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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15-08-24 12:07:29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日寇对华大劫掠真相
★金融篇：侵华金融掠夺搜刮民脂民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资不过是其维系战时物资供给的手段之一。在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银行或者扶植建立伪银行，肆意发行各种军票、银行券、伪币以及各种纪念币（章）等，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
★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吸金”
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个小故事：1935年华北沦陷之前，宋哲元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一心想拉拢宋哲元。然而，宋哲元偏偏在1935年底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后，表示接受法币政策。这意味着，宋哲元忠于国民政府，平津在经济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让土肥原一时气急败坏。
不过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不久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有机会在华北建立与其在东北相似的金融掠夺体系。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朱绍文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关东军便提出了伪满傀儡政权《货币及金融制度的方针案》。随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东北四官银号，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并建立了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心的伪满金融机构网。伪满币本是以银为本位，但1935年以后，直接与日元联系，完全转变为日元的延长和替身，形成了以金为本位的掠夺体制。朱绍文解释说，如此一来，伪满币不再和伪满境内的日元券、朝鲜银行金券相冲突，可以逐步实现日寇用伪满币统一币制的目的。
1937年12月,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后，其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遵照日本要求，任命伪行政部局长汪时等9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组所谓“中央银行”。次年1月7日，汪时等人发表声明，宣布将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中联银行”）。在1943年的《战时金融机关之使命》一文中，汪时“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华北为日本“后方兵站基地，所负使命，至为重大，举凡治安之确保，农产之收，国防上重要物资之产，均须运用巨额资金，始可获预期之收获。而此种贷放款项，并须极力吸收存款……我金融机关须有周密之措置，以全力赴之，始克完成其使命”。
史料记载，除了伪满中央银行、“中联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曾先后在中国扶植了伪冀东银行、伪察南银行、伪蒙疆银行等。这些伪银行都在各自区域内发行了伪币，并以独占货币发行权，为其金融掠夺的手段之一。
★强发军票、银行券等搜刮民脂民膏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还在华中、华东、华南等占领区强制发行了大量军票。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期间，就曾为转嫁战争负担在中国东北发行过大量的军票。以侵华日军在南京发行的军票为例，票面上，“日本银行代换券”和“日本银行”字眼被用红线盖去，改换成“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售票”，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日本人也曾在华直接设立银行，发行各种掠夺性银行券。如横滨正金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朝鲜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
1939年8月，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不久，即大量印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伪钞“联银券”，仅在青岛就印发纸币达2800余万元。日本人强令华人各大银行认存10万元，小银行3万元，用以支付存户存款。这些伪钞是在日本刺刀下维持其“信用”的一堆废纸。但日本却用这些“联银券”充作贷款，收购战略物资棉花、矿石等。如日本交易团青岛事务所收购磷矿石需资275万元，铁矿石200万元，萤石170万元，均由日本青岛正金银行以贷款方式，用“联银券”付账。这些“联银券”既无准备金作抵押，又不断贬值，广大中国人民受掠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掠夺手段之外，日军还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即伪造变造我国统区的法币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伪造货币既可以疯狂掠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财富，又可以影响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价，造成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而更无耻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耀武力，鼓舞士气，还发行了多种带有明显征服和侵略标志的所谓“纪念币”或“纪念章”。这类纪念币（章）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如限量发行、有的铸有面值、一般由造币厂制造、设计风格和形制与货币相同等，因此也成了日本侵华劫掠的证据。
★劫掠使中国民众普遍贫困化
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金融掠夺，造成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据日伪新民会骨干徐冽战后供认：当时，连“简单的衣食”都已有“万千同胞不能解决了。他们现在只是有一口气，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为了延长这一口气，上焉者勉强以粗粮果腹，次焉者树皮、树叶、草根、棉花籽、观音土，不一而足。再如河南某地，已发现人吃人的事实，“吾人引为奇谈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已重见于今日”。
