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いつくまま

みどりごを殺す「正義」はありや?
パレスチナ占領に反対します--住民を犠牲にして強盗の安全を守る道理がどこにあろう

中国共産党の「愛国主義」洗脳教育

2008-12-29 15:33:06 | Weblog

このビデオを見ると共産党が90年代からすすめる「愛国主義教育」が排外主義を扇動する洗脳教育だということがよくわかる。

浙江省楽清中学校の正月学芸会の出し物

http://jp.youtube.com/watch?v=_0nUfQjZyU0

浙江省乐清中学2009年元旦文艺晚会节目单之项目4,

诗朗诵《2009,中国加油!》,

单位:二(9),

主要表演者:全班,

策划:赵琼君

台詞:

  甲: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飘洒.

  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

  甲:中国退缩了吗?

  全: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

  甲:炎黄坚毅的热血,如炽烈的圣火。燃烧灰暗的世界.

  全:万里江山,又嵌上五彩的画夹!

  甲:地震,像萨科奇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

  甲:中国退缩了吗?

  全: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

  甲:瘦瘦的欧罗巴,挡不天朝的金戈铁马.

  全: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催跨!

  甲:塔里木的石油盛开幸福之花.

  乙:达旺的唢呐奏响在喜马拉雅.

  甲:中山世土的积怨填平了琉球海沟.

  全:日月潭的微笑成为太平洋的奇芭!

  甲: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乙: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

  全:将反华着狠狠的踏在脚下.

  甲:打满补丁的大船,挂上崭新的桅帆.

  全:乘风破浪,意气风发!

  甲:2009!

  全:中国加油!

  甲:2009!

  全:中国最大!

出典: 

学校名 http://fuguoyong.blog.sohu.com/107462088.html

台詞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90106057

 

 


李大同:この社会は一体どれだけ進歩したというのか?

2008-12-29 11:02:26 | Weblog

李大同: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

张贴者 文摘编辑部 时间: 下午12:42 | 2008年12月19日 星期五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经济上的发展、国力的强世人有目共睹,尽管在财富的分配上呈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总体而言,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一部分人,甚至成为富人,个人资产可以用千万、亿元来计算了。

然而中国社会是否也有了同样的进步,进步的程度有多大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乞讨的自由

 

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当具有一个基本的标志,那就是不可逆性,
也就是说,过去的情景在新的时空中,绝没有再现的可能。
                                            ――李大同


笔者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新闻工作,80年到内蒙古一个中等城市去采访,一天中午在街上一家简陋的饭馆吃饭时,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进来,不一会儿,一个男孩儿战战兢兢地走到我面前讨钱,我当即给了孩子两元,当时足够这家人饱餐一顿。男孩拿到钱后兴高采烈地跑回去告诉他姐姐,"那个叔叔给得多!"姐姐又来到我面前伸出小手。这时母亲也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给我看。这张纸,竟是当时的人民公社开的介绍信,上面写着这母子三人因生活困难出外乞讨,"特予批准"。我大吃一惊,问母亲:"要饭也要批准?"母亲说,没有这张介绍信就会被公安抓起来送回去。

如今,乞讨肯定不用官方批准了,有了乞讨的自由,这无疑是社会进步了。然而要问乞讨者是否已经具有了不受政府干预的乞讨权,不被收容,不被遣返,这就很难说了。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当具有一个基本的标志,那就是不可逆性,也就是说,过去的情景在新的时空中,绝没有再现的可能。

譬如,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文革"还会不会再现?笔者曾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坚持认为"文革"绝没有在中国再现的可能了,理由是导致"文革"产生的诸多条件已经消失或正在逐渐消失,这些条件概括起来说,大致是:

   * 1.有一个被万众崇拜、迷信的超级魅力型强权领袖人物;
   * 2.与国际社会完全封闭的信息环境;
   * 3.有一个被执政党彻底垄断的意识形态灌输系统,包括新闻媒体、出版物、电影、一切大众文艺以及学校教育;
   * 4.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国家暴力机关,包括军队、司法和警察;
   * 5.国家控制每一个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不顺从,你连乞讨的权利都没有;
   * 6.因个人的不顺从而必然株连到亲朋好友的制裁所形成的全民性恐惧。

