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与流变
作者：徐友渔 时间：2010-6-20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相当丰富。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发出 “不争论”的指示，虽然“万言书”不时出现，“姓社姓资”问题不断挑起，但总的说来争论不在体制内而在民间，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不落传统意识形态窠臼。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与流变发源于人们的独立观察和自发思考，虽不显见于主流报刊，但反映的是真实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前途和未来社会的走向将有深 远影响。
思想起点和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文革错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坏和大悲剧？按原来的观念，答案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中去寻找，若是这样，中国只能走老 路。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左倾思想的长期统治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应当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叶剑英明确指出，“四人帮” 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号召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这种认识得到了知识界的共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为全民的共识。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克服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注意防左的方针并未贯穿始终，“反资产阶级复辟”的声浪不时兴起。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
在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团体和派别是，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 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专门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80年代“文化热”对各种“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主义）兴趣浓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较少表现出对现实性、直接性的焦虑，那时的显学是美学。这可以理解，刚从文革的状况下解脱出来，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为人，何以安 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大活力、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加。
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一时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大动作，以及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改革的理想光辉和道义感召力大为消退，特殊利益集团羽翼丰满，社会不公正日渐明显，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 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人们每天面临的、谈论的、争论的都是“问题”，这和80年代大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批判哲学的批判》，那么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孙立平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现代化，那么90年代喧嚣一时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它早在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此时才有合适的气候急剧膨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80年代“文化热”又重新拾起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等价值被批判和否定，意义、规则被消解，前卫的青年学人不顾中国基本上处于前 现代状况的国情，硬要跳过现代，与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轨。幸好，这种思潮只时髦了一阵。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有人开始检讨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坏性，欲 速则不达的后果，保守、尊重传统等以前被视为负面的价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人建议革命党应不失时机地转变为执政党。争论没有结 果，但反思肯定有好处。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有人认为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 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对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诸于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 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可惜，后来者几乎一致以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