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節錄自經濟安全分析師 Koji Hirai 的文章，該文章於 9 月 26 日以三欄形式刊登在月刊 WiLL 的第 98 至 105 頁。
這篇文章也證明了他是齋韶所定義的國寶之一。
這篇文章不僅是日本國民的必讀書，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必讀書。
侵犯空域和領海、七個日中友好組織、日中友好議會團體...
為什麼不制定反間諜法呢？
我們不需要一個「通往中國的管道」，只是單方面把我們吸進去。
侵犯空域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架 Y9 情報收集飛機在長崎縣五島附近侵犯日本空域約兩分鐘（8 月 26 日）。
翌日，訪問中國的日中議會友好聯盟會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趙樂次。
他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侵犯日本領空表示遺憾，並呼籲防止事件再次發生，但僅止於此。
在這次會議上，雙方決定加強日中交流，繼續對話。
代表團回國後，沒有提出任何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主張。
在政治戰爭中，政治宣傳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針對的目標是其國家的政治精英。
因為他們處於行使權力的地位，可以做出直接影響中國共產黨利益的政策決定。
據說，中國的政治戰超越了三戰（輿論戰、媒體戰、心理戰、法律戰）和統戰工作，是通過結合軟勢力功能（如造假信息、明顯和隱蔽的媒體操縱）和國家功能（如間諜和暴力行動）來進行的。
由於是在地表以下進行，因此最難分析和發現，也沒有公開的已知資訊。
什麼是輿論和媒體戰？
透過地面廣播、線上節目、視訊應用程式、電影、書籍等，向目標國家的人民進行宣傳。
其目的是影響公眾輿論。日本主要媒體在報導上述入侵日本空域事件時，給人的印象是解放軍 「不小心犯錯」，頭條是 「中國軍機侵犯空域，防衛省首次確認，政府提出嚴正抗議」。
然而，其目的是收集資訊。
當外國軍用飛機侵犯日本空域時，散佈在九州各地的雷達站會發出雷達頻率等無線電波。
通過讓資訊收集飛機侵犯日本空域，中國軍方試圖截獲和收集其無人駕駛的航空器無法截獲的資訊。
然後分析這些資訊，並將訊號資料載入戰鬥機的偵測雷達與反雷達飛彈，再利用這些飛彈攻擊日本與美國基地的雷達。
為什麼日本媒體不向公眾報導這個事實？統戰戰略是實現習近平 「中國夢 」的 「法寶 」之一。
這表明，中國的滲透工作、輿論戰、媒體戰正深入我國。
侵蝕日本的秘密組織：
2019年1月，美國國防情報局（DIA）發表了一份題為 「中國軍力 」的報告。
該報告披露，隸屬於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絡局的政治部聯絡局正在對美國、台灣，特別是日本進行 「政治戰」，並收集和分析這些國家和其他國家高官的相關信息。
同年 6 月，Russell H. Siu（詹姆斯頓基金會）發表了一份題為 「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影響行動的初步調查」 的報告。
在該報告中，蕭先生將政治戰定義為 「一個政府為達到國家目標而影響其他政府和社會的觀念、信仰和行動的一系列公開或隱蔽的手段」。
他指出，中共對日本進行惡意影響行動的手段尚未釐清。
他還說，有必要調查這些行動的機構和方法，以及它們在影響日本政府方面的潛在效果。
中共透過「統戰工作」進行影響行動，包括影響、灌輸和動員中共黨員以外的人士和組織，以達成黨的目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著重於統戰工作，並將具有統戰方向的組織帶到前台。
主要的統戰組織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或稱 CCPPR，直屬中共統戰部。
報告中提到了一些活躍在日本的下屬組織的名稱，包括全日本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協進會、全日本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等。
這些組織以民間交流為幌子，通過在日本人民中建立統一戰線，將國內的討論引向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方向。
由楊萬明領導的中國國際友好往來協會是一個主要通過中日兩國高層（精英）人士的交流來進行精英招募活動的組織。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設有專門從事日本相關活動的事務局。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CAIFC）隸屬於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通過中國的外交、國家安全、統戰、宣傳和軍事渠道開展影響行動。
