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1日，在全國圖書定貨會開幕當日，中國新聞出版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先生以宣讀方式公佈了一份「2006出版違規書選」，被點名的書裏，《伶人往事》列於三。鄔先生對出版此書的湖南文藝出版社說（大意）：「這個人（即指作者）已經反復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你們還真敢出……對這本書是因人廢書。」接著，自然是對該社的嚴懲處。
鄔先生這裏說的「這個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誰？我是從事戲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員，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盟員，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婦。六十歲的時候，我拿起了筆，寫起了往事。先說的是父輩故事，後講的是伶人傳奇。第一本書被禁（即「賣完了，就別再版了」）。據說這是應中央統戰部的要求，其間無任何權力機關和政府官員對我本人實施侵害。這次，鄔先生沒有對《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評價，對我卻實施了個人權利的侵害。我們的憲法有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廢書」，直指我本人，直接剝奪我的出版權，而這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我知道 - 在鄔先生的眼裏，章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麼，我要問：右派是不是公民？在當代中國，一個右派就不能說，不能寫了嗎？誰都知道，只要是個社會，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遠是少數。我們這個國家是不是只許左派講話、出書？廣大的中間派和右派只有閉嘴。果真如此的話，我們的憲法應當立即修改，寫明容許哪些人出書，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容許哪些人出書，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其實，現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員出書之難，並不在我之下）。鄔先生，您是什麼派？您代表誰？在就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公開場合表示 - 希望並要求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能講真話。言猶在耳哪！通風會就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宣佈了這樣的措施。新聞署是國家行政機構，這不是和國務院對著幹嗎？鄔先生，您到底要幹什麼？
借此機會，我想說明這樣一個態度：從提筆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想當什麼社會精英，想去寫什麼什麼「大」歷史。我只描述了與個人經驗、家族生活相關的瑣事，內裏有苦難，有溫馨，還有換代之際的世態人情。我的寫作衝動也很十分明確：一個從地獄中出來的人對天堂的追求和嚮往。因為第一本書裏的張伯駒、羅隆基，第二本書裏的馬連良，第三本書裏的葉盛蘭、葉盛長連同我的父母，都在那裏呢。「他們在天國遠遠望著我，目光憐憫又慈祥」。
再鄭重地重復一遍：我不會放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維護，因為它維繫著一個人的尊嚴和良知。鄔先生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從精神到程式，他都沒有遵守。官場可以盛行「一致通過」，面對領導人可以做到「聆聽教誨」；與此同時，是否也可以給草民騰出一點兒空間：給他們留下一張嘴，叫他們說說；給他們留下一隻筆，讓他們寫寫。和諧社會的搭建不是靠勒緊，它需要的恰恰是鬆動。
前兩本書的被封殺，我均以「不在乎」對應之。但事不過三。這次，我在乎，很在乎！鄔先生，告訴您：我將以生命面對你的嚴重違法行為。祝英台能以生命維護她的愛情，我就能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
遵守憲法的首先當是政府。您是一位高官，自然比我清楚。
章詒和
2007年1月19日
（章詒和《聲明》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