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は、7月7日の『海南日報』の特集記事「海南村民 对日诉讼」の6面（『海南日報』の14面）の記事の全文です。
佐藤正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4-07/07/content_14_1.htm
■那些为“慰安妇”幸存者正名的人们
相片 2005年，陈厚志陪同陈金玉（已故）从美兰机场乘坐飞机赴北京，准备向来自
中日韩的青少年及教师控诉日本侵华暴行。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相片 2005年，黄一鸣在澄迈采访蔡爱花。
文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张劝劝
在国内， “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问题虽一直为公众所知，但其关注度始终是不冷不热，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更是长期得不到关注，甚至顶着“日本娘”的污名，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关注这个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或文字，或影像，或慈善，将她们的故事和声音记录下来，传达给全社会。
★张应勇和陈厚志： 海南“慰安妇”事件最早记录者
张应勇原为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应勇结识了热爱摄影的农场青年陈厚志，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合作展开调查，并还特地交了底，“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由于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1997年，“慰安妇”事件有了新的转机，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问题调查取证。张应勇和陈厚志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受害者们讨回公道。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学者、记者也都更多地关注起海南“慰安妇”。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期间，张应勇和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曾分别陪同林亚金和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作证。
2006年，为此耗尽心血的张应勇不幸辞世，身后几乎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而陈厚志至今仍在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而多方奔走，从而立之年到年过半百，陈厚志已志愿服务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近20个年头。去年，他获得第四届全国道模范提名奖。
★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
黄一鸣：相机中的故事
《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接触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是在2005年。当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日报》要做一期相关报道，黄一鸣就想到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相关选题。
查阅资料后他很震惊，全国当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有30多个，海南就占了近一半。此后他一路寻访，并结识了张应勇，对他后来的拍摄帮助很大。
黄一鸣是一名摄影记者。相较于文字，他更愿意用影像的方式讲述故事。黄一鸣说，随着寻访的深入，他发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黄一鸣深深“陷”了进去，从2005年开始，他一有空就到海南各地寻访“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拍摄，一直拍到差不多2007年才完成。当年他出了一本《海南“慰安妇”》的白摄影专辑，用图像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向世人揭示这些战争受害者被忽视的痛苦，这也是首部关于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影像专辑。
拍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黄一鸣告诉记者，“影像的东西它有一个过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拍好。如果老人当天没这个情绪，没这个状态，你也拍不出来，况且我们拍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为此，黄一鸣常去老人家里，陪她们坐一坐，聊一聊，经常帮老人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如为了寻访陵水陈亚扁阿婆时，黄一鸣前后去了五六趟，和老人谈心，带老人寻医看病，赢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组纪实照片。就这样，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相处，黄一鸣同阿婆们日渐熟悉，能更多地抓拍到阿婆们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瞬间。
让黄一鸣遗憾的是，他没想到张应勇去世那么快。2006年才过了春节，那时书都没出，人就走了。“张应勇的贡献很大，是海南最早的研究人。太可惜啦，他去世以后，包括韩国日本，有不少人问我说当时有没有多拍到他的照片。”
黄一鸣手上只有一张张应勇的照片，是张生前带他去寻访朝鲜籍的“慰安妇”受害者朴来顺的墓时拍到的侧面照，这也成了张应勇存世不多的照片，最后被黄一鸣放在了他的作品集中。
★钟惠明： 一位香港老人的关怀
钟惠明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虽然身在香港，但他所负责的惠明慈善基金会却一直默默地关怀着海南的“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采访中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不要用“慰安妇”这个名字称呼阿婆们，他更希望用“二战时期的女性受害者”这一称呼。
钟惠明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一名顾问，他祖籍上海，老家的房子同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所居之处比较近，因这一层关系，他开始关注到”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方面的问题。他坦陈自己原本没打算做慈善事业，主要做的是对日索赔。“对于日本人，并不是要他们认错就算了，而是要叫他赔礼道歉，要做出赔偿，还要归还非法掠夺的国宝。”
钟先生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他告诉记者，原来他知道有这些受害人。2004年钟惠明得到阿婆们的资料后，就同对日索赔联合会的马燕一起，带着钱来海南慰问“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此后，他们每年一到两次，每次带去1000元至3000元不等慰问老人。
回忆起慰问阿婆们的那段时光，钟惠明有些动情，“算是给她们帮助吧，再买牛奶呀，米呀，或者面粉、水果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买丝巾送给她们，这些老奶奶，虽然有的都80多岁了，但是你给她们丝巾，她们还是很高兴的，马上就把它戴在身上，女性还是很爱美的。”
他告诉记者，现在国家经济有了好转，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提高，应该有精力回过头来多照顾这些老人。“实际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欠这些老人的，我们很多地方做得都不足。”他很希望社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更多地关心这些老人的生活状况。