在日本，該組織與宗教團體、建築師、書法協會、退伍軍人等日本社會各界互動，並指導統戰行動。
孔子學院被稱為中共的「特洛伊木馬」，其危險性也受到質疑。
日本有12所孔子學院（表1）。
在美國，有人擔心中國大使館干預學生團體，美國國會也限制聯邦撥款給接受設立孔子學院的學校。
美國國務院承認，位於華盛頓的 「美國孔子學院中心 」是中國政府的機構，負責監督全美各地的孔子學院。
根據美國總會計局的統計，在美國大學內設立的孔子學院已從約100所減少到不足5所。
但在日本，我們只能確認關閉了三所學校。
在美國，孔子學院被視為一種危險，不關閉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是 「七個日中友好組織」？
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七個組織為 「日中友好組織」。
我們在本文開頭介紹的日中議會友好聯盟也在其中，合稱 「日中友好七團體」。
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日嘉俊弘）
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宇都宮德一郎）
日本國際貿易振興協會（理事長：河野洋平）
日本國際貿易振興協會（理事長：河野洋平）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黑井千二
日中經濟協會（理事長：新藤幸成）
日中經濟協會（理事長：新藤幸成）
日中友好中心（理事長：宮本雄二）
讓我們來看看這七位主席。
Toshihiro Nikai 和 Yohei Kono 是著名的親中政治家。
Tokio Utsunomiya 是以親中立場著稱的政治家 Tokuma Utsunomiya 的孫子。
野田武夫 (Takeo Noda) 也是自民黨成員和前眾議院議員。
黑井千次是一位小說家，宮本雄二是一位外交官和前駐中國大使。
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對新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做出了反響。
有人認為原因在於新日鐵與中國的關係。
在前述的「中國的軍事力量」報告中，DIAM 指出中國政府一直利用七個日中友好組織來支持其對日行動。
這些組織與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專制國家的中國共產黨狼狽為奸，在我們這個自由開放的國家進行統戰工作，因此要謹慎看待。除了這些中國共產黨的前線組織之外，日本也有地方組織與在中國進行政治戰爭的組織有聯繫。
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我們還是不在此詳述了。
如果您不小心接近這些中共前線組織，您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無法逆轉的局面。
親中政客滲透日本政壇
透過親中政客滲透日本政壇，始於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
日中友好議會連盟」的前身「日中貿易促進議會連盟」（Chu-Nichi Girei）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日友好協會」與戰後最大的統戰組織「民主防衛聯盟」（Democratic Defense League）關係密切。
宮崎良一郎（Ryoichiro Miyazaki）和其他在民主防衛同盟秘書處工作的人，曾與戰前是蘇聯間諜的尾崎秀光（Hidemitsu Ozaki）同屬近江文麿（Fumimaro Konoe）的昭和研究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Showa Kenkyukai）。
戰後，他們向正忙於成立日本企業幹部協會的橋京（Kei Hashiashi）建議，「將日中貿易協進會的活動與國會聯繫起來，以放寬對華貿易禁運和對華旅遊限制」。
1949 年 5 月，日中議會聯盟成立。
當時，日本正被 GHQ 佔領。
各家公司都在尋找擺脫戰後經濟衰退的方法。
企業無法擺脫戰前大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貿易經驗，也缺乏與共產國家進行貿易的風險意識。
他們不能忽視作為其支持基礎的企業的行動，不僅是左翼政客，保守的政客也加入了日中議 會聯盟。
日中議會連盟通過吸納保守派政治家，並將政府與相關組織聯繫起來，加強了其在國會中 的影響力。
中國政府專注於透過反美抗議爭取日本人民的支持，它開始重視日中議會聯盟，游說日本政 府，解除對日中貿易的限制。
經濟強迫的雛型。
1950 年 6 月，北韓發動韓戰。
翌年 5 月，通過了對中國實施禁運的法案，日中議會聯盟沒有成員要求日中進行貿易。
轉折點出現在 1952 年。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條約》生效，日本恢復獨立。
