供了便利;国家政权对上海的重视为上海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而孟买首先要解决占人口总数70%左右的贫民窟问题,民主政治在这些问题上成了弱势者的保护伞,强制拆迁或血腥驱在印度行不通。在印度人眼中,任何一个政府导致的死人事件都是“大事”,而公开自由的媒体报道又能为受害平民提供支持。土著人Hement说政府执政党没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有的只是每5年一次的选举机会。孟买是无法复制上海的。除非孟买所有的人民得到适宜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安置,人民能得到发展的好处而无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孟买无法一蹴而就成为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一切只能慢慢来。　

曾金燕：東南アジアのスラムと中国の都市の比較（１）

东南亚贫民窟见闻

文/曾金燕

转载自「民间」杂志
http://www.min-jian.org/archives/66.html

贫民窟一般指的是一个聚居场所,它的定义有各种争议,根据联合国专家组建议的“操作型定义”,贫民窟具有以下特征:

1. 安全用水不足;

2. 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不足;

3. 住房建筑质量差;

4. 过度拥挤;

5. 无保障的居住权。

换句话通俗地说,一片居民区,如果房屋条件差,脏乱拥挤,居民的住房权随时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贫民窟”。

2006年10月和11月,我分别访问了泰国曼谷与印度孟买的贫民窟。曼谷Klongtoei Port(意为“居住在铁路旁的社区”) 和附近的贫民社区,被挡在高大美丽的广告牌下,外人从曼谷繁华的街道上经过时,并不能看到背后的贫困人群。KP社区沿着一段货运铁路线建立起来,大概有500多个家庭。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移动人口,他们强制占有了土地(泰国的土地是私有制,可以买卖)并建起了简易居所,并渐渐地维修加固,有些人已经在此居住60多年。至今大部分人愿意支付土地使用租金给政府,但是政府不收租金想把他们走,因此他们自发组织管理社区并与政府和社区工人所在的工厂谈判抗衡。历届政府多次驱该社区的居民试图收回土地,却最终失败。目前社区里有一个家庭主妇组织,还有社区委员会。家庭主妇组织非常活跃,他们和曼谷的其他50个贫民窟以及7个区域性贫民窟工作网保持了积极的联系。

Ba是一位戴眼镜身穿黄色T恤的老年妇女,在社区居住了60多年,很有威信。她去印度贫民窟访问回来后,成功动员大家出资建立社区的储蓄基金,为紧急需要资金的老年人和社区居民提供小额借款。Ba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政府在她所拥有的土地上建高速公路,她认为这是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好事,捐出了自己的土地且没有向政府要求更多。政府向Ba颁发了一张纸,上面写着Ba是一个好公民。带着这张纸Ba来到城市却得不到任何政府的帮助。她和其他来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在一块政府所有的土地上建起居所,依靠打工生活。渐渐的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社区。

进入社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贫民窟。尽管有一些居所根本谈不上是房屋,但也有房子建得不错;尽管空间狭小拥挤,但家家户户都把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保持进屋脱鞋的传统习惯。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摆放着花盆,一些花儿正开得鲜艳。小区通水电,有公共活动室、广播、小诊所和托儿所。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只需支付极其少量的伙食费。小学和中学的孩子进公立学校念书,只需支付少量的杂费;如果生病,可在公立医院接受便宜的治疗;如果完全失业,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完全免费就医。社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多忙着干活。社区的广播经常播放一些公共信息,让我想起中国的公社。

难道我访问的不是一个贫民窟吗?和曼谷居住在宽敞明大的广告牌围着公路不让行人发现背后的贫民。但是泰国政府“不敢”像中国那些地方政府那样一夜推平拆迁区。有趣的是,尽管贫民们是非法占有政府的土地,仍然能够持续获得政府和社会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抵抗危机和风险。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自发组织管理,每个成员在社区享有平等的公民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持有10年以上房屋所有权的贫民窟居民才有权参加曼谷的选举或被选举。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变动,他们也一并通知当地的政府管理机构。Nu说目前最大的危机和不安全感来自于土地的使用,他们不知道政府最后将会如何处理这块土地,因此一部分人重建了房屋,另一部分人犹豫着要不要对房屋进行建设投资。

