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党的革命实践中，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了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胜利，违反了毛主席的思想就吃亏，就失败。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只要毛主席思想同群众见面，就能变为群众的思想，就能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根据这种经验教训，今后我们必须稳稳掌握毛主席思想同群众见面，及时传达和迅速落实毛主席思想。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才不会为冒牌的社会主义，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所欺骗。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此广泛的普及，是最大的收获之一。
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收获，概括起来讲，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比过去说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更大。比过去说的损失，越来越小，小得很。可以肯定，是一换百，一换千，一换万，是一本万利的收获。这种损失同它得到的胜利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无代价的胜利是没有的。打仗，有时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没有这点损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革命不付出一点代价，就不可能胜利。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一点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就迷失了方向，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二月逆流” 集中地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胜利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才使他们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糊涂的想法。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不是重复过去的，而是更高、更大的看出，成绩是更大、更大，损失是更小，更小。
中国文化大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的历史地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泛、最深入，最能影响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通过比较才能理解它的成绩最大，最大。
我不懂得历史，全党的历史权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权威，不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权威。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只是在中央开会时经常听到毛主席讲一些。在我看，世界上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前四世纪、五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处于繁盛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它影响全世界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世界思想的渊源。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璧鸠鲁，苏格拉底，这些人已载入世界历史。它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后来也影响中国的思想，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但那种文化是有阶级性的。处于希腊奴隶制度盛行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服务的文化，为奴隶制度辩护的文化。伯拉图写一本书，叫《理想国》，以对话的形式为奴隶主辩护，说明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奴隶主专政，后来成为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对思想方面，艺术方面，哲学方面都起了作用。这是奴隶制度时的文化，和我们文化大革命比一比，那是微不足道的。有一句话，叫 “小巫见大巫” 。看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知道我们是大巫，他们那个是小巫，他们没什么了不得。
第二次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出现，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大概是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这时，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十六世纪上半叶，进入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时代。这时，他们基本思想是反对神权，反对宗教，提倡人性。但是，他说的人性是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他不敢说有。提倡自由，但不敢说谁的自由。但他反对神权，反对宗教这种思想传到英国、法国、德国。传到德国后，产生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就转化为农民战争，后来德国长期处于农民革命的震荡中间，长期不统一。在英国，我们大家看过有名的莎士比亚戏剧。各国都发生了受它影响的东西，有的在文艺方面，有的在政治方面，有的在经济方面，有的是各方面都有点。这次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次文化运动，是文化的革命或者叫文化的改良。当然，在意大利之后，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传到法国，就形成一个法国启蒙运动。我们大家熟悉的孟德斯鸠、卢梭，还有德国的费尔巴哈很多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的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的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来源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付利叶，也来自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改良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革命的或者改良的；第三次呢？全部是革命的。当然后来有叛变这个革命的。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西欧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法国发生了起义，英国发生宪章运动，法国就是里昂起义，德国也发生了纺织工人罢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是一个代表新的阶级和新的思想体系，是为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新的阶级指明任务，指明前途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完全是革命运动。列宁的思想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恩格斯死于一八九五年，列宁生于一八七〇年，所以，可以说他是同时代相衔接的。列宁长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恩格斯还没有死。那时候恩格斯还继续在著作。所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人类第三次文化革命运动。但是马克思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以后纷纷叛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俄国没有叛变，其他全部叛变了，但是俄国也还有少数派叛变。可是马克思、列宁他们的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样传播到七亿人口当中去，他们合起来只有那样多的人口，而每个国家搞每个国家的一套，而没有象我们这样一下子就在七亿人口的国家中传开，所以他们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深刻的程度比我们差得多，根子扎得浅得多。而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在七亿人口中广泛地传播。不仅如此，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广泛地传播。在不久前，法国所发生的大的这种群众革命运动，有它自己的内在因素，但是也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影响和推动，很多都学了我们的。这次法国罢工的人数，可以说超过法国自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生以后所没有的规模。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六月曾发生过武装起义，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八七一年又发生巴黎公社，马克思也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占绝对优势，当时是受蒲鲁东思想和布朗基思想影响。布朗基不要群众，蒲鲁东不要政权，不要专政。但客观上这次运动是武装起义的运动，所以，有历史意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生三次世界性的文化运动，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他们一样大，更不是比他们小，也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在七亿人口中间广泛流传，而且是地球上几十亿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重要收获之一。
