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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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黎族與台灣原住民之源流與關係」

2016年06月27日 | 海南島史研究
http://big5.huaxia.com/zt/2002-37/XingQin/XueShu/GBK/121256.html
「華夏經緯網」(主辦單位:海南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06/25/2016 01:56:49
■海南黎族與台灣原住民之源流與關係

壹、海南黎族之淵源
  世界海南島的少數民族黎族,至今保留著許多質樸敦厚的民風民俗和獨特的生活習慣,使海南的社會風貌顯得豐富多彩。
  黎族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是中國人口規模較大的少數民族之一。黎族數千年來漫長的歷史發展,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獨有的風俗習慣,並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長期延續下來。
  黎族是頗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風情,黎族傳統文化有獨特的紡織文化、服飾文化、紋身文化等。
  黎族也是一個尚禮民族,禮儀的黎族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黎族禮儀有著豐富的內容,涉及了生產、生活的多個方面。
  海南文化,屬中華民族的區域性文化,既與傳統中原文化有著淵源和質地上的大致性,又具有自身外化的顯著特點。海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為主調,以民族文化為特色的多元文化體系,這是海南人文社會的歷史發展所鑄造的。
  歷史上多次衝擊過來的民族遷徒浪潮開發了海南島,形成了發展了海南的社會文化,其社會人文群體,具有多民族多區域來源的歷史特點,主要由黎、漢、回、苗等民族構成,同時,也吸收了南洋群島的某些外洋人文因素。

貳、台灣原住民之淵源
  台灣原住民的淵源,本文以泰雅族為例。滿清政府治臺期間,以台灣的中心點埔裏為界,分為北部土著與南部土著埔裏以北之北部土著有泰雅族及賽夏族,以南的南部土著有布農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達悟族等。
  泰雅族是最早來到台灣的原住民族,據說是從東南亞諸島或半島,經中國大陸南方,于大約紀元前三千年至四千年來到台灣。
  按照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可說有史以來,各宗族就不斷地向南方發展。所謂“南蠻”就是古代百越、苗、獠等族群的通稱,他們從春秋時代(西元前770至221年)就不斷南遷,輾轉移居到中南半島、南洋群島,成為南太平洋以西、印度洋以東的南洋各島,包括菲律賓、台灣等島嶼上使用南島語系的民族的祖先。
  而泰雅族會被認為是原住民族中,最早徒遷來臺原因,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為我國夏代以前的原始族社會制度,其特性是沒有階級之分,更沒有私有財產。部分人類學者因而推斷泰雅族的祖先,直接由大陸遷移來到本省。
  泰雅族是我國古代古越民族之一,其祖居地可能在華南地區,可能是台灣諸族中來臺最早的民族,因為泰雅族來臺時尚不知制陶,同時泰雅族也保存較多的古越文化特質,泰雅族或許是古代中國百越民族之一。
  有些人類學研究認為泰雅族是在西元六千五百年以前,自大陸渡海到台灣的繩文陶文化的一支民族,在台灣原住民族中屬於較早移居台灣島的一支前驅者。
  台灣原住名的來由,因缺乏明確文獻佐證,致使眾說紛紜,但從各族傳說、特質與本省史前文化層的關係判斷,依據學者的研究或可歸納為由大陸或南洋群島遷徙來臺的外來民族,大約在六千五百年前至四千年前來到本省,這些結論主因于原住民與漢人接觸之前,大都不懂得稻作,而以漁獵為生,再者如泰雅族人的黥面習俗與各族的社會制度與組織,都印證他們至少在四千年前更離開母系,遷移至本省後一直沿襲著最初的傳統與生活習俗。
  又有一說,大約在七千年前,古南島語系民族開始進行橫跨大洋的大遷徙,而台灣地區很可能是遷徙的第一站。到了大約五千至兩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期間,原住民九族在不同年代裏各自從南太平洋飄海過來,而北台灣的泰雅族與賽夏族可能是最早來臺的。
  在地球上,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北界,十族當中又以泰雅族的分佈屬於最北方。在荷蘭入據台灣以前,台灣島上的原住民,便使用著南島語族的二十多個不同的語音。在不算大的台灣島裏,竟然存在著複雜的語言現象,令人難以想像,有些語言學家,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傳播中心。
  澳洲考古學博士彼德·貝爾伍德(Dr.Peter.Bellwood)是澳洲大學考古系主任,對於南島民族的起源與文化素有研究,為國際知名的人類考古學者。1997年6月19日應邀到“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以“台灣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為題演講。
  彼德·貝爾伍德博士先後來台灣達五次之多,因為發現台灣是南島民族一處重要據點,特別請了四個月的長假來臺做深入的調查,在整個調查工作已告一段落,即將返澳,特別應邀至“太魯閣國家公園”,發表他有關南島民族的研究報告。
  他從南島民族的遷移、分佈、語言等等方面做精闢的演說,其中談到南島民族二千種語言,台灣就有三十三萬三千人屬於南島族群,有十四種南島語系的語言。而根據他從史跡、考古學和語言學方面的考證,推斷台灣是南島民族最初的發源地,他認為台灣是南島民族最北、也是最早的發源地,早在大約五千五百年前,南島民族的祖先從大陸華南農業帶渡海來臺,後再逐漸遷移擴散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大洋洲等地,從而一些文化遺址的探研,以及台灣的南島語言具有最大差異性和分歧性種種方面的推斷,認為台灣是南島民族第一根源地。這項研究報告已被台灣學界所廣為接受。

參、黎族與原住民都與古代越族都有密切關係
  在中國的南部,海南島像一顆燦爛的明珠,閃爍在波濤浩瀚的南海上。自古以來,勤勞勇敢的黎族人民就勞動生息在這個美麗富饒的寶島上。
  海南島原來與華夏大陸相聯,是中國大陸向南延伸的一部分,因接近世界兩大火山地震帶的交匯處,地殼十分活躍。
  早在1億多年前,亞洲的東部發生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地殼運動,國際上稱為“印支運動”或“燕山運動”,中國東部大規模褶皺隆起。
  同亞洲大陸連成一體的海南島,由於地下岩漿沿著地殼的破裂帶不斷侵入和噴出,形成了中南部高聳的五指山、黎母嶺等山地。

古代最初的海南居民與移民:
  一、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海南島開始有人類活動的遺跡。在三亞落筆洞發現了中國最南端的原始人類“三亞人”。
  二、3千年前,百越族的一支“駱越”(後稱“俚人”)人從大陸兩廣和越南北部遷移到海南島,形成“雕題”(紋身、繡面之意)和“離耳”(佩垂肩耳環之意)兩個氏族部落,成為黎族的祖先,也是海南最早的居民。
  黎族地區出土的新石器出土于海南黎族聚居區,其器物及其形制均具有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器物的特徵。
  傳說上古時代炎帝時代,其諸侯部落之一的蚩尤(chi you)部落是東部、南部各族部落的統稱,各族部落眾多,以後又稱南蠻、百越、九黎、三苗,是黎族、苗族、壯族等現今南方少數民族的祖先。
  蚩尤部落因為經常叛亂,被黃帝、堯、舜、禹以及以後朝代兼併、驅散,逐漸向南躲避于山嶺,以至其中一支古駱越人(後稱俚人),人口大量減少。
  早在泰漢時代部分人從大陸兩廣和越南北部一帶乘獨木舟、竹筏登上海南島,成為海南最早的居民,這就是黎族的祖先。
  到了南北朝時,大陸兩廣一帶的俚人跟隨首領冼夫人,大規模遷移海南島,並歸附冼夫人統治。
  黎族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民族,根據文獻資料、考古發現,黎族與中國南方的百越族的扣裔俚人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即黎族是由古代越人發展而來,與“百越”的關係密切,特別是和古代百越的一支駱越的關係更為密切。
  從物質文化和社會組織方面來觀察,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是多元性的,兼受中國大陸與南方海島的雙重影響,構成獨特的“東南亞古文化”。如今學者有一些新的觀念,認為中國的南方文化,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並非“蠻荒”地帶,有它的文化特色,與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互動互補,彼此影響。而台灣的古文化,和古代的淮夷、吳、越、東甄等國有所關連。

肆、黎族與原住民都是海島上最早的住民
  聚居於海南島的黎族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大家庭成員之一。黎族歷史悠久,為海南島上的最早先民,開創了海南區域人類的社會紀元,在茹毛飲血的蠻荒海島上,創造了原始文化,為海南人類文化和文明的發展,起到了歷史先導的作用。
  黎族先民移入島內,成為最早的居民。最初。黎族居住在靠近河流、港灣的山崗和臺地上,後來逐漸朝全島各地擴散,又逐漸遷到山地山陵地區。隨後在秦漢之際,臨高人遷入島北部定居至今。
  自西漢辟郡至唐朝時期,漢族主要來源於中原各地為主,主要分佈在島西北和北部沿海若干州縣治所。
  唐代以後漢族主要來源南移浙江、兩湖、福建等地。宋代因為海上絲綢之路與阿拉伯通商而產生回族,現主要聚居在三亞市羊欄鎮回新、回輝兩個村裏。
  廣西壯族移民早期的“臨高人”外,還包括了後來加入臨高人行列的宋代徵夫。明朝苗兵在海南島駐防,撤防後留下苗族。明中後期,苗族作業軍隊從廣西入居海南島。據《崖州志》記載,“又有一種白苗黎,凡數百家。……蓋前明時,剿平羅活、抱由二峒,建樂定營,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為藥弩手。後營汛廢,子孫散居山谷。仍苗名”。明、清移民至海南島則主要集中于閩南和兩廣。
  自宋至明清時期移民規模最大,主要移民來源為閩、粵、桂,經元、明至清達高峰。
  泰雅族與賽夏族可能為台灣原住民族中,是最早的台灣族群,分佈于台灣中、北部山區。總之台灣的十種原住民族,在不同的時間先後到達了台灣本島。至明清以後,漢族才大量移墾台灣,主要為福建、廣東兩省人民,後來又一批大陸各省人遷徙台灣。形成台灣多族群的文化融匯的現象。

伍、黎族與原住民有相似的民族禮儀
  黎族與台灣原住民古昔氏族制經濟基礎上的生活方式,世代相襲,形成民族文化心理,產生了文化遺傳與思維的認知方式。
  在歷史發展的漫漫長河中,形成世世代代傳下來的獨有民間風俗習慣。他們共同利用這種習俗規範去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以維持社會安定團結和進步。他們世世代代遵循著這些習俗規範。

  一、重男尊女
  父系氏族重視男子但是也很尊重女子,母系氏族社會如阿美族雖然以女子為社會的中心,但是亦很尊重男性,男性也有其一定之社會地位。
  二、團結合作互相幫助
  數千年來寬闊的亞熱帶山地生存空間,塑出黎族與台灣原住民平和溫順的情感形態;由於共同生活,產生了血緣集體、互濟互助的價值觀。
  海南、台灣兩地少數民族之居住環境,選擇緩衝山谷坡地或盆地建村落。族人非常團結講道義,一家蓋房子,全村寨都來協助,視幫助完成別人的住屋為莫大的光榮。
  村塞裏有人喪亡,全村寨同悲,紛紛前來慰問。一家有人死,全村皆來幫忙。合畝地區遇有人死便鳴槍報喪,全村或全峒的人都來弔唁,三天不吃主糧,不做重工。台灣原住民亦同,有人死,即派人報喪通知親友,親友從四面八方前來弔唁。
  三、共用與共榮
  黎族與台灣原住民男子外出參與集體圍獵或者獨自巡山狩獵,所獲獵物,回到村寨族人共同享用。
  種共用共榮的文化,是一種自然形態的民族文化,具有原始淳樸的文化特質,其集體觀念,在海南與台灣文化中,至今仍閃爍其光彩。
  四、注重禮義
  黎族與台灣原住民注重人情禮義,對內敬老愛幼,對外熱情好客,恪守諾言。向客人敬酒要雙手捧杯,客人接杯喝酒,要挾肉菜送到客人口中,以示有禮。
  五、戀愛自由
  黎族習俗,男女孩子十四、五歲後,不與父母同住,在父母居屋旁邊或村邊蓋小房子居住,黎語稱“隆閨”。
  “隆閨”是男女青年自由選擇締結良緣的場所。未婚男女在“隆閨”裏對歌、吹奏洞蕭、鼻蕭和彈口弓,相互傾慕心情。相戀情投意合後,各自向父母親告知婚事。由男方選擇吉日良辰到女方家“放檳榔”訂婚。
  黎族地區普遍存在著“放寮”的習俗,這體現了黎族未婚青年男女的社交自由。
  台灣的阿美族、排灣族與魯凱族都有戀愛自由的傾向,為自由戀愛是集體的行為。
  六、熱情待客
  黎族人好客,對於來訪客人,都會熱情地款待。會以煙、酒、茶、檳榔等招待客人。
  吸煙是用竹筒製成的水煙筒,酒是黎族人特製的山蘭糯米酒,以通孔的小竹管插進酒缸裏吸飲,人多時便圍坐在一起輪流吸飲,也有把酒倒在碗中來喝的。
  檳榔是黎家男女嗜好品,又是社會交際的禮品,黎族人奉茶為五指山特有的野生茶,濃香甘甜。
  台灣的原住民除了達悟族不會飲酒之外,大都以“酒”為招待賓客最高的敬意;招待客人吃飯則將上品菜肴,味道獨特的腌制生魚生肉酸菜等,拿出來給客人食用,以示尊敬。總之希望拿出最好吃的東西給客人吃。檳榔除了是平常招待客人之用,也是訂婚、結婚重要的聘禮之一。
  八、勤勞儉樸
  勤勞儉樸是黎族與台灣原住民勞動人民的美德,不論老年人和小孩都總是找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很少有偷閒度日的。
  九、敬老愛幼
  黎族人扶老攜幼的風尚品質,至今仍然正直淳樸的保存著。黎族人對長輩男性尊稱“帕雅”(老父)、女性稱“拜雅”(老母),對有地位的長者稱“奧雅”(意為尊敬的老人)。
  此外,在同一個黎寨內,多數人的姓氏都相同,據說這是因為黎族在借用漢姓時,居住在共同的地域內的人都統一採用一個姓所致。
  台灣原住民稱呼比自己年長者,一概冠以“哥哥”或“姊姊”;稱呼父母輩,一概冠以“爸爸”、“媽媽”;稱呼祖父母輩,一概冠以“祖父”、“祖母”,原住民尊敬長者,亦很愛護晚輩。
  十、民風質樸敦厚
  黎族與台灣原住民民族風情質樸、敦厚,黎族與台灣原住民同胞遠古時代早就在海南及台灣這兩塊土地上刀耕火種,創造民族文化。
  十一、獨特的民族文化
  黎族與台灣原住民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著稱於世,例如文身文化,在中國獨龍族亦有文身文化。台灣與海南的少數民族在飲食上皆有嗜酸習俗。黎族的織錦工藝享譽全球,台灣原住民的納布工藝亦很精湛,尤其泰雅族的織布堪稱台灣第一。

陸、結論
  文化是人類群體獨特的生存模式,為人所創造,是人的外化。海南文化與台灣文化,屬於中華民族的區域性文化,既與傳統中原文化有著淵源的關係性,又具有自身外化的顯著的特點。
  海南與台灣文化的特色是多元文化體系,這是海南與台灣人文社會的歷史發展所鑄造的。
  歷史上歷經多次民族遷徙的浪潮,開發了海南島與台灣島,形成與發展了海南與台灣的社會文化,其社會人文群體,具有多民族多區域來源的歷史特點,也吸收了許多的某些人文因素。

       台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 田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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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抗日记忆: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