来自中国的学员对访问的贫民窟惊叹不已:这不就是中国的城乡结合部吗!这个贫民窟的管理和运作,是远远强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啊!我身边真正的贫民窟是北京南站附近的立交桥下和火车站附近的墙根和空地,那里一年被扫荡几十次,有时候一夜两次。无处可去的人被粗暴地打骂、暂时关押、遣送,更有甚者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院。Nu说KP社区在曼谷是普通的贫民窟,但比泰国南方的贫民窟要好得多。依据宪法,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在泰国,穷人们自发组织管理,挣扎着过更好的生活。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贫穷,没有改善的机会,被欺压,永远相对更贫穷。

劉暁波：なぜ自由世界は中共独裁政権にミャンマーへの関与を求めるのか（２）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不再是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自由国家推动全球民主化民主的事业，还是独裁政权抵制民主化进程，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同的层次，并运用不同的方法。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内部变化和新的国际定位，使中共政权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既交往又斗争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凸显。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眼中，今日中国毕竟不同于毛时代、甚至邓时代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国家，而是一直处在转型中的威权国家。如果说，缅甸政权是处在停滞阶段的全封闭的极权政权，使缅甸沦为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那么，中共是处在转型中的半开放的威权政府，中国起码在经济发展还有不错的数据，政治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首先，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的。而且，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日益加深，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长迅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美国和欧洲大国无法忽略的庞大经济体，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利益已经让双方不得不追求合作互利。

其次，在政治上，今日的世界大势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势均力敌，今日的中国民间也不再是愚昧的一群，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推动着中国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渐进变化，带来了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物权法等制度进步；也让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现政权不得不有所表示，从江、朱到胡、温，一踏进国际舞台，中共高官就越来越喜欢表演政治开明秀，不断派出大量官员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在法治、人权、选举、非政府组织等敏感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

再次，在外交上，今天的中共不再是毛时代的发飙极权，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在经济上大力推进加入全球化进程，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以，中共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不再是一味对抗，而是灵活应对，既合作又拒绝。在与独裁小国的关系上，中共不再是毛时代不顾代价的胡来，而是权衡利弊的应对，既要用伙伴关系笼络独裁小国，又要与西方大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北京才会出面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也才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表示自己对国际呼吁的正面回应。这些举动，多少赢得了西方阵营的肯定。

面对处在转型时期和无赖小国保护伞的中共，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双重考虑，逐渐将其中国战略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现实上。特别是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将中国纳入对抗苏联的行列。换言之，与其将中国完全推向极权小国一边，不如让中国加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游戏，在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分担责任。所以，国际主流社会才会不断呼吁中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会在朝核、达尔富尔、伊朗核问题、缅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向中共政权发出呼吁，敦促其发挥调解、斡旋、施压等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玩法，确实有道义瑕疵，但也是西方国家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方式之一，其现实效果上肯定强于意识形态口水战。与直接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施压相比，虽然这种方式看上去更为委婉软弱，但起码能够破除独裁国家所坚守“主权至的上”说辞。

面对“袈裟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敦促，中共现政权也是采取灵活策略，玩弄阴阳两手。

一方面，中共的核心利益是维持独裁统治，它也象缅甸军政府一样对本国人民欠下血债，1988年的屠杀与1989年的屠杀都是震惊世界的政权暴行。中共当然害怕近邻缅甸爆发又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必然清算1988年血债，也必然唤起中国人对1989年血债的记忆，激发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意愿；何况，如果缅甸的“袈裟革命”成功，很可能在亚洲带来连锁效应，让中共独裁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中共都要在公开场合袒护缅甸独裁者，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喂养、军事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硬实力迅速膨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共政权很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提升自己的国际声誉，努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所以，中共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博弈，国际主流社会的呼吁也会满足中共现政权的虚荣心，使其觉得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胡温政权把西方世界的要求变成自我标榜的口号，君不见，现在的中共高官及其新闻发言人，动不动就对外宣称：“中国是个负责的大国。”所以，对中共现政权来说，如果在应对缅甸局势上处理不好，将会对其国际声誉带来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时，胡温为了把这个最大的国际Party办成自己的盛宴，恨不得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改善形象。西方国家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压力，已经够胡温头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给予物质援助和派出维和部队；现在的缅甸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弄不好就将严重地损害其国际形象，甚至带来国际上更大规模的抵制奥运的行动。所以，中共发言人才会呼吁缅甸当事各方克制，才会一面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一面与西方大国商谈缅甸危机。
 