同时，日寇的金融掠夺，令中国企业资金短缺，使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衰败。资料显示，仅在华北地区，自“七七事变”以后，“除特别数种外，余皆呈衰退现象”。就天津而言，1941年度各种工业的开工率仅为“七七事变”前的47%。
自1939年起，日伪当局还曾在沦陷区多次兴办所谓“春耕贷款”，宣称为确保棉花、小麦、杂粮等农作物的生产，以挽救农村的危机和加其军需供给。不过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农贷”，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上需要资金的真正的农民贷不到款，有些贷到款的人，不是把资金用于生产，而用于纳税、还债、还息。而另一方面，一些利用特殊地位借得大批资金的亲日劣绅，却把钱用去放高利贷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反抗，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业英评价道。
★“日侵华大灾难不能是笔糊涂账”★
专访《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主编李忠杰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国际社会问起当时中国伤亡多少人，我们就拿不出事实和证据来。子孙后代也会问，中华民族当年遭遇这么大的磨难，你们当时干吗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近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陆续出版第二批调研成果。翔实的档案资料，详尽的证人证言，记录下血染的抗战历史，更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的荒谬言论。
据悉，此项调研工程至今已有11年，先后有约60万人参与。全部调研成果按照统一规范和体例，编纂成《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共300本左右，陆续分批出版，其中许多历史档案尚属首次公开。
日前，该调研丛书主编、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北京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指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调研丛书的出版，彰显中国政府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坚定态度。
★历时10年动员全国调研力量
《国际先驱导报》：这个调研从2004年就开始了，当时为什么会去做这项工作？
李忠杰：10年前是抗战胜利60周年，当时我参与了纪念活动的部署和安排，组织研究相关问题。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中国抗战到底有多大的损失，多少人员伤亡？以前官方有一个数字，但光有数字还远远不够，得有更加确凿和详尽的资料，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着手进行调研的准备工作。
Q: 您能大致介绍一下调研的过程吗？
A:调研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查阅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有抗战期间的，有抗战结束时的，也有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许多部门和学者的研究，也包括当年的报刊所报道的内容。要求每个省都要去查，由各个省组织人力，深入到市、县调研。
我们不仅查阅了大陆各个档案馆的资料，还到台湾地区和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查阅了当地保存的档案资料。台湾保存的档案比较丰富，因为抗战结束前后，国民政府曾经考虑索赔，成立了赔偿委员会，对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行了调查，总额为559亿美元。不过这个调查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东三省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也不包括台湾。国民政府当时也强调这个数字是远远涵盖不了全部损失的。原因一是统计时间仓促，二是接下来又打内战，无法好好做统计。
二是寻访历史亲历者，特别是重大事件和惨案，直接找到当年的见证者或者他们的亲属、后代了解情况，多数都做了笔录，有的还对证人和证词做了公证，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证明。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我们开过很多控诉会、思想教育报告会，可是缺少法律上认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让其在法律上能站得住脚。
Q：调研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A：在走访调查伤亡人员方面，很多省市组织的调研组深入到村子里。以山东为例，山东寻访到的7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500多万，听到这个数字我开始吓了一跳。我说你们能找到这么多人吗？他们说，山东省7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万，所以寻访到500多万是可以做到的。调研组除了查档案和民政部门的记录，还到各个村子里把老人召集起来，询问这个村子在抗战时期的哪一年死了谁、伤了谁，一个一个回忆出来。
即使这样，还是很难统计准确。一是时间久远，老人们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二是有些人只知道小名，比如“狗蛋”“狗娃”，很多人都叫这个小名，难免有遗漏或重复；三是有些人可能全家都遇害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也没人记得他们。他们千方百计进行调查、核对。因为普查的基础工作做得非常全面，所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光这些名单，包括姓名、性别、籍贯、死亡时间和大致的年龄，就编印了整整14卷。
★不光盯着数字，要用事实说话
Q：这份调研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什么特点？
A：整个调研的布局是块块和条条相结合。块块就是全国各个省份的情况，多个省都成立了由党委或者省政府负责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课题组，动员当地社科院、档案馆、文物局、文化局以及一部分高校人员等，进行大规模的调研。条条是专项问题，比如慰安妇问题，毒气、化学武器问题等，主要是邀请对这些问题有研究的专家来进行。这样条块结合，调研就会比较全面。