2016年06月26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2488.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1-09 16:07:23 来源:新华社 作者:陈键兴
■宝岛抗日记忆: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
  巴坎·娜威坐在家门口,面对高山幽谷,唱起赛德克古调。
  那时而低回、时而高扬的歌声曾出现在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演唱者就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而她如今身处的这片山林,正是85年前赛德克人在莫那·鲁道率领下,发动雾社抗日起义的“战场”。
  离娜威家不远的云龙桥边,族名叫Dakis Pawan的郭明正望着对岸崖壁上一个废弃的山洞——当年,起义者为阻断日军将吊桥砍断,他的祖父就是其中一名赛德克勇士。
  “不反抗,赛德克人就会被灭族。莫那·鲁道的信念就如影片中他说的,‘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郭明正说。
  有一半泰雅人血统的高金素梅从厚厚的资料中挑出一张,那是她13年前偶然看到的照片。画面中,一个日本军人挥下长刀,蹲坐地上的男子头颅从脖颈上被几乎砍断,血喷溅出来。
  “那男人穿的是我们族人的服饰,我被震撼了,发现自己竟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那一刻,这位曾经的琼瑶剧女主角许下志愿:“要把历史真相找回来,要把历史正义讨回来!”
  “有杀戮,就有反抗!”
  位于宝岛中部南投县仁爱乡的庐山温泉,是不少台湾民众假日休憩的热门景区。郭明正来到这里,却是“回家”,虽然他出生的清流部落距离这里“要走几个太阳、几个月亮”(意思是几天几夜)。
  “庐山”是1945年以后的新地名,这里曾叫“马赫坡”,是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一支——赛德克人的一个部落生活地。
  “马赫坡”的名字已少为人知,但这个“消逝的部落”曾经的头目却是鼎鼎大名的——莫那·鲁道。
  史料记载,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地区强令赛德克人从事劳役,支付的工资却比给平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低。日本人还故意到马赫坡部落的猎场砍伐树木,而那片山林是部落祖先发源的“圣地”。日本殖民当局鼓励派驻警察与部落妇女结婚,以此加强控制,但常常出现始乱终弃的情形,还有妇女被骗到日本沦为娼妓。殖民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最终点燃了赛德克人的怒火。
  1930年10月,莫那·鲁道联合雾社地区几个部落,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史称“雾社事件”。
  举事时间特别选在日本殖民当局所定的“神社祭日”,莫那·鲁道率领来自不同部落的1200余名勇士,分队攻击了12个日本警察所,杀死日寇137人,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恼羞成怒的日本殖民当局闻讯调派军警超过6000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地区展开扫荡,甚至还使用毒气弹攻击、出动飞机轰炸。
  “我们的祖先是抱定了必死决心的。”郭明正告诉记者,面对数倍于自己且拥有先进装备的日寇,起义勇士毫不畏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起义部落共343人战死,296人自杀身亡。为了让丈夫或儿子在战斗中没有后顾之忧,也是不愿落入日寇之手,不少部落妇女将年幼的孩子溺亡,而后上吊自尽,何其惨烈,无以言表。
  莫那·鲁道事败后也饮弹自尽,其遗体被日本人寻获后送往了台北,直到1973年才被族人迎回雾社安葬。
  雾社仁爱小学的对面,矗立着一座牌坊,横匾上题:“碧血英风”。这里是英雄长眠之地,郭明正走到莫那·鲁道烈士墓前,用族语说了一段话,而后深深鞠了一躬。墓碑前,摆放着一把花束,还有几杯酒,应是最近有人来此祭拜留下的。
  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和残酷报复没有因为英雄的逝去而停止,他们在几个部落里捕杀了十几位首领,继而强迫幸存的数百名部落百姓迁往今天的清流部落,并设立驻在所进行长期监视。
  “有杀戮,就有反抗!”高金素梅告诉记者,根据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记录,1896年至1920年共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138次武力征伐,杀死7080人,伤4123人,死伤人数相当于1920年台湾少数民族人口的十二分之一。
  她愤怒地控诉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勇士、抢光财产、烧光部落”,还推行“以蕃治蕃”,强迫或诱使台湾少数民族部落互相攻击,又强迫散居,以便分化控制。
  “日本殖民者把台湾少数民族当做‘物’”
  走进密林,郭明正拨开灌木杂草,指着青苔覆盖的一排排石板说:“这里原来是一个部落,石板围起来的本来是房子。”
  他告诉记者,日本殖民者当年修建水库,需要劳力,就强制世居深山的赛德克人向下迁移。
  巴坎·娜威如今的居住地也不是祖辈生活的部落。“日本人一直驱赶我们,我们生活很苦,一些族人过不下去,就一起吊死。”她回忆说:“日本人对我们很凶,一早就跑到部落里,拿锄头之类的东西砸到我们的房顶上,催我们起来给他们做苦役。”
  高金素梅是当选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后,看到那张“惊醒”她的照片的。她查到那是日军随行摄影师用以记录“战功”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13年8月,文字记录如下:“在西卡要部落中,有一个极其凶猛的凶蕃,常出没于隘勇线,抵抗我军,杀人无数,还叫嚣决不能服从政府命令。”
  高金素梅的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泰雅人。“小时候,听父亲讲起南京大屠杀会觉得很遥远,而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侵略者的杀戮就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部落,当时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下来。”她说。
  关于所谓“隘勇线”,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1933年发行的文本记录写道:讨伐曾一度反抗的台湾少数民族,占领要害之地时立刻设置“隘勇线”,以逐步缩小其领地。
  “日本殖民政府用武力征伐以及颁布法令的方式,侵占我们族人的土地。”高金素梅说:“日本人殖民台湾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台湾少数民族世居的山林拥有巨大的宝藏,无以计数的珍贵木材被日寇砍伐送回日本。”
  “隘勇线”越来越长,原本由人力看守,后来又架设了通电的铁丝网,甚至埋设地雷。高金素梅告诉记者,当时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球七成之多,日本殖民者杀戮、驱赶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目的之一就是控制和占有樟树资源。
  “殖民者颁布所谓‘日令第26号’规定:‘无所有权状及其他可确定之证明券之山林原野均属官有’。”高金素梅说,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领域约166万公顷,但因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所谓“所有权状”,日本殖民当局于是按15万人口只给了20万公顷的保留地。
  1902年,为保护自身的土地和经济权益,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中一向温顺的赛夏人,联合汉人发动武装抗日,袭击日本殖民当局设在新竹南庄的机构和附近的“隘勇监督所”,进而攻打日方军营。日军随后展开血腥镇压,又设计诱杀起义领导人。
  台湾学者研究认为,“南庄抗日事件”的起因就是樟脑产业,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对日本殖民者强占台湾山地资源的强烈不满。史料记载,日本殖民当局镇压起义后,提出“关于蕃政问题意见书”,为制定所谓“理蕃政策”提出明确方针,即在处理台湾少数民族事务上,要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优先,且该政策须比其他对台政策更高压。
  意见书的引言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殖民者的无耻:“这里只谈蕃地问题,因为在日本帝国主权的眼中,只见蕃地而不见蕃人。”
  “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少数民族当做‘物’,他们的‘理藩政策’就是要全然消灭‘蕃人’、夺取‘蕃地’。”高金素梅说。
  “日军对我们的族群犯下两代灭族的罪行”
  巴坎·娜威能说日语,是因为儿时曾被殖民者要求进入所谓的“蕃童教育所”。
  “日本殖民当局设立的‘蕃童教育所’隶属负责经济事务的民政局殖产课,所谓教师其实是日本警察,上课的内容就是学日语。”高金素梅说:“日本殖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洗脑、驯化,他们要消灭部落的历史文化,让族人彻底忘掉‘我是谁’。”
  郭明正说:“莫那·鲁道是为了保存族群文化而牺牲的,至今仍受到族人尊崇。当年若任由殖民者肆虐,忍辱偷生的赛德克人就会从文化上被消灭。”
  “接受‘蕃童教育’的孩子长大后,又被日本人编入‘青年团’‘壮年团’,最终被送上战场。”高金素梅说。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为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强征、诱骗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组成所谓“高砂义勇队”,送往东南亚战场。根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当时台湾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6万,被送上战场的部落青年就超过1万人,至少一半以上死在异乡,活着回来的也多重度伤残。
  台湾学者傅琪贻说,1944年夏季后,新几内亚战场上的日军为减少粮食消耗,将原本负责扛运物资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编入战斗分组,其实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这张照片里的年轻人是‘雾社起义’抗日部落的后裔,他们的先人被日军残杀,自己长大后又被日军送上战场当炮灰,这完全是两代灭族的行径!”高金素梅指着一页资料说。
  “男青年被送上战场,女性则被骗去当慰安妇。”高金素梅说,这些年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最困难也是“找得最痛”的就是慰安妇的问题。
  “老人家认为那是不光彩的事,大都不愿意说。她们有太多的委屈和怨恨,随着她们生命的消逝,那段历史常常连后代都不知道,要为她们争取公道的机会也没有了。”她说。
  为了寻回历史真相、讨回历史公道,高金素梅十多年来努力不懈,2002年至今多次前往日本,要求东京靖国神社撤下“高砂义勇队”阵亡者的灵位,还曾到日本法院控告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2009年8月,她率“还我祖灵”工作队约50人,进入靖国神社内表达抗议,引起各界关注。
  “我们的祖先不明不白被送到南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死后还不能回来台湾,回到部落。他们的灵位被放在日本靖国神社里,和侵略、殖民台湾的日本战犯同置一处,他们生前被殖民、被奴役,死后的灵魂还继续被殖民、圈禁在侵略者的神社里。”高金素梅说。
  “日本靖国神社竟称‘高砂义勇队’阵亡者是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仍拒绝将‘祖灵’还给我们,还大肆宣扬侵略,引以为傲,将对台湾少数民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雕刻在神社外的铜版上。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她说。
  “我们要用行动,为死去的祖先和活着的族人找回尊严!公道不还,我们的行动绝不会停止!”高金素梅说。
  历史不应被忘却,更不容扭曲。高金素梅还痛批李登辉的媚日言论:“他说日本是台湾的祖国,还讲台湾人没有抗日,这种历史观的错乱恰恰就是日本殖民台湾推行‘皇民化’的体现。”
  她还谈到此前台湾一些高中生“反课纲”的事件:“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日本人在台湾杀死了几十万人,你们根本弄不清楚台湾被殖民的历史。历史课纲当然应该用‘日据’,不能用‘日治’,前者代表武力占据,后者则是合法治理,如果用‘日治’,被殖民者杀害的台湾各族同胞岂不白白牺牲了。”
  高金素梅这些年通过出书、到部落举办巡回展览等方式,希望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祖辈的痛苦。她告诉记者,未来要吸引更多部落年轻人一起来找回历史,还计划筹建一个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博物馆。
  “公道不见得要得回来,但我们必须牢记史实,并且警惕世人:虚构的历史、错误的史观,会让灾难重复发生。”高金素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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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2016年06月25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2609.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添加时间:2015-06-22 09:24:04 来源:中新网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台湾义勇队是台湾同胞中直接参加中国抗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指导帮助下,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将军在金华市区酒坊巷18号成立(现84号)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为宗旨,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范围遍及各地,影响远及东南亚。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分批从厦门回到台湾,1946年2月被解散。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5平方米,为一层砖木结构。馆内收藏当年的老照片60多张、文物近百件。该馆是全国唯一的有关台湾人民有组织参加中国抗战的历史遗存。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纪念馆于2007年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公布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相片】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相片】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正门
   【相片】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内景

     免责申明:文章内容未经对证核实,本站只提供传播途径



http://www.krzzjn.com/html/1261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6-22 09:43:28 来源:中新网
■台湾义勇队旧址
  台湾义勇队旧址位于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酒坊巷,是台湾义勇队从1939年2月22日成立到1942年5月金华沦陷之前的活动场所,也是台湾人在大陆抗日的唯一旧址。2006年被列为金华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这里还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台湾义勇队旧址现存三组建筑,酒坊巷84号(当年为酒坊巷18号)为民国初年民居,坐北朝南,占地213平方米,为单层四开间砖木结构,是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成立地和第一所台湾医院所在地;一墙之隔的清代天井式建筑湘岩试馆在1939年时曾作为义勇队队员的宿舍;酒坊巷103号清末民居占地198平方米,单层砖木结构,大门朝西,是李友邦将军的住所,也是朝鲜义勇队旧址。
  2006年金华市政府将酒坊巷84号修复并辟为台湾义勇队纪念馆。 马英九为该馆题写馆名,此外还有汪道涵题词“台湾义勇队在金华”,连战题词“同源同祖同文,连山连水连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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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2016年06月24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4328.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7-15 10:43:56 来源:网络摘编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敌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并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了多支就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八路军警备第1团的活动也逐步地向桃力民、包头方向发展。
  在“七·七”事变到归绥、包头沦陷期间,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青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膝家营子地区建立了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的兵力有200余人,以骑兵力主。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蒙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至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逐步将步兵改为骑兵,在改建骑兵的过程中,广大蒙族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牧民中掀起献马卖马热潮,很快解决了建立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问题。牧民们还不计报酬主动献技,充任义务教官,帮助战士学会养马、驯马、骑马、医马本领,在蒙族人民的协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支骑兵队伍就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在各地区还建立了10支由蒙汉各族人民组成的地方游击队。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怔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
  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
  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亲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
  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
  “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好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民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43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400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80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免责申明:文章内容未经对证核实,本站只提供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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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 台湾雾社高山族抗日大起义」

2016年06月23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4947.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2-30 17:29:47 来源:中国青年网
■《赛德克·巴莱》 台湾雾社高山族抗日大起义

【相片】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高山族1500人举行抗日大起义爆发,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名日本殖民统治者。图为雾社事变领导者莫那·鲁道酋长(中)。

  1895年,日本强占中国台湾。为了获取原住民区的自然资源,并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日本必须实现对原住民的完全“教化”。为此,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务总长大津麟平都主张采取“抚育”和“讨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称,虽从社会学上看“番人”属于人类,但从国际法上看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帝国经济和财政利益,应该对“番人”进行讨伐,甚至可以完全灭绝他们,但是由于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采取“抚育”与“讨伐”并举的策略。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头目联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很少有日本人和汉人结婚,但对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却鼓励当地的日本警察与其结婚,意在消弭他们的抗日意识。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胜枚举。1896年,为了争取雾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桧山铁三郎迎娶了雾社群头目巴沙欧的女儿;熟知“番语”的日本警察近藤胜三郎也先后娶了巴兰社头目的女儿以及荷歌社头目的妹妹为妻;1910年,随着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崛起,近藤胜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仪三郎娶了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思·鲁道。
  原住民女子嫁给日本警察后,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而仅仅是政治联姻,结果多数是始乱终弃。桧山铁三郎因为垄断埔里社所有的商业活动,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引发“埔里社支厅舞弊案”。桧山因此返日接受审判,其妻被遗弃在台湾,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抛弃的赛德克女子。近藤仪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动后未归,日本人称其坠落山谷失踪,但马赫坡社的族人却认为这是日本人在故意抛弃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鲁道被迫只身回到马赫坡社。狄娃思·鲁道的悲惨遭遇让身为兄长的莫那·鲁道愤恨不已,也为他以后起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埋下了种子。

★日本浪人任警察
  日本“和番”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邀请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组成的访问团参访了日本的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据称,日本人评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领皆对日本产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组织赴日“观光团”,此次主要由山地区的原住民参加,赛德克族群的巴兰社、荷歌社和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领都被安排前往,时年30岁的莫那·鲁道亦在此列。
  在进行“安抚”的同时,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原住民的掠夺和镇压。为了获取木材和樟脑,日本殖民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们视为图腾的神木,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肩扛出来,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划伤树木。在对待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进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习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种植用以编织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执掌原住民区包括安全、卫生、贸易、教育等所有事务,对原住民有生杀大权。而且,驻扎在原住民区的警察多为日本的浪人与恶徒,本身品质不端,对原住民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面对日本人的欺压,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组成探险队,前往雾社地区调查,“番通”近藤胜三郎担任向导。由于近藤在途中疟疾发作返回埔里治疗,失去向导的探险队很快失踪。后来,深堀等人的尸体在雾社区被发现,日本人因此认为是雾社群干的。为了报复雾社群,日本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计大封锁”,禁止食盐、铁器等进入雾社群,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锁后,日本于1902年4月对雾社群进行军事围剿,然而雾社群依靠人止关(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头等猛击日军,致使18名日军不同程度轻重伤。
  总之,在日本的苦心经营下,雾社地区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番地管理模范”。雾社不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市街,而且雾社地区原住民也大多能讲日语(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对日本的归化程度较高。即使是素来具有反日情绪的莫那·鲁道,也多次参与到协助日本人剿灭其他“番社”的行动中。1920年12月,莫那·鲁道即率众参与了对泰雅族萨拉茅群的镇压行动。

★敬酒成为导火索
  “出草”原是指赛德克族为了向祖先表达敬意以及显示本族群的实力,击杀其他族群成员,并将其头颅割下。这本是一种残忍的野蛮行为,一直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然而,1930年赛德克人再次针对日本人集体“出草”,爆发了著名的雾社事件。
  两次敬酒事件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让荷歌社与日本的关系高度紧张。荷歌社头目阿威·诺干外出打猎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诺干酒量不济,希望早点回家。面对日本警察的频繁敬酒,以原住民语baga(够了)婉谢。然而在日语中,baga音同“禽兽”一词。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来其他警察将阿威·诺干打死,荷歌社与日本警察的梁子从此结下。
  第二次敬酒事件让马赫坡社与日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的一对青年结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过,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热情邀其共同参加婚礼。塔达欧·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礼仪“兄弟饮”(赛德克族习俗中,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弃塔达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上染有血渍,认为非常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此举激怒了塔达欧·莫那和其弟巴沙欧·莫那,二人对吉村一顿暴打。事后,莫那·鲁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带着两个儿子到驻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声称要向台中州呈报惩处莫那父子。
  在两次敬酒事件之后,赛德克人开始秘密筹划抗日行动。荷歌社和马赫坡社是此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头目被日本警察殴死而仇视日本人,马赫坡社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报复而终日惊慌不安。因此,双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筹划和联络过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均为日本警察登记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的经历(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亲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经常煽动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赛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筹备年轻人婚礼的机会,秘密商议起义计划。25日和26日两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鲁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联络,游说共举反日大事。最终,莫那·鲁道共获得包括马赫坡社、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斯库社及罗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因为头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但有3名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据统计,最后参加起义的赛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仅300余人。
  27日凌晨3点半,巴沙欧·莫那以父亲重病需要药物为由哄骗日本警察打开马赫波驻在所大门,起义群众乘机攻入并杀死日本警察。同时,塔达欧·莫那率人袭击了日本的制材所,杀死了吉村克己和冈田两位日本警察。此后,起义群众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驻在所,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上午7点左右,莫那·鲁道在荷歌社集结人马,将起义群众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青年组有100多人,由塔达欧·莫那指挥,负责袭击即将举行运动会的雾社公学校;老年组有70余人,由莫那·鲁道指挥,负责袭击雾社分室(日本警察驻雾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邮局等地。任务布置完毕后,两队人马分别悄悄隐蔽到攻击目标附近。由于起义群众在攻占驻在所时都把日本警察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日本人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
  上午8点,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联合运动会。当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时,塔达欧·莫那率领青年组杀入公学校,开始与日本警察进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准备,很多警察甚至没有携带武器,因此很快演变成一场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杀戮。而且,赛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杀戮妇孺的习规,在场内的日本人,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老幼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共捣毁1个警察分室(相当于警察分局)、12个警察驻在所,杀死134名、击伤215名日本人,缴获180支枪、23037发弹药以及炮弹2000多发。

★日本人的残酷镇压
  27日上午8点50分,日本当局接获雾社起义的消息,立即决定调集军队、警察和亲日“番社”进行镇压。下午4点,首先出动两架飞机对雾社地区进行侦察,并威慑尚未决定参加起义的社群。此外,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和花莲港厅的驻军及警察2000多人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28日,日本军警抵达雾社周边地区。傍晚,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鲁道的狙击,致使军夫1死5伤,日军遂暂停推进。29日,日军在未遭抵抗的状况下进入雾社市街,并开始搜救日本人的工作。
  起义的赛德克人深知无法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因此分成“塔罗湾”及“马赫坡”两条战线,分别利用天险对日军进行袭扰。塔罗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0月31日,日军发起总攻。11月1日,除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被日军占领,塔达欧·诺干亦战死。2日,马赫坡社亦被日军占领,起义原住民被迫完全退入山中。
  11月5日,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赛德克人爆发激战,15名日军被杀,10人负伤。赛德克人也遭到重创,巴沙欧·莫那受重伤,最后由族人将其斩首。此役过后,赛德克人退至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日军遂改以防线封锁、炮兵炮击及以飞机投掷炸弹的方式进行围攻。其间,日军甚至向赛德克人投掷化学武器,致使赛德克人伤亡惨重。
  11月下旬,赛德克人终因缺乏粮草和寡不敌众,逐渐失去战斗力。赛德克人在抗击日本围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勇敢和文化。很多起义战士的妻小为不拖累他们,纷纷在巨木下自缢,包括莫那·鲁道之妻巴干·瓦利斯,由于上吊的人太多,曾一度压弯了树枝。此外,莫那·鲁道还枪杀两名孙子,并将他们与妻子的尸体一同焚烧,后独自进入深山断崖间自戕。塔达欧·莫那在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诀别后亦自杀身亡。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雾社事件中死伤惨重,其中343人战死、296名自缢身亡,另有700多人被俘或投降;日本方面,28人被杀,26人受伤,台湾总督石英藏、总务长人见次郎和台中州警务部长石井保被迫下台;协助日本的“味方番”22人战死,19人受伤。

