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出版局党委书记潘维明说，耀邦逝世的消息怎么也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昨天，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我突然感到这个气氛和1976年的气氛十分相象，一方面感到很激动，一方面又感到很悲哀。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方面没有进步。78年我考入，北大，担任了一届学生会主席，有两件事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77、78届同学发起为老校长蔡元培和李大钊建造铜像的活动，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有极左思想人的反对，在很困难的时候，我给耀邦写过一封信，他委托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转告北大学生会的同志们，说他支持这个活动。第二件事，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非常困难，面临如何对待学生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有人提出要在北大抓千分之五的反革命，要开除学生。韩天石同志当时讲，千分之五的概念是北大8千人中要抓40个反革命，我到哪里去抓这么多反革命，当时耀邦坚决支持了北大党委的这个意见，当时耀邦领导的中央确实理解学生，理解北大党委的工作，所以学生更加热爱我们党，所以在天安门游行的时候，北大打出了 “小平你好” 的标语。
后来在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更体会到了耀邦对青年干部的一片爱心。我第一次见耀邦是在1985年，当时和芮杏文同志两人去机场接他，在机场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到了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构思，我们也汇报了上海开展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的想法。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后来有两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讨论我们这个文化发展战略提纲的时候，耀邦有几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讲到我们当时在文化上准备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打破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习惯，要给我们的知识分子、给我们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发放长期护照，允许他们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广泛活动这么一个设想时，耀邦就说，“不要怕人不回来，他不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会回来，他的儿子女儿不回来，他的孙子孙女会回来，就是他们人不回来的话，他还会把钱寄回来。所以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出去的人学到了东西只有对我们有好处。” 这在当时对我们启发特别大。
1986年学潮前夕，他在上海，丝毫没有即将要下台的感觉，仍然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上海的发展，看了上海的10个郊县，专门组织科教文卫体新闻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他进行座谈，当上海杂技团团长汇报到了由于实行了文化发展战略，该团有了自主权，能够在世界杂技舞台上自主签订合同，第一次到日本演出45天就赚了150多万美元。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这个总书记就爱听你们讲这一些，你们知识分子富起来了，我就高兴了。当时也提了很多意见。后来这些艺术家们讲，和耀邦在一起，就象解放初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那样。后来我到了电机厂，发现86年的这场反自由化运动，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是不得人心的。在天安门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有希望的，我对国家的前途并不担忧。
理论家、科技日报副总编苏长江说，民心向背确实是考验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志，对耀邦同志的评价，想了半天，我觉得刚才大林的话最合适，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相处时间比较短，到党校去的时候在他底下的理论研究室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文章，与他在一起真感到是和人在一起，不是跟那种官、假人在一起。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悼念耀邦呢，就是因为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不是那种搞阴谋诡计虚假的人。我有机会与吴明瑜在8月27日的下午去看他，也是谈了很长，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6点钟，有两句话他讲得非常感人，我们都觉得对他处理不公平，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他没有那么想，而是说：“我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地位，第二个没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现在想起来，实际上他还有第三个没想到，即他的逝世会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带来这么大的深刻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面改革的旗帜，虽然人离开我们了，但这面旗还在指导我们。他确实是关心人，我们去，他几乎把所有在座的人一个个都问到了，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他问到吴江同志，老吴（明瑜）说他不太愿出来。我说要劝他出来走走。他就说要把他拉出来！他总是想别人，其实他自己日子更难过啊！他挨个地讲，挨个地说。那天他还说到 “多么年来的经验，有四种人要慎重又慎重来对待：一种人是青年学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种人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理解、要宽容；一种人是少数民族；另外一种是民主党派。”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还是有信心，那天他还问我们：“你们对形势有什么估计啊？” 还说：“改革很艰难，但是决不能后退，一定要改革。” 我们临走已站起来了，他还鼓励我们说：“现在要依靠三个左右，一个是7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人，大家要努力，要把改革搞下去。” 14日晚我给他家打电话，德平不在，是德华接的，德华说父亲病了进医院后，一度有点险情，心脏停跳那么几秒钟，没有通过助搏器，他自己又跳起来了。德华还说这么句话：“老人家生命力还挺强” ，还说 “按医生说法，危险期是一个星期，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明天是最后一天” 。回来我就打电话告诉老吴，老吴还说等他好点了，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他。第二天一回来，听人说老吴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下糟糕了。‥‥‥