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当怎样看法？不是最小，不是一样大，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的一次。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作法的问题
毛主席说：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 ‘左’ 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又说：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次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从头到尾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路线问题基本上是这么几点：
最主要的是发动群众。要不要发动群众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斗争的焦点所在。毛主席主张发动群众，刘邓代表的反动路线，反对发动群众，镇压群众。这场文化大革命用什么路线进行决定这场革命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刘邓司令部抛出来的 “二月提纲” ，是镇压群众的黑纲领。他们对批判 “海瑞罢官” 的姚文元的文章不许登报。他们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江青同志 “文艺座谈会纪要” 是同 “二月提纲” 针锋相对的，是反对他们的反动路线的，是对准刘邓司令部及其黑班子的。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 “二月提纲” ，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一套班子彭、罗、陆、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第一套班子打垮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五 ・一六” 通知，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这两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清算了刘邓的错误。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内一个暗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开了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盖子，大大震动了全党，极大鼓舞了群众斗志，发动了亿万群众，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展开了。但刘邓司令部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镇压群众的作法失败以后，又用新的手法继续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反革命经济主义邪风，表面上关心生产，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施用以生产压革命的诡计。这就和罗瑞卿表面上搞军事训练，实际上想压制毛主席建军思想在军队的传播，但是他不公开说。第一套班子的人，第二套班子的人，都是以同样的手法压制群众的，压制群众革命的。
路线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党内路线斗争公诸于众，把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互相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创举。从来也没有那一个领袖象毛主席这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路线交给群众，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例外。
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措施。比如。
八次接见一千三百万红卫兵；
采取四大的办法，把大字报贴在街上；
改变刘邓不准串连为互相串连的办法；
批准了军委、总政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发布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
支持上海，“一月风暴” ，等等；
亿万群众发动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证。不发动群众，按刘邓的办法，只依靠少数人，就使运动冷冷清清，使运动夭折，使运动不能达到应有的成果。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间，很明显的有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的路线；一条是镇压群众的路线。
毛主席说：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又说：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所以，文化大革命头一条作法，主要的作法，关键的作法，就是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作法，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作法，是符合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作法，是有事实、有理论根据、有实践证明的作法，是我们党永远要坚持的作法。
我们的政权，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劳动人民的党、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与此相敌对阶级的人沾染进来的政权。除非他们放下武器，彻底投降，我们跟他搞点统一战线。团结间接同盟军，这是一种暂时的、部分的作法，是一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我们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劳动群众。只有这个才强有力，只有这个才可靠，其他是不可靠的，其他是没有力量的，其他不能保证革命。这次路线斗争，主要是这么个问题。这个两条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作法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作法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来依靠群众，否则，我们便一事无成。
第二个方面，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一方面也是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力量，没有保证来进行这个革命。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成为非常的必要。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先决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成为如此广泛的可能。在苏联，他们也取得了政权，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完全可以依靠群众，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是修正主义。一系列的国家转化、蜕化为修正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我们要实行大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缺一不可的，是相互促进，相互保证，互相发展的。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是毛主席掌舵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别的什么领导。是由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领导的，一切惊涛骇浪，任何时候出现乌云满天，我们有了毛主席领导，就可乘风破浪，击退逆流，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领导班子的问题。当然，它的下面的实力还是枪杆子。各级的领导班子，我们必须很好配备。必须是拥护毛主席的，相信群众的，能够自己进行思想革命化的，这样的一种班子。如果这个领导班子被叛徒、特务、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话，就要发动群众把它夺回来！象上海 “一月风暴” 以后的作法那样。
