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紅衛兵、戸籍制度と「六四」大虐殺

红卫兵、户口制度和「六四」大屠杀
──纪念「六四」运动十七周年
(纽约)李大立

「六四」过去十七年了，许多在这场血腥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者家属，无奈地把人世间最不堪的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也已经整整十七年了，别说是得到任何道歉和赔偿，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杀人者连个「说法」都没有，在他们眼里彷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对生命的冷漠和对道义的逃避，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六四大屠杀，并以此纪念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据大陆报刊所载当年接近邓小平人仕透露，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邓小平悄悄地通过地道到达人民大会堂现场视察。从大会堂望出去，只见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北京及外地学生安营扎寨，大字报和标语口号贴得到处都是；演说、唱歌、呼口号此起彼落，北京市民纷纷前来声援，群情汹涌。

邓小平看到这一情境，眉头深锁面孔铁青，狠狠地摔下了一句话：「我们绝不容许红卫兵再来，不惜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原来老邓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当年的红卫兵手里拿着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根本没把邓小平放在眼里，把他和刘少奇捆在一起打倒不算，还迫得他的宝贝儿子邓朴方跳楼，导致终身残疾。邓小平爱憎分明，对待政敌和反对他的革命群众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但是对待亲朋戚友和他的旧山头，却是真情流露关怀备至。儿子伤残后，邓小平亲自给他洗澡抹身推轮椅；建筑工人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陪同邓小平参观他的政绩工程「前门」高层公寓的时候，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其他子女我都不管了，让他们自食其力，唯一的我要买一套住宅给大儿子邓朴方，他的伤残都是因我而起的……」，邓小平对儿子邓朴方的内疚和舐犊之情溢于言表。由此，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群情汹涌，他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吗？当年正是红卫兵把他扫地出门去江西，在拖拉机厂被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晕倒在钳工台面上；也正是红卫兵将他的宝贝儿子迫害至残，邓小平能忘记这些深仇大恨吗？于是，动用军队进行六四大屠杀的念头，此刻已经「恨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了。

又根据林思云先生「亲历六四」一文所述(见「大纪元」)，林先生六四期间出差北京，住在木墀地「中国科学院第二招待所」，而木墀地正是六四杀人最多的地方。林思云先生的文章详细记叙了他亲眼目睹六四大屠杀的经过：「6月3日晚上，木墀地三里河桥东长安街上学生市民和军队对□，前面几排学生坐在地上，后面几排学生站立着，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而全副武装的军队就在他们面前几十米处严阵以待，军人背后是压压的一片装甲车和军车。晚上10时左右，开始听到枪声，一辆辆装甲车和满载着士兵的汽车向天安门驶去，士兵们向两侧的居民楼开枪射击，枪声密集程度无法确切形容，只能说比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更密集更响亮，直至凌晨三四点钟才逐渐静寂下来」。林先生亲眼看见「部长楼一个单元里，一个学生后脑中枪，浑身是血，从学生证上知道这个学生姓李，来自东北」。6月4日清早，林先生到附近的长安街南侧「复兴医院」去，「当场点到42具尸体，其中有老人和小孩；而北侧的死者和伤员无法送来。由此估计木墀地死亡百余人，全北京死亡数百人，伤者数千人这个数字比较准确」。

林先生还发现「长安街两边的居民楼弹痕累累，彷如被攻击过的军事目标；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花坛、胡同口斑斑血迹；而马路中间却没有，说明并非有人因在马路中阻挡军车而被打死。被打死的都是向马路两边逃跑躲避、甚至安在家中的群众」。林先生在马路上捡到不少12.7mm的高射机关枪弹壳，「这是陆军装甲车上的标准装备，比普通的7.6mm步枪子弹大出许多，穿透能力强，甚至可以穿透普通墙壁，死伤者的创口极大，彷如国际上被禁止使用的达姆弹」。

林先生说，「六四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许多人将其归咎与军人的残暴。士兵们接到上面的命令才敢开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上面来的命令是不惜一切占领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人阻挡，警告无效可以开枪(这命令本身已经大错，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堪称法西斯──笔者注)，并没有命令士兵们向两侧居民楼及群众开枪。为什么这些士兵还要杀死那些完全可以不杀的人？难道这些士兵真是如此冷酷？许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过来，六四中的士兵如此冷酷无情，是农民对城里人的报复，因为士兵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中国长期以来执行对农民歧视的政策，城里人对农民也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和蔑视，造成农民对城里人有一种埋在心底的仇恨。况且，农民最关心的是解决他们身份不平等的问题，而六四民主运动完全没有提到农民问题，士兵们对空泛的民主化口号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对学生和市民也没有甚么同情心。一旦上级有令可以开枪，他们就向这些平时欺负和蔑视他们的城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笔者在此大段引用林先生的文章，是因为笔者完全同意林先生的分析，并且愿意和读者一起分享林先生六四期间在北京的亲历亲闻。在此，笔者对中国大陆实行了五十多年的「户口制度」略加补充如下：

中国的户口制度始于明朝朱元璋，他以一个低下的「亭长」出身，发动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得天下后就想传之万世，为了防止像自己一样的农民造反，就发明和推行中国首个户口制度。农民们按村、乡、县分别编成保甲组织，实行「连坐法」，「一人犯罪，诛连九族」，不准农民离乡和迁徙，将农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农民造反出身的毛泽东，效法朱元璋，并且将朱元璋的户口制度推向极端，将全国民众的户口划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想逾越者难于上青天。农民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自生自灭，吃不饱穿不暖，荒年欠收断粮数月是常事，农民的子女除了高考和参军没有任何离开农村的途径。而高考对农民子弟也极不公平，他们在农村严重缺乏教育资源，很多农民子弟还要兼顾家计，连温习功课的时间都没有；而城里人却享受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教学资源，养尊处优，因此农村子弟能够考上大学者微乎其微。至于参军则只有少数复员之前入党提干的，才能留在部队或者城市里，其他大多数的复员军人一律遣返农村。由此，共产中国的农民们世世代代成了「新中国」的贱民，他们不懂得罪恶根源在共产党，却造成了他们对城里人的「阶级仇恨」。
造成当年六四大屠杀的原因很多，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但是，笔者认为本文所提到的红卫兵和户口制度，也是直接间接的原因之一，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红卫兵残酷地迫害民众，甚至搞到像邓小平那样的共产党内毛泽东政敌高干头上；此外，将人民群众硬性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建立身份不可逾越的户口制度，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为新政府的农奴，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共产党。其中埋藏着深厚的阶级矛盾和隐患，六四期间引发的大屠杀，不过是这些矛盾表现之一而已。如果中共胡温对此仍然毫不省悟，像一座火山，更大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势必在某天爆发，那时候，就是中共灭亡之日。

笔者建议香港支联会和海外民运，改变「平反六四」的口号，改为「纪念六四，还政于民」。因为十七年来，香港和海外广大华人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共独裁专制政府仍然无动于衷，指望由这样的政府来平反六四，无疑是缘木求鱼；而且要求这样的政府平反六四，等于承认了他的合法性。中共是靠武力上台的，从来未经人民选举授权，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六四民主运动只是在他们眼里有罪；在广大人民心中从来都是正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纪念他，发扬他的民主奋斗精神，争取还政于民，实现六四当年的追求。

仅以此文记念六四运动中所有的死难同胞，愿他们安息。

(5/05/06)
(刊于O六年六月号「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