李锐插话说，最近我和他谈话望他保重身体，我说你只比我大一岁半，他说我73的门坎过了，中国有句古话，73、74嘛，他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乐观的，（吴明瑜插话：他没有任何器质性毛病）他不相信他自己有心脏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说，我很敬仰耀邦同志，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孙长江插话：那天他专门问了显扬，问了好几句）。87年的变故之后，外电有很多报道，其中说到我们老苏还有在坐几位是耀邦的社会基础，很荣幸我也被列在其中。从那以后更感到有一种命运上的联系，尤其关心他的健康问题。这次他得病后我总在探望他的病情，13日还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情况还是很好的，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憋了好久，我对德平讲，等到耀邦健康恢复的时候，我要求见一次，承蒙德平厚意，等他恢复健康后一定安排。我知道耀邦多次问起我的情况，包括我住的破房子他都问到几次。15日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人闷住了。这几天心情很压仰，耀邦去世前后，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陡然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非常注意悼念活动，我在天安门发现，耀邦是属于人民的。一个领导人去世之后，能够激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这么样巨大的悲痛，我觉得这是对他很好的评价。我敢说，在中国领导人里面，他的去世能引起全国人民这么大悲痛的，也许很少。耀邦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 “四人帮” 以后，经过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场努力，他支持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党的思想路线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我们这个党才从沉痛的教训中看清了当代中国的走向，耀邦站在当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前头，在引领着这个历史潮流的前进。他坚持民主，记得81年他当党的主席的时候有篇演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的任务仍然是领导人民争取民主”，“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句话很多人是不赞成的，想砍掉，由于耀邦的坚持，这句话没被砍掉。他自己作风非常民主，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把民主看成中国的希望，在现实的环境里，他要彻底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所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使得我们党的政策体现一种公正、人道的精神，耀邦实际上开了一个先河。耀邦念了很多书，87年以来是马克恩全集一本一本读，我经常知道他已经读到哪一本了，最后一次消息说他读到23卷，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后来不知他进程怎么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把我党的政策叫做 “富民政策”。
秦川插话：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又计划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后被人告发了，所以垮了。他富有人道精神、民主精神，而且把民主、人道看作是我们党奋斗的一种目标，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党高级领导人中，这是极少的。他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亲自举手赞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贯彻。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要年轻化，党有这个政策，他碰到这个事情，总要力图去推进这个进程，耀邦同志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要继承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推进我们的民主。
中央统战部林金耀说，今后一段时间如何消化耀邦的政治遗产，对我们推进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87年他离开总书记的职务以后，我接触了不少人，有一个感觉：如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中科院的同志就讲，耀邦在中科院工作的时间，是科学院的黄金时代；宣传部的同志说，耀邦当部长的时候，是中宣部的黄金时代；在党校虽然是副校长，但主持常务工作，党校的同志也说耀邦工作过的那段，是中共中央党校建国以来的黄金时代；还有组织部的同志也是这么说，一位领导同志，能够給自己工作的单位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对耀邦评价是民心所在。
青年理论工作者韦典华回忆了86年11月中下旬陪同耀邦去上海江苏视察的情景，以及他对文艺等方面工作的批示。并在昨天和一个同志到天安门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挽带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挚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总书记。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谈了耀邦与青年人的关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耀邦是愿意理解青年人的，是懂得爱护青年人的。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从来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包括耀邦下台也与学生运动有关，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学生运动的这个关系我们总结过没有？他认为还没有。现在许多领导对青年是不理解的。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追思了耀邦对他说的 “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的感人过程。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委员胡绩伟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冯牧、刘吉、胡鉴美、宋贵仑、郑仲兵等。
最后《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张伟国代表这次活动发起单位向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摘自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
〔蔵書目録注〕
上の文は、『１９８９・中国一周』（1989年5月）（北京）に所収のものである。
原載は、『世界経済導報』四三九期（上海）のようである（未見）。
なお、『天安門の渦潮 －資料と解説 中国民主化運動』 岩波書店 （1990年5月）に、その一部の日本語訳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その掲載文と比べると、発言の一部が削除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る。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说，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想讲两件事：一件事是1975年纪念长征40周年，耀邦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召开了一个青年的大会，在展览馆剧场。在大会上，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讲到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鼓励青年人学习长征的英雄业绩，特别讲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将近60岁，我今天在台上讲话，也许到25年以后公元2000年，我希望我这个身体能勉勉强强地到那一天（言及此，吴明瑜泣不成声，与会者无不为此悲痛万分），希望在那个时候再开一次大会，那时你们青年人成为主人来讲话，我就能有一个椅子，坐在主席台的边上。能看到这局面，我就很高兴。” 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过去了。他在科学院这个讲话，对科学院青年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造反派，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走错了路，但就是这次会，耀邦的讲话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在台上、在台下都流眼泪。后来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科学院搞不起来，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因素。很多青年人不相信胡耀邦是坏人。76年《红旗》杂志发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然后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李昌同志参加了大会。