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來自東京大學檔案學院前教授酒井信彥的定期專欄文章，該專欄文章於5月10日在產經新聞上發表。
報紙未能就中國的民族和人權問題大聲疾呼
4月12日，印度太平洋太平洋人權委員會在國會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這個聯絡委員會的名字很長，它是由13個居住在日本的“中國少數民族”組織於3月30日成立的，這些組織一直到現在一直在單獨工作，以團結起來，讓國會議員抗議人類。日本在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
在新聞發布會上，日本藏族社區代表奧巴拉·卡登先生，日本維吾爾族協會會長森田·凱林先生和香港民主運動家威廉·李先生見了面，楊先生也見了面。世界蒙古聯合會主席海英（他是內蒙古的歸化學者）發表了講話。
換句話說，非漢人和香港人正在參加該聯絡委員會。
這些人希望國會通過定罪決議，並希望日本承認種族滅絕，從而明確表示抗議。
從以該聯絡委員會名義的“印度太平洋”中可以看出，它與最近與印度太平洋有關的一系列會議有聯繫。
這次新聞發布會非常及時，特別是自首相須英秀英與最重要的美國總統拜登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議以來，也提到了中國的人權問題。
但是，只有《產經新聞》在第二頁上介紹了該活動，並在第二頁上刊登了照片，並在13日的報紙上對其進行了廣泛報導，而其他五家主要報紙（儘管我試圖仔細看一下）根本沒有報導。
其他五家主要報紙完全沒有對此進行報導，儘管我試圖仔細觀察。
這裡發生了什麼？
是因為它與中國最大的弱點或阿基里斯的腳跟，種族和人權問題直接相關，故意壓制了這個故事嗎？
他們害怕中國嗎？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朝日新聞》是唯一一本避免被開除的報紙，因為它不敢在總統富岡昌三（Tomoo Hirooka）的“見證歷史理論”下寫下自己知道的事情。
當時被驅逐的其他報紙陸續返回，但只有《產經新聞》堅持了31年。
《產經新聞》應該為此感到自豪。
在報業中，所有最糟糕的學科都不會倖免於難，不寫對中國不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