★不该发生的悲剧
  由于赛德克人占据地利之便,加之其剽悍勇猛,因此日本人与赛德克人进行硬碰硬的对决,很难占到便宜。然而,赛德克人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攻占。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以番制番”的方式实现了其殖民统治。
  早在1902年人止关战役后,日本人就使用“以番制番”的策略。1903年,日本唆使与赛德克人素有世仇的布农族干卓万社,要求其以向赛德克人提供食盐和铁器的名义,引诱赛德克青壮年到双方边界姊妹原前来交易,待其全数喝醉后悉数将其杀害。参与交易的赛德克100多名青壮年中最后仅有六七人侥幸逃生,从此赛德克群实力大幅下降。
  雾社事件发生后,日人沿袭其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各部落之间的嫌隙组成“味方番”袭击队,协助日军警部队作战。例如,立场亲日的道泽群头目铁木·瓦力斯便加入了所谓的“味方番”,协助日军从事侦查、劝降和破坏活动。部分道泽群族人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赛德克对“味方番”的仇恨更甚于日军。11月11日,铁木·瓦力斯率领56名族人追杀赛德克族12名战士,然赛德克早已设下埋伏,致使铁木·瓦力斯等十余人被杀。29日,道泽群又被莫那·鲁道等杀死5人,重伤7人。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番”之冠,铁木·瓦力斯之死更被视为奇耻大辱。这进一步加深了道泽群与德克塔雅群的仇恨。
  雾社事件平息后,马赫坡等六社原有的1236名德克塔雅人仅剩514人。为了惩治剩下的德克塔雅群人,日本人再次使出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当时的台中州警务部长三轮幸助、警察课长宝藏寺虎一共谋利用道泽群对德克塔雅群进行清算。日本人的居中煽动很快起到效果,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200余壮丁夜袭四处德克塔雅群收容所,杀死216名德克塔雅群人,致使马赫坡等六社的赛德克族仅剩298人,从而造成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即使经历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日本人对马赫坡等六社仍不放心。1931年5月6日,日本人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整体迁往北港溪与眉原溪汇合点的中川岛,并对其严加管制。10月,经过秘密侦查和讯问,日本人又逮捕并虐杀了38名据称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人。
  此后,日本一方面保持对原住民的强力镇压态势,另一方面也逐步强化对原住民文化意识的塑造,至二战时原住民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抗日的斗志和行动。更可悲的是,在日本侵华及侵入东南亚的战争中,也活跃着一支“高砂义勇队”,他们都是由台湾原住民所组成。在参与雾社事件的六社仅剩的几百人中,就有33名青壮年写下血书参加“义勇队”,为屠杀他们祖先的日本人战斗。由于其忠诚度高、战斗力强,而一度成为日本人所倚重的一支力量。为了表彰“高砂义勇队”的“杰出表现”,战死者皆进入靖国神社。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台湾,开始对赛德克人进行统治。国民党在雾社地区设仁爱乡,废除“高砂族”的称号,改称“山地同胞”,废除原来的社群头目制度,赛德克精英也纷纷加入国民党参与对家乡的治理。
  2006年,仁爱乡的赛德克人举行大集会,以传统祭典“埋石立约”的方式进行各部落之间的历史大和解。2008年4月,赛德克族正式脱离泰雅族,成为台湾第14个高山族群。目前,赛德克族有7000多人,在汉人占主体的台湾社会仍然是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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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最后的抗日斗争」

2016年06月22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653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6-02-14 17:31:58 来源:人民网
■台湾少数民族最后的抗日斗争
  台湾少数民族中坚持武装抗日斗争时间最久的,一个是新竹五峰乡的泰雅人霞喀罗群,他们从1913年坚持到1924年;另一个是布农人,拉荷・阿雷领导族人从1914年坚持到1933年。
  1915年,花莲卓溪乡布农人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日本殖民势力被驱逐下山。当时参与抗日的大头目拉荷・阿雷认为,日本人终有卷土重来之时,所以在1917年举家迁往高雄荖浓溪上游,在靠近玉山的塔马荷(日译“玉穗社”)建立了新家。
  同年,担任大分社头目的阿里曼·西肯(拉荷·阿雷之弟)也在成功逐退日警之后,翻越中央山脉,返回南投故里。为了向族亲炫耀抗日战绩,他还带着家人下山到集集镇拍摄全家福。
  拉荷兄弟匿居高山,追随他们的族人也逐渐增多。他们还屡屡下山偷袭日警,迫使台湾总督府于1923年派出两架飞机,以手掷炸弹轰炸他们的居住地。但是他们的居住地极为隐蔽,且有大量地形死角,飞机只能无功而返。
  频繁的抗日事件,让急于彻底解决台湾少数民族反抗问题的台湾总督府开始放弃“剿不胜剿”的军事手段,重新思考以“怀柔”的方式达到“和解”的可能。1933年,拉荷·阿雷接受了日本人“既往不咎”的和谈条件。
  1933年11月15日,台东海端乡托库巴、无乐散两个小部落的布农人突袭了逢阪日警驻所,杀死日本巡警及其家眷4人,夺走5把步枪和400发子弹。事后,日警增援60人,从雾鹿与沙克沙克炮台炮击各部落,逼迫族人劝突袭者投案。英勇的抗日者为了部落不被摧毁,主动自首。翌年,这两个部落被迫迁居山脚溪畔的台东海端乡初来村。自此直到台湾光复,台湾再没有出现过少数民族发动的群体性抗日事件。

结束语
  从日本殖民者的铁蹄踏上宝岛台湾的那一天起,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章。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爱乡的壮丽篇章,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台湾光复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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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2016年06月21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21570.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10-14 09:15:06 来源:求是
■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作者:刘中威 台盟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70年前的1945年,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饱受磨难的台湾同胞终于摆脱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实现了两岸同胞的骨肉团聚,谱写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同仇敌忾的悲壮诗篇。

一、台湾同胞抗日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
  19世纪70年代,刚刚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日本,很快就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68年明治天皇御笔信《宣扬国威辰翰》)的侵略总方针,积极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悍然派兵侵略台湾。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赔偿白银2.3亿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难以容忍的丧权辱国条约,给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随后,日本在台湾开始了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占台湾50年,台湾同胞前赴后继地反抗了50年。50年间,台湾同胞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65万人,最后终于迎来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充分反映了台湾同胞强烈的祖国意识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回顾台湾同胞抗日的历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台湾同胞抗日的时间最长,牺牲极为惨烈。在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里,台湾人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日本侵台之初,即遭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其惨烈“远足以震动天下,俾薄海内外闻之,知中国固大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第330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20世纪20年代以后,台湾同胞的反日运动更多地转向了非武装斗争,先后有新民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等抗日爱国团体或人士提出争取台湾地方自治、进而达到“民族解放”的运动;有台湾人民在思想文化乃至生活等各个领域反对皇民化的斗争等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汇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滔滔巨流之中。由在祖国大陆台胞组织的台湾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以“为保卫祖国,为收复台湾而奋斗”为宗旨,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胞之自由解放”,积极进行收复台湾、复兴中国的活动;抗战期间唯一由台胞组成的具有正规军编制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高举“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大旗,奋战在江浙闽,在对敌策反宣传、医疗救护、生产建设、巡回慰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为难得的是,有5万多台湾同胞历经艰险,从台湾辗转回到祖国大陆,追寻延安灯塔走向抗日战场,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2.涌现出了一大批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英勇斗争的抗日先贤。1895年,在中日已经签约,割让台湾已成定局,清廷驻台官员纷纷内渡之时,刘永福黑旗军在外无援助,内部粮饷极为匮乏,敌我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台民众的抗日斗志。徐骧、姜绍祖、吴汤兴、胡嘉猷、傅德星等抗日义军与黑旗军和新楚军相互策应,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与台湾共存亡”,伤亡殆尽,极为惨烈。从1895年6月到10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留在台湾的清军官兵和台湾义军不畏强暴,英勇抗敌,历经大小百余仗,前后持续5个多月,打死打伤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九亲王以及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日军3.2万余人,比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在台湾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初期的抗日武装斗争被基本镇压后不久,台湾人民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和凌辱,又奋而掀起了长达20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以“抗日三猛”简大狮、林少猫、柯铁为代表的抗日义军为“回复清政”在全台各地连续攻击,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用鲜血和生命表明了台湾同胞强烈的祖国意识。在祖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同盟会员罗福星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秘密发展革命组织,积极准备发动起义,以“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为“恢复台湾”,余清芳、罗俊、江定等领导噍吧年起义,杀死日本驻台官吏数十人。为保台护台,台湾同胞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谱写了一首首抵抗日本侵略的悲壮诗篇。
  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祖国大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林献堂、蔡惠如、蒋渭水、蔡培火、谢春木等人发动并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日民族运动。台湾杰出女性革命家、台盟首任主席谢雪红领导台湾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团结岛内工人、农民、青年共同开展抗日斗争,“驱逐日本殖民者”。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少数民族赛德克族领袖莫那鲁道领导雾社起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惨烈的斗争,最后全族几被屠戮殆尽。这种不屈不挠与日军抗战到底的精神,“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原住民“理蕃”、“日化”政策的破产,向世人昭示了即使日本已经殖民台湾35年,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仍然“牢不可破”。抗战爆发后,台籍革命烈士、台盟盟员林正亨,台盟先辈李伟光、李纯青,台籍抗日志士宋斐如、杨诚、冯志坚、沈扶、黎舒林、李焕之、朱天顺等,纷纷奔赴祖国大陆抗日战场,或亲上战场与敌人厮杀,或开设医院开展地下工作,或以笔为武器,或在敌后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中华儿女共御外侮、宁死不屈的光辉篇章。

  3.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赴后继,从未间断。在被日本殖民的50年时间里,台湾同胞从来不甘心做亡国奴,从来没有停止回归祖国的努力。先有惨烈的武装斗争,再有争取“地方自治”,争取台湾“回复祖国”的新闻、教育、文化、工农运动等非武装抗争。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的反日活动与祖国大陆的抗日斗争相融汇,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直至迎来台湾光复。50年的反日斗争,台湾同胞抗日意志极为坚决,民族意识极为强烈。这一点,就连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民族意识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本50年的皇民化努力,就在这一刻被风吹走,烟消云散。
  台湾同胞50年的抗日斗争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艰苦卓绝、持之以恒的反日斗争是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二是台湾民众强烈的祖国意识,为台湾回归祖国的提供了强大民意基础,是海峡两岸最终和平统一的根本保证;三是多种形式的斗争,使日本殖民者顾此失彼,有力支援了祖国大陆的反日斗争。台湾同胞在反日斗争中凸显出来的中华儿女的英雄气节,与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一脉相承,激励着海峡两岸同胞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台湾同胞抗日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回顾台湾同胞抗日的历史,那段气壮山河、催人泪下的悲壮历史,那段使人感慨万千,令人唏嘘不已的壮丽诗篇,给我们许多启示,予我们以深深的思考。

  1.台湾人民具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可以看到,黑旗军和抗日义军协同抗敌、伤亡殆尽的悲壮惨烈,日军据台之后抗日义军长达20年的坚决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回复清政”、“恢复台湾”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祖国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化协会“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的启蒙努力,台湾民众党“以农工阶级为基础”促进民族觉醒、达成“民族解放”的反日斗争,台湾众友会“夺回台湾归还支那而摆脱日本人的暴虐统治”的积极斗争。在民族陷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生死共患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光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台湾人民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颂扬。

  2.两岸同胞休戚与共,命运息息相关。正如许多台湾志士所言,“祖国的命运,亦台湾的命运,祖国存,则台湾亦存”;“待祖国强大之秋,当时台湾才有回复之日。待中国有势力的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皇之秋”。台湾被日本侵占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结果,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斗争是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共同团结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两岸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奋发进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3.加深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两会”共进行了11次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特别是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经济合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回首台湾光复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深感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面向未来,两岸同胞要共同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先辈孜孜以求的光荣梦想,理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前,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格局。维护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共识。大力宣传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史实,加深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累积互信,增进共识,一定能够共创双赢,共享成果和收获。

  2.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经过两岸同胞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宝岛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近年来,虽然“台独”分子妄图以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基础,但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的确凿事实不容改变;虽然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两岸长期分离,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历史和法理上具有坚实的基础,不容任何人置疑和撼动。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通过两岸共同书写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斗争史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增进两岸同胞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3.弘扬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两岸同胞同宗同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强调:“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两岸同胞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加深感情,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和互信,实现心灵契合。两岸同胞团结协作,合力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70年前,两岸同胞共同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70年后的今天,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赋予了两岸同胞新的期望,向两岸同胞发出了新的呼唤。我们期盼,两岸同胞通过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维护抗战胜利成果,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同致力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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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2016年06月20日 | 台湾
http://www.krzzjn.com/html/18283.html
「抗日战争纪念网」 添加时间:2015-09-01 11:08:44 来源:中国军网
■台湾同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摘要: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海外回国以及岛内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达5万多人。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战。

正文:
  1937年至1945年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共御外侮取得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期间,台胞没有旁观、没有退避、没有缺席祖国大陆抗战,而是以多种方式加入抗日大潮,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895年4月,台湾割让于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胞丘逢甲等爱国志士当即联名致电清政府明确表示:“台湾属倭,万民不服。”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使台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此后,在台湾割让于日本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台胞自发开展了以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维护祖国统一为内容的一系列抗争。进入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7年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敏锐地认识到,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命运始终与祖国息息相关,“覆巢无完卵”“唇亡齿必寒”,台湾要实现重新回归祖国的爱国追求,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才是实现回归的强大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海外回国以及岛内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达5万多人。不仅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以多种方式积极投身祖国抗战,而且被强行征集到日军服役的台湾籍官兵,及在台湾岛内的台胞,也通过各种反日反战活动,积极支援祖国大陆抗战。

★获取日本侵华绝密情报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尝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巨大甜头后,便欲壑难填,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战争。1927年6月至7月,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目标,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绝密奏章(史称“田中奏折”),作为日本在适当时机发动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侵略的军事战略计划,呈报给日本昭和天皇。该奏折提出,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从而全面规划出日本在分步实施军国主义扩张侵略阴谋过程中,首先侵占我国东北、继而侵略整个中国、随后侵略亚洲乃至世界的狼子野心。了解掌握“田中奏折”的内容,可及时揭露日本逐步扩大的军国主义侵略阴谋,因此,“田中奏折”堪称当时一份万分重要的绝密军事战略情报。不仅中国,美国、英国等国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不惜花费巨额代价,想方设法获取“田中奏折”的相关内容。

     【相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东街道酒坊巷18号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
        80处遗址名录中唯一涉台抗日遗址。

★奋斗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
  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依靠全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中,台胞也为此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台胞谢南光回到大陆后,旗帜鲜明地抨击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谢南光十分重视做好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在张学良发动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前夕,谢南光曾两次会见张学良,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主张,与张学良共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谢南光第二次会见张学良后不久,即发生由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的、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张学良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千古功臣,而台胞谢南光则对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施加了积极影响,其功劳不可泯灭。
  出生于台湾台南的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抗日爱国台胞许地山,其父许南英在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时,曾带领当地军队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受其父抗日爱国思想熏陶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思想影响,许地山1935年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就积极支持大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因此被校方解除教授职务。此后,许地山继续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该协会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文艺组织,周恩来曾被聘任为名誉理事),通过该抗日进步组织,许地山等人既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战,又通过该组织向社会各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台籍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等人领导闽浙沿海诸省的台湾青年,组成“台湾义勇军”,其下还设有“台湾少年团”,对台籍志士子女予以照料与教育,并训练孩子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相片】“台湾少年团”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中流砥柱。在八年抗战期间,从台湾及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回到大陆后,不盲目听信国民党的片面宣传,把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身上。许多台胞回国后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阻扰,直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队伍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台湾台南出生的青年蔡啸,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思想指导下,15岁时就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然而,回到祖国大陆后,国民政府曾一度误认为他是台湾日本殖民统治者派遣到大陆的日本特务,将其抓捕投入监狱,使用严刑予以拷打。蔡啸出狱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受到邓子恢等中共领导人接见,随后加入由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此后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蔡啸被任命为新四军茅山地区便衣短枪队队长,率领短枪队在半年时间里,配合主力部队摧毁数个日伪军据点,多次取得战斗胜利。“皖南事变”后,蔡啸先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教导营营长、旅部参谋处作战教育科长等职务,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蔡啸曾当选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理事会主席等职务,为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高雄富裕家庭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从台湾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抗战期间,正在日本读书的杨美华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为实现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追求,于1945年2月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从日本乘轮船回国参加抗战旅途中,轮船经过朝鲜海峡时杨美华“整夜不闭眼,系着救生袋,随时准备被飞机或潜艇炸沉轮船后,跳海漂浮到朝鲜后回归祖国”,在经过山海关时又遇到三次空袭,差点丧生在途中。杨美华经历一个多星期艰难而又险恶的旅程后,最终到达了我党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党组织最先安排她到后方部队医院工作,在我党领导的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后因抗战前线需要日语翻译,根据党组织决定,她又从后方医院调到抗日前线,担任我军日语翻译工作,为从政治上转化和瓦解日军作出重要贡献。
  台北出生的台胞李子秀(原名吕芳魁),在日伪“满洲国”创办的伪满建国大学上学期间,为实现抗日报国之志,与几位具有相同抗日爱国思想的同学于1942年偷偷逃离学校,准备奔赴山海关内抗日根据地。不巧,逃到山海关时被学校抓回。此后李子秀被征调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被派驻防日本和歌山县。1945年5月,李子秀设法逃离日军军营返回祖国,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担任八路军炮兵团教官。在八路军炮兵团教官的工作岗位上,李子秀编写出反坦克教材,训练八路军反坦克技术人员。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在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场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为纪念为抗日捐躯的台胞李子秀,晋察冀军区为李子秀建立了纪念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纪念碑题词。
  此外,林思平、林栋、沈扶、李焕之、朱茂泽、董克、邱刚明、冯志坚、朱天顺、杨泰山、陈明、文英、苏菁和苏群姐妹俩等无数台湾爱国男女青年学生,有的放弃在国外比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的瞒着父母等亲人,有的中止自己未完成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大陆,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他们分别到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抗战胜利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相片】许地山