同月，周恩來總理收到消息，有三名日本國會議員將參加在莫斯科（當時在蘇聯）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並指示從中國前往會議的代表團邀請這三名國會議員訪問中國。
這三人分別是參議院議員（來自綠風黨）Hoshi Kei 先生、參議院議員（來自綠風黨）Takara Tomi 女士和眾議院議員（來自日本民主黨）Miyakoshi Kisosuke 先生。
三人接受了周恩來的邀請，在參加完國際經濟會議後，與兩位秘書一起飛往北京，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官員進行了初步接觸。
6 月，他們作為日中貿易促進組織的代表，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簽訂了第一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
隨著朝鮮半島停火談判的進展，日本國內對戰爭相關商品的需求減少。
面對出口下降，一些商界人士開始呼籲恢復與共產中國的貿易。
在此背景下，「日中議會貿易協進聯盟」（Japan-China Parliamentary Leagu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簡稱「日中議會聯盟」）於 1952 年成立。
日中議會連盟擁有日中議會連盟所沒有的「地方議會中的地方支部組織」。
各縣市的地方議會也成立了議會聯盟，日中議會聯盟通過這些議會聯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揮影響力。
當朝鮮戰爭的停戰協議簽訂時，日本商界有些人呼籲日本不要理會與共產國家做生意的風 險，而應專注於與中國的貿易。
一個由日中議會聯盟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領導的代表團簽署了第二份《日中貿易協定》。
在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下，鳩山一郎首相簽署了第三份《日中貿易協定》，明確表示要設立貿易代表處，並在各國銀行間簽訂支付協議。
在簽訂協定的同時，日中議會聯盟及其地方組織向國會及其他機構游說合作。
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於 1958 年 3 月簽訂。然而，翌年 4 月，中國堅持無限期延長其執行期限。
中國政府試圖利用在《第三次中日貿易協定》和《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中加入的政治條款，讓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回應，岸信介首相的保守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日本無意承認中國。
日中貿易被斷絕，而中國建交的希望卻沒有實現。
日中議會聯盟是唯一簽署了所有日中私人貿易協定的組織。
雖然中日貿易暫時被斷絕，但周恩來敏銳地感受到對日民間貿易的必要性，並公佈了對日貿易三原則。
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私人貿易得以恢復，但只有由中國政府挑選的友好貿易公司才能參與貿易的情況仍在繼續。
在中國共產黨的允許下，親中團體壟斷了友好貿易公司，親中商人賺取了利潤。
對親中商人來說，不勞而獲的利潤就像毒品一樣。
日本企業不滿某些公司在中國受到優待的情況，在各行業組成集團，開始與中國做生意。
中國至今仍在使用的經濟威脅的雛形已經可以看到。
日中建交的第二年，日中促進貿易議會聯盟成立，後來成為日中友好議會聯盟（1973 年）。
該聯盟的第一任主席藤山愛一郎在 1958 年的大選中首次作為自民黨候選人當選為眾議院議員。
作為外相，他多次支持並配合促進日中貿易。
1971 年，藤山作為日中恢復邦交國會聯盟代表團團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宣佈《日台條約》無效。
自民黨因此懲罰他，因為這被認為是叛國的行為。
即使在退出政壇後，藤山仍參與了日中外交關係的締結。
日中友好議會聯盟
除了藤山之外，日中議會友好聯盟的其他主席包括伊藤正義、林義郎 (林義政的父親)、高村正彥、林義政，以及尼嘉敏弘 (現任主席)。
該國會團體的成員名單並未公開，但已知與該團體有聯繫的國會議員如表 2 所示。
根據上述「中國共產黨在日本影響活動的初步調查」，自民黨在日本最強大的親中派系是田中/竹下（茂木）派。
不過，這些派系的影響力仍在減弱。
其他可能易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政治團體包括新公明黨、自民黨內的自由派（如 Kouchikai），以及小澤一郎領導的反對黨聯盟內的團體。
我們不能再讓他們繼續滲透政界了。
新政府需要立即通過反間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