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说，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想讲两件事：一件事是1975年纪念长征40周年，耀邦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召开了一个青年的大会，在展览馆剧场。在大会上，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讲到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鼓励青年人学习长征的英雄业绩，特别讲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将近60岁，我今天在台上讲话，也许到25年以后公元2000年，我希望我这个身体能勉勉强强地到那一天（言及此，吴明瑜泣不成声，与会者无不为此悲痛万分），希望在那个时候再开一次大会，那时你们青年人成为主人来讲话，我就能有一个椅子，坐在主席台的边上。能看到这局面，我就很高兴。” 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过去了。他在科学院这个讲话，对科学院青年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造反派，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走错了路，但就是这次会，耀邦的讲话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在台上、在台下都流眼泪。后来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科学院搞不起来，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很多青年人不相信胡耀邦是坏人。76年《红旗》杂志发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然后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李昌同志参加了大会。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要想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在台上站起来，全场热烈鼓掌。本来姚文元已经在人民日报头版留了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无法报道。所谓摄影记者，拍到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就暂且离场。耀邦同志在群众中有那样的威信。76年的夏天，科学院的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把耀邦从医院里拉出来，当时他病很重，也没有确诊是否有胃癌的可能，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他又住了医院。还不行，还要从医院里拉出来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我们很难保证，结果批斗的当天晚上就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火车到了沈阳，就发生唐山地震，差一点翻车，我们说他命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该幸运了，不然我们的总书记就会被四人帮造反派迫害死掉。但是想不到，他对中国人民、对改革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会有这样的结果（又泣不成声）。第二件事，87年以后有一次去看耀邦，讲到我们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耀邦早先给我们说过，延安时期 “抢救” 运动打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他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 “大部不捉，一个不杀” 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为大家做工作，别人却在‥‥‥（说到此泣不成声）。他当时跟我讲过，他一生在两件事情上感到遗憾：一件事情是项南同志的事情，他当时在团中央没有处理好，没有能够保护好项南同志；第二件事说自己反自由化中间的检讨，他说 “我也伤害了个别同志，我托人带话给他”。耀邦同志一生都是为了别人在做事情ーー都得到平反，而自己最后是含恨而去。
政治学专家、《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严家其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之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是离开了人民。耀邦的去世，我感到心情是非常沉痛的，这个沉痛的原因就是耀邦是在不公正对待下离开人间的，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中国有这样的人，能够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原因，使得在耀邦去世时，增加了人民悲痛的悼念。
记得三年前，潘维明在上海召开发展战略讨论会，有一天晚上，正好是 “5・16” 通知发表的20周年，当时有朱厚泽、高占祥、孙长江、胡德平，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谈话。记得非常牢的是胡德平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文化革命的灾难不能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中国也是个灾难。后来回到家中，恰好那几天《文化革命史》要交稿，我就写了一句话 “一个不能从灾难里面吸取和总结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句话实际是出于胡德平统治的，我把它写进前言里面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仅过了半年的时间，胡耀邦同志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对待，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我认为是被迫辞去职务的，而不是自己愿意辞职的。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悼念周恩来总理，中国需要民主。实际上，中国到今天为止，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缺少民主，就是那么几个人议论议论，就可以把全中国人民重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可以不顾中国人民意志作出决定，象耀邦被迫辞职就是这个情况。现今也还面临这个问题，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学生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无非就这些事情。如只是少数人在一边议论议论，不能够作出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的后果。我想1989年、1990年还不能作出公正评价的话，中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民主不是一个素质高低的问题，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很容易识别出来，耀邦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他可以很简单地看得出来，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悼念耀邦，他们曾经陷害了他，他们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我相信，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写出来的。我也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他们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做的每一件坏事，我们都记在历史上了。我希望对天安门事件中公安局做的坏事，能重新出版、重新发表。当然，我昨天到广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民警、我们的解放军确实同人民心连心的，有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轻易地对人民进行镇压，他们不能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想到中国的前途，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最高的决策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现在的愿望就很简单，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价，问题还会产生。而且我相信，1976年是我们人民为周恩来总理、为邓小平说话，说了那么多好话，为邓小平重新工作，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寄希望于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能够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无私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感到中国就有希望。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我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是非常有希望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看到了人民的人心向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同样存在的。
中顾委委员李锐说：4月15日上午新华社记者电话告诉我耀邦的噩耗，我绝对不相信。4月5日，他发病的前三天，我应约到他家去。我2点半钟到的，我们谈话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在那里吃晚饭，他精神很好，并且很愉快，吃饭也吃得比较香。所以这消息对我来讲的确是晴天霹雳。16日晚，应戈扬之约我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了我与耀邦的来往。
今年我到美国呆了一个半月，发现出了英文的《胡耀邦传》，作者大概是个红卫兵，哈佛费正清中心请我去，离开哈佛时我请管图书的人员同作者取得联系，问是否已出中文版，因为我知道耀邦不能直接看英文，后来作者在我离美之前，寄给我英文版，把中文版的清样也寄给了我。4月5日前我就都转给耀邦了。那天去，我谈了许多美国的情况，谈到了刘宾雁在美国的情况。他还是很关心刘宾雁的。我也讲到了美国留学生对他的关心，对87年的事件留学生是一直记在心里的，留学生和我对话，总是要提到这件事情。