这项调研主要以省为单位，每个省都有一本省卷，这是A系列；其中每个省还有B系列，即市县的卷宗；专项问题是专项卷宗。此外，还有国民政府档案、八路军档案等。一共有约300本，目前已经出版了80本左右。300本书全部出版以后，还会继续完成一些专题调研。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事实，我们把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间全国发生的一次性伤亡800名以上平民的惨案集中起来，共173起，汇编了12本。日本右翼总是说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人没有30万，我们不仅用事实和数字来反驳日本右翼的言论，更强调不要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远远不止于此。
Q：这个调研报告算是目前最全面最系统的了吧？
A：关于抗战时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非常复杂，我们研究了十年，就是试图尽可能地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但我们现在还没做汇总。比如文物的流失，有大规模的，也有个人的，我们很难非常准确地统计那些数据和损失，而且文物的价值有其特殊性。
我们现在的调研结果是历史上至今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但事实上的损失可能还不止这些。我们的调查是把事实给搞清楚，从当年的历史开始，从一个人、一个地区开始，全部调查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类、整理，再形成调研报告。
这项调研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虽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成果了，但是现在并没有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这个成果，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一是以前我们不太注重档案资料的保管问题，统计的数字可能是不全面的，不能全面反映真正的损失情况；二是研究方法不同，也会导致数字的不同，比如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计算，结果可能就不同。所以不要把眼光盯在数字上，而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侵略掠夺给日本战后崛起打下基础
Q：有看法认为，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资源财产对日军作战以及战时国民经济发挥了支撑作用？
A：那当然，日本占领东北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当地的钢铁、煤炭、森林、木材、军工企业等全部占为己有，作为日军的后方基地和整个战略支撑。如果没有掠夺中国的资源，日本是不可能在战争中撑这么长时间的。
到了后来，日本感到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我们在其后方对资源供给进行多方破坏，比如铁道游击战就专门破坏日本的煤矿资源运输；二是因为日本对中国资源的开发是掠夺性的，是不可持续性的，是竭泽而渔的，疯狂的开采破坏了中国的资源，以至于到后期也难以维持他们的需要。
Q：日本掠夺的资源对其战后崛起有什么作用？
A：战后战胜国在商讨对日索赔问题时，刚开始是准备将日本的所有资产中，除了维持其正常运营的部分以外，凡是有利于其加国力或发展军工的，都要收走。但是后来各个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导致情况越来越复杂，到1951年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等于是宣布对日放弃赔偿。
1949年之前，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一部分的先期赔偿，用船运送了22次物资，总价值在当时约2200万美元，这与国民政府统计的559亿美元的损失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到后来，赔偿就不了了之了，国民党政府没有再索要，我们在中日恢复邦交时也放弃了索赔。这样的积累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基础，对它的经济腾飞肯定有很大作用。日本没有赔偿，在美国的支持下很快就重新发展起来了。
★给历史与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Q：调研的过程中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A：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调研晚了几十年。很多档案资料都没了，当事人也一个一个地去世了，这是最大的困难。
日军侵略造成的人员伤亡统计也很困难。首先，关于军队的伤亡，包括在战场上、在医院里，有的是受伤了送到医院去，这些很复杂，有可能有重复，也有可能有遗漏，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时期有时可能根本没人来统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当时是什么状况？逃难都来不及，谁还去统计这个？
其次，平民有很多是直接被杀死的、打伤的，这个好统计一些。而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被抢劫致死的，或者是逃亡的难民，这些怎么算？我们主要通过研究史料和对当地进行走访，尽力把它做了出来。
另外，保存在台湾的资料中，有一些因为保管不慎，淹过水，受了潮，已经板结了，没法硬去掀开，这也给调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Q：我们现在做这个调研的意义是什么？
A：给历史一个交代。中华民族这么大的灾难，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啊！不索赔也得搞清楚，给伤亡的3500万同胞一个交代，给中华民族一个交代，给子孙后代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也是一个交代。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国际社会问起当时中国伤亡多少人，我们就拿不出事实和证据来。子孙后代也会问，中华民族当年遭遇这么大的磨难，你们当时干吗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所以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是一部通俗读物，看着好玩或者加一些知识。这个是放一百年、五百年照样管用的，后代要研究抗战，就少不了以它为基础。我们无法要求前人那样做，但我们得为后人做事。
我们用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让世人了解，在这么多的血债面前，日本首相的一句道歉都如此的隐晦和暧昧，太没有悔过的诚意了。更可以让世人看到，今天日本右翼的企图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7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实习记者黄傲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华网」 2015-08-24 12:07:29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日寇对华大劫掠真相
