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 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 ，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 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 。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 “ 国内人心所向 ” 和 “ 国际进步潮流 ” 。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 《人民日报》 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 “ 对话 ” ，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 “ 人质 ” ，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 “ 赌注 ”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 “ 声援 ” 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 人民日报 》社论有 “ 错误 ” ，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搞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耍弄的有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的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指教 ” 。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 “ 决定 ” 。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 “ 打倒邓小平 ” 、 “ 邓小平必须下台 ” 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 “ 拥护赵紫阳 ” 、 “ 赵紫阳万岁 ” 、 “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 ” 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已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 “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 ” ， “ 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 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各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 “ 智囊 ” 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处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 “ 还我紫阳 ” 、 “ 保卫紫阳 ” 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联，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 “ 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 的思潮相当严重的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 “ 已在瓦解 ” ，可以 “ 不胜而胜 ” ，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 、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 “ 大气候 ” 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 “ 四人帮 ” 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 民主 ”、 “ 自由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 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的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至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 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