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潘维明说，耀邦逝世的消息怎么也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昨天，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我突然感到这个气氛和1976年的气氛十分相象，一方面感到很激动，一方面又感到很悲哀。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方面没有进步。78年我考入，北大，担任了一届学生会主席，有两件事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77、78届同学发起为老校长蔡元培和李大钊建造铜像的活动，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有极左思想人的反对，在很困难的时候，我给耀邦写过一封信，他委托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转告北大学生会的同志们，说他支持这个活动。第二件事，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非常困难，面临如何对待学生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有人提出要在北大抓千分之五的反革命，要开除学生。韩天石同志当时讲，千分之五的概念是北大8千人中要抓40个反革命，我到哪里去抓这么多反革命，当时耀邦坚决支持了北大党委的这个意见，当时耀邦领导的中央确实理解学生，理解北大党委的工作，所以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党，所以在天安门游行的时候，北大打出了 “小平你好” 的标语。
后来在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更体会到了耀邦对青年干部的一片爱心。我第一次见耀邦是在1985年，当时和芮杏文同志两人去机场接他，在机场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了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构思，我们也汇报了上海开展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想法。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后来有两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讨论我们这个文化发展战略提纲的时候，耀邦有几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讲到我们当时在文化上准备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打破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习惯，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给我们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发放长期护照，允许他们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广泛活动这么一个设想时，耀邦就说，“不要怕人不回来，他不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会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不回来，他的孙子孙女会回来，就是他们人不回来的话，他还会把钱寄回来。所以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出去的人学到了东西只有对我们有好处。” 这在当时对我们启发特别大。
1986年学潮前夕，他在上海，丝毫没有即将要下台的感觉，仍然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上海的发展，看了上海的10个郊县，专门组织科教文卫体新闻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他进行座谈，当上海杂技团团长汇报到了由于实行了文化发展战略，该团有了自主权，能够在世界杂技舞台上自主签订合同，第一次到日本演出45天就赚了150多万美元。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这个总书记就爱听你们讲这一些，你们知识分子富起来了，我就高兴了。当时也提了很多意见。后来这些艺术家们讲，和耀邦在一起，就象解放初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那样。后来我到了电机厂，发现86年的这场反自由化运动，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是不得人心的。在天安门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有希望的，我对国家的前途并不担忧。
理论家、科技日报副总编苏长江说，民心向背确实是考验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志，对耀邦同志的评价，想了半天，我觉得刚才大林的话最合适，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相处时间比较短，到党校去的时候在他底下的理论研究室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与他在一起真感到是和人在一起，不是跟那种官、假人在一起。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悼念耀邦呢，就是因为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不是那种搞阴谋诡计虚假的人。我有机会与吴明瑜在8月27日的下午去看他，也是谈了很长，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6点钟，有两句话他讲得非常感人，我们都觉得对他处理不公平，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他没有那么想，而是说：“我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地位，第二个没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现在想起来，实际上他还有第三个没想到，即他的逝世会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带来这么大的深刻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面改革的旗帜，虽然人离开我们了，但这面旗还在指导我们。他确实是关心人，我们去，他几乎把所有在座的人一个个都问到了，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他问到吴江同志，老吴（明瑜）说他不太愿出来。我说要劝他出来走走。他就说要把他拉出来！他总是想别人，其实他自己日子更难过啊！他挨个地讲，挨个地说。那天他还说到 “多么年来的经验，有四种人要慎重又慎重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要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还是有信心，那天他还问我们：“你们对形势有什么估计啊？” 还说：“改革很艰难，但是决不能后退，一定要改革。” 我们临走已站起来了，他还鼓励我们说：“现在要依靠三个左右，一个是7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人，大家要努力，要把改革搞下去。” 14日晚我给他家打电话，德平不在，是德华接的，德华说父亲病了进医院后，一度有点险情，心脏停跳那么几秒钟，没有通过助搏器，他自己又跳起来了。德华还说这么句话：“老人家生命力还挺强” ，还说 “按医生说法，危险期是一个星期，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明天是最后一天” 。回来我就打电话告诉老吴，老吴还说等他好点了，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他。第二天一回来，听人说老吴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下糟糕了。‥‥‥