★金融篇：侵华金融掠夺搜刮民脂民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资不过是其维系战时物资供给的手段之一。在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银行或者扶植建立伪银行，肆意发行各种军票、银行券、伪币以及各种纪念币（章）等，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
★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吸金”
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个小故事：1935年华北沦陷之前，宋哲元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一心想拉拢宋哲元。然而，宋哲元偏偏在1935年底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后，表示接受法币政策。这意味着，宋哲元忠于国民政府，平津在经济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让土肥原一时气急败坏。
不过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不久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有机会在华北建立与其在东北相似的金融掠夺体系。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朱绍文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关东军便提出了伪满傀儡政权《货币及金融制度的方针案》。随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东北四官银号，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并建立了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心的伪满金融机构网。伪满币本是以银为本位，但1935年以后，直接与日元联系，完全转变为日元的延长和替身，形成了以金为本位的掠夺体制。朱绍文解释说，如此一来，伪满币不再和伪满境内的日元券、朝鲜银行金券相冲突，可以逐步实现日寇用伪满币统一币制的目的。
1937年12月,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后，其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遵照日本要求，任命伪行政部局长汪时等9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组所谓“中央银行”。次年1月7日，汪时等人发表声明，宣布将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中联银行”）。在1943年的《战时金融机关之使命》一文中，汪时“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华北为日本“后方兵站基地，所负使命，至为重大，举凡治安之确保，农产之收，国防上重要物资之产，均须运用巨额资金，始可获预期之收获。而此种贷放款项，并须极力吸收存款……我金融机关须有周密之措置，以全力赴之，始克完成其使命”。
史料记载，除了伪满中央银行、“中联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曾先后在中国扶植了伪冀东银行、伪察南银行、伪蒙疆银行等。这些伪银行都在各自区域内发行了伪币，并以独占货币发行权，为其金融掠夺的手段之一。
★强发军票、银行券等搜刮民脂民膏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还在华中、华东、华南等占领区强制发行了大量军票。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期间，就曾为转嫁战争负担在中国东北发行过大量的军票。以侵华日军在南京发行的军票为例，票面上，“日本银行代换券”和“日本银行”字眼被用红线盖去，改换成“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售票”，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日本人也曾在华直接设立银行，发行各种掠夺性银行券。如横滨正金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朝鲜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
1939年8月，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不久，即大量印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伪钞“联银券”，仅在青岛就印发纸币达2800余万元。日本人强令华人各大银行认存10万元，小银行3万元，用以支付存户存款。这些伪钞是在日本刺刀下维持其“信用”的一堆废纸。但日本却用这些“联银券”充作贷款，收购战略物资棉花、矿石等。如日本交易团青岛事务所收购磷矿石需资275万元，铁矿石200万元，萤石170万元，均由日本青岛正金银行以贷款方式，用“联银券”付账。这些“联银券”既无准备金作抵押，又不断贬值，广大中国人民受掠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掠夺手段之外，日军还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即伪造变造我国统区的法币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伪造货币既可以疯狂掠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财富，又可以影响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价，造成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而更无耻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耀武力，鼓舞士气，还发行了多种带有明显征服和侵略标志的所谓“纪念币”或“纪念章”。这类纪念币（章）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如限量发行、有的铸有面值、一般由造币厂制造、设计风格和形制与货币相同等，因此也成了日本侵华劫掠的证据。
★劫掠使中国民众普遍贫困化
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金融掠夺，造成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据日伪新民会骨干徐冽战后供认：当时，连“简单的衣食”都已有“万千同胞不能解决了。他们现在只是有一口气，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为了延长这一口气，上焉者勉强以粗粮果腹，次焉者树皮、树叶、草根、棉花籽、观音土，不一而足。再如河南某地，已发现人吃人的事实，“吾人引为奇谈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已重见于今日”。
