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中韩的 "不可思议的日本

以下内容摘自关平先生在第 25 期《花田》月刊头版的连载专栏。
它不仅是日本人民的必读书，也是世界人民的必读书。
尤其是基辛格、克劳斯-施瓦布等人一定要读一读。　
不同于中韩的 "不可思议的日本
在上一期的专栏中，我们看到了在日本江户时代，各藩和江户（今东京）的商人阶层如何从政治权力中获得事实上的自治权，并得到优厚的保护，保持稳定的地位，经营自己的生意。
因此，不仅商人阶层繁荣昌盛，他们的活动也给整个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创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相比之下，同期中国（明清时期）和半岛（朝鲜）的商业衰落了多少呢？
我在本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我想考虑一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政治制度的不同。
江户时代的幕藩制度是封建制度，而在明清中国和朝鲜，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作为皇帝的手脚被派往各地，负责政治控制。　
他们会收受大量贿赂，以获得在中央政治舞台上的这一地位。
他们必须发大财才能收回本金，并报答家乡的家人和族人对他们的资助。
对他们来说，如何在短暂的任期内（通常为三年）积累财富是一件头等大事，生死攸关。　
其中一个 "省钱高招 "就是收受地方官员的贿赂，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达到 "发财 "的目的，因为钱财的数量是有限的。
最快捷的敛财方式是直接从任职地的百姓手中攫取。　
最 "美味的目标 "就是当地的商人。
虽然他们拥有巨额财富，但却没有政治权力和合法权利。
对于官僚们来说，他们是注定要遭殃的人。　
这些官僚是中央政府临时派遣的，他们并不想保护当地商人，帮助商业繁荣。
在有限的任期内，他们只想着 "有效利用"。
因此，这些官僚每天都沉迷于中饱私囊，以各种借口向商人征收罚金和苛捐杂税，捏造无辜的罪行，没收他们的财产。
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后来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写道："官员们为了仇恨、金钱或朋友的指使，犯下了这些不公正的行为（笔者注：征收）。在Cina（笔者注：中国），没有人能保住自己的财产，他们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诽谤夺走。"　
里奇在中国生活了 28 年，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上述描述真实地见证了当时中国商人的悲惨境遇，他们为官僚的剥夺而痛哭流涕。　
朝鲜也有类似的见证。
朝鲜末期留居朝鲜的法国传教士 Claude-Charles Dallet 在其《朝鲜教会史》一书中写道 "朝鲜的杨班到处都像统治者或暴君。大杨班的钱用完了，就派使者去抓商人和农民。如果巧妙地给钱，就会被释放，但如果不给钱，就会被带到杨班的家里，关进监狱，不给饭吃，还要挨鞭子，直到他们交出杨班索要的钱为止"。
在朝鲜，可以看到被称为 "阳班 "的官僚阶层经常抢劫商人和其他人。
中国和朝鲜的确是 "大小中国"。
官僚机构的恶性及其对民间的剥削结构是相似的。如果官僚机构对商人的剥削如此彻底和持续，并持续很长时间，商人将无法稳定地经营。
商人自然无法积累商业资本。
这种情况导致商业无法发展和繁荣。　
在日本，江户时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延续到了明治时代，并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日本与中国/韩国在近代的差距在早期就已经开始了。
日本、中国和韩国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