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要想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在台上站起来，全场热烈鼓掌。本来姚文元已经在人民日报头版留了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无法报道。所谓摄影记者，拍到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就暂且离场。耀邦同志在群众中有那样的威信。76年的夏天，科学院的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把耀邦从医院里拉出来，当时他病很重，也没有确诊是否有胃癌的可能，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他又住了医院。还不行，还要从医院里拉出来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我们很难保证，结果批斗的当天晚上就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火车到了沈阳，就发生唐山地震，差一点翻车，我们说他命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该幸运了，不然我们的总书记就会被四人帮造反派迫害死掉。但是想不到，他对中国人民、对改革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会有这样的结果（又泣不成声）。第二件事，87年以后有一次去看耀邦，讲到我们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耀邦早先给我们说过，延安时期 “抢救” 运动打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他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 “大部不捉，一个不杀” 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为大家做工作，别人却在‥‥‥（说到此泣不成声）。他当时跟我讲过，他一生在两件事情上感到遗憾：一件事情是项南同志的事情，他当时在团中央没有处理好，没有能够保护好项南同志；第二件事说自己反自由化中间的检讨，他说 “我也伤害了个别同志，我托人带话给他”。耀邦同志一生都是为了别人在做事情ーー都得到平反，而自己最后是含恨而去。
政治学专家、《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严家其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之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对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是离开了人民。耀邦的去世，我感到心情是非常沉痛的，这个沉痛的原因就是耀邦是在不公正对待下离开人间的，人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希望中国有这样的人，能够在未来的年代里，对错误的做法能够公开的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原因，使得在耀邦去世时，增加了人民悲痛的悼念。
记得三年前，潘维明在上海召开发展战略讨论会，有一天晚上，正好是 “5・16” 通知发表的20周年，当时有朱厚泽、高占祥、孙长江、胡德平，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谈话。记得非常牢的是胡德平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文化革命的灾难不能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中国也是个灾难。后来回到家中，恰好那几天《文化革命史》要交稿，我就写了一句话 “一个不能从灾难里面吸取和总结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句话实际是出于胡德平统治的，我把它写进前言里面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仅过了半年的时间，胡耀邦同志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对待，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我认为是被迫辞去职务的，而不是自己愿意辞职的。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话就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悼念周恩来总理，中国需要民主。实际上，中国到今天为止，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缺少民主，就是那么几个人议论议论，就可以把全中国人民重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可以不顾中国人民意志作出决定，象耀邦被迫辞职就是这个情况。现今也还面临这个问题，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学生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中国的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无非就这些事情。如只是少数人在一边议论议论，不能够作出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的后果。我想1989年、1990年还不能作出公正评价的话，中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民主不是一个素质高低的问题，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很容易识别出来，耀邦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他可以很简单地看得出来，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悼念耀邦，他们曾经陷害了他，他们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我相信，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写出来的。我也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他们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做的每一件坏事，我们都记在历史上了。我希望对天安门事件中公安局做的坏事，能重新出版、重新发表。当然，我昨天到广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民警、我们的解放军确实同人民心连心的，有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轻易地对人民进行镇压，他们不能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想到中国的前途，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最高的决策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现在的愿望就很简单，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价，问题还会产生。而且我相信，1976年是我们人民为周恩来总理、为邓小平说话，说了那么多好话，为邓小平重新工作，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寄希望于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国的民主发展，能够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无私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感到中国就有希望。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我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是非常有希望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看到了人民的人心向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是同样存在的。
中顾委委员李锐说：4月15日上午新华社记者电话告诉我耀邦的噩耗，我绝对不相信。4月5日，他发病的前三天，我应约到他家去。我2点半钟到的，我们谈话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在那里吃晚饭，他精神很好，并且很愉快，吃饭也吃得比较香。所以这消息对我来讲的确是晴天霹雳。16日晚，应戈扬之约我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了我与耀邦的来往。