★郭柯：镜头下的另一个视角
《二十二》是导演郭柯新近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这是”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系列纪录片里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三十二》。郭柯计划跑5个地方纪录老人们的生活，他从湖北拍到广西，从广西拍到海南，然后拍到龙江，记者打电话采访时，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山西。
说起拍摄的缘由，郭柯觉得有些偶然。前年夏天，微博上一则“中国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生下日本人孩子”的博文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产生了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然后，他去找苏智良教授，要到了老人的地址。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却是，与老人的接触颠覆了他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对影视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故事片才能让人感动，但拍了老人的纪录片之后，他认为纪录片才是最感人的，因为纪录片中展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另一个视角，是郭柯的纪录片最大的特点，也是他拍摄的初衷——展现老人们的另一面。郭柯说他不想不停地提及老人们曾经受到的苦难。他觉得，他拍的片子不应只是单纯地去控诉。用老人们的经历去表达一个控诉的主题，对于郭柯而言，视角太狭窄了。
郭柯希望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不是老人们悲苦的过去，而是她们积极的当下。他提到《三十二》里面的那个老人。那位老人曾经说过，世界那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活下去呀。老人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让郭柯震撼，他觉得她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鼓舞人心。
“我不想表达她们的悲惨，毕竟曾经也有人做过了，我再去做重复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我看到的是她们乐观、积极的一面。我觉得这更有力量的。”
郭柯在6月份的时候来到海南进行拍摄。与阿婆们的相处，让他收获颇多。相处久了，他同阿婆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在拍摄期间，每天都会去见李美金阿婆。阿婆给他们剧组做饭吃，然后还给全剧组包了粽子。
他也帮助老人们。比如有的老人得了风湿，就给她买药，然后帮老人把米缸弄满，给她们买日用品。有些老人的床不好，就换成新床。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就买一把轮椅。“关键是了解她的现实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帮助她们。”
然而，在这次海南之旅中，郭柯也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邓玉民阿婆的去世。他在春节的时候，曾来过海南看望邓玉民阿婆，5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但当剧组6月份来海南拍摄的时候，阿婆却去世了。
他原计划是在4天之后，就要拍邓玉民阿婆，但就差那么4天，阿婆就去世了，没有拍到。他还买了一把轮椅准备送给阿婆，也因这个原因最终没能送成。最后，他将这把轮椅送给了黄友良阿婆。
他在海南主要是拍了两位阿婆，一位林爱兰，一位李美金。郭柯拍完片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阿婆们最需要的是身边人的陪伴，陪她们聊聊天，说说话。他说，这部片子拍完后，他不会再去触痛她们，将来每一年去看她们一次，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帮助。
佐藤正人
http://hnrb.hinews.cn/html/2014-07/07/content_14_1.htm
■那些为“慰安妇”幸存者正名的人们
相片 2005年，陈厚志陪同陈金玉（已故）从美兰机场乘坐飞机赴北京，准备向来自
中日韩的青少年及教师控诉日本侵华暴行。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相片 2005年，黄一鸣在澄迈采访蔡爱花。
文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张劝劝
在国内， “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问题虽一直为公众所知，但其关注度始终是不冷不热，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更是长期得不到关注，甚至顶着“日本娘”的污名，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关注这个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或文字，或影像，或慈善，将她们的故事和声音记录下来，传达给全社会。
★张应勇和陈厚志： 海南“慰安妇”事件最早记录者
张应勇原为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应勇结识了热爱摄影的农场青年陈厚志，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合作展开调查，并还特地交了底，“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由于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1997年，“慰安妇”事件有了新的转机，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问题调查取证。张应勇和陈厚志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受害者们讨回公道。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学者、记者也都更多地关注起海南“慰安妇”。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期间，张应勇和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曾分别陪同林亚金和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作证。
2006年，为此耗尽心血的张应勇不幸辞世，身后几乎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而陈厚志至今仍在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而多方奔走，从而立之年到年过半百，陈厚志已志愿服务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近20个年头。去年，他获得第四届全国道模范提名奖。
★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
黄一鸣：相机中的故事
《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接触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是在2005年。当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日报》要做一期相关报道，黄一鸣就想到了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相关选题。
查阅资料后他很震惊，全国当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有30多个，海南就占了近一半。此后他一路寻访，并结识了张应勇，对他后来的拍摄帮助很大。