这些必要条件经过一系列运动,至"文革"前已经完全具备,只待"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了。如今这些条件,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逐渐消失,譬如邓小平虽然也颇具毛泽东的领袖权威,但和党内的另一大佬陈云"谈不拢",很多时候也要妥协,并不能像毛那样为所欲为。而中国的开放,尤其是进入互联网社会,当局垄断信息的能力已经大大削弱,只要愿意,个人已经可以获得大量历史与今天的真实信息,愚民政策虽然一以贯之,成效如何应该是可以估计的。于是我乐观地预计,"文革"在中国不会再现。


真的进步了?


然而近期连续发生的事情让我动摇。不久前,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披露,因为他在授课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政府有所批评,他的两个学生不仅眼泪汪汪地质问他"怎么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国文化",还跑到上级机关和上海公安局去揭发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公安局竟然还立案开始调查。

几乎与此同时,湖北大学某班级,推行"小天使计划",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监视者,被监视者同时也监视他人,还要定期写出监视报告;山东州学院则公开招募"安全信息员",对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控制。这与"文革"时期人的基本伦常道被破坏殆尽,告密盛行,人人惧怕隔墙有耳,莫谈国事有本质区别吗?

杨佳案发,最了解内情也是最重要的证人杨佳的母亲第二天就神秘地失踪了,直到法庭终审完成人们才知道,杨母竟然被公安局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这个"精神病人"却有行为能力委托政府指定的律师为杨佳"辩护"。

最近报载:山东新泰市多名上访者从未做过精神鉴定,政府手里却有他们的精神鉴定书,并且强行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国家强力机关的这种无法无天,与"文革"时期真有区别吗?

近日,部分中国公民签署并发表了《08宪章》,依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是否可行当然可以讨论,当事者也期望能够有严肃认真的讨论。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各地安全局的警察,有的签名者被传讯、抄家,有的被拘留至今连家人也不知其下落。

仅仅因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竟锒铛入狱,这与"文革"时期因思想罪被虐杀的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的命运有区别吗?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载明:"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公约的中国政府签署者是否真的读过这份文献,实在令人怀疑。

中国社会真的进步了吗?这些进步有多少已经是不可逆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BBC)

出典: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520.html

 


艾未未:自分で自分を脅す/元手のかからない無駄話/三十にして立つ

2008-12-29 10:54:15 | Weblog

 艾未未:自己吓唬自己 / 没有成本的废话 / 三十而立

张贴者 文摘编辑部 时间: 上午1:42 | 2008年12月20日

星期六

自己吓唬自己

 

自己吓唬自己,也是自恋一种,意识到存在是可以被自我掌控的。

当一个社会的民众,不敢威胁政府时,只能被政府威胁,在哪都一样,没什么好商量的。

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只能是练就比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国人就都是龟孙子的后代,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一下你的父亲,估计这也是不堪,或是一问日本人,他们应该是更了解我们。

再就是怕事实,为什么会恐惧事实呢,所谓事实,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是事情发展所呈现的结果。什么样的人因什么原因,才会害怕事情的本来面目,唯一理由是,事实所呈现方式与当权者的愿望相违,或事情的结果不必是这样,发展成这样有其原因,有原因就会有责任,而这个责任是不能承担的。有了是非,就有了责任,就有了承担。不愿承担责任就只能是混淆是非,没辙。简单地说,所有的谎言,对事实的掩盖,扭曲,篡改,回避,都是由于无法承担责任,由于胆小怕事。

长期的说谎,使得这个政府早已经是没脸面对事实,胆子也就越发萎缩了。谎言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群体,都是为了逃脱责任。政府不承担责任,要政府做什么,要政府的理由本来就是做替死鬼来的,它不死,就只能是你死了。这样的社会要维持,就只能靠打打杀杀,公然说谎,靠封杀,监禁,诬陷,司法舞弊,还要有很多很多的警察,军队,监狱,精神病医院。