今年我到美国呆了一个半月，发现出了英文的《胡耀邦传》，作者大概是个红卫兵，哈佛费正清中心请我去，离开哈佛时我请管图书的人员同作者取得联系，问是否已出中文版，因为我知道耀邦不能直接看英文，后来作者在我离美之前，寄给我英文版，把中文版的清样也寄给了我。4月5日前我就都转给耀邦了。那天去，我谈了许多美国的情况，谈到了刘宾雁在美国的情况。他还是很关心刘宾雁的。我也讲到了美国留学生对他的关心，对87年的事件留学生是一直记在心里的，留学生和我对话，总是要提到这件事情。
4月15日我写了四句诗：“天下奇冤一扫清”，包括我自己，我是1978年11月由在组织部工作的耀邦批准才有资格从流放地到医院去治病，然后于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这也是耀邦直接批准的，一回来很容易就解决平反了；第二句，“神州莫再有冤民”，即我们的国家不应该再有受冤枉的人了。也可作各种理解；第三、四句，“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人活在人的心里面永远生存下去的，他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有两千人拥挤着要同他握手，要同他合影，水泄不通，他到南宁之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他很叹息地跟我讲，假如我在广西再出门，再碰到张家界这种事情，而这种情景传到北京有什么好处呢？从这件事看到，为照顾大局，耀邦在87年后这两年半的痛苦心情。第二天有个摄影家经秦川介绍，去耀邦同志家中照像，拍照时，摄影师按惯例叫他笑一笑，耀邦有这么一句话，“我怎么笑得起来。” 所以，这是一张苦笑的照片，那天我们谈得时间很长，谈到怎么度过晚年的问题，我送给他那个传记了，其实那个传记我也没细看，当然很多要害的东西作者也不会知道。尽管作者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包括去过耀邦的家乡。我建议耀邦晚年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一生应该有点回忆，给后人留下点好东西，你的一生还是非常值得回忆，也尤其是非常值得留给后人的。特别是有两段，你是怎么受毛主席欣赏的。” 他是老红军中最年轻的，是1915年11月生的，现在红军长征留下来的最年轻的一代人，在延安担任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才二十几岁，虽比我大一岁半，那应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 中指出错误，防止扩大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过来的，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能够设法制止其扩大，这个是千难万难的。作为耀邦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狼，这种品质是最难得的。4月5日那天我们也谈到青年，他非常感概，“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怎么我们现在这么害怕青年呢！”
我与他比较密切的关系是从82年开始的，我到组织部工作，特别是12大召开之前，接触比较多，看到了他另一种优秀品质：确确实实货真价实的自我批评，在我党历史上，这也是一个人最难得、最可贵的品质，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第一个是黄克诚。十二大上关于一个同志的人事安排，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前后我顶了他三次，不同意这个同志的安排。他坚持，我顶，顶了三次，结果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品质非常不容易。我对上三峡工程一贯比较反对，85年时，我出了一本书《论三峡工程》，84至85年之间中央确实通过了要上三峡，我有篇文章想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清样最后送到中央，耀邦同志却不同意这文章发表，而且对我讲了几个 “闲话” 。后他送我一首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三峡是不应该上的。对于反对精神污染，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后来紫阳讲的那个话也是他参加意见的，他在与我多次谈话中讲到，“搞了28天不能再搞了。” 反对精神污染，没有他的话，不晓得要搞成什么样子。（秦川插话：他到日本去的那天晚上，专门打电话作了指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让邓力群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弄清楚的话，我们还会犯历史错误的。
中央美术学院张郎郎说，耀邦还活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心里还想着他，他在政治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被拉下台了。他看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健全的肌体，不能再自己清洗自己，再向前发展的话，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民主的气氛，没有一个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刚才戴晴说，党的70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已重复了无数次了。所以他真正要进行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的时候，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想，他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是否还是书生的议论呢？在他走了以后为什么我们的勇气又都来了呢？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党史不应该再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不是几个坏人陷害了他，他去世了。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历史很容易改正，事情很容易解决，把几个坏人拉下马就完了。我觉得党的民主生活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李昌同志的夫人）说：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我们十分悲痛和惋惜。我认识耀邦同志是在1940年，延安时代。比较熟悉还是在耀邦同志和李昌三度一起工作以后。第一次是1946年我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李昌是政治部主任，耀邦同志是纵队的政委。第二次是1951年底到到53年，在团中央，我们同住一个大院。最后一次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任命胡耀邦、李昌去中国科学院。他们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中一同经受了残酷斗争和严峻的考验。在这次斗争中，他们被揪到大连批斗，回来后，耀邦同志身体不好，一天晚上忽然听说他去世，我连忙跑去打听，证明那是讹传。没想到，这一次竟是真的，耀邦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耀邦同志正直诚恳，胸襟开阔，性格爽朗，思想深刻，境界很高。他待人热情真挚，乐于帮助同志。同志们遇到困难，或感到思想苦闷，都要去找他谈谈。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工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却热情接待，耐心地听他们倾吐心曲，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人们从他那里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感受党的温暖，他却遭到 “门庭若市” 的责难。