4月15日我写了四句诗：“天下奇冤一扫清”，包括我自己，我是1978年11月由在组织部工作的耀邦批准才有资格从流放地到医院去治病，然后于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这也是耀邦直接批准的，一回来很容易就解决平反了；第二句，“神州莫再有冤民”，即我们的国家不应该再有受冤枉的人了。也可作各种理解；第三、四句，“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人活在人的心里面永远生存下去的，他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有两千人拥挤着要同他握手，要同他合影，水泄不通，他到南宁之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他很叹息地跟我讲，假如我在广西再出门，再碰到张家界这种事情，而这种情景传到北京有什么好处呢？从这件事看到，为照顾大局，耀邦在87年后这两年半的痛苦心情。第二天有个摄影家经秦川介绍，去耀邦同志家中照像，拍照时，摄影师按惯例叫他笑一笑，耀邦有这么一句话，“我怎么笑得起来。” 所以，这是一张苦笑的照片，那天我们谈得时间很长，谈到怎么度过晚年的问题，我送给他那个传记了，其实那个传记我也没细看，当然很多要害的东西作者也不会知道。尽管作者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去过耀邦的家乡。我建议耀邦晚年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一生应该有点回忆，给后人留下点好东西，你的一生还是非常值得回忆，也尤其是非常值得留给后人的。特别是有两段，你是怎么受毛主席欣赏的。” 他是老红军中最年轻的，是1915年11月生的，现在红军长征留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代人，在延安担任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才二十几岁，虽比我大一岁半，那应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 中指出错误，防止扩大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过来的，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能够设法制止其扩大，这个是千难万难的。作为耀邦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狼，这种品质是最难得的。4月5日那天我们也谈到青年，他非常感概，“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怎么我们现在这么害怕青年呢！”
我与他比较密切的关系是从82年开始的，我到组织部工作，特别是12大召开之前，接触比较多，看到了他另一种优秀品质：确确实实货真价实的自我批评，在我党历史上，这也是一个人最难得、最可贵的品质，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第一个是黄克诚。十二大上关于一个同志的人事安排，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前后我顶了他三次，不同意这个同志的安排。他坚持，我顶，顶了三次，结果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品质非常不容易。我对上三峡工程一贯比较反对，85年时，我出了一本书《论三峡工程》，84至85年之间中央确实通过了要上三峡，我有篇文章想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清样最后送到中央，耀邦同志却不同意这文章发表，而且对我讲了几个 “闲话” 。后他送我一首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三峡是不应该上的。对于反对精神污染，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后来紫阳讲的那个话也是他参加意见的，他在与我多次谈话中讲到，“搞了28天不能再搞了。” 反对精神污染，没有他的话，不晓得要搞成什么样子。（秦川插话：他到日本去的那天晚上，专门打电话作了指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让邓力群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弄清楚的话，我们还会犯历史错误的。
中央美术学院张郎郎说，耀邦还活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心里还想着他，他在政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被拉下台了。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健全的肌体，不能再自己清洗自己，再向前发展的话，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民主的气氛，没有一个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刚才戴晴说，党的70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已重复了无数次了。所以他真正要进行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想，他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是否还是书生的议论呢？在他走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的勇气又都来了呢？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党史不应该再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不是几个坏人陷害了他，他去世了。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历史很容易改正，事情很容易解决，把几个坏人拉下马就完了。我觉得党的民主生活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李昌同志的夫人）说：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我们十分悲痛和惋惜。我认识耀邦同志是在1940年，延安时代。比较熟悉还是在耀邦同志和李昌三度一起工作以后。第一次是1946年我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李昌是政治部主任，耀邦同志是纵队的政委。第二次是1951年底到到53年，在团中央，我们同住一个大院。最后一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任命胡耀邦、李昌去中国科学院。他们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中一同经受了残酷斗争和严峻的考验。在这次斗争中，他们被揪到大连批斗，回来后，耀邦同志身体不好，一天晚上忽然听说他去世，我连忙跑去打听，证明那是讹传。没想到，这一次竟是真的，耀邦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耀邦同志正直诚恳，胸襟开阔，性格爽朗，思想深刻，境界很高。他待人热情真挚，乐于帮助同志。同志们遇到困难，或感到思想苦闷，都要去找他谈谈。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工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却热情接待，耐心地听他们倾吐心曲，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人们从他那里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感受党的温暖，他却遭到 “门庭若市” 的责难。
耀邦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光明磊落，他无私无畏，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尚的政治品质，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耀邦同志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会犯错误。最难得的是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承认就改正。1981年，江苏南京顾而谈文章的事就是一例。当他发现批评错了时，就打电话给省委，要顾而谈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首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但是，有的所谓错误，却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中央文件列出的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有一条是说，耀邦同志在1984年1至4月谈到统一思想时说的 “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 的提法，其中后一句话把经济和整党等同起来，违反了中央整党决定。但是，据我所知，耀邦讲的这两句话，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见中央决定单行本第39页）。这句话没有错。如果说错了，那是中央文件错了，不是耀邦同志的问题。我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即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同时抄送给代总书记。我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对耀邦同志的问题重新审核，作出正确的结论。耀邦同志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在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七年间，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不常回家，去了几次没见到）。但从报道中知道，接连几个冬天他都在外地，在边疆边防战士和贫困地区人民中间，以古稀之年，饱受风刀霜剑，曾几次病倒，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他离职约一年后的1988年8月14日，我们去看他，这时候他考虑的是，在后半辈子我做什么，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童大林说：我只有一句话，从我内心来讲，耀邦同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正义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