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活在我们心中
《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在京
举行联合悼念活动
尚之 常兰
4月19日，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在京联合举行悼念活动。应邀参加的有耀邦的家属、生前好友、老部下、老同事和有关各界的代表50人。戈扬主持，首先提议大家为耀邦默哀，并向耀邦遗像三鞠躬。遗像下面的一幅大字标语是 “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 两边放着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新观察》杂志社全体同仁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全体同仁分别敬送的花圈，被挂黑纱的遗像前簇拥着松柏和万年青。
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致词：“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 因丧事在身，德平提前离会了。
中顾委委员李昌作为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了终身难忘的往事之后说，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和知识分子交心，是青年很贴心的一位朋友。他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旧体制交替的复杂的局面中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不是说耀邦任何事都正确，但他确实是我们党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我想我们文化界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一部有很高思想水平的教科书。
中国作家学会书记处书记韶华说：要评价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要看他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耀邦在党的关键时刻推进了历史。首先，像我们这样背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的人，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拯救了一大批老干部，这是推动中国历史紧步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勋。在党校，他点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火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触及了许多老人家晚年的一些失误，这种讨论是需要勇气的。没有马列主义的水平，没有这样的一种胆略是不敢率先发起这样的讨论的。那天，我们作协去耀邦家中送花圈，我对他的家属讲了一句话，我们文艺界、文学界非常怀念耀邦同志，因为率先提出创作自由的正是耀邦同志，这对文艺的思想解放、文艺史的发展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创作自由这四个字就永垂不朽，而且在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民心是杆秤，那么多人自发地去悼念，在天安门送花圈，说明耀邦是深得民心的。
理论家吴江发言道：耀邦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重建、复兴的重要关头，走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位杰出领导人。我讲的 “关头” ，大体上可指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也可以指拨乱反正时期，特别是前期。十一大后，小平虽已复出，但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不明朗的，有的人冤案还没有平反，好多同志没解决问题，已经出来的人也不愿出面讲话，其中有些人是脚踩两只船的，要看形势再行动。耀邦正是在此时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耀邦出来工作，担任党校副校长，上面还有校长，第一副校长在主持工作，他是不那么容易的。要给耀邦当时工作作一个评价的话，要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耀邦虽然下来了。但我想，他对个人问题毫不在意，他所担心的还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可能是使他一个很好的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很重要的原因。我错过了一个机会，本来约好会议以后去看望他，有些问题还需要向他请教，没想到他这样快就去世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由我们党来做，特别要由人民、要由历史来做出，越往后越可以看得清楚，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我昨天看一张香港报纸，有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旁观者清啊。那个报纸对他的评价：“努力改革、正直、诚实、深入民心。” 此话份量是相当重的，“如果有什么人一身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地为国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为止，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政治品质是崇高的，如果他的决策和工作的大方向没有错误，积极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不重要的过失，这样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应予充分肯定。”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
法学家于浩成吟诗哀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敬佩爱戴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们一个沉重的损失！他主持领导理论务虚会、领导真理标准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新的兴起、提出了党在建国以后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耀邦是我们敬爱的导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说，耀邦同志的突然去世，大家既悲痛，也是非常惋惜。但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纪念性悼念活动的时候，全国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是很不平静的。我现在的心情是这样的。希望学生也适当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我希望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是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岗位上才和耀邦同志认识熟悉的。我觉得，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十来年，正是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一生最成熟的、生气勃勃的、最辉煌的时期。对人民日报来讲，我们有说不尽的话，我们不仅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把他看成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改革开放、前进或遭受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支持、关心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首先是耀邦同志。许多事情，当时不是耀邦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有一件事：辽宁的《共产党人》月刊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文章到人民日报一个月才登出来，而且马上受到抵制，当时中宣部三位部长，两位副部长不同意，新华社不发统稿，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刻，耀邦挺身而出，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还有在理论问题上，耀邦给予了很多支持。我说他勇敢，是因为他不信邪不信 “棍” ，最贵是民心。三中全会后耀邦能那么勇敢地领导人民起来搞改革，没有无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前些天，台湾记者徐璐问我对胡耀邦的印象怎么样？我没讲别的；我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再高明，得不到人心，不是那么仁爱，不是那样纯洁，我看就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到，他下来后这几年，我有几次专门找他，看望他。他虽不在其位了，但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世界还在思考，充满了忧虑。他曾经和我讲过几件事情，这也是今后我们在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次他问我，你怎么评价我们现在的党风？我说，我们不是自己讲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吗！他没有答话，最后只是讲：“可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恢复、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党风，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值得深思。另一例是，他下来后几次讲，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知识分子，不能整知识分子。再一个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这两年来，他的心情并不好，主要是他总觉得，我们现在缺乏一种什么东西，把人民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现在中央提出要振奋精神，到底用什么来振作人民的精神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悼念、纪念、评价、继承所要思考的问题。
马列主义研究专家苏绍智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开明、尊重知识、重视理论，是和知识分子心连心的一位领导人。我个人和他接触比较少，但我对他一直是尊重的。早在1975年他同 “四人帮” 斗争，他铮铮铁骨，我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我们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耀邦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接见我们。他讲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没有打棍子，很多人，当时我记得是李洪林第一个讲的，怎么没有打棍子呢？有的人被开除出党了嘛；吴明瑜同志说还有被撤职的呢！当时我也插话，还有人被驱逐出了北京。但是耀邦根本不在乎他讲话时别人这么多插话，他就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说你们可以打报告来，我们可以批嘛。这种气度，在我们领导人中是比较少的。他不但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很认真地表示了他的态度。此事虽然不大，但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前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很多人为他惋惜和不平，可是耀邦对此坦然处之，而且他还是继续认真地考虑国家大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耀邦本人从不以权谋私，两袖清风，心地坦然，处处为人民着想，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哀悼、怀念和不平，这也不是偶然的。