没有民主的社会,也就没有了是非白,没有了责任。台湾民主,华人社会中的唯一的,阿扁恐怕是要承担了。美国民主,不到两成的人中,生选出个总统,四十八岁没背景没钱财。美国人民把权力交给了信任,信任就是要承担责任。有七千万的天下第一大党,听到也就吓死了,因为压根就没人会信它,也就自己骗骗自己吧。

在这里,我们普遍不信任,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就是不信任,你哭也好闹也好,这个信任是不会属于你的,因为你在所有可以真实的时候都说了谎,几乎无一例外。人们也是没有办法,如果还信你,那不如直接糟贱自己抽自己,当然不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这样,只好选择了不信任,这是最轻松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品格的政党,不面对事实,不承担责任,耗在那里,只能是为了利益。你想与这样的党谈判伦理道,怕是永远没有人会与你谈的,因为你不配。在人的世界中,事实和真相是要让位于利益的,历来如此,这是人类发展史,也是人类为什么会发展,这点都不清楚,也配要民主不是叫人耻笑。

民主是个奢侈品,是要用血来换取的,新鲜的血不是喝了毒奶的脏血。这样的血在中国怕是不多,有血的话,中国所剩下的也多是脏血,这种脏血至多也就可以制造出几声爱国咿呀的尖叫。

中国人不明辨是非,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哪怕是最小的责任。只能是剩下一个远离事实真相,远离科学进步,反人类文明的社会,一个说谎的,欺诈的,腐败的,无能的,反人类的政治统治,一些在水深火热中自己吓唬自己的百姓。


没有成本的废话

 

社会的或是个人的变革,有含义的变革,都有成本,成本是说付出。这是为什么事情一旦落到实处,甚至不是那么实的实处,人们就开始计较起来,开始计算成本,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样看中国的社会的现实,就不会瞎乐观。因为民主也好公正也好,嚷嚷半天,一定是社会的普遍价值,有着普遍受惠的意思,普遍受惠的事谁来买单,否则这是个啥。

中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吗,如果会有,它会来自那里,谁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必然的问题。

指望个人付出代价,是英雄创造历史观。中国历来不乏有勇气的人,但是有勇气的人历来是个数,其它要么是老谋深算的看客,要么是幸灾乐祸的愚民。人有很多人,确没有形成人类,没有人的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意志,共同的价值。没有人间需要的同情,帮助和仁义之情,这是大概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回避普世价值,破坏自由民主博爱的土壤,谈到人与他人的共同的不可分的部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那些勇士,一旦被监禁,被刑拘,他们的所有努力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外国人权组织的获奖名单上,在他的国度中早已被人忘记干净。这样说有些夸大其词,他们的努力从来就没有被人们知道才应该是个事实。这些民族的勇士们,狂想了一下令自己欣喜的事,在脖子以上的几斤几两的脑球中,排出了一些兴奋和忧虑混杂不明物质之后,还没待开口就胎死腹中了。所以说,在极权和暴政左右,尤其不能指望个人的牺牲,个人很难将他的意志与大众的理想生死与共,否则人类早就不是今天了。

如果说承受痛苦会导致觉悟,那要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时代和地方,要么这个痛苦还远远不够刺激,不足以引来觉悟之光。没到必须要讨个说法的时候,即便到了这时候,也不要指望有什么结果,不过是几死几损,无伤帝国的大雅。

个人不要指望他人的同情,在这里,如果人们还没有进化到不因他人的痛苦而落泪,那还不得哭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剩下的成本就是计算那一点点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女儿。如果一个专职于思考的人,要说出自己的那点意思,就必须时时掂量着自己的纯洁天真的妻儿的安危,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存有任何与他人的利益有关的想法了。我两次签名之前,绝不指望如此能成气候,我历来不屑国人的集体行为,经验告诉我,善良和勇气不过是神话中给未成年的人消磨时光用的。签名情愿之类的事,从来是书生们茶钱饭后骗骗小姑娘的事。可是我终究是一个人,不管怎样折腾,得志或是不幸,很难涉及他人安危,也就无所谓。我的最卑微的意识是关于我的存在,我已经可怜到几乎找不到不这样做的理由。