★在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队伍中为抗战作贡献
  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加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及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台湾新竹人邹洪,1937年即勇敢地率领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寇。此后因其在指挥抗战中屡建战功,不断得到国民政府的信任和擢升,1939年任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三师团集中重兵围攻国民革命军,在危急关头,邹洪奉命率领新编陆军第二军从广东到达株洲支援国民革命军作战,在邹洪率部及时驰援和奋力作战之下,国民革命军击溃日军第三师团,邹洪因此建立新战功。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邹洪于1942年2月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5年任粤桂边区总指挥,由他指挥的抗日部队在湘粤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屡屡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因长期在抗战前线统兵指挥作战,邹洪于1945年因抗战积劳成疾病逝。为褒扬被誉为“常胜将军”的邹洪在国民革命军抗日队伍中建立的卓越战功,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军衔,并为其建立纪念碑。
  林正亨是历史上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的曾孙,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志士林祖密将军之子。抗战爆发前,林正亨本来在厦门美术学校上学,大陆抗战爆发后,林正亨便急祖国抗战之所急,弃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毕业后多次参加艰苦而激烈的对日重大战役。在闻名中外的广西昆仑关战役中,林正亨率领情报排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战斗任务,为昆仑关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昆仑关战役结束后,他又随所在的第五军第九十六师转战于华中和华南地区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反法西斯同盟国打击日军的战略部署,林正亨辞别临产的妻子,又义无反顾地加入赴缅甸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任步兵团上尉连长。在被称为九死一生的缅甸八莫对日作战中,林正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身先士卒,与日军殊死搏斗,在拼尽全身力气杀死敌人后,他全身16处负重伤,最后虽被救活性命,但却导致残疾。他在身残后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得光明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抗战胜利后林正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岛内的台湾同胞也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反战活动。

     【相片】1941年2月10日,台胞抗日领导机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

★成立抗日社团及武装队伍投身抗战
  八年抗战期间,回到大陆的抗战台胞不仅与大陆同胞一道,肩并肩地参加到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浴血奋战,而且在一些台胞集中的地区,还整合抗日力量,建立起了以台胞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政党组织、社团组织、武装队伍。如当时的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广东东区服务队等。
  以台湾义勇队为例。这支义勇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并给予番号的抗战武装队伍。抗战时期,该义勇队既从事抗战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又从事抗战军事卫勤工作,还直接从事抗战武装军事作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进步的抗日组织,要取得官方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该机构成立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的1938年初,国民党政要陈诚任部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副部长)。彼时,台胞李友邦回到大陆筹建台湾义勇队,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悉心运幄和指导下,以及中共浙江省委指派的中共党员骆耕漠、张毕来具体帮助下,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台胞居住集中的浙江金华宣告成立,李友邦任队长,中共党员张毕来任秘书。
  在李友邦、张毕来等领导下,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福建龙岩、福建厦门等地开展了多项抗日活动。第一,宣传抗战思想、组织动员台胞投身抗战队伍。台湾义勇队主办发行《台湾先锋》《台湾青年》等抗战刊物,号召台胞积极投身于抗日复台工作,许多台胞阅读后,积极参加到了抗战队伍中。第二,开展对敌政治工作,瓦解和转化日军战俘。台湾义勇队队员熟悉日语,他们发挥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搜集和翻译日军军事情报文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审讯、教育和转化日军俘虏,对日军战俘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经过转化教育的一些日军战俘最后或回到日军中从事瓦解日军的反战宣传,或加入到了中国的抗战队伍中。第三,为抗战军民提供军事医疗服务。做好战时军事医疗服务是巩固和提高抗战队伍战斗力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台湾义勇队队员中有较多掌握医疗技术的人员,依靠这些人员,台湾义勇队先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成立了4所医院,对抗战军人、抗战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实行免费医疗服务。第四,搜集日军和伪军军事情报。据统计,仅1943年间,台湾义勇队就截取和搜集到有关地区的日伪军事情报数百份,如厦门金门方面日伪军事情报72份,嵛山岛日伪军事情报6份,浙江沦陷区日伪军事情报3份,上海日伪军事情报4份,沿海各地日伪军事情报32份。第五,直接组织实施袭击日伪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6月30日,台湾义勇队曾实施袭击厦门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的军事行动,向日军油库投掷数十枚炸弹,取得炸毁日军油库、打死打伤守卫油库的日伪军几十人的辉煌战果。第二天台湾义勇队又袭击日本庆祝厦门日伪政权成立三周年会场,当场炸死日军和伪军数十人。上述连续的军事袭击行动,使驻厦门的日军和伪军遭受沉重打击。
  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台胞抗日复台的爱国热情得到新的激发,积极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的台胞更多,台湾义勇队由此扩编成4个支队,更名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总队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队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原名张克敏)率领部分队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先行抵达台湾,以做好收复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张克敏返回台湾后在台北升起第一面中国国旗。

     【相片】蔡啸

★在日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1895年,日军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后,便对在台湾岛居住的台湾同胞实行“皇民化”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企图把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皇民化”为日本公民,进而使其为日本侵略我国大陆效力。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在祖国大陆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便强迫在台湾岛居住的台胞像日本公民一样,履行为日本侵略军服兵役的义务,参与日军对祖国大陆的军事侵略。然而被强行征集到日本侵略军队伍中服兵役的绝大多数台湾籍官兵“身在日营心在汉”,不断择机举行各种反日反战活动。1940年3月20日,上海多家报纸发表文章,对日军中经常发生的台湾籍官兵不愿替日军卖命作战,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反战事件作出客观报道,文章写到:“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的台籍士兵,在进行秘密的反战运动,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并秘密组织团体。”1943年至1944年驻海南岛的日军队伍中,万余台湾籍官兵准备起义向我国抗日武装投诚,不幸在起义前被日军发现,日军因此将7000多名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杀害。然而,日军对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的残酷杀害,并未能泯灭日军中的台湾籍官兵投向抗日队伍的爱国之心,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仍有4000多名台湾籍官兵设法逃离日军,参加到我抗日队伍中。1943年4月10日,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彭自成,趁日军操练时夺得一挺机关枪后猛烈向日军扫射,当场击毙日军多人后,投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保安部队。1945年1月19日,台湾籍士兵杨坤荣等28人,在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日军1名后举行起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海南岛的日军中,举行起义和投诚的台湾籍官兵就达290人之多。
  不少在日本军队有关部门工作的台胞,则想方设法为我国抗日组织提供军事情报。台胞陈狮在驻海南岛的日军中工作,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其得到的日军军事情报,以最迅速的秘密方式递交给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多次为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使日军在多次扫荡中不是遭到抗日游击队伏击,就是军事行动屡屡扑空。陈狮后来在一次向抗日游击队递送军事情报时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无论日军怎样施用酷刑拷打,也始终未向日军屈服,后来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出来。被强征到侵略海南岛的日军中当军夫的台胞罗金荣,1944年设法携带武器逃离日军投奔琼崖游击队,随后根据其掌握的日军内部情况,不仅带领琼崖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而且发动和策划台湾籍官兵三百多人起义,被琼崖游击队授予特等功。

     【相片】林正亨

★在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日本1895年夺取台湾后,不仅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而且妄图把台湾经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桥头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配合日军对我国大陆发动的侵略战争,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在台湾岛内全面推行“战时体制”下的“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的殖民统治政策。然而,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是积极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的斗争,以此支持祖国大陆同胞进行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为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反对日本军警对台湾居民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台湾宜兰矿工700多人自发举行反日反战暴动。翌年3月,为反抗日本台湾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台湾工党领袖高裴领导宜兰矿工1000多人再次举行反日反战暴动。在这次反日反战暴动中,台胞组织了500多人进攻日军司令部,与日本军警展开激战,焚烧日军火药库,夺取大量日军军火。在与日本军警激战数小时后,宜兰矿工暴动队伍撤退到阿里山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据1938年至1940年期间出版的上海《申报》《文汇报》以及美联社发表的有关电讯,1938年至1940年期间,台湾岛内台胞发动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此起彼伏。其中,最主要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有:1938年反日反战的台胞炸毁日本军队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军官兵10余名,重伤20多名;1938年10月,台湾高雄、六甲等地先后爆发袭击日本警察的反日反战运动;1939年3月,台湾高雄1000多农民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举行暴动,被抽调的台湾农民壮丁领取枪械后,与高雄兵部站的日本宪兵展开激战,迫使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不得不抽调大批海陆军及宪兵部队来镇压暴动;1939年10月,台湾基隆300多名被抽调到大陆作战的台胞在领取枪械后发生哗变,当时即击毙日军士兵30名,随后又打死调来增援的日军145名,在夺得机关枪等武器后,撤退到山区进行战斗;1940年,台湾花莲、屏东、新竹等地,多次发现大量散发的反日反战秘密传单,这些反日反战传单号召台湾青年不要去大陆作战,受反日反战传单影响,被强行征集到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提出,“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的反日反战口号。

★战后为捍卫抗战成果和祖国统一而斗争
  台胞不仅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收复台湾作出历史性贡献,在抗战胜利之际为中国收复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抗战胜利70年来始终不渝地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
  第一,台胞在抗战开始后就为收复台湾而奔走呼号。1937年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台胞宋重克等成立“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提出“团结全体台湾同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台湾故土”。台胞翁俊明1942年在重庆主办的《益世报》上开辟出《台湾光复专栏》,发表大量收复台湾的文章,号召大陆同胞和台胞共同抗日,实现包括光复台湾在内的抗战全面胜利。台胞李纯青1943年在《大公报》发表《中国必须恢复台湾》《再论关于台湾问题》等多篇文章,广泛宣传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要收回台湾主权、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抗日复台思想。
  第二,《开罗宣言》发表后台胞积极为收复台湾做准备工作。《开罗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开始把收复台湾提到抗战议事日程上,1944年4月中国政府成立为收回台湾做准备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台胞李友邦、黄朝琴、谢南光、丘念台、李万居、刘启光、林忠、宋斐如、连震东等任“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专门委员。由台胞参加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在日本投降前,为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起草拟定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等文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教卫生到法律等方面,对中国接收台湾作出整体性规划和准备。
  第三,台湾回归祖国后台胞自发提出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初期,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政府曾颁布《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该办法依据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曾强迫台胞加入日本国籍的做法,错误地把被迫强制加入日籍的台湾人视为外国人,不承认其具有中国国籍。国民政府上述错误政策,对恢复600万台胞的中国国籍设置了人为障碍。对此,台胞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在台胞的强烈要求下,1946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宣布:“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由于外敌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此后,600万台胞圆满实现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心愿。
  第四,抗战胜利70年来,台胞为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为捍卫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与祖国的统一,持续与企图否定抗战胜利成果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在捍卫抗战胜利成果的斗争中,台胞既坚决反对企图再次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台独”阴谋,又多次举行反对日本企图攫取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钓”运动。
  二战胜利结束70年来、中国抗战胜利70年来,台胞的反“台独”斗争及“保钓”运动,不仅是其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爱国行为,更是台胞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爱国行为,既具有维护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际政治意义,又具有维护和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内政治意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武警国防生办公室 马海伟 朱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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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1945:台籍日军的家国之殇」

2016年06月19日 | 台湾
http://zhenhua.163.com/14/0113/18/9IG7RA6H000465DP.html
「网易」
■彼岸1945:台籍日军的家国之殇   文:毛剑杰 叶毓蔚
  20万台湾日本老兵结局不尽相同:28000人战死后埋骨异乡,灵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也有人侥幸活下来后过了几年回乡,还有部分滞留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军,去参加大陆上的“剿共”内战,有的又被俘改造,成为解放军,再经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拍摄于2009年,于2012及2013年才分别得以在大陆和台湾上映的《彼岸1945》(台湾片名《回家》),藉由台籍日本军医的视角,讲述了台湾日据时期,数十万青壮年被征兵、成为战争炮灰的惨烈往事。
  许多日本皇民化教育下成长的台湾青年,既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被日本人真正接纳,无家亦无国。痛苦而混乱的身份认同,伴随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1944年11月起,李光辉一直生活在印尼摩罗泰岛的丛林里。
  这是他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有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却没有一个人类同伴。于是,在无尽的白天黑夜、春去秋来交替中,他渐渐不记得日子。
  李光辉,台湾花莲阿美族原住民。1943年,这个改了日本名中村辉夫的25岁年轻人,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皇军士兵”。同时,他还有个阿美族本名,叫史尼雍。
  那个时代,像李光辉这样改日本名、并参加日本军队的台湾青年很多。据日本厚生省统计,从1937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八年间,共有80433名台湾青壮年应征入伍成为一线战斗人员、126750多人应征成为军属或军夫,也即军中杂役人员。
  他们并不全然是被胁迫参军,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参加“皇军”甚至写过血书请愿。


  1895年甲午国殇后,几乎在台湾被割给日本人的同时,岛内爆发了保卫“台湾民主国”的乙未战争。此后数十年间,抗争从未停歇。1930年台湾原住民的雾社起义,则成为台湾人在日据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武装抗日行动。
  雾社起义的结局,是参与行动的各部族几遭灭族,数百原住民于高压情势下集体自缢。其激烈悲壮,连日本人也为之动容。正如以此为背景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中,日本将领血腥镇压赛德克族人后的感叹:“没想到早已消逝的武士精神,竟然在他们身上重现了。”
  转折正始于1930年代雾社事件后。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
  以1937年9月30日台北市公会堂召开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为起点,日本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然后,日本台湾总督府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废除中国原有的节日和宗教信仰和神灵、而以日本信仰的天照大神取而代之。
  到了1940年,殖民当局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式姓名。自此,台湾人被迫说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弃台湾民间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并参拜神社、同时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


  “皇民化”教育政策,显然远比武力镇压有效,以致于生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台湾老人,不会说后来的国语即普通话,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如那位与李光辉名字仅一字之差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终其一生国语都说不利索,据说他读鲁迅的作品都只能看日文版。
  皇民化运动在1937年后忽然加速推进的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本经济泥足深陷、人力物力罗掘俱穷,不可避免地想从时为殖民地的台湾寻求协助。然而要台湾人“真诚”、“同心协力”,实非台人完全“日本人”化不可。
  于是,几乎在皇民化运动开始的同时,1937年9月20日,约450名台湾人接受征召,成了日本的“军夫”(时人称“白举队”)。之后又有部分台湾人被征调为翻译人员,随军派往华中、华南及东南亚,加入日本的战地工作。
  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台湾人始终只是军夫、翻译之类,而不是直接当兵。这并不是日本当局对台湾的优惠、照顾,而是对台湾人缺乏信任。
  日本人始终认为,他们虽然已经统治台湾几十年,但台湾人的“中国人情怀”仍然深厚。既然主要的战争对手是中国,又怎么能放心让台湾人参加战斗?
  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再也无从犹豫。1942年4月,日据当局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向台湾人募兵。这项募兵制度从实施到1945年废除为止,共募得陆军志愿兵5500人。1943年,日据当局又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到1944年7月废止,募得海军志愿兵11000人。
  这样,共有台湾青年约16500人志愿加入日本军队。1944年,在当时台湾的600万人口里,大约每8人就有1人申请当志愿兵。如果只看20岁到30岁的健康男子,几乎每2人就有1人志愿当兵。
  配合“皇民化”运动,日本当局强力鼓舞动员,极力造成一种“参军光荣”的社会氛围,终使得台湾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发生错乱,认为当志愿兵参加“皇军”是爱国的表现,是“岛民的最高荣誉”。
  台湾“血书志愿”参军风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包括强征和志愿参军者在内的20余万台籍日本兵,除了部分开赴东南亚战场外,更多的是被送往中国大陆战场,与同胞兵戎相见,最终以“入侵者”的身份战死异乡,或四处飘零,终生未能再回台湾故乡。
  相比之下,李光辉或许是幸运的。他入伍后不久,即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在印尼摩罗泰岛服役。入伍仅一年后,1944年9月15日,盟军登陆摩罗泰岛,两个月的攻防战之后,日军不敌,各自溃退。
  战事结束后,日军残部遍寻不著李光辉的踪影,便在11月13日报告其已“光荣战死”。事实上,李光辉只是在混战之中与部队失去联络,在战友四处寻找他时,他正一个人在丛林之中苦苦等待援军的来到。
  苦等援军不来,李光辉决定按照军人的要求,一天没接到命令就死守一天。然而,当时他身上总共只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几十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质餐锅、一身军装、一面镜子以及少许日用品。
  靠着过去所知道的野外求生知识与技术,李光辉盖了一间竹屋,以野果充饥,或偷取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为食。后来,为避免被“敌人”发现,他又开始自己耕种,偶而也猎补野生动物进食;他以镜子在中午反射阳光取火,并挖掘土坑,放置干燥木柴,以保存火苗……
  寒暑不知年中,李光辉终也慢慢老去,但即便已经衣衫褴褛直至无衣可穿、赤身裸体,他依然保留着精心维护的步枪、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他被本地居民当作丛林中的“野人”找到时,已是1974年12月,他不知道日本早在1945年已经投降,更不知道三十年间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5年1月8日,他搭乘了专机,回到了他睽违31年的故乡台湾。回台后的第四年,他因肺癌去世,终年60岁。