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军队。所以军队本身更要加强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进行思想革命化，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军队本身才能起到履行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成为专政的实力。军队必须在 “三支” “两军” 中，正确对待群众，坚决实行 “五不” 的作法，无论如何不能镇压群众，特别是不能开枪镇压群众。我常常和同志们说，子弹是没有眼睛的，一大群人，好人坏人是不分的，打出去，好人打了，坏人没打着。所以，无论如何开枪不是办法，即使群众里面有反革命、有叛徒，也不能开枪，只能采取 “五不” ，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粗暴的作法同吴佩孚的作法没有区别，同段祺瑞的作法没有区别，同蒋介石的作法没有区别。
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发动广大群众，一方面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其次，要排除干扰，使毛主席的指示能够落实。发生干扰和阻力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是敌对阶级的存在，是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的存在，外部帝、修、反的存在的反映。这种干扰，不从阶级上看，把他当作偶然的事件，是不对的。从阶级看根源，他的家庭出身，亲戚朋友，社会影响，他所受到的舆论推动，使他走向反党反对革命的作法。
运动中，一条是执行正确路线，一条是排除干扰。一个是 “左” 的干扰，一个是右的干扰，主要是右的干扰。典型的是 “二月逆流” 。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这是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企图否定文化革命的必要，否定文化革命的成绩，想为刘邓翻案，并且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以保老干部，稳定军队，保护高干子女，关心生产等等漂亮的口号掩护他们反党的。他们要党的领导，是要刘邓的领导，不是要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他们关心革命老干部是假的，包庇叛徒、特务、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自己是真的。真正关心老干部的不是他们而是毛主席。他们关心高干子女是假的，反对红卫兵，为 “联动” 翻案却是真的。他们怕搞乱军队是假的，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同中央文革对立，反对中央文革是真的。他们关心生产是假的，以生产压革命，破坏生产是真的。他们运动开始追随刘邓镇压群众，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火烧，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也要火烧，这不是打击一大片吗！这就造成不少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风，抓军队高干的风，冲击军队的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反对军委 “五条指示” ，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等等，都是 “二月逆流” 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事实昭然若揭，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毛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种打算，由于 “二月逆流” 的出现，使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他们大闹怀仁堂，毛主席在二月十八日召见他们，指出 “二月逆流” 黑干将的错误，严肃地进行了批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多次对他们批评，全国群众都声讨 “二月逆流” 。 “二月逆流” 的破产，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次十二中全会严肃批评、清算 “二月逆流” ，是完全必要的。如不批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要流产。但参加 “二月逆流” 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还是有点区别的。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允许他们改正。毛主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一是严肃的批，但还要保，并希望选他们为 “九大” 代表。但他们应更加警惕，不要把尾巴翘起来，坚持错误不改。还有几位职务较高的老同志，一贯有右倾的错误，他们也应当接受教训，毛主席也希望选他们为 “九大” 代表。
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致转到反对了。过去这种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没有民主革命那么舒服。因此，他们觉得利益有点损失，这就由革命的老战友、老战士变为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点，是值得我们同志很好的接受教训的。
“二月逆流” 对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右的方面的代表。当他的右走到过分的时候，就引出了 “左” ，导致了 “左” 的抬头。王、关、戚，就是 “左” 的反党集团的代表。他们以极 “左” 的思潮，大搞形 “左” 实右的作法。他们是打击一大片，打倒一切。其实，王、关、戚他们是刘、邓、陶班子的老成员，刘、邓、陶班子的余孽。他们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和 “九・五命令” ，江青同志发表的 “九・五” 讲话，特别是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发表的指示，王、关、戚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阴谋遭到了粉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六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从四月至九月，由于 “二月逆流” 与 “左” 的干扰，造成的恶果，使预定成立的革委会都把时间推迟了。这段时间，看来比较乱，但它有很大的好处，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取得了经验。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指示发表后，很快把局面扭转过来了。到今年四月，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今年三月间，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勾结大叛徒余立金和傅崇碧，耍两面派，实际上他们是搞阴谋活动，是干扰毛主席正确路线执行的。中央 “七・三” 、“七・二四” 布告，对于这种一方面是极 “左” 的作法，一方面是顽固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在中间捣鬼所造成的局面，刹住了这股邪风，而使全国实现了一片红。
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 “多中心论” 思潮和作法。多中心卽无中心，多中心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是以自己为中心，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是搞分裂主义。我们要反对多中心，要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继续批判反动的 “多中心论” ，这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唯一的领导中心。他们搞 “多中心论” ，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中，一下出现这种干扰，一下出现那种干扰，都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对依靠群众的路线打击走资派，都被毛主席很快识别了。中央文革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有力措施，使 “左” 的右的阴谋统统失败了，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路线问题。至于政策问题那就更多。概括起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民主，大民主，同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排除 “左” 的右的干扰，主要是右的干扰，才能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下去。
〔蔵書目録注〕
上文中の青字は、次のように変更したものである。
布郎基 → 布朗基
なお、上文中の「二月逆流」の部分の幹部の人名については、《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河南人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1版 の 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の （三）“点名很有必要” に引用された資料が参考になる。（下は、その一部で、青字が上文では具体的に出てない人名である。）
参加 ‘二月逆流’ 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外，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谷牧与彭德怀、贺龙是有点区别的。
また、引用された同じ資料では、「多中心論」の代表は、聂荣臻となっている。
さらに、王年一の注釈か？次のような人名も出ている。
还有几位职位较多的老同志（朱德、陈云、邓子恢），一贯有右倾错误，