李锐插话说，最近我和他谈话望他保重身体，我说你只比我大一岁半，他说我73的门坎过了，中国有句古话，73、74嘛，他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乐观的，（吴明瑜插话：他没有任何器质性毛病）他不相信他自己有心脏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说，我很敬仰耀邦同志，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孙长江插话：那天他专门问了显扬，问了好几句）。87年的变故之后，外电有很多报道，其中说到我们老苏还有在坐几位是耀邦的社会基础，很荣幸我也被列在其中。从那以后更感到有一种命运上的联系，尤其关心他的健康问题。这次他得病后我总在探望他的病情，13日还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情况还是很好的，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憋了好久，我对德平讲，等到耀邦健康恢复的时候，我要求见一次，承蒙德平厚意，等他恢复健康后一定安排。我知道耀邦多次问起我的情况，包括我住的破房子他都问到几次。15日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人闷住了。这几天心情很压仰，耀邦去世前后，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陡然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非常注意悼念活动，我在天安门发现，耀邦是属于人民的。一个领导人去世之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这么样巨大的悲痛，我觉得这是对他很好的评价。我敢说，在中国领导人里面，他的去世能引起全国人民这么大悲痛的，也许很少。耀邦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 “四人帮” 以后，经过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场努力，他支持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党的思想路线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我们这个党才从沉痛的教训中看清了当代中国的走向，耀邦站在当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前头，在引领着这个历史潮流的前进。他坚持民主，记得81年他当党的主席的时候有篇演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的任务仍然是领导人民争取民主”，“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句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想砍掉，由于耀邦的坚持，这句话没被砍掉。他自己作风非常民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把民主看成中国的希望，在现实的环境里，他要彻底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所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使得我们党的政策体现一种公正、人道的精神，耀邦实际上开了一个先河。耀邦念了很多书，87年以来是马克恩全集一本一本读，我经常知道他已经读到哪一本了，最后一次消息说他读到23卷，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后来不知他进程怎么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把我党的政策叫做 “富民政策”。
秦川插话：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又计划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后被人告发了，所以垮了。他富有人道精神、民主精神，而且把民主、人道看作是我们党奋斗的一种目标，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党高级领导人中，这是极少的。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亲自举手赞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贯彻。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要年轻化，党有这个政策，他碰到这个事情，总要力图去推进这个进程，耀邦同志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要继承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推进我们的民主。
中央统战部林金耀说，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消化耀邦的政治遗产，对我们推进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87年他离开总书记的职务以后，我接触了不少人，有一个感觉：如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中科院的同志就讲，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是科学院的黄金时代；宣传部的同志说，耀邦当部长的时候，是中宣部的黄金时代；在党校虽然是副校长，但主持常务工作，党校的同志也说耀邦工作过的那段，是中共中央党校建国以来的黄金时代；还有组织部的同志也是这么说，一位领导同志，能够給自己工作的单位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对耀邦评价是民心所在。
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回忆了86年11月中下旬陪同耀邦去上海江苏视察的情景，以及他对文艺等方面工作的批示。并在昨天和一个同志到天安门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挽带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总书记。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谈了耀邦与青年人的关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耀邦是愿意理解青年人的，是懂得爱护青年人的。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从来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包括耀邦下台也与学生运动有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的这个关系我们总结过没有？他认为还没有。现在许多领导对青年是不理解的。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追思了耀邦对他说的 “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的感人过程。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委员胡绩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冯牧、刘吉、胡鉴美、宋贵仑、郑仲兵等。
最后《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代表这次活动发起单位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
〔蔵書目録注〕
上の文は、『１９８９・中国一周』（1989年5月）（北京）に所収のものである。
原載は、『世界経済導報』四三九期（上海）のようである（未見）。
なお、『天安門の渦潮 －資料と解説 中国民主化運動』 岩波書店 （1990年5月）に、その一部の日本語訳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その掲載文と比べると、発言の一部が削除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