  嘲笑这个在热带丛林里“坚守”31年的汉子愚昧,或者直斥为“军国主义走狗”很容易。但是否能够严肃诚恳地直面那个年代台湾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体会其命运悲剧,也许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
  置身当时的历史境遇,除了“皇民化”大背景外,当时的台湾青年“从军”之路,还有现实的辛酸与无奈: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军则可以领到近10倍的薪酬。
  正如当年曾参与“志愿兵”的徐东波所说的:“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餐厅工作后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当兵只有10元的薪俸,但是志愿从军,却有160元的薪俸。”
  于是,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的心情下,23岁的徐东波在1943年夏天志愿参军了。大约1个月之后,他启程前往菲律宾。
  另一位到日本海军高座工厂的志愿兵则回忆道,当时他15岁,学校老师告诉他这不是去打仗,而是半工半读,五年后有1000日元的储金,还有工业学校的毕业资格,将来可以以此资格当技师,不需再苦恼以后在社会上的出路。
  经济考量之外,通过当兵获得跟日本人大体同等的社会地位,也是台湾青年参军的动力之一。日本殖民当局将台湾岛上的住民依据族群关系大致分为三级:在台日本人、台湾汉人和蕃民,社会地位及享受的权利依次降低和减少。
  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则只能供给少量的下等猪肉。但如果能够当兵,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拥有与日本人基本同等的地位。
  1942年,21岁的宜兰县民简传枝,身为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战后,他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台湾籍日本兵手记》,提供给台湾的国史馆参考。谈起当年的决定,他说:“当年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
  据他回忆,1942年第一次招募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
  为了吸引原住民参加支前的“高砂义勇队”,日本政府甚至在1941年拍了一部以原住民部落为背景的爱国电影《沙鸯之钟》,邀请日籍女星李香兰担纲演出。1943年日本驻台总督长古川清也特别到屏东大武原住民部落,表扬返乡之“高砂义勇军”,当时获接见者引为无上光荣。


  悲剧的是,对于台籍日军士兵,日本军方从未消除猜疑。
  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倒戈。日本陆军省军务局的官员就曾直截了当地说:“(特别志愿兵制)避免对台湾民众使用,是因为现在正处在与其旧祖国—中国事变之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台湾人民中国国意识的警惕。
  直到后来战事吃紧、人力极度缺乏,日本才允许台湾人参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当局依然不愿意让身为“二等人”的台湾人成为军人,他们只是“军属、军夫”——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为最劣等。
  并且,不管是经济的承诺,还是政治地位的诱惑,最后都随着日本投降而通通作废了。台湾光复了,人们热烈庆祝回到祖国怀抱。而那些参加了日军的台籍士兵却突然发现,本在交战的“敌国”,现在却成了张开怀抱的祖国。
  二战结束后,26名台籍日军因于拉包尔战俘营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决死刑。被审判有罪及判处监禁劳役者,亦达175人之多。其他有幸没有成为炮灰的台籍日本兵,也面临着凄惨的处境。
  而回到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因带着战俘的标记,长时间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部分台籍战俘到日本寻求帮助,但因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使得台籍日本兵完全被剥夺了获得抚恤、索赔资格。
  因此,一些台籍战俘长期滞留日本,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经过多年马拉松式诉讼后,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但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的抚恤金相比,差别甚为悬殊。许多老兵认为受到严重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


  20万台湾日本老兵结局不尽相同:28000人战死后埋骨异乡,灵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如日本名岩里武则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兄长李登钦;也有人侥幸活下来后过了几年回乡,还有部分滞留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军,去参加大陆上的“剿共”内战,有的又被俘改造,成为解放军,再经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吴连义,1943年毕业于嘉义农林(今嘉义大学),翌年被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派到越南北部的日本军农业试验场工作。二战结束后,他成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弃民”。
  吴连义后来滞留越南,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于宁平省,2006年辞世,遗愿为“落叶归根”。而更多被派往中国大陆的台籍日本兵,则在经历了日本兵、国军、解放军的多重身份转变后,自此无缘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另一位名叫罗登辉的台籍日本兵为了存留自己的故事,曾写下两份自述,藏匿在自家的墙壁中。这两张纸条上分别写着:
  “我的名字叫罗登辉,原籍台湾台中州丰原郡,昭和18年(1943年)9月25日,被征用为日本军夫,被派遣到海南岛,直到终战为止。”
  “1943年,我被征用为日本军夫派遣到海南岛。我的任命是配属于日本横须贺海军第四特别陆战队的三等巡警(实为战斗员),月薪是日币85元50钱。1944年4月升为三家分遣队的二等巡警,1945年4月又升为二甲分遣队一等巡警,直到终战为止。”
  二战结束后,罗登辉被来海南岛接收的国民政府军以“台湾人技术者”留用,于1946年3月强制收编,派到三亚市国民政府军航空基地服务,从此失去了回台湾的机会。
  罗登辉就这样又当了三年“国军”,离开部队后,他在海南开了家木工店,一人孤独生活。接着,解放军来了,他被“解放”、收编,过了5年人民解放军的军队生活。退役后,却因复杂的身世问题被逮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渡过了近20年,到了1973年,方总算获得自由之身回到民间。
  1943年离台时,罗登辉的儿子尚在腹中未出生。而几十年后,想不明白,也不愿再多想的罗登辉只剩下一个愿望:回台湾去看看自己的亲人。
  但罗登辉来日无多的生命,却在之后的种种繁琐程序中渐渐耗尽。1989年,当罗登辉的儿子从台湾赶来、送达返台许可证时,罗登辉已经肺病复发、没有出门旅行的力气了。
  这年12月25日,罗登辉去世。

尾声
  当初李光辉的被发现,只是让台籍日本老兵问题浮出水面,但此后他们痛苦而混乱的身份认同与回归,直到他们生命终结也未能彻底解决。这也不仅是老兵们,更是整个台湾社会至今未能彻底弥合的族群分裂。
  2005年清明节,“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率领党内一干政治人物飞往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台湾朝野各界几乎不分党派地痛批。当苏进强一行于4月6日回到台湾之时,更在机场与抗议群众发生严重推挤冲突。
  特别的是,事件冲突过程中,竟可看到一群七八十岁的老者,分别站在支持或反对“台联”的立场参与抗争。这些早应在家中含饴弄孙的“台籍日本兵”,出现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的抗争场合,实属罕见,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提醒世人一段长达60年仍未解决的历史恩怨。

   《彼岸1945》作者:毛剑杰,文史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资深记者
   出品:热历史工作室 出品人: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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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

2016年06月18日 | 台湾
http://www.xzbu.com/1/view-252736.htm
「中国论文网」 发布日期: 2012-02-26 
『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 蒋宗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种种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以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指这些军人。此外,还有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根据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126750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征募了军人80433人,合计共207083名,这20多万人中有30304人在战场上阵亡,比例高达15%左右!见下表?(但也有认为在二战期间大约有30万台胞被强征参战,约有10万人战死或病死?)其中,有2.8万“台籍日本兵”的灵位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中间包含2000多名少数民族,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数次率团赴日本举行“还我祖灵行动”,以及台湾老兵几十年来的向日本政府追讨战时经济赔偿的官司。
  一般的观点认为,台籍日本兵虽然在名义上采取招募形式,实际上是由日本警察指名挑选,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是被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一般归因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手段。”?笔者在翻看相关的资料与文献,尤其是一些台籍日本兵本人的口述历史后发现,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报名参战是相当踊跃的,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地应征志愿兵的场面。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些简单的论述,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文中大量引用当时参战本人的相关口述,难免带有主观、片面的色彩,其中有些人的回忆还有相乎矛盾的地方,可能是个别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致。
  
一 、台籍日本兵参战情况回顾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鲜人、台湾民众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在日本帝国,军人是一个很荣誉的身份,规定只有日本本国臣民才有资格成为军人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战争初期,日本殖民者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殖民地统治当局屡次公开发表说由于台湾民众没有兵役上的负担,所以应该在别的方面多作贡献。台湾民众确实没有兵役上的负担,可是却被当作比军人地位低好几倍的“军属、军夫” 来使唤(按照 “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
  台湾民众(非日本人士移居台湾者)以军人身份出现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曾一度受到台湾人民顽强的武装反抗,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对于让台湾民众参加日军一事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会倒戈。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日军提供军需物资补给的人员开始出现短缺,于是在1937年9月,日军开始征雇台湾民众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或军夫来担负军中杂役。第一批招募人员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而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雇台籍军属或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的农工业建设等工作,这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这其中也有台湾民众被征调为翻译人员,经训练后负责福建话、广东话与北京官话的翻译。在战争期间,由于台湾的军夫以及翻译人员的数目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其总人数。?
  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这代表日本征兵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众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于对台湾民众参军还是有所顾忌,因此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由于在朝鲜实施的志愿兵制度的效果获得了日本军方的肯定,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就有了要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的内阁决议。1942年4月1日,台湾正式实施比朝鲜迟了四年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又与朝鲜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5年2月,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非志愿的征兵制度开始实行,服兵役变成了台湾民众的“义务”,但对非军人身份的军属及军夫的征召仍然同步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此真正的征兵制度只实施六个月,共征得136000人,由于当时台湾的出入港口已被美军切断,因此除第一次征的22680人、第二次征的14000人配发到日军各师的旅团或独立警备队之外,所余的27453人无法运出,暂留在家中待命并未入营。
  
二、台湾民众对征兵的反应
  1941年6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联合宣布将于次年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但具体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还未宣布。此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却在台湾民众当中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反响,“此项声明宣布后的第十八天之内,便有743名台湾青年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1942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民众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报名参加志愿兵必须参加三次考试,笔试,口试,体检,测试后填写志愿书,就在家等入伍通知单。一般来说身体好,文化程度高的入海军,差一点的入陆军。但由于报名者很多,因此录取率很低,2000人才录取一个。许多台湾青年怕不会被录取,甚至还写下血书,拿着血书到郡的兵事系去报名应募。当时“志愿从军的陈情书竟然在军司令部、总督府堆积如山。”?有些人为通过体检,故意喝下烈酒,以便让自己看起来粗犷一些。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当时台湾男性人口约310万人,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这一时期不少志愿兵的学历都在中等学校以上,甚至还有医专,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1887名“高砂青年”,这当中的538名女性几乎全部被录取。以后几年,先后约有3万人参加“高砂义勇队”。第一期台籍志愿兵实施后,战局的变化使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期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而总督府如办理第一回志愿兵招募时的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其申请条件除年龄限制为16到25岁之外,其余与陆军志愿兵大致相同。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9月20日海军公布第一回志愿兵的合格名单,前期仅1000人、后期仅2000人。从台湾青年报名应征的情形来看,?(见下表)台湾总督府在台湾施行志愿兵制度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三、台湾青年应征入伍的原因分析  
  1、情绪煽动和精神造势。台湾总督府为了达到让更多台湾青年报名入伍的目的,通过种种手段营造气氛,使人感到参战是件极其荣誉的事情。1937年9 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喊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宣传“八�一宇”的观念。?与此同时,在日本“台湾放送协会”主管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媒体也通过各种形式轮番宣传和强化日本国家意识的塑造、战争意识的灌输与后方战争协议的重大意义。?鼓吹允许台湾青年以志愿兵身份服役将生命奉献给日本,这表示殖民地人民已给予了日本本土内地人一样的待遇,台湾人从此就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了。当时凡是参加志愿兵的被视为“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当时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有”一样自然,使人觉得自愿去当兵甚至战死沙场能够光宗耀祖,是一件光荣的事。

  按照规定,当兵之前要做身体检查,体检甲等或乙等才有资格当兵,丙等体格是不能当兵的,能当兵代表身体好,“不去当兵,就好象身体有毛病,不健康,由此而发生出一种不去当兵,这个人就没用的观念”。并且有下列情形者不能成为志愿兵:1、不能充分了解国语(日语)者。2、曾受宣告破产,而未得复权者。3、受禁锢以上之刑者。4、受处罚金刑中,其所犯不适当志愿兵者。5、思想不纯正者。6、性行为不端者。7、家庭不良者。第一期志愿兵限额1000名,就是从42万多名报名应征的台湾青年中经过严格筛选,结果只录取了1020名所谓“身体健壮,操守健全的优秀青年”。“生员皆着军服,(当时年轻人对于能穿军服有憧憬及荣誉感),使一般未能考取的青年,于羡慕之心竞相志愿去当日本兵,甚至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
   对于有参战的家庭,其门口会以日文写着“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士”作为识别,志愿兵出征前,要送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着慰问信,饼干,千人针等(所谓千人针,是“爱国妇人会”做的护身符)。另外,由未婚女性所组成的“桔梗俱乐部”,也会在一块白布上描出一些字句或图案,站在路口请来往的行人绣下一个个小线结,连成字样(如武运长久)或是日本国旗中的红日,白布的右边缝上一个五钱铜币(五钱和“互战”的日文发音相近),左边则缝一个一角十钱的铜币(十钱和实战的发音相近)将之送给私交较好的出征青年,作为精神上的鼓励。出征之时要给予隆重的神道仪式,并对战士与家属灌输“挺身报国乃名誉之事、勇敢奋战而阵亡是家属的荣耀”的神道催眠,地方人士和青年团,中小学生,机关团体以及保正、甲长等都会来欢送并合照作为纪念。因此斜背题写有“武运长久”的红带子,带着“千人针”,揣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在“欢送出征兵士之歌”的乐声及众亲友哀啼嘱托声中踏上从军之路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情景。

  2、经济待遇的引诱。在中日战争的初期,台湾人以军夫身份参战并没有经济上的补贴,但随着战事的展开,为了稳定台湾方面的兵源,日本政府开始承诺用十分优厚的待遇来安抚台籍日本兵的军心。如志愿兵初入部队时,军阶是一颗星的二等兵,月薪9元,三个月后就升为两颗星的一等兵,月薪是11元,较优秀的一年后可升为上等兵,月薪是13元(而在日本本土当兵月俸才5元);岛外第一线战场,月加给三个月本俸,可达到22元。当时一名高级教员的月薪才30元,而自愿赴战地服务的护士助手,月薪则高达90元,是在台湾工作的三倍。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去当军属也是毕业后的一条出路。当时一个师范毕业生也只能领30多元,警察也只有30多元。而志愿去当军属每个月可领45元,去南洋又可多领工资的15%。作为相当于后勤部队的拓南战士,到南洋指导当地居民进行农业生产,月给可达45元。勤劳团则�用日给制,本俸是1.2元,到海外加两倍,一般每日可拿到3.6元,一月108元,班长月加俸10元,小队长加30元,家中还有父母、妻子的则另有家族津贴。在战地不领现金,领的只是10到20元左右的军票,另有30到40元由军方帮助直接汇入野战邮政局,当作军事储金(说是可以到军需部兑换),其余70到75元以及家庭津贴就固定由郡役所庶各课的商工系发放,由家里的人自行前往领取。现役兵若有服务公职者,当兵时留职停薪,补充兵若被征调去当兵,反而可以留职留薪。另外,还有来自各个单位的所谓“慰问金”,由会计每个月自动由在职同事有月俸中扣一二角,转赠给出征的同事当慰问金。社会上的“爱国”妇女会、青年会等团体也会发动劳军捐献,这些都会存入出征同事的账户中。
  高砂义勇队活动是秘密的。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很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军人高,一般军人月俸是17元,高砂义勇队多则可达到40多元,调到海外另有加成,每年加给,前线还可再加成,而留在岛内的则没有加给,这一切都有明文规定。“由于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在战地的工作轻松,时间不长,待遇又高,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去海外不错”。
  对于那些出征者的家庭,台湾殖民政府也给予区别对付。当时只有日本本土的家庭才算作一等家庭,而有军属、军夫的台湾家庭属于二等家庭,而一般没有参战的家庭就是三等家庭。战时的台湾实行物资统制,米、糖、肉的是配给由殖民政府对每家的公定消费加以限制。以糖的配给而言,二等家庭就可以领到赤砂糖,三等家庭则只能领到黑糖,因为赤砂糖比黑糖高级。同样领配给猪肉时,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领一些。依规定,家中劳动人口每人一天可分三合米(注:一斗等于十斤,一斤等于十合。也就是一合等于一两),一人一月才分九斤米。若不够吃去偷黑市的米,一旦被查,就算违反经济统制令,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如果家里有人去当兵,家庭生活便会改善很多,警察会来安慰及送米送衣服,因为只有当兵才能养家糊口,才有可能不被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台湾青年“自愿”去应征,因为这样退伍后有安家费,带回来的野战邮便储金薄也派上用场。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军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为废纸,无从追讨。据估计,日本政府未支付台湾日本兵的薪水约值现在日币8200万元,未支付的军事邮政储金约值现今日币1亿7千万元。1977年,台湾民众原日本兵及遗族十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对日本政府缺乏道义的控诉,要求日本政府补偿(包括生命、俸给、邮政储金等)。虽经无数次的追讨,但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至最近才说以原薪额乘以一百二十倍供作偿还。如以当兵的薪额计算,不足游日本十天之费用。这与日本老兵提出的七千倍的赔偿相差很大。这正说明日本殖民者当初所承诺的战事高额补助完全是一种骗局,是引诱台湾青年从军的诱铒。
  
四、结语
  二战期间,有大量的台湾青年应征入伍并惨死战场,这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出于战局的所迫和生活的无奈,台湾普通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生命的代价去谋取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而这些空头的物质刺激大部分无异于画饼充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惑下和狂热精神造势之下丧失了理智,最终“志愿”地踏上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战车。这说明了日本对台湾民众的“洗脑”教育和民族愚弄政策的险恶用心。
  
注释: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26页。
  褚静涛:《台湾光复后滞外台湾同胞返台的经过及其影响》,载《台湾研究》2000年第1期,第82页。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月版,第70页,第137页,第138页。
  周婉窈:《日本在台军事动员与台湾人的海外参战经验》,载《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第2卷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6月,第89-90页。
  (日)古野直也著,谢森展译:《台湾代志》(下),(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版,第295页。
  蔡慧玉:《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之简传枝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1月版,第69页,第49页,第281页,第141页,第279页。
  (日)古野直也著,谢森展译:《台湾代志》(下),台北创意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版,第302页。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50页。“八�一宇”即世界一家之意,是以天皇为中心征服世界的口号。
  柯佳文:《日据时期官方对广播媒体的运用(1928-1945)》淡江大学历史2005年硕士论文。
   参见陆军特别志愿兵办法规程》第二章第六条,转引自刘凤翰著:《日军在台湾(上)》台北国史馆1997年6月初版,第307页。
  周婉窈主编:《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月版,第114页。
  翰青:《台湾人原日本兵补偿问题》,载《台湾风物》第37卷第1期,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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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做日本兵」