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发言中说，耀邦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的悲痛，而且在悲痛中，思考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大家最称道的是拨乱反正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又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深入群众是耀邦的最突出的特点。吴象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有几次列席书记处会议，讨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彼此可以争论。而过去在省里也列席一些常委会，领导人、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真正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比较少的。而当时书记处确实真正地让大家畅所欲言，能听到不同意见，而耀邦本人对有些问题也发表非常尖锐的意见，很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对 “二道贩子” 的问题，他指出这个提法就不对，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运输啊，需要流通啊，在宣传上如此反对二道贩子，没有好处，但是有些不同意见都能在这里说。大家也敢于在耀邦面前说话，他平易近人，个别交谈时，能引导你把话都说出来，从中获得营养，使他对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有更多的素材。他在总书记任上，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最多，去的地方最多，下去的时间最长。可以说，耀邦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贯穿到他最后。拨乱反正中有那么大的阻力，他能够力排众议、勇往直前，表现出这种非凡的勇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历史唯物主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那么第一步改革就不可能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他的功绩不光是在组织上为许多人平反，而且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他简直象一团火那样来解决那么多困难，不是偶然的。他一直以无私的心来爱护我们党的干部。现在，我们的改革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在大的环境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县在县的范围之内就做了不少事情，对改革有所促进，所以希望还在下面，希望还在群众，希望还在实践里面。至少在这一点上耀邦的风范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的，永远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群众的东西武装我们自己，加强我们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立凡说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同志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作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专门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同志表了态，对文件作了改动，再后来下达的中60号央文件上，父亲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的首位。这件事我终生难忘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
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久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作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
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历史的时期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作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和牺牲。
诗人、翻译家、《诗刊》副主编刘湛秋对耀邦的去世表示无比的痛惜。他非常动情地说，人们一直认为，耀邦是党内风范最高尚的代表，是党的杰出的领导人，是热情洋溢的改革开放者，也是推行小平新时期政策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动者。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又看到了 ‘中国魂’ 这样三个字时，我流出了眼泪。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把人民的激情再次抛入谷底，那我们就要犯重大错误。我觉得，对耀邦的不公正待遇应该重新评估。今天有助于我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诗人，刘还在会上朗诵了献给耀邦家人的长诗《他ーー死在岗位上》。
报告文学家戴晴发言说：“刚才诸位前辈发言，都是自己和耀邦同志的交往，谈到了这个伟大的人的一生。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和他没有任何亲自交往，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讲讲。我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是没有任何力量替代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应该重复一句我们经常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改革不往前走的话，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往前推进的话，那么下面面临的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在今天，我要特别谈到，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政治。引起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党快70年了，70年中我们有过数位总书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位总书记是陈独秀先生，他是在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自动辞职的，原因是他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不能按他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来做事情。接着就是瞿秋白，无论是在他28年第一次上任的时候，还是后来在30年第二次，批判刘志丹的时候，瞿秋白代表的都是第三国际的力量、意图，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也是在根本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把他从总书记位子上拿下去了。接下去是王明，曾经有过完全相反的意见，支使他的也是外国的力量而不是他本人。然后是张闻天总书记，到了延安先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是主席团的主席毛泽东在主持工作，他这个总书记等于是有名无实的，可有可无的了。此后就没总书记了，一直到1956年开了八大之后，才有了总书记邓小平。然后邓小平这个总书记几乎是在一天之内，说拿掉就被拿掉了。再有总书记就是胡耀邦了。我觉得耀邦一生中最悲惨的事就是作违心的检讨。
今天我悼念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刚才一些同志的讲话使人非常痛心，也让人深思。你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先生，但我感到我必须提出：苏绍智先生刚才提的，就是当他被从他的位置上拿下来之际，他是坦然处之，我觉得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无论你是一个普通党员，还是中层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你不能坦然处之。我觉得一定要分出个是非来，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我们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希望不能够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人格上，而应该建立在机制的保证上。
中顾委委员、著名科学家于光远披露纽约《中报》记者李春光电话采访他时讲起的情况，邓力群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耀邦同志是逝世后，我立刻到医院去向遗体告别，我是很悲痛的，我和他虽然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一向很深的。他死了以后我更加怀念他，他的经历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他品质高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 后来邓还对李春光讲：“你在耀邦逝世的时候想到我，使我非常感动。” 对这些话我是这样考虑的，耀邦和我在30年代作为青年工作者彼此认识，但是成为朋友是在批邓前后，我们一起反对江青，也一起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作客，他用 “难兄难弟” 概括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想到1987年初，我们又成为 “难兄难弟” 。他 “下台” 以后，我曾经对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说两个人之间可以是朋友而非同志，或者同志而非朋友。只要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彼此就会以同志相称。但是成为朋友，彼此还要有交友的愿望，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才成为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我和耀邦是同志加朋友这样一种关系，我珍视这种友谊，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他的去世使我深深悲痛。李春光转告的这话的意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我的确是很悲痛，但光是悲痛不行，还要作进一步的思索，还要进行工作，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特别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对 “中国讣告学” 没有研究，不知在座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什么人可以在死的时候加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连这个也没有，他 “到不了”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规格。这本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它是客观的存在。黎澍去世的时候很反对表现在八宝山灵堂里面的等级主义，但是它是存在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判断，耀邦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