那么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受益者,民众会主动承担改革的成本吗,这显然是不会的。没有个人品质的人群是没有真正的民众的。几十万的为毒奶所害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死光,却几乎没有传出一丝哭声。成千上万的鲜活儿童在瞬间被拍死在豆腐渣工程下了,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情愿感动于老人的眼泪,却不愿相信孩子们流淌的血浆。人们被一个无能无良无望的政治绑架,陷害,欺骗,出卖,历史还会世世代代的承受下去,个人的苦难的成本与国家民族得以维持的成本相比就永远不再是个事,那只是民族用以兴邦必须承受的悲壮命运。

国家和政党会承担责任吗,这个问题有点傻,答案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无穷无尽的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有交易有投入,有出逃有封口,有利益有悲欢,唯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党,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成本。

三十年的所谓改革,不过是一笔故意弄乱了的糊涂账。大家都是神仙,这又何必呢。


三十而立

 

年终接近圣诞的日子,一片歌功颂之音。龙的传人好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晃,借你吗真的变了吗?

政治上仍然是绝对绝望的独裁统治,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与一百年前根本没啥两样。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算是很勉强很勉强的自勉吧。

三十年的折腾,倒卖了所有可卖的土地,瓜分了一切可分的资源,贪污了每一处可贪的利益,污染了天空和土地河流,淌尽了几代人的血汗,供养出一个超级畸形无能败坏的邪恶统治。

三十年的回报,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崩溃,公民仍然没有获得基本的自由和民主,百姓仍然没有表达意志的权力,没有选举权利,没有宪政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免费医疗,没有免费教育,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讲诚信的政府,没有不贪腐的权力,没有可以讲理的地方,没有不说谎的媒体,没有说实话的勇气,没有面对历史的诚实,没有面向未来的理想。。。哈哈,没有廉耻没有善意没有知觉,如此功无量奇迹般的造化,依然梦想着百年坐庄千年大业。

说着说着就又有点过了。

出典: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0.html

 


黄章晋:あのアナーキストを偲ぶ(2)

2008-12-29 10:50:30 | Weblog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让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实现这种无分工差别社会理想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和耀暴力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6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公开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CCTV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避免了太过绝望的情形而松一口气: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欢迎转载,请注明作者@

出典: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54414.aspx 


黄章晋:あのアナーキストを偲ぶ(1)

2008-12-29 10:44:30 | Weblog

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黄章晋 @ 2008-12-27 12:51  (错别字修改版)

 
12月26日凌晨,人们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通过燃放礼花等方式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都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超过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让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冉雲飛:我々はなぜ思想的決起を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か?

2008-12-29 09:58:17 | W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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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我们为什么需要思想起义?
[日期:2008-11-25] 来源:匪话连篇  作者:冉云飞 [字体:大 中 小] 

 
多年以来,我们深受许多方面的禁锢,无论是肉体还是思想,无论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都没有自由。你走过中国的土地,无一自由之地。有人或许会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你去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里,那一定是有自由的。这就像你去寻死的自由,那总是不缺乏的。事实上,在此前,你到毛乌素和腾格里的自由,乃至寻死的自由都不一定有。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方把每个民众都视为潜在的敌人和嫌疑犯,其管制可谓密不透风。现在当然有所好转,但好转的程度与我们所要得到的自由,还有相当之距离。所以,按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你要做一个正常的有头脑的人,你如果有自己的思考,那他一定会说你思想有问题,你批评政府一定就叫颠覆国家,如陈道军;如果你的头脑正常到想公布真相想维权,那么就把你搞成精神病人,如杨佳之母;如果你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还不听话,还不按官方给你的要求行事,就是死路一条,如熊灿辉。至于更多因此而得罪的各种思想犯如右派等,就更是不计其数,其整肃之严即便如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其实思想这东西,最好不预先说谁更正确。对待思想的态度,就是把它拿出来对比、竞争,是骡子是马,弄出来遛一遛,就对比出来了。也就是说,真正的言论自由,是思想诞生的摇篮。中国这样的太监国家,人民不敢说真话,偶语者弃市,腹非者受刑,稍异则办学习班(让我想起黄永玉先生说,一副手套之所以显得伟大,就是因为它可以办十个指头的学习班),你还想有什么创造性?你还有什么希望获诺贝尔奖,你只会出获诺贝尔奖(如钱永键)的怪叔叔钱学森(他的才智就是拿来证明亩产上万斤,在一个许多人都吃不饱的时代来证明粮食多了怎么办)还差不多。你如果不跟着他们呼神圣的口号,不参与他们对罪恶的掩盖,还想有自己特别的眼光与思想,那当然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人的命运就在等着你。除了直接惩处乃至消灭肉身外,他还通过侮辱你的肉体来侮辱你的思想,比如你如果想恋爱自由,如果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体,那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将你搞臭,开动宣传机器“证明”你胯下不正确,并且由此“证明”你因胯下不正确而全身都不正确。