2016年06月17日 | 台湾
http://taiwan-soldier.blogspot.jp/2008/10/blog-post_51.html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暨許昭榮文化協會」
■台灣人做日本兵
  1894年,清朝與日本為了朝鮮問題開戰。1895年清朝戰敗,卻將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給台灣人兩年期限:留下來當日本「居民」,或是離鄉背井,遠走海外。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選擇留下來,這是他們的家園;但是他們被「祖國」遺棄,淪為殖民地,任日本予取予求,卻沒有完整的公民權。
  1937年以後,日本為因應戰爭動員,用種種手段詐取台灣物資,並徵調台灣囝仔上戰場賣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再度經歷「改朝換代」的陣痛與掙扎,原
為日本籍的台灣兵,處境更是淒涼。三萬人捐軀於中國與南洋戰場;生還者回到台灣,許多人在二二八清鄉中消失,更多人在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下忍辱噤聲,不敢讓人知道他為日本賣命打仗的辛酸史。
【図】海軍特別志願兵宣傳照片
【図】1944年,在東京的台籍學生被編入學徒兵,投入戰爭


http://taiwan-soldier.blogspot.jp/2008/10/blog-post_6362.html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暨許昭榮文化協會」
■台灣人做中國兵
  戰後,台灣剛脫離日本「玉碎」的夢魘,隨即面對半世紀未曾聞問的「祖國」粗暴混亂的統治。台灣兵再度整裝待發,以「國軍」之名,開赴中國「剿匪」。原來在中國戰場的台籍日本兵,有些被國府徵用,無法回台,變成國共戰爭的芻狗。隨陳儀政府來台的七十軍與六十二軍,以及二二八的屠殺部隊:二十一師,都在台灣吸收兵員,很多以連哄帶騙、甚至幾近綁架的方式,把台灣青年帶上船,開往華北的殺戮戰場。

【図】民國38年派抵廣東的台灣兵,即將開赴前線作戰。
  這些一到中國戰場就分不清東南西北的台灣兵,很多都陣亡了。活下來的,若沒趕上1949年國府的大撤退,則被國軍拋棄,變成共軍的俘虜或「解放軍」,有些人在1950年代繼續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之後,這些台灣兵又在反右、文革中慘遭惡鬥,身心交瘁,直到1989年以後才能返鄉。
  我們把這群幾乎同一世代的人泛稱為「台灣兵」,他們有些人一生穿過日本、國府、中共三個政權的軍服,甚至有人出征南北韓戰爭,付出一輩子扭曲混亂的人生代價。為誰而戰的問題太沈重,每一個號稱祖國的外來政權太猖狂。

★徵兵制
  1945年1月,日本由於戰局失利,為了固守台灣,開始對台灣人實施徵兵制。這一年滿20歲的青年,共有45,726人接受兵役檢查,大部分以現役兵入營服役。這批台灣兵大都派在台灣本島巡弋海岸、防衛軍事要地。

★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
  1941年,總督府應法屬印度支那派遣軍之請,以奉公團名義,招募1,000名軍屬上前線。此後又派出6團,分赴菲律賓、馬來亞、新幾內亞等地。此外又有台灣特設農業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建設團等徵調方式。其中「台灣特設勤勞團」一直到1944年7月海上航路中斷前,已經出團30次,人數多達28,000名。

★海軍特別志願兵
  1943年8月,開始接受海軍志願兵申請。共實施6期,只有第一期的1,000人訓練較為完整,以後每期錄取2,000名,因戰事激烈,訓練減少;後4期連訓練都取消,直接編入海兵團。派出海外的是前兩期。第二期死傷慘重,200名搭乘「護國號」往日本的台灣兵遭美軍炸沉;其他送往越南、印尼、菲律賓的台灣兵,只有一半在戰後生還。
【図】海軍志願兵在高雄海兵團集訓。

★陸軍特別志願兵
  1941年6月,日本內閣決議在台灣實施志願兵制,1942年起接受申請,受訓後從高雄港出發。第一期士兵被投入戰場最南端,澳洲北部的帝汶島,作家陳千武就是這期的志願兵。一直到1945年徵兵制實施前,陸軍志願兵總數約有五千多名。
【図】陸軍志願兵在台北六張犁訓練所集訓
 
★高砂義勇隊
  為了因應叢林作戰的需求,秘密徵調台灣各族原住民8,000人以上,編為高砂義勇隊,遠赴南方戰場,在前線做軍夫與游擊隊。這些原住民表現英勇,是戰爭中的傳奇;但犧牲最慘,生還者可能不到1/10。
  戰時,日本動員台灣原住民壯丁,2萬名入伍,其中8,000名是高砂義勇隊,派赴最蠻荒的新幾內亞等地作戰。戰後生還的,可能不到1/10。→ 
【図】第三回高砂義勇隊

★看護婦、看護助手
  1942年陸軍志願兵實施同時,還辦理憲兵補(憲兵助手)、看護婦(護士)、看護助手的志願申請。因此也有一群嚮往南丁格爾精神的台灣女性志願應募,前往戰地照顧傷兵。

★海南島的死亡集中營
  1945年8月15日戰爭已經結束,無論對戰勝或戰敗國,這都是遲來的喜訊;但對海南島的台灣兵而言,卻是另一場苦難的開端。
  戰後,海南島的台灣兵被國府強行滯留,無法返鄉,在集中營苦苦等待,大量病死、餓死,比戰爭的難民更苦。許多人只好坐舢舨船,冒死橫渡大海回台灣。這還是最幸運的結果,一部份具有特殊技術者,如軍醫、司機等,被國軍強行留用,不幸地捲入下一場戰爭:國共內戰。
【図】民國35年,報紙刊載後滯留在海南島無法回台之台籍日本軍民的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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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2016年06月17日 | 個人史・地域史・世界史
http://jds.cass.cn/Item/31824.aspx
「近代中国研究」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10日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2015年9月 収稿日期:2015年8月30日
■徐志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摘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确立“宽而不纵”、“以德报怨”的审判日本战犯方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和各地军事法庭,逮捕、审判和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一定程度上为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百年耻辱。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且至今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历史经过与价值评判,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南京审判方面,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成果也不太丰富。故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需要广泛挖掘史料,拓宽研究视野,细化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全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铁蹄所至,“极尽蹂躏兽行,荼毒之深,罪孽之重,惨绝人寰”[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但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战争时期无力审判日本战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政府在战后初期试图利用日本战犯和军队“维持秩序”,阻止中共军队对敌伪的接收,但面对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日本战犯的呼声,开始搜查、逮捕,以及引渡日本战犯,并公开审判和惩处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在一定程度上为遭受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洗涮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不过,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研究成果与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地位并不匹配,故笔者在介绍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并探讨这一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概况
  抗战爆发后,尤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政府开始思考和筹划未来惩处日本战犯的问题,并着手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整理日本战犯名单。1938年10月15日,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们向国民政府提议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以便在战争结束后向日方提出赔偿。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更增强了国民政府最终战胜日本和惩处日本战犯的信心。1942年1月13日,荷兰、比利时、希腊等九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惩治战犯宣言,国民政府当即备函声明:“日本在中国所犯罪行应受同样之惩罚。”[②]1943年6月,国民政府在重庆筹设“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翌年2月,国民政府在行政院内正式设立包括司法行政部、外交部、军政部等组成的这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并颁行《敌人罪行调查办法》及该办法之修正案[③],以此为准绳调查日军暴行,加速推进制作日本战犯名单工作。1944年1月19日,根据英国提议在伦敦正式成立了“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同年5月16日,该会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11月2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这一分会。分会的任务仅仅在于“审查日本战罪案件”,“所通过战犯名单纯系建议及参考性质,各国政府并不受其拘束”[④],但毕竟为国际上合作审判日本战犯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审判日本战犯问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国民政府为此做了一系列准备。
  一是确立审判日本战犯“宽而不纵,使正义公张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的基本原则。其实,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讲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基本方针,即“战后对日政策本仁爱宽大,采取不报复不姑息态度,以建立中日两永久和平之基础。惟对日本一切军事设施及组织必须从严处置,使其不再成为战争祸源”。[⑤]如,国民政府决定对于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纵兵屠杀无辜平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板桓征四郎等日本战犯,根据盟国处理战犯之共同政策,交由远东国际及国内军事法庭审判;至于中国战区境内的日本战犯嫌疑人,若经调查确有战犯嫌疑即予扣押,交国内军事法庭审理,而若经侦查确实无罪者,即予遣送回国。
  二是拟订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律条例。审判日本战犯对国民政府而言,可谓既无先例可援,又乏成法可依,故国民政府国防部军法处“经搜集有关国际战争各种法规、条约及此次大战同盟处理战犯之协定、文告、规章等有关文献,分别予以整理、翻译、汇编两辑,印发各军事法庭,以为引用国际法之依据,并作审理时之参考”[⑥];同时,“特请国内法律专家名流会同拟订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俾各地军事法庭有所准据而划一量刑”。[⑦]如,1945年12月至翌年1月短短两个月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继颁布《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战争罪犯审判办法实施细则》系列法令,1946年10月24日又修订整合后两者而为《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为审判日本战犯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是成立处理日本战犯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和各地军事法庭。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等机构组成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指导战犯处理及审议等事务。其中,军令部第二厅(后为国防部第二厅)负责颁令逮捕战犯及一般综合性业务,司法行政部负责调查编制及提出战犯名单,军政部军法司(后为国防部军法处)负责审核审判之执法,外交部负责引渡战犯、翻译名单,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负责审查战犯名单。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立后,先后派遣罪犯罪证调查小组会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处赴各地搜集日本战犯罪证,并派东北督导组赴东北各地开展工作,以推进处理日本战犯事务。[⑧]随之,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太原、济南、徐州、汉口、广州、台北等10地,设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军事法庭直属国防部,其他各地特别军事法庭隶属各战区、行辕或绥靖区。[⑨]
  国民政府在前述准备工作就绪后,“以不妨碍受降工作之开展暨善后连络与地方秩序范围内”开始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根据《战争罪犯处理办法》规定:“各行营、各战区长官等及其相当之军事长官,按所颁发之战犯名单,会同日俘侨管理处及港口运输司令部查明执缉外,当经当地军民检举或告诉之战罪嫌疑犯,经查确有罪证,各行营战区长官等得迳令逮捕。其已返日者,则循外交途径由盟国占领军逮捕引渡。”[⑩]截止194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累计逮捕日本战犯嫌疑人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者共计110名,内含将官6名、校官4名、尉官21名、士兵44名、其他35名;判处徒刑者共计208名,内含将官2名,校官6名、尉官9名、士兵92名、其他97名。[11]随着1948年7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的解散,以及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中国大陆之在押日本战犯于1949年2月被送往日本监押,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全被释放。1949年4月,号称延续时间最长之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宣布解散,至此国民政府在大陆审判日本战犯的活动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可以说,国民政府战后审判日本战犯,虽宽纵有余、从严不足、虎头蛇尾等存在不少问题,但毕竟审判和惩处一批罪恶累累的日本战犯。如,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不仅被引渡回南京接受审判,而且被判处死刑;以杀人取乐和放纵日军暴行的日本驻华南派遣军指挥官田中久一,也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不仅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战争的首次完全胜利,而且为抗战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伸张了国际正义和公理。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似乎并不太关注国民政府战后审判日本战犯问题。据笔者目力所及,胡菊蓉于1984年发表的《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部分战犯审判概述》一文,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该文主要介绍了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受降,为审判日本战犯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各地军事法庭等机构,以及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审判的简况。[1]1988年,她又出版了《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一书,以南京大屠杀案为线索,重点梳理了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以及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等情况。[2]缘何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未能及时关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刘统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甚至指责国民政府勾结日本战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导致这段历史长期甄没,无人提起;二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资料,或在解放战争期间遗失,或毁于战火,仅有南京军事法庭的部分资料可见,其他大多只能从报刊杂志中获悉片言只语,难以还原真貌,致使学界鲜少问津这一问题。[3]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二、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综合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经历了从美苏冷战到多极化趋势的转变,原本隐藏在冷战格局下的各种问题开始突显,如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跳将出来,不断否认侵华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从而为东亚国际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现了思想活跃、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学术研究方面亦转向更加理性与客观。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曾经被忽略的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
  首先,关注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宋志勇指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确立了“以德报冤”、“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开展日本战犯的罪行调查,制定审判战犯的法律法规,且在审判中不断完善,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次审判是严肃的、公正的;不过,由于“以德报冤”、“宽大迅速”也导致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惩罚,大多数日本战犯则逃脱了正义审判,这虽使部分日本民众“感激”国民政府,有利于战后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但也有一部分日本人不肯认账,攻击中国的军事审判“不公正”,故强调我们应该加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以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4]日本学者伊香俊哉就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方针,指出国民政府虽在战时开始制定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相关政策,但直到东京审判开始都未做好准备工作,且受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不仅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对大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实行“杀一儆百”式处置方法,并希望以此促进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强调战后日本人应该清楚并接受这一点。[5]李方来分析了国民政府对战后台籍战犯的方针——“依法办事”,即按照国际法,分国籍处置台籍战犯,但由于台湾人国籍的复杂性,导致这一方针实施起来并不顺利,出现了现实与方针的背离,加剧了国民政府与台湾当地人之间的矛盾,成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隐患之一。[6]
  其次,考察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经纬。李新市阐述了战后国民政府组团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概况,以及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的询问与举证,从总体上肯定了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检察和审判。[7]刘统根据历史档案和相关记载,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和法律前期准备、 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重点介绍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上海军事法庭、广州军事法庭等对日本战犯的个案审判,如广州军事法庭不仅判处曾率军攻陷香港、柳州、南宁等地并纵容所部日军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死刑,而且审理了日军驻汕头宪兵吉川悟保、黑木正司等残杀国民党情报人员的案件,披露了一些此前学界甚少关注的案件与案情。他指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仅是对东京审判的重要配合,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但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的负面影响,审判日本战犯未能涉及中共所属抗日根据地,且使日本侵华元凶昭和天皇、冈村宁次等从战犯名单中漏网,一些乙、丙战犯也大多被释放,逃脱了正义审判。[8]左双文利用台北“国史馆”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分析了国民政府对日军暴行的调查情况、战犯名单的确定,以及其为部分日本战犯纵容开拓的真相,认为国民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即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战后惩处日本战犯做了一些努力,战后初期蒋介石在出台宽大政策的同时仍希望严惩一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但此后不久则出于换取日本和在华日军合作的需要,转而开始包庇和开脱部分日本战犯,丧失了战胜国应有的态度和立场。[9]
  最后,分析与评判国民政府的日本战犯审判工作。李荣介绍了国民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机构与法规,以及其对日本战犯的逮捕、拘押、引渡和审判,指出国民政府此举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美德和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了近代中国国际法的应用与发展,并通过审判战犯搜集、调查和保留了一批重要的日本侵华史料,成为批驳日本保守右翼分子错误言论的铁证。[10]翁有利指出从审判的形式上看,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符合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颁布的审判战犯法律法规填补了我国法律史上的一大空白,留下了珍贵的审判战犯资料;但是,从审判的过程和内容上看,国民政府出于一党一己私利,处理日本战犯过于宽大,乃至营私舞弊,使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大批战犯逃脱了应有惩罚。[11]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犯罪。严海建认为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之所以采取宽大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国民政府从战后中日两国和解友好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战犯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战后初期中国国内国际的现实因素制约,其中一是借助投降之日军配合对沦陷区的接受,二是为保持与美国之盟友关系而追随美国转而对日采取宽大政策,三是国民政府对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不足,造成引渡、审判、惩处日本战犯的实际困难,故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从政策层面看表现为宽大,但在实践层面又不免失之宽纵。[12]张发坤则强调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不仅有国际法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审判的法定程序,决不允许日本一些政要和右翼分子为战犯招魂和翻案。[13]这一点在南京审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缩影——南京审判
  国民政府虽设立10所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但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直接体现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政策、态度的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亦称南京审判。1945年11月7日,由南京“首都地方法院”的首席检察官陈光虞出面,召集首都警察厅、南京市政府等14个机关团体之代表,成立“南京市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12月10日,南京市政府又成立“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以南京大屠杀案为调查重点,配合即将开始的南京审判。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军事法庭”,先由国防部次长刘斐主持工作,1947年1月重组后由石美瑜任庭长,统一负责审判从日本引渡回国及各地移交南京军事法庭之日本战犯。南京审判作为国民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战犯审判,曾审判了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谷寿夫、杀人魔王酒井隆,以及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还有杀人屠夫田中军吉等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并分别判处他们死刑,以告慰死难之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同胞。[14]
  因此,学界关于南京审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南京大屠杀案,其中经盛鸿和严海建做出了相当之研究成绩。经盛鸿主要介绍了南京军事法庭的设立背景、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过程、特点与历史意义,指出南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具有合法性、严密性,以及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案共计杀害中国战俘与无辜平民30万人以上,强调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具有东京审判所不可代替的特殊意义。[15]严海建分析了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影响和认识,指出这一审判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符合历史潮流和民众的正义要求;但是,由于审判仅仅注重国内影响,甚少考虑对日本之影响;政治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的法律意义;对于日本战犯过于宽大,尤其对战犯的教育和改造不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审判的效果。[16]他指出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期间,通过检举日本战犯罪行、搜集证据、法庭审判、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不仅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得以申诉,而且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庭审等各种方式的传播,产生了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但由于国共内战及冷战开始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南京解放后这一集体记忆逐渐被漠视或淡忘了。[17]
  关于参与南京大屠杀之日本战犯的审判,尤其是纵容所部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的审判,更是受到学者高度关注。严海建指出南京军事法庭以谷寿夫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的重要案犯,是建立在对南京大屠杀暴行事实的调查基础之上,批驳日本保守右翼分子和部分旧日军军人团体所谓中方在无法引渡更多相关责任人到华受审而结案的“替罪羊”说,以及罔顾史实之“冤枉”论,强调南京审判对谷寿夫的责任认定和判决,完全依据事实和法理,是较为客观的,并非认定其为南京大屠杀案的唯一责任者,因为法庭同时也明确了其他战犯的共同责任。[18]高明明介绍了谷寿夫在中国的作战经历和被审判的过程,然后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亲历者、调查者的证言和相关照片、影像、文献等,分析和驳斥了其所谓所部军纪严明、所驻扎之地没有屠杀、强奸等犯罪对象,驻留时间与南京大屠杀时间不符等狡辩“理由”,证明了谷寿夫及其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认为审判谷寿夫,彰显了公平与正义。[19]徐树法介绍了谷寿夫被引渡回南京接受审判,并被处决的历史瞬间,指出他最终为其侵略战争期间的暴行付出了代价。[20]
  当然,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既不局限于南京大屠杀案,也不仅限于谷寿夫等个别乙级战犯,还包括其他乙级、丙级战犯。王静思回顾了南京审判的法庭设立、相关法律法规、对日本战犯的逮捕和引渡,以及审判和判决酒井隆、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的经过与结果,指出该审判的一大污点是释放了冈村宁次,但总体而言仍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彰显了国际正义价值、道义与和平理念。[21]许亚洲介绍了南京审判的经过与结果,尤其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杀人恶魔被判处死刑,以及纵兵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元凶松井石根最终也被东京审判判处绞刑,从而使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的死难冤魂得到了公正的祭奠。[22]罗军生通过采访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家属,肯定了石美瑜为惩治这些日本战犯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并最终将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日本战犯绳之以法,但由于国民政府高层的干预使冈村宁次等逃脱审判,认为这并非其个人能力所及,反映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为一己之私而对南京审判的政治干预。[23]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审判决不仅仅是对这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只是更多的日本战犯审判,以及审判情景、审判的史料、审判的影响,亟待学者广泛发掘和深入研究。
  然而,学界除对南京审判保持较高关注度外,也就仅仅对太原、上海、徐州等地审判日本战犯尚有专门研究,而对国民政府在其他各地审判日本战犯的兴趣似乎无多。太原军事法庭原庭长郭华,曾于1963年回忆了解放前山西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情况。房建昌以此为基础,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太原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记录》,介绍了太原军事法庭于1946年12月1日审判11名日本战犯的基本情况,以及日本投降时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勾结阎锡山逃脱军事审判,并组织部分日军“残留”山西的历史事实。[24]金桂昌、叶昌纲、孔繁芝、尤晋鸣等学者,以史料为依据,考察了以澄田睐四郎为首的日本战犯,勾结阎锡山,“残留”山西各地,并帮助阎锡山打内战,再次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2]陈正卿重点介绍了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逮捕、引渡、审判和处决;[25]徐家俊认为上海提篮桥监狱是战后关押日本战犯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首次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而该监狱内首个被枪毙的日本战犯是杭州宪兵队的黑泽次男。[26]赵杰指出徐州军事法庭从1946年2月,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审判了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犯下各种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如判处日军驻宿迁宪兵分队伍长井上源一死刑,判处白川义弘、渡边市郎、中川恭治、中岛慎太郎有期徒刑 10 年,以及其他战犯不同的刑罚,为古彭大地受难同胞找回了公道。[27]