对于缅甸军政府，胡温政权既要在公开场合为之全力袒护，又要在私下场合对其施压。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袈裟革命”之前，中共官员在秘密督促缅甸军政府与反对党寻求调解的同时，也秘密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代表，还安排了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艾瑞克·约翰与军政府代表的会晤，商谈释放缅甸民族英雄昂山素季的问题。在此次缅甸危机中，一方面，中共政权也在通过私下管道向缅甸军政府施加影响，要求其保持克制；私下说服缅甸军政权允许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当联合国的缅甸问题特使到达仰光机场时，接机者中就有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轿车。也正是中共政权的私下斡旋，才促成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并两次会见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内，尽管中国否决了美、英、法提出的严厉制裁案，但同意了措辞比较温和的谴责声明，也同意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烈谴责缅甸军政权的声明。

与此同时，缅甸军政府也开始作出有限的妥协姿态，一向强硬的军政首脑丹瑞通过官方严控的电台发表令人惊讶的声明，向反对派领袖的昂山素姬伸出橄榄枝，希望彼此重开和解之路的谈判，但附带一些条件，即昂山素姬需先放弃与军政府对抗，不得从事颠覆，停止支持国际社会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等行为。缅甸官方电视台还播了联合国特使与昂山素姬晤谈的录像画面，这是昂山素姬自2003年再遭拘禁以来，在国营媒体上首次曝光，电视台破例地尊称她为“昂山素姬女士”。

外界普遍认为，缅甸军政府的这些妥协姿态与中共的私下施压有关。

尽管，有评论认为，缅甸军事独裁统治的这些变化，标志着“袈裟革命”很可能是又一次颜色革命，但我对此不敢太乐观，因为要一个统治缅甸四十年的、并敢于大开杀戒的军政权善待反对派和人民，也许还要有漫长历程。

就当今世界民主化的进程而言，缅甸或朝鲜这类无赖小国开始民主化，其世界意义显然不如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因为，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而且还是诸多独裁小国的最大保护伞。如果国际主流社会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必将是继苏东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所以，国际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仍然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国身上。

2007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劉暁波：なぜ自由世界は中共独裁政権にミャンマーへの関与を求めるのか（１）

为什么自由世界敦促独裁中共干预缅甸
刘晓波 (北京)

原載：「人與人権」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766

中共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而且还是诸多独裁小国的最大保护伞。



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在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极权国家中，最为残暴的政权有三个，除了制造达尔富尔大屠杀的苏丹政权之外，另外两个都在亚洲——缅甸军政府和朝鲜的金家政权。近几年来，金家政权因对世界的核讹诈而大出风头，成为曝光率最高的极权国家，风头远远盖过其他极权国家。但是，自从9月22日缅甸爆发“袈裟革命”以来，缅甸军政权的暴力镇压，使之一跃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自缅甸独立以来，军政府的野蛮统治已经持续40年。在无能而暴虐的军政府治下，自然资源丰富的缅甸，却沦落为亚洲最腐败、最封闭、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与金家政权治下的朝鲜相似），缅甸人均GDP仅217美元，有接近90%的贫困人口，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的凋敝源于政治的野蛮，缅甸国家财政的40%被用于军费开支，而用于教育的资金只占国民收入的0.5%，用于医疗卫生的国民收入仅有0.17%。所以，在本应慈悲祥和的佛教国，却屡屡上演震惊世界的血腥。1988年的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估计高达3000人被屠杀；1990年“国家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军政府非但不承认选举结果，反而大肆逮捕反对党人士，将民间领袖昂山素季软禁至今。现在，当大片紫红色的袈裟出现在仰光街头之时，再次凸显了军政府统治危机的深重。但那些脑满肠肥的将军们仍然不思改悔，再次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僧人和平民，象征着缅甸希望的佛光也再次迸出血光。据国际媒体报道，自从军政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来，军队进驻寺庙，封锁道路，切断了互联网通讯。现在，至少已有10人确认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日本的摄影师。流亡的海外缅甸人宣称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另外，缅甸军政府承认抓捕的三千多人，至今还有几百名僧人和民主人士没有获释。

近些天来，缅甸的“袈裟革命”一直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世界舆论的主流显然是站在“袈裟革命”一边。但在“袈裟革命”被军政府暴力镇压之后，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政府的施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舆论谴责和更严厉的制裁。美国、欧盟及欧洲大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纷纷以强烈的措辞进行谴责，美国、欧盟先后宣布对缅甸军政府的严厉制裁措施，很少关心他国人权的日本也叫停了对缅甸的经济援助，甚至一向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东盟也破例发表声明，以强硬的措辞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在韩国、泰国、菲律宾，法国、意大利、伦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都先后爆发了抗议缅甸军政府的示威。在联合国内，美、英、法提出严厉的制裁议案，由于中国和俄国的反对而流产，但最后中国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措辞相对温和的谴责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会的47个国家也一致通过谴责缅甸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紧急磋商后，敦促缅甸军政府保持克制，并派遣联合国特使甘巴里前往缅甸进行斡旋。