 

中国社会包括官方思想解放喊了三十年,其实还是个十足的小脚女人,终究难以达到天足的水平。当思想解放需要讨论,需要通过少数觉醒人士和媒体,甚至需要官员来大喊特喊的时候,这说明思想禁锢到了何种沉疴难起的地步。这说明,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被骟得太厉害,有很多人已经不敢真正有自由的思想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了,要么根本就不会思想了。这种不会思想,只会或明或暗地跟着官方预定的方向去思想,成为官方洗脑受害者,成为官方话语垃圾桶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人哪怕争取自己的权利,也只有进入官方话语圈才感到有一种安全感,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不少知识分子写作,也比较习惯于此种方式而不自知,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清醒地使用此法的人,这对消解极权意识形态自然有极大的好处。但我们不可对此法估计过高,此法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思维套路沿用官方老套,这样的思维套路很难诞生真正的思想之花。其次,此种写法使得汉语充满许多皮里阳秋,其实对语言的生动和丰富,脱离极权意识形态的固化,没有多少帮助。换言之,没有多元化的自由的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导致了汉语写作和思想表达的障碍。

 

每个人都应该有思想自由,这是他的天然权利。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受到了无所不在的严密管制,有的人一想到思想就害怕,何况独立思想就更是想都不敢想。有时甚至内心一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说给任何人听,自己就先吓了一跳。这是因为你在思考的时候,受了几十年的愚弄,总先天地认为官方的话语系统是不证自明地正确,自己因背离此种“正确”而深感恐惧。这种恐惧慢慢在你的身体如肌肤如头皮上产生反应,头皮发麻就是你恐惧到颤栗的一种表征。这种自己把自己吓死的状态,恐怕如今不少人还有这样的后遗症,尤其是经历过四九年后历次运动的老年人。其实你一恐惧,你一害怕,官方就甚感满意,就会盛赞你是个识大体的好同志,知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其实这正是他威胁你放弃你自己该得之利益,而用那些好听的大词来忽悠你。你如果能长期沉浸在恐惧害怕的生活氛围中,随时感到一种被抓的不安全感,那么你就会成为他们最需要的“好同志”,是他们的“良民”,是他们“眼睛雪亮”的基本群众。你越顺从,你越按照他的旨意来办,甚至加倍阉割自己以适他意,他就越感满意乃至得意,私底下他会说这帮蠢货,就只配这样统治;而公开他则会说,我们一大批民众是好的,他们乐于奉献(能够向党和政权奉献思想乃至身体),只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少数坏分子亡我之心不死。

 

在你没有得到自由之前,先学会告别思想的圈养,在思想上疏离于整治你的这个话语系统。不按照他们所要求的思考路径去思考,并适度地有所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写东西,或者说话,一定要逐渐学会自由表达,一定不要在写东西之前,内心里就有一个中宣部、有个新闻出版总署、有个广电总局,乃至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思想检查官。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自由表达,而真正能够主张并获得自己的权利。如今网络这个载体,已经在很大程度降低了发表的门槛,有了表达的载体,我们要逐渐学会自由表达,最终导致由网络到传统传媒,以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自由传播。有这样的思想起义,最终会使我们的思想自由和权利主张得以实现。

 

2008年11月23日6:40分于成都

出典:http://www.canyu.org/n4226c1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