四、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的思考
  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学术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成果总体较少,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本身的地位不相匹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不仅清算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相当程度上洗刷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而且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树立了一项是非对错的历史标准。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甚至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学界关注,且至今未见专门的论著问世,即使相关研究论文也很难用“丰硕”二字形容。二是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主要局限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历史经纬和价值评判,介绍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典型范例——南京审判,以及个别重要的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过程;未能充分关注当时日本社会对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反映,以及战后以来日本学者对于该问题的学术研究。三是研究资料相对匮乏与单一。除左双文等少数学者较好地利用台北“国史馆”的相关史料与文献外,不少学者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史料,更是甚少利用日方留存的资料。四是研究方法主要为史学实证法,较少运用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而限制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为推进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广泛发掘相关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相关史料,除了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档案馆有所珍藏外,还要从当时的新闻报纸、媒体杂志上搜集审判日本战犯的报道和各类消息,以及搜集审判日本战犯的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日记和相关文集,当然也包括那些侥幸逃脱惩处的日本战犯的日记和口述资料。尤其是后者的相关史料及其他日文文献,将是深入研究日本社会对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反应的重要资料。其次,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当前的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的学术认知,需要将研究目光投向作为被审判方——日方国内的相关研究。日本尚絧大学语言文化学部的和田英穂,从2001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研究论文[13],值得斟酌和参考。再次,逐步细化研究内容。我们除研究国民政府对谷寿夫、酒井隆等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外,还要转向那些为数较多的中小战犯的审判;既要重点关注南京审判,也要加强其他各地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最后,以史学实证研究为主,同时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如,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战犯在庭审中的心理变化,分析其关于侵华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变化;引入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抗战胜利后盟国之间由合作逐渐走向对立、国共内战及其结局等各种因素,对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启发我们的研究思路,而且也是深入和细化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①]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②] 《战犯处理工作报告书》(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③]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④] 《远东及太平洋战罪审查分会简明报告》(1947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十八——2275。
[⑤] 《战犯处理工作报告书》(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⑥] 《国防部军法处处理战犯工作报告》(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⑦] 《战犯处理工作报告书》(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⑧] 《战犯处理工作报告书》(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⑨] 《国防部军法处处理战犯工作报告》(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⑩]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11] 《各军事法庭战犯审理情况表》(1947年12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八——2602。
[12] 参见金桂昌:《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与日本战犯的勾结》,《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叶昌纲:《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孔繁芝、尤晋鸣:《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山西省档案馆编著:《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全三卷),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 其代表性成果如下,和田英穂:《戦犯引渡しをめぐって——中国国民政府の場合》,《愛知論叢》第71号,2001年9月;《被侵略国による対日戦争犯罪裁判——国民政府が行った戦犯裁判の特徴》,《中国研究月報》第645号,2001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による対日戦犯裁判の問題点——内田元陸軍中将の裁判を中心に》,《現代中国》第76号,2002年10月;《国民政府による対日戦犯裁判の終結と日華平和条約》,《愛知論叢》第74号,2003年3月;《裁かれた憲兵——中国国民政府の戦犯裁判を中心に》,《尚絅大学研究紀要》第46号,2014年3月。

[1] 胡菊蓉.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部分战犯审判概述[J].史学月刊,1984,(4).
[2] 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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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志勇.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J].南开学报,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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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方来.原则与现实:国籍问题与台籍战犯审判[J].黑龙江史志,2013,(3).
[7] 李新市.国民党方面参加审判日本战犯述论[J].开封大学学报,1998,(1).
[8] 刘统.民国法庭如何审判日本战犯[J].同舟共进,2014,(3).
[9] 左双文.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2012,(6).
[10] 李荣.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J].抗日战争研究,1995,(3).
[11] 翁有利.国民党政府处置日本战犯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6).
[12] 严海建.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4,(7).
[13] 张发坤.不许为日本战犯翻案——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前前后后[J].江汉大学学报,1997,(2).
[14] 李东朗.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J].百年潮,2005,(6).
[15] 经盛鸿.论南京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J].南京社会科学,2013,(6).
[16] 严海建.对战后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再认识[J].南京师大学报,2008,(3).
[17] 严海建.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18] 严海建.法理与罪责:国民政府对战犯谷寿夫审判的再认识[J].江海学刊,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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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徐树法.战犯谷寿夫伏法记[J].党史纵览,1997,(3).
[21] 王静思.南京审判回顾[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
[22] 许亚洲.1947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J].文史精华,2000,(4).
[23] 罗军生.石美瑜与战后南京对日军战犯的审判[J].党史纵览,2006,(1).
[24] 房建昌.解放前山西对日本战犯的处理[J].沧桑,1999(2).
[25] 陈正卿.审判上海日军战犯[J].检察风云,2005,(14).
[26] 徐家俊.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J].民国春秋,1997(1).
[27] 赵杰.日本战犯在徐州受审[J].档案与建设,2005,(9).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Judge to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fter Winn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Xu Zhimin
(Institue of Morde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
Abstract:After Winn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rule of "requite evil with good" to the trial of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formulat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ounded commission and military courts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ar criminals. Arrest, trial and punishment of a batch of exceedingly Japanese War Criminals washed the modern China's century-shame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until the 1980s,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mainly researched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Judge guidelines, policies, history process and value judgmen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anjing Judge were not too rich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narrow view, the research has not been systemized and the method is a bit pale. Therefore, researching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Judge to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needs extens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field of vision, it also needs refin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research methods.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to the depth and brea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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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台籍日本兵26人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2016年06月16日 | 台湾
http://bbs.tiexue.net/post2_3452758_1.html
「铁血网」 猎猫 2009/3/28 14:35:58
■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台籍日本兵26人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台籍日本兵人数统计表
  军属,军夫 (1937年~1945年) 126750名
  军人 (1942~1945年) 80433名
  总数 207083名
  阵亡人数 30304名(15%)
  以上为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 不同文献的相关数字有异,并不相符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後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种种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以外,由於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徵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指涉这些军人。
  至日本投降为止,总计台湾人当日本兵的人数有8万多人,而被徵为军属(含军夫)的,更多达126,700多人,共20多万人.此外,还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整体而言,台湾人为了日本打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而战死的军人及军属,总计有3万多人(李筱峰 1997)。

★历史背景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当时属於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鲜人、台湾人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客观而言,朝鲜2,140万左右的人口,委实是一大人力资源。因此,1938年2月,由於「陆军特别志愿兵令」的发布,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周婉窈 1996,183)。
  在台湾,与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1942年才实施。不过,早在1937年秋天,台湾的殖民当局即已开始徵用军夫以担负军中杂役。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昇高与扩大,台湾人也被徵调为翻译人员,经训练後负责福建话、广东话与北京官话。在战争期间,由於台湾的军夫以及翻译人员的数目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总人数(周婉窈 1996,185)。
  在「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实施以後,台湾人对於志愿兵制度的反应算是相当热烈。在1942年,共有425,921个台湾人应徵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约等於100个男子中即有14人申请(占当时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第二回的志愿人数更多,共有601,147人应徵1,000左右的位置(周婉窈 1996,186-7)。
  台湾的「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1943年与朝鲜同时实施。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请3,000个训练生徒的位置。由於徵兵制度实施在即,海军志愿兵制度在1944年废除,陆军志愿兵制度则在1945年废除。至此为止,共有16,500个台湾人 --- 其中陆军志愿兵约5,500人,海军志愿兵约11,000人 --- 加入日本军队作战(周婉窈 1996,187)。
  台湾的全面徵兵制度在1945年年初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据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126750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徵募了军人80433人,合计共207083名;这20多万人中有30304人在战场上阵亡,约总数的15%。
  在这些战死者当中,共有2万8千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此外,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亦供奉着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与日本厚生省统计的阵亡人数30304名不符),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亦以日本名字「岩里武则」名列其中;日本靖国神社与台湾济化宫的台籍日本兵有重叠。

★台籍日本兵在日军中的地位变迁
  二战时期台籍日本兵经历了从“军属、军夫”身份到“军人”身份的演变。 台湾是日本于甲午战争後从中国清朝手中夺得,台湾民众以汉人为主体,且在被日本占领後台湾人多次武装反抗。由於担心台湾人在中国战场上会倒戈,日本对让台湾民众参加日军一事一直有所顾忌。 并且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的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属、军夫”。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注: 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佣人”之意,非汉语的“军人家属”之意. 军夫 亦是当时日军用语,非军夫之误。)

★只能当"军夫,军属"时期 (1937年9月~1942年1月16日)
  中日开战后,日本为了应付中国战线的日军军需物资补给工作,在1937年9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战役(淞沪会战)。这批台籍日本兵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这代表日本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众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於对台湾人参军还是有所顾忌.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 1938年9月间,日本为了向台湾民众表示任何人都要为日本侵略战争付出,任何人都没有特别待遇,征用当时台北市的闻人去当军夫,筑造军用机场.包括林熊祥、颜德修(以上富户),陈逸松、李瑞汉、陈增全、吴鸿麒(以上律师),邱德金、施江南、叶猫猫、翁瑞春(以上医生),张鸿图、姜鼎元、陈金万、黄逢春(以上实业家),郭雨新、林佛树(青年知识份子)。这些文人并未做苦工,宣传意味浓厚。

★可当"军人"时期 (1942年1月16日~1945年9月2日)
  在朝鲜志愿兵的表现获得日本政府肯定后,加上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也进行得很顺利,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府”只是宣布该政策将要施行,详细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都未宣布,但立即获得台湾青年的热烈回响。据当时媒体报导,此项政策刚刚宣布几天之内便有700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 1942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人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人提出申请,应徵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当时,许多台湾青年甚至以写血书的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希望。 根据访问在世台籍日本兵的记录显示,少数人的确是在日本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自愿”参加志愿兵,大多数人确实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赤诚”而申请加入日本军队。 经过3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口试等重重测验后,1942年6月9日,1020名检查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 结训后,这些台籍日本兵分别在1943年4月与7月派遣至台湾军所属各部队中,其中以加入日军第48师团的留守部队者较多,并在1943年底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东帝汶加入当时在岛上的第48师团战斗部队中;另外也有被派遣到爪哇岛、吕宋岛、马来半岛的。 战局变化使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回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总督府”坚持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 在战局的节节恶化下,日本终究走上了在台湾实施全面征兵之路。1943年9月23日,台湾军司令部、高雄警备府与“台湾总督府”共同发表声明,将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制度。在这项制度正式实施之前,日本又在台湾多次募兵,前后共招募了约4200名汉族陆军志愿兵与1800名原住民志愿兵以及1.1万名海军志愿兵,合计约1.7万名。 + 到了战况极端恶化的1945年1月,台湾开始正式举办征兵检查。第一批45726名受检者中,有22070名被录取。据说到日本战败为止共约20万人以上曾接受征召,但这数字应该包括曾接受征兵检查但并未正式征召入伍者。

★台籍日本兵犯下的战争罪行
  台籍日本兵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为数不少者在前线担任战斗员为日军冲锋陷阵,其中部份参与了日军的战争罪行。战后,据知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於战俘营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成战犯,判决死刑。

★战後的赔偿情况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军用手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为废纸,无从追讨。
  1977年,台湾5个民间团体,如“台湾前国军退伍军人及遗族协会”,“台日和平友好促进会”等组织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包括当年的军事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以及海外日本兵军饷等.日本政府也由国会立法通过并于1995年开始发放补偿金。由于台籍日本兵方面认为,金额不够,无法接受,至2005年为止仍然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
  日本政府对台籍日本兵有差别待遇。二次大战战死和失踪的台籍日本兵有30,304名。遗属经过多年争取,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折合台币约43万元)的吊慰金。比起纯日本军的慰问金数目,相差数十倍。就日军及军属未付薪资、军事邮政储金、外地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邮政年金等五项给付,後来付给日本军人的是原金额的7,000倍。至於付给台籍日本兵的,则只有120倍。
  2000年後台籍日本兵拿到的给付,折合台币只有两三万元。台湾国史馆李展平说,许多老兵认为受到重大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

★台籍日本兵个案
  董长雄:战後被日本政府忽视的战犯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因成为战犯而被判绞刑所写的遗书,一直被放於日本靖国神社,未交到遗属手上.
  2003年,台湾"全国原国军台籍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许昭荣被日本人告知此事,并经由他将遗书影印本带回台湾,交给董长雄家属,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二战期间离开妻子和年幼的独子,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印尼管理战俘营。日本投降後,这名宪兵队通译被盟军国际审判庭视为战犯,并判处绞刑,当时有26名管理员被处死,但只有两人被处绞刑。 临刑之前写了遗嘱。这份遗嘱,日本政府并没有交给遗族,而是存放於日本靖国神社。他临死前遗愿,希望死後独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终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顾。

★董长雄遗书中写着:
  我是为了日本,遵守始终一贯的信念来战斗。如今国籍虽有变更, 但我仍想以日本军人身分走向那另一个国度。若是这法庭不是为正义,而是为报复而进行裁判,那我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在遗书中为独子董英明请求:
  大日本帝国若能复兴,期望日本政府能给我那一个儿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机会。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依照其遗愿,让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让董长雄的遗书留在日本靖国神社五十多年。

  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编纂李展平到屏东县做战後史田野调查,在枫港找到董长雄的儿媳孙素珠。她说,房租两千块钱,一年顶多三个月有工作。这台籍日本兵的後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从未关照他们家。
  2003年日本政府曾请许昭荣代为探视董英明,了解其近况,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闻问。

★简传枝:自愿的台籍日本兵
  简传枝,于2005年84岁的宜兰县民,60年前志愿从军当日本兵,日本名「竹内传一」。 简传枝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台湾籍日本兵手记」,并提供给在台湾的国史馆参考。
  简传枝说:「当年自愿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没有侵犯他国的意图!」他透露说:「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可说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供给量少的下等猪肉。因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
  简传枝说,1942年,42万多名台湾人自愿当日本兵,但经过严格筛选後,只录取502人;有台湾人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他那年21岁,在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
  简传枝说,当时台湾籍日本志愿兵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那时自愿进入日本陆军,将生命奉献给日本的台湾籍日本兵,为的只是表现台湾人也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根本没有要侵犯中国或他国的意图。
  简传枝问:「如果当年日本没有战败,台湾现在还可能是日本的领土,何来背叛之说?」当年他争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现在还以曾身为日本兵为荣,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国神社参拜过。
  简传枝同时保存一个「大东亚从军记章」,是参加战争,日军送的纪念品。简传枝说:「但在反日宣传教育下,战後出生的年轻人往往对上一代曾为日本兵的长者,误会是侵害中国人、帮助仇敌、当成背叛者!这应该是60年来台湾籍日本兵共同的沈郁吧!」

★史尼育唔:经31年才解甲归乡的台籍日本兵
  史尼育唔在日治时期叫「中村辉夫」,汉名叫「李光辉」,是属於阿美族的台湾原住民。1943年离开家乡台东厅新港郡都兰庄(今台东县东河乡)被日本皇军派到印尼,在印尼摩罗泰岛丛林中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利用野外求生的知识独自在丛林中度过31年,直到1974年12月才被人发现。回到台湾已人事全非,妻子改嫁,而当时出生仅一个月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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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本兵 遺族悲情史」