二是呼吁中共政权出面干预。面对缅甸军政的暴行，国际社会当然希望通过更严厉的措施来切实有效地制止暴行的继续蔓延，但以往的经验表明，由于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与缅甸的密切关系，中共政权对缅甸军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使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制裁大打折扣。所以，才会出现当今世界政治的诡异现象；此次缅甸危机的焦点，除了缅甸军政府之外，还有缅甸的最大保护者中共政权。世界舆论和西方政府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同时，也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西方各国的政要和国际人权组织直接向中共领导人发出呼吁，西方的20名前世界领导人致信胡锦涛，敦促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压，避免暴力镇压的升级，促其与反对党展开对话，促进缅甸的组织和解与民主进程。各国民众举行谴责军政府暴行的示威中也向中共政权喊话，抗议中国政府包庇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甚至，在联合国特使前往缅甸之后，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顿表示，中国才是促使缅甸政治改变的关键所在，而非衔命抵缅甸会晤军政府领袖的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之后的10月24日，联合国特使甘巴瑞专门访问北京，与唐家璇会晤讨论缅甸问题，甘巴瑞赞扬中共政权的斡旋努力。25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与军政府官员进行了会面。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缅甸军政府的唯一伙伴，有的西方媒体甚至把缅甸比作中国的一个省。中共对缅甸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是全方位，经济上，中共不仅为军政府提供大量无偿外援，而且在缅甸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建造新的道路桥梁、电力厂、造纸厂、拖拉机厂、造船厂等等工程。缅方回报给中国的是石油、天然气、宝石和木材，全长2380公里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正在中缅两国之间修建。在军事上，缅甸的主要军火来源是中国，包括坦克、车辆、炮舰、飞机、火箭、自走炮等等都由中共供给；另外，中共投资15亿美元，建立起连接中缅两个独裁政权的高科技电子监控和作战网路系统，可以共同监视缅甸克伦族、华族和瓦族等少数民族的游击队活动；共同监视经过印度洋和麻六甲海峡的、包括美国战舰在内的所有船只。在政治上，中共政权一直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赦免缅甸军政府的暴行，更是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阻挠通过制裁缅甸的决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会议上，作为中国只投过五次否决票，居然就为了维护缅甸军政府而投了两次否决票。在应对此次“袈裟革命”中，胡温政权故伎重施，再次祭起”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王牌，一面在国内尽量封锁“袈裟革命”的信息，一面在联合国动用否决权。

胡温政权如此反应，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纵容。其实，中共政权的“不干涉内政”，纯属扯淡。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为了确保中共独裁这一最大的利益，中南海主人从来都是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充当“干涉他国内政”的先锋。毛时代是公开干涉他国内政，因为按照老毛的世界革命论和解放全人类口号，只有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才能实现全球上下红彤彤的共产理想。韩战、越战、红色高棉、孟加拉猛虎组织、缅甸游击队……中共都是最积极的干预者；后毛时代，随着苏东共产帝国的崩溃，中共政权学乖了，一面对西方世界高喊决不当头，一面扮演独裁国的大哥大，向那些苟延残喘的独裁小国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对最为残暴的两个亚洲独裁政权的扶持，中共更是出手大方。可以说，在今日世界上，中共是陷于国际孤立的金家政权和缅甸军政权的唯一伙伴。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真够讽刺，面对缅甸军政府这样的独裁小国之暴行，世界上那么多强大的自由国家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不得不把遏制暴行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政权这个大独裁身上，而在18年前，这个大独裁用坦克追碾年轻的大学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的丑陋，昂山素季的美丽再动人，也难以在短期内融化这坚硬的丑陋。世界上的独裁小国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就在于它们的背后站着独裁大国。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老大哥前苏联，所以，自由世界只能忍受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坦克；后冷战时代，大多数独裁国家的背后都站立着中国这个独裁大哥大，国际主流社会制止苏丹、朝鲜、缅甸的人道灾难的努力，总要遭遇中共政权的从中作梗，致使国际努力大打折扣。

然而，自由国家、人权组织、西方各大媒体，为什么非要呼吁一个大独裁向一个小独裁施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