耀邦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光明磊落，他无私无畏，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尚的政治品质，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耀邦同志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会犯错误。最难得的是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承认就改正。1981年，江苏南京顾而谈文章的事就是一例。当他发现批评错了时，就打电话给省委，要顾而谈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首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公开了这件事。但是，有的所谓错误，却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中央文件列出的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有一条是说，耀邦同志在1984年1至4月谈到统一思想时说的 “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 的提法，其中后一句话把经济和整党等同起来，违反了中央整党决定。但是，据我所知，耀邦讲的这两句话，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见中央决定单行本第39页）。这句话没有错。如果说错了，那是中央文件错了，不是耀邦同志的问题。我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即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同时抄送给代总书记。我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对耀邦同志的问题重新审核，作出正确的结论。耀邦同志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在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七年间，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不常回家，去了几次没见到）。但从报道中知道，接连几个冬天他都在外地，在边疆边防战士和贫困地区人民中间，以古稀之年，饱受风刀霜剑，曾几次病倒，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在他离职约一年后的1988年8月14日，我们去看他，这时候他考虑的是，在后半辈子我做什么，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给我们留下永久的怀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童大林说：我只有一句话，从我内心来讲，耀邦同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正义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伟大的人。
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在京
举行联合悼念活动
尚之 常兰
4月19日，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在京联合举行悼念活动。应邀参加的有耀邦的家属、生前好友、老部下、老同事和有关各界的代表50人。戈扬主持，首先提议大家为耀邦默哀，并向耀邦遗像三鞠躬。遗像下面的一幅大字标语是 “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 两边放着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新观察》杂志社全体同仁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全体同仁分别敬送的花圈，被挂黑纱的遗像前簇拥着松柏和万年青。
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致词：“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 因丧事在身，德平提前离会了。
中顾委委员李昌作为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了终身难忘的往事之后说，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和知识分子交心，是青年很贴心的一位朋友。他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旧体制交替的复杂的局面中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不是说耀邦任何事都正确，但他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我想我们文化界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一部有很高思想水平的教科书。
中国作家学会书记处书记韶华说：要评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要看他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耀邦在党的关键时刻推进了历史。首先，像我们这样背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的人，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拯救了一大批老干部，这是推动中国历史紧步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勋。在党校，他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火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触及了许多老人家晚年的一些失误，这种讨论是需要勇气的。没有马列主义的水平，没有这样的一种胆略是不敢率先发起这样的讨论的。那天，我们作协去耀邦家中送花圈，我对他的家属讲了一句话，我们文艺界、文学界非常怀念耀邦同志，因为率先提出创作自由的正是耀邦同志，这对文艺的思想解放、文艺史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创作自由这四个字就永垂不朽，而且在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民心是杆秤，那么多人自发地去悼念，在天安门送花圈，说明耀邦是深得民心的。
理论家吴江发言道：耀邦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重建、复兴的重要关头，走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位杰出领导人。我讲的 “关头” ，大体上可指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也可以指拨乱反正时期，特别是前期。十一大后，小平虽已复出，但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不明朗的，有的人冤案还没有平反，好多同志没解决问题，已经出来的人也不愿出面讲话，其中有些人是脚踩两只船的，要看形势再行动。耀邦正是在此时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耀邦出来工作，担任党校副校长，上面还有校长，第一副校长在主持工作，他是不那么容易的。要给耀邦当时工作作一个评价的话，要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耀邦虽然下来了。但我想，他对个人问题毫不在意，他所担心的还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可能是使他一个很好的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很重要的原因。我错过了一个机会，本来约好会议以后去看望他，有些问题还需要向他请教，没想到他这样快就去世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由我们党来做，特别要由人民、要由历史来做出，越往后越可以看得清楚，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我昨天看一张香港报纸，有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旁观者清啊。那个报纸对他的评价：“努力改革、正直、诚实、深入民心。” 此话份量是相当重的，“如果有什么人一身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地为国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为止，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政治品质是崇高的，如果他的决策和工作的大方向没有错误，积极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不重要的过失，这样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应予充分肯定。”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