黄一鸣是一名摄影记者。相较于文字，他更愿意用影像的方式讲述故事。黄一鸣说，随着寻访的深入，他发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黄一鸣深深“陷”了进去，从2005年开始，他一有空就到海南各地寻访“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拍摄，一直拍到差不多2007年才完成。当年他出了一本《海南“慰安妇”》的白摄影专辑，用图像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向世人揭示这些战争受害者被忽视的痛苦，这也是首部关于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影像专辑。
拍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黄一鸣告诉记者，“影像的东西它有一个过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拍好。如果老人当天没这个情绪，没这个状态，你也拍不出来，况且我们拍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为此，黄一鸣常去老人家里，陪她们坐一坐，聊一聊，经常帮老人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如为了寻访陵水陈亚扁阿婆时，黄一鸣前后去了五六趟，和老人谈心，带老人寻医看病，赢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组纪实照片。就这样，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相处，黄一鸣同阿婆们日渐熟悉，能更多地抓拍到阿婆们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瞬间。
让黄一鸣遗憾的是，他没想到张应勇去世那么快。2006年才过了春节，那时书都没出，人就走了。“张应勇的贡献很大，是海南最早的研究人。太可惜啦，他去世以后，包括韩国日本，有不少人问我说当时有没有多拍到他的照片。”
黄一鸣手上只有一张张应勇的照片，是张生前带他去寻访朝鲜籍的“慰安妇”受害者朴来顺的墓时拍到的侧面照，这也成了张应勇存世不多的照片，最后被黄一鸣放在了他的作品集中。
★钟惠明： 一位香港老人的关怀
钟惠明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虽然身在香港，但他所负责的惠明慈善基金会却一直默默地关怀着海南的“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采访中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不要用“慰安妇”这个名字称呼阿婆们，他更希望用“二战时期的女性受害者”这一称呼。
钟惠明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一名顾问，他祖籍上海，老家的房子同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所居之处比较近，因这一层关系，他开始关注到”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方面的问题。他坦陈自己原本没打算做慈善事业，主要做的是对日索赔。“对于日本人，并不是要他们认错就算了，而是要叫他赔礼道歉，要做出赔偿，还要归还非法掠夺的国宝。”
钟先生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他告诉记者，原来他知道有这些受害人。2004年钟惠明得到阿婆们的资料后，就同对日索赔联合会的马燕一起，带着钱来海南慰问“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此后，他们每年一到两次，每次带去1000元至3000元不等慰问老人。
回忆起慰问阿婆们的那段时光，钟惠明有些动情，“算是给她们帮助吧，再买牛奶呀，米呀，或者面粉、水果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买丝巾送给她们，这些老奶奶，虽然有的都80多岁了，但是你给她们丝巾，她们还是很高兴的，马上就把它戴在身上，女性还是很爱美的。”
他告诉记者，现在国家经济有了好转，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提高，应该有精力回过头来多照顾这些老人。“实际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欠这些老人的，我们很多地方做得都不足。”他很希望社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群体，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更多地关心这些老人的生活状况。
★郭柯：镜头下的另一个视角
《二十二》是导演郭柯新近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这是”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系列纪录片里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三十二》。郭柯计划跑5个地方纪录老人们的生活，他从湖北拍到广西，从广西拍到海南，然后拍到龙江，记者打电话采访时，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山西。
说起拍摄的缘由，郭柯觉得有些偶然。前年夏天，微博上一则“中国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生下日本人孩子”的博文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产生了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然后，他去找苏智良教授，要到了老人的地址。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却是，与老人的接触颠覆了他对”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对影视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故事片才能让人感动，但拍了老人的纪录片之后，他认为纪录片才是最感人的，因为纪录片中展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另一个视角，是郭柯的纪录片最大的特点，也是他拍摄的初衷——展现老人们的另一面。郭柯说他不想不停地提及老人们曾经受到的苦难。他觉得，他拍的片子不应只是单纯地去控诉。用老人们的经历去表达一个控诉的主题，对于郭柯而言，视角太狭窄了。
郭柯希望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不是老人们悲苦的过去，而是她们积极的当下。他提到《三十二》里面的那个老人。那位老人曾经说过，世界那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活下去呀。老人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让郭柯震撼，他觉得她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鼓舞人心。
“我不想表达她们的悲惨，毕竟曾经也有人做过了，我再去做重复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我看到的是她们乐观、积极的一面。我觉得这更有力量的。”
郭柯在6月份的时候来到海南进行拍摄。与阿婆们的相处，让他收获颇多。相处久了，他同阿婆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在拍摄期间，每天都会去见李美金阿婆。阿婆给他们剧组做饭吃，然后还给全剧组包了粽子。
他也帮助老人们。比如有的老人得了风湿，就给她买药，然后帮老人把米缸弄满，给她们买日用品。有些老人的床不好，就换成新床。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就买一把轮椅。“关键是了解她的现实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帮助她们。”
然而，在这次海南之旅中，郭柯也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邓玉民阿婆的去世。他在春节的时候，曾来过海南看望邓玉民阿婆，5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但当剧组6月份来海南拍摄的时候，阿婆却去世了。
他原计划是在4天之后，就要拍邓玉民阿婆，但就差那么4天，阿婆就去世了，没有拍到。他还买了一把轮椅准备送给阿婆，也因这个原因最终没能送成。最后，他将这把轮椅送给了黄友良阿婆。
他在海南主要是拍了两位阿婆，一位林爱兰，一位李美金。郭柯拍完片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阿婆们最需要的是身边人的陪伴，陪她们聊聊天，说说话。他说，这部片子拍完后，他不会再去触痛她们，将来每一年去看她们一次，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