同时，日寇的金融掠夺，令中国企业资金短缺，使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衰败。资料显示，仅在华北地区，自“七七事变”以后，“除特别数种外，余皆呈衰退现象”。就天津而言，1941年度各种工业的开工率仅为“七七事变”前的47%。
自1939年起，日伪当局还曾在沦陷区多次兴办所谓“春耕贷款”，宣称为确保棉花、小麦、杂粮等农作物的生产，以挽救农村的危机和加其军需供给。不过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农贷”，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上需要资金的真正的农民贷不到款，有些贷到款的人，不是把资金用于生产，而用于纳税、还债、还息。而另一方面，一些利用特殊地位借得大批资金的亲日劣绅，却把钱用去放高利贷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反抗，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业英评价道。
★“日侵华大灾难不能是笔糊涂账”★
专访《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主编李忠杰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国际社会问起当时中国伤亡多少人，我们就拿不出事实和证据来。子孙后代也会问，中华民族当年遭遇这么大的磨难，你们当时干吗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近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陆续出版第二批调研成果。翔实的档案资料，详尽的证人证言，记录下血染的抗战历史，更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的荒谬言论。
据悉，此项调研工程至今已有11年，先后有约60万人参与。全部调研成果按照统一规范和体例，编纂成《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共300本左右，陆续分批出版，其中许多历史档案尚属首次公开。
日前，该调研丛书主编、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在北京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指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调研丛书的出版，彰显中国政府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坚定态度。
★历时10年动员全国调研力量
《国际先驱导报》：这个调研从2004年就开始了，当时为什么会去做这项工作？
李忠杰：10年前是抗战胜利60周年，当时我参与了纪念活动的部署和安排，组织研究相关问题。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中国抗战到底有多大的损失，多少人员伤亡？以前官方有一个数字，但光有数字还远远不够，得有更加确凿和详尽的资料，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着手进行调研的准备工作。
Q: 您能大致介绍一下调研的过程吗？
A:调研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查阅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有抗战期间的，有抗战结束时的，也有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许多部门和学者的研究，也包括当年的报刊所报道的内容。要求每个省都要去查，由各个省组织人力，深入到市、县调研。
我们不仅查阅了大陆各个档案馆的资料，还到台湾地区和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查阅了当地保存的档案资料。台湾保存的档案比较丰富，因为抗战结束前后，国民政府曾经考虑索赔，成立了赔偿委员会，对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行了调查，总额为559亿美元。不过这个调查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东三省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也不包括台湾。国民政府当时也强调这个数字是远远涵盖不了全部损失的。原因一是统计时间仓促，二是接下来又打内战，无法好好做统计。
二是寻访历史亲历者，特别是重大事件和惨案，直接找到当年的见证者或者他们的亲属、后代了解情况，多数都做了笔录，有的还对证人和证词做了公证，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证明。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我们开过很多控诉会、思想教育报告会，可是缺少法律上认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让其在法律上能站得住脚。
Q：调研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A：在走访调查伤亡人员方面，很多省市组织的调研组深入到村子里。以山东为例，山东寻访到的7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500多万，听到这个数字我开始吓了一跳。我说你们能找到这么多人吗？他们说，山东省7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万，所以寻访到500多万是可以做到的。调研组除了查档案和民政部门的记录，还到各个村子里把老人召集起来，询问这个村子在抗战时期的哪一年死了谁、伤了谁，一个一个回忆出来。
即使这样，还是很难统计准确。一是时间久远，老人们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二是有些人只知道小名，比如“狗蛋”“狗娃”，很多人都叫这个小名，难免有遗漏或重复；三是有些人可能全家都遇害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也没人记得他们。他们千方百计进行调查、核对。因为普查的基础工作做得非常全面，所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光这些名单，包括姓名、性别、籍贯、死亡时间和大致的年龄，就编印了整整14卷。
★不光盯着数字，要用事实说话
Q：这份调研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什么特点？
A：整个调研的布局是块块和条条相结合。块块就是全国各个省份的情况，多个省都成立了由党委或者省政府负责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课题组，动员当地社科院、档案馆、文物局、文化局以及一部分高校人员等，进行大规模的调研。条条是专项问题，比如慰安妇问题，毒气、化学武器问题等，主要是邀请对这些问题有研究的专家来进行。这样条块结合，调研就会比较全面。