2016年06月16日 | 台湾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0/27/n700789.htm
「大紀元」 更新: 2004-10-27 7:10 AM
■台籍日本兵 遺族悲情史
【大紀元10月27日訊】〔自由時報記者陳鳳麗╱南投報導〕台籍日本兵董長雄被以日軍戰犯身分判處絞刑,處死前悲傷而卑微的遺書,希望日本政府讓其獨子受教育,五十多年後,才被台灣人把放在日本靖國神社的遺書影印本送回台灣,只是日本政府並未完成董長雄遺願,目前遺族生活困苦,聞者無不鼻酸。
  明年為太平洋戰爭終戰六十週年紀念,台灣文獻館正全力蒐集有關戰爭的史料,四處拜訪台籍日本兵及家屬,希望找到更多不為人知的戰爭故事,文獻館長劉峰松等上週由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許昭榮協助,前往屏東縣拜訪董長雄的媳婦孫素珠,才發掘了這個埋藏五十多年的悲傷故事。看到台籍日本兵遺族困苦的生活,劉峰松數度落淚。
  日治時期,董長雄離開妻子和年幼的獨子,被派到南洋管理戰俘營,日本戰敗後,被盟軍國際審判庭當成A級戰犯,判處絞刑,當時有廿六名管理員被處死,但只有兩人被處絞刑。
  董長雄因成為戰犯而被判絞刑所寫的遺書,被放於日本靖國神社,去年許昭榮才被日本人告知,並經由他將遺書影本帶回台灣,交給董長雄家屬,只是這一段路走了五十多年,而他的妻子以及寄望最深的獨子董英明早已病故。
  劉峰松表示,董長雄當時接受日本政府效忠皇軍的洗腦教育,被送上國際審判庭,雖力爭仍無法免除其刑,臨死前並沒有激憤或怨恨,但在昭和廿三年二月十八日寫下遺書,遺書中寫著「我是台灣人,因故我奉獻我的身體,犧牲了妻子,在法庭上力爭,最後失敗而赴死地。我是為了日本,遵守始終一貫的信念來戰鬥。如今國籍雖有變更,但我仍想以日本軍人身分走向那另一國度。若是這法庭不是為正義,而是為報復而進行裁判,那我被判處死刑也毫無怨言。」
  而董長雄一心掛念的是獨子董英明,在遺書中卑微地請求:「大日本帝國若能復興,期望日本政府能給我那一個兒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機會。」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依照其遺願,讓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讓董長雄的遺書留在日本靖國神社五十多年。
  去年,許昭榮將遺書影印本帶回台灣,日本政府曾請許昭榮代為探視董英明,了解其近況,但知道董英明在七年前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聞問,讓董英明的妻子孫素珠十分難過。
  孫素珠目前靠著打零工為生,但一年只有三個月有工可做,經濟拮据,常靠鄰居資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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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1945)」

2016年06月16日 | 台湾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59727
「政大機構典藏」 発行日: 2013-09-03 13:39:15
■血旗揚帆: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從軍始末(1943-1945)
 The history of special Taiwan volunteers f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943-1945)
 著者:陳柏棕 指導教授:鍾淑敏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政治大學 系所名稱:台灣史研究所
 出現: [臺灣史研究所 ] 學位論文 出版年:2011

抄録:
  日本在臺灣前後共徵募六期海軍特別志願兵,除第一期招募1,000名外,其餘二至六各期各為2,000名,共11,000名。本論文旨在論述臺灣海軍志願兵的從軍歷程,由制度實施背景、殖民當局的動員行動,到其受訓、出征與復員,試以建構臺灣人在配合日本軍事動員下參與戰爭的一個面向。
  隨戰況急轉直下,日本海軍面臨增員需求,1943年5月11日,日本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8月1日施行。伴隨制度實施,當局一方面展開對制度的美化宣傳;另一方面則透過警察、或各單位發起集團申請募集大量人員,反映當局以雙面手法欲對青年身體與心靈進行全面掌控,驅使其入伍。海軍志願兵於徵集後,先後進入專為殖民地設立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與海軍正規新訓單位「海兵團」受訓。後因戰事急迫為加速新兵培育,旋廢除訓練所,而高雄海兵團亦因空襲被迫疏散,致使訓練效用大打折扣。第五期主計分隊人員發生誤觸未爆彈的五甲尾事件,即顯示軍事教育出現的嚴重缺失。
  在結訓後,人員分派地點可大略歸結為:派遣至東南亞各戰地、分入臺灣本島各海軍部隊、送往日本海軍諸學校進修,待結業後再行分發。派至東南亞者多半被派往菲律賓;派往日本之部份人員則因護國丸事故造成慘重傷亡。自1945年初港口遭空襲破壞,海域亦受封鎖,結訓的第三期海軍志願兵已無法外派,爾後人員均留在臺灣專事防衛。由其佈署的變化,一定程度地呈現受戰局演變下臺灣人在戰爭支援作用的轉變。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海軍志願兵展開戰後復員,承受的命運也因分屬地區的不同有所差異。或受當地政治局勢所困,或被安置在集中營、收容所等候遣返。海外人員遣返輸送上,仰賴盟軍、日本往返於臺、日、東南亞間之艦艇轉送回臺。在臺灣島內者,多數人在戰爭結束後即復員返家。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未刊史料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御署名原本》
  《特設給糧船神洋丸戰時日誌》
  《三十三警第三號 第三十三警備部隊現狀竝戰鬪報告》
  《護國丸事故報告書》。
  《特設巡洋艦護國丸戰時日誌(丁二號輸送經過)》。
  《丁四號輸送部隊任務報告》。
  《特設運送船護國丸戰時日誌(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493冊、11490冊。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
  《臺灣海軍資料》,檔號0035/511.1/4010/1/00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剪輯資料。
陳柏棕收藏
  「彰化郡福興庄役場、皇民奉公會福興庄分會、福興庄奉公壯年團寄紀乃浦信函」。
盧金水提供
  《海軍特志戰歿者名簿》,手抄本。
  從軍「履歷表」。
蘇兩成提供
  從軍「履歷表」。
不著撰者
  〈吹雪型一等駆逐艦定員表―駆逐艦響〉,1937年4月23日 內令第169號改定 改正1945年 第343號。

未出版訪問記錄:
1. 臺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編,《海一回顧錄》,臺北:臺灣海一同學聯誼會總會,1999。
2. 陳柏棕、陳碧俊採訪,〈蘇兩成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08年3月28日;地點:新北市鶯歌區蘇兩成寓所。
3. 陳柏棕、阿部賢介採訪,〈盧金水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09年10月11日、10月22日、2010年4月13日、6月1日;地點:臺北市北投區中川義夫寓所、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02號 麥當勞士林餐廳。
4. 陳柏棕採訪,〈張文鋒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09年10月11日、2010年6月23日、7月13日;地點:臺北市北投區中川義夫寓所、新北市三重區仁化街張文鋒寓所。
5. 陳柏棕採訪,〈盧贊貴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09年10月11日;地點:臺北市北投區中川義夫寓所)
6. 陳柏棕、楊勝傑採訪,〈蘇火旺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0年4月14日;地點:臺北市松山區蘇火旺寓所。
7. 陳柏棕採訪,〈葉水金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0年7月3日、8月27日;地點:臺北市中正區漢口街 威瑪咖啡、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葉水金寓所。
8. 陳柏棕採訪,〈張榮樹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0年7月13日;地點:新北市三重區仁化街張文鋒寓所。
9. 陳柏棕採訪,〈陳萬托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0年8月3日;地點: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陳萬托寓所。
10. 陳柏棕採訪,〈施能華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0年8月31日;地點:彰化縣鹿港鎮海浴路施能華寓所。
11. 陳柏棕採訪,〈江水和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4月22日;地點: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02號 麥當勞士林餐廳。
12. 陳柏棕採訪,〈陳金村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4月25日;地點: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陳金村寓所。
13. 陳柏棕採訪,〈謝宗發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5月5日;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謝宗發寓所。
14. 陳柏棕電話訪問蕭清柱先生,時間:2011年5月9日。
15. 陳柏棕採訪,〈黃文聰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5月20日;地點:桃園縣桃園市龍安街龍安堂五府王爺宮廟。
16. 陳柏棕採訪,〈林禎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5月27日;地點: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林禎寓所。
17. 陳柏棕採訪,〈張登標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7月2日;地點: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二段張登標寓所。
18. 陳柏棕採訪,〈林煥土先生訪問紀錄〉,時間:2011年7月22日;地點: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林煥土寓所。

(二)已刊史料
《民報》,1945月至1947年。
《京城日報》,1906年至1945年。
《新竹州時報》,1943年7月號。
《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至1943年。
上杉允彦
  《皇民奉公會について(二)─植民地台灣における大政翼賛運動》,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9。
大澤貞吉編
  《海軍志願兵の栞(海軍特別志願兵案內)》,臺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1943。
丸井妙子
  〈緋櫻の記 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記〉,《臺灣公論》98(1944年2月),頁112-116。
  〈黑潮と鬪ふ 高雄海兵團〉,《臺灣公論》101(1944年5月),頁106-109。
不著撰者
  〈州に兵事防空課誕生!〉,《臺灣地方行政》(1943年1月),頁10-11。
  〈海を拓く若人〉,《新建設》1:5(1943年5月),未註頁碼。
  〈軍艦旗の下に海洋訓練隊員に志願兵への決意を訊く〉,《新建設》2:6(1943年6月),頁16-19。
  〈「海軍」と本島青年の前進行(海軍特別志願兵記念座談會)〉,《臺灣時報》(1943年6月),頁1-10。
  〈臺南州玉井庄に兵の母を訪ふ:陳蔡氏丹さん語る〉,《新建設》2:7(1943年7月),頁46-51。
  〈本島青年と水泳「水鬼何ぞ恐れん」〉,《新建設》2:8(1943年8月),頁38-39。
  〈海軍志願兵三一萬人突破〉,《新建設》2:9(1943年9月),頁7。
  〈臺灣青年の「一日水兵記」:海洋訓練隊員の掃海艇便乘記〉,《新建設》2:12(1943年12月),頁42-43。
日本図書センタ-
  《陸海軍 軍事年鑑7 昭和十八年版》,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復刻版,1989。
竹內清
  《事變と臺灣人》,東京:現代書房,1939。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7)─戰爭最終期─》,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作者不詳
  《青年鍊成之情況》,出版地、出版單位不詳,1943。
杉山宇市監修
  《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高戶顯隆
  《海軍と臺灣青年》,臺北:臺灣公論社,1944。
浜井和史編
  《復員関係史料集成 第6卷 南方軍復員史》,東京:株式會社ゆまに書房,2010。
  《復員関係史料集成 第10卷 復員史 上》,東京:株式會社ゆまに書房,2010。
海軍省
  《艦隊運動程式》,東京:海軍省,1933。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編
  《海軍讀本》,東京: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1940。
海と空編輯部
  〈日本海軍艦艇要目表〉,《海と空》12:1(1943年1月),頁68。
張瑞成
  《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四) 海軍戰略重建與第三階段前期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五) 潰敗整編與「阿」號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0。
  《陸海軍年表 大事年表與軍語》,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
清田義治
  〈若櫻の手記〉,《新竹州時報》78(1943年11月),頁100-102。
  〈若櫻の手記〉,《新竹州時報》79(1943年12月),頁77。
臺灣總督府
《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項竝同實施細目》,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昭和十七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昭和十八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
《臺灣戶口統計 昭和十八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
《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
《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
《大東亞戰爭と臺灣》,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1943。
《臺灣事情 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1944。
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
《本島空襲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1944。
《臺灣空襲被害概況》,臺北: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1945。
臺灣通信株式會社
《臺灣年鑑 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通信株式會社,1944。
謝培屏編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 1 德國.土耳其.義大利.日本篇》,臺北:國史館,2007。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 3 南洋.海南島篇》,臺北:國史館,2007。
濱田隼雄
〈兵隊と子寶─員林の重村家を訪ねて─〉,《新建設》3:5(1944年5月),頁44-46。
藤原彰
《日本軍事史料(上卷)戦前篇》,東京:社會批評社,2006。
已刊座談會、回憶錄暨訪問紀錄:
  1. 吳平城,《軍醫日記》,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9。
  2. 廖清秀,〈日本「海兵團」八月苦難記〉,《臺灣文藝》77(1982年10月),頁65-83。
  3. 鄭麗玲採訪撰述,《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4. 林惠玉編輯,《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
  5. 周婉窈主編,《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6. 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7. 潘國正,《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新竹市:齊風堂出版社,1999。
  8. 賴玲卿紀錄,〈嘉義市臺籍日本兵口述歷史座談會〉,《嘉義市文獻》16(2000年12月),頁177-247。
  9.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本兵查訪專輯》,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
  10. 黃有興編著,《日治時期馬公要港部:臺籍從業人員口述歷史專輯》,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4。
  11. 黃金島著、潘彥蓉、周維朋整理,《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12. 陳鵬仁、王雪娥編著,《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臺北:致良出版社,2004。
  13. 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臺北:國史館‧允晨文化,2008。
  14. 陳柏棕、阿部賢介、廖怡錚採訪,〈「護國丸」船難倖存的海軍志願兵─中川義夫(陳臣銅)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史料研究》35(2010年6月),頁134-152。

二、專書
(一)中日文(含翻譯論作)
B. H. Liddell Hart著、紐先鍾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2)》,臺北:軍事譯粹社,1992。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3)》,臺北:軍事譯粹社,1992。
Windward、劉怡
《逆天而行─舊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史》,臺北:知兵堂,2008。
Meirion and Susie Harries著、葉廷燊譯
《日本皇軍興亡記》,臺北:金禾出版社,1994。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
《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06。
外務省アジア局監修
《現代中國人名辭典》,東京:江南書院,1957。
加藤陽子
《徵兵制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
寺谷武明
《近代日本の造船と海軍》,東京:成山書店,1996。
全日本海員組合企劃、監修
《海なお深く 太平洋戦爭•船員の体験手記》,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6。
李若文、杜劍鋒撰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 文獻篇.2:戰火浮生錄》,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06。
坂本正器、福川秀樹編
《日本海軍編制軍典》,東京:芙蓉書房,2003。
林育如等編
《高雄百年歷史影像專輯1870-1970》,高雄市:高市史博館‧陳中和基金會,2008。
周婉窈
《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增訂版)》,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
吳廷璆主編
《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
沈天羽主編
《海軍官校六十年》,高雄:海軍官校,2007。
近藤正己
《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林えいだい
《臺湾の大和魂》,大阪:東方出版株式會社,2000。
服部卓四郎著、軍事譯粹社譯
《大東亞戰爭全史Ⅱ》,臺北:軍事譯粹社,1978。
原剛、安岡昭男編
《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
莊天賜
《二次大戰下的臺北大空襲》,臺北:臺北市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7。
秦郁彥編
《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第2版第1刷,2005。
財團法人 海軍歷史保存會編
《日本海軍史 第五卷 部門小史(上)》,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5。
《日本海軍史 第七卷》,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5。
財團法人豐年社編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志》,南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1998。
財團法人 海上勞動協會編
《日本商船隊戦時遭難史》,東京:成山堂書店,復刻版,2007。
梁華璜
《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戚嘉林
《臺灣史(增訂版)》,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黃印銘編
《二次大戰太平洋血戰圖片眞跡》,臺北:世象出版社,1977。
蔡石山
《海洋的台灣:歷史上跟東洋和西洋的交接》,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經典雜誌編
《赤日炎炎: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北:經典雜誌出版社,2005。
福川秀樹
《日本海軍将官辞典》,東京:芙蓉書房,2000。
劉鳳翰
《日軍在臺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臺北:國史館,1997。
樋口雄一
《皇軍兵士にされた朝鮮人》,東京:社會評論社,1991。
諫山春樹等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秘話•臺灣軍與大東亞戰爭》,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2。
鍾堅
《臺灣航空決戰》,臺北:麥田出版社,第2版,1998。
戴寶村
《近代臺灣海運發展:從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臺灣政治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6。

(二) 英文
Clay Blair,Jr.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75.
Fluckey, Eugene B.
Thunder Below!: The Uss Barb Revolutionizes Submarine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lllinois Press, 1992.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 Donne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Newbury Park, Calif.:Sage Publications, 1992.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Polity Press, 1985.
Melvin L. De Fleur and Sandra Ball-Rokeach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Longman, 1982.
Robert Ross Smith
Triumph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93.

三、學位論文
石川香代子
  〈周金文〈志願兵〉析論〉,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李國生
  〈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巫怡靜
  〈日治末期溪湖人的戰爭經驗(1937-1945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黃文珊
  〈高雄左營眷村聚落的發展與變遷〉,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2006。
廖秋紅
  〈日治末期臺灣人身分認同的演化進程―以臺籍作家的志願兵小說為中心(1941.6―1945.8)〉,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劉芳瑜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鄭麗玲
  〈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鄭柏力
  〈從志願到徵兵―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的動員〉,臺北: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09。
鄭人豪
  〈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謝惠芳
〈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臺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四、期刊論文
周婉窈
  〈從比較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新史學》5:2(1994年6月),頁117-156。亦收在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3,頁33-75。
  〈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1(1995年6月),頁85-126。本篇文章於2002年8月重新修訂,
並收錄在氏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127-183。
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
  〈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臺灣文獻》46:2(1995年6月),頁189-223。
邵培仁、李梁
  〈媒介即意識形態 論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001年),頁99-106。
張健俅
  〈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4:1(1999年4月),頁149-196。
曾令毅
  〈日治時期臺灣少年飛行兵之研究─以特攻隊員劉志宏(泉川正宏)為例〉,《臺灣史學雜誌》2(2006年12月),頁195-236。

五、網站資料
日本「三重縣戰爭資料館」網站
  http://www.pref.mie.jp/FUKUSHI/heiwa/shiryou/01-14.htm
日本「海事博物館ボランティアあれこれ」網站
  http://kondoh-k.at.webry.info/200706/article_2.html
美國「FleetSubmarine.com」網站
  http://www.fleetsubmarine.com
美國「NavSource Online:Submarine Photo Archive」網站
  http://www.navsource.org/archives/08/08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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