法学家于浩成吟诗哀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他主持领导理论务虚会、领导真理标准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新的兴起、提出了党在建国以后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耀邦是我们敬爱的导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说，耀邦同志的突然去世，大家既悲痛，也是非常惋惜。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纪念性悼念活动的时候，全国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是很不平静的。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的。希望学生也适当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希望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是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上才和耀邦同志认识熟悉的。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十来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对人民日报来讲，我们有说不尽的话，我们不仅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把他看成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改革开放、前进或遭受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支持、关心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首先是耀邦同志。许多事情，当时不是耀邦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有一件事：辽宁的《共产党人》月刊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文章到人民日报一个月才登出来，而且马上受到抵制，当时中宣部三位部长，两位副部长不同意，新华社不发统稿，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刻，耀邦挺身而出，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还有在理论问题上，耀邦给予了很多支持。我说他勇敢，是因为他不信邪不信 “棍” ，最贵是民心。三中全会后耀邦能那么勇敢地领导人民起来搞改革，没有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前些天，台湾记者徐璐问我对胡耀邦的印象怎么样？我没讲别的；我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到，他下来后这几年，我有几次专门找他，看望他。他虽不在其位了，但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世界还在思考，充满了忧虑。他曾经和我讲过几件事情，这也是今后我们在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次他问我，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党风？我说，我们不是自己讲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吗！他没有答话，最后只是讲：“可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恢复、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党风，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值得深思。另一例是，他下来后几次讲，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不能整知识分子。再一个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这两年来，他的心情并不好，主要是他总觉得，我们现在缺乏一种什么东西，把人民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现在中央提出要振奋精神，到底用什么来振作人民的精神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悼念、纪念、评价、继承所要思考的问题。
马列主义研究专家苏绍智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开明、尊重知识、重视理论，是和知识分子心连心的一位领导人。我个人和他接触比较少，但我对他一直是尊重的。早在1975年他同 “四人帮” 斗争，他铮铮铁骨，我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我们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耀邦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接见我们。他讲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没有打棍子，很多人，当时我记得是李洪林第一个讲的，怎么没有打棍子呢？有的人被开除出党了嘛；吴明瑜同志说还有被撤职的呢！当时我也插话，还有人被驱逐出了北京。但是耀邦根本不在乎他讲话时别人这么多插话，他就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说你们可以打报告来，我们可以批嘛。这种气度，在我们领导人中是比较少的。他不但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很认真地表示了他的态度。此事虽然不大，但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前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很多人为他惋惜和不平，可是耀邦对此坦然处之，而且他还是继续认真地考虑国家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耀邦本人从不以权谋私，两袖清风，心地坦然，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哀悼、怀念和不平，这也不是偶然的。
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发言中说，耀邦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而且在悲痛中，思考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大家最称道的是拨乱反正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又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深入群众是耀邦的最突出的特点。吴象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有几次列席书记处会议，讨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彼此可以争论。而过去在省里也列席一些常委会，领导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真正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比较少的。而当时书记处确实真正地让大家畅所欲言，能听到不同意见，而耀邦本人对有些问题也发表非常尖锐的意见，很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对 “二道贩子” 的问题，他指出这个提法就不对，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运输啊，需要流通啊，在宣传上如此反对二道贩子，没有好处，但是有些不同意见都能在这里说。大家也敢于在耀邦面前说话，他平易近人，个别交谈时，能引导你把话都说出来，从中获得营养，使他对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有更多的素材。他在总书记任上，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最多，去的地方最多，下去的时间最长。可以说，耀邦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贯穿到他最后。拨乱反正中有那么大的阻力，他能够力排众议、勇往直前，表现出这种非凡的勇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历史唯物主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那么第一步改革就不可能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他的功绩不光是在组织上为许多人平反，而且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简直象一团火那样来解决那么多困难，不是偶然的。他一直以无私的心来爱护我们党的干部。现在，我们的改革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大的环境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县在县的范围之内就做了不少事情，对改革有所促进，所以希望还在下面，希望还在群众，希望还在实践里面。至少在这一点上耀邦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的，永远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群众的东西武装我们自己，加强我们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立凡说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同志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作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专门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同志表了态，对文件作了改动，再后来下达的中60号央文件上，父亲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的首位。这件事我终生难忘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