这项调研主要以省为单位，每个省都有一本省卷，这是A系列；其中每个省还有B系列，即市县的卷宗；专项问题是专项卷宗。此外，还有国民政府档案、八路军档案等。一共有约300本，目前已经出版了80本左右。300本书全部出版以后，还会继续完成一些专题调研。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事实，我们把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间全国发生的一次性伤亡800名以上平民的惨案集中起来，共173起，汇编了12本。日本右翼总是说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人没有30万，我们不仅用事实和数字来反驳日本右翼的言论，更强调不要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远远不止于此。
Q：这个调研报告算是目前最全面最系统的了吧？
A：关于抗战时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非常复杂，我们研究了十年，就是试图尽可能地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但我们现在还没做汇总。比如文物的流失，有大规模的，也有个人的，我们很难非常准确地统计那些数据和损失，而且文物的价值有其特殊性。
我们现在的调研结果是历史上至今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但事实上的损失可能还不止这些。我们的调查是把事实给搞清楚，从当年的历史开始，从一个人、一个地区开始，全部调查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类、整理，再形成调研报告。
这项调研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虽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成果了，但是现在并没有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这个成果，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一是以前我们不太注重档案资料的保管问题，统计的数字可能是不全面的，不能全面反映真正的损失情况；二是研究方法不同，也会导致数字的不同，比如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计算，结果可能就不同。所以不要把眼光盯在数字上，而是要用事实来说话。
★侵略掠夺给日本战后崛起打下基础
Q：有看法认为，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资源财产对日军作战以及战时国民经济发挥了支撑作用？
A：那当然，日本占领东北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当地的钢铁、煤炭、森林、木材、军工企业等全部占为己有，作为日军的后方基地和整个战略支撑。如果没有掠夺中国的资源，日本是不可能在战争中撑这么长时间的。
到了后来，日本感到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我们在其后方对资源供给进行多方破坏，比如铁道游击战就专门破坏日本的煤矿资源运输；二是因为日本对中国资源的开发是掠夺性的，是不可持续性的，是竭泽而渔的，疯狂的开采破坏了中国的资源，以至于到后期也难以维持他们的需要。
Q：日本掠夺的资源对其战后崛起有什么作用？
A：战后战胜国在商讨对日索赔问题时，刚开始是准备将日本的所有资产中，除了维持其正常运营的部分以外，凡是有利于其加国力或发展军工的，都要收走。但是后来各个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导致情况越来越复杂，到1951年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等于是宣布对日放弃赔偿。
1949年之前，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一部分的先期赔偿，用船运送了22次物资，总价值在当时约2200万美元，这与国民政府统计的559亿美元的损失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到后来，赔偿就不了了之了，国民党政府没有再索要，我们在中日恢复邦交时也放弃了索赔。这样的积累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基础，对它的经济腾飞肯定有很大作用。日本没有赔偿，在美国的支持下很快就重新发展起来了。
★给历史与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Q：调研的过程中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A：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调研晚了几十年。很多档案资料都没了，当事人也一个一个地去世了，这是最大的困难。
日军侵略造成的人员伤亡统计也很困难。首先，关于军队的伤亡，包括在战场上、在医院里，有的是受伤了送到医院去，这些很复杂，有可能有重复，也有可能有遗漏，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时期有时可能根本没人来统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当时是什么状况？逃难都来不及，谁还去统计这个？
其次，平民有很多是直接被杀死的、打伤的，这个好统计一些。而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被抢劫致死的，或者是逃亡的难民，这些怎么算？我们主要通过研究史料和对当地进行走访，尽力把它做了出来。
另外，保存在台湾的资料中，有一些因为保管不慎，淹过水，受了潮，已经板结了，没法硬去掀开，这也给调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Q：我们现在做这个调研的意义是什么？
A：给历史一个交代。中华民族这么大的灾难，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啊！不索赔也得搞清楚，给伤亡的3500万同胞一个交代，给中华民族一个交代，给子孙后代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也是一个交代。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国际社会问起当时中国伤亡多少人，我们就拿不出事实和证据来。子孙后代也会问，中华民族当年遭遇这么大的磨难，你们当时干吗了，为什么不记录下来？所以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是一部通俗读物，看着好玩或者加一些知识。这个是放一百年、五百年照样管用的，后代要研究抗战，就少不了以它为基础。我们无法要求前人那样做，但我们得为后人做事。
我们用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让世人了解，在这么多的血债面前，日本首相的一句道歉都如此的隐晦和暧昧，太没有悔过的诚意了。更可以让世人看到，今天日本右翼的企图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7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实习记者黄傲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