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根本冲突就是国家的教育权力和公民的受教育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1919年国“魏玛宪法”开始使用“受教育权”一词以来。二战以后的国家颁布的宪法，基本上都将受教育权列为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从逻辑上讲，公民的受教育权显然是先于国家教育权力的。因为国家行使教育职能的目标，正是为了实现和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是，如果具有某种实质道目标和观念标准的教育，被宪法视为国家的一项权力和责任。那么教育就会脱离了公民的受教育权，成为一种单独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这时国家的教育权力及其特殊的道目标，就会构成对公民的受教育权的一种限制。把宪法上享有受教育权的公民，下降为一个宪法上的“受教育者”。
因此在国家对教材的内容、使用和考核进行统一干预时，公民实现受教育权的途径和可能性，显然因为这种统一的干预而失去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教育独立，没有私立教育，没有教育标准和内容的竞争（如教材和考试方式的竞争），公民的受教育权就肯定不完整——除非国家能保障所有学生都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免费。反过来说，如果国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获得升学，国家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任何实质性干预，都可能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
就业问题也可作如是观。教育的一切因素如教学、教材、教师选聘及考试标准等，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和未来的就业。以前我们的政府控制教育内容，是和国家包办一切毕业生的分配制度相一致的。“按我教的去学，就保证有工作”。但在市场体制下，政府对教育内容的控制，就已无法保证它的正当性和说服力了。因为如果教育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具有一种公共权力，能够决定让每个学生必须学习哪一种教材，必须接受某种观念（如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或必须接受统一标准的考核。那教育部门就应保障每一个失去选择权的学生将来都能找到工作。否则学生就会对政府干预自己的受教育标准产生疑惑，“按你教的去学，能找到工作、能培养能力、能不耽误我的成长吗”。于是学生毕业后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就有权利埋怨由政府制定统一标准的教育伤害了自己的就业和生存能力。这时学生当然就有权，针对任何一本部颁教材或政府制定大纲的教材中的任何一项错误或缺陷，要求教育部赔偿经济损失。并且，假设在任何一项知识上社会或学术界存在其他更合理、更丰富的理论和观点，学生也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认为教育部的政府干预，人为的限制和侵犯了自己获得完整教育的权利。
从宪法上看，丘建东先生在此案中诉诸宗教信仰自由的依据，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单纯看教材中的学术观点，并不能被视为一种宪法所言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强制或歧视。“宗教是鸦片”的说法，就像日本右翼教科书为侵华战争辩护一样，就算你不喜欢，也应受到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的保护，不能因此动用国家暴力去制止。丘先生和反日的群众一样，都是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反对一个错误的观点。
因此这个教科书案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教材上说“宗教是鸦片”。而在于教育部的强制性大纲要求和支持这个说法。公立学校是国家投资兴办的，统一教材或大纲造成了教育标准和观念标准的垄断性，基于这两点，丘建东先生，以及我们每一位读过和将要继续读这些教材的受教育者们，就可以将“受教育权”被侵犯作为诉讼理由。因为在一个教学大纲被垄断的教育体制中，我们在理论上将无法通过学校教育（也不可能通过教材之间的竞争）而获知任何无神论以外的观点，我们的精神视野显然因为国家的干预而受到阉割，我们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和思想自由）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和损害。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修正政府的教育权力，打破政府对教育标准的垄断，促进教育独立和学术自治的发展，是与公民的受教育权直接相关的。而且从这样的角度看民办教育，由公民兴办教育，这本身就是公民受教育权的一种集合、实现和延伸。一种完整的受教育权，包括了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的权利。就像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能在别人的媒体上说话，也应包括自己创办媒体去说话的权利。
“丘建东案“不过是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是受教育者一次斗胆的试探。我们从中惊觉，宪法24条所赋予政府的教育权力，其实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这一条款直接和同样基于宪法的公民受教育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等，构成水火不容的矛盾。因为国家的“教育权力”，正是公民受教育权的最大敌人。政府成为教育者，意味着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
2005-4-15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 boxun.com)
因此在国家对教材的内容、使用和考核进行统一干预时，公民实现受教育权的途径和可能性，显然因为这种统一的干预而失去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教育独立，没有私立教育，没有教育标准和内容的竞争（如教材和考试方式的竞争），公民的受教育权就肯定不完整——除非国家能保障所有学生都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免费。反过来说，如果国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获得升学，国家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任何实质性干预，都可能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
就业问题也可作如是观。教育的一切因素如教学、教材、教师选聘及考试标准等，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和未来的就业。以前我们的政府控制教育内容，是和国家包办一切毕业生的分配制度相一致的。“按我教的去学，就保证有工作”。但在市场体制下，政府对教育内容的控制，就已无法保证它的正当性和说服力了。因为如果教育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具有一种公共权力，能够决定让每个学生必须学习哪一种教材，必须接受某种观念（如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或必须接受统一标准的考核。那教育部门就应保障每一个失去选择权的学生将来都能找到工作。否则学生就会对政府干预自己的受教育标准产生疑惑，“按你教的去学，能找到工作、能培养能力、能不耽误我的成长吗”。于是学生毕业后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就有权利埋怨由政府制定统一标准的教育伤害了自己的就业和生存能力。这时学生当然就有权，针对任何一本部颁教材或政府制定大纲的教材中的任何一项错误或缺陷，要求教育部赔偿经济损失。并且，假设在任何一项知识上社会或学术界存在其他更合理、更丰富的理论和观点，学生也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认为教育部的政府干预，人为的限制和侵犯了自己获得完整教育的权利。
从宪法上看，丘建东先生在此案中诉诸宗教信仰自由的依据，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单纯看教材中的学术观点，并不能被视为一种宪法所言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强制或歧视。“宗教是鸦片”的说法，就像日本右翼教科书为侵华战争辩护一样，就算你不喜欢，也应受到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的保护，不能因此动用国家暴力去制止。丘先生和反日的群众一样，都是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反对一个错误的观点。
因此这个教科书案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教材上说“宗教是鸦片”。而在于教育部的强制性大纲要求和支持这个说法。公立学校是国家投资兴办的，统一教材或大纲造成了教育标准和观念标准的垄断性，基于这两点，丘建东先生，以及我们每一位读过和将要继续读这些教材的受教育者们，就可以将“受教育权”被侵犯作为诉讼理由。因为在一个教学大纲被垄断的教育体制中，我们在理论上将无法通过学校教育（也不可能通过教材之间的竞争）而获知任何无神论以外的观点，我们的精神视野显然因为国家的干预而受到阉割，我们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和思想自由）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和损害。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修正政府的教育权力，打破政府对教育标准的垄断，促进教育独立和学术自治的发展，是与公民的受教育权直接相关的。而且从这样的角度看民办教育，由公民兴办教育，这本身就是公民受教育权的一种集合、实现和延伸。一种完整的受教育权，包括了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的权利。就像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能在别人的媒体上说话，也应包括自己创办媒体去说话的权利。
“丘建东案“不过是教科书问题的冰山一角，是受教育者一次斗胆的试探。我们从中惊觉，宪法24条所赋予政府的教育权力，其实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这一条款直接和同样基于宪法的公民受教育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等，构成水火不容的矛盾。因为国家的“教育权力”，正是公民受教育权的最大敌人。政府成为教育者，意味着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
200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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