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久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作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
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历史的时期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作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和牺牲。
诗人、翻译家、《诗刊》副主编刘湛秋对耀邦的去世表示无比的痛惜。他非常动情地说，人们一直认为，耀邦是党内风范最高尚的代表，是党的杰出的领导人，是热情洋溢的改革开放者，也是推行小平新时期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动者。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又看到了 ‘中国魂’ 这样三个字时，我流出了眼泪。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把人民的激情再次抛入谷底，那我们就要犯重大错误。我觉得，对耀邦的不公正待遇应该重新评估。今天有助于我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诗人，刘还在会上朗诵了献给耀邦家人的长诗《他ーー死在岗位上》。
报告文学家戴晴发言说：“刚才诸位前辈发言，都是自己和耀邦同志的交往，谈到了这个伟大的人的一生。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和他没有任何亲自交往，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讲讲。我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是没有任何力量替代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应该重复一句我们经常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改革不往前走的话，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往前推进的话，那么下面面临的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在今天，我要特别谈到，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政治。引起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党快70年了，70年中我们有过数位总书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位总书记是陈独秀先生，他是在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自动辞职的，原因是他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不能按他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来做事情。接着就是瞿秋白，无论是在他28年第一次上任的时候，还是后来在30年第二次，批判刘志丹的时候，瞿秋白代表的都是第三国际的力量、意图，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也是在根本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把他从总书记位子上拿下去了。接下去是王明，曾经有过完全相反的意见，支使他的也是外国的力量而不是他本人。然后是张闻天总书记，到了延安先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是主席团的主席毛泽东在主持工作，他这个总书记等于是有名无实的，可有可无的了。此后就没总书记了，一直到1956年开了八大之后，才有了总书记邓小平。然后邓小平这个总书记几乎是在一天之内，说拿掉就被拿掉了。再有总书记就是胡耀邦了。我觉得耀邦一生中最悲惨的事就是作违心的检讨。
今天我悼念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刚才一些同志的讲话使人非常痛心，也让人深思。你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先生，但我感到我必须提出：苏绍智先生刚才提的，就是当他被从他的位置上拿下来之际，他是坦然处之，我觉得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无论你是一个普通党员，还是中层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你不能坦然处之。我觉得一定要分出个是非来，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我们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希望不能够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人格上，而应该建立在机制的保证上。
中顾委委员、著名科学家于光远披露纽约《中报》记者李春光电话采访他时讲起的情况，邓力群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耀邦同志是逝世后，我立刻到医院去向遗体告别，我是很悲痛的，我和他虽然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一向很深的。他死了以后我更加怀念他，他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他品质高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 后来邓还对李春光讲：“你在耀邦逝世的时候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 对这些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耀邦和我在30年代作为青年工作者彼此认识，但是成为朋友是在批邓前后，我们一起反对江青，也一起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作客，他用 “难兄难弟” 概括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想到1987年初，我们又成为 “难兄难弟” 。他 “下台” 以后，我曾经对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说两个人之间可以是朋友而非同志，或者同志而非朋友。只要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彼此就会以同志相称。但是成为朋友，彼此还要有交友的愿望，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才成为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我和耀邦是同志加朋友这样一种关系，我珍视这种友谊，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他的去世使我深深悲痛。李春光转告的这话的意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我的确是很悲痛，但光是悲痛不行，还要作进一步的思索，还要进行工作，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特别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对 “中国讣告学” 没有研究，不知在座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什么人可以在死的时候加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连这个也没有，他 “到不了”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规格。这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的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很反对表现在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是它是存在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判断，耀邦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